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再就业问题

第一篇：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再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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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再就业问题

作者：王德仁

来源：《科技创新导报》2011年第18期

摘 要:本文从现实出发,对促进农村再就业的主要思路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在促进农村再就业的实践中,更注重用系统的方法分析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失业农民再就业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6(c)-0254-01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状况

目前,我国城市化的水平已经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9年的48.7%,发展速度非常迅速。有专家指出,我国的城市化建设是大规模的造城活动,以大量占用农民的土地为基本形式。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发展过程中导致的农民失地现象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维持生活却是必须关注的问题。导致农村失地农民再就业难的因素

2.1 地方政府领导的认识不够

作为领导干部,应该以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强化服务理念。现阶段因为部分地区的领导干部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从而出现了就业扶持力度不够的现象。只是单纯地进行生活费用的补贴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

2.2 征地安置补偿措施缺乏多样性

我国征地安置补偿模式存在很多问题,补偿措施非常单一。虽然相关规定明确了三种针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方法,但是许多征地单位只是对失地农民进行一次性的费用补偿,这种方式根本不能很好的解决失地农民的在就业问题,不利于长远发展。

2.3 失地农民缺乏市场竞争力

失地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大多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的工作,而这类工作的工资待遇又不高。另外,失地农民的就业观念也不强使得他们缺乏竞争意识,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再就业安置工作。

2.4 再就业培训机制不够完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正逐步从体力型转向技能型,许多用人单位都对应征者提出了技能要求。而失地农民的文化水平偏低,以及劳动技能较低的现状很难适应这一要求。而部分地方政府由于缺乏资金,而导致对农民的再就业培训力度不够。3 解决我国农村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的对策

3.1 政府方面

(1)制定相关的就业政策,成立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的专门机构,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为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安置工作提供各种便利,积极引导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

(2)加大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力度,为当地失地农民创造良好的再就业环境。我国大部分农民的思想比较守旧,不愿意走出找工作,因此针对这部分失地农民,如果乡镇企业工作的发展可以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对于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仍然以国家救济乡村集体办福利事业为主。只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已经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改革试点,其他的项目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府没有很好的履行相应的职责,不能为失地农民提高良好的社会保障。

(4)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普遍偏低,是失地农民就业难的直接原因。因此非常有必要加大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政府要提供相应的培训机构,开展多种方式、多层次的技能培训。在培训中要考虑到农民的年龄、性别以及技能需要等各方面的因素。同时,在培训过程中不仅要进行理论知识的讲解,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技能的实践培训。

(5)土地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农民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土地的大量征用而导致了失地农民的出现。因此想要从源头上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必须有效规范土地征管制度及征地程序。建立严厉的征地节约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3.2 社会方面

(1)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种中介机构在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的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所以,各地政府必须注重并培育各种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以此作为连接和沟通用人单位与失地农民的媒介,为失地农民免费提供就业信息,对失业农民进行合理的职业安排,专门组织面向失地农民的招聘会。

(2)中介机构不仅可以提供免费的培训,而且具备广泛搜集各企业用工信息的能力,并且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组织专业人员对失地农民进行相关的技能培训。这样可以提高失地农民的技能,为增加其就业的成功率提高保障。

3.3 企业方面

(1)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益,从而推展失地农民再就业安置工作的展开。企业发展可以相应的增加就业岗位,这对于解决失地农民的在就业问题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因此乡镇企业要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契机,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和管理能力,成为吸纳失地农民实现其再就业的主要载体。

(2)乡镇企业不仅要注重发展自身经济,还应该关注对失地农民的吸纳与利用。不能限制或歧视失地农民,并且要为失地农民提供能够胜任本企业工作岗位的技能培训。另外,企业还要维护失地农民在本企业从事劳动过程中的各项合法权益,建立合理、合法的工资制度以及社会劳动保障制度,从而为失地农民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3)乡镇企业要合理的安排产业布局,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乡镇企业在进行选址的时候,要尽量选在农村的中心城镇,这既有利于各企业间的互相合作,还能够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就近就业的愿望。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应该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结合当地特色发展相关产业,例如: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加工业以及旅游文化产业等,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大量失地农民实现就业,而且也有利于企业自身经济的发展。

3.4 其它方面

发展小城镇吸纳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是现有条件下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而且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其原因是:

(1)小城镇建设所需要的费用比较低,而吸收的就业量却比较高,在促进失地农民再就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2)小城镇的发展不仅可以解决部分失地农民再就业的问题,而且还能够为农业发展提高更多的市场信息以及相关技术,从而可以带动我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3)相对于发展大中城市,发展小城镇的过程中城乡矛盾相对较小,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结语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失地农民难就业是我国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因此,社会各界应该共同努力,为解决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提高各种帮助,以促进我国各项事业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农村就业促进政策高级研讨会论文集(国家劳动部主办),2000.1.[2] 赵树凯。缓解就业压力需要城乡统筹.中国经济时报,1999.3.3.[3] 张泽荣.缓解剩余劳力与就业新思路.亚太经济时报,1999.3.23.[4] 汤沛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的政府责任研究[J]．法制与社会,2008(8)．

第二篇：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失地问题[范文]

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失地问题 [摘要]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建设和改造拆迁问题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对关于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层被拆迁者的维权模式两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

[关键词]城市拆迁失地农民

城市化是人类从落后走向文明不可抗拒的铁律，在发展过程中也积存下许多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城市建设和改造而产生的房屋拆迁矛盾已成为我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最不稳定因素之一。仔细品味以往有关拆迁研究的文章，学者们普遍持一种“结构”解释的立场，即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是由于现有制度、法规或政策不完善导致的。从整体上来看，这类的研究往往政策性较浓，用的是从上而下的角度来看问题。另外一些学者则是从底层社会，被拆迁者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被拆迁者的群体特征出发来分析问题，被拆迁者用“民间的智慧”对强势群体所施加的压力给予回应，把被动局面转变成为主动用自己的形式来予以反抗和斗争。在这里，我们对关于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层被拆迁者的维权模式两方面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

一、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引发的问题

现行的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的方面，学者们从土地制度角度进行思考，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土地制度所有权主体的错位、土地的归属权不明确、土地使用规则不确定。在这一问题上，马良灿从土地制度分析农民维权运动，国家与农民三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关于土地征用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特别指出了在众多学者谈论中，忽视了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原则和土地补偿中的“差别正义”原则[1]。而李世平、江美丽、孙寒冰对失地农民的收入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国农民权利贫困的角度来来探讨征地补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此来解释农民贫困原因[2]。

同时也有学者对政府征地这一过程进行分析解读，指出了征地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及实质。如周飞舟指出在土地征用和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积聚资金，“圈地”只是“圈钱”的手段而已。因此，土地征用和转让成为了地方政府新的谋财之道[3]。

孙剑平把失去土地后的边缘农民根据社会基础不同划分为边缘农民A和边缘农民B，前者即农民身份兼工人或商人或食利者双重特征，被征用土地后所得的津贴补助成为他们更好的利用资源。后者则是农民兼无业游民，土地被征用之后他们依照原来的生活方式，没有计划的花完这笔补偿金之后陷入了绝对贫困。”笔者认为这样化分过于简单，由于不同地域农村的社会流动性和异质性存在差别，对于边缘农民的划分应有更系统的划分方式[4]。

很多学者都在文章中分析地方政府、开发商和被征地者三者间的关系。李怀就是从现行的征地制度的缺陷和征地博弈过程中的地位不平等两方面写博弈过程根源，地方政府身兼博弈规则制定者和利益追求者双重角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寻租活动[5]。

二、底层被拆迁者的反抗形式和维权模式

关于农民的反抗形式主要是从集体行动角度来研究，也有学者从正式与非正式反抗形式来划分，以此来揭示农民反抗维权的形式，这些研究大部分是采取从下向上的研究视角，立足于农民的立场和角度来进行研究。西方研究社会运动的范式是在有组织的精英场域与无组织的底层场域之间的对立为视角进行研究的，国内学者则是中国当下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情况下分析作为一个理性人并处于弱势群体面对强势采取的积极的反抗形式，解释农民的行动逻辑。

因征地而产生的矛盾是引发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主要原因，这种维权模式主要有三种，即“日常反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美国著名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中所指出的“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业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斯科特指出，农民反抗强权的方式不是大规模的叛乱和革命，而更多的是采用一些平淡无奇的日常武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诽谤、纵火和暗中破坏等。这种反抗不需要协调，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6]。

对此，国内学者罗英豪对此逻辑表示认同，认为反抗压迫、追求社会公正和尽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农民社会反抗逻辑的真谛。在此逻辑下，农民更多的使用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的“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农民带来现实利益的同时，也往往容易形成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一点对转型期的中国有一定的启示[7]。

周艳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把农民利益两种方式手段，即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手段和途径（如上访）和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手段（如集体对抗）兼顾来描述分析，最后提出要健全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最终达到社会最优状态

[8]。应星以草根行动者为研究对象，认为草根行动者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逻辑的行动者，拓展了对“依法抗争”概念的理解，并批判了国内目前流行的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已进入“以法抗争”新阶段的观点[9]。

失地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和维权方式，身处弱者的位置采用“韧武器”的长期反抗形式。折晓页在文章中解释了被征地农民“交换”的缘起和期内在的意义，在乡村社区的互惠伦理，以及农民的生存的保障道义[摘要]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建设和改造拆迁问题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对关于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层被拆迁者的维权模式两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

[关键词]城市拆迁失地农民

城市化是人类从落后走向文明不可抗拒的铁律，在发展过程中也积存下许多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城市建设和改造而产生的房屋拆迁矛盾已成为我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最不稳定因素之一。仔细品味以往有关拆迁研究的文章，学者们普遍持一种“结构”解释的立场，即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是由于现有制度、法规或政策不完善导致的。从整体上来看，这类的研究往往政策性较浓，用的是从上而下的角度来看问题。另外一些学者则是从底层社会，被拆迁者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被拆迁者的群体特征出发来分析问题，被拆迁者用“民间的智慧”对强势群体所施加的压力给予回应，把被动局面转变成为主动用自己的形式来予以反抗和斗争。在这里，我们对关于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层被拆迁者的维权模式两方面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

一、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引发的问题

现行的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的方面，学者们从土地制度角度进行思考，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土地制度所有权主体的错位、土地的归属权不明确、土地使用规则不确定。在这一问题上，马良灿从土地制度分析农民维权运动，国家与农民三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关于土地征用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特别指出了在众多学者谈论中，忽视了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原则和土地补偿中的“差别正义”原则[1]。而李世平、江美丽、孙寒冰对失地农民的收入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国农民权利贫困的角度来来探讨征地补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此来解释农民贫困原因[2]。

同时也有学者对政府征地这一过程进行分析解读，指出了征地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及实质。如周飞舟指出在土地征用和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积聚资金，“圈地”只是“圈钱”的手段而已。因此，土地征用和转让成为了地方政府新的谋财之道[3]。

孙剑平把失去土地后的边缘农民根据社会基础不同划分为边缘农民A和边缘农民B，前者即农民身份兼工人或商人或食利者双重特征，被征用土地后所得的津贴补助成为他们更好的利用资源。后者则是农民兼无业游民，土地被征用之后他们依照原来的生活方式，没有计划的花完这笔补偿金之后陷入了绝对贫困。”笔者认为这样化分过于简单，由于不同地域农村的社会流动性和异质性存在差别，对于边缘农民的划分应有更系统的划分方式[4]。

很多学者都在文章中分析地方政府、开发商和被征地者三者间的关系。李怀就是从现行的征地制度的缺陷和征地博弈过程中的地位不平等两方面写博弈过程根源，地方政府身兼博弈规则制定者和利益追求者双重角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寻租活动[5]。

二、底层被拆迁者的反抗形式和维权模式

关于农民的反抗形式主要是从集体行动角度来研究，也有学者从正式与非正式反抗形式来划分，以此来揭示农民反抗维权的形式，这些研究大部分是采取从下向上的研究视角，立足于农民的立场和角度来进行研究。西方研究社会运动的范式是在有组织的精英场域与无组织的底层场域之间的对立为视角进行研究的，国内学者则是中国当下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情况下分析作为一个理性人并处于弱势群体面对强势采取的积极的反抗形式，解释农民的行动逻辑。

因征地而产生的矛盾是引发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主要原因，这种维权模式主要有三种，即“日常反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美国著名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中所指出的“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业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斯科特指出，农民反抗强权的方式不是大规模的叛乱和革命，而更多的是采用一些平淡无奇的日常武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诽谤、纵火和暗中破坏等。这种反抗不需要协调，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

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6]。

对此，国内学者罗英豪对此逻辑表示认同，认为反抗压迫、追求社会公正和尽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农民社会反抗逻辑的真谛。在此逻辑下，农民更多的使用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的“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农民带来现实利益的同时，也往往容易形成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一点对转型期的中国有一定的启示[7]。

周艳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把农民利益两种方式手段，即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手段和途径（如上访）和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手段（如集体对抗）兼顾来描述分析，最后提出要健全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最终达到社会最优状态

[8]。应星以草根行动者为研究对象，认为草根行动者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逻辑的行动者，拓展了对“依法抗争”概念的理解，并批判了国内目前流行的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已进入“以法抗争”新阶段的观点[9]。

失地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和维权方式，身处弱者的位置采用“韧武器”的长期反抗形式。折晓页在文章中解释了被征地农民“交换”的缘起和期内在的意义，在乡村社区的互惠伦理，以及农民的生存的保障道义

第三篇：农村城市化过程中问题的几点思考

摘要：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工业化、城市化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

本文从现阶段农村城市化现状入手，对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提出几点具体的对策。

关键词：农村、城市化、思路

正文

一：城市化

第四篇：论城市化过程中被征地农民再就业问题

论城市化过程中被征地农民再就业问题

公共管理学院 李琴 0744013060

摘要：在中国农村，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地方政府征地范围的扩大，农民不断从土地剥离出来。没有特殊技能，没有高等教育的被征地农民面对着严峻的就业问题。失地又失业的农民失去了基本的长期生活保障。要促进被征地农民的再就业，农民本身要转变观念，加强技能学习，积极就业。政府要对被征地农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组织就业培训，建立充分就业的机制。

关键词：被征地农民 就业 社会保障

一、问题产生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东南沿海为代表的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在此进程中，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地农民的数量日趋庞大。地方政府在GDP 诱惑下大力推进土地非农转用，许多被征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成为新的弱势群体。1987—2001 年，全国征占耕地160 万hm2，有3400 万农民因此失去或减少了土地，而以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2010—2030 年期间占用的耕地将达到5450 万亩以上，失地和部分失地农民将超过7800 万人[1,2]。

改革初期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还是采取“谁征地、谁用工”、以就业为先导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农转非”一揽子保障计划，因而不存在失地农民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城镇劳动用工制度由计划走向市场，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也随之由就业保障转变为货币补偿安置。

近年来，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的市场化机制已经形成，农民由于自身素质和技能不高，很难再就业市场找到满意的工作。被征地农民面临着收入下降、就业困难和长远生计缺乏保障的问题[3]，其中就业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4]。

二、被征地农民再就业难的原因

1、被征地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专业技能，就业空间狭小。

农民在征地前主要靠从事农业劳动生存。农民不重视教育，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而且农民除了务农，没有其他技能，也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培训。征地后的农民，没有较好的教育和学历，没有专业的技术和技能，在市场上很难找到薪酬高的工作。被征地农民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消费型服务业这类对文化和技术要求比较低的工作。在其他就业领域，农民的就业机会相对小的多。

2、被征地农民对职业薪酬期望较高。

被征地农民的身份比较微妙，一方面他们在征地后面临着就业的转型，由农业向非农业转变，生活方式也逐渐向市民转变；另一方面，他们的许多内在特征，如学历水平、思想观念、人际关系网络等等还仍然保留着农民的特征。这种矛盾的表现也出现在对就业的态度上。

将被征地农民与外来劳动力（农民工）进行比较，发现被征地农民与外来劳动力对于收入水平的参照物有所不同。对于被征地农民而言，他们的参照物通常是自己原来的收入以及周围本地人的收入状况；而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的参照物则是其家乡普遍的收入水平。因此面对相同工资水平的工作时，二者的选择会有较大的差别。另外，被征地农民的心理适应过程与农民工相比也是不同的。被征地农民的工作热情往往来自于未来的压力，而并不是现实的压力。被征地农民在工作经历上与外来农民工的差别不大，同样需要知识、技能、心态、价值观等全面的转变。外来农民工由于巨大的现实生存压力可以较快滑过这一过程；而被征地农民由于身份的转变，产生了更高的生活目标，从而使这一转变过程显得比较漫长。

被征地农民虽然知道由于自己能力有限，愿意选择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对于就业的种类要求不高，但是他们对于薪酬的要求比农民工高。被征地农民已经脱离了土地和农业户口，有些拿到了城镇户口，从心理上说，被征地农民希望融入城市生活方式，也就相应的希望有更高的收入和生活品质。

3、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环境不佳。

从经济环境上讲，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与就业结构、就业形态的失衡，以及各地区多种经济成分发育的成熟程度，制约着被征地农民的就业转移。乡镇企业曾经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但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关、停、并、转与改制中的货币化处理，以及征地过程中村办乡镇企业被迫撤、停、转，都使一度对农村劳动力流转做出巨大贡献的乡镇企业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上的作用减弱。有数据显示，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为13000多万人，但是，直到2002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始终没有到达1996年的水平。

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和被征地农民争夺就业岗位，更增加了被征地农民就业的难度。

从社会环境上讲，被征地农民的社会环境在征地前后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表现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仍然以亲戚、朋友为主，他们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仍然十分狭窄。与外来农民工相比，被征地农民呈离散状态，组织化程度较低，无法形成有效的力量来面对就业市场的竞争。

从制度环境上讲，被征地农民的安置费用并不高且大多数是一次发放，农民没有足够的资金自己创业，也没有足够的理财知识用安置费用进行投资。失业农民缺乏足够的生活保障，缺乏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和网络。

三、改善被征地农民就业的若干对策

1、政府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保障体系，确保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把被征地农民就业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对于已就业的农民，与城镇职工一样，由用人单位缴纳失业保险费，失业后享受城镇职工失业保险金同等待遇。对于年龄较大，缺少就业机会的人群，发放失业生活补贴。

2、政府积极构建被征地农民就业平台，拓宽被征地农民就业渠道，鼓励自主创业。相关部门要为失地农民提供职业介绍场所，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失地农民招聘专场，畅通择业信息。建立政府协调的被征地农民就业通道。由政府进行主导协调，大力鼓励用地单位企业把合适的岗位优先安排给失地农民，明确社区保安、道路保洁、绿化管理、河道保洁、交通协管等采用公开招聘形式，优先录用被征地农民。还通过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开设招聘专场的形式，帮助被征地农民求职就业开发社区工作岗位，用足用好政策。政府倡导被征地农民积极就业，鼓励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鼓励失地农民通过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工作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实现就业。倡导农民积极主动适应市场化就业方式，鼓励失地农民自谋职业、自主创业。

3、政府要建立社会参与的全员培训机制，提高被征地农民技能，转变就业观念。政府要着力构建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培训基地和服务平台。展开农民素质教育、择业指[5]

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积极鼓励农民参与培训。

首先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普及和完善九年义务教育，把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劳动者，这是提高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关键。其次要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大力推广适用技术，加强失地农民技能教育。关注转移就业所需要的知识，根据本地多数农民外出就业的需要组织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包括信息的交流和获得信息的技能。尤其是要加强他们的能力开发。要搞好上岗前培训，培养一批有文化、有技术的合格劳动者。同时还要引导被征地农民转变就业观念。被征地农民的就业观念关键是理念问题。要重点加强对失地青年的教育，把转变就业观念作为培训的一项重要内容，改变失地青年不切实际的就业观念，使其积极主动适应市场化就业方式。

4、加快推进农村社区服务

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服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受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的高度重视，但在农村因物质条件和社区特点等因素的限制，社区服务尚处于空白状态。然而农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如孤寡老人供养、军烈属优抚、婚丧服务、失足者帮教等，实际上比城市更为迫切。所以在农村更应加快社区服务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要因地制宜在社区管理、社区教育、社区娱乐、社区医疗保健、社区心理咨询等方面逐步建立起非赢利社区服务组织。这样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社会发展，而且可以吸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发农村社区服务。是解决农业劳动力过剩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社区就业方式灵活多样，未来就业机会的增长潜力巨大，因此应大力推进。逐步建立完善的农村社区服务对于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和促进未来农村的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2] 李剑阁，韩俊.解决我国新阶段“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J］.改革，2004，（4）: 56.[3] 张晓玲，卢海元，米红.被征地农民贫困风险及安置措施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6，20（1）: 245.[5] 洪睿.被征地农民生计问题研究 [ J ].经济论坛，2009，（10）

[6] 张瑛.完善被征地农民就业保障对策 [ J ].江苏农村经济，2008，（12）

第五篇：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问题

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问题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为城市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态资源的使用、生态建设等都出现相对失衡的现象,城市发展呈现无序景象。城中村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既普遍存在而又具有中国特色，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时期的一个新事物，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密切相关。其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危及社会正常秩序，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关键词：城市化，城中村，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各类开发区的兴建，城郊地区农民土地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被征用，农民原有居住村落逐渐演变成为居民区，从而成为都市里的村庄，即所谓的“城中村”。城中村具有农村和城市双重特征，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产物。它与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化的质量、城乡土地资源的科学利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因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仅会给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会阻碍未来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城中村产生的原因

一是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很多学者都将土地制度作为城中村形成的最主要原因。认为土地制度的二元性是城中村形成的最核心因素。城中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与城市建成区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差异明显,形成城市内部土地的二元结构,造成管理监控的困难。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城市选择了试图绕开村落这样一种规划思路,结果是使城中村逐渐成型。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土地市场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土地结构的优化,也成为城市郊区化的基本动力。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用地迅速向郊区扩展,城市面积不断扩张,许多昔日的乡村变为城区,原有的农业也被第二、三产业代替,村民也已生活劳动在城市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扩展时期,城市郊区作为扩展的前沿地带,其经济社会特征和空间结构受到强烈地冲击,呈现出多种变化。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既是城中村形成的体制原因,同时也使城中村问题比其他城市问题更为复杂与棘手。我国长期的二元体制性障碍使这些被城市包围的村庄长期游离于城市的统一规划管理。

二是利益驱动。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外来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土地房屋升值,出租房屋成为获利丰厚的行当,在利益的驱动下当地居民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土地,直接后果是占地加大,楼层加高,导致建筑日趋拥挤,居住环境恶劣。

三是囫囵吞枣的城市化模式。在城市化过程中,为降低补偿成本,也为了避免处理与城中村相关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 城市在征地中有意避开城中村,多数开发商也刻意避开村庄选择耕地、空闲地，开发一片，留下一片。城市扩张形成的社区地理优势及土地价值的提升，再加上政策配套没跟上，城市化后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没有生活来源,也同样使得“征地不征村”成了村民和村级组织的选择，他们更愿意保有宅基地、留置地，来实现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的生存和发展。是城市化难以彻底的政策原因。另一方面,城市扩张时,往往只偏重于占用城郊农村土地资源,而不将村镇人口、村镇社区纳人城市管理序列,“只占地,不管人”,致使村镇土地转变为建城区之后,村镇人口、村镇居住聚落仍停留在松散的农村状态,没有同步实现村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当城中村积累到一定数量,便导致城市社区与村镇社区处于隔离、对峙与分异状态。有人认为,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受土地产权限制及拆迁补偿等因素的影响,原农村居民点开发成本提高,急于扩展的城市首先倾向于开发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块,使原农村居民点逐渐成为都市海洋中的“孤岛”。城中村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的社区,居民的乡土观念较重。很多居民都认为城中村房屋是他们的祖业,是要世代留传的。这种观念也成了维系城中村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孤岛”上的原村民在自身传统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周边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城中村。

四是监管和调控不力。本来,政府部门对城中村房屋占地和楼层都作了规定,按照有关规定,城中村环境是有保障的。但是因为监管不力,有关规划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导致城中村问题更加突出。

五是城市的盲目扩张。城市盲目扩大将农村也包到城市里来了,形成了城中村。城市的快速发展及各类开发区的兴建是城中村形成的客观原因，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兴建大量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交通和公共服务等设施，原有的城市区域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必然不断的向外扩展。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满足企业的技术改造升级，需要在城郊附近另辟区域进行各类开发区的建设。这样一来，起初还在城市郊区，进而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居住地，随着城市规模的持续快速扩张，城郊农村土地被征收，逐渐地被包围在建成区内，而当地的农民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们建房居住的宅基地，形成了一种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原有村庄由于不能得到及时的改造升级，进而形成了城中村。

城中村的问题

城中村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表现出利益性和复杂性。“城中村”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各地城市的发展情况不同，其具体现状也不一样，但都存在共同的特征。

(一)管理体制转型不够彻底

城中村名义上纳入了城市管理的范围，但现实中还游离在城市管理的边界之外，由于体制和管理的滞后，很多的城中村仍然没有撤销村民委员会，建立居民委员会，实现民主的居民自治。由于城中村的居民仍然固化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基层组织调整难度较大，一方面，城中村依然保留着农村社区的格局；另一方面，居委会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还承担部分经济发展的职能，未能及时适应城市化的要求，彻底转型不如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在行政管理上还是以村委会主导，村委会作为村中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实行半封闭式的村治管理。这就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城中村”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村委会成了村中一切大小事情的裁决者，成为村治的公共权力机构。城中村两委的选举换届，是村里的一件政治大事，但内容和形式上类似于农村的选举换届。

(二)租金是村集体组织和居民的主要收入

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都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是没有经济来源的，主要是靠出租土地、房屋等集体资产和上级政府的补助来维持两委的正常运转及两委委员工资的发放，很多城中村都充分利用土地、房屋等有偿使用的集体资源。大部分投入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都来源于租金、土地征用后的赔偿、集体资产出租后的分红和从事第三产业的收入。由于城市的发展状况不一样，这个赔偿金和租金是有所差异的，由于土地赔偿金低和房屋租金廉价，城中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是薄弱的，城中村的道路、供水、供电、电讯、排水、垃圾处理一般没有纳入城市管理的范围，各种管道、电线杂乱无章，并且缺乏公共绿地与体育等基础设施。总体来说，以上两种主体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租金收入维持生存与发展。

(三)道德价值的差异性和村民思想观念落后

由于城中村的流动人口比较多，人员构成相当复杂，造成了这个群体中人员的道德素质良莠不齐，利益观、价值观呈现多样性。由于生活方式和意识观念也不一样，现实生活中就有可能引发多种矛盾。总体上城中村村民的思想观念保守落后，生活方式跟不上时代和城市发展步伐，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小农经济思想很严重，只图吃饱穿暖，满足于现状，缺乏竞争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低，文明礼仪不讲究，不懂技术，角色上没有从村民彻底转变到市民，这样就非常难以融入现代文明的都市。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城市就业中处于明显弱势，村民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另 一方面由于房租收入颇丰，生活富裕，在就业观念上，普遍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村民大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靠租金度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租金食利阶层。

(四)社会治安欠佳，安全隐患突出

由于城中村人口结构复杂，比较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租住城中村房屋，村民、外来人员、居民混合居住，“黄赌毒”等治安问题突出，社会综合治理压力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再加上管理滞后或不规范，警力巡查和监管有限，综合管理相对薄弱，“城中村”也就成了“问题村”，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有人将“城中村”称为城市中的死角、贫民区和犯罪发生区。根据相关调查发现“城中村”的案发率和犯罪率比城市的其他地区偏高。常年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经常遭遇丢自行车、电动车或者手机、电脑等盗窃案。其次由于城中村内道路狭窄弯曲，导致消防通道严重受堵，消防安全隐患突出；住宅缺乏科学设计，没有考虑抗震要求，建筑质量总体不高，卫生环境较差，极容易引发各类疾病，存在公共安全隐患。

(五)身份没有明确，地位尴尬

城中村无法与城市同步协调发展，很多的城市专门为城中村的管理出台规章条例，把它们列为所谓的城市“特区”，这就使城中村更加难以融入大都市。城中村处在城市管理的边缘，由于政策、制度、条件的不成熟，管理的滞后，不能完全按照城市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介于城市的管理范畴和农村管理行列之间。这样尴尬的管理定位，造成许多村民享受不到城市就业、养老、低保等相应的待遇，也享受不到农村的优惠政策。城中村的村民对自己的身份界定很困惑，有时办理有关手续、证明等相当麻烦。城中村的学生，如果他们属于农村的，又享受不到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减免；如果属于城市的，又享受不到城市教育的待遇和保障。

(六)建筑混乱，卫生条件差 城中村 私搭乱建现象严重，广大租房客的居住地，大部分属于违章建筑。在城市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村庄被高楼大厦快速包围，地价、房价、租价也水涨船高、大幅上涨，受房屋租金和拆迁补偿利益驱动，不少村民见缝插针，私搭乱建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而这些杂乱、陈旧、矮小的建筑影响整个城市的整齐美观和生机活力。

城中村环境卫生问题难以根治。由于建筑的混乱，没有整体性规划，许多的功能没有完善，特别是排污系统和垃圾的处理很随意，直接排放或倒在街道上，造成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鉴于“城中村”的建筑物无序、卫生环境差，碰上雨天，城中村内道路泥泞，污水横溢。碰上夏天，蚊蝇丛生，空气质量较差，环境容量超标。“晴天蚊蝇乱舞，雨天浊水横流”，“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成了城中村的现实写照。与城市里的金碧辉煌的摩天大厦及清洁宽敞的公路形成鲜明的对比。

城中村的性质

1、从经济上说，它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

来自全国各地流动人口住进了城中村，他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决定了城中村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需要注意的是，本地农民在村中并不贫困，而进入城中村的人们处在生活、就业、社会关系不断改善的过程之中。并且由于大量抱着城市生活希望的年轻人的进入，城中村表现出国外贫民区所没有勃勃生机。

2、从社会形态来看，它最初是本地村民的传统农业社会，然后逐渐演变成本地原村民社会和外来务工者暂住型移民社会，这两种社会在空间上的叠加。由于这两种人两个社会都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两个社会中的经济水平相差巨大，但都在不断改善和变化，但是其社会结构却具有相当大的惯性。一方面，原住居民的传统社会关系没有根本改变，乡村精英是政府基层治理依靠的对象；而名义上的“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按户分配的同时，其剩余部分在向着有钱有权的集体成员集中，原村民之间拉开了几倍乃至十数倍的差距；这是一个被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

另一方面，外来人员的生活状况总体在逐步改善，一部分人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完成原始积累，走出了城中村。这是一个主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这个二元社会的管理，最初是本地原村民的乡村自治，在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可以看做是政府对原村民集体的委托管理。管理的内容包括了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到日常的社会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内容。由于这种委托管理不具统一的标准，而外来人口数量十倍甚至数十倍于原村民，便造成了城中村的治理难题，两个社会之间出现隔阂，消防、环保、治安、卫生等等问题接踵而至。但这种管理又是低成本的，政府没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建起了上亿平米的廉租屋区，并且由原村民集体以集体经济支出将其管理起来。

3、从空间形态看，城中村在城市出现之前，最初是由小巷瓦房构成的旧村。

在这种空间形态下，原来的农民新村中由村集体投资建设的、标准本来就不够高的基础设施，如雨污合流，由于几十倍于原村民的外来人口入住，就变得空前严峻，表现出“脏乱差”，例如造成了河流流经城中村即变成臭水沟的状况。

我们看到，上千万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找到了他们可以暂住的出租屋，由农民在征地返还的自住用地上所建设出的廉租屋区，但是，所有这些住房都是以“违法抢建”的形式建出的。城市中的种种法律规定都在重申这些城中村中的建筑是违法的。事实很清楚：是农民错了，还是立法的隐含前提错了？显然，农民土地的发展权，正是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动参与权。

2、外来人口享有什么样的市民待遇？

为什么全国各地对城中村的指责往往出于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代表是户籍人口选出来的，和谐社会应该包括多少人呢？和谐社会理所当然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和谐社会假如仅仅指户籍人口，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完备的。在“国际化大都市不应有城中村”的误区背后，是现代化的城市应该控制“低素质人群”的观念。其实，国际化大都市中的低成本生活区、存储着大量历史记忆的老街旧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没有哪个大都市视之为自己的耻辱。瑞典人引为骄傲的斯德哥尔摩，夕阳西下，夕阳年龄的人们在握手楼下沉思、发呆的生命状态，吸引了每年几百万的到瑞典的游客。看一看巴塞罗那的地图，南边是不断生长出来的城市，而北面是规划师画出来的城市。哪个城市有魅力？威尼斯则更是遍地的握手楼。如果把通风采光、消防问题解决了，握手楼有什么妨碍呢？

城市的活力从哪来的？城市的活力源于产业的多样化、就业的多样化、收入和消费偏好的多样化。当社会生态非常丰富的时候，城市的魅力就出现了。城市不能只有一种人，哪怕是高素质的人群。城市只有高素质人群跟城市只有低素质人群是一样没有魅力的。一 个城市中大多数人应享有什么样的市民待遇、财政待遇、社会保障，这个问题不应回避。当然，这也是需要国家统筹的大问题。但是城中村向我们发出了警号，一个不考虑多数人的城中村改造是不公正的。假如我们要建和谐社会的话，当代中国城市有一个不容推辞的使命，低素质人群只要市场接受了他，城市社会就应让他进来。在可能条件下尽量多地接纳低素质人群，因为只有城市才是他们学习城市化最好的学校。无论如何，我们要为走进城市的外来人口叫好，他们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亲人、来到陌生的城市，自主地选择了风险更高、挑战更烈的生活，这是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

3、政府在廉租屋区管理中的责任？

城中村社会的管理，在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依然交由原村民集体管理。其实这是一种低成本的制度安排。如前述，城中村中的社会管理的内容，包括了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到日常的社会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内容。如果都交由政府管理，财政支出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农民管理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在就地安置区里自己建基础设施，雨污合流，但是原来村里人口不多，危害也不大。当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村里涌入了十倍几十倍的人口，污水直排到附近河流中，深圳河流源头处水质都很好，为什么流经城中村短短几公里就变得臭不可闻，“污染主要来自城中村”。

但是治污的前提是把政府、村集体的各自财权事权厘清。这件事不做，大家就都把成本向外推，造成大量的应付帐和财务虚盈，受害的就是环境。

政府的适度介入显然是城中村管理的必须。说明政府管和不管大不一样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法对“城中村”加以改造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与城建区不相协调，脏、乱、差现象严重，影响着城市的形象，改造“城中村”应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村一案”，对不同“城中村”采取不同的改造方式，把每一个“城中村”都改造好。

城中村改造的方式：（１）全部拆迁改造。对那些因城市发展需要必须搬迁，或者与都市环境极不协调、社会效益差，或者采取其他方式经济上不合算的城中村应采取全部拆迁改造方式。（２）部分拆迁改造。对那些布局相对合理，交通、市政配套设施相对完善，对城市发展起着辅助作用，能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的城中村应采用部分拆迁改造，或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完善利用。（３）“有形改造”与“无形改造”相结合。城中村的问题复杂，涉及制度、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及空间形态等诸多方面，而且不同方面的问题互为因果，单方面的改造不仅不能全面解决问题，而且也难以成功。因此，在推动城中村物质空间有形改造的同时，也要推动人员素质、文化教育、社会和经济领域等的无形改造（４）在进行新的开发而征用农村土地时，应结合新农村建设，将村民居住村落纳入统一开发规划，避免产生新的城中村。城中村改造必须由政府统一组织，统一规划。政府应统一负责土地一级开发征地拆迁和市政配套工程建设，尽量不采取商业开发形式，避免造成很多后遗症和遗留问题。应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妥善解决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减少矛盾和改造难度，才能把城中村改造这件好事办好。

城中村改造的建议

从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大局来看，“城中村”改造是时代的要求，符合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从一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来看，“城中村”改造是提升城市品位，创建文明和谐都市的必然要求。

(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对“城中村”实行综合管理

政府充分发挥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管理者和城镇公共产品管理者的双重作用，在坚持公共性、公平性、参与性的前提下，统筹规划，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既要保障好村民的利益，也要考虑改造单位的利益，让市场参与商业性运作。在城区一级政府，废除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组建综合性部门，提高综合协调能力和行政效率；防止条块分割，成立综合办公室，对“城中村”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安全、拆迁、安置等实行有效管理。

(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对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

从体制上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将“城中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只有土地国有：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村民对土地的独立处理权，一切土地使用都归土地规划部门管理。在“城中村”实行集体资产股份制，这是我国改革的一个新探索，按股份制的原则改造集体经济，对村集体资产进行清查核算、资产评估，使村集体资产的产权明确清晰。经营管理上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操作，量化资产，明确股权分配，村民按出资额大小来分红，个人所拥有的股份可以自行支配，有权利赠送、转卖给他人。村民获得了实惠，他们会很积极地参与到“城中村”的改造。

(三)加强立法。依法推进改造 由于“城中村”改造是前所未遇到的，涉及户籍、土地的变更，还有行政管理体制和城镇管理体制等复杂问题。国家的法律法规至今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因而操作上也没有统一的方法，各地城市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台一些粗糙的管理条例。需要出台一些可操作性更细化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推进“城中村”的改造，以法律保障“城中村”改造的成果。(四)妥善安置村民，给予合理的补偿

“城中村”改造之所以那么困难，主要是利益问题没有协商解决好，安置或补偿没有达到村民的要求。村民的房屋被拆迁后，户籍划入城市管理，身份变为城市居民，给予合理补偿，应按照城市居民的管理标准保障村民的利益，解决好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就业、子女上学问题等。只有以村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顺利、稳定地推进“城中村”改造。

(五)转变村民思想观念，提高素质，培养技能

村民在特定的群落聚居生活，由于受村俗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观念还比较守旧，生活方式还比较单一，文化技术还比较低，缺乏竞争进取的精神。只有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他们的技能，才能为“城中村”的改造减少阻力。比如免费举办一些扫盲脱产班或技能培训班，摒除陋习，使他们的脑袋充实起来，树立勤劳致富、科技致富的意识。知识素质高了，有了一技之长，生活就有了保障，利益得到了维护，村民对改造的抵触情绪自然就降低了。

(六)对城市的空间发展进行科学规划 “城中村”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不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城中村”泛滥，问题恶化，这给我们后人很大的教训。因此，必须树立超前意识和前瞻性，规划好未来蓝图，对郊区、城市周围有可能将来再成为“城中村”的村庄、村群进行调查，了解它们的现状，在宏观上把它们划入城市管理范围，严格控制土地的投放，做到合理规划，不能让“城中村”在无序的状态下肆意发展，减少或杜绝一边改造“城中村”一边产生“城中村”。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普遍的产物，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代名词，制约了我国城市 经济健康发展，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其问题的利益性和复杂性使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需要政府加强宏观管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让“城中村”真正融入都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