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及相应对策（最终版）

第一篇：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及相应对策（最终版）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及相应对策研究

摘 要：目前，我国正进入高速城市化时期，今天的城市，已成为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中心以及信息高度集中的地方。.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50多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起步晚、发育慢、水平低,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本文就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此找出相应的对策来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城市化 问题 对策

引言

城市化一般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聚集和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水平，体现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为城市是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使城市的发展。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GDP的贡献举足轻重。我国城市化的增长速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将新增1400亿元，最终将带来3360亿元的GDP。在20世纪中叶，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城市化率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而我国目前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仅为37.7%，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而且城市化模式既保留有计划型城市化的成份，也有市场型城市化的特征。进入新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从2000年到2025年，世界城市人口将从24亿猛增至50亿。中国城市人口也将从1999年的3.89亿增加到2025年的8.3-8.7亿。加速城市化是突破中国面临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实现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然而就目前情况看，中国的城市化仍然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1、中国城市化进程现状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来看,我国1978年的城镇化水平为17.92%，1982年的城镇化水平为20.8%，1990年为26.2%，2001年为37.7%，2003年已达到40.53%，至2003年底，我国共有设市城市600个，建制镇20600个，城镇总人口5.03亿。从目前来看，已经有几亿农民转移到城市。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全国城镇化发展的结果。我国城市化进程是逐渐加速的，从1978年至1995年这17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5个百分点，1995年至2003年这8年平均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这个时期的城市化还是在严格的迁徙限制的状况下实现的。也就是说，过去25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在户籍制度的阻遏下实现的。2003年改革户籍制度，今后没有了制度因素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势必要加速，即比现在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更快。假设2010年以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那么2020年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7%，很可能更高。若依据最乐观的预测，2020年时我国人口只有13.26亿，按67%-70%的城镇人口比例，城镇人口为8.9亿-9.3亿，17年内将增加3.6亿-4.0亿城镇人口。

2、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城市化的脚步加快，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然而，在中国城市化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2.1、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困问题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难以避免的伴随现象。考察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贫困不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果”，在一定意义上更是推动城市化的“因”。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三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城市发展应该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还只是停留在量变的过程中，在这种状态下的城市发展，自然会形成贫困的问题。

一是城市化难以形成对农村社会的积极渗透和正面影响。在农村人口增长、农业比较效益递减、土地资源约束以及技术替代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为城市加快发展提供了条件。大量的资料表明，我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加上农村每个劳动力负担1.5人(2002年)计算，估计短期内至少有2.25亿人不得不流动到城市。贫困压迫下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表现出的是一种为求生计而萌发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农村的贫困。

二是现阶段出现的城市贫困问题。城市贫困问题的最基本表现,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各种原因，在城市逐渐出现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家庭的基本生活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困状态，这些贫困者在短期内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导致温饱难以维持。城市贫困问题如处置不当，易于激化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应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2.2、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短缺的问题

城市化进程是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人口比重快速提升和城市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空间变化的过程。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我国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资源问题、生态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城市管理问题等。这些问题有着内在联系，并且都带有一定的紧迫性。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城市发展中比较突出的资源短缺问题。资源短缺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按照近十几年来城市化率达到的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预测，至2020年全国将新增3.3亿城镇人口(现为5.03亿)，新增的资源需求量将相当于现有消费量的近三分之二。城市化对能源,包括电、煤、石油、燃气等需求都将有巨大的增长，对生态环境必将产生强大的压力。虽然目前我国城镇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还不高，但是8.3亿城镇人口的总量却是世界各国中最大的。一方面是土地资源的缺乏，另一方面是人口规模及非农人口比重的扩大，产生对粮食需求量的增长，而我国又处在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以及工业化的兴盛发展时期，非农用地需求迅速增长。据有关部门测算,如按现行规划标准计算，每年需要增加180平方公里的城市用地。来自人口和城市化的双重压力，将使土地资源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2.3、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安全管理的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时期，城市社会内部发展、失衡和社会分裂，以及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使得城市发展面临整体性的风险。有专家列举了城市化过程中最突出的六大社会安全问题：贫富分化加剧，众多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会尊严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食品质量降低，众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SARS、艾滋病、性病等高强度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生态恶化及灾害应对机制落后；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人为社会安全危机等。在这六大问题中，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的人为社会安全危机，成为国人最焦心的问题。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诸多安全隐患,但确保社会安全的准备并不充分，从而加大了风险威胁；同时，负责危机处理的机构分割严重,配合生疏，很难协同作战、信息共享,更增添了应对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难度；尤其是不负责任的心理和城市建设中的急功近利心态，使城市风险经常防范失灵，加上我国预警机制还相当落后，而且政府的协调能力也不尽如人意，这样，必然使中国城市化付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本，包括社会资本、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损失。

3、城市化进程中出现问题的对策 3.1、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

一是实现“三集中”，解决农村农民贫困问题。我国实现城市化的最终焦点、重点、难点均在农村。农民进程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但是，也是贫困化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这一问题，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那样，制定并坚持“三集中”的长期战略方针，即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实现城市化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只有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才可能实现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这种战略转型是中国迈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民转移到城市，也可实现亦工亦农，做“人人有工作，家家有产业，个个有技能”的新型农民或农业工人，为全面小康打下技能基础。

二是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政府应把再就业问题列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之一，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就业扶持要向贫困倾斜，政府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培训促进就业。

三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向贫困者倾斜。今后应加大“三条保障线”的扶持力度，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时应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

3.1、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短缺问题

城市化是否健康发展与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其他资源的保障程度密切相关。土地是城市化的主要载体，水资源是城市化的生命线，能源是城市化的命脉，土地、水、能源等资源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健康的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相协调的城市化，是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是人居环境改善与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相结合的城市化。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走美国式或拉美式的城市化道路，必须走资源节约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因此，我国城市化进程不能超出区域的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建议国家及全国各城市在“十二五” 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中科学估算当地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量力而行，不要脱离当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而过分地追求城市化发展速度，或者以剥夺其他地区的资源环境为代价提升自身的城市化水平，在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必须以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为前提，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为总体指导思想，确保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代价换取高城市化质量。60年来我国城市化历程表明，城市是我国资源和能源集中消耗地区，因而也是环境污染严重地区，因此资源节约的重点和环境污染治理的重点都在城市。面对我国未来战略与决策研究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大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城市发展必须走资源集约利用，城镇布局集中、紧凑的节约型、紧凑型城市化道路。在发展的模式上突出节约优先，在发展的价值上突出环保优先，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作为城市发展的优先选择，真正走出一条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城市化道路。

3.3、对于城市安全管理的问题要加强预警机制

城市社会安全问题虽然具有突发性特点，不容易预测,却容易引起伤害。但只要做好公共安全应急机制，城市的安全风险是可以降低的。为此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是加强平时对安全系统的管理、维护和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投资者对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状况是非常看重的，如果城市生活和秩序舒适、安全，能够更快地进行人、财、物的流通,就会吸引更多的客户和商家的青睐。二是完善公共安全监督检查机制。对于城市公共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绝不能走走转转看看走过场,要坚持边检查边整改的原则，以检查促整改。对所有的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特别是重点部位，进行全面的、不间断的安全技术检查，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安全部门要做好预防措施和加大打击力度，加强对社会的公共安全控制，严格查处危及城市安全的不安定因素，对公共安全事故多发点段和隐患点段进行专项治理，并检查验收。三是营造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城市公共安全事务绝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情，政府与民众都有责任。公民的公共安全期望值越高，政府投资越大，承担的税负就越重。这种由于政府完全独立承担公共安全保障任务的结果，最终必将导致全民对公共安全期望值降低。要使相助与自助结合起来，比如，市民参加自助、他助、社区志愿者队伍等等，只有渐渐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大家才会觉得更加安全。

4、结论

总之，在选择走向城市化道路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和国际大环境，认清我国经济发展当下存在的问题，对我国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作出科学评测，创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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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因为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所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既呈现出世界各国的共性特征，同时又显现出自身的个性差异。在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无论是城市的数量，还是城市的功能均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尤其是随之而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就业步伐的加快，使得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本身所累积的诸多矛盾日益凸现出来。概括地讲表现在六个方面。

1.城乡分割，协调性较差。

在长期计划经济“城乡分治”制度的作用下，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得以产生、固化乃至于不断强化。政府借助于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粮油供给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推行，逐渐形成了城乡有别的管理体系。城乡居民由于居住地域的差异和职业的不同最终演化成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即所谓的城乡差别。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本身具有区位优势和功能优势，其聚集经济效应的强化作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形成了“城市一工业、农村一农业”的产业格局，最终使得城市和乡村演化成两个彼此相对独立的人为的封闭系统。由于城市的磁化作用，使得农村中原本匮乏的资金和人才被城市合理“掠夺”。城乡之间的公平问题作为市场经济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在我国表现得更为明显。

2.结构雷同，特色不明显。

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肇始于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其地域空间布局和主导产业培植上皆表现出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

首先，表现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的行政偏好。一是在城市选址和规划上的强烈行政垄断。政府包办了城市建设中的一切事务，而作为切身利益者的城乡居民几乎被完全排斥在外；二是绝大多数城市都是所在地政府驻地，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相比之下，城市产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的经济因素反而退居次要位置。

其次，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的雷同成为普遍现象。出于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大、中、小城市均希望借助各种游说手段为当地争得更多的项目和资金，并通过构建完备的工业体系，努力为政府官员创造更多的政绩。同构化的城市结构一方面强化了城市间的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地域特色和产业特色定位的模糊性直接侵蚀了不同城市的比较优势。

3.城镇体系不健全，协同效应不足。

受制于不同时期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需要，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表现出明显的短期化特征。从建国后的“限制发展大城市和小城镇，适度发展中等城市”逐渐过渡到80年代以后的“大力发展小城镇”。我国城市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似乎更多地是出于解决特定矛盾的权宜之计，缺乏整体性和前瞻性，都是从静态和孤立的视角谋划城市的发展。其实，不同规模的城市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例如，大城市具备较强的聚集效应，但其“城市病”症状也更为明显；小城镇分布广阔，贴近农村市场，更有利于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交换，但其聚集功能较弱，土地浪费较为严重；而中等城市兼有二者的优势和劣势。所以，不能简单地评价哪种类型城市的优劣。

4.强调行政催化作用，缺乏产业支撑。

众所周知，城市的产生源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城市的发展同样是伴随经济发展的自然演化的动态结果。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行政力量只是在短期内、在表象层面上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这是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共有的规律。然而，我国的城市化历程表现出与这种规律较大程度的背离，行政力量扮演着远比市场因素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城市主导产业的培育上，要么定位模糊、摇摆不定；要么彼此“借鉴”，简单复制。其结果不仅浪费了较多的资源，而且使城市结构雷同、功能单一。同时，缺乏核心主导产业的支撑也使得城市后续发展动力严重不足，致使城市服务能力的提升滞后。

5.重视外延拓展，忽视内在功能完善。

80年代以来“摊大饼式”小城镇发展战略的推行以及大中城市新城区热和广场、步行街等标志性建筑热愈演愈烈，既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又因为拆迁补偿不合理而引发了太多的社会纠纷，进而沉淀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城市外围空间拓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同时，现有城市功能的完善则严重滞后。从城市景观的外观上看，我国的城市并不比西方发达国家差，但在城市服务功能的完善和城市文明的积淀上则呈现出天壤之别。拥挤的交通、令人担忧的卫生状况和食品安全、日益恶化的治安、脆弱的环保等“城市病”困扰着城市的发展，使得城市的后续发展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6.传统制度的约束功能仍然存在，阻隔了城乡的融合。

虽然迫于各种压力，传统泾渭分明的城乡管理体制有了一定的松动，但是，传统城市管理制度的强大惯性作用依然存在，在某些领域甚至得到强化。城乡间巨大收入差距的诱惑、对城市生活的渴求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需求等因素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种规模空前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满足了城市产业发展的用工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无论对城市还是对农村来说本该形成双赢的结局。

但是出于保护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保障他们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先权，城市管理者往往只是企图在现有条件下，通过简单的“限、管、卡、罚”等非人性化管理手段来限制和排斥外来劳动力，而较少考虑借助优化内部结构，提升城市功能、培植主导产业等方式来扩充城市容量。显然，这些措施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间的心理差距，不利于和谐城乡关系的构建。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1.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国外和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都证明脱离农村发展的所谓“孤岛式”城市化发展模式注定不会成功。缺乏了农村的协调和支持，这种城市化发展模式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逐步摒弃片面强调发展城市(尤其更多地停留在城市空间的拓展上)的传统做法，而应从城乡联动、协调发展的角度谋划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2.因地制宜，突出个性。

审视我国城市发展现状，结构雷同、个性模糊是一个普遍问题。城市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在未来功能的定位上均显示出明显的趋同性，这种现象对于城市的后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实践证明，在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上，个性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上海、深圳、大连、顺德等城市之所以在某些领域独占鳌头，其核心就在于它们结合本地区位和资源条件，选择了独特的主导产业，具备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这一点正是其他城市无法模仿的，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了主动地位。

因此，我国城市的发展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自身潜在的优势，努力培植核心产业。从区位优势、产业特色、文化底蕴、旅游休闲、矿产开发、生态环保等角度来定位城市的发展方向，探寻并逐步培育城市的主导产业，形成鲜明的城市个性特色。

3.整合城镇体系，发挥协同效应。

由于规模不同，城市间表现出功能的差异性，都存在一定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如何通过科学的规划，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金字塔式”的城镇体系便成为当务之急。确立合理的城镇体系，一方面要考虑城镇的发展现状，通过城市布局的合理调整和功能的整合，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城镇化体系，发挥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要结合城市的未来发展，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确立城镇体系的发展方向。

4.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弱化行政干预力度。

城市化建设中浓厚的行政干预带来了诸多方面的负面效应，其中最典型就是在城市改建、扩建征地过程中行为的非规范性。某些政府官员与土地开发商“合谋”借助权力垄断人为压低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拓展了惊人的寻租空间，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因此，应强化市场机制在城市化进程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淡化行政干预色彩，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学习和运用现代经营城市理念，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引进市场机制，把长期由政府垄断的某些领域，如：自来水、邮政、通信、公交、电力、煤气等逐步放开，政府通过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引导各市场主体通过合理有序的竞争，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5.突破制度瓶颈，净化外部环境。

导致我国城市化水平不高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传统制度的约束。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流动受阻、现代化农业经营模式难以推行、大量农村人口长期滞留贫困、农村消费市场难以启动等问题的症结皆出于此。

改革现行的城市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教育制度、社保制度，降低外来劳动力在城市生活、就业成本。努力为市民和农民营造公平的竞争氛围，并最终实现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目的。

第三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问题及对策

一、总述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2011年12月，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标志着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中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就目前而言，刻意引导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国情。

二、城市化所引发的问题

刻意引导城市化在环境、社会、经济、粮食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农民大量离开原耕种地，使得人口大众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存在隐患，这不利于中国国家发展和证据稳定。同时会倒是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保障压力大等社会问题。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外来人口难以进入

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下，要素市场在城乡间和地区间都是呈分割状态，这种分割的局面直接导致了地区间要素流动的不充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当前的户籍制度制约上，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进城的自由，限制着人口向大城市迁移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进入城市就业的外地农村居民不能公平地得到城市户口。由户籍制度引发的歧视性制度障碍。城市在就业、就学等方面对外来户口的歧视，使得外来务工人员无法拥有与当地居民平等的机会和待遇。土地制度为土地资源要素的有效利用设置了壁垒，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最重要的是摆脱长期以来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实现身份上真正的转变，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土地使用权转让困难，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2、进入以后难以生存发展

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对中国城市化的压力；资源短缺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我国660多个城市不同程度面临水资源问题。由于工业的粗放型发展和人口的高度聚集，污染物的排放量激增，造成了大气污染、垃圾满城、土地资源短缺、噪音不绝和光磁污染等各种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城市的生态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与质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食品质量降低，众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人为社会安全危机等。

3、发展不均衡

贫富分化加剧和城市贫困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城市贫困者在短期内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导致温饱难以维持。全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差距过大。我国城市分布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带，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宁沪杭、京津唐等大城市群区域，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集聚了中国大量的财富、劳动力与高新技术，使沿海许多城市经济繁荣，市场活跃，生活水平提高，环境逐步改善，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部

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三、对策

1、改革户籍制度，打破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传统城乡分割制度，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适应经济发展的现代城乡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放宽大中城市对农民户口迁入的管制，允许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自由选择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

2、土地制度革新。建立土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机制。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提高土地经济效率。使农民从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使那些想脱离土地的农民通过土地使用权转让，获得相应利益，解除其进入城市并长期生活的后顾之忧。

3、对资源和环境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和谐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展流域水质污染防治，强化重点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强环境保护法规的建设和监督执法。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综合利用水平。建立重要的资源安全供应体系和战略资源储备制度，高度重视水资源的保护和节约使用。建立能源节约型社会。开拓新的清洁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方面的能源。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科学开源，综合利用。对于土地资源，要重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加强建设用地调控，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改进土地总体规则；实现土地配置方式的配套与协调。

4、加强平起各部门联动、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时对安全系统的管理、维护和建设，在解决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要建立健全政府对重大危机的应对机制。建构起覆盖面广阔的社会安全网；加强危机应对方面的立法建设(如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安全问题)；建立完善公共安全监督检查机制。坚持边检查边整改的原则，以检查促整改。针对查出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对所有的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特别是重点部位，进行全面的、不间断的安全技术检查，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对公共安全事故多发点段和隐患点段进行专项治理，并检查验收。加强综合治理检验工作。营造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普通市民应该强化风险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并积极参与和支持风险防范和管理工作，努力营造一个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

5、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政府应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就业扶持要向贫困倾斜，政府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培训促进就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向贫困者倾斜。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

6、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现行城市化特征的不同，应在总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分别确定这些地区城市化的目标、重点及实施途径，实行多种模式，切忌一刀切。东部地区应以现代化和国际化为目标，重点加强“中心城市”。同时以大城市为托走扩展型城市化道依路。加强中心城市的改造与扩展，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中部地区应从完善城市体系的角度出发，逐步形成一个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并举的，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建立“城市区域经济联合体”。以大力发展中等城市为目标，走集中与分散并举型的城市化道路。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小，城市化水平低，大、中、小城市发展都不足，在资金、人才、技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走集中型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一些基础好、交通便利的城市，集中投资，集中建设，先实现规模化，再实现内涵化的城市化道路。

第四篇：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问题

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问题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为城市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态资源的使用、生态建设等都出现相对失衡的现象,城市发展呈现无序景象。城中村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既普遍存在而又具有中国特色，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时期的一个新事物，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密切相关。其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危及社会正常秩序，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关键词：城市化，城中村，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各类开发区的兴建，城郊地区农民土地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被征用，农民原有居住村落逐渐演变成为居民区，从而成为都市里的村庄，即所谓的“城中村”。城中村具有农村和城市双重特征，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产物。它与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化的质量、城乡土地资源的科学利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因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仅会给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会阻碍未来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城中村产生的原因

一是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很多学者都将土地制度作为城中村形成的最主要原因。认为土地制度的二元性是城中村形成的最核心因素。城中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与城市建成区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差异明显,形成城市内部土地的二元结构,造成管理监控的困难。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城市选择了试图绕开村落这样一种规划思路,结果是使城中村逐渐成型。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土地市场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土地结构的优化,也成为城市郊区化的基本动力。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用地迅速向郊区扩展,城市面积不断扩张,许多昔日的乡村变为城区,原有的农业也被第二、三产业代替,村民也已生活劳动在城市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扩展时期,城市郊区作为扩展的前沿地带,其经济社会特征和空间结构受到强烈地冲击,呈现出多种变化。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既是城中村形成的体制原因,同时也使城中村问题比其他城市问题更为复杂与棘手。我国长期的二元体制性障碍使这些被城市包围的村庄长期游离于城市的统一规划管理。

二是利益驱动。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外来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土地房屋升值,出租房屋成为获利丰厚的行当,在利益的驱动下当地居民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土地,直接后果是占地加大,楼层加高,导致建筑日趋拥挤,居住环境恶劣。

三是囫囵吞枣的城市化模式。在城市化过程中,为降低补偿成本,也为了避免处理与城中村相关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 城市在征地中有意避开城中村,多数开发商也刻意避开村庄选择耕地、空闲地，开发一片，留下一片。城市扩张形成的社区地理优势及土地价值的提升，再加上政策配套没跟上，城市化后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没有生活来源,也同样使得“征地不征村”成了村民和村级组织的选择，他们更愿意保有宅基地、留置地，来实现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的生存和发展。是城市化难以彻底的政策原因。另一方面,城市扩张时,往往只偏重于占用城郊农村土地资源,而不将村镇人口、村镇社区纳人城市管理序列,“只占地,不管人”,致使村镇土地转变为建城区之后,村镇人口、村镇居住聚落仍停留在松散的农村状态,没有同步实现村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当城中村积累到一定数量,便导致城市社区与村镇社区处于隔离、对峙与分异状态。有人认为,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受土地产权限制及拆迁补偿等因素的影响,原农村居民点开发成本提高,急于扩展的城市首先倾向于开发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块,使原农村居民点逐渐成为都市海洋中的“孤岛”。城中村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的社区,居民的乡土观念较重。很多居民都认为城中村房屋是他们的祖业,是要世代留传的。这种观念也成了维系城中村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孤岛”上的原村民在自身传统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周边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城中村。

四是监管和调控不力。本来,政府部门对城中村房屋占地和楼层都作了规定,按照有关规定,城中村环境是有保障的。但是因为监管不力,有关规划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导致城中村问题更加突出。

五是城市的盲目扩张。城市盲目扩大将农村也包到城市里来了,形成了城中村。城市的快速发展及各类开发区的兴建是城中村形成的客观原因，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兴建大量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交通和公共服务等设施，原有的城市区域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必然不断的向外扩展。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满足企业的技术改造升级，需要在城郊附近另辟区域进行各类开发区的建设。这样一来，起初还在城市郊区，进而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居住地，随着城市规模的持续快速扩张，城郊农村土地被征收，逐渐地被包围在建成区内，而当地的农民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们建房居住的宅基地，形成了一种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原有村庄由于不能得到及时的改造升级，进而形成了城中村。

城中村的问题

城中村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表现出利益性和复杂性。“城中村”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各地城市的发展情况不同，其具体现状也不一样，但都存在共同的特征。

(一)管理体制转型不够彻底

城中村名义上纳入了城市管理的范围，但现实中还游离在城市管理的边界之外，由于体制和管理的滞后，很多的城中村仍然没有撤销村民委员会，建立居民委员会，实现民主的居民自治。由于城中村的居民仍然固化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基层组织调整难度较大，一方面，城中村依然保留着农村社区的格局；另一方面，居委会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还承担部分经济发展的职能，未能及时适应城市化的要求，彻底转型不如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在行政管理上还是以村委会主导，村委会作为村中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实行半封闭式的村治管理。这就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城中村”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村委会成了村中一切大小事情的裁决者，成为村治的公共权力机构。城中村两委的选举换届，是村里的一件政治大事，但内容和形式上类似于农村的选举换届。

(二)租金是村集体组织和居民的主要收入

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都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是没有经济来源的，主要是靠出租土地、房屋等集体资产和上级政府的补助来维持两委的正常运转及两委委员工资的发放，很多城中村都充分利用土地、房屋等有偿使用的集体资源。大部分投入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都来源于租金、土地征用后的赔偿、集体资产出租后的分红和从事第三产业的收入。由于城市的发展状况不一样，这个赔偿金和租金是有所差异的，由于土地赔偿金低和房屋租金廉价，城中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是薄弱的，城中村的道路、供水、供电、电讯、排水、垃圾处理一般没有纳入城市管理的范围，各种管道、电线杂乱无章，并且缺乏公共绿地与体育等基础设施。总体来说，以上两种主体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租金收入维持生存与发展。

(三)道德价值的差异性和村民思想观念落后

由于城中村的流动人口比较多，人员构成相当复杂，造成了这个群体中人员的道德素质良莠不齐，利益观、价值观呈现多样性。由于生活方式和意识观念也不一样，现实生活中就有可能引发多种矛盾。总体上城中村村民的思想观念保守落后，生活方式跟不上时代和城市发展步伐，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小农经济思想很严重，只图吃饱穿暖，满足于现状，缺乏竞争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低，文明礼仪不讲究，不懂技术，角色上没有从村民彻底转变到市民，这样就非常难以融入现代文明的都市。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城市就业中处于明显弱势，村民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另 一方面由于房租收入颇丰，生活富裕，在就业观念上，普遍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村民大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靠租金度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租金食利阶层。

(四)社会治安欠佳，安全隐患突出

由于城中村人口结构复杂，比较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租住城中村房屋，村民、外来人员、居民混合居住，“黄赌毒”等治安问题突出，社会综合治理压力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再加上管理滞后或不规范，警力巡查和监管有限，综合管理相对薄弱，“城中村”也就成了“问题村”，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有人将“城中村”称为城市中的死角、贫民区和犯罪发生区。根据相关调查发现“城中村”的案发率和犯罪率比城市的其他地区偏高。常年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经常遭遇丢自行车、电动车或者手机、电脑等盗窃案。其次由于城中村内道路狭窄弯曲，导致消防通道严重受堵，消防安全隐患突出；住宅缺乏科学设计，没有考虑抗震要求，建筑质量总体不高，卫生环境较差，极容易引发各类疾病，存在公共安全隐患。

(五)身份没有明确，地位尴尬

城中村无法与城市同步协调发展，很多的城市专门为城中村的管理出台规章条例，把它们列为所谓的城市“特区”，这就使城中村更加难以融入大都市。城中村处在城市管理的边缘，由于政策、制度、条件的不成熟，管理的滞后，不能完全按照城市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介于城市的管理范畴和农村管理行列之间。这样尴尬的管理定位，造成许多村民享受不到城市就业、养老、低保等相应的待遇，也享受不到农村的优惠政策。城中村的村民对自己的身份界定很困惑，有时办理有关手续、证明等相当麻烦。城中村的学生，如果他们属于农村的，又享受不到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减免；如果属于城市的，又享受不到城市教育的待遇和保障。

(六)建筑混乱，卫生条件差 城中村 私搭乱建现象严重，广大租房客的居住地，大部分属于违章建筑。在城市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村庄被高楼大厦快速包围，地价、房价、租价也水涨船高、大幅上涨，受房屋租金和拆迁补偿利益驱动，不少村民见缝插针，私搭乱建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而这些杂乱、陈旧、矮小的建筑影响整个城市的整齐美观和生机活力。

城中村环境卫生问题难以根治。由于建筑的混乱，没有整体性规划，许多的功能没有完善，特别是排污系统和垃圾的处理很随意，直接排放或倒在街道上，造成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鉴于“城中村”的建筑物无序、卫生环境差，碰上雨天，城中村内道路泥泞，污水横溢。碰上夏天，蚊蝇丛生，空气质量较差，环境容量超标。“晴天蚊蝇乱舞，雨天浊水横流”，“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成了城中村的现实写照。与城市里的金碧辉煌的摩天大厦及清洁宽敞的公路形成鲜明的对比。

城中村的性质

1、从经济上说，它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

来自全国各地流动人口住进了城中村，他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决定了城中村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需要注意的是，本地农民在村中并不贫困，而进入城中村的人们处在生活、就业、社会关系不断改善的过程之中。并且由于大量抱着城市生活希望的年轻人的进入，城中村表现出国外贫民区所没有勃勃生机。

2、从社会形态来看，它最初是本地村民的传统农业社会，然后逐渐演变成本地原村民社会和外来务工者暂住型移民社会，这两种社会在空间上的叠加。由于这两种人两个社会都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两个社会中的经济水平相差巨大，但都在不断改善和变化，但是其社会结构却具有相当大的惯性。一方面，原住居民的传统社会关系没有根本改变，乡村精英是政府基层治理依靠的对象；而名义上的“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按户分配的同时，其剩余部分在向着有钱有权的集体成员集中，原村民之间拉开了几倍乃至十数倍的差距；这是一个被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

另一方面，外来人员的生活状况总体在逐步改善，一部分人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完成原始积累，走出了城中村。这是一个主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这个二元社会的管理，最初是本地原村民的乡村自治，在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可以看做是政府对原村民集体的委托管理。管理的内容包括了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到日常的社会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内容。由于这种委托管理不具统一的标准，而外来人口数量十倍甚至数十倍于原村民，便造成了城中村的治理难题，两个社会之间出现隔阂，消防、环保、治安、卫生等等问题接踵而至。但这种管理又是低成本的，政府没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建起了上亿平米的廉租屋区，并且由原村民集体以集体经济支出将其管理起来。

3、从空间形态看，城中村在城市出现之前，最初是由小巷瓦房构成的旧村。

在这种空间形态下，原来的农民新村中由村集体投资建设的、标准本来就不够高的基础设施，如雨污合流，由于几十倍于原村民的外来人口入住，就变得空前严峻，表现出“脏乱差”，例如造成了河流流经城中村即变成臭水沟的状况。

我们看到，上千万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找到了他们可以暂住的出租屋，由农民在征地返还的自住用地上所建设出的廉租屋区，但是，所有这些住房都是以“违法抢建”的形式建出的。城市中的种种法律规定都在重申这些城中村中的建筑是违法的。事实很清楚：是农民错了，还是立法的隐含前提错了？显然，农民土地的发展权，正是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动参与权。

2、外来人口享有什么样的市民待遇？

为什么全国各地对城中村的指责往往出于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代表是户籍人口选出来的，和谐社会应该包括多少人呢？和谐社会理所当然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和谐社会假如仅仅指户籍人口，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完备的。在“国际化大都市不应有城中村”的误区背后，是现代化的城市应该控制“低素质人群”的观念。其实，国际化大都市中的低成本生活区、存储着大量历史记忆的老街旧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没有哪个大都市视之为自己的耻辱。瑞典人引为骄傲的斯德哥尔摩，夕阳西下，夕阳年龄的人们在握手楼下沉思、发呆的生命状态，吸引了每年几百万的到瑞典的游客。看一看巴塞罗那的地图，南边是不断生长出来的城市，而北面是规划师画出来的城市。哪个城市有魅力？威尼斯则更是遍地的握手楼。如果把通风采光、消防问题解决了，握手楼有什么妨碍呢？

城市的活力从哪来的？城市的活力源于产业的多样化、就业的多样化、收入和消费偏好的多样化。当社会生态非常丰富的时候，城市的魅力就出现了。城市不能只有一种人，哪怕是高素质的人群。城市只有高素质人群跟城市只有低素质人群是一样没有魅力的。一 个城市中大多数人应享有什么样的市民待遇、财政待遇、社会保障，这个问题不应回避。当然，这也是需要国家统筹的大问题。但是城中村向我们发出了警号，一个不考虑多数人的城中村改造是不公正的。假如我们要建和谐社会的话，当代中国城市有一个不容推辞的使命，低素质人群只要市场接受了他，城市社会就应让他进来。在可能条件下尽量多地接纳低素质人群，因为只有城市才是他们学习城市化最好的学校。无论如何，我们要为走进城市的外来人口叫好，他们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亲人、来到陌生的城市，自主地选择了风险更高、挑战更烈的生活，这是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

3、政府在廉租屋区管理中的责任？

城中村社会的管理，在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依然交由原村民集体管理。其实这是一种低成本的制度安排。如前述，城中村中的社会管理的内容，包括了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到日常的社会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内容。如果都交由政府管理，财政支出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农民管理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在就地安置区里自己建基础设施，雨污合流，但是原来村里人口不多，危害也不大。当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村里涌入了十倍几十倍的人口，污水直排到附近河流中，深圳河流源头处水质都很好，为什么流经城中村短短几公里就变得臭不可闻，“污染主要来自城中村”。

但是治污的前提是把政府、村集体的各自财权事权厘清。这件事不做，大家就都把成本向外推，造成大量的应付帐和财务虚盈，受害的就是环境。

政府的适度介入显然是城中村管理的必须。说明政府管和不管大不一样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法对“城中村”加以改造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与城建区不相协调，脏、乱、差现象严重，影响着城市的形象，改造“城中村”应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村一案”，对不同“城中村”采取不同的改造方式，把每一个“城中村”都改造好。

城中村改造的方式：（１）全部拆迁改造。对那些因城市发展需要必须搬迁，或者与都市环境极不协调、社会效益差，或者采取其他方式经济上不合算的城中村应采取全部拆迁改造方式。（２）部分拆迁改造。对那些布局相对合理，交通、市政配套设施相对完善，对城市发展起着辅助作用，能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的城中村应采用部分拆迁改造，或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完善利用。（３）“有形改造”与“无形改造”相结合。城中村的问题复杂，涉及制度、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及空间形态等诸多方面，而且不同方面的问题互为因果，单方面的改造不仅不能全面解决问题，而且也难以成功。因此，在推动城中村物质空间有形改造的同时，也要推动人员素质、文化教育、社会和经济领域等的无形改造（４）在进行新的开发而征用农村土地时，应结合新农村建设，将村民居住村落纳入统一开发规划，避免产生新的城中村。城中村改造必须由政府统一组织，统一规划。政府应统一负责土地一级开发征地拆迁和市政配套工程建设，尽量不采取商业开发形式，避免造成很多后遗症和遗留问题。应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妥善解决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减少矛盾和改造难度，才能把城中村改造这件好事办好。

城中村改造的建议

从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大局来看，“城中村”改造是时代的要求，符合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从一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来看，“城中村”改造是提升城市品位，创建文明和谐都市的必然要求。

(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对“城中村”实行综合管理

政府充分发挥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管理者和城镇公共产品管理者的双重作用，在坚持公共性、公平性、参与性的前提下，统筹规划，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既要保障好村民的利益，也要考虑改造单位的利益，让市场参与商业性运作。在城区一级政府，废除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组建综合性部门，提高综合协调能力和行政效率；防止条块分割，成立综合办公室，对“城中村”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安全、拆迁、安置等实行有效管理。

(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对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

从体制上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将“城中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只有土地国有：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村民对土地的独立处理权，一切土地使用都归土地规划部门管理。在“城中村”实行集体资产股份制，这是我国改革的一个新探索，按股份制的原则改造集体经济，对村集体资产进行清查核算、资产评估，使村集体资产的产权明确清晰。经营管理上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操作，量化资产，明确股权分配，村民按出资额大小来分红，个人所拥有的股份可以自行支配，有权利赠送、转卖给他人。村民获得了实惠，他们会很积极地参与到“城中村”的改造。

(三)加强立法。依法推进改造 由于“城中村”改造是前所未遇到的，涉及户籍、土地的变更，还有行政管理体制和城镇管理体制等复杂问题。国家的法律法规至今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因而操作上也没有统一的方法，各地城市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台一些粗糙的管理条例。需要出台一些可操作性更细化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推进“城中村”的改造，以法律保障“城中村”改造的成果。(四)妥善安置村民，给予合理的补偿

“城中村”改造之所以那么困难，主要是利益问题没有协商解决好，安置或补偿没有达到村民的要求。村民的房屋被拆迁后，户籍划入城市管理，身份变为城市居民，给予合理补偿，应按照城市居民的管理标准保障村民的利益，解决好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就业、子女上学问题等。只有以村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顺利、稳定地推进“城中村”改造。

(五)转变村民思想观念，提高素质，培养技能

村民在特定的群落聚居生活，由于受村俗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观念还比较守旧，生活方式还比较单一，文化技术还比较低，缺乏竞争进取的精神。只有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他们的技能，才能为“城中村”的改造减少阻力。比如免费举办一些扫盲脱产班或技能培训班，摒除陋习，使他们的脑袋充实起来，树立勤劳致富、科技致富的意识。知识素质高了，有了一技之长，生活就有了保障，利益得到了维护，村民对改造的抵触情绪自然就降低了。

(六)对城市的空间发展进行科学规划 “城中村”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不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城中村”泛滥，问题恶化，这给我们后人很大的教训。因此，必须树立超前意识和前瞻性，规划好未来蓝图，对郊区、城市周围有可能将来再成为“城中村”的村庄、村群进行调查，了解它们的现状，在宏观上把它们划入城市管理范围，严格控制土地的投放，做到合理规划，不能让“城中村”在无序的状态下肆意发展，减少或杜绝一边改造“城中村”一边产生“城中村”。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普遍的产物，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代名词，制约了我国城市 经济健康发展，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其问题的利益性和复杂性使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需要政府加强宏观管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让“城中村”真正融入都市之中

第五篇：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失地问题[范文]

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失地问题 [摘要]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建设和改造拆迁问题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对关于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层被拆迁者的维权模式两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

[关键词]城市拆迁失地农民

城市化是人类从落后走向文明不可抗拒的铁律，在发展过程中也积存下许多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城市建设和改造而产生的房屋拆迁矛盾已成为我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最不稳定因素之一。仔细品味以往有关拆迁研究的文章，学者们普遍持一种“结构”解释的立场，即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是由于现有制度、法规或政策不完善导致的。从整体上来看，这类的研究往往政策性较浓，用的是从上而下的角度来看问题。另外一些学者则是从底层社会，被拆迁者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被拆迁者的群体特征出发来分析问题，被拆迁者用“民间的智慧”对强势群体所施加的压力给予回应，把被动局面转变成为主动用自己的形式来予以反抗和斗争。在这里，我们对关于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层被拆迁者的维权模式两方面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

一、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引发的问题

现行的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的方面，学者们从土地制度角度进行思考，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土地制度所有权主体的错位、土地的归属权不明确、土地使用规则不确定。在这一问题上，马良灿从土地制度分析农民维权运动，国家与农民三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关于土地征用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特别指出了在众多学者谈论中，忽视了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原则和土地补偿中的“差别正义”原则[1]。而李世平、江美丽、孙寒冰对失地农民的收入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国农民权利贫困的角度来来探讨征地补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此来解释农民贫困原因[2]。

同时也有学者对政府征地这一过程进行分析解读，指出了征地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及实质。如周飞舟指出在土地征用和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积聚资金，“圈地”只是“圈钱”的手段而已。因此，土地征用和转让成为了地方政府新的谋财之道[3]。

孙剑平把失去土地后的边缘农民根据社会基础不同划分为边缘农民A和边缘农民B，前者即农民身份兼工人或商人或食利者双重特征，被征用土地后所得的津贴补助成为他们更好的利用资源。后者则是农民兼无业游民，土地被征用之后他们依照原来的生活方式，没有计划的花完这笔补偿金之后陷入了绝对贫困。”笔者认为这样化分过于简单，由于不同地域农村的社会流动性和异质性存在差别，对于边缘农民的划分应有更系统的划分方式[4]。

很多学者都在文章中分析地方政府、开发商和被征地者三者间的关系。李怀就是从现行的征地制度的缺陷和征地博弈过程中的地位不平等两方面写博弈过程根源，地方政府身兼博弈规则制定者和利益追求者双重角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寻租活动[5]。

二、底层被拆迁者的反抗形式和维权模式

关于农民的反抗形式主要是从集体行动角度来研究，也有学者从正式与非正式反抗形式来划分，以此来揭示农民反抗维权的形式，这些研究大部分是采取从下向上的研究视角，立足于农民的立场和角度来进行研究。西方研究社会运动的范式是在有组织的精英场域与无组织的底层场域之间的对立为视角进行研究的，国内学者则是中国当下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情况下分析作为一个理性人并处于弱势群体面对强势采取的积极的反抗形式，解释农民的行动逻辑。

因征地而产生的矛盾是引发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主要原因，这种维权模式主要有三种，即“日常反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美国著名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中所指出的“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业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斯科特指出，农民反抗强权的方式不是大规模的叛乱和革命，而更多的是采用一些平淡无奇的日常武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诽谤、纵火和暗中破坏等。这种反抗不需要协调，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6]。

对此，国内学者罗英豪对此逻辑表示认同，认为反抗压迫、追求社会公正和尽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农民社会反抗逻辑的真谛。在此逻辑下，农民更多的使用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的“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农民带来现实利益的同时，也往往容易形成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一点对转型期的中国有一定的启示[7]。

周艳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把农民利益两种方式手段，即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手段和途径（如上访）和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手段（如集体对抗）兼顾来描述分析，最后提出要健全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最终达到社会最优状态

[8]。应星以草根行动者为研究对象，认为草根行动者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逻辑的行动者，拓展了对“依法抗争”概念的理解，并批判了国内目前流行的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已进入“以法抗争”新阶段的观点[9]。

失地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和维权方式，身处弱者的位置采用“韧武器”的长期反抗形式。折晓页在文章中解释了被征地农民“交换”的缘起和期内在的意义，在乡村社区的互惠伦理，以及农民的生存的保障道义[摘要]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建设和改造拆迁问题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对关于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层被拆迁者的维权模式两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

[关键词]城市拆迁失地农民

城市化是人类从落后走向文明不可抗拒的铁律，在发展过程中也积存下许多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城市建设和改造而产生的房屋拆迁矛盾已成为我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最不稳定因素之一。仔细品味以往有关拆迁研究的文章，学者们普遍持一种“结构”解释的立场，即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是由于现有制度、法规或政策不完善导致的。从整体上来看，这类的研究往往政策性较浓，用的是从上而下的角度来看问题。另外一些学者则是从底层社会，被拆迁者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被拆迁者的群体特征出发来分析问题，被拆迁者用“民间的智慧”对强势群体所施加的压力给予回应，把被动局面转变成为主动用自己的形式来予以反抗和斗争。在这里，我们对关于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层被拆迁者的维权模式两方面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

一、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引发的问题

现行的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的方面，学者们从土地制度角度进行思考，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土地制度所有权主体的错位、土地的归属权不明确、土地使用规则不确定。在这一问题上，马良灿从土地制度分析农民维权运动，国家与农民三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关于土地征用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特别指出了在众多学者谈论中，忽视了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原则和土地补偿中的“差别正义”原则[1]。而李世平、江美丽、孙寒冰对失地农民的收入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国农民权利贫困的角度来来探讨征地补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此来解释农民贫困原因[2]。

同时也有学者对政府征地这一过程进行分析解读，指出了征地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及实质。如周飞舟指出在土地征用和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积聚资金，“圈地”只是“圈钱”的手段而已。因此，土地征用和转让成为了地方政府新的谋财之道[3]。

孙剑平把失去土地后的边缘农民根据社会基础不同划分为边缘农民A和边缘农民B，前者即农民身份兼工人或商人或食利者双重特征，被征用土地后所得的津贴补助成为他们更好的利用资源。后者则是农民兼无业游民，土地被征用之后他们依照原来的生活方式，没有计划的花完这笔补偿金之后陷入了绝对贫困。”笔者认为这样化分过于简单，由于不同地域农村的社会流动性和异质性存在差别，对于边缘农民的划分应有更系统的划分方式[4]。

很多学者都在文章中分析地方政府、开发商和被征地者三者间的关系。李怀就是从现行的征地制度的缺陷和征地博弈过程中的地位不平等两方面写博弈过程根源，地方政府身兼博弈规则制定者和利益追求者双重角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寻租活动[5]。

二、底层被拆迁者的反抗形式和维权模式

关于农民的反抗形式主要是从集体行动角度来研究，也有学者从正式与非正式反抗形式来划分，以此来揭示农民反抗维权的形式，这些研究大部分是采取从下向上的研究视角，立足于农民的立场和角度来进行研究。西方研究社会运动的范式是在有组织的精英场域与无组织的底层场域之间的对立为视角进行研究的，国内学者则是中国当下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情况下分析作为一个理性人并处于弱势群体面对强势采取的积极的反抗形式，解释农民的行动逻辑。

因征地而产生的矛盾是引发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主要原因，这种维权模式主要有三种，即“日常反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美国著名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中所指出的“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业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斯科特指出，农民反抗强权的方式不是大规模的叛乱和革命，而更多的是采用一些平淡无奇的日常武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诽谤、纵火和暗中破坏等。这种反抗不需要协调，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

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6]。

对此，国内学者罗英豪对此逻辑表示认同，认为反抗压迫、追求社会公正和尽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农民社会反抗逻辑的真谛。在此逻辑下，农民更多的使用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的“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农民带来现实利益的同时，也往往容易形成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一点对转型期的中国有一定的启示[7]。

周艳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把农民利益两种方式手段，即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手段和途径（如上访）和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手段（如集体对抗）兼顾来描述分析，最后提出要健全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最终达到社会最优状态

[8]。应星以草根行动者为研究对象，认为草根行动者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逻辑的行动者，拓展了对“依法抗争”概念的理解，并批判了国内目前流行的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已进入“以法抗争”新阶段的观点[9]。

失地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和维权方式，身处弱者的位置采用“韧武器”的长期反抗形式。折晓页在文章中解释了被征地农民“交换”的缘起和期内在的意义，在乡村社区的互惠伦理，以及农民的生存的保障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