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问题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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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问题浅析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问题浅析

摘要:我国的经济状态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经济态势处于较好的情况下,贫富差距的拉大变成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中的重要难题。由基尼系数来看,我国贫富差距早已到达了较危急的状况。我们务必要密切注意我国这一差距不停拉大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于经济发展历程中显露出的贫富差距的状况,揭露了它内在的根本原由,进而依据我国的整体境况,对于这个难题找到解决的办法。

关键词:经济发展;贫富差距;分配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2-00-02

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针对帮助基层群众处理基层群众生活上的难题,而不仅仅限制在宏观的指标上。改革开放初级阶段,为冲破我国经济发展的束缚,使经济?M步快速起色,我国支持一些人、一些地区优先富裕起来,优先富裕的再拉动后面的富裕起来,最后达到共同的富裕。此方针的实施让一些群众的确走上了富裕的大道,但是贫困的人依然还处于贫困状态,共同富裕并非为小部分人的富裕,“先富拉后富”好像变成了摆设。

一、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

大家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进步的火焰不断燃烧。然而,与耀眼的成就一同出现的还有进步期间显露的问题。居民的收入配置系统处于不断的转变中,收入之间距离的增大从未停止。基尼系数远超戒备红线已经成为现实。到2013年1月为止,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59的高度。我国已然步入了全球贫富差异程度最深的国家队列之中。我国贫富差距已超越了合乎常理的范围。

(一)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明显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近十亿的农民。城市与农村两个元素结合的经济体系为中国基本国情。在经济出发点低的农村,传统的农事劳动率很低,但是城市里的高科技产业链的劳动生产水平高。城市与农村间的收入差距存在非常大的距离,前者的经济条件远超后者。

(二)行业收入差距明显

各行各业间收入差距的问题已成为全球将要面对的难题,例如美国,他们的军事工业团体与华尔街的金融财政团队之间的收入水平已经比普通行业高出很多。而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前因为实施计划经济的公正配置,薪资酬劳级别间的差距很小,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式设立,国家支持非公有的经济要素的进步,私营企业业主等部分人的收益,比普遍拿稳定工资的社会工人要高这一现象已经非常显著。根据考察,我国收益顶峰与底谷的行业间的差异距离达15倍之多。

(三)区域收入差异明显

我国沿海地区因为地理位置有利,所以受到了国家经济投资策略的照顾,快速地在开放政策后走上了致富之路。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发展状态与如今所得到的成就便可窥见一斑。但总的来说,我国华东区域的经济状况比较中西部区域来说要好,沿海地区的经济状况比较内陆地区来说要好。

二、我国贫富差距大的根本原由: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

胡锦涛同志于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务必要坚定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共同富裕。要做到坚决执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与分配政策,整理人民群众的收入配置结构,增加再次分配的调剂力度,着眼于处理收入配置距离较大的难题,让发展的胜利果实更加公平,更加多地受益于全国百姓身上,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前”。尽管党与政府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提出了许多对应的改善方针。可是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国家目前的收益配置政策仍有部分不够完备。

(一)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过高

目前我们国家收益配置区域中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产业垄断的程度过高。产业的控制和独占、政府政策的保护和企业在管理上的疏忽,都是造成垄断行业职员获益过高的重要原由。

(二)劳动所得报酬并非完全市场化

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国民基本收益在初次配置的市场化进度中已具有非常大的提升,然而劳动工作者计算薪资的体系还并不完善,其重要的表现在于劳动工作者的薪资非全部市场化。第一,还不能够参照劳动者的劳绩多少来开展价值公平的配置。国有企业的劳动者薪资大部分由国家来监管。尽管我们国家有很多劳动力,但是拥有高文化水平的工作者取得的劳动业绩较多且稀少,而大多数此类工作者的收益却与其付出的巨大努力不相符,没能获得相对的收益。第二,我国部分工人联合会形同虚设,形式上存在,却不起实际作用。工作者与资本方一对比,明显处于不利的位置,无法上升到与资本方公平商议的位置上,工作者不能通过工人联合会等渠道获取自身的利益。第三,是我国一部分规范体制不完备,工作者的薪资做不到按时到账,更有甚至出现故意拖延以及克扣员工工资的情况。

(三)未形成大规模的可持续的群众性消费

距我国改革开放已过去三十年,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商品是否拥有销售渠道,这对经济的进步是首要的,是否拥有固定且连续的需求,这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十分主要,但要变成连续且固定的需求,在于是否能成为大范围的可持续的群众性消耗。虽然我们国家最近这些年的政府政策在推动消费以及加大消费范围等方面予以了大力扶助,不过仅仅是针对少数的工作类别,这一政策并未受到大范围的侧重。收益低的群众依然很多,群众没有多余的费用来做大范围消费。致使部分公司的商品卖不出去,薪资链阻断,最后破产倒闭。

三、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措施

我国收益分配机制的先决条件是经济上的改革与进步需先获得成果,之后再使群众享用其成果。也就是说我们要先制作完成一个蛋糕,再来分享它。但假如蛋糕划分的不合乎理法,贫富差距的难题不能够很好得解决,那么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安定,这和我国一直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准则相背离,同样和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终极奋斗目标相悖。所以,我国应该把收益分配机制改革的脚步加快,构建新的收益分配政策。经过收益分配机制的改变,尽早实现胡主席指出的将我国建设成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之一。

(一)缩小城乡经济差距

用远少于成本得农村生产基本要素与城市工业化的进步相互替代,进一步拉动国民经济效益的进步,成为我国近20年来前进的主要方向。恰恰是这样舍弃农村进步的政策导致城乡经济的巨大差距。由于城乡经济的明显差距,导致乡村居民大多往中心城市迁移,造成乡村居民减少、缺少劳动力以及经济不景气等情况发生。减少城乡经济差异应着眼于提升我国城镇化、提升农民的收益以及大力开发农村经济。“三农”难题一贯是党与政府密切关注的,使农民群众减轻负担,推动农民收入增加,对农业增大投资,提升农业化水准,商品化进程,加大力度开发农业产业,令乡镇居民同样可以体验到越来越多城市居民所体验到的好处。

(二)缩小行业差距

改革开放以后所引进的市场经济体制,让一部分国有公司丢失了原本应有的政策上的庇护与垄断等方面的好处,“三资”公司与私营公司因为享受到许多政府政策的优待和照顾,促使职员的收益大大超越一些国企职员。国家应提升部分收益低的企业薪资,同时提升个人所得税的起始征收线,用以保护低收益群体的权益。完善公司审计会计机制,建立单独的督查实施部门,从严执行法规,以缩小非法获利以及以钻机制漏洞来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几率。

(三)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

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关键在基础建设、政府策略以及高素质人才等方面。要想增强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国家应该从政治策略上作出恰当的处理。首先,我国需要增加针对基建方面的财力投资,基建是经济进步的基础;其次,要想吸收引进国内外投资方与资本,应当设置部分特殊的优待方法;最后,高素质的人才是经济进步得根基,高素质人才同样是经济进步的先决条件。予以西部地区优秀人才的惠及策略,必然会吸引大量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到西部地区工作。

(四)促进大规模的可持续的群众性消费的形成想要公司改变为国民经济中流砥柱的企业,必然就要拥有大量的、大范围的以及稳定的花费。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市场经济体制,供求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方面,经过有成效的供给加大就业量,自然能推动经济连续上涨,经过整理收益分配机制,加大内部需求,中等收益水平的开销群众增多,当然会拉动开销。有需求,产业有劳动的推动力,就能加快公司进步的速度,进而加大了资金收益。如此不仅仅提升了群众的生活水准,起到良好统筹兼顾的成效,也处理好了贫富差距大的难题。

参考文献:

[1]白玛桑.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商论,2016,23(12):521-526.[2]徐传谌,翟绪权.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规模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基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5,23(11):421-423.[3]杨博.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J].企业文化旬刊,2015,24(13):651-653.[4]王谦.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性问题――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及破解路径[J].现代国企研究,2016,25(14):423-425.作者?介:刘茗雪(1988-),女,汉族,广东佛山人,硕士研究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职称:助教,主要从事国际经济研究。

第二篇: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分析!!!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还存在巨大差距,城乡,地区,行业、及行业内部不同岗位之间收入分配不均等,产生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收入分配方式多样和生产要素不同,受金融危机影响农业人口大量失业,行业垄断行为屡见不鲜,对中小企业发展支持力度不够,新型产业吸收传统劳动力能力减弱,农资成本增高导致农民收入降低,企业内部薪酬和考核制度不合理等几方面。政府对于改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工作,还要进一步提高,构建合理分配体系,让人民群众满意。

针对如何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构和谐稳定社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方面 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通过个税改革,加强中央转移支付力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人群等措施,促进公民个人财富增长。

第二方面 对垄断行业加大管控力度,强化落实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健全分配监管体制,缩小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间的收入差距和内部各层人员的收入差距,从企业本身入手,着实解决分配不均问题,实现企业之间,企业员工之间的利益均衡。

第三方面 改善农民收入环境,通过开展规模性就业培训,提高农民劳动力竞争能力,维护农业市场销售价格与成本价格合理性,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四方面 建立健全的企业薪酬考核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考核机制和奖励办法,使各个岗位之间收入达到均衡。

政府应积极构建合理收入分配 制度,做到还富于民,国民共进 多途径促进公平分配是统筹缩小贫富差距的必由之路

1.加大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力度,完善市场准入机制

资源垄断、不公平竞争和机会不均等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许可,规范国有企业职责,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减少行政性垄断和地区性垄断,完善市场准入机制。政府应为人口、土地、资本自由有序流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资源价格改革,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城乡居民收入不合理差距的体制性障碍。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流动,减少就业壁垒,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通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促进土地自由流转,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通过资源价格改革,促进资源的合理流转,缩小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特别是要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只有充分竞争,才能减少不合理的垄断利润,形成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

2.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任务是要通过增加居民总收入来完成的。重点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职工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指导,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形成机制、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从制度上确保职工工资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体制应联动改革,通过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使广大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双增长,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队伍。

必须果断切断权力与资本的利益链条,防止权力、垄断、地位、投机成为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鼓励并倡导勤劳致富。只有当劳动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时,才能真正形成中等收入占多数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3.有效调节高收入,完善税收调控机制

要充分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有效调节高收入群体,切实扶助低收入群体。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控,特别是要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对于土地、矿产、森林等国有资源,其增值收益应由全社会共同均等享有,不应该也不能由占有或使用这些资源的企业坐享其成或独享超额垄断利润。当前,土地、煤炭等已经成为暴富的重要工具和途径,应该引起足够的警觉和关注。

只有建立合理的税收体系,才能对居民收入进行公平的分配和再分配。合理设计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和扣除项、起征点及税率,扣除项应综合考虑家庭收入、家庭人口、赡养负担等情况,起征点应与物价水平上涨等因素挂钩,税率应体现收入贫富的差异化,减少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赋,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征管,调高高收入者的累进所得税率。适时有序开征房地产税,完善资源税,从财产方面调节贫富差距,有效缩小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

4.切实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手段,确保劳动力报酬,特别是低水平劳动力报酬在合理的水平线之上。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程序和动态公布机制,明确职工所应享受的补贴、保险和福利。正常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应每年调整一次。

在低收入群体中,农民占绝大多数。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对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及缩小贫富差距至关重要。要积极推进农产品价格改革,完善资源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机制,促进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加快小城镇建设,加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投入,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切实减少低收入人群的数量。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失业、疾病、机会不均、资源分布不均因素带来的贫富不均问题的重要途径。应当建立起全面、适度、公平和有效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标准,健全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制度,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善贫困者的社会救济制度。特别是要解决好保障性住房问题,尤其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应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5.精心营造机会均等的发展条件,完善公共教育机制

要合理征税,更要合理使用税收,再分配应更加注重公平问题。政府在二次分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科学决策,把握好分配的原则和调控的力度。税收使用应更加注重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公共设施等。通过财税收入的转移支付,注重保障设施建设和劳动者素质教育,以提高劳动者创造价值和积累财富的能力,确保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的渠道畅通。

公平的教育机会是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的起点。一般来说,居民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总体上是呈正相关的,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也越大。应该稳步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保障公民受教育机会均等,完善义务教育制度和机制,教育经费和师资力量应有意识地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倾斜。努力促进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缩小不同群体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

一定要重视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完善,为全社会创造机会均等的发展空间。应鼓励和支持中低收入者创造和积累财富,构建良好的就业和创业外部环境。想方设法提高国民素质和劳动者就业能力。解决就业问题,关键是增加就业岗位,开展就业培训,让贫穷者有通往富有的途径和机会。鼓励并宣传劳动致富,在脱贫和扶贫问题上,应培育并完善致富机制,从根本上摆脱造成贫穷的困境。

第三篇: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

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国际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55,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在当今社会,这个话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虽然这在中国好像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但在不同收入群体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问题上,在缩减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已经势在必行。因此,我谨结合一些社会上的观点,从我的观点寻找问题的办法,从而解决或缓解这个问题。

关键词:贫富差距原因对策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却呈现出了明显的背离。如果任由这个趋势继续下去,将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而且更棘手的是,这一趋势最终也将会影响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在经济学上,贫富差距过大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消费需求,而在目前的中国,情形远远不止如此,贫富差距过大已经直接引起了许多相关的社会问题。“富人有钱无处花,穷人有钱不敢花”的现象已经出现。一: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现状

根据查得的资料,我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可以分为如下两个方面:

1:城乡分化

先不说农村,仅中国城市在资源的配置上,就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局面:资源优势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而且其他中小城市很难得到处国家分配以外的资源;再者是其他中、小城市仅是服务于这几个大城市,城市的功能单一。而他们自身的城市化发展则被置于计划外发展的状态下。当把农村和乡镇考虑进来时,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来看,如果扣除农民用于扩大生产的费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实际已经达到了5:1。这个数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

2:地区差距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的现象,最突出地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全国来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扩大。在一个省内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明显扩大的趋势。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不论东部沿海地区或中西部地区,都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与广东等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迅速拉大。这样就得出一个判断,中国地区差异的扩大,是在各地区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的,是前进中的问题。

二:造成中国贫富差距的原因如下:

中国广大农民的贫困是因为落后的生产力,这是正常的。不少农民还在用手刨食,和两千年前的农民没有根本区别。只要中国农业不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的规模经济,农民相对于其他阶级只会越来越穷。

1.分配原则的变化

当前,我们放松了对其他分配方式的限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同时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方式。这不仅使分配原则更接近市场经济通行的分配法则,而且正式承认了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从而调动了不同阶层经营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必须看到,这种改革也使得非劳动收入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迅速上升。而非劳动收入的获取条件是不一样的,诸如居民选择职业的自由度、经营能力的大小、占有资金的多少、文化程度的高低等,并不是每位居民均等拥有。因此,居民所得的非劳动收入也不均衡。拥有条件相对较好的居民收入就多一些,反之则少一些,甚至没有。获取非劳动收入条件的差异性,造成收入的多寡不同,无疑拉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2.国家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区域经济梯度开发战略,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政策倾斜,在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给予了区别于中西部地区的许多优惠政策,加之东部地区的经济和地理优势,使其获得快速发展,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也随之大幅度提高。同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镇,企业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在分配上实行了灵活多样的工资奖金制度,城镇经济快速发展;而在同一时期,农业制度变迁的作用逐渐减弱,农业的增长速度相对放慢,这种工农业增长速度的差异,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不同,从而使收入差距随之拉大。在农村,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差异,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这些改革政策也是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

3.市场经济的弊端

市场经济是调节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但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又具有导致贫富分化的自发趋势,会使各种利益主体的收入趋于分化,从而形成一种“马太效应”:即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一些个人承包的大企业,因使用国家几十年巨额资金投入所形成的庞大固定资产,使得这些企业和其他企业相比,在同等经营水平和经营环境下,生产成本较低,从而获取巨额的垄断利润。而那些规模小、设备陈旧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或者将被淘汰,职工面临失业的危险。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政府矫正市场弊端的能力还比较差,宏观调控措施还难以全部到位,会致使一些单位或个人利用非法手段,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腰包。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也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4.社会保障的落后

社会保障是国家依法对城乡居民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享受,而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职工却很少享受,尤其是占我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几乎没有享受社会保障,甚至一些农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城乡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非均等性,是国家长期执行偏向工业的政策造成的,从而使城乡居民、党政机关、全民企事业与其他企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对策:

1.加快经济发展,扩大就业渠道

充分扩大就业,是解决贫困的根本手段。只有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更多地吸纳劳动力就业,才能逐步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我们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努力扩大社会就业,对社会的协调和稳定都是十分必要的。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就要消费,消费就会促进生产和销售,另一些人的就业机会也就增多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也是提高收入水平、解决社会贫困的前提。因此,应把积极创造就业和再就业,列为国家宏观调控战略的重要内容,实行就业导向战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以便创造更多的社会就业岗位。通过政府投资和对企业推行鼓励性政策,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开发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使择业人员的素质跟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强他们自身的竞争能力。

2.加快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收入再分配要注重社会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社会安全网

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安全网,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要继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尽快建立一体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完善城镇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正常发放,使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都能拿到最低生活保障金;有条件的地方,应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险金制度。同时,努力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实现社会保障税费征收的法制化。可以从国有资产产权中适当转让一部分,由社会保障基金机构持股分红;政府的工商税收入,也可以作为调节社会保障基金状况的财力后盾。建立全国统一协调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管理效率。加强社会保障的立法建设和预算、财务制度建设,提高保障基金的使用率。

4.运用法律武器,规范收入分配行为

依法规范分配行为,就是用法律制度、规则去规范和约束收入分配行为。法律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主要表现在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针对法制不完善的现状,应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制定《最低工资法》《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真正实现有法可依。加快推进收入工资化、工资货币化进程,逐步扩大货币性收入,减少实物发放,增加收入的透明度,扩大国家对工资的宏观调控范围。在司法方面,应加大执法力度,监督好已有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及时处理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各种争议。如果执法力度不够,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惩罚过轻,就不能起到法律的威慑作用。因此,应继续加强法治,严厉打击非法经营,抑制非法收入。对于那些贪赃枉法、偷税漏税、欺行霸市者,要重拳出击,严惩不贷。以法律的震慑力遏止不法行为,维护经济秩序,最终实现社会公平。

总之,只有做到财富的切实增加和合理转移,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才能得到有效调控,才能有利于改革向纵深推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参考文献:

〔1〕王屹.WTO与中国农村经济〔J〕.中国改革,2001,.〔2〕李成贵.当前我国农民收入的现状、成因与影响

〔J〕.教学与研究,2001,(4).〔3〕经济日报,2001—08—12.〔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第四篇:当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分析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2012级国外马克思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

当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分析

韩伟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学号12212078 摘要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日益显著。本文主要阐述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及其原因,并根据我国当前的国情提出了一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贫富差距 成因 对策

一、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

(一)贫富差距概念的界定

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两部分。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是狭义的概念;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是广义的概念。我们在这里主要涉及狭义的概念,贫富差距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状况。

(二)贫富差距的表现

现在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标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0.3以下为平均状态,0.3-0.4为合理状态,超过0.4表示该国贫富差距过大,超过0.6说明该国已经严重两极分化,处于社会动荡的边缘。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数为0.28,在当时我国还是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国家,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基尼系数急剧上升,早在199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4的国际警戒线,2004年上升到0.47,2008年就已经达到0.53,到2012年,当我国的GDP位于世界第二位时,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61,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同时,贫富差距问题还表现为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状态,即分配收入的“马太效应”。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现象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很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如果再不对这种现象加以遏制和改善的话,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两极分化,也即意味着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问题发展到了最为严重的地步。这一现象因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主要表现在城乡间差距、地区间差距、行业间差距三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农民占据全国人口总数的62%左右,所以农村的发展、农民的收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看,199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86元,前者为后者的2.2倍,而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扩大到3.7倍。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 元,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析,城乡居民的财产差距高达15倍。因此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非常明显。

2、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加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但是,提高幅度的差异却很大,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一般来说,低收入增长地区都集

第 1 页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2012级国外马克思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

中在中西部。据学者研究,2008年,我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已达到26%,而如果从城乡收入差距中各地区对全国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已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这表明,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加明显。据统计,2007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为 23622.73 元,最低的是甘肃省,为 10012.34 元,两者相差近2.36 倍;而农村的差距则更大,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为10144.6 元,最低的是贵州省为 2373.99 元,两者相差近4.27 倍。

2、不同行业之间的职工收入差距悬殊

20世纪 80 年代,中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 1.6~1.8 倍之间。90 年代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行业收入差距表现出逐步扩大的态势。2005 年,石油、烟草、电信、水电气供应、金融等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总数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其收入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且收入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垄断。至 2010 年,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和平均工资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收入差距已扩大到4.2倍之多,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 5~10 倍之间。垄断行业凭借其在市场中占有的垄断地位而获取了大量垄断利润,其垄断行业的职工也相应获得了较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以及行业间工资差异呈持续扩大的趋势,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二、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成因

(一)自然历史原因

1、自然地理差异

一个地区的区位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素质及原有的经济发展基础都是该地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东部地区背负大陆,面临海洋,地势平缓,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开发时间长,人们的文化素质较高,人口密集度高,需求量大,所以,东部地区的经济基础较好,各方面生产条件比较优越,可以吸引大量投资,使得资本充足,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从而使得人均收入高。而中西部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通讯落后,自然资源缺乏,人口相对稀少,开发难度大,缺乏投资资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人均收入偏低,从而形成贫富差距。

2、历史积淀的因素

(1)我国文化传统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崇尚大同的平均主义思想较为强烈。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但是在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要高于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这是属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和“不正常”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整个社会获得了一种正常的发展,并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这样就激发了民众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传统的平均主义观念受到强烈冲击。

(2)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逐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价值规律为基本规律的市场经济本来就具有使收入差距扩大的动力,它使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益。这种依照优胜劣汰规则展开的竞争,必然形成各企业及劳动者之间在收益上的差距和在富裕速度与程度上的差别。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后富”的提议,鼓励一部分人先富带后富,再拉动他人共同致富国家制定发展政策时,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发区等地区,在税收、信贷、投资和对外开放等方面实行了区别于中西部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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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优惠政策。这样促使这些地区经济迅猛发展,必然使得地区间国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差异性明显。

(3)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从政策和体制上将城乡分割为完全不平等的两部分,不论在社会地位上、经济地位上还是政治地位上,城市居民都高于农村居民。为了优先发展城市工业,国家通过农业“剪刀差”的形式来为城市的工业化聚集资金,其主要方式是国家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和人为提高其工业产品销售价格的方式来获得“剪刀差”,从而把农业产品的利润转化为了工业产品的利润,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来为工业化聚集原始资金,使得城市的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然而这种方式扭曲了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价值,使得农业产品的价值被人为低估,造成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并且长期得不到提高。并且我国农业主要集中在种植业,而畜牧业和农村加工业都不发达,这都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经济”战略,对城市建设投入过多,而对农村发展投入过少造成的。同时,我国的城乡户籍制度也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不能享受到和城市居一样的福利待遇,这也在客观上决定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另外,教育因素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也从隐性转变为显性,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教育设施、科技设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内部教育氛围良好、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而乡村教育设施不齐全,农民对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乡村的人均受教育程度远低于城市,从而产生区域的文化思想差异,带来的经济发展效率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差异。因此城乡二元经济的壁垒不仅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增收难,同时逐渐扩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弊端

1、国有垄断行业不规范

我国在经济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对于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实行国有垄断经营,这对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安全有着重要意义。这些行业包括供电、供水、电信、邮政、铁路运输和金融保险等部门。这些国有垄断行都受国家的高度保护和控制,甚至还被国家赋予一定的行政权力,国家对于这些行业也有着很高的进入标准。因此,这些垄断行业凭借着这种垄断优势而获得了超额垄断利润,而且在行业由于政府实行行政性价格管制而出现亏损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而这些高额垄断利润和财政补贴中的一部分就转化为了垄断行业职工的高收入和高福利,这使得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水平和福利与一般行业相比明显拉大,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有公开资料称,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从业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石化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2、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

我国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各种素质和能力的差异,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在收入水平上即使按劳分配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其中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由于对资本等生产要素占有量的不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等非生产要素所带来的非劳动收入自然也存在差异。同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性的道路,制度的不完善为各种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提供了体制性空间。政府配置资源的紊乱和监管的不到位是权力寻租产生的根源,权力寻租会产生大量灰色和黑色收入。通过“设租”“寻租”交互运动的方式用资本换取国家领导干部手中的所掌控的经济优势获准权,这样一方面加剧了企业之间因不公平竞争而导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也使一些官员在行贿过程中获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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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的灰色收入,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3、我国的税收制度不完善

由于我国税制不完善,税收征管上的漏洞较多,税收不但没有达到有效控制贫富差距的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首先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且调节不到位。目前我国对个人收入调节的税制比较单一,主要是依靠个人所得税,其他的相关税种要么没有建立,要么功能不够,如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等。其次对偷逃税行为打击不力。由于全社会缺乏依法纳税的氛围,加之执法方面的原因,我国在税收过程中,对各种偷税、漏税、逃税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致使一些人通过偷税、漏税等手段非法致富。这种不健全的税收制度,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加大,另一方面又使国家缺乏进行必要再分配的资金和能力,不能及时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从而加大了人们贫富之间的差距。

4、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它本身不会导致人们收入差距的无限拉大,真正导致社会成员贫富差距悬殊的是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和市场经济配套的相关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对市场竞争中的弱者进行及时的保护,就会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社会现象。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国家包揽为特征的单一型社会保障制度,这种保障制度覆盖小,资金渠道狭窄,管理服务社会化程度低等,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兼顾社会公平,无法适应新体制的需要,致使我国社会保障供需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主要靠工作单位来解决,而一旦面临失业,他们的生活马上就没有了保障;而农民家庭主要靠自己解决,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自身根本就没有能力解决,再加上乡村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还没有制度化,致使部分地区贫困者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有8006的劳动者与老年人没有基本养老保险,90%的人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大多数产业工人缺乏工伤保险,绝大多数女职工没有生育保险,而面向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的社会福利则更加显得比较欠缺等等。虽然各地均出台种种社会保障政策,但往往是因为投入不足、管理不严、落实不到位,只能是形同虚设。由于这些群体在市场竞争中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社会又不能够对他们进行及时的救济和保护,就必然进一步导致了他们生活的贫困。

三、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基本对策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城乡间、区域间的和谐发展

1、统筹城乡发展,贯彻实行“三农”政策

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村发展,关键是要贯彻执行“三农”政策,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更快地推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城市工业已经初步建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已具备自我发展能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首先应深化农村的各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城乡壁垒。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促进就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其次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生产技术的投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最后要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的战略,促进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提高城市化率,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享有一样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

2、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区域间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统筹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关键是要打破空间阻隔、地方壁垒,第 4 页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2012级国外马克思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首先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科技教育发展,发展重点工程和开发优秀特色资源,加强西部人才开发,加大东中西协调互动力度。其次要积极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支持企业联合重组和装备研发制造,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发挥地区优势。再次要落实中部崛起,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发展交通运输业,承接东部地区和国外产业转移。最后鼓励东部地区不断推动体制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就要求我们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要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因此,首先,要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并健全要素分配制度,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加大薪酬调整的初次分配薪酬调整的力度,我国对于传统农业以及一些依靠人工劳动力的工作的薪酬分配相对较低,应该适当的修改相关制度,对农业以及以人工劳动力为主的工作进行薪酬的上调。其次,要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使得偷税漏税的行为大大减少,适当修改个税在各薪酬的纳税比值,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从而对穷人进行有效合理的保护,对富人进行更为合理的税的征收。再次,要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更加注重公平。

1、加大政策扶贫力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国家要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帮助地方重建公共财政。各级财政要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用在财政支出的比重,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特别是要将农村人口纳入国家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范围内。

(三)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范政府和市场行为

首先,要加快制定行业规范和市场准入法律的规定,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确保市场公平竞争,对政府垄断的行为和价格加以限制。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差距。其次,要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增强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对公务员实行财产申报制度,严惩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不正之风。因此我国一方面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玩还是那各种社会制度,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从而堵住权力寻租的漏洞,从根本上防止腐败蔓延和非法非正常收入的产生。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法治,严厉打击非法经营和非法收入,以法律的威慑力遏制不法行为,规范政府和市场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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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国际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在当今社会,这个话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虽然这在中国好像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但在不同收入群体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问题上,在缩减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已经势在必行。因此,我谨结合一些社会上的观点,从我的观点寻找问题的办法,从而解决或缓解这个问题。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而我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这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鸣。如何看待这两个最基本的判断呢?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判断在总体上是不甚准确的。

关于第一个判断,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存在着相当大的贫富差距,只是在“二元结构”和“城乡分治”的条件下,这一差距不仅非常复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起来,使得人们一般不去注意它罢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由于市场机制的建立和社会阶层构成的多样化,过去被掩盖了的贫富差距显性化和阶层化了,当然在某些领域内也相对地拉大了。过去,你和你周围的人相比,差距不大;农民多么困难似乎与你无关。

关于第二个判断,应当说,与国外一些国家相比,中国并不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贫富差距,实质使用一定的方法,在规模均衡,比例对等的社会成员之间,对收入和财富积累惊醒比较所得出的差距,不是有两个人或两个群体,拉出来一比就是贫富差距。同时,应当指出得失,中国目前的实际贫富差距,特别是乡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比改革开放以前确有拉大,但在国际上还是属于中等程度。考虑到中国在人口、幅员、区位(一端临海,一端处于大陆深处)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和经济发展中的最敏感阶段这一事实,这种程度的差距应当说是仍处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领导干部要树立新的市场经济理念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中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世界的市场经济也在不断发展。人们,尤其是广大领导干部在坚持自立、平等、竞争、效率、求利、开拓等市场基本理念前提下,需要形成对市场经济新的认识、新的理念,以便更好地前进。我认为,与其他国家经历的相同时期相比,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带有统得过死,政企不分,管理层缺乏管理艺术等弊病,没能够承受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潮的冲击,破产,亏损。连带地造成了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破产企业和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以及下岗人员,收入低,生活困难。加上一些离退休人员和无业人员形成了城市居民中新的贫困人口。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私有资产得到快速发展。于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这一批人,在富营养化的投资创业环境重完成了最初的累,并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了现在中国的有产阶级的中坚力量。但是这些企业多半都有家族式管理,缺乏现代企业制度等先天缺陷。这些企业除了有以上特征之外,由于规模所限,通常使用的是非常扁平的单线管理结构,即老板——工长——工人。没有或很少有专业技术,管理人才,而这些正是中产

阶级的重要来源。工人从事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低,同质化程度高,报酬低的工作。老板和打工族收入差距悬殊。

2,中国宏观调控措施不力。

政府的一大职能,是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尤应如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政府的宏观调控仍然无法有力实施到位。国家应该对高收入阶层征收比率更高的税,辅以其他政策,削减其最终所得。同时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助。但是这一行政职能很明显履行的不尽如人意。两会代表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两个40%”。即全国40%的财产集中的1%的人手里,而40%的所得税款是由工薪阶层缴纳的。

与大家所想象的不太一样,中国西部的贫富差距比东部更为明显。这主要的原因是:在东部,政府的调控能力比西部强,加之东部经济较西部发达,政府有更多的公共财政能力进行社会收入再分配和调节。其中政府调节的价值就体现了出来。但是整体来说,公权调节在中国的起的效用还是很有限,远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效果。

3,腐败问题

腐败问题是中国的一大毒瘤,对中国所起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在把腐败和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相联系的时候,仅仅看到腐败造成的数额巨大的灰色收入在基尼系数上的影响,而没有看到腐败背后的延伸。

腐败在本质上是为了私利滥用,出卖公权的行为。他在给公权交易双方带来不法利益的同时,严重阻滞了公众权力和政府行政职能的行使,交易是以普通公众或者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更为严重的是腐败的存在把整个行政职能颠倒了过来。本来,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减小社会贫富差距。但是,当权利交易产生时,必定导致有权有钱者进一步把权钱转化为实利,而令弱势群体日益陷入困境。例如,领导腐败导致企业亏损,职工下岗,权钱交易造是富裕者逃避其应负的社会义务(如纳税)等等。孙子兵法有云: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关键就在于此消彼长。我们应当看到,贪污腐败的每一块钱的交易,就会对社会利益造成10块甚至更多的损失。因此,紧抓腐败问题也是解决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一个当务之急。

缩减贫富差距势在必行

第一,落实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法律对企业的征税是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另外,在个人收入所得税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还未形成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政府必须加大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同时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和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还有就是,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正当手段富裕起来的,但是,也确实有个别人不是这样的。特别是一些人在淘“第一桶金”时,出现的问题较多。有人提出了不追究这批人的“原罪”的观点。其实,关键是看有没有罪,如果有罪,为何不追究,不追究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公,对全体人民的犯罪。

第二,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企改革过

程中的资产转移的规范化。

第三,在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出售国有资产过程中,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可以保证国有资产不发生量变,不发生国有资产流失,堵住国有企业改制和战略重组中可能发生的私有化漏洞。公正评估国有资产,公开转让国有资产,收回的国有资产用于再投资,建立复式财政预算制度。国企改革问题,必须迅速建立国有资产转移的法律,使它有法可依。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措施必须体现竞争、透明、公开的要求,必须让公众有参与的机会。可能有些人会说,一旦有公众参与,各个利益集团讨价还价,可能使问题复杂化,决策的成本会大大地提高。但是,它带来的是相对公平,后患比较少,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来看,应该是值得的。

第四,法治约束下的机会平等 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助于抑制这种活动和实现机会平等,因此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实现。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要激励那些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在市场活动中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不是这样,不是去推进我国的法治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而是让少数人凭借行政权力进行寻租活动,甚至靠鲸吞国有资产和掠夺大众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状况都会恶化。所以,以分配状况恶化为由来反对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应当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铲除寻租的土壤,既推进平等,又促进效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全民的富裕,为了达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改革而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也必须通过改革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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