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问题：反动的中国政策

第一篇：城市化问题：反动的中国政策

内容摘要：

扫马路的“本市人”是“清洁工人”，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同样是扫马路，“外地人”则是“民工”，是被歧视的对象。

扫马路的“本市人”是“清洁工人”，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同样是扫马路，“外地人”则是“民工”，是被歧视的对象。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是湖南农民的儿子，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是四川农民的儿子，他们在北京呆了那么多年，不知是否办了“暂住证”。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十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经预言，“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估计，在这20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张五常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可以说，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农民工潮的出现，必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现代化。这个瓶颈不突破，一切就只是一纸奢谈。

本文试图通过对s村的历史与现实描绘，铺陈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笔者所选的s村，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国农村，只是以“大背景，小缩影”来透视中国农村改革与实践的悲喜与诸种问题，照见一个时代的挣扎与耻辱。

八十年代

s村是江南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地处三个乡级单位的交界处，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带。据族谱记载，s村渊源可以追溯到楚国荆州，于明朝万历年间自南昌迁入。每年元宵时，村里舞的龙灯上都贴有“江陵世家”的剪纸。主要作物为水稻、棉花和花生。1981年，s村当时的人口为65人左右，是年底，实行包产到户。

村民们关于包产到户前最深的回忆是，有的人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过小孩，而现在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都有胃病史。这一年龄段的村民在教育孩子时，常会说，你们现在有吃有穿，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说这话时，他们没想到十几年后，会因为学费的问题，许多孩子失学。

1978年，s村通了电，告别青油灯。1980年，村里有了第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台黑白电视机装着s村包产到户前后的诸多荣耀，因为它，s村吸引了方圆五里村庄的眼球。真正能够改造村民生活的，除了村干部上传下达的工作安排外，应该说，这台至今也只能收到一个频道的电视机对农民了解世界功不可没，同时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乐趣。八十年代初，当《加里森敢死队》与《霍元甲》热播大江南北时，隔壁的小山村便会有年轻人提着小板凳翻山越岭摸黑前来观瞻。伴随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粤语歌声，领袖像与文革标语逐渐退出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在度过了两年没有标语口号的集体生活后，包产到户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各行其是，每家都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和当年播放东方红歌曲与社教宣传的有线广播一起，这台旧黑白折价转到了手头并不富裕的电视管理员阿毛（详见后文），从此标志着一个时代彻底终结。

有一个笑话是，当时阿毛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了另一台电视机时，赶紧让人把电视关掉，据说当电视里出现另一台电视时，会影响电视的使用寿命。此话当时奉若神明，其后不到一年，被引为笑谈。

读书与参军

八十年代，村民们的城市化梦想主要局限在十里以外的乡镇与二十里外的县城。对于小村庄而言，八十年代，有两件大事可以记入村志。一是上述的黑白电视改变村民生活，看见了世界。另一个是村里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为s村的后代走向城市树立了榜样。方圆十里，除了当年偶尔接收几个下放的老大学生外，没有人知道大学生为何物，但现s村自己也有了。孩子的父亲高兴异常，请来了乡里的电影队，表示庆贺。当时是1985年，距国家恢复高考已经整整7年。

九十年代，s村已经在整个乡里开始有了些口头地位，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村。一个七十余人的村庄，共走出九位大学生，成了当地的一段佳话。远近的村民谈及此事时，最后多半会轻描淡写地带上一句，“s村的祖坟埋得好”或“气脉好”。当然，s村村民今生的挣扎远不止将祖宗“选个好坑埋下”那么简单。

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s村现任村长有自己的一段心历：

“记得有次去了城里，看着城里人的白皮肤与城市里的阴凉，看着城里的繁华与悠闲，我觉得这辈子真是没法活了，农民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就是讨饭也要把孩子奔（s村土语，相当于“通过操劳送出”的合义）出去，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泥巴打交道了。”对于无钱（无钱或无生意可做）无势（没有亲戚“在朝”）的农民来说，跳农门只有两条道，一是参军，一是上大学。村长最后选的是让大儿子上大学（二儿子后来参军）。关于跳农门的故事，村长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他对人说的，自从进城转了一圈后，回到家里觉得自己今生不幸，低人一等，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另一件是对儿子苛刻的管教。

村长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三峡附近某公司当上了工程师，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严厉总是置之一笑。记得是小学放暑假，当时他和同岁的小孩们赌纸（s村儿童仿大人赌钱的一种游戏，以撕开的课本或作业本当作赌资），被父亲发现后，立刻被提着耳朵回家，接受家教：

在父亲的逼视下，他冒着正午的酷热去山里捡石子，然后提回家铺在太阳仍可以照着的台阶上，在碎石子上跪一个小时。当他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大哭时，立刻被恼羞成怒的父亲反锁在盛谷子的扁桶里。炎热的夏天，他在密不透风的扁桶里被闷个半死。在这次家教事件中，母亲为了“救”孩子，与村长大吵一架。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对孩子的暴力教育有时不是“一条鞭法”那么简单，毕竟他们不是京城里的孩子，有个吃商品粮的父亲。村长更要让孩子知道他这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过太阳多少苦热。上帝是如何热爱人类的啊，竟让乡下读书的孩子多此艰辛！

对于s村来说，最大的光荣是将孩子送进大学校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s村上共有九人考上大学，其中不乏全国重点，现在分别在京、津、沪、武汉、南昌等城市工作学习，走得最远的到过红海。工作后所涉职业包括软件工程师、招投标设计、教师、海员、医生、经理、新闻记者、地方官员等„„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s村拼尽全力，让孩子考大学，就在别的村庄小富起来，甚至盖起楼房时，整个s村甚至连一台彩电都没有。

如上所述，在农民工风潮尚未席卷全国之前，由农村转到城市生活，s村有两种方式：读书，或者参军。

关于参军，s村的村民常津津乐道，虽然这个村庄不大，却拥有中国的海陆空三军兵种，跑得最远的是木根，八十年代在吉林服役，与战斗机打交道。关于他，村民的更多回忆只是他回家探亲时带来的许多飞机模型、东北人参以及清晨在老屋坪上练军体拳的情景。在从部队转业后木根进了该县地税。应该说，木根是s村最早洗掉脚上泥巴进城的人。之后，九十年代，又分别有两个出去当兵，一个在解放军驻沈阳某部服役，由于表现突出，后留在司令部；另一个种为海军，曾在湛江、汕头服役，转业后没有合适的工作，据说在汕头打工。

骚动

九十年代，关于中国城乡差别，二元分治的批评屡见于学界与媒体。不可否认的是，时下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大批的农民工走向城市，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壮丽的景观。

如今，对于许多中年以上的农民来说，他们常会怀念刚分产到户及97年以前几年的日子。那时农副产品价格高，相对来说，孩子上学费用尚可承受。有的人家，如果有点亲友帮忙，夫妇俩能供得起三、四个孩子上学，而现在，教育体制改革，农副产品价格低迷，一家四口劳力甚至都供不起一个老幺上学。昔日的大学生回家感慨，“现在小孩读一年书，相当于我当时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费用。”细算一下，s村的学生无论是去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读中学，一年都得花费六七千元，其中学费就有三千多元。对于那些仅靠农业收入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三千多元学费是绝对交不出来的。他们一年风里雨里忙到头，全家所有的纯收入也不过是两三千元。不了解农村这种生存背景的人，常会指责农民目光短浅，不让孩子读书，实为苛刻。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不过是务实而已——心想既然不可能支持孩子上到大学，就及早让他出来种地或出去打工。在他们看来，让孩子读书却又读不到大学是赔本买卖，和施了化肥却没有收成是一样的。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失学现象严重，农民抛荒入城，说到底是农民领着孩子寻找新的奶酪，书还是留给阔人去念吧！

从1995年开始至今，s村16岁以上50岁以下村民90%都有进城打工的经历，从新疆到东三省，从北京到海南岛。农业用地荒芜导致当地农业总收入减少近45%。去年九月份，笔者曾到该县采访一次蘑菇中毒事件，路过s村时，发现留守村庄不过十来个人，大部分劳动力都学村民大保（详见后文）“都给铁道部捐款”去了。

乡村生活

a：“给铁道部门捐款”

“给铁道部门捐款”，是s村农民对外出打工的失意描述。大保是给铁道部门“捐款”最积极的一个。

大保今年有42岁，从1995年开始，他便抛妻抛荒入进大城市，随亲戚赴黑龙江搞建筑，几个月后，开始自己闯荡。七年来，除了春节，大保一直漂在外省，足迹踏遍东三省，新疆，陕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自称除了西藏，哪都去过，最南被招工到广东一个叫南澳的小岛上打鱼。几年间，大保干过不下四十个工种，从搬家公司的苦力到车工，从做铝合金到做生产圆珠笔，最长做了四个月，少则几天。大保说，“我有个原则是可能切掉手指的活一律不干”。大保做事没常性，说自己是赚到路费就走人。有意思的是，当城里的媒体终于开始为农民工讨苦命钱时，大保却“孤胆英雄”，说用不着，“我总能把路费从老板那要到，说三次不给就杀了他”。大保是天不怕地不怕，惟独怕公安的那种。说怕公安，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吃过公安的亏。大保说，政府让我坐老虎凳我咱不怕，怕就怕政府给搞罚款。在大保看来，公安就是政府。

在外面漂了六、七年后，大保细算了一下帐，竟然赔了几百块钱。终于走投无路，去年夏天，他带着“探宝器”回到村里。月黑风高，唤狐朋狗友二三人，潜进附近村子去挖不知哪个朝代驸马爷的坟。不幸的是，当他正欲开棺时，该村村民已一拥而上，将他的几个搭档打个半死。因为人面熟，他才免受了些拳脚。后来才知道，在他挖坟时，被该村长期藏在山上的杀人犯听见了响声，于是叫来村民来“护宝”。虽说免于拳脚，但大保还是被该杀人犯讹走了些钱。原来，杀人犯大保也怕。说到底，大保还是个胆小的农民。不过，在乡里杀人犯倒不十分狰狞，通常也有人和他一起打麻将，只是通常不会和他发生争执。杀人犯白天在村子周围转悠，到晚上便睡到山上，怕政府来抓他。至于那桩命案，是几年前在浙江打工时犯下的，三个人绑杀了一个疑似老板，劫了十几块钱，还不够买一张逃命的单程票。

大保一家四口，农业全部抛荒。自己常年漂在外地，偶尔回乡掘宝失败，年后又继续给铁道部捐款去了；妻子在浙江做裁缝，年收入有几千余元；大儿子七门功课考加起来考足一百分，后跟着亲戚赴京做铝合金生意，带回年薪一千元。所有钱款，供小儿子读中学，略有盈余。但小儿子不知读书，只知“读你”，忙着谈恋爱，大保寻思着干脆让他也出去，“给铁道部捐款”算了。

b：新乡村猎人

“过去，这儿有许多野物的，1955年以前，村里三人合抱的千年樟树便有好几棵，但后来都被剁掉了。”阿毛向笔者抱怨几句，便背着一蛇皮袋猎物夹忙着上山了。

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s村到处都是大树，许多树甚至可以镂大船，但后来被一个短见的村长五毛钱一棵卖个精光，如今只剩下现在一般穷山恶水。近几年农村开始使用煤气灶，山林里枝叶繁密，加之大量土地抛荒，无人看管，野生动物又开始猖獗起来。前两年，甚至有专业的捉蛇队跑来抓蛇，在密林里，碗口粗的蛇亦不鲜见。农民们更是抱怨，现在旱地已经没法种了，刚种下的花生，隔两夜便会被成群结队的野猪拱个精光，再加上长耳兔子来袭，整个经济作物没法种了。原先“农业学大寨”开梯田向山坡挺进的农民重新退到了水里，独靠水田撑腰。农民们笑着说，这么多野兽来抢食，这田没法种了！就在这时，猎人以乡村英雄的姿势降世于田间，只是他们现在既没有小狗，也没猎枪。

几年来扫黑除恶，当地政府为保护民众与野生动物，将村子里的猎枪都收缴个精光。狗也被乡村“打狗队”偷着剥了皮卖到了镇上。像阿毛这样的新乡村猎人几乎像《第一滴血》里的史泰龙，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一般是在农闲的时候，弄上百余个猎物夹，藏在方圆十几里的密林里。几年下来，野猪、兔子、山鸡、麂、白面狐没少逮着些。阿毛因此每年能多收三五斗。

去年夏天，阿毛的女儿去北京打工，呆了不到一个月，没找到工作，最后哭哭啼啼要回家，于是阿毛到省城去接孩子。两天后他回到山里，发现被夹住的麂已经烂掉了。此后好些天，他逢人便惋惜，“一亩地的收成烂掉了！”阿毛因为个子矮小，又贫穷，只娶到了个远村的疯女人。生了两儿一女，是乡里的特困户。“要不搞点野物，我家就没法活”。当笔者要求给他拍照时，他显得很慌忙，担心自己逮的动物违反政府的规定。阿毛认为在是保护自己孩子还是保护野生动物这个问题上，他和政府还有些分歧。

c：乡村政治家

随着移民建镇款的到位，s村的农民可以拿这笔钱到镇里买房。二伯家就是这一样一户。

二伯是s村所在农场里的会计，忙了大半辈子也没当上场长，这些年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但在村里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至少，他属于除了种地还可以拿点工资的那类人。在村里，也是他最早买了摩托。

儿子是二伯一生的光荣，上完大学后，留在北京，在李嘉诚驻北京的一家公司当程序员，月入不菲。如今，二伯将老屋拆个精光，举家搬到了镇上，过着介乎农民与“乡村政治家”之间的生活。闲时，他在镇上住，一到农忙，便骑着摩托下乡，雇人种地。据村民们估算，他这样种地，在地里根本搞不到什么钱。去年，几亩地算下来，除去工钱，只剩下二百多元钱利润。

据说，二伯住到镇上去，还为争一口气。原来，他的儿子当年搞的第一个对象住镇上，不太看得起乡下人，因此放风要乡下父母去见过镇上父母后女方才肯到s村做客。二伯一气之下，让儿子与女方断绝了来往。如今他住进了镇上是不是也因“一气之下”，不得而知。

d：她们这样死去

据村民们介绍，s村至少有两位中年妇女是因为没钱治死在家里的，一个是得了结核病，几年前死了；另一个是个跛足男人的女人，有点疯，在完成了生儿育女的任务后，丈夫对她多少有些冷落。去年四月份，疯女人卧病在床，后背溃烂，因为家里钱紧，死在了床上。据说，事后娘家人是准备和跛足男人大闹一场的，但一看到两个孩子，青涕满唇，破衣烂衫，只好叹孩子他妈命苦，遂草草收兵，算是善后了。

跛足男人的两个儿子，笔者曾见到几次。虽然他们的家门口写着“母去是吾忧也，春来于我何哉”的挽联，但着实看不出他们脸上有多少忧伤。在村里，他们既不念书，也不干活，而是和一帮小孩玩一种名叫“筒子九”的赌博游戏。

艾米莉·狄金森（emilydickinson）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对于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来说，生活原本那样，毫无光彩可言，他们躺在父辈的窠臼里，连一枕黄粱的梦亦未曾见过。当几元纸币伴随着麻将的花点在几双童稚的小手间流转时，我看到的更多是名之以悲哀的东西。那些曾经响在我耳朵里“乡下空气好，不容易生病”式的藉口，竟是怎样一种罪恶！

e：乱世农民

在s村，老金有三兄弟，他行小。关于他的故事，我听到两个。一是他得到了一个机会，附近林场给他500元钱，让他拓宽村前的山路，之后他以300元的价格转包给他的嫂子。据说，他的嫂子因为赌钱输了二三百元，怕远在附近镇上打短工的丈夫回来知道，所以赶紧找赚钱的路子，带着儿子苦修了30天山路，赚了这300元钱。老金一锹没动，赚了200元。笔者在s村采访的这些天，经常听到嫂子骂小叔子缺德，不时也责怪自己“哎，赌要死”，后悔不已。

关于老金的另一个故事是，他通过省电视台养黄鳝致富的信息，筹了几千元前去引种，循规蹈矩在自家农田里搞起了黄鳝养殖，没想不到一个星期，所有黄鳝死个精光。老金有苦难言，只好自认被省里人骗了。

村里人常笑老金穷折腾，折腾穷。老金一直没有停止过折腾，并因此得了个“科学家”的绰号。没读完小学，老金趁着大炼钢铁的春风到外地学打铁，两年后，回家打了一年铁，没有什么效益，改回种地。此后种“洋姑娘”，种“桔子”，结果果苗全被一场意外的秋霜打死了；老金也种了西瓜，却被人偷个精光。老金能想起的最光辉的岁月是1988年左右，他在外地学到了利用废棉籽培植食用蘑菇的技术。

“现在想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下去，应该发了，那时我是赚着了钱的，看着我家楼上长得如脸盆大的蘑菇，我真以为我要发了。”老金说自己没有因此致富是天意，“那时每天能卖几十块钱，但有一天下雨，我骑着车子带着新摘的蘑菇去县城时，车子陷在半路上，最后没办法，扛着蘑菇与自行车在雨里走了十几里路，累个半死。当时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赚这辛苦钱了。”

就在s村村民相继走向北京，江浙，广东等省市自谋生计时，老金也有些坐不住了，前年和邻村的一位中年人到北京打工，做铝合金生意，“鬼知道，王八蛋勾引老板娘，在外面同居几天，最后被老板知道了，到手的工钱全没了”。无奈，老金又回到了村里。

检讨这些年的经历，老金像是“郝思嘉回到了桃乐庄园”，只有土地，只有土地才是正根，虽然失败过，但这次他想耐心地花几年时间等一次收成。老金想种一片果园，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搞个长线投资。

耳语社会的凝聚力

我和村长有过一段长谈。

如果按现在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村长半属于乡村知识分子，原是教过书的。在他家卧室里，立着s村惟一一个书柜，里面杂乱地摆着些书，春秋战国时的典籍居多，其中还有在他过生日时儿子从城里花二百多元钱买回来的《康熙字典》。

在村子里我听到一些关于村长任内的传闻，有人说现在搞移民建镇，村长的日子好过了，至少在修路上会有些活钱；也有人说，他伙同别人以拿了不少回扣。村民们私底里传说，却少有人问个究竟，都说这得罪人的事，何必自己做。即使是在村民大会上，偶有异议，也难得有人附和，于是各人的疙瘩就烂在各自的肚里了。

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曾感慨，“我们这个民族是读《三国演义》长大的，盛行一种阴谋论思维。凡事不问是非，先打听政治背景或人事背景，人们习惯于用手掌把嘴巴捂住一半，然后套住别人的耳朵：‘复杂啊，有背景！’耳语复耳语，几乎成了一个耳语社会”。这种耳语，在城里，我们可以从出租司机的嘴里听到；在乡村，主要在亲朋间传递。关于村长的事，无论传闻真假，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农民迈向真正的市民阶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致富便可以解决的。

谈到当今农村问题，村长说得最多的是现在“农民懒”。一年忙到头，实际上只种四五个月的地，其余时间都玩掉了。不过村长也坦陈，这种懒，关键还在于农民已经觉得种地无利可图。勤劳和懒差不太多。对于纯农业户来说，年底的收入并不会因为二种品质拉开距离，所以更多的农民宁愿选择舒适懒散的生活，除非有能人给他们提供机会致富。

在到s村采访之前，有朋友对我说，现在乡村赌风盛行，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学校教员成年累月赌钱。在这些村子里，最具凝聚力的既不是电视，也不是报纸，而是一副麻将，几副纸牌。有村民称，在附近村子的赌桌上，最多时能有二三万元现金。问及此事，村长只好苦笑。也有人说是省里高官的亲戚在附近开过路赌场。

在s村，最高频的词莫非两个，一是载入中国转型史册的“打工”二字，一是沿袭千年农业娱乐的“赌博”二字。从前的问候语“吃了么？”如今也已经让位于“赢了么？或“打工么？”譬如一位陌不相识的五岁小女孩与笔者对坐时，便忽然问了我一句，“你在哪打工？”

有意思的是，许多外出打工归来的农民对于赌博并不感兴趣。村长说，奇怪了，去年还在牌桌上连滚几个晚上的人，今年回家麻将看都不看了。我亲见一个从浙江打工回来的少妇，在村民们团桌而赌、呼声震天时，她却静悄悄地在距牌桌约十来米远的地方边听单放机，边教两个小儿子做数学题。

第二篇：中国的城市化面临哪些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面临哪些问题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21世纪是世界城市化的世纪，也是中国将继续快速城市化的时期。然而，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特殊性，中国的城市化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

1、城市数量虚假上升有的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设作为一项政绩工程，不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盲目追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贪大求快，只追求建设速度和数量，其实中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存在许多人为的水分，中国实际城镇化速度并没有这样高。

2、城乡二元的制度差异使城镇化与农村发展遗留问题多

（1）土地及农民工权益等制度环境成为城乡协调的突出矛盾。在经济上，主要是城市向农村扩张征地，使农民成为无地、无业和无保障居民，引发严重社会矛盾和危机。在社会发展方面，流动人口增多，造成城镇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农民工落户问题突出等。在生态环境上，城乡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

（2）城乡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差距状况。城乡之间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发展滞后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有些方面的矛盾开始突出。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悬殊。一是在教育方面。二是在医疗方面。

（3）农村及城市贫困问题。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依然很大。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中国推进城镇化，实现真正意义上人口自由迁徙，最大难点在于如何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长期以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分割状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还非常薄弱

3、城市化不均衡性，各地区之间城市化水平差距大。

东西部城市化差距大。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基本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之下的大都位于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大，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这个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化的不平衡性引起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城市房价攀升和大城市病态现象最为显著。城市化的差异致使经济活动、人文活动和人力资源上出现巨大差异,房价持续上升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热点问题。也是让人们十分头疼的问题。

4、城市化引发粮食危机

城市化导致城镇用地过多，出现土地撂荒，土地产出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情况，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土地配置的不经济。中国土地城镇化速度太快，城镇土地边际效益大大下降，而且耕地资源的大量占用，直接威胁着中国粮食安全。我国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这不仅仅是人口多引发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化引发的。

5、城市化引发环境、资源和能源问题

我国现在的工业化水平还较低，“三高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时期，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增长，但人口多、农村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耕地少、自然灾害较多。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要重视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的保护。同时，城市化也严重污染了环境，人为推动的城市化缺乏资源合理分配的内在机制，对社会和环境问题不够重视。

6、城市化引发许多其他社会问题

城市化使得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向城市，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

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和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不能享有和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大量的人口涌入也使得社会安全问题更加突出，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

我国的城市化确实面临许多问题，但只要我们能及时发现，并努力解决，我们的城市化道路会越走越好。

第三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问题及对策

一、总述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2011年12月，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标志着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中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就目前而言，刻意引导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国情。

二、城市化所引发的问题

刻意引导城市化在环境、社会、经济、粮食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农民大量离开原耕种地，使得人口大众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存在隐患，这不利于中国国家发展和证据稳定。同时会倒是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保障压力大等社会问题。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外来人口难以进入

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下，要素市场在城乡间和地区间都是呈分割状态，这种分割的局面直接导致了地区间要素流动的不充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当前的户籍制度制约上，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进城的自由，限制着人口向大城市迁移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进入城市就业的外地农村居民不能公平地得到城市户口。由户籍制度引发的歧视性制度障碍。城市在就业、就学等方面对外来户口的歧视，使得外来务工人员无法拥有与当地居民平等的机会和待遇。土地制度为土地资源要素的有效利用设置了壁垒，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最重要的是摆脱长期以来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实现身份上真正的转变，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土地使用权转让困难，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2、进入以后难以生存发展

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对中国城市化的压力；资源短缺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我国660多个城市不同程度面临水资源问题。由于工业的粗放型发展和人口的高度聚集，污染物的排放量激增，造成了大气污染、垃圾满城、土地资源短缺、噪音不绝和光磁污染等各种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城市的生态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与质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食品质量降低，众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人为社会安全危机等。

3、发展不均衡

贫富分化加剧和城市贫困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城市贫困者在短期内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导致温饱难以维持。全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差距过大。我国城市分布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带，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宁沪杭、京津唐等大城市群区域，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集聚了中国大量的财富、劳动力与高新技术，使沿海许多城市经济繁荣，市场活跃，生活水平提高，环境逐步改善，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部

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三、对策

1、改革户籍制度，打破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传统城乡分割制度，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适应经济发展的现代城乡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放宽大中城市对农民户口迁入的管制，允许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自由选择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

2、土地制度革新。建立土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机制。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提高土地经济效率。使农民从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使那些想脱离土地的农民通过土地使用权转让，获得相应利益，解除其进入城市并长期生活的后顾之忧。

3、对资源和环境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和谐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展流域水质污染防治，强化重点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强环境保护法规的建设和监督执法。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综合利用水平。建立重要的资源安全供应体系和战略资源储备制度，高度重视水资源的保护和节约使用。建立能源节约型社会。开拓新的清洁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方面的能源。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科学开源，综合利用。对于土地资源，要重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加强建设用地调控，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改进土地总体规则；实现土地配置方式的配套与协调。

4、加强平起各部门联动、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时对安全系统的管理、维护和建设，在解决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要建立健全政府对重大危机的应对机制。建构起覆盖面广阔的社会安全网；加强危机应对方面的立法建设(如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安全问题)；建立完善公共安全监督检查机制。坚持边检查边整改的原则，以检查促整改。针对查出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对所有的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特别是重点部位，进行全面的、不间断的安全技术检查，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对公共安全事故多发点段和隐患点段进行专项治理，并检查验收。加强综合治理检验工作。营造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普通市民应该强化风险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并积极参与和支持风险防范和管理工作，努力营造一个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

5、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政府应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就业扶持要向贫困倾斜，政府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培训促进就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向贫困者倾斜。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

6、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现行城市化特征的不同，应在总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分别确定这些地区城市化的目标、重点及实施途径，实行多种模式，切忌一刀切。东部地区应以现代化和国际化为目标，重点加强“中心城市”。同时以大城市为托走扩展型城市化道依路。加强中心城市的改造与扩展，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中部地区应从完善城市体系的角度出发，逐步形成一个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并举的，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建立“城市区域经济联合体”。以大力发展中等城市为目标，走集中与分散并举型的城市化道路。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小，城市化水平低，大、中、小城市发展都不足，在资金、人才、技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走集中型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一些基础好、交通便利的城市，集中投资，集中建设，先实现规模化，再实现内涵化的城市化道路。

第四篇：城市化问题调查报告范文

关于临安市回龙村城市化状况的调查报告

引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简单地说：城市化是城市先进社会经济要素在乡村的普及程度。

一、关于对回龙村调查的前期准备

由于回龙村大多为农村村民，而且我们的调查时间是在他们的工作日，因此若采用问卷形式进行调查必定会遇到许多不便。经过大家的讨论，我们决定以访谈为主，问卷为辅的形式进行调查。为了让此次调查更具有可参考性，我们在调查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大致从该地区交通状况、文化水平、土地使用状况、户口性质、收入状况等几个方面展开调查，同时，我们也制作了一张调查问卷，我们所有问题的出发点都以这张问卷为基础，包括我们后期的数据统计也是根据这张问卷来的。其次，在做好调查方式准备的同时，我们也进行了组员的分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交际能力，对回龙村的调查固然不能反映整个临安市的城市化状况，但我们可以从中提取有效信息来对临安市的城市化有个粗线条的了解。

二、关于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部分问题

（1）回龙村交通不便，各类交通设施并不完备，产业结构单一

尽管我们由于时间有限没能走访到回龙村的每一户人家，我们也没有深入更里面进行调查，但我们很明显的感到，回龙村的交通并不发达，虽然其旁边有大马路，但村子住户分散，越往里路越难走，这也对我们的调查造成很大的不便，就我们见到的交通状况而言，此地区并没有很好的通畅性，往往是靠近街区的地方交通比较好，而靠近山地的地方往往是石子路或泥路，若天一下雨，这种路是十分难走的，更重要的是，经过我们的细心观察，我们发现，村里来往的车辆大多为摩托车以及电瓶车，很少有卡车、货车经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里的第二第三产业并不发达，而主要是以第一产业为主。

（2）回龙村村民文化水平不高，但收入却不低

我们此次总共调查了近50户人家，由于调查时间的冲突，我们调查的对象大多为在家的老人或妇女，经过我们的耐心讲解以及村民的热情配和，我们大致得出了一些结论，经过后期的统计，这些情况可通过下面两个表格反映出来：

以上两个表格清晰的反映出回龙村村民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当然我们调查的都是老年人这也导致这个数据的不规范性，但通过他们的收入状况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生活还是在小康水平的，至少可以在温饱以上，当我们问到他们的收入来源时，大部分回答是通过土地征用补贴的钱以及自己在农业上的收获，于是我们趁热打铁调查了该村的土地征用状况，结果大部分被调查对象的家里都有被征用的土地，这些土地有用于建设工厂，也有用于建设学校，而村民由于没土地，大多在家里无所事事，当然也有一些在家里经营一些小生意，比如针织啊，化肥啊什么的，但他们的收入却是非常可观的，这个状况又让我们一度认为这边的城市化水平能超过30%。

（3）城市居民户口少，大多为农村户口，回龙村城市化水平并不高

经过我们的认真调查以及仔细的分析，我们惊讶的发现回龙村城市化水平仅为16%，这与当地村民的收入并不成正比，我们调查的50户对象中，户口为城市户口的仅为7户，综合其收入状况分析，其基本城市化实际不到15%，当我们询问村民原因时，村民的回答也十分模糊，大部分人认为城镇户口的都在住宅区，农村基本上都是农民，除非是外地的或者已购房的，这样一来，我们大致明白了该村城市化率不高的原因，其大部分村民收入基本是可以保证生计，但他们没有在市区购房的意思，整个临安市由于地形，经济等各种原因，有些地区，农村反而比城市更发达，并且回龙本身离市区很近，村民完全没有必要为转户口而去购房，同时，可能是政府工作重点还未涉及到扩大乡村城市化进程，因此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力度并不是很大，整个回龙村以第一产业为主，当然政府也已经开始在村的附件建设工厂，扩大第二产业的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回龙村的城市化进程将大大提高。

三、关于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1）保障缺失，被征地村民抗风险能力差

目前，农民基本上是自我保障，其主要形式是土地保障、家庭保障。农民的养老方式也主要是土地养老、家庭养老、村集体福利养老，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养老保障手段。××村村民土地当初被征时，均是采取货币安置、自主就业的办法，没有办理相应的养老保险，只是为少数完全无地的村民办理了农村低保。加上村民对土地征用补偿费缺少合理规划，没有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再生产，而是用在消费上（如大多数人把征地后的补偿费用于建房、供子女读书等），这些有限的征地补偿费一旦用完，他们今后的生活将逐步陷入困境。有的村民即使手头上还有部分补偿款，但由于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时间一长也将会面临困难，其中的一部分人将成为无土地、无资金、无生活保障的“三无农民”。

（2）再就业难，被征地村民无地即失业

被征地村民在向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除少数人能利用发展机遇自谋职业外，大多数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观念障碍，加上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较低，在就业岗位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实现新的就业。特别是40岁以上的失地村民，再就业难上加难。

（3）村民即使有工作，其纯收入并不高

虽然我们在前面提到村民的收入并不低，但这些收入并不是纯收入，当剔除其消费的时候，他们的收入其实并不高，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表格中得知：

通过这张表格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回龙村村民虽然收入不低，但他们的消费也不低，在剔除其消费后，剩余的收入并不多，这也可以从村民的口中反映出来，当我们问到其有无积蓄时，大部分村民回答是没有，基本上他们是挣多少用多少，家里还有子女在外工作，所以并不担心会没有生活来源。

四、关于加快临安市回龙村城市化进程的建议与对策

（1）完善机制与加大宣传相结合，实现基本生存社保化

当前各地在征地补偿上，基本上都是采取货币安置的方式，一次性发放给被征地村民。对政府制定的征地补偿标准，回龙村大部分村民都能够接受。但很多村民担心失去土地后找不到工作，今后生活没有着落，对征地工作也存在着抵触情绪。对此，政府部门积极探索建立政府、土地开发增值收益、村民三方各出一部分的社保体系，逐步实现城郊村村民基本生活的社保化。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肯定回龙村相关部门做的很好，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参加农

村医疗保险的村民数为100%，也就是说，回龙村几乎每一家人家都有医疗保险，这也是村民很欣慰的一件事，我相信，这也更是村民愿意待在农村生活的原因，虽然没有城市那么发达，却有比城市更好的保障，他们也愿意配合政府的征地工作。

（2）扩大就业与鼓励创业相结合，实现收入来源稳定化

①继续做好政策宣传，使每个下岗、失业人员都能了解到国家优惠政策，都能够享受到相关优惠政策。大力开发就业岗位，出台一些针对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企业的优惠待遇，鼓励企业大量吸纳下岗职工，缓解失业人员就业压力。

②充分利用就业创建工作，利用2—3年时间使创建率达90%以上，大力开发小型加工性企业和各类服务型企业，以大企业带动小企业的模式，来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

③在鼓励失业人员创业上树立典型，宣传典型；在就业援助上找出亮点，以点带面；调整就业格局，扩大就业范围和再就业渠道，提高就业质量。

④在工作实践中，要总结和继续运用科学的方法，坚持做到认识到位、政策到位、帮扶到位、服务到位，指导和推动就业再就业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⑤对失地农民的就业状况进行普查登记，全面摸清底数，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努力使广大失地农民通过社会援助和自谋职业实现安居乐业。

重点是靠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纳入社保体系，还不能完全解除被征地村民的后顾之忧，只有让他们像城里人一样，拥有一份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才能彻底解决其后顾之忧。对此，相关部门要对被征地村民进行了分类管理、区别帮助。一是对有就业愿望和就业能力的青壮年，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对他们进行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到两门实用技术，并积极向工业园区企业、县城宾招场馆推介。二是对有经营头脑和自主创业愿望的，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提供创业培训，在税收、办证费用等方面按照下岗职工创业的标准予以减免，并向他们提供一定的小额贷款。三是对于一些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的村民，政府鼓励其进行农业上的发展。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有许多农民家里种了菜，通过卖菜农民既有了工作也有了收入，这让他们不亦乐乎。

（3）提升素质与教育引导相结合，实现农民观念现代化

回龙村部分村民在失去土地依附后，虽然在身份上实现了村民向市民的转变，但多数村民的交际范围仍然局限于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休闲娱乐也仍然以玩麻将、打扑克为主，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有一定的差距。为了尽快改变村民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生活，主要可以有两种办法：一是加快撤村并入社区的步伐，对紧邻城市又完全无地的村民小组，就近并入已有的社区居委会，实现了村民社区化管理；二是通过以社区为平台，经常组织一些村民喜闻乐见、健康有益、形式多样的文体娱乐活动，对刚进入社区的村民开展城市文明规则意识、交通意识、环境卫生意识、人际关系意识等培训，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地改变村民不合时宜的传统意识，促进村民与市民的文化交流，加快村民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更新。我们相信，只要政府在文化方面加大对回龙的投资力度，一定可以大幅度，大范围地提高村民的素质，这样也有利于村民更好地再就业，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

（4）政策扶持与发展三产相结合，实现村集体资产股份化，调整该村产业结构

要使村集体经济从薄弱到壮大，政府可在征用土地时，考虑给他们预留一定的土地，拓宽村集体和被征地村民生存发展空间。具体操作上，为了使被征地村民的生产、生活有长远稳定的保障，在征地规划过程中，可在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安排一定面积的经济建设用地，支持被征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从事生产经营，鼓励村集体建造写字楼、商住楼、市场等，被征地村民可以以土地补偿款入股。这样一来，既可增加集体经济的收入，又可提

供一定的岗位安置被征地村民，实现村民增收和集体经济良性互动和发展。总之，解决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从五个方面加以重视。

1、建立产业化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提。

2、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改革，将有效地改变目前农村劳动力资源分布的不合理现象。

3、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农村市场化服务体系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保证。

4、健全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合同法律、农产品质量法律，将为农户权利的行使提供保障。

5、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风险规避机制将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必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这个措施对解决回龙村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缓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回龙村大部分村民在被征地后以从事第一产业为主，村里也缺少工厂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政府在征地的同时若能考虑到这一点将对回龙村的城市化进度做出巨大的贡献。上述几点建议也只是我们通过摘取网上资料以及自身的想法总结出来的，可能缺少一定的科学性，但我们的整个调查是建立在为加快回龙村城市化进程出谋划策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必须得提出一些我们的建议，从而我们希望回龙村能成功转型为城市，实现快速发展。

通过此次社会调查，我们对城市化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也学会了为加快城市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其次，在调查过程中，尽管遇到许多的困难，许多不尽人意的事，但我们组齐心协力，一步一步完成了整个调查，我觉得我们这次调查的成功之处在于我们一个组员是本地人，这在与村民的沟通上起到很大的作用；而我们调查唯一的不足之处就在于时间紧迫，我们无法调查更多的村民，这使得我们的调查数据有一定 的片面性，但我坚信，我们共同的努力是此次调查最大的收获。

第五篇：[城市化问题探究]

一、城市规划如何控制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无序蔓延或扩张？

1．正确处理城市化与保护耕地的矛盾

从现状可以看出，加快城市化进程迫在眉睫，但保护耕地同样不容忽视。然而城市化和耕地保护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它们有共同的本质倾向，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首先必须走出城市化的误区----盲目扩张和开采。有些地区乡镇工业园区遍地开花，“豪华工业园区”也有出现。要认识到城市化并不仅是要减少农村土地面积，也不是一下子将农村彻底变成城市。城市化首先是为了淡化城乡界限，解决城乡分割的问题；其次保护耕地，是促进城市化的重要保证。集约用地，科学用地，规划用地，以此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城市化和保护耕地两者关系的正确思路应注意：坚持在保护中发展，以发展促保护，使城市化真正有利于实现集约用。不能不顾当前经济建设的合理要求，单纯地为了保护耕地而保护耕地；也不能只考虑城市化用地发展，而忽视保护耕地。坚持“一在吃饭，二要建设发展”，保护耕地和城市化并重，缺一不可。从世界各国先进发达国家来看，以城市化发展迅速的美国为例，很早就重视了城市化和耕地保护的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面对挑战和困难，我们也应当行动起来解决难题。

2．搞好各个规划的衔接和协调

科学合理编制和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搞好两个规划的衔接和协调，结合交通水利规划进行山、水、土、路综合治理，提高用地效力，特别强调山林的治理。众所周知，山有林才有水，田和地依水而存，有田和地才能种粮，有粮才能保障吃饭。只有这样才是解决城市化和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首先加强规划法律力度，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地位。《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城市总体规划，村庄集镇，规划中建设用地规模不得超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在城市规划区内、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内，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应符合城市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从这一条款可以看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某种意义上，是从量上（或从供给上）约束了城市总体规划，而体现土地需求的城市总体规划是从规划建设上与土地利用总体上相互制约。这样看来，二者应当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但在现实中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市总体规划是当地政府通过立法来执行的，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业务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执行的。是否可以考虑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法，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升到与城市规划并列的地位。这就需要改革规划理念，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研究生态环境变化和预测，在实际工作中，当多个规划出现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时，城建、交通、水利、林业、土地管理部门应改变规划思想、规划理念和规划方法，不能各自为阵，坚持切合实际，土地集约使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使规划工作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生态环保，测算出土地最大的承载能力。

3．实行规划图的“多图合一”

“多图合一”能确保规划的系统性、协调性和权威性。各乡镇，认真做好城镇规划体系，包括交通、水利、绿化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包括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衔接。要落实“多图合一”，即城市、城镇配置规划建设城区范围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农田保护区、建设留用或待转换地和弹性控制区等共同要素，在多个规划图上位置一致，相互套合，提高和确保各个规划的合理和可操作性，防止重复投资建设，比如现在的土地整理成了工业园区的“三通一平”的前期工作，大量重复投入，浪费国家财产。

“多图合一”必须改革创新管理体制，土地、城市、交通、林业、水利规划部门统一。省、市、县政府组织有关机构和专家成立规划委员会，负责各项规划的编制和协调，规划委员会主任由规划专家担任，而不是行政官员担任。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目前规划建设中，缺少公众参与，很少群众来监督，为谋取急功近利的经济行为和目光短浅的长官意识提供了发生条件，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而在发达国家，规划建设体系中的公众参与是一个不可缺的重要步骤。规划委员会规划某一工程可举办多次公众调查、公众听证会或听取当地民众的意见，并及时修改方案。政府工作人员、社会团体、私人企业和个人，凡愿意参加规划的都有机会对规划提出评论性意见，公众的评论意见是行政官员批准的重要依据。这样可以弥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的不足，以使我们机制更健全，规划更合理。

同时能控制城市的合理推进及中小城镇协调发展，根据经济结构人口发展资源的开发，自然环境持续利用，合理控制城市发展，科学发展小城镇。我们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其具体规定是：在城市边缘地增设城市绿化带之外，与中心城市保持一定距离的地区建设新镇，新镇强调自给自足，自我平衡，保持15Km以上距离，以防止城市继续蔓延。如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能精心规划合理布局，进行城市化的整理，则一定可以大大节省土地资源，并从客观上促进城市化循序渐进地发展，完善城内机制。再建设距城外一定距离卫星城镇，缓解城市无限扩大，并解决就业，发展经济。同时，若在城市边缘规划成面积相当的高大经济林带，河流水系和宽阔的田野，形成城市的绿环，以农业种园区的“生态长廊”，作为城市的隔离带或城市边界，都不失为控制富阳城市规模盲目扩张的有效手段。先从控制人口的增加，才能控制城乡用地总规模，否则城市的吃水排污都无法解决净化，很大程度度上降低了城市生活质量和城市水准要求。其实城市化水平与速度问题直接涉及占用耕地补给的因素。

4．城市化推进必须科学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根据《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城市建设占用耕地“占一补一”，并且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必须落实，是正确处理城市化进程与保护耕地关系的重要保证。当前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要明确三个主要指标，即规划期的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面积和耕地占补平衡，国土资源部根据土地变更调查和土地利用监测结果对各省、市耕地保有量进行考核公布。强化各地耕地保护的责任意识，基本农田保护是法律规定的，对优质耕地进行特殊保护的重要制度。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保住基本农田才能从真正意义上保护耕地，《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确定2010年我国基本农田要达到16.28亿亩的目标，这是立足十几亿人吃饭的问题制定的硬杠杆，不容小觑。实现占补平衡措施，要坚持实行耕地占补平衡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挂钩，同时整理面积的新增耕地要让质量也可换算成用地指标，防止开发整理后无人无耕种，造成增加面积不增加粮食，更谈不上增收。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农民种粮亏本，成本太高，就不愿意种地，导致大量耕地抛荒。政府应该引导农户加基地工业加工产品。种1斤粮只有1元钱，加工成方便面和饼干可有每斤10元，加工成高档饮料能达到20-30元/斤的价值，这样农户才能增收，加工需要原料，农民才愿意种粮，土地才会有人爱惜，耕地才能安全保护。

科学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推进城市化与保护耕地并举，应摸清存量土地，积极盘活用地。要求市政府制定规定乡镇企事业单位，在尚存土地未利用的情况下，不得使用增量土地，利用存量土地开发建设可优先办理审批手续，否则是助长了在“工业立市”的口号下，大量圈地的出现。目前有一种怪现象，业务部门听政府，而政府听企业家的，结果导致个别企业想要什么地方，要多少，都由那些“圈地家们”说了算，一路开绿灯，导致“规划”成了“鬼话”。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依法行政成了一句空话。

5．关键是政府更新用地的观念

用规划引导高效用地，提高企业的用地效率，关键是政府更新用地观念。上世纪末一些外资和民营企业处于起步阶段，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采取一些优惠措施，吸引外商、民营企业主前来投资开发，以比较多的土地资源换取资金和技术，引进项目，加快发展。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政府还利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只会引起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这种方法民间总结的顺口词：“发了老板，亏了百姓”；“多了数字，少了财政”；“个别升官，大部背债”；“用了今后的钱，断了子孙的路”。政府必须要更新观念，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以有限的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谋得投资效益。政府树立用地的质量和效率意识，要克服“保护耕地是阻碍经济发展”、“节约用地就会影响引进项目”等错误认识。企业集约用地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止投资者超前用地，而且能有效地控制工业园区开发建设的范围，减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缓解资金紧缺的矛盾。

完善规划体系，在新的一轮城镇建设规划修编中，不少地方规划超前，规划偏大，城镇建设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衔接不上，对此要探索集约合理用地和土地经营新机制，不断完善规划体系。对城镇建设用地要在科学测算城镇化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确定的人均用地指标，合理确定建设用地规模，对建设占用耕地，要进行科学预测，合理确定基数，并允许在采用强制性指标的同时，增加一定幅度的调节指标，规划一经批准后，就要严格执行，不能随意更改、变动，防止“圈地”重演。

二、城市规划防止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空心化问题？

1.城市空心化的概念：

随着我国住宅产业的发展，由于考虑到开发成本和避免拆迁带来的麻烦，现在一般的开发商都不愿意在旧城区搞房地产开发，而热衷于在城郊结合部开发新型住宅小区或卫星城，这样虽然降低了开发成本，降低了房价，给低收入者早圆住宅梦提供了廉价房，但另一方面，由于配套的市政公用设施不健全，给人们的生活、出行、孩子就读带来诸多不便。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房地产开发郊区化，将使城市规模急剧扩张，浪费宝贵的土地资源，占用大量耕地，而且也破坏城市总体规划。而中心旧城区却得不到改造，出现周边新中间旧的不协调景观，同时使城市空心化，严重影响城市的协调发展和城市功能的提升。

2.走出城市空心化误区，投身旧城改造和环境创新

政府的土地批租部门、城市规划部门，应当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在开发新城区和改造旧城区的问题上制定一个合理的规划，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使新城区的开发和旧城区的改造同步进行，协调发展，凡是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城市建设范围外以及不符合城市规划土地利用强度要求的建设项目均不得提供土地。避免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先发展新城区，后又回过头来改造老城区带来的弊端。

例如，政府的土地规划部门可以对房地产开发商作出硬性规定：在郊区开发一定数量的住宅小区同时必须在旧城区开发改造多少数量的住宅小区，如果开发商改造旧城区超过政府部门规定的比例，还可以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再者，政府规划部门可以对旧城改造作出分块成片改造的统一规划，把土地逐块批租，逐块开发，使旧城改造有序进行。如果一幅土地一个开发商拿不下来，可以几个开发商一起开发，避免出现现在的零星开发、无序开发、遍地开花给城市规划带来的问题。在这方面，上海市等城市建设走在前列的大城市已经有一些先进的经验与做法可以借鉴。

城乡结合部是土地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土地市场建设和土地资产管理的薄弱环节。为规避法律法规，获取临时和短期的土地收益，农民集体和个人大多兴建的是可用于出租的平房和集贸市场，楼房很少。尽管对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而言，这些房屋的土地用途并未违反规划，但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远远低于规划的要求。土地利用强度明显偏低。这不仅占用了大量建设用地甚至耕地，而且由于利用效率不高，基础设施配套跟不上，与城市化进程明显不相协调，影响和制约了城市形象和城市功能的发挥。这一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特别是城市土地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要按照新《土地管理法》用途管制制度的原则，研究和农民打交道的新路子。加强规划引导，以新的利益关系，激励提高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土地集约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