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城市化的问题

第一篇：关于我国城市化的问题

中国经济热点问题分析 题目：关于我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 研究报告

关于我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

【摘要】长久以来，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贫富差距大，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如何让我过的城市化进程健康迅速的发展成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小城镇主导型城市化模式成为我国特色城市化的道路，研究其优势与不足和解决方案对我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字】城市化 小城镇主导型 土地集约化

城市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交互作用最强烈的地域，它是各种利益关系变动最频繁、经济社会矛盾和生态环境问题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各种先进的技术与文化最先被接触和吸收的地方。因此，城市化进程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市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集聚而逐渐转化成城市的经济要素，进而城市成为经济的主要动力的过程。加快城市化进程，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破解“三农”难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因此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农地的合理补偿和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由此，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已成为我国政府部门、经济学界、法学界与社会各界共同探讨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我国城市化的背景与模式

1980年以来，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我国的农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涌入。但由于大中城市向农民开放的就业行业大多是“苦、脏、险”的行业，而且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也受到诸多限制和不公平的对待，使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涌向政策限制相对较少的小城镇，从而推进了小城镇数量和规模的迅速增长。这就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与大多数国家城市化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小城镇主导的城市化模式。

小城镇主导型城市化，顾名思义是指城市化过程中以小城镇的发展为主导力量，在小城镇、市郊、城乡结合部等地区进行的农村人口农转非的工业化的过程。对于像中国这种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巨大的国家来说，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和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化的要求，迫使中国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二、小城镇主导型城市化的特点及优势

小城镇的发展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合理的城乡人口结构的重要途径，对建立新型城乡关系、逐步缩小以至消灭差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人口的“蓄水池”、“节流闸”，小城镇可以更好的防止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以便更好地发挥大中城市的作用。

首先，城市化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人民的生活水平无法提高就失去了城市化的意义了。进行小城镇主导型城市化模式对于资源的利用更加灵活，而且在合理的政策下，资源配置也将更加有效。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向工业、服务业，耕地可以有效的进行配置，人民的收入也因合理配置资源、自由从业而

增加。其次，由于各城市长久以来的保护政策，国内无法建立统一的市场，某些领域可以买到的商品大多都是各地自己生产的。保护主义虽然保护了本地厂商，但在无形之中也带来了差别定价和寻租的可能。而进行小城镇主导型的城市化模式，可以避免城市规模过大所造成的垄断。另外，小城镇相对于大城市便于农村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向城市的转化，同时维持了原先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而且小城镇更适合于普及教育的公平进行，避免了城市中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现象。

三、小城镇主导型城市化的问题

1、产业的集聚效应不足

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甚至部分沿海发达地区，不少小城镇人口数还不到1万。这些小城镇规模过小，导致城镇功能不健全。另外，基础设施的投资成本高，使用率低，配套服务能力弱等，进一步妨碍了小城镇的集聚效应，影响小城镇的产业形成和升级，导致小城镇缺乏辐射带动能力。

2.、土地有效利用率低

中国人均土地资源非常稀缺，这就意味着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如果土地规划不到位，就会导致道路拥挤、交通混乱、公共绿地不足等问题的发生。尤其是土地的有效利用问题，没有规划的乱建至少会造成5%的土地浪费。一些城镇的实践表明，同样面积的土地，城镇建设如过能够合理规划和布局，可能多出70%以上的使用面积。

3、城市用地浪费现象严重

不论沿海还是内地，现在几乎没有几座城市没有新城区。一些城市为了要使城市全新，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拆迁，造成大量的居民迁徙，加上拆迁政策不统一、政出多门、拆迁行为不规范、补偿方式和数额不足，使拆迁矛盾非常突出；另一方面，许多城市又不顾老城的历史、不顾老城的延伸，完全的去造一座新城，号称“新城运动”，比如许多城市脱离实际扩宽马路、大广场，城镇建设盲目外延扩张等，而且是规划刚做好，政府部门先搬迁。政府搬迁推动新区建设无可厚非，但是不是每个城市都要建立新区呢？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大城市的边缘确实都有新城区，这些都是由于大城市的发展，它本身的一种历史延伸、经济辐射、文化推动的客观要求。而我们的一些城市、甚至县级市也一味地搞新城区、新城市，老的城区的资源还没用足，根本就不具备形成新城市的条件，这中间存在的浪费是非常严重的。

4、农村土地特别是耕地带来巨大影响

城市化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以占用大量耕地、扩大土地面积的外延方式为发展途径，这就导致城市化建设必然会不可避免的占用土地，甚至耕地。但我们都知道耕地是不可再生资源，我国又是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少，耕地资源稀缺，因此耕地保护形势极其严峻。但是受城市土地利用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制约手段不得力、政策引导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土地资源利用粗放现象也很突出：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为要政绩，不惜以牺牲耕地资源为代价，盲目招商引资上项目、扩大城市规模，无视土地规划，违规设立各类开发区、经济园区、大学城，造成大量耕地闲置浪费等。

四、造成城市化问题的主要原因

1、关于城市化的认识有所偏差

一些地方的领导，对城市化的认识存在偏差，推动城市化的指导思想不正确、不科学的。认为城市化就是“多盖房子多修路”，致使一些地区为城市化而城市化。在生产力的发展没达到足够水平，城市的实力、经济能力、人口的聚集也没达到一定条件，特别是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市场化程度等要素和客观体系都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仅凭领导的一些主观意志，脱离地方实际盲目城市化。另外，有些当政者为体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城市化的进程搞成自己追求形象的工程、政绩工程。为了实现领导任期间的目标，不顾环境资源承载力和经济条件，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与严格执法的矛盾目前十分突出，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上往往只强调自身情况的特殊性，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之上，在资源利用上急功近利，不惜违法。

2、在保持耕地动态平衡上困难重重

土地管理法规定：非农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我国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主要目的是实现我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然而现实中，由于建设占用的耕地多是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沿线的农业生产条件好的良田，而新开垦补偿的耕地大多位于距离城镇较远、生产条件差的地区，且大多数在数量上与原占有土地有很大差距。因此，目前我国耕地占补平衡中存在的多占少补、占优补差、补偿耕地基金不到位等现象突出，导致我国耕地数量逐年减少，且减少趋势有增无减。

3、城市用地增长速度过快

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增长需要相应的土地供应，从而占用部分耕地，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但是，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盲目扩大占地规模，把城市的合理发展变成乱占耕地的现象日趋严重，这就导致了耕地资源日益短缺、土地粗放利用等不合理现象并伴随着严重的浪费。

五、城市化问题的解决对策

1、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城市化模式

我国地域宽广，区域之间从自然环境、生产要素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以至文化观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城市化不可能按照某一个完全固定的模式来发展。从城市规模看，在东部地区，小城市、小城镇发展比较有活力，对城市化的贡献较大，同时，沿海、沿江跨省区的城市群、城市带发展也很有特点、有规模，集中型与分散型城市化方式并存；在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尤其是区域中心城市，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是区域经济城市化发展的核心，适宜走非均衡的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具体到每一个省（区、市）发展模式又会有所差别。

2、科学合理地利用好城市空间，提高城市土地产出水平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严格控制城市中心区的规划和建设。在城市中心区不能过度开发住宅而应重点发展金融、商贸、旅游业等新兴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拓展中心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的品位和地价，避免造成存量国有土地资产的浪费。（2）充分发挥城市立体效应，提高土地容积率。城市化还可通过提高容积率，在有限的用地面积上增加更多的城市活动空间来提高土地的相对供给能力。发展地上地下空间，大力支持城区内的工业企业迁入工业园区, 实现城市土地资产效益的最大化。

3、土地集约化利用

面对土地的巨大需求，我们能够做的无非“开源”和“节流”，而我国储备土地不足，宜垦荒地已基本开垦殆尽。实施土地集约利用是解决我国建设用地需求旺盛及土地供应不足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施耕地保护的需求。一般可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完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

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生态退耕工程，这些都对耕地保护有一定影响。在新形势下，要加强耕地保护宏观政策研究，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耕地的关系，既为国家经济建设搞好服务，又切实加强耕地保护。

（2）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严格控制城乡建设占用耕地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从严审查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审查补充耕地方案和补充耕地资金落实情况。实行建设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的项目挂钩制度，坚决落实耕地“占一补一”制度。推进耕地储备制度的建立，逐步做到耕地先补后占。加强征地管理，严格执行政府统一征地制度和征地费用标准，确保被征地农民依法获得合理的补偿和安置。研究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保护农民群众的土地权益，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4、要有大规模产业的支撑。

城市化发展非常重要的核心要素，在于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有城市的产业，有相当实力的产业链的支撑。没有产业支持，仅仅停留在建制城市化和城市规模扩张的城市化，是不能实现城市化的宗旨的。因为没有产业支持，城市人口就难以充分就业，没有就业居民就没有足够的收入，没有资金收入就不能拉动消费，而一个没有足够需求刺激的城市是没有生命力的，城市化就更无从谈起。

未来20—50年是中国城市化、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化水平会有一个大的飞跃，经济发展也会上升到较高平台。因此，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研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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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关于城市化以及我国城市化问题和分析》

城市化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市化意味着城镇用地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城市化亦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有的学者也把城市化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

城市化主要有三个主要标志：1.城市人口增加；2.城市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上升；3.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特点：1.起步晚,发展快；2.城市化水平较低；3.城市发展不合理。

在城市化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城市规模的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1）环境污染严重，原有生态环境改变，环境质量下降，趋于恶化；（2）中心区人口密集；

（3）交通拥挤；

4、地价房租昂贵，居住条件差；

5、失业人口增多；（6）社会秩序混乱。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人多件差异性极大、地区地广、自然资源与自然条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但其城市化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我国的城市化主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改革开放后。

不过，目前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有五大问题不可忽视：

首先，把城市化率简单地当作一个城市现代化的指标来追求。为追求数字指标，有的靠行政区划调整以扩大管辖面积。实际上城市化率并不能充分反映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如草原、沙漠地区和某些工矿区，尽管数字上反映的城市化率比较高，但并不能说明其城市现代化水平高。又如一个省域的城市化同一个市域的城市化，甚至一个县所谓“城市化”，具有完全不可比性，不能凑数字、比指标。城市化的实质是产业结构转型，就业结构优化，非农就业岗位增加。但目前一些地方不重实质而重形式。

其次，在城市化问题上玩“数字游戏”导致了对城市、城市化基本概念的混淆与混乱。由于不少地方追求以改变行政区划来扩大城市辖区，把城市做大，导

致城市是“聚集的点(中心)”还是“城乡不分的面(区域)”变得日益模糊。近年来不少地市合并，地级市已成为区域实体，整个地区成为一个城市，但真正的城市建成区还只是区域的一个点(中心)。譬如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改地设市后，很大的乡村区域都变成“城市”了，这既不符合事实，还造成了统计上的失真。一些大城市所辖县整县改市也存在类似问题。

第三，城市核心竞争力定位比较混乱。有的城市为了展示其城市化水平，盲目建大广场、大草坪、宽马路、摩天楼等形象工程，甚至还出现城市之间的盲目攀比。在产业结构上，缺乏区域和国家的统一规划，盲目雷同，不少城市都把信息产业、高科技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在建设资金上，由于急于改变城市形象但资金不足，为了筹集资金盲目扩大城市建设用地，寅吃卯粮，或者盲目借贷，形成很大的金融隐患。

第四，隶属于城市政府的规划权力缺乏制约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而在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城市规划的审批、监管多是市议会。目前流行“规划听市长的”，而有的市长又常受开发商的影响或被开发商牵着鼻子走，造成很多短期行为和错误决策。

第五，一些城市决策者忽视或不懂城市发展的区域规划，忽视城市圈或城市连绵区的客观事实，看不到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下，城市之间联合协调的必然趋势，不是主动联合而是恶性竞争，既造成了区域基础设施规划和城市发展布局的不合理，又削弱了我国城市总体上的实力，降低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城市化要数量、质量并重，但更要重视质量；要速度与可持续发展并重，但更要重视可持续发展；要实体与环境并重，但更要重视环境；要硬件与软件并重，但更要重视软件；要个体(城市)和群体(区域)并重，但更要重视区域；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但更要重视精神文明。

对此有五大建议可供参考：

首先是科学定位。各城市要依据自身的资源、区位、市场潜力、历史文化条件以及总体规划，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进行城市定位，注重城市文明，充分体现特色。并且要根据城市发展过程中内外条件的演变相应调整其定位，从定位和优势出发建设特色城市。

第二，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发展城市以满足当代人需求时，不能以危及后代的生存能力和发展为代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生态、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人口、资源和环境几方面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认清对城市发展的关键制约性因素，并将城市的发展限制在这些关键性制约因素的允许范围内，避免由于过度发展对环境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第三，要以城市为中心发展区域经济，加快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城市化本身就是从区域着眼观察城市现象的，而且任何城市都离不开区域的支撑，因而要处理好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的关系。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城市与区域的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市发展要依据区域规划，从整体考虑，发挥各大城市的优势，挖掘潜能，打破行政束缚，放眼于大市场，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集团化、建立区域共同市场。要使城市发展与区域总体发展相适应，强化区域规划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第四，以提高城市领导管理水平为核心，培养城市领导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断改善城市管理，建立完善城市管理的新机制。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是复杂的系统科学，应建立一整套科学决策制度体系，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决策的科技含量，避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决策中不科学的长官意志。建议较大城市应建立总规划师、总建筑师、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制度。

第五，建议有关部门，特别是行政、统计、城市规划等主管部门，应组织依靠专家研究中国城市行政区划和中国城市统计区划问题。建立科学的符合我国实际的城镇化统计区，并稳定城镇化统计指标，建立可对比的城市统计资料库。

从我国城市化发展和城乡差距扩大的现实出发，我国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采取两手策略，一是抓好农业的发展，二是抓好城市的发展。

如此，才能更好的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拉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更好的促进我国经济的腾飞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三篇：浅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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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作者：粟琪 姜泽芳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个失去土地却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而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新的社会困难群体——失地农民，而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土地需求的快速增长使得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越来越庞大。作为弱势群体，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正逐步受到社会关注，成为我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健全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具体措施，以期能为解决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对策，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失地农民 社会保障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征用为建设用地，产生了大批的失地农民。当前中国失地农民的总数已经超过了4000万人，在“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的失地农民约200万，“十二五”期间失地农民的规模还将继续增加。有学者测算，预计到2020年，失地农民将突破一亿人，成为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但当前，对于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的保障制度并不完善，作为农民，他们失去了基于土地产生的经济收入作为生活来源，又不能享受到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的后续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使他们逐渐成为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由此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各种冲突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将被失地农民的利益考虑进来，切实使失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得以妥善安置，成为一个艰巨而任重道远的使命。

1失地农民概念界定

失地农民这一词汇是现阶段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快速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新词汇，目前，学术界对失地农民这一概念并没有形成统一明晰的认识。一般意义上来讲，失地农民泛指失去土地的农民。白呈明（2003）认为，农民在失地过程中，不仅失去了土地、就业、生活的保障，还失去了政府对他们的技术、资金、农资等方面的支持的机会，农民那些与土地密切相关的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利的实现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失地农民指的就是这样一类弱势群体，他们因为失去了土地而失去了与土地相关联的一系列权益和利益。其与土地相关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就业机会、基本生活保障以及与土地相关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发展的权利等。

2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这一对农民来说最为重要的功能正在逐步消失。农民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同时，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养老资源，这一系列的问题让他们面临着来自生活、就业和社会保

障多方面的困境，同时也暴露出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存在的一些问题。

2.1补偿标准偏低，方式单一且费用分配不当

《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安置费为4—6倍。西部城市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平均标准为每人18000元（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6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3年的生活。虽然近几年各地适当提高了征地补偿标准，但是在征地过程中，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混乱，出现大量暗箱操作和“寻租”行为，补偿款被层层截留，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另外，在实践中，其实有多种安置方式可供选择，比如留地安置、住房安置、就业安置、投资入股安置、社会保障安置等等，但目前政府采用最多的方式是货币安置，其它安置方式却很少采用。

2.2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窄

从严格意义上说，目前各地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并未形成一个体系。有些地区实行的保障政策只能称为“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其与社会保障相去甚远，更不具备社会性、福利性、公平性和互助性这些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而一些地区虽然建立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制度框架，但社会保障的内容不够全面。从目前各地的实施情况看，最主要的保障方式是养老保障，而医疗保障等其它保障方式则鲜有涉及，为失地农民办理失业保险、提供就业指导与技能培训也是在极个别地方实行。另外，目前普遍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重心定位于养老风险的防范与保障上，而医疗保险、失业保障和工伤保险等仅在沿海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出现，没有得到普及推广，社会保障覆盖面窄。

2.3资金筹集困难，就业培训不到位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征地单位支付的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政府转让土地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并以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为主。有的地区专门成立了第三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当地政府要求征地单位一次性将为失地农民补缴的保险费从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中扣除，并直接拨付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有的地区则由地方财政、村集体及失地农民个人共同负担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但是由于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补偿标准较低，而失地农民个人大部分缺乏缴费能力，地方政府从土地收益中拿出的补贴也较少，所以失地农民保障资金筹集难以保障。另外，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也使得针对失地农民所进行的就业培训工作难以开展。失地农民由于受自身知识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局限，缺乏主动寻找出路的意识，在当前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

2.4保险费用缺乏精算且监管缺失

在实际运作中，社会保险部门没有充分考虑诸如资金的时间价值、平均余命、工资增长率等因素，缺乏对保险费的缴纳与待遇支付水平精算。目前许多地区的保险费缴纳直接根据土地补偿费的一定比例确定，而支付水平则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依据，对保险待遇的调整也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没有考虑失地农民的需求，也没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对于保险资金具体的运营、管理以及监督，各地方在试行的过程中都没有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加上监管方面的缺失，都增加了保险资金的风险。

3完善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对策

3.1坚持分类实施，逐步提高补偿标准

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在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要考虑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分别进行，循序渐进。首先可以从经济基础雄厚，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着手，建立起具有当地特色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经济相对落后和相对贫困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以当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可以逐步提高保障的标准。另外，在明确并逐步提高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水平的同时，应该进一步确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基础，提高征地补偿的规范性和公开性，从而真正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3.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覆盖范围

由于各地的具体条件不同，所以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也不能搞一个标准一刀切。而是应该在考虑到地区差异的情况下，分类型分层次的扩大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建立健全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解决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和权益保护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实行不同于农村社会保障和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的保障体系，使其界于两者之间，既为失地农民失去工作退回农村留有退路，又为其农转非纳入城镇居民保障体系过度衔接。第二，分层推进，逐步完善保障项目。首先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和再就业保障体系，因为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最重要的保障；其次是医疗保险；接着是工伤、生育、失业保险等，逐步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相衔接。第三，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让各种保障项目能够在各地得到普遍实行，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从而提高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3.3畅通资金筹集渠道，增加资金投入

资金筹集是社会保障安置运行的基础。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必须稳定、畅通、可持续。在实际操作中，考虑到失地农民承担保障资金的不现实状况，社会保障资金可采用“存量+增量”的方式解决。征地补偿费为保障资金的一次性存量供给。增量部分来源于政府土地征收后的增值或土地使用过程中的收益。从目前情况看，土地征收后的增值收益主要进入了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口袋”。这不仅加剧了失地农民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愈加诱发了地方政府征地的强烈动机。土地增值收益应当“取之于民（失地农民），用之于民（失地农民）”，因此，应将土地出让金优先用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的支出。总而言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要从土地出让过程中所有可得的收益中予以解决，从而增加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

3.4构建就业保障机制，引导失地农民再就业

由于我国农民长期缺少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水平低下，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容易成为城市中新的弱势群体。

为此，我们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实现用工信息共享；在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逐步建立一种劳动者自主择业、平等就业的新型就业机制，实现在劳动力市场中统一、公平竞争的就业格局。构建失地农民就业保障机制应当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建立被征地农民就业专项资金，保证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工作能顺利展开和进行。二是劳动保障部门要建立培训基地，充分利用各类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的资源，帮助失地农民再就业。三是加大对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力度，通过落到实处的就业培训，引导失地农民自主择业和勇于创业，使失地农民能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3.5引入社会保障精算，健全监管机制

在社会保障领域，精算在制度建设、政策评估、财务预算、风险预警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时，通过精算，可以测算在给定的社会保障资源下可能提供的社会保障水平，或者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具备的经济能力，从而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依据。通过长期精算评估报告，反映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依据。可见，引入社会保障精算对于评估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性，评价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相关政策是否能有效提供保障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在健全监管机制方面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相关法规体系，确保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运行。其次，明确监督主体及其监督职能，增强监督部门对资金监督的专业性、规范性和权威性。再次，要尽可能地将资金的使用渠道及办法在制度中明确规定，增强透明度，加大社会监督的力度。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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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四篇：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因为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所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既呈现出世界各国的共性特征，同时又显现出自身的个性差异。在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无论是城市的数量，还是城市的功能均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尤其是随之而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就业步伐的加快，使得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本身所累积的诸多矛盾日益凸现出来。概括地讲表现在六个方面。

1.城乡分割，协调性较差。

在长期计划经济“城乡分治”制度的作用下，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得以产生、固化乃至于不断强化。政府借助于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粮油供给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推行，逐渐形成了城乡有别的管理体系。城乡居民由于居住地域的差异和职业的不同最终演化成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即所谓的城乡差别。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本身具有区位优势和功能优势，其聚集经济效应的强化作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形成了“城市一工业、农村一农业”的产业格局，最终使得城市和乡村演化成两个彼此相对独立的人为的封闭系统。由于城市的磁化作用，使得农村中原本匮乏的资金和人才被城市合理“掠夺”。城乡之间的公平问题作为市场经济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在我国表现得更为明显。

2.结构雷同，特色不明显。

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肇始于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其地域空间布局和主导产业培植上皆表现出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

首先，表现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的行政偏好。一是在城市选址和规划上的强烈行政垄断。政府包办了城市建设中的一切事务，而作为切身利益者的城乡居民几乎被完全排斥在外；二是绝大多数城市都是所在地政府驻地，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相比之下，城市产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的经济因素反而退居次要位置。

其次，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的雷同成为普遍现象。出于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大、中、小城市均希望借助各种游说手段为当地争得更多的项目和资金，并通过构建完备的工业体系，努力为政府官员创造更多的政绩。同构化的城市结构一方面强化了城市间的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地域特色和产业特色定位的模糊性直接侵蚀了不同城市的比较优势。

3.城镇体系不健全，协同效应不足。

受制于不同时期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需要，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表现出明显的短期化特征。从建国后的“限制发展大城市和小城镇，适度发展中等城市”逐渐过渡到80年代以后的“大力发展小城镇”。我国城市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似乎更多地是出于解决特定矛盾的权宜之计，缺乏整体性和前瞻性，都是从静态和孤立的视角谋划城市的发展。其实，不同规模的城市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例如，大城市具备较强的聚集效应，但其“城市病”症状也更为明显；小城镇分布广阔，贴近农村市场，更有利于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交换，但其聚集功能较弱，土地浪费较为严重；而中等城市兼有二者的优势和劣势。所以，不能简单地评价哪种类型城市的优劣。

4.强调行政催化作用，缺乏产业支撑。

众所周知，城市的产生源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城市的发展同样是伴随经济发展的自然演化的动态结果。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行政力量只是在短期内、在表象层面上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这是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共有的规律。然而，我国的城市化历程表现出与这种规律较大程度的背离，行政力量扮演着远比市场因素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城市主导产业的培育上，要么定位模糊、摇摆不定；要么彼此“借鉴”，简单复制。其结果不仅浪费了较多的资源，而且使城市结构雷同、功能单一。同时，缺乏核心主导产业的支撑也使得城市后续发展动力严重不足，致使城市服务能力的提升滞后。

5.重视外延拓展，忽视内在功能完善。

80年代以来“摊大饼式”小城镇发展战略的推行以及大中城市新城区热和广场、步行街等标志性建筑热愈演愈烈，既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又因为拆迁补偿不合理而引发了太多的社会纠纷，进而沉淀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城市外围空间拓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同时，现有城市功能的完善则严重滞后。从城市景观的外观上看，我国的城市并不比西方发达国家差，但在城市服务功能的完善和城市文明的积淀上则呈现出天壤之别。拥挤的交通、令人担忧的卫生状况和食品安全、日益恶化的治安、脆弱的环保等“城市病”困扰着城市的发展，使得城市的后续发展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6.传统制度的约束功能仍然存在，阻隔了城乡的融合。

虽然迫于各种压力，传统泾渭分明的城乡管理体制有了一定的松动，但是，传统城市管理制度的强大惯性作用依然存在，在某些领域甚至得到强化。城乡间巨大收入差距的诱惑、对城市生活的渴求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需求等因素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种规模空前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满足了城市产业发展的用工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无论对城市还是对农村来说本该形成双赢的结局。

但是出于保护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保障他们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先权，城市管理者往往只是企图在现有条件下，通过简单的“限、管、卡、罚”等非人性化管理手段来限制和排斥外来劳动力，而较少考虑借助优化内部结构，提升城市功能、培植主导产业等方式来扩充城市容量。显然，这些措施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间的心理差距，不利于和谐城乡关系的构建。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1.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国外和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都证明脱离农村发展的所谓“孤岛式”城市化发展模式注定不会成功。缺乏了农村的协调和支持，这种城市化发展模式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逐步摒弃片面强调发展城市(尤其更多地停留在城市空间的拓展上)的传统做法，而应从城乡联动、协调发展的角度谋划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2.因地制宜，突出个性。

审视我国城市发展现状，结构雷同、个性模糊是一个普遍问题。城市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在未来功能的定位上均显示出明显的趋同性，这种现象对于城市的后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实践证明，在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上，个性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上海、深圳、大连、顺德等城市之所以在某些领域独占鳌头，其核心就在于它们结合本地区位和资源条件，选择了独特的主导产业，具备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这一点正是其他城市无法模仿的，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了主动地位。

因此，我国城市的发展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自身潜在的优势，努力培植核心产业。从区位优势、产业特色、文化底蕴、旅游休闲、矿产开发、生态环保等角度来定位城市的发展方向，探寻并逐步培育城市的主导产业，形成鲜明的城市个性特色。

3.整合城镇体系，发挥协同效应。

由于规模不同，城市间表现出功能的差异性，都存在一定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如何通过科学的规划，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金字塔式”的城镇体系便成为当务之急。确立合理的城镇体系，一方面要考虑城镇的发展现状，通过城市布局的合理调整和功能的整合，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城镇化体系，发挥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要结合城市的未来发展，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确立城镇体系的发展方向。

4.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弱化行政干预力度。

城市化建设中浓厚的行政干预带来了诸多方面的负面效应，其中最典型就是在城市改建、扩建征地过程中行为的非规范性。某些政府官员与土地开发商“合谋”借助权力垄断人为压低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拓展了惊人的寻租空间，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因此，应强化市场机制在城市化进程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淡化行政干预色彩，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学习和运用现代经营城市理念，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引进市场机制，把长期由政府垄断的某些领域，如：自来水、邮政、通信、公交、电力、煤气等逐步放开，政府通过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引导各市场主体通过合理有序的竞争，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5.突破制度瓶颈，净化外部环境。

导致我国城市化水平不高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传统制度的约束。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流动受阻、现代化农业经营模式难以推行、大量农村人口长期滞留贫困、农村消费市场难以启动等问题的症结皆出于此。

改革现行的城市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教育制度、社保制度，降低外来劳动力在城市生活、就业成本。努力为市民和农民营造公平的竞争氛围，并最终实现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目的。

第五篇：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城市化问题分析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城市化问题分析

来源：资源网作者：李争发布时间：2008.06.2

4郊区城市化是城市在经历了中心区绝对集中、相对集中和相对分散以后的一个绝对分散的阶段，是由于城市中心区的土地稀缺地价昂贵、交通堵塞拥挤、居住人口密集、环境质量恶化，致使城市中心区人口和企业、公司外迁到郊区，使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增加低于郊区，形成相对中心区而言的离心化现象。其实质是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域受到城市扩张的影响，逐步向城市性因素和农村性因素相互混杂的过渡地域变化的过程。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不断的外延扩张，位于城市边缘的地带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被发展成为新的城市，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部分学者也提出了我国的郊区城市化问题，并指出了郊区城市化的发展方向以及目标等。我国的郊区城市化发展模式也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我国的实际应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将对我国在郊区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误区和问题进行分析。

一、郊区城市化的表现形式、原因以及实质

目前部分学者和政府官员对我国的郊区城市化的理解还存在着误区，产生了概念上的错误，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正确理解郊区城市化的形式和本质有助于我们对我国的郊区城市化现象进行分析。

1．郊区城市化的表现形式

“郊区城市化”是指人口与经济活动从城市中心区域向广阔的郊区甚至小城镇或乡村迁移，引起城市郊区迅速发展成为新型城区，而老的中心城区出现人口减少的现象。郊区城市化首先出现在欧美等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国家，以美国尤为突出。与郊区城市化现象相联系的另外一个现象是原有的中心城市功能衰退，环境恶劣，导致中心城区向郊区发展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出现了郊区化现象，如城市中心区企业外迁，郊区大型企业设施及住宅区与别墅区的建设等。目前我国城市郊区化主要是城市人口与工业及部分商业的郊区化，服务业、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仍在向城市中心区集中。

2．郊区城市化产生的原因

郊区城市化产生的原因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外部因素有：

（1）技术进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繁荣是城市郊区化必要的经济条件。交通网络的完善、通讯技术的发达以及随着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对生活质量的需求都是导致郊区城市化产生的原因。交通的进步减少了人们从郊区到城市中心的成本，通讯技术的发达可以实现在郊区对城市中心业务的控制，这些为人们迁往郊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2）政府的政策导向。政府的政策为城市郊区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政府直接向郊区投资建设工业园区，不断改善城市郊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并且城市郊区的地层建筑具有较低的建设成本，吸引了众多的建设资金，使郊区的建设日益完善，并吸引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向郊区不断转移，导致了郊区城市化的形成。

郊区城市化产生的内部因素有：

城市发展客观规律所导致的城市内部凝聚力的逐渐丧失。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的增长核心，在形成初期具有极强的内部凝聚力，进而产生集聚一规模效应，但这种集聚是有限度的，当达到某一限度时，许多城市问题相继产生，如交通拥挤、地价上涨、住房紧张、基础设施老化、教育资源短缺、犯罪率上升、环境恶化等，称之为“规模不经济”现象。这时，城市增长开始由原来以集聚力为主导的极化阶段转向以扩散力为主导的扩散阶段。一战后，西方国家快速的城市化导致社会变迁失控和城市问题层出不穷，使城市固有的向心力逐渐丧失，严重抑制着中心城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促使富人阶层、工厂各种机构纷纷向郊区迁移的内部动因。

3．郊区城市化的实质

有学者在较早的时候指出，这种城市化由集中走向分散的现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新的城市化形式。（杨重光，刘维新。1986）根据城市倒“S”型曲线发展规律，郊区城市化是城市化历程的一个必然阶段。在城市化的第二个阶段（城市化率达到70%~90%），出现了城市区域化的现象，即不是向城市的一个点聚集，而是向一群相互紧密联系的城市点聚集，同时伴随着老点向新点的扩散，城市数量仍在增加，城市质量也在提高。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功能的不断发展，第二产业将逐渐向城市郊区转移，导致城市中心区域原有的功能开始倒退，据研究表明，当一个区域的人均GDP达到4000美圆时，郊区城市化速度会大大加快。城市郊区化实质上是一种城市化发展阶段的需要，是一种主动形成的过程。

二、我国郊区城市化的特征及问题

（一）我国郊区城市化的特征

中外城市郊区化都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逐步富裕，出现为改善居住条件而离心迁移的要求，而城市交通改善、政府政策导向又拉动了这一进程。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郊区化，中国城市郊区化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基础差、双向性和步伐快等方面。

1．我国郊区城市化的基础差

我国郊区化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之上的郊区化。虽然郊区化的发生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我国郊区化的社会经济基础远不及西方。西方开始郊区化的时候，城市化水平就己经很高，经济己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市场经济日臻成熟。而我国的城市底子薄、基础差，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城市化水平低。199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26.2%，2001年为37.7%，至2006年，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达到54.6%、40.4%和35.7%，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上海才达到88%，而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化水平达70%以上，2001年达90%以上。

2．产业与人口发展的双向性

从宏观上看，我国日前大多数城市仍然处于集聚为主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但这并不排除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国内特大城市郊区化现象的产生，只不过这些城市的郊区化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表现为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及扩散效应同时并存。中心区不但没有“空心化”，反而

更加繁荣。由于我国城市发展处在集聚发展阶段中心区仍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依然是城市经济活动的核心。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原有的中心区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污染较重的工业迁至郊区，而向心性很强的商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集聚中心区，加强了中心区的城市现代化功能。同时，大量资金投入旧城改造，且推行上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各项建设获得了生机。而由于产业的外迁，以及开发区等方而的建设，我国城郊地区获得了飞快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带。

随着我国对人口迁移政策的放松，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富裕起来的私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从业人员从乡镇和农村迁往大城市，在城区从事工商业活动；同时，为了方便就业和子女上学等原因，一些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甚至迁往中心城区，从而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人口双向流动现象。

（二）我国郊区城市化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郊区城市化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地区。但是目前我国郊区城市化的发展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郊区被动的城市化

从前面郊区城市化的实质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常的郊区城市化是一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一种因为中心城区和整个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的主动的发展。在我国，郊区城市化却是一种为了经济发展而进行的一种“圈地运动”，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1）城市蔓延引发城郊土地利用矛盾。城市郊区是各类用地矛盾的集中之地，因为城市蔓延不但要占用用大量的耕地，使生产城市必需的原材料和农副产品的空问减少，而且工业区、住宅区往往在郊区建设，布局不合理，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和建设投资。

（2）土地级差效益与盲目开发不和谐。城郊是城市到农村的动态过渡带，非农产业迅速发展以及城市扩张引起土地级差收益的变化，而此时往往由于没有科学的土地开发利用模式和管理制度作指导，土地朝暂时级差收益较高的方向盲目开发利用，使得土地不能发挥最大经济效益（杨灵珍，王舟，2006）。

（3）破坏城市郊区的生态环境。郊区生态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郊区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是优化整个城市生态的重要囚素，但城市的发展和郊区工业的繁荣，往往只考虑经济效益而忽略了郊区土地非农开发给郊区生态带来的影响，肆意占用耕地和不合理的非农用地使得城市污染蔓延，郊区污染增多，城市和郊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同时恶化。

根据郊区城市化发展的实质来看，郊区的生态环境、生活环境以及社会环境要优于城市中心区域，而就上面出现的问题来看，我国所谓的“郊区城市化”不是一种真正的郊区城市化，而是一种变态的，由于经济发展的一种盲目需要带来的不良后果。

2．制度改革不能与郊区城市化的发展配套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原城市郊区农村不断发展成为城市，其途径是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转为城市土地。在此过程中，然而，城郊农村在土地被征用后，管理上仍然普遍保留了原村镇集体管理的模式，未能纳入城市一体化的管理体系。由于农村组织自身的局限性，不仅在规

划建设、环境管理、设施配置、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捉襟见肘，在就业培训、社区生活等其它方面的工作也远远不能胜任。使这些地带保持着村落的物质环境、文化观念、社会网络和生活方式，居民就业困难、或靠出租房屋与集体股分红为生，“是城而非城”，成了城市里的村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空心村”。同时这些“非农非城”的阶层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种“欠帐”式空间扩展还扭曲了土地供应的市场机制，一方面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导致政府竞相压低地价招商、开发商在郊区大量圈地、郊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利益分配机制向开发商倾斜，使城市收益外流、农民不能获得转变为市民的成本，不能成为有贡献的市场主体，而成为社会的负担，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张颖，2003）。

产生以上现象的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与我国的制度改革未能跟上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农地产权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了征地之后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譬如农民生活失去保障等。而我国政府财税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了地方政府盲目圈地，盲目的经营城市，致使城市无规律的扩张，城市郊区环境受到破坏，郊区城市化轨迹被严重歪曲。

三、对我国郊区城市化的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国在所谓的“郊区城市化”中暴露了许多的问题，郊区并没有变成城市，而是仍然是城市的边缘，基础设施仍然落后，生活和社会环境落后于城市中心地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郊区城市化并不符合真正的郊区城市化的轨迹。这是因为我国的经济状况还没有达到发展郊区城市化的阶段，我国城市化的质量并不高，只有当一个城市经济发展超过了城市现有功能承载力的时候，才会主动的向郊区城市化发展。

就我国目前的各种政策体系来看，要想实现真正的郊区城市化，还需要对各种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农地产权制度和财税体制。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的不确定，导致的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将会对郊区城市化过程产生巨大的阻力。目前很多学者就农地制度改革与征地制度改革做了较多的研究，也提出了很多有效的建议，《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对土地征收补偿的依据、原则、内容及责任作了规定，体现了征地补偿安置必须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原则，为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提供了法律依据，有效的保证了失地农民的利益。另外，在当前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紧张，并且对土地收益依赖过重，会造成城市郊区土地的粗放利用，形成新的“圈地运动”，新的城区不能合理的开发，旧的城区不能被合理的利用，造成了城市结构的失调以及城市发展路径的变形，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因此有学者建议将一次性缴纳土地有偿使用费制度改为年租制，保证地方政府的可持续性土地收益，以降低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的程度，提高城市用地效率，为主动的郊区城市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应该积极做好统筹区域土地利用，实现城郊共同繁荣积极调整中心城区的产业结构，实现中心城区用地“退二进三”的调整，继续发挥中心城区在城市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提高其现代化功能。按照城市郊区化的客观要求，推进郊区三大产业之间、各产业内部及产业布局空间3个方面结构的调整。以产业为依托，加快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承接中心城区的功能转移，在空间经济、人口、社会、生态等方面加速实行城乡一体化，实现城区与郊区的协

调发展（盛广耀，2006）避免走国外城市郊区化过程中中心城区“空心化”和经济衰退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