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第一篇：我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一、我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

我国的专家学者曾先后提出过三种不同的城市化模式，这就是大城市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和小城镇模式。目前，在实践中三种模式有并行的趋势。

小城镇模式：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小城镇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点，它将城市中的经济、文化、科技联系推向农村，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小城镇，使广大农民由农村迁移到附近的集镇。80年代中期以来，小城镇在我国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当然，小城镇有其局限性，如集约化程度低、经济效益低下、能源耗费指标高等，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在逐年下降。所以，反对者认为，小城镇的战略使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变得更为迟缓。

中等城市模式：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小城镇布局分散，城市功能不明显，城市建设无序、管理混乱，类似于一种扩大了的农村。因此，与其“撒胡椒面”似地投资于小城镇或小城市，不如将有限的资金投放于适当数量的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人口大约在50万—80万，它既可以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聚集效应，又可以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

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对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发展，过去人们多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模式造成交通拥挤、能源供应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然而，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指出，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优越性。超大城市是经济活动、商业交往的中心，聚集效应带来了经济的高度繁荣。大城市与卫星城呼应，形成了广阔的经济增长地带，能够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我国也正在形成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集中联片的超大城市区域。

除上述三种模式外，还应该有第四种模式，即“乡村生活的城市化”。传统上的城市化是指人口聚集到少数区域，该区域内非农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由于现代社会的传播、通讯、交通日益发达，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这样的“聚集”可以是跨区域的；同时，高技术产业、信息业已经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在生物技术推动下的农业已失去了传统农业的含义。因此，城市化也可以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即由城市居民所创造的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在农村得到普及。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有可能成为我国农民未来的一种选择。也就是说，乡村仍然保留，但机械化的劳动方式、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现代的文化生活及闲暇生活等都与城市中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本质区别。

二.、河北省城市化的规划：

为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我国正进行着城市化的伟大变革。河北省要在这场变革中，提高综合竞争力，迎头赶超发达省份，就必须全面认识自己，科学谋划城市化进程。

一、什么是城市化

城市化或者城镇化虽然说法不一样，但内涵一样，就是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由乡村型转向城市型的一种现象，是随着工业化而发生的经济和人口分布重心向城市转移，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强化的历史过程。

（一）城市化中人口转移模式

经调查，发现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１、农民进城务工。工业和农业生产效率差距，带来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价格差距。目前我省城市劳动力平均价格是农村劳动力价格的4倍。正是这种差距，吸引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

2、农村大中专毕业生留在城市。农村学生通过考学，进城市读书，毕业后大多留城市工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人口。

3、精明的农民在城市里经商。一些有眼光的农民，抓住城市商机，逐步发展壮大，从而长期定居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里人。

4、富裕起来的农民进城居住。由于城市生活条件较好，商业、文化服务设施完善，教育水平较高，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子女“跳龙门”，便进城居住，成为市民。

5、乡镇企业发展导致一些部门进入城市。一些乡镇企业，由于产品更新换代需要吸纳城镇技术和销售人才，必须将企业总部和新产品开发机构或销售部门迁往大中城市，导致职工随进城。

6、城郊村农民变为市民。随着城市的扩展，一些郊区的农民失去土地，大多从事二、三产业，从而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城市基础设施和文化生活，融入城市当中。

（二）“乡村型”和“城市型”生活方式比较

一般来讲，“乡村型”和“城市型”生活方式差异较大。以下仅从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1、“乡村型”生活方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拥有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从事着春耕秋收的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蔬菜大棚）以及畜牧养殖等农牧业劳动，部分人出外打工挣些辛苦钱，基本满足了家庭的温饱，手中多少有些积蓄。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家庭成员省吃俭用，以抵御疾病、养老和教育孩子。道路、管网、学校、医院等各种配套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用设施比较匮乏。

看电视、听收音机和玩牌基本上就是乡村人文化生活的全部，经常性串门聊天也算是一种消遣，旅游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奢望。

2、“城市型”生活方式

居住在城市的人们从事着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等工作，工资待遇也相对较高。城市有便捷的交通网络，配套的学校、医院、水电暖管网等各种基础设施，较完善的社会服务设施，良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制度，使城里人生活相对优裕，家庭负担相对较轻。他们会利用双休日去旅游、看电影、参加健身或各种文化休闲活动。

享受城市里的优裕生活，一直是乡村人的梦想。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积蓄增多，“乡村型”生活方式将逐步被“城市型”生活方式取而代之。

二、为什么加快城市化进程

（一）面临的严峻形势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生产和生活方式差距越来越大，引发出很多社会矛盾。而加快城市化进程能够通过有序地转移人口，促进社会相关体制和机制的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差别，营造社会和谐。因此，国家重视城市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2004年，河北省GDP达到8836.9亿元，位居全国第6位，而城市化水平只有35.8％，位居全国第19位。以上数据表明，河北省城市化进程远低于工业化发展步伐。近几年，我省虽在营造发展环境、扩大开放以及提高全民素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广东、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果不加快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

（二）城市化能为工业化发展创造条件

1、第三产业发展的载体。人口的集聚能够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本质上是消费产业，是人类聚居模式改变后所带来的，所以服务业等产业只能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才能存在和发展。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必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比如餐饮、娱乐以及中介组织一方面能够为顾客带来良好的服务和享受，另一方面能够缓解就业压力，提高从业人员收入，增强其自身改善生活条件的能力。

2、基础设施的高效利用。人员的集聚能够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作用，提高利用率，降低成本，发挥综合效益。城市化能够使城市基础设施形成合理规模，取得良好效益。同时也使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得到节约，废弃物得到处理和利用。

3、技术和管理创新之源。任何一项现代技术的创新都要有一大批人才，要有一定程度的技术积累，而城市是技术人才的集聚地和新技术的孵化基地。通过产业分工和合作，产生高效的城市经济，而知识积累高效化，又能使创新成本降到最低。因此，现代重大技术和管理创新往往发生在大城市。

4、增加需求，刺激消费。消费（包括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是城市最大的功能之一。没有消费，就没有对工业品的需求，就不能使更多的人就业，就没有经济发展的动力。转移到城市中的劳动者，衣食住行是其必要的生存基础，他在创造价值的同时又有一定的消费支出。另外，随着其收入的增加，其所要求的消费档次也随之提升，消费必然增加。

（三）有效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对自然生态破坏等现象越来越多，而大自然必然对人类贪婪的攫取进行报复。而将分散的人群集中到一块，构成相对集中的城市群，减少分散人群对自然的破坏，实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举措。推进城市化，一方面能在“点”上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另一方面还能从“面”上减少对生态的破坏，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四）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推进全社会文明进步

加快城市化，一方面可以使进城农民享受城市文明，使他们的综合素质得到迅速改善；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集聚也使城市教育、文化、信息等产业得到更大的发展。可以说，城市化的推进，对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农村的教育、文化、信息、医疗和娱乐等公共服务系统明显不如城市，很难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目前，“放羊－卖钱－娶媳妇－生娃－放羊”的故事仍在我省某些落后地区演绎着。因此，要想推进社会的发展，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人口的综合素质，就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

三、怎样推进城市化进程

（一）理顺体制机制。认真分析农民进城的六种基本模式，深入研究“乡村型”和“城市型”生活方式的转变，理顺人口转移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全面排查人口转移过程中的每一个政策障碍，为推进城市化进程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重点解决进城农民所关心的户口问题、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政策问题。

户口问题。目前我省落户的基本条件是“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较以前放宽了很多。然而在实际操作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合法固定住所”就封杀了人口的自由流动。据了解，河南郑州明确购房或协议租房的外来进城从业人员均可申请城市户口，这就彻底打破了人口合理流动的瓶颈。我们应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大胆改革，厘定户口管理上的相关政策，逐步破解城市化进程中的这一头号难题。

教育问题。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应试教育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据了解，每一所公立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上都是国家投资建设的，教师的工资也是国家负担的，然而现实中重点学校、普通学校、乡村学校分别接纳不同的学生，教育质量也明显不同，一些流动人口的子女甚至无校可上。建议在义务教育阶段，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保障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员的孩子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保障问题。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存在问题较多，考虑到国家的财力，还不能建立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需要逐步地改进。首先要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比如外来务工人员应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费用可由个人、社会和工作单位共同负担。城市需要外来务工人员，而外来务工人员也想把城市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曾有人形象地说，如果说加速城市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牛鼻子，那么社会保障就是牛鼻子的两个孔。

（二）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一个省，要想在国内有重要影响，首先要有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名牌企业。结合我省的特点，要以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为核心，培植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工业。大中城市应重点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轻污染、耗能少的工业。小城市和小城镇要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其它特色产业。

（三）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为70％左右，我省仅为31.3％。因此，充分利用人口集聚的有利条件，发展各类综合和专业的批发市场，以及房地产、旅游业、金融保险等服务业，提高服务水平，强化品牌服务效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会逐步追求精神生活。因此，对服务业的要求也是多层次的。相关部门要及时规范引导，使其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四）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借鉴生态学的理论，大中小城市就像森林中的乔木、灌林、草本植物，都占有自己的生态位，缺一不可。石家庄、唐山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能为某些企业提供人才、信息、资本等生存发展环境，但是有些行业和企业适于在中小城市发育，比如，一些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就应在农产品丰富的小城镇发展。所以要客观合理地处理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关系，使其各尽所能，和谐共生，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发展。

（五）坚定地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城市化道路。政府加强宏观调控，通过市场来使各种资源由低效的农村向高效的城市转移，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激发广大

民众的创新能力，快速实现城市化所需的要素流动和整合，促进产业发展和主导产业的形成，使那些符合社会需要的新事物不断地取代旧事物，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切忌滥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活动，要相信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

四、推进城市化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警惕过分强调城市化率，而忽略城市发展质量。城市化率只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现在的城市格局，虽然近百年来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市发展也进入快速轨道，但城市化水平仍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要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切忌揠苗助长。另外还要注意，并非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经济就一定繁荣、社会就一定稳定、人民就一定幸福。非洲、拉美等一些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很高，但是很多人没有工作，居住在贫民窟，造成国家的政治**、社会衰退。据有关统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GDP即增加1.5～2个百分点。但要注意这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匹配的产物，而不是人口集聚的简单产物。因此，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应把重点放在如何提高城市的品位、综合竞争力等质的方面，而不要只盯在城市化水平的量上。另外，城市化所包含的内涵和外延很广泛，不能把城市化简单理解为城市建设，更重要的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具体体现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大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孕育严重的城市病。城市盲目扩展所带来的问题很多。一是城市交通运输活动面临严重挑战。政府在城市交通方面的投入年年增加，但交通拥堵依旧。二是生活舒适度降低。拥挤的人流、污浊的空气、不绝的噪声、炙人的热岛效应，让人心烦意乱。发达国家评选的宜居城市，大多是5万、1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没有一个特大城市入选。因此，要克服这些问题，就必须摈弃摊大饼式发展，树立“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三）城市化是需要成本的。依据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进入城市一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总计每转一个农民成为市民需要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当然，转移到大城市和小城市成本不一样。专家们指出，考虑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不要认为城市化就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的。必须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城市的布局在时间、空间、速度三维模型中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

（四）减少环境污染，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目前，我国环境污染很严重，白色垃圾、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等比比皆是，已经影响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另外，中国要在城市化进程中，将把4亿剩余劳动力的80％（相当于西方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转移到城市，如果沿用欧美发展老路，将需要三个地球的能源来支撑。就河北一些城市而言，产业主要依靠矿产资源和钢铁的重工业支撑，所以，如何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应为当务之急。因此，我们应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加快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五）切忌“喊口号”，要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城市化工作涉及部门很多，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个相关部门把自己所负责的事情做深、做实，做出实效，使人民得到实惠，以便赢得广大群众支持，营造出一种人人关心城市化，人人为城市化建言献策的良好氛围。

四、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城市化是一个多层次、多区域且长期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功能改造和基础设施改造促进了城市建设投资，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了经济产业投资，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需要解决户口、住房、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促进了城市社会事业投资，共同推动社会总需求得到稳定和快速增长。

其次，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被现代城市吸收，滞后的城市化水平又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城市化上寻找结构转变的突破口，在人口分布重新调整的基础上促进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第三，城市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社会生产要素越集中，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辐射力也越显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大。在这种辐射过程中，实现经济要素优化配置，区域内部产业合理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和流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据国家统计局专家估计，在现有发展水平上，城市化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 增幅增加0.5 个百分点。迅速推进城市化构成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是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的战略性选择。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泛、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落差，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约为39%，西部地区约为28%.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工业化人口最多的地区，已经产生了一批特色明显的新兴城市，初步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体系，然而，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相对滞后表现得也更为突出。迅速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仅是保持东部地区经济稳步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地实现“以东带西”和“全国一盘棋”的战略要求。东部沿海地区具备比较好的城市化发展基础条件，应因地制宜，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

第二篇：城市化模式

点拨：在教材所列举的区域城市化几种典型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云南德宏是因为边贸发展而促进了城市化外，大多数地区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推进城市化。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建国后伴随着我国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和工业体系的完善而逐步推进的，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老工业基地的逐步衰退，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也遇到很多新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先后出现了区域发展的三种模式：即珠江三角洲模式、浙江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每种模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有自己的特点：

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诞生在我国经济最发达、城市密集度最高的江南水乡，其特点是：

第一，与“珠江三角洲模式”不同，“苏南模式”是一种依靠“内向”型经济起步，既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包括生产因素的聚集、产品市场的获得，主要不是依靠国外，而是依靠地域内部和国内市场，其外向性是在区域内部和国内市场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

第二，“苏南模式”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是这一模式的核心和主体。

第三，“苏南模式”中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为大中城市的工业配套和拾遗补缺起步，逐步推动这一区域的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和优化。

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与“珠江三角洲模式”和“苏南模式”都不一样，是一个自下而上由农民自发推动的、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以发展小商品起步的发展模式，其特点是：

第一，与发展乡镇企业起家的“苏南模式”不同，“温州模式”的发动者和创业者是千万万万的农民，农民办企业，经营企业，承担风险，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是“温州模式”的核心和主体。

第二，与“珠江三角洲模式”和“苏南模式”不同，温州既没有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又不在城市密集、交通发达的江南水乡，远在浙江南部山区丘陵地带，交通闭塞，资源缺乏。与内地相比，惟一的优势是沿海，但义远离经济中心，发展经济的优势不多。

第三，不贪大求洋，从日用小商品起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把小商品做大，把小企业做大做强，以小商品为主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逐渐占领了国内国外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使温州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这是“温州模式”的突出特点。

东北地区城市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东北地区煤炭、铁矿资源的开发，铁路和港口的建设，出现一批以重化工工业为主的城市。如沈阳（机械）、鞍山（钢铁）、本溪（煤、铁）、大连（机械与化工）、齐齐哈尔（重型机械）、抚顺（煤炭与化工）等。

1949年后，东北地区国家重点建设的重要工业基地，一些城市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如长春、吉林、哈尔滨等。随着国家工业项目的布局，东北地区又出现了一些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如石油开发（大庆、辽河）、化工（辽阳）、建材（吉林、本溪）、森林工业（伊春、大兴安岭）等。2000年，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46．55％（全国为26．08％）。云南德宏的边境贸易

由于流量达十亿元计的边境贸易活动在近年剧烈扩张，云南的德宏景颇族傣族自治州，毗邻缅甸，作为改革开放之前的边疆贫困州，在1979年至1988年有了超常的发展。这十年中，该州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9．7％，而云南省仅为13．3%，全国是13．7％。以国民收入为例，全州平均增长率每年达19．6％，云南省仅为12．9％，全国平均为13．4％。国民收入增加，财政税收亦相应有了增长。这十年内，全州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为21．7％，而全国仅为8．6％。其奥秘所在，便是以83％的年增长率扩张的边境贸易，拉动了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

尤其1985年德宏州全州开放为边境贸易区后，边境贸易迅速发展，不仅为地方开辟了新的财源，加快了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为国家和整个大西南地区开辟了一个新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可供利用的原料基地，使德宏一跃成为云南乃至大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

第三篇：简论我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简论我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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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15日 14:17 光明网-光明日报

魏杰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对于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明确提出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这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城市化战略，就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把哪一种类型的城市作为推进城市化的重点。对于我国应选择何种城市化战略，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是主张选择大城市战略，即城市化主要靠

发展大城市；第二是主张选择小城镇战略，即主要通过大力发展小城镇实现城市化；第三是主张选择体系化战略，即通过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协调发展来实现城市化。我认为第三种意见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

大城市战略的利弊分析

发展大城市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必须要发展大城市。尤其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城市化发展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城市发展不够。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已有的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的集中度，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低11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21个百分点，比美国低28个百分点，比德国低30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大城市发展不够，必须从各方面推进大城市的发展。但从我国的现实状况看，仅靠发展大城市是不能实现城市化的。第一，我国非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地域广大，地区间差别也很大。我国现有的非城市人口仍然高达9亿之多，而且分散于差别甚大的广阔区域之中，人们在理念及生活习惯等方面极为不同。我们就是将现有的所有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再扩大，也容纳不了如此之多的非城市人口，所以，仅靠发展大城市是不可能完成我国的城市化任务的。

第二，大城市虽然可以为人们提供便捷和良好的生活环境，但因为交通、环境，以及水资源和能源等方面的问题，往往又会使人们的生活质量降低。尤其是大城市中的过度竞争严重，人们的生存压力很大，使得就业较为困难，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即人们所说的“大城市病”。因此，虽然大城市的发展是提升城市化水平的重要环节，但要有一个度，并不是越大越好。

第三，由于大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成本往往比较高，而且为了解决交通及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必须支付较高的治理成本，这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使得企业的效率受到影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现在仍然主要依靠成本的比较优势来增加出口的国家来说，单纯发展大城市确实不利于城市化的推进。

第四，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镇来讲，其生活成本是比较高的。高的生活成本必然限制农村人口的进入，因此，仅靠发展大城市实际上无法实现城市化。从实践来看，目前珠江三角洲对外地农村人口的吸引，主要就是靠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大城市对外地农村人口的吸引力明显低于中小城市。

在推进城市化、提升城市化水平的进程中虽然仍然要大力发展大城市，但是不能仅注重大城市的发展，还要大力推动别的类型城市的发展。在这里，我们既要批评惧怕发展大城市的观点，不能过度夸张“大城市病”，又不能有单纯发展大城市，忽视发展其它类型城市的观点。

小城镇战略的利弊分析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非农人口相当高的国家来说，发展小城镇对于城市化的推进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从现实状况来看，小城镇的发展确实推进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小城镇的发展。但是，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仅靠小城镇的发展，尤其是不能把发展小城镇作为城市化的最主要途径。

第一，小城镇的城市化成本比较高。据有关计算，以同样的成本，在大城市可以吸纳6-8个非城市人口，而在小城镇则只能吸纳1个，因而非城市人口进入小城镇的成本也就会高，这种高成本恰恰阻碍了城市化，使得有些人宁可居住在农村，也不愿进入小城镇。我国现在有些小城镇之所以既没有上水系统，也没有下水系统，就是因为人口规模太小使得修建上下水系统成本太高，导致小城镇脏乱差的现象极为严重。因此，从成本的角度来计算，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的平均成本是较高的。

第二，小城镇的城市功能往往残缺不全，加之规模太小，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限制了小城镇对非城镇人口的吸纳能力。我国目前大量小城镇的城市功能都是残缺不全的，这主要是因为人口规模太小而无法构建完整的城市功能，而这种城市功能的残缺，又使小城镇丧失了吸引力，甚至阻碍了非城市人口进入小城镇，形成恶性循环。尤其应该看到，小城镇往往形成不了真正的城市文化，给人的感觉好像非农非城，在小城镇中生活的人还并不是真正的市民，而是农民与市民的混合体，因而发展小城镇提升不了城市化的水平和档次。

第三，小城镇对资源的消耗也比较大。例如，小城镇的建设用地要比大中城市多得多，因而对土地资源的消耗明显高于大中城市。据测算，规模过小的小城镇，一般规模收益低，政府承担的外部成本高。有些小城镇的城市化设施因为使用率不高而大量闲置，浪费严重。实践表明，城市化的必要设施在小城镇若不建设，会使其城市功能不全，城市化水平低。而若要建设，又因为使用率低下造成严重浪费，这对小城镇来说是两难的选择。

小城镇的发展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应该看到小城镇本身的局限性，不能把大力发展小城镇作为城市化的最主要途径，并把城市化归结为小城镇战略，发展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辅助方式。

坚持体系化战略

所谓体系化战略，就是通过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来有效实现城市化。也就是说，要使我国的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结构有序、优势互补、功能配合、共生共进、和谐高效的城市化体系。在这个城市化体系中，任何一个地区或者区域都有其中心城市或城镇与别的地区或区域相连接，中心城市及城镇相互连接，形成城市网络。例如，任何一个经济联系较密切的小地方，实际上都有一个因为市场交易关系和经济联系而形成的中心城镇，再大一点的经济区域就有较大的中心城市，而更大一些的经济区域就有更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然后就是全国性大都市。如果考虑到国际化进程，那就还有国际性大都市。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互补性城市，虽然其功能和作用不同，但每个中心城市都必然要辐射到它周围的城市及小城镇，而且这个中心城市又会受再大一点的中心城市的辐射，以此类推，形成共同发展和相互协调的城市体系。这种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第一，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非常有利于吸纳更多的非城市人口。在体系化城市发展格局中，随着各种中心城市或城镇功能的不断完善，其辐射能力必然会逐步增强，对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使得各种中心城市在吸纳非城市人口的同时，也会极大地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非城市人口的吸纳。如上所述，仅靠大城市吸纳非城市人口是不行的，只有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城市体系，才能满足我国城市化的需要，使大量的非城市人口进入城市。据测算，我国城市化若要达到75%以上，就需要有能容纳11亿到12亿人口的城市容量，这显然是要有体系化的城市群体，需要发挥各种城市及小城镇的作用，单靠某种类型的城市是不行的。

第二，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有利于消除“大城市病”和单纯发展小城镇所带来的弊端。如上所述，单纯发展大城市会形成“大城市病”，单纯发展小城镇又会带来“小的坏处”，因而我们必须在城市化中消除“大的弊端”和“小的坏处”，寻求城市化的最佳效应。实践证明，能够实现城市化最佳效应的战略，就是实行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用大城市的比较优势，消除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弊端，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比较优势，弥补大城市的不足，从而实现各种城市的比较优势的组合，使城市化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达到最优，使城市化的经济成本及人们的生活质量达到最佳状态，从而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第三，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有利于人本主义的实现。人本主义的核心是尊重人们的自我选择，为人们提供更为广阔的能够进行自我选择的环境和空间，而体系化的城市发展战略刚好能够满足这一点，城市化中要实现的是人对城市的选择，而不是相反。在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中，由于各种城市的功能和作用的不同，使得人们进入城市的门槛和生活成本也不同，因而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要求的城市。例如，从工作能力及个人特长上讲，有的人能够在像北京及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中很好地工作和生活，而有的人则适合于在青岛、大连这样的沿海区域性城市中工作和生活，还有的人可能比较适合于在成都、西安这样的西部区域性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当然也有的人可能更适合于在县城这样的小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等等。因此，人们需要有一个供自己选择的城市体系，而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可以满足这一点。综上，我们应该把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的城市化战略。要在发展大城市、特大型城市、区域性大城市的同时，注重中小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关注小城镇的发展。只有它们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协调，才能高效地实现我国的城市化。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第四篇：城市化典型模式

一、国外城市化典型模式：

1.西欧的“新城”模式。以伦敦和巴黎两大都市为代表实践田园城市理论树立了城乡一体化最为成功的先进典范。英国政府于1949年启动大伦敦计划在距离中心城一定的距离选择地价较低的农业区建立新城并把城市人口转移到就业和生活自给自足的新城。在距离中心20公里至35公里的区域建立“反磁力中心”并推广到一切城镇居民体系规划布局中形成结构完整的城镇体系均匀地分布生产力和人口推进城市化与乡村的城镇化

2.自由放任式城市化道路。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即实现城市化靠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当“城市病”日趋严重之后，人口又开始自愿地向社区和小城镇分散。美国的自由发展模式。二战之后美国郊区化发展进程加快中小城镇发展也十分迅速商业外迁加剧产业的信息化、弹性化、分散化强化导致“边缘城市”的产生结合了城市和乡村的优点衔接起城市与乡村经济是一种城乡交融的一体化状态。20世纪60年代美国实行分流大城市人口、充分发展小城镇的“示范城市”试验计划使得75的美国人生活在小城镇郊区化也推动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先放后调式城市化道路，这种城市化模式首先运用市场机制引导人们向城市转移，但当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出现过度集中的状况时，政府开始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疏散人口，以极快的速度新开发小城镇。这种模式主要以日本为代表。

3.市场引导与政府并重的城市化道路。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人口向城市集中还未发生明显的“城市病”之前，政府便开始干预，通过颁布法令、制定优惠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引导人们向不同等级的城市和集镇定居。这种模式主要以德国为代表。

4.拉美的“过度城市化”模式。拉美农村土地的缺乏和贫困农民被迫向城市流动而城市就业机会非常有限从而造成 “过度城市化”。2003年巴西城市化水平高达83但人口空间转移在前就业转移在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大中城市普遍出现贫民窟和无业游民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和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并埋下国家政治动荡、社会秩序不稳和经济衰退的病根。

二、国内先进地区城市化典型

1.珠江三角洲“以城带乡”模式。城乡一体化历经三个阶段一是商品农业阶段重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二是农村工业化阶段重点是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三是完善基础设施阶段重点是按现代化城市要求构筑现代化城市框架。

2.上海“城乡统筹规划”模式。其以上海城乡为整体以提高城乡综合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统筹规划城乡建设合理调整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城乡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城乡资源综合开发加速城乡各项社会事业的共同发展。

3.宁波“城镇梯度发展”模式。侧重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和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稳步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及撤县建区、撤镇建街、撤村建居城镇布局和规模更趋合理集聚功能进一步增强城市化率达到57初步形成了中心城、副中心城、中心镇为主体的城镇梯度发展格局。

4.成都“三三见六以一化二”模式。第一个三是指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第二个三是三大重点工程即农业产业化工程农村扶贫开发工程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六”是指六句话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以农民身份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一化二是指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来破解“二元结构”。

解析：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城市化。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在其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市化发展加以有效的引导，造成城市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过度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序，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由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中心交通拥挤、环境恶化、住房紧缺、犯罪率高等问题日益突出，富有家庭离开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到郊区居住，建造属于自己的独立院落式低层住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居民也追随其后移居到郊区。在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上就表现为城市沿公路线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市发展为包含着若干连绵的市、镇的大都市地区。

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因素的作用，拉美和加勒比海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城市化与这些地区的国家长期沦陷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直接相关，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表现为在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政府调控乏力，城市化大起大落。其工业化发展赶不上城市化进程，属于过度城市化。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一是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阶段脱节。由于拉美国家早期的工业化发展源于宗主国的工业资本输入，政府没有利用好外资发展自身的民族工业。一旦宗主国工业资本撤出，就没有了本国工业做支撑。二是忽视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加剧了城乡差距，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城市就业、居住、环境和教育设施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我国城市化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在思想认识上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以前，总体上采用的是抑制的方略，走了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80年代，尽管学术界在探讨城市化问题，但政府采用的是观望的态度；90年代，由观望转为认同、支持，继而积极和大力推进，由于带有补课性质，在大力推进过程中，发力过猛，也出现一些问题，因此又转向适度、稳妥、健康的城市化。总体看，目前逐渐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多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化与经济建设一样有自身的规律，各级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律，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无所作为。

雅各布斯说：“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成功的多样性，这就有点像温柔地谋杀。”如果说这场谋杀在上世纪的美国依次经历了城市美化、旧城改造以及郊区化三个阶段，那么在中国，我们已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三大运动，并将那些可怕的病态城市（花园城市、梦幻城市、郊区城市）如数打包过来。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是按照渐进的方式逐个暴露出城市规划的后遗症，而中国则是以突击的手段在最短时间内迅速移植外来建筑，并消化不良。

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致命弱点在于城市功能性的残缺和混合效用的匮乏，断裂的社会结构与城市形态无法将城市内部有机地联系起来，突兀空洞的建筑物如幽灵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原子化的大众挣扎徘徊于越来越封闭的生存空间，从而显露出多样性的衰竭。多样性原则的根本宗旨，是要满足每一个城市居民的需要，这种需要首先是现实的生活需要，其次是寻找精神家园的需要。这些需要来自于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人群，这些需要才是城市真正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往往被我们的城市规划者所忽略，甚至漠视。新城化运动与旧城的死亡

当代城市建设有一个普遍共识，即“老不如少、旧不如新”，因此要“以少换老，破旧立新”。每一次旧城改造几乎都按照现代化的标准模式进行，却忽视了老城区自身强有力的传统协调能力。雅各布斯曾经将路人行走亲切地比喻为芭蕾表演，意在说明老城区的活力体现在街道上，而不是建筑上，这恐怕是传统社区与现代都市最大的区别所在。“街道眼”理论充分证明了老城区的街道充满驻足和游赏的快乐，其社会行为建立在多样化的交流与共享基础上，带有和谐温馨的社区意识。反观我们被汽车和快车道抽空了精血的新城，以及那些冷冰冰的大马路，是否特别值得今天的城市建设者反省和深思？

今天的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但问题无疑也是最多的。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虽然在西方早已经历过，但他们可以用近百年时间来解决这些流弊，而中国的悲剧则在于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积累了这全部的恶果，并且还在重蹈其覆辙。推土机依然作响，盲目混乱的城市建设何时停歇？当土地的热情已被耗尽，人造的花园也不再鲜活，我们是否还有勇气继续对城市的追求？但愿这场对城市多样性的谋杀能早点结束。理想模式：

2010年起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实现人口、空间结构的两次转变，建设城乡平衡社会。新型的城市化战略将实现10个协调发展，目标是使人口与空间实现两次转变，即第一次转变是从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转变是城市人口变为郊区人口，实现城乡平衡。我们认为，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20%，人口在三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取消户籍限制，建立信用社会。

城市化模式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城市化发展状况及动力机制特征的总和。城市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按其所处的经济体制，可分为市场型城市化和计划型城市化，按城市化发展水平，可分为发达型城市化和发展型城市化。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关系来考察，世界城市化可分成四种模式，即

1、同步城市化(Synchro urbanization)。这是指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模式。这里的一致主要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加速时期，这种相关性表现得相当明显。据测算，发达国家在整个工业化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极高。1841—1931年间英国为0．985，1866—1946年间法国为0.970，1870－1940年间瑞典为0．967，整个发达国家为0．997。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曲线几乎是两条平行上升的曲线，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人口只有迁居到城市后，才能在城市就业，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大部分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方式、美国自由迁移方式和德国容克买办方式等，都具有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的特征，但基本上属于同步城市化模式。

2、过度城市化(0ver urbanization)。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过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不平衡(主要是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而政府又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如墨西哥的工业化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市化水平已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

3、滞后城市化(under 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不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现象。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就是这种城市化的突出代表。198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2．2％，发达国家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而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看，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呈低水平上的相适应。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仅为0．69，远低于该比值1．4—2．5的合理范围。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城市化的滞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工业化过度地孤军深入。

4、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所谓“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倾向。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有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时空距离等。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如美国除洛杉矶以外的12个最大城市的市区人口，在1950—1971年间，城市市区人口从2625．3万下降到2552．4万，郊区及卫星城人口则从1463．5万增加到1714．7万。实际上，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

第五篇：我国企业员工福利制度改革和模式选择

【摘要】:我国的企业福利制度是在建国初期，依据当时的国情而建立起来的。60多年来，我国企业福利制度通过退休养老、劳保医疗、福利分房、生活照顾等一系列保障项目的资助和服务，在满足职工基本生活需求、改善职工的生活待遇、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对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诸多障碍。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企业福利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就试图在分析我国企业福利制度的历史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改革思路和模式选择。

【关键词】：企业福利法定福利企业补充福利弹性福利机构福利

一、企业福利制度的发展概况

薪酬是维系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正常运转的关键因素之一，福利作为薪酬的有机组成。由于其表现形式与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所以福利制度改革在建立现代化制度的过程中显得比较普遍。特别是我国的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原因，企业员工福利方面的情况更为特殊，因此福利制度改革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

福利不仅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保障，也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的标志。对于员工来说，福利是一种“保健因素”，完善的福利制度虽然不能对其产生直接激励作用，但可以减少员工的不满意，提高员工对本职工作的专注度，改善工作态度。此外，福利在稳定员工工作情绪、提高员工创新能力、减少员工流动率等过程中可以起到独特的作用。

弹性福利又称自助餐式的福利计划，因为它“提供了一份福利项目的菜单给员工选择，每一个弹性福利制所提供的选项都不一样”。这种福利模式打破了长期以来福利固定化、均一化、僵硬化的形式，创新了福利制度。

除弹性福利外，福利货币化和福利外包管理也成为当前各大企业经常采用的福利实施模式，然而比较起来，它们无论在使用范围和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认可程度上都远远不及弹性福利。但无论采用哪种形式的福利制度，目的都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减少员工对工作的不满意，保障工作的正常、有效进行。

二、我国传统的企业福利状况

在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经济实力不高的情况下争取高就业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采取低工资高就业的策略。企业中劳动者所得工资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仅限于日常的食物、衣着、日用品的基本生活开支，而员工的基本生活又必须得到保障，因此政府要求企业提供各种福利来补充低工资所导致的收入不足。在劳动者的收入中，福利所占的比例很大，除维持日常开支的工资外，诸如住房、医疗、交通等全部由企业提供的福利解决，以企业办社会的方式发放给职工。

“低工资、高福利”的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对于社会发展和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减轻劳动者的负担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需求层次的上升，原有福利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1、国家的负担过重。由于要保证一定的就业率，企业内的冗员大量增加，在生产率不断下降的同时，企业的福利负担却在增长，而传统企业福利名义上是以企业的形式发放，但实际上却以减少上缴所得税的方式转化为国家负担。

2、劳动者之间的福利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劳动者所享受到的福利水平取决于劳动者所在单位的级别、规模、所属行业以及劳动者在单位中的资历长短甚至人际关系好坏，与劳动者个人的贡献联系不大，这造成了新的不公平。

3、福利和货币工资比例失调。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动者货币工资较低且差距很小，而福利又具有平均分配的特点，使得福利的激励功能几乎全部丧失，阻碍了劳动者积极性的提高。

4、企业发放工资的数量和标准完全由国家统一制定。企业在没有自主权的情况下只能以增加福利来改善职工的收入水平，这使得“工资侵蚀利润”的现象更为突出。

三、我国企业福利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的福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福利在劳动者收入中所占比重迅速降低。现阶段我国企业提供的福利主要有法定福利和企业补充福利，其中法定福利包括社会保险项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和法定假期，企业补充福利主要有企业年金、人寿保险、住房补贴、实物福利等。

目前，福利仍是我国企业管理中相对薄弱的环节，福利在工资中所占的比例较低，占员工工资总额的6%~10%。企业员工平均法定福利与非法定福利的比例悬殊，国家强制规定的福利占据了很大比例。由于受多年计划经济的影响，多数企业在福利管理方面依然是大锅饭形式，激励效果并不理想。这现种象的出现也是由于企业在福利设计方面存在着以下误区。

1、固守公平性原则，缺乏激励性。我国企业在福利设计上多存在平均化倾向，企业福利被认为是普惠性的，并不与绩效挂钩，久而久之员工认为福利就是企业付出的薪酬的一部分，是企业必须做的，因而感受不到企业的关怀，并导致企业福利成本攀升，更无法实现福利应有的作用。另外，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没有差别更谈不上激励。这既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又无益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2、福利项目设计单一，忽视了员工的不同需求。我国企业现行的福利制度大多是由企业单方面制定的，通常企业提供什么样的福利员工便接受什么样的福利，福利项目完全由企业决定，员工的参与度很低。这种模式的选择能使制定的计划符合企业的利益、简化制定过程、提高决策的效率，但是，由于缺乏员工的参与，员工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员工的年龄结构、文化层次、收入层次不同，对福利的需求也必定不同，因此设计的福利项目可能与员工的需求不太相符，导致员工对企业的管理不满意，降低工作积极性。企业付出了大量成本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3、漠视员工福利，劳资矛盾激化。许多企业除了遵守对员工的法定福利外，对补充福利并不积极，甚至由于劳资双方信息与话语权的不对称，在法定福利的执行方面也是能省则省，员工利益得不到根本的保证。特别是在一些制造企业，由于没有重视员工福利，在出现工伤后也不负责任，直接损害员工利益，激化劳资矛盾，同时也让其他员工对企业丧失信心。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呈大幅上升趋势，社会影响大，处理不好往往影响到劳资关系的和谐，甚至会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四、企业福利制度的改革思路

1.搞好所有制改革,加快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这既是我们寻求的治本之策,也是企业福利制度改革必须首先突破的禁区。

在遵循“ 放权让利” 的思路下,国家和企业无法建立起符合市场竞争的责、权、利关系,因而业自主权远未落到实处。国有企业负盈不负亏的局面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传统利益分配格局能从根本上打破,必然出现企业福利一方面膨胀, 企业负担一方面加剧的现象。

防止企业福利膨胀的根本出路, 搞好所有制改革是治本之策。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选择产权明晰, 易于操作的所有制形式(如股份合作制),在保证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产者同时, 使其具有区别于职工个人利益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以产生资本自我积累和自约束功能, 为企业利益分配的合理化奠定基础,也为机构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分离创造内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