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问题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问题研究
【摘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耕地保护形势很严峻,耕地数量的逐年锐减,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及耕地保护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建议,探索当前我国耕地保护的对策,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城郊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 因为要保证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势必要大量占用农地,尤其是占用耕地。而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耕地相对不足的国度里,也必须要解决好吃饭这一问题。所以吃饭和建设就成了一个两难问题。我们必须切实的保护好我国现有的耕地资源,才能在建设城镇的同时,也解决好吃饭问题。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city changes a course accelerate, our country farmland protection situation is grim, year after year of farmland amount acute is decreased, has become our country's important factor of social stabilit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ity land ut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and propose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explore the current our country farmland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our country city changes a course is ceaseless accelerate, a large number of suburban agricultural land into construction land for the city, to ensure that the city construction land supply, it is bound to occupy agricultural land, especially farmland.In the US such a person much ground is little, farmland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land, must solve good to eat this problem.So eat and construction became a dilemma.We must protect our country existing farmland resource, can be in the town of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also solved have a meal problem.【关键词】:城市化;耕地保护;土地利用;集约利用;耕地补偿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
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使得目前的土地利用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土地利用粗放,浪费严重
城市人均用地水平偏高,但土地利用效率却十分低。城市用地增长速度高于城市人口的发展速度。此外,我国城市建筑的容积率较低,这说明我国城市现在的土地利用效率还比较低[3]。另外,由于受城市土地利用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制约手段不得力、政策引导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土地资源利用粗放、浪费的现象很突出: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为要政绩,不惜以牺牲耕地资源为代价,盲目招商引资上项目、扩大城市规模,无视土地规划,违规设立各类开发区、经济园区、大学城,造成耕地闲置浪费。目前,这种低效粗放扩张现象在各地区都十分普遍。
2.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由于各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落后和历史原因,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利用效率低,党政军机关、大专院校、工业等单位占据着城市的中心区和高地价区,城市土地的级差地租得不到体现,从而导致城市土地产出率低。另外,还体现在工业仓储用地比重偏大,城市绿化用地和交通用地比重偏小,造成城市生态环境差。目前,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发生了改变,但还存在土地利用上的双轨制,城市土地的真实价格还没有得到体现,土地使用税征收标准过低,这不仅不能使过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得到调整,反而加剧了这种不合理性。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总量的比例高达26%,超过美国(7.3%)和香港特区(6%),也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
二、土地利用过程中的耕土地保护问题
耕地不仅在利用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在其自身的保护中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1.耕地保护与城市化水平提高的矛盾尖锐
城市化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以占用大量耕地扩大土地面积的外延方式为发展途径,导致耕地总量减少。据统计,我国城市扩张占用耕地的比例一般在50%~80%,部分城市在90%。城市化建设必然要占用土地,甚至耕地,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国耕地少、人口多,因此,耕地保护在我国具有战略地位。在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与城市化水平提高的矛盾将长期存在。
2.地方政府对耕地保护的态度消极
国家、地方政府、用地单位等土地利用主体在城镇空间扩张的博弈中,地方政府占据明显优势。土地对于农业虽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却很微弱,在以GDP作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主要指标之一的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实现领导任期间的目标,不顾环境资源承载力和经济条件,说服土地管理部门和农民尽可能地实现耕地的非农化,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与耕地保护持消极态度的矛盾,与严格执法的矛盾目前十分突出,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上项目上往往只强调自身情况的特殊性,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之上,在资源利用上急功近利,不惜违法。
3.在保持耕地动态平衡上困难重重
土地管理法规定:非农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我国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主要目的是实现我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然而现实中,由于建设占用的耕地多是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沿线的农业生产条件好的良田,而新开垦补偿的耕地大多位于距离城镇较远,生产条件差的地区,且大多数在数量上与原占有土地有很大差距。因此,目前我国耕地占补平衡中存在的多占少补、占优补差、补偿耕地基金不到位等现象突出,导致我国耕地数量逐年减少,且减少趋势有增无减。
三、在城市化的同时,做好城镇土地利用及耕地保护的几点对策及建议
然而,城市化、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在我国城市(镇)化发展进程中必须处理好城市发展与耕地保护和土地资源持续利用之间的关系[4]。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节约和集约利用城镇土地
基于我国国情和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重点战略应走内涵式城市化之路,实施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重视城市发展的内涵,提高环境质量,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度和利效率,促进旧城改造,有序推动城市化进程,增强土地资源对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并在保护耕地和节约用地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制定各类城镇用地的规模与标准,这样才能科学合理地控制城市用地的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强土地整理,对城市内未利用的闲置土地、区内零星的弃耕地、低利用率土地,用行政管理与市场调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整理开发,通过控制存量建设用地,储备可盘活的城市建设用地,积极实现土地利用由分散到集中、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进一步完善土地市场,推进城镇土地的集约利用。
2.强化政府对耕地保护的责任,规范政府行为
现实中耕地随意被占用、建设无序等现象的发生,既有政府管理不力的原因,又有政府行为不规范的因素,同时也体现了土地管理体制中存在缺陷和问题。由于土地农用的比较利益低,如果完全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那么耕地就会不断地被转为建设用地。为了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必须强化政府对农地的保护作用,严格控制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数量。要从征地和供地两方面规范政府行为,改变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从当地利益出发,为建立政绩而以地生财、竞相出让土地的做法。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要严格规定各级政府的征地权,杜绝各级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滥用征用权,同时提高征地成本,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求各级政府严把土地供应关,完善土地的有偿使用制度,严格执行招、拍、挂,增强土地出让的透明度,减少土地出让中的出租、寻租行为。
3.完善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建立土地开发整理新机制
政府必须进一步明确责任,负责本行政区内的耕地占补平衡,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落实耕地占用补偿的法定义务。建立包括经济发展与耕地占用数量的关系、耕地质量评价、耕地的食物生产潜力评价以及耕地变化的粮食安全效应等在内的耕地储备体系,推动土地开发整理产业化。严格土地开发、整理的项目管理,建立从事土地开发、整理的专门机构,采取招标的方法推行企业化经营。鼓励开发整理机构多方面、多渠道筹集资金,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充分利用优惠的税费政策调动各方开展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积极性,确保各地区耕地占补平衡。
4.完善土地产权制度
保护耕地是保证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实现社会和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关键,而保护耕地,从根本上依赖于有效的土地产权的设置和安排,依赖于土地产权制度的建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已呈现出某些局限性。例如: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土地产权界定不清晰;土地产权结构不合理等,并成为保护耕地,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核心是产权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在国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前提下,建立以土地使用权为基础,完善土地他项权利设置的土地产权体系。其中,国家拥有土地的发展权和管理权,按照农地农用、农地农有的原则,严格控制农业用地非农化,保障对耕地的保护。
5.完善征地制度
近年来,全国征地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一是征地规模过大;二是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虽然提高了对农民的安置补偿标准,但是与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后的收益及农民失去土地和代价相比,还是太低。同时还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国家大型水利设施用地补偿过低的问题。因此,要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强化规划对建设用地总量的控制,把用地规模限制在规划数量范围之内。要把公益性项目所进行的征地与一般经营性项目用地严格分开,缩小征地范围。工商企业需要用地,应当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城镇建设规划的前提下,通过向国家、向农民集体购买、租赁等市场方式取得,价格由市场决定。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也要节省用地,减少征地,城镇建设要尽量盘活存量土地,控制城区过分扩张。农民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应当是农民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成果的过程,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过程,应当建立起配套的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6.改革现行土地管理体制,巩固完善城乡地政的统一管理,强化纵向监督机制
当前,要进一步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用地计划调配权,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措施落到实处。同时要强化土地执法监督机制,土地监察体制改革要先行一步,要有步骤地试行市对市辖区、县对镇的双重领导及垂直管理体制。继续探索和完善土地与司法的监督机制和有效性。
7.建立耕地保护实时监测系统
利用RS和GIS技术建立类似加拿大的LAND2CAREGIS的耕地评估监测系统。以计算机软硬件为基础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是集空间分析、存储、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分析管理系统。遥感(RS)技术则为土地管理部门实施实时查询、更新数据提供了可能。通过GIS和RS的有机结合实现全国耕地资料的实时采集、更新与分析,及时确定耕地用途的变更方向和变更数量。
参考文献
[1] 孙晓东, 王莹.浅议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J].安徽农业科学.[2] 李品, 苏丹.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研究[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6-8.[3] 王筱明, 吴泉源.城市化建设与土地集约利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 2001,(S2).[4] 王万茂, 刘俊梅.小城镇建设中的土地利用问题.中国土地科学, 2000,(2)
第二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对策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对策研究
摘要:“城市化”是指城市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业产业结构由农业型经济转变为工业型经济,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扩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大量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为发展工业和建设城市提供土地,征用农民土地和产生失地农民就不可避免。由于我国土地制度、征地制度不完善等原因,使得一部分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有没有替代土地所必要的生产乃至生活依托,形成了“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边缘群众和弱势群体,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巨大隐患和重大难题。因而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探讨解决农民失地问题的对策,对于维护社会问题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本文在城市化的背景下探讨失地农民问题,以城市化理论、三农问题理论、政府职能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有效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地问题。
关键词:失地农民、城市化、征地制度、保障机制、问题、对策
引言:“城市化”是一个正在改变着十几亿中国人生活的。并且也令全世界注目的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城市化”主要是指一个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他最主要的内容人口的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结,以及城市型生活方式向全社会的渗透、普及。然而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带来耕地大面积征用,失地农民增多。
现代农业经济理论认为:每征用1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据专家分析,按照目前城市化的速度,我国今后每年建设用地需250万亩到300万亩。按城郊农民人均1亩耕地推算,就意味每年将有250万到300万的农民失去土地,按照此速度,到2030年我国的失地农民将由目前的3500万人剧增到1.1亿人。农民失去土地后,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边缘群体,不仅经历着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剧烈社会变迁,更面临着生活、心里等各方面的巨大困境。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广大农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个人利益的牺牲,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城市化成果,反而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人和弱势群体。离开了土地,这些农民的就业将逐渐向非农方向转变。但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失地农民都是属于文化和技能低、资金少的弱势群体。往往被排挤在现代工业大门之外,失地农民就业难、增收难的问题己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城市化进程的障碍性因素。农民失地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重大难题。近年来由征地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越来越激烈,由此形成了失地农民、农民工和农地的“新三农问题”。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字表明,目前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是由于土地问题,而其中60%左右直接由征地引起,因此,城市化并不仅仅是建设出气派雄伟的城市建筑、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更重要的是人的城市化,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必须正确认识农村城市化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妥善处理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研究和解决保护农民利益是我们现阶段各级政府的重要课题,是进一步推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如何帮助农民度过失去土地后的阵痛期,保持社会的稳定,是各级镇府不可回避的责任。失地农民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城市化进程对农民的影响
1.1 失地农民数量越来越多
随着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长,征地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失地农民也日益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近年来随着我是招商引资城区开发和工业化进程逐步加快,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特别在一些城市郊区和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所占比例较大。至 2011 年底,全区共有失地农民一万两千余人。土地不仅是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农民所拥有的诸多权利和利益,都是以土地为载体的,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这些权利和利益存在的基础和实现条件,导致这些权利和利益的损害或流失,尤其是导致最主要的权利和利益———生活保障的失去。
1.2 失地农民长远生计堪忧
我国征地的补偿费形式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讲征地补偿标准都偏低。被征地群众对现有征地补偿方法普遍不认可,单一的经济补偿模式也很难给失地农民今后的生活提供足够保障。按现在的物价消费水平,一次性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多可维持六七年,而且还要精打细算。事实上,不少农民缺乏长远眼光,有限的补偿费很快就会用完。由征地拆迁引发的很多纠纷、冲突、上访、诉讼,甚至重大恶性和群体性事件也有时发生,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1.3 就业渠道狭窄
虽然当前有部分失地农民在土地征用过程中能获得较大数额的土地补偿款,但在没有新的生活来源、城市生活消费高的情况下,一旦土地补偿款被消耗,生活水平将马上下降,失地农民群体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呈现出动荡性变化。受文化、技能、年龄和政策性因素限制,失地农民面临就业困境,而对于已经就业(再就业)的失地农民来说,他们大多从事较低社会地位和工资水平的工作,如清洁工、开小出租、饭店服务员等。有的农民失地后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他们如果没有技术特长,没有年龄优势,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找到,也是既费力收入又低的苦活、脏活、累活。由于失地农民大量涌入大中城市,给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治安带来了一定影响,他们又往往是受排斥、受歧视的对象。总体来说失地农民就业困难,尤其是失地的中老年农民就业更难了。
1.4 失地农民难以适应生活
由于目前失地农民的安置大多是集中地封闭安置方式,失地农民大多仍聚居在城市近郊的回迁小区,仍处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平时很少与城市居民打交道。同时,楼方式的城市居住模式也使得失地农民的互动次数开始减少,可以说,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既保留了农村特点,又有了些城市的特征,兼具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双重特征。在日常生活方面,低收入、高消费的城市生活使得失地农民难以对城市生活产生认同。同时,由于失地农民过分依恋土地,使得他们对城市生活信心不足,内心深处有种莫名的惧怕感,他们面对繁杂而陌生的城市生活,油然产生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里,对未来充满了忧虑,非常苦恼和烦躁,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造成失地农民一系列问题的原因
2.1 政府补偿标准设立不科学,低位补偿造成失地农民利益受损。
一般的城市采用的征地补偿标准是《土地管理法》第47 条所规定的,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最高不得超过十五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 倍。此种计算方法有其不科学性:首先,土地补偿标准没有与征用土地后的土地所得利益挂钩。补偿考虑的只是过去土地的产值,没有把土地开发后的收益计算在内。其次,土地补偿标准的设立缺乏对土地本身价值的充分考虑,补偿标准没有把土地肥沃程度计入补偿公式之内。
2.2 法律规定不完备,导致征地权运用的不规范。
《宪法》明文规定,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具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有,一种是农民集体所有。《宪法》第十条还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里的土地,显然指集体所有土地。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意味着因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即使其使用土地的目的并非为“公共利益”,也必须申请使用政府统征为国有后的原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与《宪法》精神有出入。由于法律规定上的矛盾,在征地实践中就难免不出现土地征用权的滥用问题,一些商业性项目用地也必须由政府低价统征后高价转卖给开发商,对农民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
2.3 现行征地制度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收益和处分权。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就是以村为单元的所有农民共同所有。除了《六十条》对此有界定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农民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其代表是村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任何个人和组织拥有某项财产的所有权,他就相应地应拥有对该项财产的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但现行征地制度,在承认农民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在征地时又剥夺了农民对集体土地拥有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使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虚置,土地所有权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2.4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不够科学合理。
依据《土地管理法》,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种测算办法对农民说服力较差。第一,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尽合理。因为土地征用单位在实施征地过程中,基本都是套用国家标准进行征地补偿,按传统的粮经作物比测定前三年的农业产值,没有或较少顾及到现在的城郊农村,农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集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为一体的 现代 都市型农业,土地的产出价值已完全不是普通的粮食或蔬菜价值可比的。因此,这样形成的土地征用价格当然不能反映被征占耕地本身的产出价值,是偏低的价格。第二,征地补偿标准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农地一经征用后,其用途的改变通常会导致地价的飙升。但是,在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时却没有考虑增值因素。而当今土地征用后之所以会产生增值,是由于土地的位置差异、国家规划和开发投资两部分造成的,增值部分当然就包括两种形式的级差地租。因此,在对增值部分的分配上应考虑、被征地者的利益。第三,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会导致地区地价差异上欠考虑。一个地区的基础地价从根本上讲是由区域经济条件决定的,任何土地交易价格的形成均受到区域经济条件的制约。由于农地产值的一致性趋势,各地类的产值,特别是耕地的产值与区域的经济条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以此为基础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就无法反映地区的地价差异。
2.5与市场经济规则不相适应。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补偿关系,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合理和适用的,也广泛地被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接受,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不合理。首先,城市土地(除划拨)及其它所有的生产要素均已采取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充分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而惟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制征用和补偿。其次,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都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则被征地主体以较低价格拿走。第三,土地的财富观没有得到体现。土地作为不可再生的特殊资源,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很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发展的生产资料,更应真正成为农民的一大财富。
2.6 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针对城市户籍人群,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身份难以准确定位则造成该群体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缺乏。很多城市征地补偿通常都是以货币补偿为主,基本上没有就业培训及就业安置,也没有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农民可以利用土地的价值为自己提供养老保障。然而,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而没有获得社会保障则势必造成农民心理的畏惧感,他们担心失业,担心失去生活保障,担心未来的生存。
2.7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困难重重
一般城市失地农民再就业的职业多数为环卫工人、小贩、临时工等,自主创业比例很低,有些甚至沦为无业游民。为了生存,一些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就很有可能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和谐。据调查分析,缺乏职业技能是失地农民再就业困难的主因。城市失地农民的主要技能是耕种,由于缺乏技能知识,失地农民在再就业过程中完全被动,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其次,政府对失地农民必要技能的培训不到位,部分劳动培训机构完全为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而潦草行,缺乏跟踪检查及反馈;最后,由于就业渠道的狭窄、就业信息的不畅通及企业结构性改革等环境的影响,失地农民就业难问题突出。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后生茫然。一些失地农民不去积极找工作,依赖一次性征地补偿维持生计。村民形容这种靠征地补偿款过日子为“赋闲吃老本,死坐活吃”。
2.8进城后日常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农田地被占用后,农民原来依靠耕地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被严重弱化,进城后,他们收入减少而物价不断上涨造成日常生活支出增长较快,原来自产的粮食、蔬菜、家禽等都要购买,有75.4%的失地农民认为进城后消费支出“增加很多”。许多失地农民对我们说:“过去在农村,烧不用花钱的,吃是不用花钱,用水不花钱。自家种点菜吃有余,剩点还可以卖。现在什么都要像城里人一样,什么东西都得花钱买”。失地农民面对城市的高消费,自然就感到消费成本剧增,生活压力较大。
2.9文化生活缺失,精神文明建设急需加强
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往往能反映出社会适应的程度。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群体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乡居民的差异性,而生活方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闲暇生活的安排。据调查:失地农民闲暇活动排在前五位的是“看电视”、“聊天”、“打麻将”、“打牌”和“串门”。可见,失地农民进城后,闲暇生活基本沿袭传统农村的习惯,闲聊天、串门成为闲暇活动的重要内容,休闲娱乐活动贫乏、单调、不需要消费支出,娱乐活动主要在原村民群体内部,几乎不参与城市社区的文化活动。如何有效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
3.1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实力
党的十六大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城乡统筹”就是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为农村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的途径,提高农业的竞争力;要靠加快城镇化、城市化进程,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
3.2 建立健全的土地征用及补偿制度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不仅要考虑农民丧失土地的自身价值,更应从农民日后生计的维护和可持续发展角度为农民的长远利益提供保障。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应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以农民征地补偿费全部进入社保后能领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为参照来提高补偿标准,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给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应当包括对生产资料的补偿和对生活保障的补偿。这仅仅是静态预期补偿标准,今后应逐步调升,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要灵活多样,补偿时不仅要考虑土地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补偿,还要考虑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居住安顿、重新就业所需的困难补偿。
3.3 实行多样化补偿,提供多种形式保障制度
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不一样,因此补偿方式也不能完全一样,不同的地方可以采取适合当地基本状况的补偿形式。比如一些地方可以采取土地入股的形式和留地作为村组集体发展集体经济的形式来作为补偿及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式。像北京的高碑店村,被征地后只剩下80 亩工业用地,人均14平米,他们没有把所有的征地补偿全部发放给农民,而是预留一部分用来改造村容村貌,一部分用来开发村里仅仅剩下的80 亩地,他们根据市场需建立了2 万余平米的古典家具民俗园,吸引商户和顾客,大力发展古典家具、古旧家具和硬木家具,产品远销欧美和东南亚,2005 年,该村村域产值就达12.5 亿,人均23652 元,村里每年根据当初土地入股情况进行分红,不仅解决了村民的生存问题,同时也使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值得其它地方借鉴。
3.4 逐步增强失地农民就业适应能力
政府除合理予以货币补偿外,还应考虑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在劳动就业方面给予必要的指导,组织劳务输出,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各级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土地出让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的定期再就业培训。首先应加强宣传和培训在就业指导、就业观念、法律意识等方面加强宣传和引导,提升农民自主就业的意识,使失地农民转变就业观念,积极发展二、三产业,从事个体私营经济。同时,充分利用区劳动市场和区镇劳务输出网络,组织引导失地农民向区域外发达地区转移,实现外出务工就业。建立失地农民就业培训中心,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以较低成本费用,引导青年农民学习劳动技能,应有政府拿出一部分土地出让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的定期再就业培训。此外,对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提供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对自主兴办二、三产业的人员要像对待城市下岗职工一样,在工商登记、税务、信贷、用地、用电等方面给予优惠倾斜,让利于民,增加其自主创业的信心和决心。
3.5 不断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的失地农民社保制度,加快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体系,妥善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问题,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客观要求。首先应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没有达到城市低保标准的失地农民,全部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解决失地农民中的基本生存问题;其次,建立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的资金筹措机制的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确保使被征地人员在年老时有稳定的基本生活费,真正让广大失地农民老有所靠,老有所养;第三、建立失地农民失业保险制度,对失地农民进行失业登记,由政府出资对失地农民进行培训并提供就业信息,对在一定期限内失地又失业的农民进行失业救济,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最后要建立失地农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与城镇职工一样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3.6 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机制。
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必须加强集体资产管理,并处理好 历史 遗留问题。一是加快产权和股份制改革。村集体资产特别是历年土地征用的补偿费要单独建帐、专款专用,优先用于办理村民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二是适时组建转型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应接管原村集体资产并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允许其成为法人实体,给予一定年限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税收、信贷和工商登记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以稳定合作经济组织的收入来源,提高失地农转非人员的生活保障。三是完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机制。明确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制定规范的章程范本,确定合理的股权量化比例及配股政策,使合作经济组织在资产评估、法人登记、股权设置、股东权利与义务、收益分配办法、股权转让等方面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加快产权制度创新,允许股权内、外部自由转让,促进资产的社会化。可以借鉴有的地方搞股份合作制的经验,将征占的村集体土地收益以股金方式分配给村民,通过动员村民自愿入股,再筹措部分资金,建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并通过在村外建立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在村内发展二、三产业,安置人员就业,将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与每个村民(股民)紧密地联在一起;或以征地补偿费置换标准厂房给农民发展集体经济;以及实行“街辖村”的“托管”过渡等做法,保证农民对集体经济财产拥有的所有权,保证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保证集体经济持续发展给失地农民提供的就业和生活保障。此外,在征地过程中,对集体经济资产不能搞平调,为其发展壮大创造条件。
3.7 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户积累资产。
资产的社会福利效用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资产,人们可以从长计议,追求长期目标。更为重要的,积累资产本身对穷人的心理促进、意识提升以及行为方式的改变等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事实也表明,土地、房屋、集体经济等资产收益,在预防失地农民贫困和减少家庭不安全感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进而言之,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既是改善他们生计的一种速效、实惠、一举多得的好办法,也是帮助他们规避各种生活风险的重要的安全网之一。一是抓好失地农民的住宅规划与建设。城市规划部门与建设单位在设计建造失地农民的住宅时,既要考虑确保他们乐有所居,也要方便他们能从房屋资产中形成长效受益机制。二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对于必须由国家征用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可以在规划区内征用土地中留出一定数量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经营。对于那些土地征用量大,土地征用补偿费较多的行政村,政府应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3.8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全面做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安臵
(1)、采取规划留用地或土地流转的办法,解决失地农民从事农业所必需的土地,引导失地农民参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失地农民是城郊农民,从事的大都是经济效益较高的种养业,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失去土地后,多数仍愿意从事原来的种养业。为此,建议市政府可在今后规划征地中为失地农民规划留用地。
(2)搞好服务,不断完善失地农民就业服务体系,为失地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条件。各乡镇、街道办事处要成立劳动保障就业所,加强失地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使失地农民学得一技之长。另外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管理工作,对失地农民可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土地征用情况,发给《失地农民手册》,其作用可相当于《再就业优惠证》等类似证明。
(3)加大支持力度,让失地农民参与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服务工作,拓宽就业渠道。
(4)组织失地农民以股东、交易、管理或服务等形式参与批发市场经营,实现再就业
3.9 强化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
(1)尽快出台失地农民农转非政策。
(2)制定失地农民再就业优惠政策。
(3)进一步改进实物安置政策。
(4)不断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政策,维护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5)建立土地入股和租赁制度。用于经营项目被征用的土地,进行土地折价,全部或部分入股、租赁的方式,定额收取红利或租金,使失地农民定期分得红利或租金。
(6)实行预留安置政策。要在土地统征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土地,作为安置用地,组织失地农民发展二、三产业,建市场、停车场等,这样既解决了部分失地农民的就业难问题又壮大了集体经济。
总而言之,近年来,虽然我国城市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农业依然是我国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基础产业,特别是在我国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重大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农业所起的支撑作用更是不可忽视。在这其中,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影响到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也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正确认识农村城市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对提高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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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内容提要】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贫困化问题、公共安全管理问题、资源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实现“三集中”,解决农村农民贫困问题,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加强对城市的安全管理;三是对资源性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摘 要 题】城市化
【关 键 词】城市化/贫困问题/安全问题/资源问题
城市化是乡村变为城市的复杂过程,是社会发展中重要的世界性现象。城市化进程是城市人口比重快速提高和城市的生产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社会经济变化的地域空间过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我国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就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此找出相应的对策来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现状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来看,我国1978年的城镇化水平为17.92%,1982年的城镇化水平为20.8%,1990年为26.2%,2001年为37.7%,2003年已达到40.53%,至2003年底,我国共有设市城市600个,建制镇20600个,城镇总人口5.03亿。从目前来看,已经有几亿农民转移到城市。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全国城镇化发展的结果。我国城市化进程是逐渐加速的,从1978年至1995年这17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5个百分点,1995年至2003年这8年平均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这个时期的城市化还是在严格的迁徙限制的状况下实现的。也就是说,过去25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在户籍制度的阻遏下实现的。2003年改革户籍制度,今后没有了制度因素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势必要加速,即比现在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更快。假设2010年以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那么2020年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7%,很可能更高。若依据最乐观的预测,2020年时我国人口只有13.26亿,按67%—70%的城镇人口比例,城镇人口为8.9亿—9.3亿,17年内将增加3.6亿—4.0亿城镇人口[1]。
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在中国的城市化加速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困问题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难以避免的伴随现象。考察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贫困不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果”,在一定意义上更是推动城市化的“因”。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三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城市发展应该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还只是停留在量变的过程中,在这种状态下的城市发展,自然会形成贫困的问题。
一是城市化难以形成对农村社会的积极渗透和正面影响。在农村人口增长、农业比较效益递减、土地资源约束以及技术替代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为城市加快发展提供了条件。大量的资料表明,我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加上农村每个劳动力负担1.5人(2002年)计算,估计短期内至少有2.25亿人不得不流动到城市。
贫困压迫下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表现出的是一种为求生计而萌发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农村的贫困。农村高文化素质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使文化素质本来就低的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进一步下降。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影响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也极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甚至下降。这样,使农村更落后,城市更现代。
二是现阶段出现的城市贫困问题。城市贫困问题的最基本表现,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各种原因,在城市逐渐出现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家庭的基本生活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困状态,这些贫困者在短期内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导致温饱难以维持。城市贫困问题如处置不当,易于激化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应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21世纪头30年里,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由此而来的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就是新生的城市贫困村将呈规模化发展,流动中的绝对贫困队伍逐渐多元化、组织化,而后备的相对贫困队伍正在形成,老年人口贫困发生率将因为储蓄准备不够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而越来越高,在城市贫困人口中,男性比女性贫困发生率更高[2]。
2.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安全管理的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时期,城市社会内部发展、失衡和社会分裂,以及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使得城市发展面临整体性的风险。
有专家列举了城市化过程中最突出的六大社会安全问题:贫富分化加剧,众多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会尊严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食品质量降低,众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SARS、艾滋病、性病等高强度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生态恶化及灾害应对机制落后;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人为社会安全危机等。在这六大问题中,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的人为社会安全危机,成为国人最焦心的问题。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诸多安全隐患,但确保社会安全的准备并不充分,从而加大了风险威胁;同时,负责危机处理的机构分割严重,配合生疏,很难协同作战、信息共享,更增添了应对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难度;尤其是不负责任的心理和城市建设中的急功近利心态,使城市风险经常防范失灵,加上我国预警机制还相当落后,而且政府的协调能力也不尽如人意,这样,必然使中国城市化付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本,包括社会资本、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损失。
3.城市发展中的城市资源短缺问题
资源短缺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按照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预测,至2020年全国将新增3.3亿城镇人口(现在5.03亿),对资源的需求是非常巨大的。城市化对能源,包括电、煤、石油、燃气等需求都将有很大的增长,对生态环境必将产生巨大的压力。虽然目前我国城镇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还不高,但是8.3亿城镇人口的总量却是世界最大的。从水源来看,过去的城市供水问题主要是给排水设施的不足,而不是水资源的匮乏。今天,随着城市大生产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大大增量,加之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了江河表面水的丰盈,超量和无度的开采又造成地下水的枯竭,同时,禁而不止的工业污染和污水的超标排放,致使江河湖泊和水源地以及地下水水质遭受严重污染,使得我国660多个城市不同程度面临水资源问题,200多个城市严重水资源不足,有的城市被迫限量供水。从土地资源来看,如按现行规划标准计算,每年均需要增加180km[2]的土地。过去总是说我国地大物博,城市发展用地不成问题。如今,城市用地问题越来越引起国家的重视,三令五申要严格控制城市用地审批的闸门,并将6000多个开发区撤销了一半,以避免开发区土地晒太阳,同时对城市兴建宽马路、大广场、会展中心、大学城、高尔夫球场等,以及盲目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进行严格的用地控制,敲响了警钟。
三、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对策
1.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
一是实现“三集中”,解决农村农民贫困问题。我国实现城市化的最终焦点、重点、难点均在农村。农民进程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但是,也是贫困化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这一问题,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那样,制定并坚持“三集中”的长期战略方针,即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实现城市化的社会基础[3]。尤其是只有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才可能实现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这种战略转型是中国迈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民转移到城市,也可实现亦工亦农,做“人人有工作,家家有产业,个个有技能”的新型农民或农业工人,为全面小康打下技能基础。
二是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政府应把再就业问题列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之一,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就业扶持要向贫困倾斜,政府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培训促进就业。
三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向贫困者倾斜。今后应加大“三条保障线”的扶持力度,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时应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要建立和健全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各种经济类型的劳动者都覆盖在社会安全网内,这不仅能增强劳动者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劳动者的合理流动。要解决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如养老金,由于过去老职工的隐性缴款未能得到补偿,使企业不堪重负,致使企业欠缴和拒缴保险金。为解决此项难题,政府应从国有资产中划出一部分用作养老金。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4]。
2.对于城市安全管理的问题要加强预警机制
城市社会安全问题虽然具有突发性特点,不容易预测,却容易引起伤害。但只要做好公共安全应急机制,城市的安全风险是可以降低的。为此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是加强平时对安全系统的管理、维护和建设。
在城市化进程中,投资者对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状况是非常看重的,如果城市生活和秩序舒适、安全,能够更快地进行人、财、物的流通,就会吸引更多的客户和商家的青睐。公共安全是城市各项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城市各项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在解决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要建立健全政府对重大危机的应对机制[5]。首先,要建构起覆盖面广阔的社会安全网;其次,要加强危机应对方面的立法建设(如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安全问题),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是一个重要的条例,标志着我们国家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纳入了法制化轨道,也标志着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进一步完善;第三,政府的危机管理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能力都应该有较大的提高;第四,要建立起各部门联动、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重视专业知识在控制危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是完善公共安全监督检查机制。
对于城市公共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绝不能走走转转看看走过场,要坚持边检查边整改的原则,以检查促整改。要针对查出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不能不了了之。对所有的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特别是重点部位,进行全面的、不间断的安全技术检查,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安全部门要做好预防措施和加大打击力度,加强对社会的公共安全控制,严格查处危及城市安全的不安定因素,对公共安全事故多发点段和隐患点段进行专项治理,并检查验收。加强综合治理检验工作。遇有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要有警情预报,确保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是营造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
城市公共安全事务绝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情,政府与民众都有责任。公共安全作为一项全民受益的事业,虽然是完全政府行为,但作为公共安全的承担者的政府要提供公共安全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必然通过社会成员支付税赋来实现筹资,而税赋又影响着人们对公共安全的期望程度。公民的公共安全期望值越高,政府投资越大,承担的税负就越重。这种由于政府完全独立承担公共安全保障任务的结果,最终必将导致全民对公共安全期望值降低。因此,生活在充满风险的中国现代城市,普通市民应该强化风险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并积极参与和支持风险防范和管理工作,努力营造一个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城市开发商应该分担基础设施建设,整个社会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畅通的网络。在危机预警发出后,市民一定要理性。要使相助与自助结合起来,比如,市民参加自助、他助、社区志愿者队伍等等,只有渐渐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大家才会觉得更加安全。
3.对资源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科学发展观,实行“和谐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资源是有限的,有不少资源是不能再生的,尤其是那些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文化休戚相关的资源利用问题,不能只顾眼前,一定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一是对土地实行可持续利用。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区域性和利用方式的特定性、时间动态性、系统开放性以及尺度多维性。对土地可持续利用动态过程的认识,在于着重提高预测土地利用变化的能力[6],更重要的是,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的基本目标,不仅是提高对全球土地利用驱动力的分析,而且也是实现可持续利用的战备对策的选择。目前国际上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主要是从合理利用系统分析、评价和综合研究模型三个方面展开的。综合研究模型综合了土地利用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土地持续利用研究,而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的广泛应用为其定量化和多种方法的综合提供了可能。
具体地还要重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加强建设用地调控,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改进土地总体规则;集中土地供应权,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用地审批权集中在城市政府手中;实现土地配置方式的配套与协调;进一步完善土地储备制度,以进一步提高国家对于土地市场的垄断能力;建立顺畅的信息渠道,加大土地市场地位变化情况监测力度,以充分发挥国家对地价的调控作用[7]。
二是对电力、水等实行可持续利用,建立能源节约型社会。1978—2002年这24年中,我国的电力弹性系数平均0.81,即GDP每增长10%,需要发电增长8.1%。但从2000年以后,这个弹性系数开始大于1,2003年已高达1.65。根据上述分析,估计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的电力弹性系数大于1的可能性非常高,即要求发电能力的增长等于或快于GDP的增长。因此电力建设的投资应加强。我国的发电只能主要依靠燃煤,故大型煤炭生产基地的建设必须加强。同时,必须尽早考虑能源的多元化问题和开拓新的清洁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方面的能源[8],做到电力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还要注意节约用水,解决城市水资源平衡(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水处理回用等等。
三是对城市生态环境实行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和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高投资强度发展阶段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提出了非常强的挑战,面对挑战,唯一的选择是更加重视环境和生态问题,在恢复并保护生态平衡、增加环保设施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第四篇: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研究
摘要: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险 问题 事关失地农民切身利益,是构建 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但 目前 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应该本着灵活性、可持续性等原则,构建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有效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
关键词: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原则;模式
农民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传统的做法是将其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交由子女耕种,耕种收获基本能满足老人的生存需求,可见,土地又承载着养老保障的功能。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传统的、稳定的养老保障。因此,探讨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构建 科学 合理的养老保险模式,不仅是保障失地农民养老无忧的迫切要求,也是赢得失地农民对城市化的支持,促进 经济 发展 必不可少的条件,更是保持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现状 分析
1.养老保险政策设计上的缺陷是失地农民参保率低的主要原因。一是养老保险政策缺乏一定的强制性。调查显示,政府强制要求失地农民参与养老保险的仅占8.3%。失地农民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理财能力不足,养老观念相对滞后,无法对自己的养老问题作出合理的安排。因此,仅靠“自觉”使更多的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是很困难的,政府在制定合理的养老保险政策的基础上,应加强引导,目前的养老保险政策还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以确保失地农民养老无忧。二是个人缴费比例过高。调查显示,39.9%的失地农民因为个人缴费比例太高,而无法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失地后,一方面由于非农就业技能缺乏等因素使收入水平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粮食、蔬菜等自给条件丧失,生活支出普遍上升。失地农民的缴费能力极为有限。不少地方在设计失地农民缴费比例时认为个人负担部分可从安置补助费支付,但现行征地补偿标准普遍偏低,不足以支付养老保险费用,即使部分地区的安置补助费能支付也会对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 影响。因此,各地在确定个人缴费比例时应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现实,使他们不致因负担过高而无力投保。三是保障水平过低。调查表明,有22.1%的失地农民因为保障水平太低,政策缺乏吸引力而放弃参加养老保险。目前各地的养老金发放标准多在二、三百元,有的地区不到一百元,这种养老金水平在当前 农村 消费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刚刚能维持温饱。另外,农民失地后最终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转化为城市市民,城市消费水平和物价水平都远远高于农村,靠这点微薄的养老金要想在城市实现“养老无忧”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前的保障水平过低,不能真正保障失地农民安享晚年成为制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广泛开展的原因之一。四是保险层次单一,满足不了失地农民不同层次的保险需求。比较富裕的失地农民希望将来的保障水平能高一些,即使个人负担的绝对金额高一些也无所谓,只要能真正实现养老无忧;经济状况较差的失地农民则由于受个人缴费能力的制约,只求将来能保温饱。但目前各地养老保险大都缺乏层次性,致使部分失地农民因保险层次过低不愿投保,部分失地农民又因缴费负担过高无力投保。
2.实施过程中的不足降低了失地农民参保积极性。一是宣传不到位,影响养老保障工作的开展。调查显示,有高达43.3%的失地农民不了解当地的养老保险政策,54.2%的人表示了解一些,仅有2.4%表示非常了解。可以想见,即使当地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确实能够保障失地农民利益,43.3%的不了解这一政策的人恐怕也不会从腰包里掏钱出来买保险,政策的实效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有所了解的人群中,通过“政府宣传”了解的仅占43.8%,近六成的人则是通过其他渠道了解的,这又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了解不全面的可能性。二是养老金不能足额、准时发放,影响失地农民参保积极性。不可否认,56.5%没有参加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人中,有一部分对此是持观望态度的:如果这一政策实施情况良好就参加,否则继续观望或转而求其他。调查表明,参加了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民有32.7%的人不能足额领到养老金,40.5%的人不能准时领取到自己的养老金。这表明拖欠失地农民养老金已成为比较严重的问题,这种状况不仅会影响到老年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而且会挫伤尚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民的投保积极性。三是实施过程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缺失,使失地农民对养老保险缺乏信任。因为对养老保险制度不放心而拒绝参加的占受访人数的25.7%,我们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失地农民养老观念滞后、政府又未能很好的宣传从而导致失地农民对这一制度不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运作中,失地农民被剥夺了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导致失地农民对这一制度不放心。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的缺失使失地农民对养老保险的“保险度”产生怀疑,影响养老保险工作的开展。
二、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构想
1.“分年龄、广覆盖,低水平,多层次”的保险模式。“分年龄”就是对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应区别对待,总的原则是“高龄优先”,即年龄段越高的群体享受越多的养老照顾。具体做法建议以分四段为宜。一是征地时已达退休年龄的:一般而言,达到退休年龄的人(一般以男60周岁、女55周岁为退休年龄),通过劳动满足自我生存的能力大大下降,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失地后靠打工和经营的能力更是处于劣势,自我养老能力更弱。因此,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应向这部分老年人倾斜,在养老保险费用分担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尽可能的使他们能够享受养老保险。对已达退休年龄的失地农民由地方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为其一次性交纳15年养老保险统筹费,个人帐户部分以不超过安置补助费为限缴纳,从次月起开始按月发放养老保险金。二是处于“4045”(男45周岁、女40周岁)——退休年龄段的:这部分失地农民由于 学习新的劳动技能的能力下降,非农就业困难,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可由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为其一次性缴纳15年的养老保险统筹费,但个人帐户不享受退休年龄段的待遇。三是18岁-“4045”段的:这部分失地农民正处于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黄金年龄段,对这一部分失地农民应办理“农转非”,加强劳动技能培训,开拓新的就业途径,引导他们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四是18周岁以下的:对在征地时未满18周岁的被征地人员或在校学生,给予办理“农转非”,当其进入劳动年龄或学习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作为城镇新生劳动力同等对待。“广覆盖,低水平”就是要使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惠及尽可能多的失地农民,但由于失地农民自身的投保能力和国家财政补贴能力有限,只能给他们提供较低水平的养老保障。调查显示,大多数失地农民对这种模式是接收的:64.5%的失地农民愿意参加个人缴费较低、未来领取的养老金也较低(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养老保险制度。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既考虑了当前国家财政负担能力,又考虑了失地农民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能力,有利于使更多的失地农民享受养老保险。但在实际操作中,必须把握好“低”的限度:能够保障基本生活。“多层次”就是要针对失地农民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缴费标准和享受标准。确定不同的个人缴费标准,交费越高,将来领取的养老金就越多。既使缴费能力不高的失地农民能够参加养老保险,又使缴费能力较高的失地农民能够享受较高养老待遇。
第五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问题及对策
一、总述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2011年12月,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标志着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中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就目前而言,刻意引导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国情。
二、城市化所引发的问题
刻意引导城市化在环境、社会、经济、粮食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农民大量离开原耕种地,使得人口大众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存在隐患,这不利于中国国家发展和证据稳定。同时会倒是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保障压力大等社会问题。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外来人口难以进入
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下,要素市场在城乡间和地区间都是呈分割状态,这种分割的局面直接导致了地区间要素流动的不充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当前的户籍制度制约上,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进城的自由,限制着人口向大城市迁移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进入城市就业的外地农村居民不能公平地得到城市户口。由户籍制度引发的歧视性制度障碍。城市在就业、就学等方面对外来户口的歧视,使得外来务工人员无法拥有与当地居民平等的机会和待遇。土地制度为土地资源要素的有效利用设置了壁垒,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最重要的是摆脱长期以来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实现身份上真正的转变,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土地使用权转让困难,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2、进入以后难以生存发展
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对中国城市化的压力;资源短缺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我国660多个城市不同程度面临水资源问题。由于工业的粗放型发展和人口的高度聚集,污染物的排放量激增,造成了大气污染、垃圾满城、土地资源短缺、噪音不绝和光磁污染等各种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城市的生态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与质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食品质量降低,众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人为社会安全危机等。
3、发展不均衡
贫富分化加剧和城市贫困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城市贫困者在短期内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导致温饱难以维持。全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差距过大。我国城市分布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带,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宁沪杭、京津唐等大城市群区域,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集聚了中国大量的财富、劳动力与高新技术,使沿海许多城市经济繁荣,市场活跃,生活水平提高,环境逐步改善,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部
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三、对策
1、改革户籍制度,打破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传统城乡分割制度,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适应经济发展的现代城乡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放宽大中城市对农民户口迁入的管制,允许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自由选择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
2、土地制度革新。建立土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机制。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提高土地经济效率。使农民从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使那些想脱离土地的农民通过土地使用权转让,获得相应利益,解除其进入城市并长期生活的后顾之忧。
3、对资源和环境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和谐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展流域水质污染防治,强化重点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强环境保护法规的建设和监督执法。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综合利用水平。建立重要的资源安全供应体系和战略资源储备制度,高度重视水资源的保护和节约使用。建立能源节约型社会。开拓新的清洁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方面的能源。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科学开源,综合利用。对于土地资源,要重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加强建设用地调控,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改进土地总体规则;实现土地配置方式的配套与协调。
4、加强平起各部门联动、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时对安全系统的管理、维护和建设,在解决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要建立健全政府对重大危机的应对机制。建构起覆盖面广阔的社会安全网;加强危机应对方面的立法建设(如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安全问题);建立完善公共安全监督检查机制。坚持边检查边整改的原则,以检查促整改。针对查出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对所有的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特别是重点部位,进行全面的、不间断的安全技术检查,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对公共安全事故多发点段和隐患点段进行专项治理,并检查验收。加强综合治理检验工作。营造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普通市民应该强化风险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并积极参与和支持风险防范和管理工作,努力营造一个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
5、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政府应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就业扶持要向贫困倾斜,政府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培训促进就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向贫困者倾斜。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
6、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现行城市化特征的不同,应在总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分别确定这些地区城市化的目标、重点及实施途径,实行多种模式,切忌一刀切。东部地区应以现代化和国际化为目标,重点加强“中心城市”。同时以大城市为托走扩展型城市化道依路。加强中心城市的改造与扩展,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中部地区应从完善城市体系的角度出发,逐步形成一个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并举的,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建立“城市区域经济联合体”。以大力发展中等城市为目标,走集中与分散并举型的城市化道路。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小,城市化水平低,大、中、小城市发展都不足,在资金、人才、技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走集中型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一些基础好、交通便利的城市,集中投资,集中建设,先实现规模化,再实现内涵化的城市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