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问题与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5篇

第一篇：中国城市化问题与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中国城市化问题与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摘要：小城镇的道路并非是适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选择，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化问题；城市化战略

城市化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而且城市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解决农村劳动力出路的有效办法。至2000年底，我国共有城市668座，城市人口4.56亿，城市化率达到了36.9%。根据世界多数国家城市化发展规律，中国已经进入了从30%到70% 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亦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实践证明：积极发展小城镇并非是适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选择，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应将重点放在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上，放在提高城市质量和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上来。因此，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促进建制镇适当集中，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分析

中国城市化进程始于建国，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步伐非常缓慢。1949～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发动和包办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广大农村和众多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的进程之外，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不能进入城市化的进程，这就使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仅从建国初的10.6%、136个建制市增加到1978年底的17.9%、193个建制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以市场导向的改革进程中新出现的由民间力量或社区组织发动并得到政府认可或支持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这期间城乡之间的壁垒被逐渐打破，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在城乡之间跨地区流动。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和农业的束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初步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城市为骨干，小城市为纽带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尽管如此，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城市化水平与世界水准仍有较大的差距。可见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于由初期起步阶段向中期加速发展阶段转换的时期，伴随着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的发展也必将与世界性潮流接轨，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因此分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道路新战略显得至关重要。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的迈进。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1.城市化水平较低

按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到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06%，这个指标，不仅低于世界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也与自身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

协调。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近50%，发达地区国家为75%，发展中国家也在40%。4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除了受制于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外，还要受到体制、政策与形势等的影响。实践证明，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市场推动，而不在于政府的行政推动。城市的核心是“市”，城市化的核心是“市场化”。然而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中依然强调政府去“抓”，而没有真正依靠市场来“育”。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要变“政府推动”为“市场推动”，要打开城门，让市场去调节，降低城市发展的非市场成本。国际经验也说明，城市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城市化的推进器。

2.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分布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带，东中西三大地带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在城市化发展上亦呈现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从城市数目看，东部地区城市数目增长快。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比中、西部地区明显要快，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部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3.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建国以来，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控制城市发展的道路，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究其原因，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的影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隔政策极大地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已经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在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大量的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仍然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滞后的结果不仅使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生态环境恶化等“农村病”的产生。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城市化模式。

4.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

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过剩，就业不足问题在一段较长时间仍将困扰着我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的减缓，吸纳数量呈减少的态势。与此同时，由于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使企业中富裕职工显性化，城镇内部失业人口与待业人员日益增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任务十分严峻。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水平提高，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增长幅度相对减缓，城市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三、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具体而深刻地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不应局限于“大城市战略、中等城市战略和小城市战略”的争论，而应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循序渐进，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促进建制镇适当集中，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1.提高和完善大城市

提高、完善大城市，促进建制镇适当集中，应该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重要内容。我国虽然疆土辽阔，但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巨大，发展大城市意义重大。在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中，应适当加快大城市的发展。中外城市发展史证明，大城市有着难以替代的规模效

益、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除了有比中小城市高得多的经济效益外，大城市的高度发展，即是增强综合国力、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及其质量的需要。此外，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挑战也要求我们必须将大城市，特别是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带的发展置于优先地位。通过这种高效率的集聚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布局模式，在大幅度提高我国经济运行和产业布局效率的同时，还可以促进知识和信息的创新活动。实践证明，同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就业潜力巨大、对城市人口增长贡献率大、容纳农民的成本相对较低、比小城镇节约土地，在资金、人才、信息、交通、市场、管理、效率等方面都具有更大的优势。这是大城市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超前增长的主要原因。

2.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中小城市在我国的城镇体系中处于中间环节，起到了联系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中小城市点多面广，承上启下，联系广泛，规模适中，具有大城市的优点，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具有一定规模；在住房、交通等方面不像大城市那么紧张，生产力水平及文化科技基础又比小城镇优越。因此，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对缓解大城市人口和承载压力及促进小城镇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小城市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中小城市处于城市规模结构金字塔的中部，上联大城市，下联小城镇，人口、经济、空间三者之间的矛盾比较少，是县域及县域以上的区域中心，具有大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替代的功能。中小城市不仅在数量上占我国城市90%以上，而且也成为了吸纳城镇人口的主体；中小城市的产业基础具有一定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备，能够实现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已形成所在区域的工商业中心；中小城市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向地；中小城市是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24但是由于中小城市存在要素集聚能力较弱、建设资金相对短缺、土地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监管不力等特点，在现阶段需要加强监控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循序渐进，使中小城市，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3.促进区域城市化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相同或相似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城市与其腹地以及其它相关的城市、乡村共同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整体。因此，城市化的研究不能仅及于大城市本身，而必须十分地关注大城市所在的区域的社会发展；必须改变传统研究城市化只以大城市和乡村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现象，从而使城市化发展及其效能上升到区域社会发展的高度。城市的集聚效应不仅在于城市的规模，更重要的在于城市的区域联系。加强中心城市的改造与扩展，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如此才能最终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目标。

注释：赵淑玲等：论城市化的基本规律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河南城建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姚士谋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1.5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5 钱再见：新世纪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战略选择，教学与研究，2001.11 6 转引自张二勋：试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地域研究与开发，2002.1参见陆大道等：《1999年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113页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9 王茂林：新中国城市经济50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10 转引自姚文强：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思考，南方经济，2001.811 钱再见：新世纪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战略选择，教学与研究，2001.11 12 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合肥：安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3 13 李润田：现代人文地理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及其结构预测，经济地理，1990 15 许学强、朱剑如：现代城市地理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16 刘平量：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理论的反思，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冷 静：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现实选择——兼论中小城市的城市化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2.3杨建云：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刘平量：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理论的反思，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姚士谋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1.5王 骏：关于中国城市化战略若干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冷静：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现实选择——兼论中小城市的城市化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2.3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冷 静：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现实选择——兼论中小城市的城市化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2.3冷 静：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现实选择——兼论中小城市的城市化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2.3参见王旭：《大都市区化:本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载《美国研究》，1998.4姚文强：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思考，南方经济，2001.8

第二篇：简论我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简论我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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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15日 14:17 光明网-光明日报

魏杰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对于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明确提出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这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城市化战略，就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把哪一种类型的城市作为推进城市化的重点。对于我国应选择何种城市化战略，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是主张选择大城市战略，即城市化主要靠

发展大城市；第二是主张选择小城镇战略，即主要通过大力发展小城镇实现城市化；第三是主张选择体系化战略，即通过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协调发展来实现城市化。我认为第三种意见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

大城市战略的利弊分析

发展大城市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必须要发展大城市。尤其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城市化发展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城市发展不够。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已有的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的集中度，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低11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21个百分点，比美国低28个百分点，比德国低30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大城市发展不够，必须从各方面推进大城市的发展。但从我国的现实状况看，仅靠发展大城市是不能实现城市化的。第一，我国非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地域广大，地区间差别也很大。我国现有的非城市人口仍然高达9亿之多，而且分散于差别甚大的广阔区域之中，人们在理念及生活习惯等方面极为不同。我们就是将现有的所有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再扩大，也容纳不了如此之多的非城市人口，所以，仅靠发展大城市是不可能完成我国的城市化任务的。

第二，大城市虽然可以为人们提供便捷和良好的生活环境，但因为交通、环境，以及水资源和能源等方面的问题，往往又会使人们的生活质量降低。尤其是大城市中的过度竞争严重，人们的生存压力很大，使得就业较为困难，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即人们所说的“大城市病”。因此，虽然大城市的发展是提升城市化水平的重要环节，但要有一个度，并不是越大越好。

第三，由于大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成本往往比较高，而且为了解决交通及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必须支付较高的治理成本，这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使得企业的效率受到影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现在仍然主要依靠成本的比较优势来增加出口的国家来说，单纯发展大城市确实不利于城市化的推进。

第四，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镇来讲，其生活成本是比较高的。高的生活成本必然限制农村人口的进入，因此，仅靠发展大城市实际上无法实现城市化。从实践来看，目前珠江三角洲对外地农村人口的吸引，主要就是靠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大城市对外地农村人口的吸引力明显低于中小城市。

在推进城市化、提升城市化水平的进程中虽然仍然要大力发展大城市，但是不能仅注重大城市的发展，还要大力推动别的类型城市的发展。在这里，我们既要批评惧怕发展大城市的观点，不能过度夸张“大城市病”，又不能有单纯发展大城市，忽视发展其它类型城市的观点。

小城镇战略的利弊分析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非农人口相当高的国家来说，发展小城镇对于城市化的推进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从现实状况来看，小城镇的发展确实推进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小城镇的发展。但是，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仅靠小城镇的发展，尤其是不能把发展小城镇作为城市化的最主要途径。

第一，小城镇的城市化成本比较高。据有关计算，以同样的成本，在大城市可以吸纳6-8个非城市人口，而在小城镇则只能吸纳1个，因而非城市人口进入小城镇的成本也就会高，这种高成本恰恰阻碍了城市化，使得有些人宁可居住在农村，也不愿进入小城镇。我国现在有些小城镇之所以既没有上水系统，也没有下水系统，就是因为人口规模太小使得修建上下水系统成本太高，导致小城镇脏乱差的现象极为严重。因此，从成本的角度来计算，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的平均成本是较高的。

第二，小城镇的城市功能往往残缺不全，加之规模太小，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限制了小城镇对非城镇人口的吸纳能力。我国目前大量小城镇的城市功能都是残缺不全的，这主要是因为人口规模太小而无法构建完整的城市功能，而这种城市功能的残缺，又使小城镇丧失了吸引力，甚至阻碍了非城市人口进入小城镇，形成恶性循环。尤其应该看到，小城镇往往形成不了真正的城市文化，给人的感觉好像非农非城，在小城镇中生活的人还并不是真正的市民，而是农民与市民的混合体，因而发展小城镇提升不了城市化的水平和档次。

第三，小城镇对资源的消耗也比较大。例如，小城镇的建设用地要比大中城市多得多，因而对土地资源的消耗明显高于大中城市。据测算，规模过小的小城镇，一般规模收益低，政府承担的外部成本高。有些小城镇的城市化设施因为使用率不高而大量闲置，浪费严重。实践表明，城市化的必要设施在小城镇若不建设，会使其城市功能不全，城市化水平低。而若要建设，又因为使用率低下造成严重浪费，这对小城镇来说是两难的选择。

小城镇的发展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应该看到小城镇本身的局限性，不能把大力发展小城镇作为城市化的最主要途径，并把城市化归结为小城镇战略，发展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辅助方式。

坚持体系化战略

所谓体系化战略，就是通过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来有效实现城市化。也就是说，要使我国的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结构有序、优势互补、功能配合、共生共进、和谐高效的城市化体系。在这个城市化体系中，任何一个地区或者区域都有其中心城市或城镇与别的地区或区域相连接，中心城市及城镇相互连接，形成城市网络。例如，任何一个经济联系较密切的小地方，实际上都有一个因为市场交易关系和经济联系而形成的中心城镇，再大一点的经济区域就有较大的中心城市，而更大一些的经济区域就有更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然后就是全国性大都市。如果考虑到国际化进程，那就还有国际性大都市。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互补性城市，虽然其功能和作用不同，但每个中心城市都必然要辐射到它周围的城市及小城镇，而且这个中心城市又会受再大一点的中心城市的辐射，以此类推，形成共同发展和相互协调的城市体系。这种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第一，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非常有利于吸纳更多的非城市人口。在体系化城市发展格局中，随着各种中心城市或城镇功能的不断完善，其辐射能力必然会逐步增强，对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使得各种中心城市在吸纳非城市人口的同时，也会极大地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非城市人口的吸纳。如上所述，仅靠大城市吸纳非城市人口是不行的，只有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城市体系，才能满足我国城市化的需要，使大量的非城市人口进入城市。据测算，我国城市化若要达到75%以上，就需要有能容纳11亿到12亿人口的城市容量，这显然是要有体系化的城市群体，需要发挥各种城市及小城镇的作用，单靠某种类型的城市是不行的。

第二，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有利于消除“大城市病”和单纯发展小城镇所带来的弊端。如上所述，单纯发展大城市会形成“大城市病”，单纯发展小城镇又会带来“小的坏处”，因而我们必须在城市化中消除“大的弊端”和“小的坏处”，寻求城市化的最佳效应。实践证明，能够实现城市化最佳效应的战略，就是实行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用大城市的比较优势，消除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弊端，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比较优势，弥补大城市的不足，从而实现各种城市的比较优势的组合，使城市化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达到最优，使城市化的经济成本及人们的生活质量达到最佳状态，从而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第三，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有利于人本主义的实现。人本主义的核心是尊重人们的自我选择，为人们提供更为广阔的能够进行自我选择的环境和空间，而体系化的城市发展战略刚好能够满足这一点，城市化中要实现的是人对城市的选择，而不是相反。在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中，由于各种城市的功能和作用的不同，使得人们进入城市的门槛和生活成本也不同，因而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要求的城市。例如，从工作能力及个人特长上讲，有的人能够在像北京及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中很好地工作和生活，而有的人则适合于在青岛、大连这样的沿海区域性城市中工作和生活，还有的人可能比较适合于在成都、西安这样的西部区域性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当然也有的人可能更适合于在县城这样的小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等等。因此，人们需要有一个供自己选择的城市体系，而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可以满足这一点。综上，我们应该把体系化城市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的城市化战略。要在发展大城市、特大型城市、区域性大城市的同时，注重中小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关注小城镇的发展。只有它们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协调，才能高效地实现我国的城市化。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第三篇：中国城市化战略回顾与反思

一、我们迄今对城市文明的认识仍不充分

城市化是区域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空间交点在哪里呢？就在城市。

在过去两年里有一个说法，那就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一枝独秀”。我们的国民经济凭什么保持了“一枝独秀”的地位呢？最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是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大家过去两年中如果到各地去过，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很多城市面貌变化特别明显呢？城市化这个“发动机”不仅将支持2003~2005年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将支持我们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城市化不仅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力量，而且还是解决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难题的共同出路。解决中国的就业、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对外开放、调整供求失衡、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重大难题的相交之点就在于城市化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在哪里？在于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战场在哪里？在于城市经济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城市经济系统的再组合。城市是区域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是腹地资源加入全球化竞争的门户。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创造出更多的城市型消费群体，是实现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资源、人口向城市集中，是优化基础设施资源配置，缓解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最优方案。可以说，中国人是最早对城市有所了解、最早形成城市的。现在有句时髦的词儿，叫做“经营城市”。其实中国人也是最早懂得“经营城市”的。“完璧归赵”的故事讲的就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打算用15座城市和赵国换一块玉的故事。这个故事还留下了另一个成语，叫做“价值连城”。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对城市的功能、作用以及发展规律了解最少的民族。直到现在，我们很多人对城市的认识还停留在人口的大规模聚集点或者是工厂聚集区的水平上。建设部曾提出一个加强城市规划的文件，强调城市发展的重点应当是为中低收入者建住房。这实际上是把我们的城市化拉回到建“工人新村”的水平。显而易见，这种认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城市，重新认识城市的深层次内涵。

各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曾留下很多著名城市。中东地区巴以冲突的焦点之一是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耶路撒冷是两大宗教文明的起源地。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以它为圣地。这至少可以说，人类的宗教、哲学等文明进步是和城市的出现与兴起联系在一起的。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一句西方谚语，叫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欧洲的著名城市，例如罗马、巴黎等，都是先建地下的排污设施，在地下的暗沟上面建城市。那里的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城市基础设施的必要性了。这些暗沟至今仍在使用。大家看反映这些城市的警匪片时仍可时常见到歹徒或者与黑势力作斗争的“孤胆英雄”在下水道的暗沟里活动的镜头。我们得承认，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则没有一个有这种科学的基础设施。人们看到一些清宫戏中，皇帝所住的皇宫也是靠人力畜力来收集、运送粪便、污水和其他垃圾的。大家到北京故宫去参观时，稍微留心的话就会发现那里院落相隔的高墙上开有专门为垃圾车进出的门。

二、城市化政策摇摆不定是我国此前战略的重大缺陷

在我国建国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在发展战略问题上，城市化战略是一个最摇摆不定的战略，也是教训最多的战略。从建国初期起，我们就一直致力于要把北京从消费型城市改造成生产型城市，硬把北京的城墙和很多古建筑给拆了，在城区内建了大大小小很多工厂。到80年代末期，又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城市方向，于是又努力推进“退二进三”，就是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建起了很多“工业基地”式的新兴城市。但这些城市自身的产业单一，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很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差。不仅如此，这些工业城市当地的区域经济格格不入，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60年代到70年代，在“要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布局更走上了一条“深挖洞、广积粮”之路。城市建设几乎完全停滞。现在北京依稀还能找到70年代建的所谓“简易楼”。为什么建“简易楼”呢？因为那时认为，不知哪一天炸弹就会落下来把城市夷平。60年代末期的“上山下乡”更是城市化进程的一场大倒退。

从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实际上仍表现出了很大的摇摆性。例如，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中，作为中国工业重心所在的城市，上海竟然被“遗忘”了整整10年。在这10年中，人们在不停地争论，上海究竟该扩张还是不该扩张，究竟该发展什么产业。一会儿说，上海太大了，人口太多了，我们不应再继续扩张这种特大型城市了。一会儿又说，上海不该再发展钢铁、石化等重工业了，重工业应当转移到中西部去，上海应该发展点高科技或信贷服务业。10年时间就这样在争论中等待过去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很漂亮、很具有现代化气息的上海，这是90年代初期浦东开发以来才有的变化。这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大城市发展上的战略思路摇摆不定。

再如，从8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自己创造出了一种农村工业化的形式，就是乡镇企业。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国的财政税收、出口创汇和GDP，乡镇企业的贡献都超过三分之一。就是人们说的，“三分天下有其一”。邓小平当时盛赞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但一直到90年代后期，我们给农民的政策仍然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90年代末期，我们才发现，这个政策给乡镇企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例如基础设施不足、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非常尖锐、远离市场造成信息不灵、各种要素很难实现优化配置等。从那以后，乡镇企业被迫进入了一个调整期。

当然，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并非全是战略选择上的失误，也有一些客观原因。例如西部很多省区在90年代中、后期“八七扶贫攻坚战”中不得不把可动用的资源更大程度地投入到扶贫中去。地方财力、区域内的资源很难向城市集中。实际上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拉大也主要在于城市发展差距的拉大。

一方面，我们在城市化上有很多不足；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城市化。特区经济的始端就是建造了深圳这座现代化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华南以致全国的经济发展。上海的浦东开发也是一例。浦东差不多是建了一座新上海。浦东开发也极大地带动了上海、华东、长江中下游以致全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今天之所以有机会讨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优劣比较问题，应当说是得益于这两个城市的发展。

“九五”末期，在对重大战略难题的研究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前期的经济发展存在一个明显缺陷，这就是城市化严

重滞后于工业化。人们共识，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历史任务、缓解日益尖锐的就业矛盾、调整城乡之间经济关系、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以致实现资源节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调整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的共同解决办法就是发展城市。

在“十五”计划酝酿过程中，人们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其他战略共识度都比较高。比如说应当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平衡供求矛盾。尽管也有一部分人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淡出，但在总体上，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并没有多大争论。再比如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调整产业结构等，这些都没有多大争论。争论最大的就是关于“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提法。

这个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一部分人认为，在新的战略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明确提出城市化的目标。不应该再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大中城市的改造和扩张。但另一种意见坚决反对“城市化”的提法。他们认为，一提城市化，肯定又会走到“二元结构”、城乡分割的老路上去，这就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造成城乡对立。而且提城市化战略的话，我们将无法应对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农民过度向城市涌入以及城市环境污染等难题。这种意见认为，我们还是提“城镇化”比较稳妥。他们的想法是，农民要进城，也不要一下子搬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应当先让他们从村里搬到镇里，从镇里搬到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往中等城市搬。农民进城的过程应当是一步一步地多搬几次的过程。

争论的结果，是保守的意见占了上风。以乡村社区集中为重点的“城镇化”提法为“十五”计划所采纳。“十五”计划在“实施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共同进步”一节中提出，要“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显然，“十五”计划所强调的城市发展重点仍然是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为突出这一意图，“十五”计划还特别强调，要“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

但最值得说的是，实践的发展并未按照“十五”计划的这些设想展开。从2000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建设和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启迪下，在北京“申奥”成功、上海“申博”成功后，各地纷纷在自己的发展战略中大大强化了城市化的位置。我们前面说过，制造业的发展是“十五”计划始料未及的。其实城市化进程的大大加速也是“十五”计划始料未及的。

三、城市面貌改造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城市化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亮点，这一方面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另一方面，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这说明，我们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仍是远不充分的。我们原来的经验、认识可能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最近媒体讨论北京、上海怎样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现在看，讨论这个话题非常有必要。北京在2008年就要举办奥运会了，还不应当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吗？北京、上海要率先实现现代化，还不该提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问题吗？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对外开放已经走到了一个新台阶上，我们还不该提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问题吗？应该。但“十五”计划制定时，我们还不敢贸然提出这个目标。这个例子说明，形势发展带来的变化在很多方面已经明显超出了我们当初的预见。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应不应当大力发展和扩张城市、如何发展城市的争论并没有停止。例如，在城市发展中大搞城市绿化、大兴土木扩建新城区究竟对不对？人们至今仍在争论不休。有人说这是腐败工程，有人说这是形象工程，各种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例如离上海不远的南京就有个例子。在过去两年中，南京在城市整治中砍了很多树。为什么要砍呢？因为这些树成了城市改造的一个障碍。由此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引述多种理由激烈反对砍树。最后闹到中央派人来调查。一调查后就弄明白了。砍树尽管不可避免，但在南京的规划中，新种的树要比砍掉的多得多。就我看，这个例子反映出来的其实不是对“树”的认识分歧，而是对城市化的认识分歧。“醉翁之意不在酒”。反对声音之所以那么强烈，根本原因其实是反对大城市扩张。类似这样的事情可以举出很多。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首先表现在城市面貌的改造上。在过去两年中，全国大中城市的面貌普遍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不仅省会城市，而且很多地市级的区域中心城市，在城市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完善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以前在各城市主要街区随处可见的以小摊贩为主的“占道市场”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城市广场、城市绿地、城市交通立交枢纽、城市标志性建筑等成为了新的城市景观。

城市改造得漂亮一点，通行效率高一点，环境美化一点，这是谁的福利增加了呢？是社会公众的福利增加了。最近两年到很多城市出差，各地出租车司机最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感觉我们城市的变化大不大。我亲自在一个城市广场听到普通老百姓对我说，我过去两年工资没涨，住房面积没增加，但我们家所在社区有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广场，晚上和家人一起在这里散散步，我感觉自己的生活上了一个台阶。让人民热爱自己的城市，为自己的城市感到骄傲，安居乐业于自己的城市，这有什么不好呢？我认为这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我走遍这么多城市的感觉，改造城市面貌是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拥护的。

很多人以为城市绿地、城市广场就是为了好看。这个认识是不充分的。这些城市公共设施是非常必要的城市减灾防灾设施。1908年时，美国的旧金山因为地震引发了一场城市大火。因为地震造成道路毁坏、房屋坍塌，救火人员无法扑救。而且水源也没有。人们几乎束手无策，眼看就要火烧连城。最后是怎么救灭的呢？是市长下令把城市中一条富人聚集的主要街道两旁的房屋全部拆掉，打出一条隔火道。由此救了旧金山的半个城。从这以后，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师就长了一个见识，城市应当有能够起到隔火作用、避难等作用的开阔街道和广场。我们对城市的认识还不充分，包括对城市灾难的认识还不充分。也许有一天，我们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强制地载明，在城市面积中必须有多大的公共绿地、广场。在历史上，毁于各种天灾人祸的城市实在不胜枚举。往近处说，过去30年中就有我国的唐山大地震，日本的神户大地震，美国的洛杉矶大地震。多少血的教训证明，如果城市中没有足够的避难空间，那次生灾害导致的伤亡可能比地震等灾害直接导致的还要大得多。这是关系公共安全的必要设施。

我们得承认，我们对城市的认识还远不充分。毕竟我们刚刚起步。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城市这门学问我们还有太多要学的东西。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北京在自己的旅游宣传材料上说，我们北京有160多座立交桥，而且每座

桥和每座桥不一样。有的从空中鸟瞰看像个蝴蝶，有的从侧面看像展翅的雄鹰。这些设计思想都够美妙的。但设计者忘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立交桥是干什么的？立交桥是一个交通设施。它的基本功能和第一目标应当是提高通行效率。怎么才能提高通行效率呢？立交桥的设计越简单、重复率越高，通行效率就越高。因为越简单、重复率越高，司机的学习过程就越短。过了第1座桥就知道后面的99座桥怎么通过。如果一座桥和一座桥不一样，那么司机就得每过一个桥学习一次。过完第100座桥，第1座桥怎么过已经忘了。如果你到北京出差乘坐出租车，你随便问一个出租车司机知道不知道北京每个立交桥都怎么走。可以说，没人知道。因为没法记住。司机到了桥上经常是左旋右转找不到出口。这样通行效率怎么会高呢？这是一个像修摩天大楼没建厕所一样的原始错误、低级错误。但这个错误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桥梁专家太笨，而是因为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实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所以我说我们不要轻易地否定过去两三年的城市绿化、靓化工程。

还必须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城市需要不需要“提档升级”。我们的城市应否停留在“县城放大”的水平上，应否停留在工厂区加工人新村的水平上？不应当。要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要让更多资源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当中去，要使中国的老百姓有机会享受到更多的国民福利，我们已经迫切需要推进城市面貌的升级改造。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过早，而是嫌晚。北京“申奥”时，国外反对声音的最主要理由就两条。其中之一就是环境污染。我们迫切需要向现代化、国际化靠拢的城市。还用“先治坡、后治窝”的眼光、观念看待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

有媒体曾经用“要就业还是要市容”的话题质问城市面貌改造的动作。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城市资源优化利用、提升城市资源的市场价值是一定有利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提高劳动者报酬水平的事。以牺牲公共资源和破坏环境的代价换取少量低档次的小商品经济的就业岗位是非常浅见和得不偿失的。没有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化的环境，我们就有不了现代化的产业，有不了现代化的就业岗位。这个道理需要大讲特讲。

（作者单位：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

第四篇：中国的城市化面临哪些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面临哪些问题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21世纪是世界城市化的世纪，也是中国将继续快速城市化的时期。然而，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特殊性，中国的城市化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

1、城市数量虚假上升有的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设作为一项政绩工程，不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盲目追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贪大求快，只追求建设速度和数量，其实中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存在许多人为的水分，中国实际城镇化速度并没有这样高。

2、城乡二元的制度差异使城镇化与农村发展遗留问题多

（1）土地及农民工权益等制度环境成为城乡协调的突出矛盾。在经济上，主要是城市向农村扩张征地，使农民成为无地、无业和无保障居民，引发严重社会矛盾和危机。在社会发展方面，流动人口增多，造成城镇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农民工落户问题突出等。在生态环境上，城乡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

（2）城乡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差距状况。城乡之间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发展滞后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有些方面的矛盾开始突出。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悬殊。一是在教育方面。二是在医疗方面。

（3）农村及城市贫困问题。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依然很大。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中国推进城镇化，实现真正意义上人口自由迁徙，最大难点在于如何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长期以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分割状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还非常薄弱

3、城市化不均衡性，各地区之间城市化水平差距大。

东西部城市化差距大。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基本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之下的大都位于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大，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这个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化的不平衡性引起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城市房价攀升和大城市病态现象最为显著。城市化的差异致使经济活动、人文活动和人力资源上出现巨大差异,房价持续上升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热点问题。也是让人们十分头疼的问题。

4、城市化引发粮食危机

城市化导致城镇用地过多，出现土地撂荒，土地产出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情况，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土地配置的不经济。中国土地城镇化速度太快，城镇土地边际效益大大下降，而且耕地资源的大量占用，直接威胁着中国粮食安全。我国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这不仅仅是人口多引发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化引发的。

5、城市化引发环境、资源和能源问题

我国现在的工业化水平还较低，“三高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时期，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增长，但人口多、农村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耕地少、自然灾害较多。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要重视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的保护。同时，城市化也严重污染了环境，人为推动的城市化缺乏资源合理分配的内在机制，对社会和环境问题不够重视。

6、城市化引发许多其他社会问题

城市化使得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向城市，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

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和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不能享有和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大量的人口涌入也使得社会安全问题更加突出，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

我国的城市化确实面临许多问题，但只要我们能及时发现，并努力解决，我们的城市化道路会越走越好。

第五篇：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

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

一、关于城市化：

城市化的实质是资源和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再配置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同阶段城市化的违度、规模、结构不同，是影响城乡资源和生产力配置的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城市化就两点，一个是人口向城市集中，职业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这是从人口上说的；第二个是土地的非农业化，即土地由原来的农业用地变为二产和三产用地。城市化进程指的是原本不属于城市范畴的地域(比如农村),通过改革和其他措施,在产业结构上由主要依靠第一产业(农业),逐步转向依靠第二(工业),第三产业,同时社会文化,服务水平接近城市标准的一个过程.城市化水平指是衡量城市化发展程度的数量指标，一般用一定地域内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表示。城市化水平的整体评价体系应包括下列要素：城市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实际包括非农业人口、居住城区的农业人口和流动人口）；适龄人口入中学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城市人均道路铺装长度；城市用自来水普及率；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万人拥有医生数；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二、中国的城市化现状及预期： 在2005年中国人口普查时，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36%。虽然在2008达到了45.68%的水平，但我们农村还有7.2亿农村人口。将来，根据有关专家的推算，中国将来的人口峰值是达到15亿，达到高峰以后人口就开始逐步递减了，就在人口高峰15亿的时候，即使中国的人口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时候，我们按照65%的城市化来算，那个时候农村还有5.25亿人口，就是2500百万人口，但是这种大趋势是清楚的，现代化体现在城市化，使全体农村都能够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虽然将来中国还会有农业人口，并且还会有村庄的方式来生活，但那个时候通过发展和建设，农村的水、电、陆、气，包括城市的文化，不断的向农村的输入，那么那个时候的村庄已经不是简单的现在的农村的概念。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他们仅仅从事农业，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应该也是现代化的，所以他们也是现代化的生活。

三、中国城市化面临哪些主要问题

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1．农村人口的巨大推力与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有限之间的矛盾；

2．城市规模的扩大占用土地和耕地资源不足的矛盾。

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时期，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增长，但人口多、农村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耕地少、自然灾害较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要重视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的保护。

郑勇——从哪个另一个方面表述，中国城市化问题主要有三点：

一、也是中国城市化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也就是说虽然土

地非农业化了，但是人口并没有非农业化。

二、就是经营城市的误区。所谓经营城市，说白了就是借钱去搞建设，或者说是卖地去搞建

设。这是完全不对的。

这两个方面会产生一些连带问题。经营城市误区造成的典型问题就是开发区在全国范围

内遍地开花。开发区遍地开花这是绝对绝对的错误。开发区是重要的，有的城市老城推不动，就搞新城来开发，这是对的，但遍地开花就不可行。

三、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是我们确定的城市化道路，但实际上的做法是以小城市为核心。城市化发展方针，即到底是以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还是小城镇为主，这是需要思考的。

四、关于道路的选择问题

1、关于城市化道路的几种观点：

综合各种观点可以发现，关于选择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大都

市圈战略”，源于对日本和拉美国家城市化经验的借鉴；二是“大城市道路”，有关模型分析证明，人口规模在1百万－4百万之间的城市，其成本收益最合理；三是“优先发展人口低于30万的中小城市”，因为人口少于30万的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比不合理；四是“优先发展县级

城关镇”，因为这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有利于辐射带动周围农村地区发展；五是“小城镇，大战略”，20年的改革开放之中县以下建制镇受旧体制约束最少，发展最快，应该

加强规范引导，而不能抑制。其他的争论主要有“集中型的大中城市与分散型的小城镇”之争，“城关镇与建制镇”之争；另外，还有多元模式的主张等。

2、主张发展大城市

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走大中城市扩容为主的道路。原因是大中城市的规模效益最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还很大。因各方选择的工作不同，农民进城并不与下岗职工争饭

碗，而且城市经济繁荣发展、充分就业的时期正是“民工潮”的高峰期，农民工大量进城既转

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因此，不仅大中城市扩容仍有相当潜力，而且小城镇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

他还认为，小城镇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城乡分割体制下产生的。就象分散的乡镇企业一样，小城镇建设也是分散的，难以担当转移几亿农民的重任。发展小城镇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问题，而且过度发展小城镇会得“农村病”，比“城市病”的问题更

严重。

3、主张发展小城镇

他们反对集中型城市化道路的观点认为，在体制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从根本上

破除，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还面临着许多障碍，而消除这些障碍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在现有的大中城市方面，主要的制约是：

其一，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城市的失业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大量的人口涌入，势必会加剧就业压力，并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

其二，中国现有的城市在城市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保障和公用事业的供给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在这种条件下扩张现有的城市，将造成城市生存

环境的恶化；

其三，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盲目扩张，形成了贫民窟和“棚户区”，导致黑社会犯罪等严

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因而在现阶段，大中城市还不能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依托，发展小城镇才是更为

现实的选择。

（1）小城镇的发展优势

在现阶段与中国的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有两个明显的发展优势：

其一，改革以来，尽管中国城市化进程滞后，但近年来小城镇数量扩张明显，在小城镇的建设方面还是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因势利导发展小城镇应当说有一定的基础；

其二，由于地缘关系紧密，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心理成本要低一些；其三，小城镇的发展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迅速地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大量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进而促进农业

规模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同时又可以缓解大中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

（2）小城镇发展道路的两种选择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重点发展县级镇，即通常所说的“城关镇”。原因有四：一是有利于发展主导产业；二是县级政府有较为完善的管理权限；三是县级的规模适度；四是县级政府更

关心城关镇的建设，有利于促进城关镇的发展。

另一种观点则反对以发展城关镇为主：原因有三：一是城关镇地价较贵，“门坎”过高；

二是县城所在地部门设置健全，收费功能很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小，难以促进产业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三是县级的主要财力用于支持地方国营企业，这将重蹈国企发展的覆辙。

4、主张多元模式

他认为，上述“大小之争”和“城关镇与建制镇之争”根本没有必要，要解决的只是现代化、城镇化的问题，而不是要发展哪一类城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是人口的城市化，而是

地名的城市化。城市数量增加了两倍，城市人口却只增加了10个百分点，而且主要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

中国人多地广，地域差异性大，商品经济不发达，工业化水平低，不可能采取单一战略

模式去解决城市化问题。而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向多元化目标逐步推进。具体地说，就

是采取“多元化、非均衡、逐渐递推、综合发展”的战略。所谓多元化，就是指目标模式的多

样化；非均衡指各期主攻方向不一，各有侧重；逐级递推指实现战略的阶段性；综合发展则

是就效益而言，近期以经济效益为主，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中期以社会效益为主；远

期以生态效益为主。

5、重视乡村经济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俩在经过深入的思考和沟通讨论的情况下。我们觉得，21 世纪的头50 年将是我国

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借鉴美国、巴西城市化和小城镇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探索中国城市

化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们觉得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应在加快推进城市化的同时,重视乡村经济发展,统筹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从美国和巴西的经验看,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现象。城市的发

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生活、工作、娱乐等方面的便利,也为一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我国的城市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城市化水平从1979 年的18 %提高到2002 年的38 %左右,初步形成了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的城镇体系。但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比

较,我国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一般理论认为,城市化应与工业化同步。以上数据表明,我国的城市化远落后于工业化。因此,加快推进城市化,是我国21 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但是,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考察中,我们印象较深的是美国城乡一体化的景象。美国现有的乡村不再发展成传统的城市,在保留乡村某些特征的同时,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乡村已经和城市没有什么差别,城乡进入了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而巴西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城市化过程中,片面强调城市的扩张而忽略了农村的发展,导致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告诉我们,我国应该纠正传统的偏重城市发展的政策倾向,采取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国际经验表明,凡是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其农业也相应地较为发达。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是城市化得以顺利推行的基础。

因此,我国应该通过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消除城乡经济机会不平等现象,实现城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6、新的城市化发展思路——“县下设市”模式。

针对现行设市模式存在的问题,充分吸取整县改市和切块设市两种模式的优点,借鉴西方国家城市行政体制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县下设市是较为理想的新模式。具体设想是,保留150～200个规模较大的市,其余的市恢复为县,将县域内达到一定规模的小城镇改为县辖市,由县领导,但赋予其城市管理权,同时引进西方双层政府结构体制的成功经验,由市负责城市事务,由县负责区域性事务,并协调县域内的城乡关系。作为配套措施,将市、县分成不同系列的行政区划体系,综合考虑人口、面积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综合国力排序法,对市县实行分等、分类管理,把竞争机制引入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制定和完善市县行政机关编制法和市县人民政府组织法,使市县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制度化、法律化。按照上述设想确立的县下设市模式,既可以克服传统切块设市的弊端,又解决了整县改市出现的矛盾;既保留了非县城切块设市和整县改市的优点,又克服了它们的不足,是更高层次上的城乡分立体制:首先,我国的县制始于春秋,历经数千年大体轮廓不变,近年来已有近400个县改为市,采用县下设市模式既可以避免县改市造成的县数量的锐减,又解决了切块设市增加市县总数和行政机构的问题,有利于从总体上保持行政区划相对稳定。其次,既便于市政府根据城市的特点,集中精力管理好城市,又可以通过县政府协调处理涉及整个县域的事务。第三,既解决了整县改市城乡界线不清的问题,便于城乡分类统计,又克服了传统切块设市市县并存、城乡分割的弊端。第四,打破了整县改市对市数量的限制,有利于根据城市化的进程,增设城市政区。

7、对城市化道路选择的共识

最终我们一致认为：世界普遍规律与国情有机结合 ,形成中国城市化模式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它是完整意义上的主动式、内生型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以及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科学选择;同时也是“三农”非农化转移的根本出路、城乡融合的有效载体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工程。历经家庭承包制、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等四个阶段的农村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初级阶段。城镇化总体目标应与小康社会建设相适应 ,必须澄清“问题论”、“限制论”和“均衡论”等认识误区;并根据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 ,对东中西三大地区因地制宜 ,扬长避短。改革城镇化体系和制定科学政策 ,包括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培育、用地制度的完善、投融资新体制的建立和区划的重新调整等。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才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