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人居环境建设问题[5篇模版]

第一篇：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人居环境建设问题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人居环境建设问题

【摘要】随着21世纪的到来，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在城市人居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本文从理论上探讨城市化同城市人居环境的关系，分析目前城市人居环境存在的问题，针对城市人居环境发展的趋势和目标，提出了城市人居环境进一步发展的对策，以期为城市人居环境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字】城市化 人居环境 对策

城市化的现象是起源于18世纪末的英国，从表像上来看，随着工业化不断的发展，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实质上城市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态方面巨大的影响，已经远远不止于此。今天随着各国政府、学者对城市化的认识和研究日益深入，城市化已经被认为是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实践之一，并且在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统称为当前人类社会和城市发展的两大趋势。

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变化的过程。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实质上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态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人居环境”，顾名思义，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它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生存的基地，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而城市人居环境是指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居民的居住和活动空间和贯穿于其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1城市化与人居环境的关系

城市化进程与人居环境是一个多层次的空间系统，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城市是人居环境的组成部分：住宅、村庄、城镇、特大城市以至连绵的城市区域等，实际上都是不同层次的人居环境系统，它们同时又是更大的乃至全球人居环境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作为以人为主体，以自然环境为依托、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社会联系极为紧密的有机整体，城市是某一层次人居环境的组成部分。

提高人居环境质量、实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目标。城市化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是一种文化观念的更新转变过程。城市化过程是城市发展建设的过程，是人居环境发展建设的过程，人居环境状况是城市化结果的具体体现。可以说，人居环境真实地记录了城市化进程的是非功过，城市化进程的每一步都会引起人居环境的变化。

同时，人居环境又是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人居环境是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必须以有效的人居环境系统为基础，人、人居环境和人类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城市化持续、健康、有序的发展与城市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互为条件和结果的。人居环境状况能够真实地反映由于城市化引起的经济、社会、环境、文化诸多方面转变的动态的时空过程，因此可以运用人居环境状况监控城市化进程。

2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人居环境问题

第一，城市用地紧张，由于大城市集聚所显示出来旺盛的生命力，中国政府对大城市的发展，从控制转向积极的促进的政策，进而表现出来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大城市当中集中，引发了城市土地资源供应和紧张的激烈争夺。尽管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土地供应的控制力度，加强土地的集中管理，土地紧张，仍然成为我国城市发展中面临的根本问题。

第二，郊区化现象突出，是上世纪以来，西方部门的大城市相继出现，被称为美国式的郊区化现象，及城市的人口，产业不断由市中心迁往郊区，大型的郊区超级市场也随着人口的大量外迁而纷纷的涌到城市郊区，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造成了对土地资源极大的浪费。从目前的发展来看，郊区化仍然是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的必然现象，但郊区化往往是单纯分开了城市化居住职能，郊区化的市区往往无法取代中心城市的功能和地位。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一个突出城市规划优先的地位，超前引导，避免盲目和失误。

第三，汽车文化盛行，汽车的快速普及为城市郊区化的发展推波助澜，虽然郊区的交通条件为此有所改善，但是中国郊区化发展往往突破了传统的城市规划总体范围，存在着城市功能不健全，市政设施跟不上，服务不配套等严重问题。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也给城市交通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极大的挑战，从深层次上来看，甚至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以人为本的城市尺度和社会体系框架，将城市拖

进无序拓展的怪圈当中。

第四，资源和能源的紧缺。中国人均可采煤的储量只有全世界的人均水平的55％，石油只有全世界人口平均储量的11％，天然气也只有5％左右，但是能源的消费总量早在1998年已经是世界上第二能源消费国，要改变这种局面，重要的是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对有限的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们长期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应该建设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这一基点。3城市人居环境发展的趋势和目标分析

新世纪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将呈现出三大趋势:(1)追求人文与自然的协调共存；(2)注重生产与生活的综合开发；(3)强调物质享受和精神满足的并重。

城市人居环境的最优目标应该是:设施配套齐全‘环境舒适优雅、管理规范有序、保障功能完善。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以人为中心的人居环境规划和住宅设计。根据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规模扩张的速度科学规划人居环境布局，提高对自然的亲和力和集中布局的规模，有效减少通勤成本和环境成本，增强人居环境的活力;同时采用适用居民工作、学习、生活需要的住宅功能设计标准，提高住宅的舒适度。

第二，以功能齐全，功效到位为目标的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在充分利用各种现代技术的条件下，实行城市基础设施的综合开发，其配套项目及其指标均应符合居民的实际需要。

第三，以整洁、安静、优美为标准的生态环境营造。生态环境的营造应突出绿化系统，生活垃圾处置系统，废水、废气和废渣处理系统、噪音控制系统的建设，从而使人居环境中的水、气、声等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质量标准。

第四，以功能再造和历史保护并重的旧居环境改造。在旧居环境改造过程中，首先必须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制订详细的旧居环境改造规划。其具体的做法是调整布局，再造功能，保护历史，改善设施和增加设备。

第五，以服务于民、造福于民为目的的综合管理。所谓的综合管理就是要实现专业管理、社区管理、物业管理的有机结合。

4城市人居环境发展的对策

4.1科学地确定城市发展的性质和规模

城市性质不同，发展方向就不同，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影响和要求质量就不同。同时，城市规模也直接影响着城市经济效益和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模小，经济效益较差，但自然生态环境优美，人际关系简单，人居环境质量相对较高；城市规模大，虽然经济效益较高，但城市的生态环境和资源、能源问题日益加剧，从而使经济效益和人居环境受到影响。因此，要根据城市的自身环境条件、资源状况和国家的发展，合理确定城市发展性质和规模，切忌盲目的“城市克隆”。

4.2加大城市污染防治力度

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统一。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加强生态建设，使它们紧密结合，相互促进。通常情况下，认为在城市中加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制约、一种限制。但实际上所限制、制约的是那些质量差、效益低、不能合理、持续、健康发展的产业。在对这些产业作某些限制的同时，恰恰为那些质优的少扣业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培育了大批新的经济增长点。首先要通过科技进步，推动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和工业污染防治，其次是对新建企业，要求高技术起点，减少污染。

4.3加张城市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

为了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珍贵的人文资源，并且科学、合理地加以利用，促进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应大力提倡对社会、经济、环境问题和城市人居环境科学从学术发展的高度进行整体思考，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各方面对城市人居环境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不断完善城市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同时还要唤起全社会的广泛共识，自觉关心并积极参与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4.4创造健康有序、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环境

城市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大力提高公民创建宜人城市人居环境的意识，正确认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制度创新，避免经济高速发展，制度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坚持依法治市，打击一切贪污、腐败等经济犯罪行为；奖励创新、进取的社会行为，从而影响市民的思想观念，推动文化环境的不

断变革，从而在全社会弘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求诚信、公平公正、鼓励创新的整体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张恒.武汉市区人居环境发展探索与研究.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2]惠彦涛,鲁奇,李辉山.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山西建筑.2006

[3]解自来.南京创建优良人居环境城市研究.中国城市园林.2003

[4]周学红.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人居环境探.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第二篇：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问题

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问题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为城市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态资源的使用、生态建设等都出现相对失衡的现象,城市发展呈现无序景象。城中村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既普遍存在而又具有中国特色，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时期的一个新事物，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密切相关。其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危及社会正常秩序，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关键词：城市化，城中村，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各类开发区的兴建，城郊地区农民土地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被征用，农民原有居住村落逐渐演变成为居民区，从而成为都市里的村庄，即所谓的“城中村”。城中村具有农村和城市双重特征，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产物。它与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化的质量、城乡土地资源的科学利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因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仅会给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会阻碍未来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城中村产生的原因

一是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很多学者都将土地制度作为城中村形成的最主要原因。认为土地制度的二元性是城中村形成的最核心因素。城中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与城市建成区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差异明显,形成城市内部土地的二元结构,造成管理监控的困难。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城市选择了试图绕开村落这样一种规划思路,结果是使城中村逐渐成型。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土地市场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土地结构的优化,也成为城市郊区化的基本动力。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用地迅速向郊区扩展,城市面积不断扩张,许多昔日的乡村变为城区,原有的农业也被第二、三产业代替,村民也已生活劳动在城市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扩展时期,城市郊区作为扩展的前沿地带,其经济社会特征和空间结构受到强烈地冲击,呈现出多种变化。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既是城中村形成的体制原因,同时也使城中村问题比其他城市问题更为复杂与棘手。我国长期的二元体制性障碍使这些被城市包围的村庄长期游离于城市的统一规划管理。

二是利益驱动。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外来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土地房屋升值,出租房屋成为获利丰厚的行当,在利益的驱动下当地居民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土地,直接后果是占地加大,楼层加高,导致建筑日趋拥挤,居住环境恶劣。

三是囫囵吞枣的城市化模式。在城市化过程中,为降低补偿成本,也为了避免处理与城中村相关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 城市在征地中有意避开城中村,多数开发商也刻意避开村庄选择耕地、空闲地，开发一片，留下一片。城市扩张形成的社区地理优势及土地价值的提升，再加上政策配套没跟上，城市化后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没有生活来源,也同样使得“征地不征村”成了村民和村级组织的选择，他们更愿意保有宅基地、留置地，来实现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的生存和发展。是城市化难以彻底的政策原因。另一方面,城市扩张时,往往只偏重于占用城郊农村土地资源,而不将村镇人口、村镇社区纳人城市管理序列,“只占地,不管人”,致使村镇土地转变为建城区之后,村镇人口、村镇居住聚落仍停留在松散的农村状态,没有同步实现村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当城中村积累到一定数量,便导致城市社区与村镇社区处于隔离、对峙与分异状态。有人认为,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受土地产权限制及拆迁补偿等因素的影响,原农村居民点开发成本提高,急于扩展的城市首先倾向于开发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块,使原农村居民点逐渐成为都市海洋中的“孤岛”。城中村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的社区,居民的乡土观念较重。很多居民都认为城中村房屋是他们的祖业,是要世代留传的。这种观念也成了维系城中村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孤岛”上的原村民在自身传统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周边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城中村。

四是监管和调控不力。本来,政府部门对城中村房屋占地和楼层都作了规定,按照有关规定,城中村环境是有保障的。但是因为监管不力,有关规划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导致城中村问题更加突出。

五是城市的盲目扩张。城市盲目扩大将农村也包到城市里来了,形成了城中村。城市的快速发展及各类开发区的兴建是城中村形成的客观原因，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兴建大量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交通和公共服务等设施，原有的城市区域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必然不断的向外扩展。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满足企业的技术改造升级，需要在城郊附近另辟区域进行各类开发区的建设。这样一来，起初还在城市郊区，进而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居住地，随着城市规模的持续快速扩张，城郊农村土地被征收，逐渐地被包围在建成区内，而当地的农民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们建房居住的宅基地，形成了一种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原有村庄由于不能得到及时的改造升级，进而形成了城中村。

城中村的问题

城中村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表现出利益性和复杂性。“城中村”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各地城市的发展情况不同，其具体现状也不一样，但都存在共同的特征。

(一)管理体制转型不够彻底

城中村名义上纳入了城市管理的范围，但现实中还游离在城市管理的边界之外，由于体制和管理的滞后，很多的城中村仍然没有撤销村民委员会，建立居民委员会，实现民主的居民自治。由于城中村的居民仍然固化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基层组织调整难度较大，一方面，城中村依然保留着农村社区的格局；另一方面，居委会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还承担部分经济发展的职能，未能及时适应城市化的要求，彻底转型不如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在行政管理上还是以村委会主导，村委会作为村中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实行半封闭式的村治管理。这就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城中村”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村委会成了村中一切大小事情的裁决者，成为村治的公共权力机构。城中村两委的选举换届，是村里的一件政治大事，但内容和形式上类似于农村的选举换届。

(二)租金是村集体组织和居民的主要收入

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都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是没有经济来源的，主要是靠出租土地、房屋等集体资产和上级政府的补助来维持两委的正常运转及两委委员工资的发放，很多城中村都充分利用土地、房屋等有偿使用的集体资源。大部分投入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都来源于租金、土地征用后的赔偿、集体资产出租后的分红和从事第三产业的收入。由于城市的发展状况不一样，这个赔偿金和租金是有所差异的，由于土地赔偿金低和房屋租金廉价，城中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是薄弱的，城中村的道路、供水、供电、电讯、排水、垃圾处理一般没有纳入城市管理的范围，各种管道、电线杂乱无章，并且缺乏公共绿地与体育等基础设施。总体来说，以上两种主体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租金收入维持生存与发展。

(三)道德价值的差异性和村民思想观念落后

由于城中村的流动人口比较多，人员构成相当复杂，造成了这个群体中人员的道德素质良莠不齐，利益观、价值观呈现多样性。由于生活方式和意识观念也不一样，现实生活中就有可能引发多种矛盾。总体上城中村村民的思想观念保守落后，生活方式跟不上时代和城市发展步伐，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小农经济思想很严重，只图吃饱穿暖，满足于现状，缺乏竞争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低，文明礼仪不讲究，不懂技术，角色上没有从村民彻底转变到市民，这样就非常难以融入现代文明的都市。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城市就业中处于明显弱势，村民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另 一方面由于房租收入颇丰，生活富裕，在就业观念上，普遍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村民大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靠租金度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租金食利阶层。

(四)社会治安欠佳，安全隐患突出

由于城中村人口结构复杂，比较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租住城中村房屋，村民、外来人员、居民混合居住，“黄赌毒”等治安问题突出，社会综合治理压力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再加上管理滞后或不规范，警力巡查和监管有限，综合管理相对薄弱，“城中村”也就成了“问题村”，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有人将“城中村”称为城市中的死角、贫民区和犯罪发生区。根据相关调查发现“城中村”的案发率和犯罪率比城市的其他地区偏高。常年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经常遭遇丢自行车、电动车或者手机、电脑等盗窃案。其次由于城中村内道路狭窄弯曲，导致消防通道严重受堵，消防安全隐患突出；住宅缺乏科学设计，没有考虑抗震要求，建筑质量总体不高，卫生环境较差，极容易引发各类疾病，存在公共安全隐患。

(五)身份没有明确，地位尴尬

城中村无法与城市同步协调发展，很多的城市专门为城中村的管理出台规章条例，把它们列为所谓的城市“特区”，这就使城中村更加难以融入大都市。城中村处在城市管理的边缘，由于政策、制度、条件的不成熟，管理的滞后，不能完全按照城市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介于城市的管理范畴和农村管理行列之间。这样尴尬的管理定位，造成许多村民享受不到城市就业、养老、低保等相应的待遇，也享受不到农村的优惠政策。城中村的村民对自己的身份界定很困惑，有时办理有关手续、证明等相当麻烦。城中村的学生，如果他们属于农村的，又享受不到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减免；如果属于城市的，又享受不到城市教育的待遇和保障。

(六)建筑混乱，卫生条件差 城中村 私搭乱建现象严重，广大租房客的居住地，大部分属于违章建筑。在城市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村庄被高楼大厦快速包围，地价、房价、租价也水涨船高、大幅上涨，受房屋租金和拆迁补偿利益驱动，不少村民见缝插针，私搭乱建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而这些杂乱、陈旧、矮小的建筑影响整个城市的整齐美观和生机活力。

城中村环境卫生问题难以根治。由于建筑的混乱，没有整体性规划，许多的功能没有完善，特别是排污系统和垃圾的处理很随意，直接排放或倒在街道上，造成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鉴于“城中村”的建筑物无序、卫生环境差，碰上雨天，城中村内道路泥泞，污水横溢。碰上夏天，蚊蝇丛生，空气质量较差，环境容量超标。“晴天蚊蝇乱舞，雨天浊水横流”，“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成了城中村的现实写照。与城市里的金碧辉煌的摩天大厦及清洁宽敞的公路形成鲜明的对比。

城中村的性质

1、从经济上说，它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

来自全国各地流动人口住进了城中村，他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决定了城中村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需要注意的是，本地农民在村中并不贫困，而进入城中村的人们处在生活、就业、社会关系不断改善的过程之中。并且由于大量抱着城市生活希望的年轻人的进入，城中村表现出国外贫民区所没有勃勃生机。

2、从社会形态来看，它最初是本地村民的传统农业社会，然后逐渐演变成本地原村民社会和外来务工者暂住型移民社会，这两种社会在空间上的叠加。由于这两种人两个社会都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两个社会中的经济水平相差巨大，但都在不断改善和变化，但是其社会结构却具有相当大的惯性。一方面，原住居民的传统社会关系没有根本改变，乡村精英是政府基层治理依靠的对象；而名义上的“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按户分配的同时，其剩余部分在向着有钱有权的集体成员集中，原村民之间拉开了几倍乃至十数倍的差距；这是一个被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

另一方面，外来人员的生活状况总体在逐步改善，一部分人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完成原始积累，走出了城中村。这是一个主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这个二元社会的管理，最初是本地原村民的乡村自治，在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可以看做是政府对原村民集体的委托管理。管理的内容包括了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到日常的社会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内容。由于这种委托管理不具统一的标准，而外来人口数量十倍甚至数十倍于原村民，便造成了城中村的治理难题，两个社会之间出现隔阂，消防、环保、治安、卫生等等问题接踵而至。但这种管理又是低成本的，政府没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建起了上亿平米的廉租屋区，并且由原村民集体以集体经济支出将其管理起来。

3、从空间形态看，城中村在城市出现之前，最初是由小巷瓦房构成的旧村。

在这种空间形态下，原来的农民新村中由村集体投资建设的、标准本来就不够高的基础设施，如雨污合流，由于几十倍于原村民的外来人口入住，就变得空前严峻，表现出“脏乱差”，例如造成了河流流经城中村即变成臭水沟的状况。

我们看到，上千万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找到了他们可以暂住的出租屋，由农民在征地返还的自住用地上所建设出的廉租屋区，但是，所有这些住房都是以“违法抢建”的形式建出的。城市中的种种法律规定都在重申这些城中村中的建筑是违法的。事实很清楚：是农民错了，还是立法的隐含前提错了？显然，农民土地的发展权，正是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动参与权。

2、外来人口享有什么样的市民待遇？

为什么全国各地对城中村的指责往往出于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代表是户籍人口选出来的，和谐社会应该包括多少人呢？和谐社会理所当然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和谐社会假如仅仅指户籍人口，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完备的。在“国际化大都市不应有城中村”的误区背后，是现代化的城市应该控制“低素质人群”的观念。其实，国际化大都市中的低成本生活区、存储着大量历史记忆的老街旧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没有哪个大都市视之为自己的耻辱。瑞典人引为骄傲的斯德哥尔摩，夕阳西下，夕阳年龄的人们在握手楼下沉思、发呆的生命状态，吸引了每年几百万的到瑞典的游客。看一看巴塞罗那的地图，南边是不断生长出来的城市，而北面是规划师画出来的城市。哪个城市有魅力？威尼斯则更是遍地的握手楼。如果把通风采光、消防问题解决了，握手楼有什么妨碍呢？

城市的活力从哪来的？城市的活力源于产业的多样化、就业的多样化、收入和消费偏好的多样化。当社会生态非常丰富的时候，城市的魅力就出现了。城市不能只有一种人，哪怕是高素质的人群。城市只有高素质人群跟城市只有低素质人群是一样没有魅力的。一 个城市中大多数人应享有什么样的市民待遇、财政待遇、社会保障，这个问题不应回避。当然，这也是需要国家统筹的大问题。但是城中村向我们发出了警号，一个不考虑多数人的城中村改造是不公正的。假如我们要建和谐社会的话，当代中国城市有一个不容推辞的使命，低素质人群只要市场接受了他，城市社会就应让他进来。在可能条件下尽量多地接纳低素质人群，因为只有城市才是他们学习城市化最好的学校。无论如何，我们要为走进城市的外来人口叫好，他们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亲人、来到陌生的城市，自主地选择了风险更高、挑战更烈的生活，这是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

3、政府在廉租屋区管理中的责任？

城中村社会的管理，在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依然交由原村民集体管理。其实这是一种低成本的制度安排。如前述，城中村中的社会管理的内容，包括了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到日常的社会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内容。如果都交由政府管理，财政支出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农民管理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在就地安置区里自己建基础设施，雨污合流，但是原来村里人口不多，危害也不大。当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村里涌入了十倍几十倍的人口，污水直排到附近河流中，深圳河流源头处水质都很好，为什么流经城中村短短几公里就变得臭不可闻，“污染主要来自城中村”。

但是治污的前提是把政府、村集体的各自财权事权厘清。这件事不做，大家就都把成本向外推，造成大量的应付帐和财务虚盈，受害的就是环境。

政府的适度介入显然是城中村管理的必须。说明政府管和不管大不一样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法对“城中村”加以改造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与城建区不相协调，脏、乱、差现象严重，影响着城市的形象，改造“城中村”应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村一案”，对不同“城中村”采取不同的改造方式，把每一个“城中村”都改造好。

城中村改造的方式：（１）全部拆迁改造。对那些因城市发展需要必须搬迁，或者与都市环境极不协调、社会效益差，或者采取其他方式经济上不合算的城中村应采取全部拆迁改造方式。（２）部分拆迁改造。对那些布局相对合理，交通、市政配套设施相对完善，对城市发展起着辅助作用，能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的城中村应采用部分拆迁改造，或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完善利用。（３）“有形改造”与“无形改造”相结合。城中村的问题复杂，涉及制度、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及空间形态等诸多方面，而且不同方面的问题互为因果，单方面的改造不仅不能全面解决问题，而且也难以成功。因此，在推动城中村物质空间有形改造的同时，也要推动人员素质、文化教育、社会和经济领域等的无形改造（４）在进行新的开发而征用农村土地时，应结合新农村建设，将村民居住村落纳入统一开发规划，避免产生新的城中村。城中村改造必须由政府统一组织，统一规划。政府应统一负责土地一级开发征地拆迁和市政配套工程建设，尽量不采取商业开发形式，避免造成很多后遗症和遗留问题。应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妥善解决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减少矛盾和改造难度，才能把城中村改造这件好事办好。

城中村改造的建议

从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大局来看，“城中村”改造是时代的要求，符合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从一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来看，“城中村”改造是提升城市品位，创建文明和谐都市的必然要求。

(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对“城中村”实行综合管理

政府充分发挥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管理者和城镇公共产品管理者的双重作用，在坚持公共性、公平性、参与性的前提下，统筹规划，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既要保障好村民的利益，也要考虑改造单位的利益，让市场参与商业性运作。在城区一级政府，废除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组建综合性部门，提高综合协调能力和行政效率；防止条块分割，成立综合办公室，对“城中村”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安全、拆迁、安置等实行有效管理。

(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对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

从体制上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将“城中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只有土地国有：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村民对土地的独立处理权，一切土地使用都归土地规划部门管理。在“城中村”实行集体资产股份制，这是我国改革的一个新探索，按股份制的原则改造集体经济，对村集体资产进行清查核算、资产评估，使村集体资产的产权明确清晰。经营管理上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操作，量化资产，明确股权分配，村民按出资额大小来分红，个人所拥有的股份可以自行支配，有权利赠送、转卖给他人。村民获得了实惠，他们会很积极地参与到“城中村”的改造。

(三)加强立法。依法推进改造 由于“城中村”改造是前所未遇到的，涉及户籍、土地的变更，还有行政管理体制和城镇管理体制等复杂问题。国家的法律法规至今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因而操作上也没有统一的方法，各地城市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台一些粗糙的管理条例。需要出台一些可操作性更细化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推进“城中村”的改造，以法律保障“城中村”改造的成果。(四)妥善安置村民，给予合理的补偿

“城中村”改造之所以那么困难，主要是利益问题没有协商解决好，安置或补偿没有达到村民的要求。村民的房屋被拆迁后，户籍划入城市管理，身份变为城市居民，给予合理补偿，应按照城市居民的管理标准保障村民的利益，解决好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就业、子女上学问题等。只有以村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顺利、稳定地推进“城中村”改造。

(五)转变村民思想观念，提高素质，培养技能

村民在特定的群落聚居生活，由于受村俗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观念还比较守旧，生活方式还比较单一，文化技术还比较低，缺乏竞争进取的精神。只有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他们的技能，才能为“城中村”的改造减少阻力。比如免费举办一些扫盲脱产班或技能培训班，摒除陋习，使他们的脑袋充实起来，树立勤劳致富、科技致富的意识。知识素质高了，有了一技之长，生活就有了保障，利益得到了维护，村民对改造的抵触情绪自然就降低了。

(六)对城市的空间发展进行科学规划 “城中村”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不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城中村”泛滥，问题恶化，这给我们后人很大的教训。因此，必须树立超前意识和前瞻性，规划好未来蓝图，对郊区、城市周围有可能将来再成为“城中村”的村庄、村群进行调查，了解它们的现状，在宏观上把它们划入城市管理范围，严格控制土地的投放，做到合理规划，不能让“城中村”在无序的状态下肆意发展，减少或杜绝一边改造“城中村”一边产生“城中村”。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普遍的产物，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代名词，制约了我国城市 经济健康发展，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其问题的利益性和复杂性使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需要政府加强宏观管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让“城中村”真正融入都市之中

第三篇：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失地问题[范文]

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失地问题 [摘要]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建设和改造拆迁问题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对关于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层被拆迁者的维权模式两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

[关键词]城市拆迁失地农民

城市化是人类从落后走向文明不可抗拒的铁律，在发展过程中也积存下许多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城市建设和改造而产生的房屋拆迁矛盾已成为我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最不稳定因素之一。仔细品味以往有关拆迁研究的文章，学者们普遍持一种“结构”解释的立场，即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是由于现有制度、法规或政策不完善导致的。从整体上来看，这类的研究往往政策性较浓，用的是从上而下的角度来看问题。另外一些学者则是从底层社会，被拆迁者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被拆迁者的群体特征出发来分析问题，被拆迁者用“民间的智慧”对强势群体所施加的压力给予回应，把被动局面转变成为主动用自己的形式来予以反抗和斗争。在这里，我们对关于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层被拆迁者的维权模式两方面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

一、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引发的问题

现行的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的方面，学者们从土地制度角度进行思考，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土地制度所有权主体的错位、土地的归属权不明确、土地使用规则不确定。在这一问题上，马良灿从土地制度分析农民维权运动，国家与农民三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关于土地征用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特别指出了在众多学者谈论中，忽视了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原则和土地补偿中的“差别正义”原则[1]。而李世平、江美丽、孙寒冰对失地农民的收入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国农民权利贫困的角度来来探讨征地补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此来解释农民贫困原因[2]。

同时也有学者对政府征地这一过程进行分析解读，指出了征地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及实质。如周飞舟指出在土地征用和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积聚资金，“圈地”只是“圈钱”的手段而已。因此，土地征用和转让成为了地方政府新的谋财之道[3]。

孙剑平把失去土地后的边缘农民根据社会基础不同划分为边缘农民A和边缘农民B，前者即农民身份兼工人或商人或食利者双重特征，被征用土地后所得的津贴补助成为他们更好的利用资源。后者则是农民兼无业游民，土地被征用之后他们依照原来的生活方式，没有计划的花完这笔补偿金之后陷入了绝对贫困。”笔者认为这样化分过于简单，由于不同地域农村的社会流动性和异质性存在差别，对于边缘农民的划分应有更系统的划分方式[4]。

很多学者都在文章中分析地方政府、开发商和被征地者三者间的关系。李怀就是从现行的征地制度的缺陷和征地博弈过程中的地位不平等两方面写博弈过程根源，地方政府身兼博弈规则制定者和利益追求者双重角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寻租活动[5]。

二、底层被拆迁者的反抗形式和维权模式

关于农民的反抗形式主要是从集体行动角度来研究，也有学者从正式与非正式反抗形式来划分，以此来揭示农民反抗维权的形式，这些研究大部分是采取从下向上的研究视角，立足于农民的立场和角度来进行研究。西方研究社会运动的范式是在有组织的精英场域与无组织的底层场域之间的对立为视角进行研究的，国内学者则是中国当下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情况下分析作为一个理性人并处于弱势群体面对强势采取的积极的反抗形式，解释农民的行动逻辑。

因征地而产生的矛盾是引发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主要原因，这种维权模式主要有三种，即“日常反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美国著名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中所指出的“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业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斯科特指出，农民反抗强权的方式不是大规模的叛乱和革命，而更多的是采用一些平淡无奇的日常武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诽谤、纵火和暗中破坏等。这种反抗不需要协调，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6]。

对此，国内学者罗英豪对此逻辑表示认同，认为反抗压迫、追求社会公正和尽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农民社会反抗逻辑的真谛。在此逻辑下，农民更多的使用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的“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农民带来现实利益的同时，也往往容易形成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一点对转型期的中国有一定的启示[7]。

周艳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把农民利益两种方式手段，即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手段和途径（如上访）和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手段（如集体对抗）兼顾来描述分析，最后提出要健全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最终达到社会最优状态

[8]。应星以草根行动者为研究对象，认为草根行动者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逻辑的行动者，拓展了对“依法抗争”概念的理解，并批判了国内目前流行的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已进入“以法抗争”新阶段的观点[9]。

失地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和维权方式，身处弱者的位置采用“韧武器”的长期反抗形式。折晓页在文章中解释了被征地农民“交换”的缘起和期内在的意义，在乡村社区的互惠伦理，以及农民的生存的保障道义[摘要]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建设和改造拆迁问题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对关于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层被拆迁者的维权模式两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

[关键词]城市拆迁失地农民

城市化是人类从落后走向文明不可抗拒的铁律，在发展过程中也积存下许多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城市建设和改造而产生的房屋拆迁矛盾已成为我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最不稳定因素之一。仔细品味以往有关拆迁研究的文章，学者们普遍持一种“结构”解释的立场，即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是由于现有制度、法规或政策不完善导致的。从整体上来看，这类的研究往往政策性较浓，用的是从上而下的角度来看问题。另外一些学者则是从底层社会，被拆迁者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被拆迁者的群体特征出发来分析问题，被拆迁者用“民间的智慧”对强势群体所施加的压力给予回应，把被动局面转变成为主动用自己的形式来予以反抗和斗争。在这里，我们对关于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层被拆迁者的维权模式两方面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

一、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引发的问题

现行的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的方面，学者们从土地制度角度进行思考，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土地制度所有权主体的错位、土地的归属权不明确、土地使用规则不确定。在这一问题上，马良灿从土地制度分析农民维权运动，国家与农民三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关于土地征用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特别指出了在众多学者谈论中，忽视了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原则和土地补偿中的“差别正义”原则[1]。而李世平、江美丽、孙寒冰对失地农民的收入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国农民权利贫困的角度来来探讨征地补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此来解释农民贫困原因[2]。

同时也有学者对政府征地这一过程进行分析解读，指出了征地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及实质。如周飞舟指出在土地征用和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积聚资金，“圈地”只是“圈钱”的手段而已。因此，土地征用和转让成为了地方政府新的谋财之道[3]。

孙剑平把失去土地后的边缘农民根据社会基础不同划分为边缘农民A和边缘农民B，前者即农民身份兼工人或商人或食利者双重特征，被征用土地后所得的津贴补助成为他们更好的利用资源。后者则是农民兼无业游民，土地被征用之后他们依照原来的生活方式，没有计划的花完这笔补偿金之后陷入了绝对贫困。”笔者认为这样化分过于简单，由于不同地域农村的社会流动性和异质性存在差别，对于边缘农民的划分应有更系统的划分方式[4]。

很多学者都在文章中分析地方政府、开发商和被征地者三者间的关系。李怀就是从现行的征地制度的缺陷和征地博弈过程中的地位不平等两方面写博弈过程根源，地方政府身兼博弈规则制定者和利益追求者双重角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寻租活动[5]。

二、底层被拆迁者的反抗形式和维权模式

关于农民的反抗形式主要是从集体行动角度来研究，也有学者从正式与非正式反抗形式来划分，以此来揭示农民反抗维权的形式，这些研究大部分是采取从下向上的研究视角，立足于农民的立场和角度来进行研究。西方研究社会运动的范式是在有组织的精英场域与无组织的底层场域之间的对立为视角进行研究的，国内学者则是中国当下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情况下分析作为一个理性人并处于弱势群体面对强势采取的积极的反抗形式，解释农民的行动逻辑。

因征地而产生的矛盾是引发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主要原因，这种维权模式主要有三种，即“日常反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美国著名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中所指出的“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业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斯科特指出，农民反抗强权的方式不是大规模的叛乱和革命，而更多的是采用一些平淡无奇的日常武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诽谤、纵火和暗中破坏等。这种反抗不需要协调，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

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6]。

对此，国内学者罗英豪对此逻辑表示认同，认为反抗压迫、追求社会公正和尽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农民社会反抗逻辑的真谛。在此逻辑下，农民更多的使用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的“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农民带来现实利益的同时，也往往容易形成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一点对转型期的中国有一定的启示[7]。

周艳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把农民利益两种方式手段，即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手段和途径（如上访）和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手段（如集体对抗）兼顾来描述分析，最后提出要健全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最终达到社会最优状态

[8]。应星以草根行动者为研究对象，认为草根行动者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逻辑的行动者，拓展了对“依法抗争”概念的理解，并批判了国内目前流行的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已进入“以法抗争”新阶段的观点[9]。

失地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和维权方式，身处弱者的位置采用“韧武器”的长期反抗形式。折晓页在文章中解释了被征地农民“交换”的缘起和期内在的意义，在乡村社区的互惠伦理，以及农民的生存的保障道义

第四篇：人居环境问题整治情况

送表矿区人居环境问题整治情况

送表矿区7月27日至7月31日人居环境主要工作为: 1.督查环境整体卫生。

2、清理小广告。

3、规范市场秩序

4、组织环卫工参加评优差会议

5、组织各村人员参观马窑环境

6、禁烧督查

第五篇：城市化过程中的贫困问题研究

关于城市化过程中贫困问题的调查报告

城市化又称都市化或城镇化。由于城市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使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长而引起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集中化过程。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一、我国城市化的现状

1、城市化发展速度快、城镇人口不断增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呈现先慢后快的特征。194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0.6%，1978年增长到17.92%，近30年只提高7.3%，发展速度很慢。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00的36.09%，22年增加了18.17个百分点。“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由2000年的36.09%增长到2004年的41.8%，2005年达到43%，年均增长1.4%。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人口数量由1978的17 245万人增长到2005年底的56 212万人，城市总数由193个增加到668个。

2、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大。城市化水平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数量、城市化水平及增长速度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截至2001年，全国城市总数为662个，其中，东部地区293个，占44.26%，中部地区247个，占 37.31%，西部地区122个，占18.43%。

3、城镇化水平低。我国的户籍制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低。城镇化水平低于非农产值比重，2005年，我国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87.6%，而城镇化水平为43%，二者相差44.6个百分点。从非农产业就业的比重考察，2005年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为53.9%，城镇化水平低于非农就业比重近11个百分点。

4、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农村贫困问题日益显著。城市化的发展只是一味追求经理的快速增长，而周边失地农民的发展却显得日益困难。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难以避免的伴随现象。考察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贫困不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果”，在一定意义上更是推动城市化的“因”。

二、城市化过程中贫困问题的原因

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三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城市发展应该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还只是停留在量变的过程中，在这种状态下的城市发展，自然会形成贫困的问题。

1、城市化难以形成对农村社会的积极渗透和正面影响。在农村人口增长、农业比较效益递减、土地资源约束以及技术替代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为城市加快发展提供了条件。大量的资料表明，我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加上农村每个劳动力负担1.5人(2002年)计算，估计短期内至少有2.25亿人不得不流动到城市。

2、贫困压迫下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表现出的是一种为求生计而萌发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农村的贫困。农村高文化素质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使文化素质本来就低的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进一步下降。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影响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也极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甚至下降。这样，使农村更落后，城市更现代。

3、失地农民返贫。为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扩展的目的，地方政府把向农民征得的农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向农民征地用于城市化的建设，目的和初衷都没有错，但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搞“土地财政”发展地方经济就是大错特错了。

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对农民采用合理的安置方式，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也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及使用权，农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还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又有一次的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被征占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准备奔向小康的农民却由于城市化而返贫了。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城乡收入比却为3.31，考虑到可比性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达到了4至6倍左右。城市化的目的和意义是加快社会的发展，使城市的文明成果城乡共享，逐步的缩小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体制带来的城乡差距，但是2010年《城市蓝皮书》上的这组数据却直接反映出，城市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本义被一些地方政府忽略了。

另外，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运用愈加激烈的方式进行“反拆迁”。政府向农民争地成为农民返贫的元凶，也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矛盾的根源。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解决对策

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具有“大”胸怀的“小”政府。大胸怀，指的是政府要逐步建立和施行相应的政策使城市真正的接受农民，即逐步消除或者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在住房、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限制，使农民能够“想留下”、“留得下”。“小”政府，指的是政府应该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即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人”。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工作的重心和落脚点应该放在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创造政绩上。撤县建区、镇改街道，这些用行政手段推进的城市化模式使城市变大了，城镇人口变多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这种被曲解了的城市化造成了社会产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公共配套设施仍

然缺位，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单纯的“空间城市化”、人为推进城市化被认为是一种浪费的城市化。

基于这种矛盾，可以考虑一种新的思路：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在努力提高城市化的速度、优化城市化的质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新农村的建设。让城市化促进新农村建设，令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建设的坚强后盾和稳定的大后方，大力实施新型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包容性发展”的新战略。新农村建设中，倡导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使农村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马克思在思考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曾预言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从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的历史阶段。既然城乡融合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和大方向，那么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也是未尝不可的。在我国城市化的攻坚阶段，作为农民进入城市生活的过渡，新农村更容易使其安居、乐业，更有幸福感，也更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既保证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改善了农村落后的面貌，而且也在城市化速度增速与质量提高中找到平衡点。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建设统筹发展，再由新农村过渡到城市，无疑成为一种最佳的选择。

1、实现“三集中”，解决农村农民贫困问题。

我国实现城市化的最终焦点、重点、难点均在农村。农民进程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但是，也是贫困化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这一问题，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那样，制定并坚持“三集中”的长期战略方针，即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实现城市化的社会基础[3]。尤其是只有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才可能实现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这种战略转型是中国迈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民转移到城市，也可实现亦工亦农，做“人人有工作，家家有产业，个个有技能”的新型农民或农业工人，为全面小康打下技能基础。

2、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

政府应把再就业问题列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之一，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就业扶持要向贫困倾斜，政府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培训促进就业。

3、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向贫困者倾斜。

今后应加大“三条保障线”的扶持力度，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时应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要建立和健全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各种经济类型的劳动者都覆盖在社会安全网内，这不仅能增强劳动者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劳动者的合理流动。要解决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如养老金，由于过去老职工的隐性缴款未能

得到补偿，使企业不堪重负，致使企业欠缴和拒缴保险金。为解决此项难题，政府应从国有资产中划出一部分用作养老金。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

4、加大人力投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

除了最大限度的资金投入扶贫外，具有专业素质的人力投入也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为了有针对性的通过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和各种不同的短期培训增强农民掌握先进技术的能力。需要对农民进行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实用教育，那么懂农业、懂技术并且了解农村的师资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国家需要专门培养这种扶贫专门人才，对贫困农村农民施以有效、针对性的教育和指导。

5、加强对贫困地区教育投入

（1）、国家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重视教育。

首先，大多数贫困农村地区，仍以手工劳动为主，农民对知识、科技、文化的认识和需求并不高，接受良好教育的动力不足。当这些农村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时，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和经济收入之间的差距就难以显现，导致许多农村家长认为孩子读不读书没多大区别。此外，在相对闭塞的小村子里，家长及孩子很容易受其他村民的影响，一些人不上学的情况会蔓延至整个村子。其次，由于父母一代接受教育少，法律意识通常比较淡薄，认为孩子去不去上学都由自己说了算，对义务教育不了解，对社会责任和义务认识不清。很多孩子想上学的权利就这样被父母强行剥夺了。所以，国家需要大力宣传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向农民普及相关法律知识，让他们认识到受教育权是宪法授予的权利，不应随意剥夺。对贫困地区儿童受教育情况进行定期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反映、解决，尽最大力量保证每个贫困地区孩子上的了学。为下一代人有效脱贫奠定基础。

（2）、国家应当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为贫困地区孩子创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由于自然条件、交通状况、学校布局、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加上教育投入不足，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很差，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不足，学校图书馆也只有少数的图书资料和教具，学校硬件条件跟不上，甚至缺少最起码的办学条件，这样的状况难以对学生产生吸引力，客观上造成了学生上学积极性不高，甚至上学又辍学的情况。所以，国家应尽最大力量给予资金支持，帮助贫困地区兴建学校，购买设施，不仅从数量上解决农村教育问题，更要从质量上确保农村孩子受教育权利得以实现。这样才能为下一代人的多方面发展创造条件，给他们以多方面的脱贫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