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研究综述

第一篇：城市化研究综述

城市化

研究综述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XXX

2012年5月21日

城市化 研究综述 201

2【摘要】城市化的概念是城市化理论的灵魂，城市化的内涵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但同时我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城市化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内涵入手，讨论我国城市化水平、城市化进程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城市化内涵城市化水平城市化进程城市化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的老课题。卡尔·马克思1858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谈及城乡分离和城市发展时就使用了“乡村城市化”一词。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塞达在他的著作《城市化基本原理》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城市化的概念。纵观当今的城市化研究，由于研究目标、角度和领域的不同，不同的学者对城市化一词存在各种各样的理解，以致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世界公认的城市化定义。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除城市化之外，城镇化、城市现代化以及城乡一体化等相关概念也都在城市化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学者们在城市化定义上的这种分歧，会相应地影响到他们各自对城市化的道路选择、城市化的发展战略等问题的认识，进而会影响到相应的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如果对其不加以区别，不仅不利于城市化理论研究，而且还可能延缓城市化的实践进程。因此，明确城市化的本质和目标，使城市化概念条理化、规范化、明朗化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学术界主要代表性观点

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有所不同。经济学家强调城市化是从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地理学家强调城乡经济和人文关系的变化，社会学家强调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人口学家强调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等等。纵观各学科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人口城市化”观点

有西方学者将城市化定义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方式的变化。还有学者指出，城市化就是人口从乡村流入大城市以及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另一西方学者将城市化理解为一种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的现象。

国内有学者通过研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的进程，认为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城市化的基本特征。还有一部分国内学者认为这种集中既表现为城镇数量的增加，也表现为城镇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充。

尽管上述各种定义在语言表达上不尽相同，但却反映了人们对城市化的一个基本共识。这类定义将城市化界定在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上，是早期的、较为传统的城市化定义。但是，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实践表明，这一传统的定义已经显得过于狭窄。它只看到了城市化最表层的东西，而忽视了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经济、生活、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迁。因此容易忽视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系列问题，更难以包容城市化的全部内涵，难以反映城市化本质的问题等。

（二）“经济城市化”观点

有西方学者指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内的城市化，主要是经济增长的产物，是技术变革的产物，这些技术变革使大规模生产和经济成为可能。一个大规模的工厂含有一个稠密的人口社会的意思，也意味着劳动人口，从而从属人口向城市转移，这种转移又转而意味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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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入的增长。还有西方学者认为，城市化是指以人口稀疏、空间上相当均匀遍布、劳动强度很大且个人分散为特征的农村经济，转变成为具有基本对立特征的城市经济的变化过程。我国有学者认为城市化是非农产业在城市积聚的过程。还有学者认为人口的转移和人口的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现形式，而经济活动的集聚才是城市化的主要内容，这种集聚包括要素、生产、交换和消费的集聚。

以上学者从分析城市化的经济实质出发，认为城市化就是各种非农产业发展的经济要素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主要通过工业化、社会化和专业化分工来实现。从产业结构变化的角度看，上述定义强调城市化就是第二、第三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并未脱离生产要素的集中这一传统主题，因此仍属于传统型的城市化定义。其缺点是过多强调生产要素向城市的集中，而忽略了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渗透和辐射。

（三）“生活方式城市化”观点

西方学者指出，城市化意味着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全过程。这里所说的城市生活方式，不仅指有别于农村的日常生活习俗、习惯等，而且还包括着制度、规划和方法等结构方面的内容。另有西方学者认为，乡下人享有都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市化了。

这种定义强调了城市化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多维互动过程，它既包括了城市的成长，也包括了农村的发展。一方面，农村的劳动力、资金与技术等要素向城市流动，造成了农村生产方式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城市先进的生产力向农村扩散、渗透和辐射，使农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城市化。此类观点是对传统城市化定义的补充和修正，特别强调和突出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都市文明的渗透这些深层的内涵，属于现代型的城市化定义。

（四）综合观点

随着城市化实践的发展和对城市化理论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力求去探讨比较一般性的为大家普遍认同的城市化定义。

有西方学者采用综合观点给城市化下的定义是，城市化一词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城市中心对农村腹地影响的传播过程；二是全社会人口逐步接受城市文化的过程；三是人口集中的过程，包括集中点的增加和每个集中点的扩大；四是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例的提高过程。

国内学者也对传统城市化的定义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有学者认为，城市化过程既是一个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又是一个社会进步、社会制度变迁以及观念形态变化的持续发展过程。另一学者认为城市化的内容包括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社会生活方式城市化、文化的城市化等。

上述定义使得城市化概念的外延扩大了，其内容也随之丰富起来，但相对来说，其内涵正在缩小。这类定义的优点是比较全面、概括地揭示了城市化的主要内涵，避免了对城市化的简单化的片面理解，有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研究城市化问题、缺点是在全面而且分层次地展现了其内涵的同时，给人以庞杂、冗长之感，其文字不够精炼，不便于记忆，仍属于描述性定义。

三、城市化与相关概念辨析

城市化与城镇化

在我国学术界里，城镇化与城市化的概念时常出现。对于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区别，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将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化。有国内学者认为，镇是城市的初始形态，城市化 研究综述 201

2包含于广义的城市之中，人口无论转移到城镇或者是城市，都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方式的改善。因此城市化和城镇化两者并无实质性差别，只是后一术语更强调镇的作用而已。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城镇化代替不了城市化。另有学者认为城镇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城镇化只是强调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单凭城镇人口比重衡量城市化水平是不完整的。因为城市不只是地域概念，市场是其基本功能。根据城市化内涵，城市化要由突出人口流动转向突出功能提升，不仅包含城镇化的内容，更要突出其成为市场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的内涵，特别要关注其经济能量的聚集度和对整个区域的辐射力。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小城镇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缺乏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有城无市”的现象是我国大多数小城镇存在的共同问题。因此小城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而是城乡的过渡带。有学者认为小城镇不等于城市化，甚至并不是城市化的主流。小城镇发展是城乡经济要素不能一体化和资本短缺条件下被迫的选择，而不是最佳的选择。

事实上，就我国城市化的实践进程而言，城市化与城镇化的侧重点不同，分别代表了城市化的两个不同阶段。城镇化主要是指农村人口区域内的小城镇转移和积聚的过程，强调农村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职业转换过程。而城市化强调城市自身的不断完善过程，侧重点主要是以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转移的过程，即以现有城市吸纳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向现有大中城市的转移积聚、现有城市不断扩大的过程。

因此，广义的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城镇化是城市化的起点和初期阶段，是城市化的一种发展模式。发展小城镇应当是国家城市化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以城镇化替代城市化，实际上是把城市化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混为一谈。

四、我国城市化的水平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化滞后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根据一项统计，我国1995年的城市化水平只相当于世界上1950年的平均水平，落后45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2000年为36.09%，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水平，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5个百分点。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看，我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与第三产业的低水平相适应。这种不协调关系，根本原因还是我国产业结构自身的问题：工业化相对超前，第三产业严重滞后，城市的长期短缺，造成各种问题比较突出，负面影响很大。也有学者指出，实际上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处于“双低”状态，是工业化水平偏低，不足以拉动城市化。通常认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看法是一种错觉。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实际的城市化水平仅比国际正常水平略微偏低，不存在异常偏低现象。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看，我国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适应。根据对世界各国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相关关系的数量分析，2000年我国人均GDP大约为830多美元，城市化率为36.09%，基本符合上述判断。问题在于近20年来由于侧重发展小城镇，城市规模结构存在严重的偏差，小城镇比重上升使得服务业缺乏必要的市场空间，导致了城市效率下降，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展。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是城市化滞后，而是隐性超城市化。我们不能单纯地按现行户籍制度的城市人口来计算城市化率，并据此与工业化率作比较，这样计算出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肯定是偏低的。因为我国工业产值中的很大部分是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创造的，这些人的主要经济活动已经脱离了农业，实际上已实现了产业转移，应将他们及其供养的家庭人口也算入城市人口才比较合理。事实上我国真实的城市化水平要比统计数据高，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显然是超城市化了，或称为了隐性超城市化。

不同意中国存在隐性超城市化观点的学者指出：不应把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人员都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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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镇人口，因为其中大部分作为常住人口已被统计在内；而将部分既务工又务农的人口算作隐性城市人口也是不科学的。应该看到，我国小城镇规模普遍较小，基础设施条件差，第三产业相对落后，离城市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对我国城市化水平不可估计过高，城市化的任务还很艰巨。

五、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目前，国内不少学者认为，根据世界多数国家的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我国将进入从30%到70%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十五”时期的城市化水平每年将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国内外城市化经验表明，一个时期的城市化速度直接受制于经济增长状况。预计“十五”时期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在7%左右，这将对这一时期城市化发展构成基础性约束。“十五”时期的就业、投资和消费等因素也从不同方面制约着城市化发展。考虑到“十五”时期我们要大力推进城市化，必然要在制度和政策创新上有所突破，如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消除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体制障碍，进而出台一些加快城市化的政策，“十五”时期城市化速度有可能高于“八五”时期年均0.74个百分点的速度。但制度安排和政策创新的效应在一个时期又是有限的。初步判断，“十五”时期城市化有可能接近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但不会超过1个百分点。

200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6.09%。按照上述预测的速度，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可以达到50%~60%，初步进入城市社会。在这期间，将有3亿左右的人口要由乡村进入城市。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数量将由现在的667个增加到1400个左右，城市的发展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这正是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

六、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城市化进程的滞后性

中国人口城市化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初，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有着明显的区别，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的一般模式，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经过改革开放至今20多年的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但仍然很大。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的一般规律。城市化的滞后性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城市化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据统计，1996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又出现拉大的趋势。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就业矛盾和供给无市场的矛盾都可以从城市化的滞后性中找到解释。

（二）城市化结构的不平衡性

我国城市化结构不平衡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各级城市及其人口规模结构不平衡；二是城市化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后，主要通过乡村工业化来推动人口城市化。目前，我国城市体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数量逐渐增加；但尽管制订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发展方针，大城市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有较快的增长。从1952年到1999年，我国城镇非农业人口平均增长6.8倍，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镇人口增长5.5倍，而1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人口增长了6.4倍，因为特大城市和小城市、小城镇的人口基数差异很大，可见大城市在我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中仍处于主导地位。

（三）隐性城市化问题

隐性城市化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处在转变中城市化地区和人口，这些地区所具有的城市特征还比较弱，没有达到建制镇的标准，但它的城市特征是在增长之中的。这种意义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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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是一种国际性的普遍现象。二是指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已经从事非农产业或者居住地点比较集中，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的制约，按照户口的登记，这些人还属于农村人口。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实际水平比公布的统计结果要高，因为我国在城市化滞后的同时，也存在着“隐性城市化”现象。我国隐性城市化人口大约为2亿人，占农村人口的22.5%，占全国总人口的16.9%，在今后5~10年内，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点，主要是如何实现这部分隐性城市化人口的显性城市化。

（四）制约因素的多重性

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人口约束、户籍制度、就业制度、资金约束、观念约束、农业基础等。首先，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系列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是造成城市化滞后的主要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存在着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并形成一系列偏重城市人口的制度安排，被称为“城市偏向”。而我国“城市偏向”的内涵更为丰富，从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就业制度到医疗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很多方面都存在“城市偏向”问题。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主要的目的是为防止城镇尤其是大城市人口过分集中及由此造成的“城市病”。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深化城镇国有企业改革使城镇职工“隐性失业”显性化，城镇就业矛盾也在客观上制约着经济型城镇流动人口的城市化。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有8000~9000万农村人口在城市生活或工作，尽管其经济活动和经济来源与城市经济密不可分，但户籍制度却使得他们既是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城市人”，又是无市民资格的农村人，成为“候鸟式”的流动人口或“边缘人”。其次，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增加100~200万的城市人口，所以，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数量及城市人口增长很快，但人口城市化水平并不高。同时，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双重膨胀已经构成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最大国情。

七、结束语

纵观各位学者提出的城市化的定义，尽管分歧很多，但却揭示了城市化内涵的复杂性。正确地认识城市化的本质内涵，是科学地认识和理解城市化问题的基础，可为实际工作者和政府决策者在制定和实施城市化政略等方面提供比较全面的参考和借鉴。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化目前存在许多问题，我国不仅要注意城市化“量”的提高，更要注意城市化“质”的提升。要以发展集约式城市化，走内涵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实现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统一。

【参考文献】

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

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崔援民刘金霞《中外城市化模式比较与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河北学刊

叶裕民《中国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与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许成安戴枫《城市化本质及路径选择》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刘勇《我国城市化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时报

李树琮《中国城市化与小城镇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洪银兴陈雯《城市化模式的新发展》

王红扬《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进程》

第二篇：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

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

——以苏北某乡村为例新闻1102 佟邵将 U201117058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完善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大量农业用地被征用，大量村落整体拆迁，中国的城市化高速发展。但是，农村变成了商业用地，农民住进了小区，真的就是城市化了吗？

目前，我国出于社会转型的中期阶段，这一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市场需要规范和调整。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社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周期性人口移动，使得城市化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城市化能够卓有成效的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地区产业结构，能够向乡村广泛的扩散和渗透，影响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但是，城市化的实际进程中，农村、农业、农民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保障更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更加严重。接下来，笔者将用自己所在乡村（位于苏北某市近郊，下文中称A）为例阐述本文观点。

一、农民利益未得到保障 城市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要义就是把农民变成市民。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农民离开了土地。农村向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近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以400万人的速度逐年递增，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总人数已超过1亿人。可以说，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但是，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分割制度，使得这些已经“离乡”、“离土”、“进城”的农民工，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进城的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群没有平等的待遇，干最脏最累的活，工资待遇却是最低的，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虽然近年来中国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大多数城市仅把户籍制度改革停顿在“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上，阻碍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一些地区虽然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名称，但并未改变附加在户口上的不平等制度。虽然A在苏北，经济发展水平虽和苏南及其他沿海地区有差距，但是农民普遍收入不低，因此A村中外出打工者较少。但是，据笔者了解，在苏南、广州一带打工者对于受到当地城市居民排挤和因户籍为题不能享受所在打工城市公共服务等类似事件习以为常。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征占农村土地的力度越来越大，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据估计，全国大约有5000万农民出现不同程度的失地，其中失地而失业的农民估计不低于1200万人，而且每年还将新增200多万人。全村500余户近2000人。在2009年因近乎高铁项目需举村拆迁，于2011年入住政府建成的拆迁安置房。拆迁过后，A村全部土地被占用，A村居民成为城市户口。A村近2000人，没有了土地，仍是农村户口，除了少数拥有正式工作的中青年外，每人每月只能领取100多元的生活补贴。

在占有的土地的衍生利益再分配中，农民没有得到应得的部分，只得到很低的土地补偿费，造成农民生存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受到了剥削。土地被征用之后，相当一部分原农村人口被转为城市居民户口，他们的就业问题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转变成了城市中没有失业保障的失业工人，丧失了生活来源，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而城市化中

征用的农村土地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造成土地资源浪费，毁坏耕地良田，加剧了我国土地与人口的紧张程度。

二、农村户籍问题依旧，新问题产生近年来，全国各地高举“拆”字大旗，推土机、挖掘机在农业用地和农民住房上肆虐，大量农民住进当地政府兴建的拆迁房，这种拆迁安置房在全国不在少数。这种集中安置失地农民的“新村”，客观上担负起城市廉租屋区的社会管理。

中国社会过去是农村和城市两种结构，通过严格的户籍制把所有中国人固定在城市和农村两个板块上。现在，户籍在一些地方松动了，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根基并没有改变，城乡差距还在扩大。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又演变出一个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这些人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市民，因为即使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但并没有城市市民的身份和生活。

失地农民的集中安置区应该是一个农村社会得以传、转型的空间载体，应该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区，但是通常的做法，安置区规划仅仅是划一块地这样简单。在旧村之外划一个安置区，按照村民的户数、人口，补偿安置标准，村民抽签挑选住房位置。这样的安置方法，扰乱了村庄内原有的邻里之间世代守望相助的关系，常常没有留足存在的公共空间，是村民除了在家呆着没处可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纯粹的乡土社会和农业地域，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华文明因而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以工商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西方文明截然不同。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成了农村的“熟人社会”，但是因为安置区内住所的随机划分，外来人口的涌入，是原农村血缘上的紧密性被削弱，地缘上的集中性也不复存在了。几千年几百年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被打破了，这无疑是一个完成的农村社会系统在生命过程中的一次“休克”。以A村为例，在搬入安置区后，多年的老邻居分开了，父母和子女的住所相聚非常远，这给原有感情的维系附上了阴影。

除了原有的“社会强链接”被弱化之外，安置区内住下的是失去农业的农民更加难与参与城市的分工。他们世代赖以自食其力的十八般庄稼手艺被一夜之间废掉了，更没有正式的工作。现在，很多城市的失地农民安置区简历在周边社会严重隔离的独立区域。用绿化带、围墙、门岗、不配人行道的快速路等等手法，将几十公顷的安置区与城市生活隔绝，简直规划成了豪华版的“集中营”。安置区中的农民因此更加难于参与城市的分工，更加难于分享到城市发展的果实。整个“新农村”生存问题更加严重。

三、农业发展受到打击

中国的城市化加快推进，更多是一种土地的城市化。产业不断向城市地区集中，城区的土地不断扩张，但是人口没有相应的大规模向城市地区迁移，造成人口与产业集聚不协调。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城镇化率以年均3.78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在城镇化高速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城镇人口却没有同步增长。从2001—2007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平均增长70.1%，但是市辖区中人口增长只有30%。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不断扩大城市面积。部分地区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大肆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进一步助长了多占耕地和不合理拆迁的行为。失地农民增多和一些地方后续社会保障跟不上，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另一方面，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制度仍未建立，导致“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若按此模式继续推进城镇化，失地农民的数量还会大量增加，农村人口人均占有耕地资源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农村人口的减少慢于农村耕地的减少，不仅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且势必进一步加剧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

第三篇：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

【摘要】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紧密相关的, 是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进程在产业和区域方面的 分别表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协调表现为低价工业化进程和高价城市化进程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 产生的原因是中国独特的工业化战略和道路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为此,“十一五”期间, 中国应该通过 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城市管理水平、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等来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发展我国

刘易斯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的二元结构上，即国民经济中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农村农业 部门与劳动边际生产力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变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 业部门的转移。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也认为，“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结构全面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恰如其分”。在结构转变中．城市化和工业化是重 要内容。库兹涅茨指出，“经济结构变化最重要的是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了变化，即城市化过程。”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动态考察

从本质上说,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关系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两者应该是始终相等或者同步增减关系, 因为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动态演进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同的发展阶段,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是呈现不同特征的。一般的规律是,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 工业化影响和推动城市化是重要特征,城市的功能主要为了制造业发展提供集聚场所。该阶段以工业就业比例表示的工业化率应该高于城市化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 双方互动发展成为主要特征。在该阶段的前期, 工业就业和城市人口应该同比增长, 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都在相应提高;在该阶段后期, 工业就业开始下滑, 而城市人口不断上升, 城市化率超过了按照工业就业计算的工业化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熟期, 工业化的作用开始淡化, 城市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心, 城市化率与按照工业就业计算的工业化率差距拉大。也就是说,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工业化率会高于城市化率, 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工业的发展带动, 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期, 城市化率会高于工业化 率, 工业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贡献有限, 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第三产业对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贡献将大于第二产业。从世界发展报告有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地区)不同发展时期的数据看, 1965—1997年期间工业化和城市化变动趋势与这个规律基本吻合。对于低收入国家, 工业化对城市化进程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城市化率的变动趋势与工业化率(按照工业产值比重和非农就业比重计算)变动的趋势基本一致;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地区), 包括下中等、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 1965—1980年期间城市化率和工业发展是相关联的, 但在1980—1997年期间, 城市化率的提高与工业发展并不相关, 而与非农产业发展更为相关;对于高收入国家, 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基本不相关, 城市化率的提高主要是和服务业的发展相关的。从各国整个城市化长期进程看, 城市化在工业化的带动下与整个非农产业的发展相关, 但从长期看, 与第三产业发展更为相关。实证研究表明, 美国1870—1970年百年的城市化率变化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的相系数分别是0.6055和0.9770, 日本1920— 1979 年近60年城市化率变化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8621和0.9287.上述关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动态演进规律表明, 分析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应该注意三方面的方法问题: 一是从与城市化率直接对比角度出发, 计算工业化率应该采用就业比重指标,而不能够采用产值之类的指标。二是从城市化进程的长期趋势看, 由于工业化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并不表现为工业或者第二产业发展自始至终 对城市化有直接的带动效应, 而是非农产业的发展城市化的长期直接的促进作用。因此, 按照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来计算工业化率, 这更能够描述和判断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是否协调的问题。三是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的标准是随着 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而变化的, 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率高于城市化率, 在工业化后期城市化率高于工业化率都是正常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否协调的标准不在于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两者存在差别, 而在于两者之差是否在与其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标准范围内。一般而言, 这个标准范围是根据国际历史经验归纳出来的。

二、阻碍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 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不相协调的原因是独特的工业化战略和道路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 基于工业化战略制定的制度和政策阻碍了城乡之间、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 采用了通过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 一方面使重工业超常规发展, 使以工业产值比重为衡量标准的工业化水平超常规上升, 但非农就业人口没有相应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使广大农民难以积累起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起始资本, 破坏了城市化的正常机制。不仅如此, 为了降低工业化的成本, 减轻城市供给负担, 还采用“反城市化”战略, 减少城市人口。不仅用种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 而且在“不在城里吃闲饭”、“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口号下, 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 把城市居民和学生送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 这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 等等, 城市化进程被人为地阻碍。

在改革开放以后, 由于实施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 又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该方针的核心在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为乡镇企业工人, 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但不城镇化。虽然乡镇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支撑作用, 但也存在自身规模效益差, 土地使用浪费, 不能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劳动力和资金难以转移到聚集效益较好的城市和城镇等问题。2000—2003 年, 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员分别为1.28亿、1.31亿、1.33亿和1.36 亿, 这些工业人口被滞留在农村, 延迟了城市化进程, 使得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协调。

三、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建议

1.继续深化体制改革,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当前, 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障碍还严重阻碍着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 从城乡协调发展角度看, 户籍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教育与就业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改革等都有待进一步推进。中国渐进式先易后难的改革方式决定了这些改革难度非常大。

2.提高农民工收入, 改善农民工工作生活条件。2003年以来, 在沿海外来农民工较集中的一 些地方, 出现了所谓“民工荒”。中国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 农村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民工荒”，主要是对农民工的工资和应有的福利待遇被压低、劳动条件差造成的, 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企业。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没有体现保证社会必要劳动的基本要求, 而且存在着劳动 时间长、劳动条件差的问题。“民工荒”的出现, 实际上是通过劳动力及其工资的市场机制进行强制性的调节, 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 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

3.改善城市管理水平, 优化城市职能结构, 提高城市质量。长期以来, 害怕“大城市病”(交通拥堵、社会治安恶化、贫民窟、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成为控制大城市规模、限制农民进城的 一个重要理由。现在看来, 这个理由可能更多地成为掩盖城市管理水平低下、维护城市中既得利益集团固有利益的借口。解决“大城市病”的关键不在于限制城市的规模, 而在于改善城市管理水平、优化城市职能结构。实际上, 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大, 产业门类多, 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经济显著, 辐射带动作用强。科学地发展和管理大城市,可取得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4.提高城市产业竞争实力, 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发展提供业支撑。城市化的本质是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城镇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产业支持。只有当城市的经济实力提高了, 第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城市才会吸引非农人口和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和集聚, 进而发挥城市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促进分工和专业化, 推动经济的发展。没有产业作支撑, 有“城”无“市”, 城市就缺乏足够的活力, 也就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无法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这样, 城市化发展进程就不可持续。因此, 要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 就必须加快繁荣城市经济, 增强城市产业竞争实力,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为此, 一是要针对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就业压力大的实际, 从中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出发, 适时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 不宜不分条件、不分地域地片面强调高技术, 过早、过多地用资金密集型的技术代替劳动密集型的技术, 将提高就业的门槛, 影响城市化的速度。国家应当出台一些相应的配套政策, 为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要加快服务业发展。从中国工业重化工化和世界工业吸纳劳动就业能力的演变趋势看,“十一五”期间, 中国工业部门吸纳 就业的能力已相对有限,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而与 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服务业所占比重低, 仍有很大发展和吸收劳动力就业的空间。应当全面发展城市服务业尤其是大城市的各种现代服务业,并 以此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整体水平的提高。

第四篇：城市化与生态研究意义

3、研究意义

“江城”武汉市位于两江交汇之地，也是“百湖之城”，是我国内陆腹地的中心城市。武汉市依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资源状况，一直处于迅猛稳健的发展势头中。在城市化发展过程的同时，由于统筹考虑的不尽充分，整体规划的一些不足，以及人们环境生态意识的薄弱，给城市环境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其中城市化发展的水环境效应更是值得引起相关行政部门和广大市民的注意。基于这一背景，本实验项目将对汉城市化进程与水环境协调效应发展进行深入全面调查研究，揭示城市化与水环境的时空耦合关系及系列水环境生态问题，提出一些富有建设性、创新性、实践性的方案举措。

本实验项目研究的理论价值和重大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1）通过对武汉市城市化发展历程及其与水环境效应的各项研究建立针对武汉市的城市化与水环境效应研究理论，弥补中西部城市化与水环境效应研究相对不足的现状。为中西部城市化发展和生态协调提供一个相对严谨科学的理论体系。

（2）经济方面通过分析水环境效应反向推导出城市化发展的系列问题，为以后武汉1+8城市圈比翼齐飞提供很好的参考依据,促进城市化发展与水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推动武汉市“两型”社会建设。

（3）生态方面则可以客观反映武汉城市化的水环境效应，并为武汉市建设生态和谐的水环境提供科学依据。保护良性循环的水网生态区，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同时反映江河湖泊及湿地等对气候水文的积极影响。

（4）社会文化方面通过调查研究明确武汉生态水网对城市文明建设和水域景观欣赏等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水环境效应的逐步改善能对社会文化进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参考文献苏黎兰 《武汉市环境现状的研究与哲学思考》 科教文汇2006 06

第五篇：黔江区城市化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黔江区城市化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复制链接]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短短30年间总体城市化就有1978年的19.5%提升到2008年的40%以上，这是一个旷古未有的现象。但是，在城市化的高速进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那就是各城市的发展在滚滚的投资热潮中或彷徨不知所终或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本是谋求城市发展的良好初衷，却在城市间你追我赶的过程中演变为无休止的过度竞争。城市发展缺乏一种理性的成长机制，城市间缺乏合作机制。在这种背景下城市外延极易出现无序的蔓延与粗放扩张，城市化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的治理与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城市的发展前途。

重庆市黔江区作为渝东南经济中心，其城市化总体水平偏低，且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对城市化进行相关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本论文主要以黔江区为例，试图探究重庆市黔江区城市化历史演变、发展现状、特点及存在问题并提出有助于本区城市化发展的措施。关键词： 黔江区

城市化

统筹发展

1黔江区基本情况介绍

黔江区位于重庆市的东南边缘，地处武陵山腹地，东临湖北省的咸丰县，西界彭水，南连酉阳，北接湖北利川市，是渝、鄂、湘、黔四省市的结合部，素有“渝鄂咽喉”之称，是重庆市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东西宽45公里，南北长90公里。全区幅员面积为2398.7平方公里。全区共3个街道办事处，12个乡、15个镇、489个村民委员会,2005年末，全区户籍总人口50.72万人。区内交通便捷、信息灵通，国道319线和黔咸公路在此交汇，渝怀铁路横穿黔江境内，黔江舟白机场已经完工，并计划在2010年国庆期间实现通航。近年来,全区大力实施“城镇带农村,工业带农业,城乡一体共繁荣”的发展战略,狠抓城市建设、管理和经营,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黔江作为渝东南经济中心的地位日益凸显。2城市化的相关概念

2.1城市化的涵义。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它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是城市人口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是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农村传播和渗透的过程。

2.2城市化的相关概念。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有延伸出了一些与城市化相关的概念，如郊区城市化、半城市化等。

3黔江区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3.1黔江区城市化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3.1.1工业化的推进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工业化促成了资本、人力、资源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有限的空间内的高度集合，对城市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黔江区正阳镇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依靠其宽松的土地资源使用环境及人力资源的优势，吸引了大批企业的迁入，建立了正阳工业园区，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黔江工业化的进程。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力的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

3.1.2产业结构的转变

随着黔江区工业化的加深，工业的崛起和发展改变了过去农村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生产结构，而二、三产业得到较快发展。以正阳镇为例，随着工业园区的建设，工业的大量迁入，很多原来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员变成工人，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也不断增多。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否决定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因此，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化和优化，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途径。

3.1.3政策的促进

坚持“城镇带农村，工业带农业，城乡一体共繁荣”的发展思路，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抓住市委、市政府把黔江定位为地区性中心城市的机遇，加大力度实施以“一枢纽六中心”为载体，构建渝东南经济中心，增强全区各级的信心和决心，在各项工作中充分体现区委、区政府的战略思路。城镇建设应按照“规划科学化、建设最优化、机制市场化、管理法制化”的要求，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的思路，以发展的眼光和创新的意识，科学地地编制城镇发展总体规划，提高城市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以适应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环境质量的提高。要完善城市功能，尽快完成城区组团式布局的骨架建设，并对各组团功能进行合理定位，要着眼于完善功能、改善环境、提高质量，加快正阳、张家坝组团建设，特别是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要制订黔江农村城镇化的总体规划，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体系，在小城镇建设中，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实施产业带动战略，以一种主导产业如工业、商业、旅游等的发展带动城镇人口的集聚和城镇规模的扩大，要把生态移民、扶贫移民与调整生产力布局结合起来，促进生产要素向城镇集中。

3.2黔江区城市化的外在动力机制

影响城市化的外在动力机制主要指来自于区域以外，加速或延缓城市化发展进程并影响城市化的性质、方向和特征以及城市规模、功能等的各种自然和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机理系统，主要有境外投入、政策的引导与调控、开发区的建设、管理因素的变动等。

3.2.1境外投入

境外投入是指源自区域之外的资金、技术、信息、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乃至企业的迁入。黔江区处于重庆市经济欠发达的东南地区，经济欠发达，但在土地资源，劳动力成本方面拥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并且因为拥有较完善的公路、铁路、航空立体交通网络，相较于周边城市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因此吸引了重庆甚至东部大城市的企业迁入和外资的注入，极大促进了黔江区工业化的进程，对本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

3.2.2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支持

自80年代起实施的东部倾斜政策加快了东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以三峡工程建设为起点的西部大开发，也必将带动中西部社会经济和农村城市化的大发展。中西部要紧紧抓住西部开发这一历史机遇，用足、用活国家所给予的优惠政策，努力改善自身条件，积极主动地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推进区域城市化发展。党的十七大确立重庆市为我国城乡统筹改革的两个试点地区之一，另外，黔江区作为渝东南经济中心，将吸引更多的国家和重庆市的扶持，黔江区要用发展的眼光，抓住西部大开发和城乡统筹改革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

4黔江区城市化发展现状、特点及问题研究

4.1黔江区城市化发展现状及特点

4.1.1改革开放以来，黔江城镇化发展很快。

黔江地区成立以前，城镇化水平很低，1978年黔江区仅有城镇人口0.9万人，城镇化率为

2.4%，1987年城镇人口2.3万人，城镇化率为5.5%。黔江地区成立以后，城镇化水平提高很快，城区人口(户籍人口)1992年达到3.86万人，1996年达到5.55万人，2000年达到6.29万人，城区面积由2平方公里扩大到近9平方公里。区县合并建立黔江区后，2001年调整乡镇体制，成立了3个街道办事处和15个镇，城镇人口达到10.79万人，城镇化率为21.9%，2002年又对村(居)组建制进行了调整，全区居委会达到了54个，城镇人口达到16.99万人，占总人口的34%。

4.1.2城镇化总体水平较低。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10月31日，黔江的城镇人口(常住人口)为8.7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比全国平均水平35.4%低15.6个百分点，比全市平均水平33.1%低13.3个百分点，在全市40个区县中排名第21位，远远低于47%的世界平均水平。黔江非农业人口仅有6.87万人，占总人口的13.7%，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每年仅增加0.23万人。

4.1.3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按照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规律，城镇化要与工业化发展相适应，但实际上黔江区城镇化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工业化发展。1978年，城镇化落后工业化5.7个百分点，而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两者差距不断扩大，1987年差距达到9.9个百分点，2002年二者差距扩大到10个百分点以上。

4.1.4城镇规模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

2002年末，全区城区3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为8.77万人，非农业人口为5.33万人，城南街道非农业人口不足1万人，城南和城西非农业人口比重分别为39.8%和49.2%；农村15个建制镇平均人口为1.77万人，总人口最多的两河镇2.76万人，总人口最少的小南海镇仅为0.91万人，平均非农业人口为786人，40%的镇非农业人口少于400人，非农业人口最多的冯家镇为3147人，非农业人口最少的鹅池镇仅有132人，在全区所有镇乡中列最后一位。过小的规模使小城镇建设成本较高，辐射和吸纳能力较弱。很多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用水不便、交通不畅、通讯落后、教学条件艰苦、环境卫生与镇容镇貌较差等，对附近的农民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有的甚至不能称为“城镇”。

4.2黔江区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2.1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大。

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村和农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质量等各方面差距大。据调查，2008年黔江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3.8，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在全区消费品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仅为37.8%，在全区储蓄存款中所占的份额仅为28.5%，而占总人口不到30%的城区人口在全区消费品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为62.2%，在全区储蓄存款中所占的份额为71.5%。代表生活现代化程度的家用电器普及率，农村居民要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如彩电只有城镇的30.5%，冰箱为5%，洗衣机为6.1%，移动电话仅为4.8%。广大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电力、交通、通信、文化等基础设施落后，推行城镇化建设任务十分艰巨。

4.2.2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

城镇化并不仅仅是农村人口的简单集中，而是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一系列制度的变革。长期以来采取的严格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城镇、农村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尽管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农民的市场意识、经济意识、法律意识等观念还非常淡薄。从整体上说，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根据抽样调查资料，目前黔江区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56.2%，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3%，文盲和半文盲比例高达5.5%。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农村居民，即使户籍制度上成为城镇居民，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生活技能，在城镇生存下去也比较困难。

4.2.3在黔江区城市化发展中,由于受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所限,中心城区存在向四周无序蔓延的趋势,造成了城郊土地利用功能混乱、环境质量下降、设施建设重复无序、交通压力加大等问题。缺乏有效的政府引导,造成了一些无视规划胡乱开发的现象和行为不断出现。黔江城区处于河谷地带，城市发展空间较小，近几年，城市周边无视政府规划自建房的现象比较严重，严重破坏城市形象，也不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大，对集约城建用地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4.2.4乡镇工业发展缓慢，农村工业化水平落后。

乡镇工业长期徘徊在小型化、分散化的低层次上，难以进入现代化工业层次，致使“聚集效应”十分低下，农村的工业化水平相当落后。2002年黔江区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工业生产的只有3.3%，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高达80%以上，农民非农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仅为6.2%。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农村的工业化，没有农村的工业化发展，农村的城镇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过程中，不但要考虑转移劳动力的生活生存成本和管理成本，更重要的还要承担转移劳动力工业化所必需的技术装备成本和发展成本。面对不到5%的农村工业就业，城镇化发展任务十分艰巨。

5． 黔江区城市化发展对策研究

黔江地处山区，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经济、社会、地理条件的限制，城镇化建设较为落后，我们应坚定城镇带动的战略思路，加快城镇化进程，建设渝东南经济中心，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5.1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从各地成功的经验看，推进工业化进程是城镇化建设坚实的基础。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和正在升级的区位优势，努力把黔江建设成为区域加工基地。大力发展以烟草、食品、林产、制药为主的特色加工工业，加快传统工业的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壮大卷烟、电矿、建材、林产、食品、医药六大骨干产业。大力发展乡镇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现有分散布局的企业向小城镇逐步集中，逐步改变乡镇工业规模小、机械化程度低的家庭手工业现状，提高乡镇工业的竞争能力。依托正阳工业园区，通过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加速人口向城镇聚集，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

5.2坚持“城镇带农村，工业带农业，城乡一体共繁荣”的发展思路，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抓住市委、市政府把黔江定位为地区性中心城市的机遇，加大力度实施以“一枢纽六中心”为载体，构建渝东南经济中心，增强全区各级的信心和决心，在各项工作中充分体现区委、区政府的战略思路。城镇建设应按照“规划科学化、建设最优化、机制市场化、管理法制化”的要求，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的思路，以发展的眼光和创新的意识，科学地地编制城镇发展总体规划，提高城市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以适应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环境质量的提高。要完善城市功能，尽快完成城区组团式布局的骨架建设，并对各组团功能进行合理定位，要着眼于完善功能、改善环境、提高质量，加快正阳、张家坝组团建设，特别是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要制订黔江农村城镇化的总体规划，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体系，在小城镇建设中，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实施产业带动战略，以一种主导产业如工业、商业、旅游等的发展带动城镇人口的集聚和城镇规模的扩大，要把生态移民、扶贫移民与调整生产力布局结合起来，促进生产要素向城镇集中。

5.3调整功能，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市化发展。积极调整中心城区的产业结构,实现中心城区用地“退二进三”的调整,继续发挥中心城区在城市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提高其现代化功能。按照城市化的客观要求,推进三大产业之间、各产业内部及产业布局空间3 个方面结构的调整。根据区委、区政府规划，黔江老城区主要规划为商业区和生活区，正阳依托正阳火车站、正阳工业园区发展第二产业，舟白依托舟白机场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冯家主要发展第三产业。以产业为依托,加快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承接中心城区的功能转移,在空间、经济、人口、社会、生态等方面加速实行城乡一体化,实现城区与郊区的协调发展[3] ,避免走国外城市郊区化过程中中心城区“空心化”和经济衰退的弯路。

5.4加快制度创新步伐。关于户籍制度，根据区情，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城镇户口迁移政策。关于用工制度，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和外地人口制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坚持城乡统筹就业的改革方向，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关于土地使用制度，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管理，通过完善供给制约和需求引导相结合的供地机制，优化土地利用结构，逐步健全土地市场机制，提高耕地占用成本，保护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