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模式

第一篇：城市化模式

点拨：在教材所列举的区域城市化几种典型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云南德宏是因为边贸发展而促进了城市化外，大多数地区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推进城市化。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建国后伴随着我国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和工业体系的完善而逐步推进的，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老工业基地的逐步衰退，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也遇到很多新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先后出现了区域发展的三种模式：即珠江三角洲模式、浙江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每种模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有自己的特点：

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诞生在我国经济最发达、城市密集度最高的江南水乡，其特点是：

第一，与“珠江三角洲模式”不同，“苏南模式”是一种依靠“内向”型经济起步，既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包括生产因素的聚集、产品市场的获得，主要不是依靠国外，而是依靠地域内部和国内市场，其外向性是在区域内部和国内市场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

第二，“苏南模式”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是这一模式的核心和主体。

第三，“苏南模式”中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为大中城市的工业配套和拾遗补缺起步，逐步推动这一区域的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和优化。

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与“珠江三角洲模式”和“苏南模式”都不一样，是一个自下而上由农民自发推动的、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以发展小商品起步的发展模式，其特点是：

第一，与发展乡镇企业起家的“苏南模式”不同，“温州模式”的发动者和创业者是千万万万的农民，农民办企业，经营企业，承担风险，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是“温州模式”的核心和主体。

第二，与“珠江三角洲模式”和“苏南模式”不同，温州既没有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又不在城市密集、交通发达的江南水乡，远在浙江南部山区丘陵地带，交通闭塞，资源缺乏。与内地相比，惟一的优势是沿海，但义远离经济中心，发展经济的优势不多。

第三，不贪大求洋，从日用小商品起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把小商品做大，把小企业做大做强，以小商品为主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逐渐占领了国内国外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使温州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这是“温州模式”的突出特点。

东北地区城市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东北地区煤炭、铁矿资源的开发，铁路和港口的建设，出现一批以重化工工业为主的城市。如沈阳（机械）、鞍山（钢铁）、本溪（煤、铁）、大连（机械与化工）、齐齐哈尔（重型机械）、抚顺（煤炭与化工）等。

1949年后，东北地区国家重点建设的重要工业基地，一些城市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如长春、吉林、哈尔滨等。随着国家工业项目的布局，东北地区又出现了一些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如石油开发（大庆、辽河）、化工（辽阳）、建材（吉林、本溪）、森林工业（伊春、大兴安岭）等。2000年，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46．55％（全国为26．08％）。云南德宏的边境贸易

由于流量达十亿元计的边境贸易活动在近年剧烈扩张，云南的德宏景颇族傣族自治州，毗邻缅甸，作为改革开放之前的边疆贫困州，在1979年至1988年有了超常的发展。这十年中，该州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9．7％，而云南省仅为13．3%，全国是13．7％。以国民收入为例，全州平均增长率每年达19．6％，云南省仅为12．9％，全国平均为13．4％。国民收入增加，财政税收亦相应有了增长。这十年内，全州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为21．7％，而全国仅为8．6％。其奥秘所在，便是以83％的年增长率扩张的边境贸易，拉动了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

尤其1985年德宏州全州开放为边境贸易区后，边境贸易迅速发展，不仅为地方开辟了新的财源，加快了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为国家和整个大西南地区开辟了一个新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可供利用的原料基地，使德宏一跃成为云南乃至大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

第二篇：城市化典型模式

一、国外城市化典型模式：

1.西欧的“新城”模式。以伦敦和巴黎两大都市为代表实践田园城市理论树立了城乡一体化最为成功的先进典范。英国政府于1949年启动大伦敦计划在距离中心城一定的距离选择地价较低的农业区建立新城并把城市人口转移到就业和生活自给自足的新城。在距离中心20公里至35公里的区域建立“反磁力中心”并推广到一切城镇居民体系规划布局中形成结构完整的城镇体系均匀地分布生产力和人口推进城市化与乡村的城镇化

2.自由放任式城市化道路。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即实现城市化靠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当“城市病”日趋严重之后，人口又开始自愿地向社区和小城镇分散。美国的自由发展模式。二战之后美国郊区化发展进程加快中小城镇发展也十分迅速商业外迁加剧产业的信息化、弹性化、分散化强化导致“边缘城市”的产生结合了城市和乡村的优点衔接起城市与乡村经济是一种城乡交融的一体化状态。20世纪60年代美国实行分流大城市人口、充分发展小城镇的“示范城市”试验计划使得75的美国人生活在小城镇郊区化也推动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先放后调式城市化道路，这种城市化模式首先运用市场机制引导人们向城市转移，但当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出现过度集中的状况时，政府开始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疏散人口，以极快的速度新开发小城镇。这种模式主要以日本为代表。

3.市场引导与政府并重的城市化道路。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人口向城市集中还未发生明显的“城市病”之前，政府便开始干预，通过颁布法令、制定优惠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引导人们向不同等级的城市和集镇定居。这种模式主要以德国为代表。

4.拉美的“过度城市化”模式。拉美农村土地的缺乏和贫困农民被迫向城市流动而城市就业机会非常有限从而造成 “过度城市化”。2003年巴西城市化水平高达83但人口空间转移在前就业转移在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大中城市普遍出现贫民窟和无业游民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和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并埋下国家政治动荡、社会秩序不稳和经济衰退的病根。

二、国内先进地区城市化典型

1.珠江三角洲“以城带乡”模式。城乡一体化历经三个阶段一是商品农业阶段重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二是农村工业化阶段重点是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三是完善基础设施阶段重点是按现代化城市要求构筑现代化城市框架。

2.上海“城乡统筹规划”模式。其以上海城乡为整体以提高城乡综合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统筹规划城乡建设合理调整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城乡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城乡资源综合开发加速城乡各项社会事业的共同发展。

3.宁波“城镇梯度发展”模式。侧重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和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稳步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及撤县建区、撤镇建街、撤村建居城镇布局和规模更趋合理集聚功能进一步增强城市化率达到57初步形成了中心城、副中心城、中心镇为主体的城镇梯度发展格局。

4.成都“三三见六以一化二”模式。第一个三是指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第二个三是三大重点工程即农业产业化工程农村扶贫开发工程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六”是指六句话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以农民身份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一化二是指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来破解“二元结构”。

解析：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城市化。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在其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市化发展加以有效的引导，造成城市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过度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序，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由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中心交通拥挤、环境恶化、住房紧缺、犯罪率高等问题日益突出，富有家庭离开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到郊区居住，建造属于自己的独立院落式低层住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居民也追随其后移居到郊区。在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上就表现为城市沿公路线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市发展为包含着若干连绵的市、镇的大都市地区。

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因素的作用，拉美和加勒比海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城市化与这些地区的国家长期沦陷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直接相关，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表现为在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政府调控乏力，城市化大起大落。其工业化发展赶不上城市化进程，属于过度城市化。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一是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阶段脱节。由于拉美国家早期的工业化发展源于宗主国的工业资本输入，政府没有利用好外资发展自身的民族工业。一旦宗主国工业资本撤出，就没有了本国工业做支撑。二是忽视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加剧了城乡差距，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城市就业、居住、环境和教育设施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我国城市化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在思想认识上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以前，总体上采用的是抑制的方略，走了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80年代，尽管学术界在探讨城市化问题，但政府采用的是观望的态度；90年代，由观望转为认同、支持，继而积极和大力推进，由于带有补课性质，在大力推进过程中，发力过猛，也出现一些问题，因此又转向适度、稳妥、健康的城市化。总体看，目前逐渐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多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化与经济建设一样有自身的规律，各级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律，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无所作为。

雅各布斯说：“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成功的多样性，这就有点像温柔地谋杀。”如果说这场谋杀在上世纪的美国依次经历了城市美化、旧城改造以及郊区化三个阶段，那么在中国，我们已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三大运动，并将那些可怕的病态城市（花园城市、梦幻城市、郊区城市）如数打包过来。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是按照渐进的方式逐个暴露出城市规划的后遗症，而中国则是以突击的手段在最短时间内迅速移植外来建筑，并消化不良。

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致命弱点在于城市功能性的残缺和混合效用的匮乏，断裂的社会结构与城市形态无法将城市内部有机地联系起来，突兀空洞的建筑物如幽灵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原子化的大众挣扎徘徊于越来越封闭的生存空间，从而显露出多样性的衰竭。多样性原则的根本宗旨，是要满足每一个城市居民的需要，这种需要首先是现实的生活需要，其次是寻找精神家园的需要。这些需要来自于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人群，这些需要才是城市真正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往往被我们的城市规划者所忽略，甚至漠视。新城化运动与旧城的死亡

当代城市建设有一个普遍共识，即“老不如少、旧不如新”，因此要“以少换老，破旧立新”。每一次旧城改造几乎都按照现代化的标准模式进行，却忽视了老城区自身强有力的传统协调能力。雅各布斯曾经将路人行走亲切地比喻为芭蕾表演，意在说明老城区的活力体现在街道上，而不是建筑上，这恐怕是传统社区与现代都市最大的区别所在。“街道眼”理论充分证明了老城区的街道充满驻足和游赏的快乐，其社会行为建立在多样化的交流与共享基础上，带有和谐温馨的社区意识。反观我们被汽车和快车道抽空了精血的新城，以及那些冷冰冰的大马路，是否特别值得今天的城市建设者反省和深思？

今天的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但问题无疑也是最多的。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虽然在西方早已经历过，但他们可以用近百年时间来解决这些流弊，而中国的悲剧则在于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积累了这全部的恶果，并且还在重蹈其覆辙。推土机依然作响，盲目混乱的城市建设何时停歇？当土地的热情已被耗尽，人造的花园也不再鲜活，我们是否还有勇气继续对城市的追求？但愿这场对城市多样性的谋杀能早点结束。理想模式：

2010年起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实现人口、空间结构的两次转变，建设城乡平衡社会。新型的城市化战略将实现10个协调发展，目标是使人口与空间实现两次转变，即第一次转变是从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转变是城市人口变为郊区人口，实现城乡平衡。我们认为，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20%，人口在三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取消户籍限制，建立信用社会。

城市化模式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城市化发展状况及动力机制特征的总和。城市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按其所处的经济体制，可分为市场型城市化和计划型城市化，按城市化发展水平，可分为发达型城市化和发展型城市化。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关系来考察，世界城市化可分成四种模式，即

1、同步城市化(Synchro urbanization)。这是指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模式。这里的一致主要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加速时期，这种相关性表现得相当明显。据测算，发达国家在整个工业化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极高。1841—1931年间英国为0．985，1866—1946年间法国为0.970，1870－1940年间瑞典为0．967，整个发达国家为0．997。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曲线几乎是两条平行上升的曲线，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人口只有迁居到城市后，才能在城市就业，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大部分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方式、美国自由迁移方式和德国容克买办方式等，都具有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的特征，但基本上属于同步城市化模式。

2、过度城市化(0ver urbanization)。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过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不平衡(主要是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而政府又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如墨西哥的工业化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市化水平已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

3、滞后城市化(under 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不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现象。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就是这种城市化的突出代表。198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2．2％，发达国家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而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看，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呈低水平上的相适应。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仅为0．69，远低于该比值1．4—2．5的合理范围。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城市化的滞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工业化过度地孤军深入。

4、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所谓“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倾向。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有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时空距离等。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如美国除洛杉矶以外的12个最大城市的市区人口，在1950—1971年间，城市市区人口从2625．3万下降到2552．4万，郊区及卫星城人口则从1463．5万增加到1714．7万。实际上，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

第三篇：我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一、我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

我国的专家学者曾先后提出过三种不同的城市化模式，这就是大城市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和小城镇模式。目前，在实践中三种模式有并行的趋势。

小城镇模式：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小城镇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点，它将城市中的经济、文化、科技联系推向农村，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小城镇，使广大农民由农村迁移到附近的集镇。80年代中期以来，小城镇在我国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当然，小城镇有其局限性，如集约化程度低、经济效益低下、能源耗费指标高等，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在逐年下降。所以，反对者认为，小城镇的战略使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变得更为迟缓。

中等城市模式：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小城镇布局分散，城市功能不明显，城市建设无序、管理混乱，类似于一种扩大了的农村。因此，与其“撒胡椒面”似地投资于小城镇或小城市，不如将有限的资金投放于适当数量的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人口大约在50万—80万，它既可以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聚集效应，又可以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

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对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发展，过去人们多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模式造成交通拥挤、能源供应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然而，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指出，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优越性。超大城市是经济活动、商业交往的中心，聚集效应带来了经济的高度繁荣。大城市与卫星城呼应，形成了广阔的经济增长地带，能够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我国也正在形成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集中联片的超大城市区域。

除上述三种模式外，还应该有第四种模式，即“乡村生活的城市化”。传统上的城市化是指人口聚集到少数区域，该区域内非农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由于现代社会的传播、通讯、交通日益发达，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这样的“聚集”可以是跨区域的；同时，高技术产业、信息业已经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在生物技术推动下的农业已失去了传统农业的含义。因此，城市化也可以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即由城市居民所创造的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在农村得到普及。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有可能成为我国农民未来的一种选择。也就是说，乡村仍然保留，但机械化的劳动方式、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现代的文化生活及闲暇生活等都与城市中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本质区别。

二.、河北省城市化的规划：

为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我国正进行着城市化的伟大变革。河北省要在这场变革中，提高综合竞争力，迎头赶超发达省份，就必须全面认识自己，科学谋划城市化进程。

一、什么是城市化

城市化或者城镇化虽然说法不一样，但内涵一样，就是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由乡村型转向城市型的一种现象，是随着工业化而发生的经济和人口分布重心向城市转移，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强化的历史过程。

（一）城市化中人口转移模式

经调查，发现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１、农民进城务工。工业和农业生产效率差距，带来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价格差距。目前我省城市劳动力平均价格是农村劳动力价格的4倍。正是这种差距，吸引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

2、农村大中专毕业生留在城市。农村学生通过考学，进城市读书，毕业后大多留城市工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人口。

3、精明的农民在城市里经商。一些有眼光的农民，抓住城市商机，逐步发展壮大，从而长期定居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里人。

4、富裕起来的农民进城居住。由于城市生活条件较好，商业、文化服务设施完善，教育水平较高，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子女“跳龙门”，便进城居住，成为市民。

5、乡镇企业发展导致一些部门进入城市。一些乡镇企业，由于产品更新换代需要吸纳城镇技术和销售人才，必须将企业总部和新产品开发机构或销售部门迁往大中城市，导致职工随进城。

6、城郊村农民变为市民。随着城市的扩展，一些郊区的农民失去土地，大多从事二、三产业，从而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城市基础设施和文化生活，融入城市当中。

（二）“乡村型”和“城市型”生活方式比较

一般来讲，“乡村型”和“城市型”生活方式差异较大。以下仅从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1、“乡村型”生活方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拥有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从事着春耕秋收的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蔬菜大棚）以及畜牧养殖等农牧业劳动，部分人出外打工挣些辛苦钱，基本满足了家庭的温饱，手中多少有些积蓄。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家庭成员省吃俭用，以抵御疾病、养老和教育孩子。道路、管网、学校、医院等各种配套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用设施比较匮乏。

看电视、听收音机和玩牌基本上就是乡村人文化生活的全部，经常性串门聊天也算是一种消遣，旅游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奢望。

2、“城市型”生活方式

居住在城市的人们从事着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等工作，工资待遇也相对较高。城市有便捷的交通网络，配套的学校、医院、水电暖管网等各种基础设施，较完善的社会服务设施，良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制度，使城里人生活相对优裕，家庭负担相对较轻。他们会利用双休日去旅游、看电影、参加健身或各种文化休闲活动。

享受城市里的优裕生活，一直是乡村人的梦想。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积蓄增多，“乡村型”生活方式将逐步被“城市型”生活方式取而代之。

二、为什么加快城市化进程

（一）面临的严峻形势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生产和生活方式差距越来越大，引发出很多社会矛盾。而加快城市化进程能够通过有序地转移人口，促进社会相关体制和机制的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差别，营造社会和谐。因此，国家重视城市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2004年，河北省GDP达到8836.9亿元，位居全国第6位，而城市化水平只有35.8％，位居全国第19位。以上数据表明，河北省城市化进程远低于工业化发展步伐。近几年，我省虽在营造发展环境、扩大开放以及提高全民素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广东、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果不加快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

（二）城市化能为工业化发展创造条件

1、第三产业发展的载体。人口的集聚能够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本质上是消费产业，是人类聚居模式改变后所带来的，所以服务业等产业只能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才能存在和发展。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必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比如餐饮、娱乐以及中介组织一方面能够为顾客带来良好的服务和享受，另一方面能够缓解就业压力，提高从业人员收入，增强其自身改善生活条件的能力。

2、基础设施的高效利用。人员的集聚能够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作用，提高利用率，降低成本，发挥综合效益。城市化能够使城市基础设施形成合理规模，取得良好效益。同时也使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得到节约，废弃物得到处理和利用。

3、技术和管理创新之源。任何一项现代技术的创新都要有一大批人才，要有一定程度的技术积累，而城市是技术人才的集聚地和新技术的孵化基地。通过产业分工和合作，产生高效的城市经济，而知识积累高效化，又能使创新成本降到最低。因此，现代重大技术和管理创新往往发生在大城市。

4、增加需求，刺激消费。消费（包括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是城市最大的功能之一。没有消费，就没有对工业品的需求，就不能使更多的人就业，就没有经济发展的动力。转移到城市中的劳动者，衣食住行是其必要的生存基础，他在创造价值的同时又有一定的消费支出。另外，随着其收入的增加，其所要求的消费档次也随之提升，消费必然增加。

（三）有效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对自然生态破坏等现象越来越多，而大自然必然对人类贪婪的攫取进行报复。而将分散的人群集中到一块，构成相对集中的城市群，减少分散人群对自然的破坏，实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举措。推进城市化，一方面能在“点”上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另一方面还能从“面”上减少对生态的破坏，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四）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推进全社会文明进步

加快城市化，一方面可以使进城农民享受城市文明，使他们的综合素质得到迅速改善；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集聚也使城市教育、文化、信息等产业得到更大的发展。可以说，城市化的推进，对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农村的教育、文化、信息、医疗和娱乐等公共服务系统明显不如城市，很难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目前，“放羊－卖钱－娶媳妇－生娃－放羊”的故事仍在我省某些落后地区演绎着。因此，要想推进社会的发展，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人口的综合素质，就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

三、怎样推进城市化进程

（一）理顺体制机制。认真分析农民进城的六种基本模式，深入研究“乡村型”和“城市型”生活方式的转变，理顺人口转移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全面排查人口转移过程中的每一个政策障碍，为推进城市化进程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重点解决进城农民所关心的户口问题、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政策问题。

户口问题。目前我省落户的基本条件是“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较以前放宽了很多。然而在实际操作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合法固定住所”就封杀了人口的自由流动。据了解，河南郑州明确购房或协议租房的外来进城从业人员均可申请城市户口，这就彻底打破了人口合理流动的瓶颈。我们应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大胆改革，厘定户口管理上的相关政策，逐步破解城市化进程中的这一头号难题。

教育问题。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应试教育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据了解，每一所公立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上都是国家投资建设的，教师的工资也是国家负担的，然而现实中重点学校、普通学校、乡村学校分别接纳不同的学生，教育质量也明显不同，一些流动人口的子女甚至无校可上。建议在义务教育阶段，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保障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员的孩子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保障问题。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存在问题较多，考虑到国家的财力，还不能建立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需要逐步地改进。首先要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比如外来务工人员应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费用可由个人、社会和工作单位共同负担。城市需要外来务工人员，而外来务工人员也想把城市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曾有人形象地说，如果说加速城市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牛鼻子，那么社会保障就是牛鼻子的两个孔。

（二）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一个省，要想在国内有重要影响，首先要有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名牌企业。结合我省的特点，要以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为核心，培植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工业。大中城市应重点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轻污染、耗能少的工业。小城市和小城镇要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其它特色产业。

（三）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为70％左右，我省仅为31.3％。因此，充分利用人口集聚的有利条件，发展各类综合和专业的批发市场，以及房地产、旅游业、金融保险等服务业，提高服务水平，强化品牌服务效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会逐步追求精神生活。因此，对服务业的要求也是多层次的。相关部门要及时规范引导，使其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四）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借鉴生态学的理论，大中小城市就像森林中的乔木、灌林、草本植物，都占有自己的生态位，缺一不可。石家庄、唐山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能为某些企业提供人才、信息、资本等生存发展环境，但是有些行业和企业适于在中小城市发育，比如，一些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就应在农产品丰富的小城镇发展。所以要客观合理地处理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关系，使其各尽所能，和谐共生，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发展。

（五）坚定地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城市化道路。政府加强宏观调控，通过市场来使各种资源由低效的农村向高效的城市转移，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激发广大

民众的创新能力，快速实现城市化所需的要素流动和整合，促进产业发展和主导产业的形成，使那些符合社会需要的新事物不断地取代旧事物，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切忌滥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活动，要相信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

四、推进城市化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警惕过分强调城市化率，而忽略城市发展质量。城市化率只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现在的城市格局，虽然近百年来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市发展也进入快速轨道，但城市化水平仍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要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切忌揠苗助长。另外还要注意，并非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经济就一定繁荣、社会就一定稳定、人民就一定幸福。非洲、拉美等一些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很高，但是很多人没有工作，居住在贫民窟，造成国家的政治**、社会衰退。据有关统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GDP即增加1.5～2个百分点。但要注意这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匹配的产物，而不是人口集聚的简单产物。因此，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应把重点放在如何提高城市的品位、综合竞争力等质的方面，而不要只盯在城市化水平的量上。另外，城市化所包含的内涵和外延很广泛，不能把城市化简单理解为城市建设，更重要的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具体体现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大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孕育严重的城市病。城市盲目扩展所带来的问题很多。一是城市交通运输活动面临严重挑战。政府在城市交通方面的投入年年增加，但交通拥堵依旧。二是生活舒适度降低。拥挤的人流、污浊的空气、不绝的噪声、炙人的热岛效应，让人心烦意乱。发达国家评选的宜居城市，大多是5万、1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没有一个特大城市入选。因此，要克服这些问题，就必须摈弃摊大饼式发展，树立“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三）城市化是需要成本的。依据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进入城市一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总计每转一个农民成为市民需要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当然，转移到大城市和小城市成本不一样。专家们指出，考虑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不要认为城市化就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的。必须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城市的布局在时间、空间、速度三维模型中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

（四）减少环境污染，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目前，我国环境污染很严重，白色垃圾、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等比比皆是，已经影响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另外，中国要在城市化进程中，将把4亿剩余劳动力的80％（相当于西方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转移到城市，如果沿用欧美发展老路，将需要三个地球的能源来支撑。就河北一些城市而言，产业主要依靠矿产资源和钢铁的重工业支撑，所以，如何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应为当务之急。因此，我们应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加快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五）切忌“喊口号”，要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城市化工作涉及部门很多，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个相关部门把自己所负责的事情做深、做实，做出实效，使人民得到实惠，以便赢得广大群众支持，营造出一种人人关心城市化，人人为城市化建言献策的良好氛围。

四、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城市化是一个多层次、多区域且长期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功能改造和基础设施改造促进了城市建设投资，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了经济产业投资，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需要解决户口、住房、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促进了城市社会事业投资，共同推动社会总需求得到稳定和快速增长。

其次，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被现代城市吸收，滞后的城市化水平又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城市化上寻找结构转变的突破口，在人口分布重新调整的基础上促进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第三，城市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社会生产要素越集中，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辐射力也越显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大。在这种辐射过程中，实现经济要素优化配置，区域内部产业合理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和流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据国家统计局专家估计，在现有发展水平上，城市化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 增幅增加0.5 个百分点。迅速推进城市化构成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是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的战略性选择。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泛、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落差，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约为39%，西部地区约为28%.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工业化人口最多的地区，已经产生了一批特色明显的新兴城市，初步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体系，然而，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相对滞后表现得也更为突出。迅速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仅是保持东部地区经济稳步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地实现“以东带西”和“全国一盘棋”的战略要求。东部沿海地区具备比较好的城市化发展基础条件，应因地制宜，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

第四篇：中国城郊农村新型城市化模式探析

中国城郊农村新型城市化模式探析

郭晓鸣 廖祖君

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不断地暴露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创新中国城市化模式迫在眉睫。本文选择成都市温江区“幸福田园”项目为个案进行研究。该项目突出的特色在于以土地管理和利用制度调整为基点，在不变动农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运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和方法，以基层治理民主化为支撑，最终实现以“持地”城市化、“就地”城市化、“主动”城市化和“田园”城市化为特征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创新。在城市近郊地区以农民为主体、以土地资源资本化为手段、以建设田园城市为目标的“幸福田园”模式对于中国探索新型城市化模式、平稳推进城市近郊农村城市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引言

城市化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每个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化曾经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城市化率由建国初期的10.6%上升到2011年的51.3%（中国市长协会，2012）。然而，中国的城市化总体上仍然是一种低效率、粗放型和不彻底的发展过程，快速城市化背后隐藏着不可忽视的矛盾与风险，例如环境污染、就业困难、交通拥堵、房价暴涨、征地拆迁矛盾、农民工摩擦等。上述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传统城市化模式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在当前全面推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实施“三化同步”战略①的背景下，中国这种政府主导式的、低效率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不断暴露出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当前，创新中国城市化模式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城郊农村由于紧紧靠近中心城区，较易承接中心城区的扩散功能，土地增值潜力巨大，对此类区域的城市化模式进行探索和创新，条件相对成熟，需求更加强烈，并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创新中国城市化模式、积极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城市化模式揭示了某一区域在实现城市化过程中所展现的动力、机制和方式，是城市化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简新华、刘传江（1998）从城市化与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关系入手，通过考察国外代表性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特点，提出了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四种城市化模式，并对其特征、成因及影响进行了分析。郝世绵、胡月英（2002）根据城市化的空间规模和形态，总结出聚集型城市化和扩散型城市化两种城市化模式。仇保兴（2005）根据政府与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国外城市化模式分为三种类型：以西欧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市化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城市化模式、以拉美和非洲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模式。已有文献在国外城市化模式问题上得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重要结论，从而为研究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化与工业化互动、政府调控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城市化模式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方面，白永秀、王颂吉（2011）将中国城市化分为“被动城市化”和“主动城市化”，并认为中国将依次经历这两个阶段。在城市发展规模方面，邹农俭（1990）认为，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应当重点发展小城市；李迎生（1988），饶会林、曲炳全（1990），王小鲁（2010）则认为，应遵循大城市优先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充分发挥城市的聚集效益。在城市化与农民关系方面，刘守英（2011）认为，不同的土地资本化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并提出政府主导、农民被动的城市化，农民以集体土地自主参与的城市化和政府主导、农民为主体的城市化三种模式。在城市化动力机制方面，崔援民、刘金霞（1999）将城市化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认为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模式优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模式；而徐琴（2004）、曾宪明（2006）则对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城市化模式造成了较高的社会总成本。在城市化与土地制度创新方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强调城市化模式创新的关键之处在于土地制度改革，其实质就集中在改革征地制度、确立“农地转用”的市场转让权；刘守英（2011）主张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进行土地制度和政策创新，其核心是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国有土地在规划和用途管制下的“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民分享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级差收益。

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类型、特征、弊端及其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的一些研究洞悉到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本质，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针对性。但是，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推动主体、动力机制以及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等内容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虽然已有部分文献在探讨新型城市化模式时主张对土地管理及土地征用制度进行改革，但在探讨此类问题时，这些文献主要考虑的是城市化效率的问题，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所涉及的农村社会和政治问题考虑不足。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化模式创新的关键之处在于实现其推动主体和动力机制的根本性变化，即推进“政府主导和垄断”的传统城市化模式向“市场主导、农民主体”的新型城市化模式转变。由此，本文将力求较为系统地探讨城郊农村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实施“三化同步”战略的背景下，如何平稳有序地实现城市化。

三、政府主导型的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特征及其弊端

在政府主导的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下，城乡之间泾渭分明、各成一体，城市化实质上就是城市不断向农村单向延伸和扩张的过程。农村长期处于城市发展的附属地位，为城市发展提供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

（一）政府垄断的城市化：城市政府垄断了建设用地一级市场

传统城市化模式下，城市扩张所需的国有建设用地的一级市场完全由政府所垄断和控制。当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带来城镇扩张需求时，政府根据国家下达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或者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获得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利用土地征收的方式将城郊农村集体土地变性为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变性后的土地则被政府用于修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或者以“招拍挂”的方式将土地开发权出让给其他经营主体用于产业开发。整个土地开发过程中，政府是土地交易的控制者和实施者，并以此推进城市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正是通过垄断土地征收和土地出让两个关键环节来获得巨额的土地级差收益。在以改变集体土地性质为基本前提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下，政府通过土地价格“剪刀差”获得了城市化的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而农民不仅没有充分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好处，相反还可能在该过程中被强制性地剥夺其合法的土地权益。

（二）农民失地的城市化：放弃土地是获取城镇户口的必要条件

根据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传统户籍制度，农民要获得城市非农户口、真正转变为市民，就不得不放弃农村承包土地、宅基地等财产权利，以此为代价实现的城市化给农民带来很大风险。农民要进入城市，必须以承包地和宅基地为交换条件，土地换社保、换就业、换新居等方式成为传统城市化的主要实现形式。失地农民成为人口数量众多的特殊群体，他们比市民承担更大压力和更多风险，同时少了土地这一道最后生活保障。因此，让农民失去土地的传统城市化模式难以让失地农民获得后续利益保障，存在很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使得土地对农民的长期收益转变成不可持续的一次性收益。如果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解决不好，他们的未来收入将受到严重影响。

（三）农民转移的城市化：二次社会融入是城市化的必然后果

在传统的城市化模式下，农民被迫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他们不仅面临居住空间的变化，而且面临原有社会环境的改变。为了适应城市的新的社会环境，农民不得不调整以往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原有的传统习俗与新的环境格格不入，而原有的社会关系也可能随之丧失，传统乡村文化的流失在所难免。对于农民搬迁并散居于不同城市社区的情况，其原有社会环境的改变则将更加严重，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融合更加困难，而且农民本身之间的交流也会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物质条件可能达到或接近城市居民的水平，然而，其精神层面的需求难以满足，导致其对城市新社会环境缺乏归属感。

（四）农民被动的城市化：农民缺失城市化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传统城市化模式对农民而言具有强制性，郊区是否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取决于城市扩张的需求，农民本身并没有参与和决策的权利，只是被动地被牵扯进来，在征地拆迁补偿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在整个征地拆迁过程中话语权缺失。除城市化选择权的缺失外，农民被动城市化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从而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值得关注的是，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建设用地来扩大城市规模，过度推动农民集中居住，造成了农民“被上楼”的现象。这些行为没有充分考虑农民“上楼”集中居住之后生产生活可能发生的复杂变化，从而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简言之，传统城市化模式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三大问题：一是加速城乡要素非均衡转移。城市为了自身扩张而强行征占土地，吸引大量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向城市单向流动和集聚。二是侵夺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农村集体土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所产生的收益被政府垄断，失地农民只能获得较低水平的补偿性收入，被迫成为处于城市社会底层的低收入者。三是激发社会矛盾。征地拆迁、“半城市化”①等矛盾使得城市化进程很难平稳有序推进，农民完全融入城市难度较大，可能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因此，一种有效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必须能够较好地解决传统城市化模式带来的这些问题。

四、城郊农村新型城市化模式的成都探索

由于国家土地管理制度的限制，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可能超出新增国有建设用地指标而任意征用郊区土地；另一方面，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能私自利用土地包括建设用地发展非农产业。在这种情况，无论政府还是农民都迫切希望通过创新城市化模式来破除土地制度制约。与此同时，城市化模式创新涉及对土地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敏感政策的突破，这要求进行创新的区域有一定的试错权。因此，本文选择2007年被国务院批准建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市为研究对象，以其下属的温江区作为个案开展分析②。温江区位于成都市中心区正西16公里处，是成都市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温江区在万春镇幸福村实施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③

（简称为“幸福田园”项目），并以此为载体大胆创新，在不变动农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探索城市近郊农村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一）“幸福田园”项目的主要做法

成都市温江区“幸福田园”项目涉及万春镇幸福村236户农民共707人，总占地面积1390亩，该项目涉及宅基地面积共142.1亩。在土地综合整治中，新修建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占用建设用地58.5亩；通过整理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中，有41.1亩用于就地发展乡村度假旅游产业，另有42.5亩④以每亩35万元的价格将其建设用地指标流转给温江区土地储备中心用于城镇和工业规划区使用。“幸福田园”项目的核心内容是以自主自愿和公开透明为基本原则，以农民为主体进行土地综合整治和房屋拆建，通过公开招商的方式引进社会资金投入，有效整合财政专项资金，依托优势产业集群，对当地社区进行统一规划和打造，全程由农民集体参与协商和决策，从而使农民在不失去土地资源、不改变社区原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实现居住地点由分散向集中转变、主导产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从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来看，它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

1.在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行农民全程参与。“幸福田园”项目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让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自主申请参加“幸福田园”项目，有效避免了强迫农民集中和上楼。项目实施时，农民群众自发以土地、资产等生产资料入股，组建农民股份合作社，并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项目议事会、项目监事会，由其全面、全程地负责项目实施工作。项目议事会制定包括建设用地指标流转收益分配办法、建房标准、土地权属调整及实施流程等操作方案。项目议事会下设测绘组和搬迁组，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项目所涉及居民的地面附着物、建（构）筑物进行测量并公示结果、确定搬迁补贴金额和实施搬迁。而项目监事会代表则负责监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项具体工作。

2.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为基点实施要素优化配置。温江区于2008年全面启动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并于2010年底完成了“确权颁证”的改革目标。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等农村财产权利的流动并在流动中实现资产增值，从而赋予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

因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必将由初期确定产权的初始配置向确保产权的二次配置转变。“幸福田园”项目充分利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果，由农民股份合作社代表农民委托温江区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发布土地综合整治和房屋建设项目招商信息，通过市场公开、竞争定价确定社会投资者，直接与市场对接，获得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流转收益。

3.以建设田园城市为目标提升社区生态环境。按照“城在园中，园在城中，城乡交融，浑然一体”的现代田园城市理念，项目区建成横向贯通的游览轴线和四个院落构成的生态居住区，新居以独立三层川西民居建筑风格为主，房前屋后设置花木田园，力求保留其原风俗、原风貌、原生态。根据群众意愿，由政府提供小区路网、绿地、停车位、休闲健身场地、商店、卫生站等公共配套设施，实现水、电、气、讯、路、排等基础设施与主城区系统的并网。

4.依托优势产业集群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农民股份合作社与参与项目的平台公司①共同引进社会资金参与项目区建设用地开发，打造观光农业和休闲产业。在项目区建立起“公司+合作社+基地”的花木产业发展机制，引进从事特色花木展示、园林设计、工程绿化、高档盆景制作等行业的高端花木产业企业，打造花木企业总部经济园。最终，在项目区形成一个集休闲观光、高端花木展示和销售于一体的以高端服务业和商贸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彻底完成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导产业转变过程。

5.以民生工程建设为重点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和公共服务均衡化的要求，在项目区规划建设超市、卫生室、幼儿园、农家书屋和文体活动场所以及银行、邮政、快递网点等配套生活设施，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内容的公共服务共享体系。按照社会管理民主化的要求，建立并完善基层民主自治机制，探索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的公共管理机制，构建共建、共创、共享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二）“幸福田园”模式的基本特征

温江区幸福村探索的城市化模式与政府主导型的传统城市化模式明显不同，它的一些创新性做法涉及土地管理、基层民主决策、公共品供给等制度的改革，对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城郊农村的城市化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因而，本文将其称为中国新型城市化的“幸福田园”模式。“幸福田园”模式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在城市近郊农村，以还权赋能为手段，以尊重民愿、发挥民智为基础，当地农民和集体组织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立足产业转型升级，以土地管理制度创新为主线，由农民主动推动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幸福田园”模式的实质在于变“政府主导和垄断”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为“市场主导、农民主体”的新型城市化模式，让农民充分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其要义在于实现

农民生活方式和农村产业形态的转变，赋予农民与市民均等的发展权和公共物品享有权，而不仅仅是改变农民的户籍身份、就业方式和农村土地的产权性质；其突出的特色在于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以基层治理民主化为支撑，最终实现“持地”城市化、“就地”城市化、“主动”城市化和“田园”城市化。

1.通过还权赋能实现“持地”城市化。幸福村居民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不以失去土地为代价，而是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将从原宅基地中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或建设用地指标上市交易，从而充分享有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而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农民长久地获得了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可将其交由子女继承或在村集体组织内部转让。项目区还进一步对土地进行股权量化，让农民成为股东并按股权享受集体经济组织平等的收益分配权利，有效地实现了“持地”城市化。“持地”城市化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城市化模式中尖锐的征地矛盾，让农民手握土地等财产权利完成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平稳地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过渡。

2.通过产业再造实现“就地”城市化。幸福村居民抓住中心城区功能向郊区扩散和转移的机遇，在当地社区发展第三产业，承接主城区的城市功能，“就地”实现城市化，避免了传统城市化模式中征地拆迁和城市融入方面的诸多风险与矛盾。由此，农民由分散居住转变为适度集中居住，配套完善的、与城镇接轨和一体化的生活和商业设施，享受到与城镇一体化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①。幸福村产业结构由花木种植转向花木总部经济，承担花木的研发、展销、电子商务等第三产业的功能。虽然农民还住在当地社区，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社会保障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实现了“就地”市民化。

3.通过基层组织创建实现“主动”城市化。“幸福田园”城市化是由当地农民主动发起的，并以农民为主体推动，城市化的整体成果也主要由农民分享，体现了新型城市化“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为了确保农民充分享受城市化的收益，幸福村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独立于村“两委”②之外的项目议事会、项目监事会，由其承担社区规划、原有宅基地和房屋的测量、拆迁补偿、招商引资等具体事务，充分发挥了农民的主体作用。因此，“幸福田园”模式通过基层组织创建，在充分体

现农民需求的前提下，有效激发了他们参与城市化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4.通过人与自然相融实现“田园”城市化。“幸福田园”模式从项目建设开始就注重结合田园城市的概念，将居住和产业在空间层面融为一体，进行“产城一体化”打造，把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延伸至农村，将花木产业的生态景观特征融入城市建设之中。在人居环境质量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当地居民既可以方便地从事其主导产业，又可以在美丽的田园风光中生活。

（三）“幸福田园”模式的创新价值

1.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创新。对于农民群众而言，在不放弃农村财产权利的前提下，他们就能享有城市化带来的土地级差收益，并且具有较为稳定的土地租金收入、本地务工收入和自营产业收入。据测算，“幸福田园”项目让农民人均新增资产13.6万元，年人均固定收益1.58万元。对于社会投资者而言，他们既可通过实施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将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市场交易获取收益；也可利用节约的建设用地指标发展城市近郊休闲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从而获取投资回报。其实质是打破了政府在传统城市化进程中对土地的垄断，使政府让渡出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主要在农民和社会投资者之间分配，从而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因而该模式具有较强的内在驱动力。

2.对城乡土地管理制度的创新。首先，农民与建设用地市场实现了直接对接，没有经过土地征收环节就将土地交给社会投资者开发，简化了土地交易环节，节省了中间成本。其次，初步实现了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体化，农村集体作为农村土地所有者在土地市场上公开招标，承担起土地经营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最后，在透明的市场机制运作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能够以城乡均等的价格交易，由此提高了农村土地的市场价值，使农民分享了城市化带来的收益，有利于消除城乡差别。

3.对基层民主管理制度的创新。通过成立农民股份合作社，按照民主投票的方式设立项目议事会、项目监事会，由其全程负责组织管理土地综合整治、土地指标上市交易和社区规划建设及其监督工作。项目议事会、项目监事会的作用贯穿于“幸福田园”城市化模式的整个过程，充分保障了农民参与城市化建设的基本权利，提高了基层民主管理水平。

4.对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创新。在“幸福田园”模式下，农村和城市之间不再泾渭分明，项目区虽然保留着集体土地的产权性质和部分第一产业等农村特征，然而，农民所从事的职业从以前的单纯务农变为农业工人或者第三产业从业者，他们享受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商业服务等生活条件已经达到或接近城市水平。项目区农民与城镇居民并没有本质区别，甚至在经济收入、人居环境等方面还超过了一般城镇居民的水平，这对城郊地区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5.对田园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幸福田园”模式是一种与传统不同的田园城市发展路径。最初的田园城市建设理念是结合城市环境建设需要，把田园景观“搬到”城市当中，因而投入规模较大，维护成本较高。“幸福田园”模式突破了田园城市建设的传统思维，选择的建设方式是把城市“搬到”田园之中，这种和以往不同的发展路径成本更低，既防止了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问题，又避免了城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社会犯罪等“城市病”的大规模出现，探寻出了一条全新的田园城市发展道路。

五、结论

成都市温江区“幸福田园”项目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对城市化基本理念、城乡土地管理制度、公共品供给体制等内容的创新，有效地缓解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资金不足、动力不强、拆迁矛盾大、失地农民就业困难等诸多问题，未来可能将作为城市近郊地区以农民为主体、以土地资源资本化为手段、以田园城市为目标的一种新型城市化模式得到推广。但是，必须看到，“幸福田园”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市化模式，实施这种新型城市化模式的区域应当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一是能够建立有效的土地产权制度，确保农民不因城市化而失去土地权利；二是能够奠定承接主城区城市功能转移的产业基础，加快休闲旅游、高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三是能够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提供城乡同质化的公共产品。基于此，一般而言，大城市郊区农村更容易满足这三个基本条件，因而也更有可能推行本文所述的新型城市化模式。

此外，除了上文重点讨论的土地管理制度变革之外，在实施新型城市化模式中还需要继续研究探索的关键问题包括：城郊农村的配套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运营机制如何真正理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运营所产生的资金缺口如何有效弥补。就“幸福田园”模式而言，虽然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达到了城市标准，居民生活和就业方式也基本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但是，由于配套性基础设施运营和公共服务供给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其可持续性还有待未来进一步检验。上述问题仍然需要给予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年。

2.简新华、刘传江：《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世界经济》1998年第4期。

3.郝世绵、胡月英：《国际城镇化发展模式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启示》，《安徽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4.仇保兴：《国外模式与中国城镇化道路选择》，《人民论坛》2005年第6期。

5.白永秀、王颂吉：《由“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兼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演进》，《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6.邹农俭：《关于城市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7期。

7.李迎生：《关于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模式的探讨》，《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2期。

8.饶会林、曲炳全：《集中型与集约化：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最佳选择》，《财经问题研究》1990年第4期。

9.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10.刘守英：《土地资本化与农村城市化道路——北京三模式调查》，《开放导报》2011年第2期。

11.崔援民、刘金霞：《中外城市化模式比较与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河北学刊》1999年第4期。

12.徐琴：《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的绩效与成本》，《学海》2004年第3期。

13.曾宪明：《从政府主导型到市场主导型：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转换》，《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4.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城市化、土地制度与宏观调控》，《经济观察报》，2011年4月15日。

第五篇：江苏城市化发展的特征与模式研究

江苏城市化发展的特征与模式研究

刘俊

发布时间:2009-06-09

摘 要：江苏是全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最高、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城市化发展的特征和模式，将对进一步深化改革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首先从分析江苏城市化发展的历程入手，对江苏城市化的阶段进行了探讨；随后分析了江苏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提炼出江苏城市化发展的五类基本模式，并指出以大都市带为核心的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是江苏未来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模式。

关键词：城市化历程，特征，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的城市化稳步推进，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省每年有200万左右的乡村人口进入城镇，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均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目前，江苏省城镇人口比重已达50%以上，城市化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正在向比较成熟的城市社会推进。加强对人口城市化发展历程、特征、影响因素及趋势性分析，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转变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扩大内需、实现地区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城市化发展的历程

江苏的城市化历程可以简单概括为“80年代造镇，90年代造城”。自1978年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正常的、快速的发展阶段。江苏城市化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化分散稳定推进阶段(1978年至1989年)。这期间，全省形成了“小城镇、大发展”的城市化发展格局。建制镇由1979年的115个增加到1989年的392个，城镇人口由874万人增加到1366万人，增长了56.1%，年均增长4.55%，城镇人口比重上升6.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61个百分点，城市化的推进呈现稳步发展态势。

第二阶段：以小城镇和开发区为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增长阶段(1990年至1997年)。这期间，一方面全省省辖市(地级

市)由11个增加到13个，县级市由14个增加到31个，建制镇由522个增加到1018个；城镇人口增长46.2%，年均增长

5.58%，城镇人口比重由21.56%提高到29.85%，上升8.2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1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江苏主动呼应浦东开发开放，兴起了一股开发区建设热潮，一批有生命力的开发区脱颖而出，不仅成为城市经济的新增长点，也成为城市拓展的新城区。

第三阶段：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集约发展阶段(1998～2007年)。这一阶段，城市化进程主要源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是主要动力。江苏城镇人口由2262.47万人增加到4056.23万人，年均增加199.31万人，增长79.28%，年均增长8.8%，城镇人口比重由1998年的31.5%上升到2007年的53.2%，上升近2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2.41个百分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

二、江苏城市化进程呈现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自觉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既敢于创新突破，又勇于否定自我，不断探索完善符合自身实际、富有个性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总体来看，江苏30年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一)城市化体系呈现合理发展的态势

首先，江苏注重发挥城市整体功效，市、镇布局和结构更趋合理。从上个世纪80年代重视小城镇建设，已经转到更加注重发挥城市的聚集、辐射功效，强调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市、镇布局和结构更趋合理。从近期的态势看，由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城市化从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动力转向外向型经济等多元推动的动力机制，逐渐走上一条“聚集型”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在城市化中的作用日渐显现。1990～2000年，在城镇人口增加1倍的前提下，市人口增长0.8倍，镇人口增长1.8倍，镇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市人口，小城镇的促进作用大于城市。而在2000～2005年，在城镇人口增长24.1%的前提下，市人口增长21.7%，镇人口增长28.1%，市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且促进作用大大增强。2005年，市、镇个数分别为40个、1077个，市、镇人口结构比为60：40。

其次，大中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各种城市结构日趋完善。经过30年的努力，江苏初步形成了与现代化进程相匹配、与产业布局相呼应的，以南京、苏锡常、徐州等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纽带、小城镇为基础、城乡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结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江苏城市规模结构仍存在着不合理性，若与城市规模结构比较合理的日本相比较，特大城市、大城市的个数比重和结构比重明显偏高，中小城市发展不足，还需进一步增加。

第三，江苏城市化突出了“三圈五轴”，合理调整了行政区划。根据规划要求，江苏城镇发展战略重点在于南京、苏锡常和徐州3个都市圈的建设，构筑“三圈五轴”的城镇空间结构框架。以大都市为核心都市圈的建设，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扩展了城市集聚发展空间，城镇规模构成不断优化，人口集聚速度逐步提高。

(二)城市化进程有明显的转折迹象

改革开放30年来，江苏城市化历程中有过三次重要的转折。

第一次转折出现在1979年，城镇人口增长规模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城乡人口增长出现了互换的格局。以此为起点，江苏城市化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阶段。始于上世纪70年代，江苏城乡推行了旨在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人口增长的规模出现明显减少，但是增长的量仍然高于城镇。1979年，作为重要分界点的年份，城镇人口增加了74万人，乡村人口反而减少了15万人，城市化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重要转折。此后，全省大多数年份的城镇人口增长规模均高于乡村人口的增长，有些年份乡村人口甚至出现负增长，在总人口的增长中城镇人口增长所占比重大大提高。

第二次转折出现在1997年，城镇人口增长绝对规模首次超过总人口，乡村人口由增长转为下降。以此为转折点，江苏城市化由加速增长阶段转为高速增长阶段。1997年，在总人口增加38万的情况下，城镇人口增加196万，乡村人口则相应地减少157万，城镇人口增长绝对规模首次超过总人口增长绝对规模，乡村人口绝对规模由增长转为下降，城市化出现了第二个重要转折。此后的年份，乡村人口绝对量持续下降，如1998～2000年，在总人口分别增加35万、30万、114万的情况下。城镇人口分别增加125万、262、516万，乡村人口则相应地分别减少91万、231万、402万。这意味着，乡村人口进人城镇的规模大于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的规模，工业化进程中非农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大大提高，城市化开始步入良性循环并真正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第三次转折出现在2005年，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达到50.5%。这表明，随着乡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城镇，城镇人口的绝对量超过乡村人口，整个地区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这是城市化出现的第三个重要转折，是江苏初步进入城市社会的重要标志和起点。今后，尽管城市化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但是，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要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推进速度。

三、江苏城市化发展的基本模式

(一)农村工业化——特色小城镇发展模式

江苏在全国小城镇起步可能是最早的。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江苏苏南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得到了快速发展。这种模式的主动力因子是乡村工业化，发展主体是广大的小城镇。30年的实践证明，以农村工业化带动特色小城镇发展，促进大量农民就地城市化，是江苏苏南乡村城市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城市化模式的丰富和创新。

近年来，这种模式又有了新发展，内向集聚取代外向扩张成为小城镇发展的方向。苏南地区的小城镇开始以产业的适当集中为手段，以特色化、专业化为目标，努力实现局部规模经济。核心是中小企业群落和专业市场，由于有的地区以企业群落为主，有些地方则市场先行，所以实现形式又可细分为：(1)市场群落→商业城镇→城镇网络；(2)企业群落→企业城镇→城镇网络；(3)市场群落+企业群落→工贸结合性城镇→城镇网络。由于“依托产业建市场，发展市场兴产业”，市场与企业协同互动发展，已被证明是城市化的良性发展道路，因此前两种实现形式最终往往会进化为更加高级的第三种形式。

(二)外资驱动——开发区载体型城市化发展模式

外资已经成为推动江苏城市化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形成以开发区为载体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开发区先进的产业结构、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体制和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对于吸引城市人口和外来高层次人才有着显著效果；大多处于城乡交界处的地理位置和所辖地区行政建制的宽泛性，又使得开发区对于促进农村人口城镇化有着巨大的包容力。

这种城市化的模式的特点是：(1)由于外资的注入也伴随着国际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观念的引进，提升了整个地区的发展层次；(2)缓解了乡镇企业发展乏力带来的城市化动力不足问题，后续成为乡村城市化的主动力；(3)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大盘投资，提升了当地城市化的质量；(4)是当地小城镇向中小城市发展的跳板，是1990年代江苏苏南地区中小城市大量涌现的主要力量。

(三)大城市郊区化——郊区城市化发展模式

2007年江苏省人均GDP3.39万元，市区人口密度为743人/平方公里，城市内部空间紧张也给郊区化带来了动力。因而江苏必然会超越中国城市化的整体水平而率先跨入郊区化的阶段，事实上江苏众多城市的郊区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现代郊区化的形成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从城市核心向外自然扩张；另一种是通过整个郊区新城自上而下从城市中心向外有规划的扩张。这两种形态在江苏都出现了，表现为以下两种不同的郊区化模式。

1、人口和商业郊区化一商住共生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江苏省内的大中城市的向心集聚导致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过高，居住质量和环境恶化。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展和城市交通设施的逐步完善，房地产开发商便加速在地价相对低廉的郊区投资建造大型住宅小区，以满足日益富裕起来的，拥有私人交通工具的中产阶级对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周一星等，2000)。人口向近郊迁移往往是城市郊区化的先导，因此在刚跨入郊区化门槛的江苏，这种模式发育得比较完全。鉴于商住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把这种模式概括为“人口和商业郊区化一商住共生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2、中心城市职能分散一卫星城镇城市化发展模式。中心城区地价上涨及工厂和住宅交错混杂而带来的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迫使大多数传统制造业向地价更便宜的郊区工业迁建或扩建。接近铁路、港口、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的郊区、更能满足采用流水作业、需要大面积单层厂房的大型现代化工厂的需要。而大型工业企业在郊区的集中，又带动了与之相关联的中小企业的郊迁。国际经验表明，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功能相对独立的卫星城镇，是控制大城市无序扩张较为理想的选择。

就江苏的实践来说，它与上述人口和商业郊区化模式相比表现为如下差异点：(1)是工业郊区化的产物，因而要求离中心城区有一定距离；(2)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得到了政府的控制和扶持；(3)对郊县经济和城市化的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四)要素流动——异地城市化发展模式

经过30年的发展，由于发展条件、发展机遇和发展思路的差异，内部城市化水平的差异依然存在，地区之间也出现了分化。整体而言，江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远又高于其它地区，在城乡二元体制不断被打破，区域交流日趋频繁的情况下，异地城市化模式应运而生。

农村人口跨地区流动而集聚在异地城镇务工、经商，形成了异地城市化模式，它既改善了人口的空间布局，又优化了城镇要素的配置。目前进城的民工具有城乡两栖、流动就业的特点，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其中一部分人已经或将要在城市安家落户。大多数没能留下来的一般也不会再回到第一产业，而会利用已有的原始资本积累和技能在家乡城镇居家就业、创业。他们将为当地小城镇发展注入活力，促进当地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因此。尽管这种城市化模式建立在人口流动基础上，实现方式较为间接，却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一种重要的城市化模式。

由于城市居住和生活成本较高，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不完善，城市就业风险较大等是制约农村人口进入异地城镇的主要因素(王雅莉，2002)。另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目前有1亿以上农民以城市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的形式存在与城市中，形成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大城市导向型城市化的上要途径，也是国外实现城市化的基本模式，但是受制于我国长期抑制大城市发展，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取向，它在国内的表现形式比较特别，潜力也未完全发挥。

(五)大都市带——江苏城市化发展的新模式

21世纪后，江苏城市化发展将主要以大都市带的形式出现，因为：(1)以上海为中心，杭州和南京为两翼的大都市带已初步显现。沿沪宁和沪杭方向各级城市密布，沿线工厂和建筑物基本练成一片，形成了类似美国南部洛杉矶城那样联系精密但布局分散的城市带；(2)作为都市经济圈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郊区城市化进程已经展开，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正逐步推进；(3)长江三角洲地区大都市带的建立，有利于加快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有利于提高江苏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是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发展的重要空间整合模式，将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起来，是上述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完美融合。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