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关系研究

第一篇：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关系研究

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关系研究

【内容提要】城市的发展影响和带动着周边村镇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农村建设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农村。以村庄整治为切入点，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起点，逐步将新农村建设全面推开，是我市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的实际要求。新农村建设对于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新农村

城市化

小城镇建设

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之后，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系统回顾总结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开始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究竟是什么关系？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城市化还是建设新农村？研究者对这些问题见仁见智,分歧较大。这些争议关涉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与路径的选择、城市化道路的走向乃至中国现代化战略抉择。找出分歧的关键所在,对于达成共识,推动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健康开展都是必须和必要的。

一、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概念

（一）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

城市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现象，其根本含义是指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或城镇转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又称城镇化、都市化。20世纪70年代末，“城市化”的概念被引入我国。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数量众多的国家，非农村社区中不仅包括大中小“城市”,还包括“镇”(含建制镇和非建制镇)，因此，“城镇化”更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在城市化的政策、战略中也都一直强调发挥小城镇的作用。

小城镇建设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其本质功能是聚集和扩散。小城镇建设，主要指将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引起小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以实现城镇化的历史过程。城镇化不仅是城镇人口数量和用地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也包含了经济社会的结构、功能的转变。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城乡文明的相互渗透，是我国小城镇建设发展的目标。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即指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2006年2月，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文件强调，推进新农村建设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村庄治理要突出乡村特色，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本着节约原则，充分立足现有基础进行房屋和设施改造，防止大拆大建，防止加重农民负担，扎实稳步地推进村庄治理。

二、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的是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把农村与城市、农业和工业、农民和市民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来统筹协调，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共同迈向小康目标。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镇化的互动关系，为新农村建设找准着力点。

（一）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相互关联

实践表明，城镇化建设是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农村现代必由之路，与新农村建设是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本质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城镇化大战略的一个重要补充或者重要组成部分。一是目标趋同。城镇化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城乡之间的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同步及经济发展的协调，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融合，以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新农村是改变农村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及城乡小城镇发展模式，以实现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二是利益相关。城镇化的对象是农民，将城市扩散到农村，满足农村城市生活条件或要素。从城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城镇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水平会相应得到提高，又带动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面的现代化，没有城市的城镇化、工业化向农村的辐射，就不可能有农村的现代化和村镇的田园化。三是作用互动。农村最突出的矛盾就是人多地少，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讲确实需要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最直接的效应是比较快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最后实现城镇—乡—村一体化。相反，农村的发展，农村产业的扩大，农民富裕程度的提高，为城镇化奠定物质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把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镇化对立起来，而是要充分利用城镇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促进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二）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相互促进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城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农村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进步，城市的延伸、城镇化的浪潮又推动了农村全面协调发展，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必然相互发生作用，共同促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以县域城镇或有条件的乡镇为基础，形成经济、文化、人口、服务中心，辐射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吸引农村剩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同时，新农村建设为推动城镇化提供物质基础，由农村产业化带动工业化，由工业化带动集镇化，从而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二是冲击农村社会结构。城镇化进程中，一部分农民变成城市人，引起农村经济、社会、人口等结构的变化。新农村建设，发展新乡镇、新集镇、新村庄，将改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农村社会结构的改变。三是释放剩余资源。农民为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到城里去，带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释放。人力资源的释放，满足了城市对劳动力需求，而城镇化的扩张，也向新农村建设释放资金、技术、人才、信息资源。四是提升人口素质。通过劳务输出，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让农民工进城，接受城市生活洗礼，向农民提供在城市掌握生产、经营、生活、学习技能的机会，促进了农民工素质的提升，新农村建设，着力培育新型农民，又满足城镇化对高素质农民工的需求。五是思想观念更新。通过城镇化实践，城市的生活方式使农民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农民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及时尚追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人与城市人的意识、观念的落差逐步缩小。新农村建设，将新型农民输送到城市和乡镇企业，又影响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城市的整体进步。

（三）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相互制约

一方面，城镇化进程步伐加快，有利于城市向农村辐射。另一方面，大量的年青农民涌入城市，他们在外面打工、跑运输、做生意，固定农民实际上变成了业余农民，留下妇女、老人在家里做农田，这部分中老年农民文化水平低、劳动能力弱、自我发展意识差，另一方面形成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难、观念更新难、技术推广难、群众组织难”的问题。长远来看，这一问题难以根本消除，比如，农民工子女随着农民的认识水平提高，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增大，基本上大都能受到良好教育，一部分还会考上大学，走出社会、走出农村；不能考上大学的，其受教育的程度，远远超过老农民工一代，不会减小外流趋势；已经营在外的农民工，有的一心向往和愿望是跳出农门，有的也想在农村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但他们把房子建好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固定在家居住，农村的产业可持续发展仍将受到制约。而如果城镇化发展滞后，农村大量人口仍留在农村，找不到出路，又会增加新农村建设成本，同时，城镇化的优势不能转化为表农村建设的动力，则会延缓新农村进程。

三、认清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的认识误区

城镇化进程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决定在农村现代化必须合理、协调推进农村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不能把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对立起来，在新农村建设中减缓城镇化进程，或者以城镇化简单代替新农村建设。着重应走出以下三个认识误区：

（一）“对立论”认识误区

有人说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是一对矛盾体，农村城镇化，农民在农村的越来越少了，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出现了缺失，新农村建设要发展新产业、建设新村庄、落实新保障、培养新农民、健全新组织，几乎无人来抓、无人来干、无人来享。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如南雄市珠玑镇上嵩村（省定贫困村），只有3个自然村，133户529人，在家几乎多半为老弱病残、妇女儿童，以致新农村的建设难以启动实施。但是，从全国来看，不论我们城镇化发展速度有多快，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还是很少，社会保障等也难以跟上，大量的农村人口仍然进不了城市，即使我们的城镇化程度达到60%，仍然有五六亿的人口留在农村。从农村的实际情况看，农民能够在城镇安家，定居下来仍是少数，大多数仍会离土不离乡，有的只是暂时性离开农村，城镇化不能解决农村的长期发展问题，必须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变农村面貌。同时，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有头脑、有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人才，城镇化可以把农民变成农民工，把农民工变成“能人”，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不是矛盾体，而是相辅相成的。

（二）“重叠论”认识误区

走农村城镇化道路和建设新农村，目的是要全面推进农村的现代化。有人片面理解，建设新农村内容涵盖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社会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方方面面。农村现代化，必然要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民主化，认为新农村的建设与城镇化建设在思路、目标、效果上是“重叠”的，担心新农村建设削弱乡镇集镇的发展，最终可能形成“镇不象镇”、“村不象村”，浪费国家资源，使新农村失去特色。实际上，城镇化一般来说是指我国的大中小城市和农村新型镇乡的城市化发展方向，建设新农村，建立新型村庄，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补充，两者不能互为替代。我认为，新农村建设主要是在村这一块探索集镇化建设道路，有利于解决农民既不离土、又不离乡部分农民跟上现代化问题，也是解决镇城化中乡镇难以解决的缺乏产业化支撑、农民进城可能恶化城市环境、增大城市压力等问题。

（三）“回避论”认识误区

由于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是农村现代建设中的两大历史性任务，新农村建设更是千头万绪，在基层的一些干部思想中，对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地位作用认识不足，有的产生了“回避”的念头。表现在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中，对镇乡规划与新村规划联动考虑不足，对城镇化带给农村的新问题参考不够，就新农村规划新农村，结果新农村建设规划失之可操作性或可持续发展性。问题是城镇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对建设新农村，必须考虑城乡统筹，联动发展，以城带乡，以工哺农，以农促工。如果忽视和离开城镇化谈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将难以真正实现农村现代化，如果离开新农村建设来谈城镇化，城镇化最终失农村根基。

四、正确处理新农村与城镇化的结合关系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步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历史新阶段，城乡二元化的经济社会结构已经打破，城乡发展必须统筹，实行一体化推进。因此，处理好建设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的关系，统筹城乡，紧密结合，是实现两大历史战略的必由之路。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是我国新世纪头20年的重大发展战略，它们相互关联，不可分割，互动互促，相伴而行，谁也离不开谁。城镇化发展需要从农村大量吸纳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新农村建设需要把更多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加快新农村建设，为城镇化推进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之源，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反过来又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近几年来，各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实践告诉我们，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突显城镇化的重要地位，加快城镇化步伐必须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使之相互促进，统筹协调，有机结合。要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结合关系，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1、加快产业拓展是二者紧密结合的重要基础。产业是新农村和城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拓展产业是调整农村结构，建设新农村的基本要求，也是城镇化的基本条件。南雄市珠玑镇2011年镇区没有一家100万以上企业，为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发展，珠玑镇引进彤置富水泥建材有限公司，罗曼钢琴厂等大型企业投资设厂，将极大地带动该镇的经济发展和建筑、运输、餐饮、金融、商贸等产业的发展。

2、加强统筹规划是二者紧密结合的重要前提。新农村建设和推进城镇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二者要紧密结合，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科学发展，突出产业特色，使城乡统筹规划成为促进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紧密结合的重要抓手。

3、提高农民素质是二者紧密结合的必要条件。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也是城镇化的主力，高素质的农民对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尤为重要。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进程。农民素质的提高，除了强化培训外，务必实现两个转变，即由农村向城镇转变，由农民向居民转变，调整思维方式，改变生活习惯，增强谋生致富手段，从而达到在转变中改变，在改变中提高。

五、建设新农村与城镇化进程互动结合的着力点

（一）要在创新镇乡村发展思路上下功夫

城乡发展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也是新农村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重点是要理清发展思路，找准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结合的新路子。围绕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立足特色资源和现有基础，明晰农业产业化的思路，做好主导产业的发展规划，着力培植具有特色优势、难免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同时，要围绕主导产业，培育各种经济组织和产业协会，把千家万户的分散生产有铲组织起来，根据市场需求去发展，并积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将产业做大做强，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通过发挥政府主导、部门主帮、农民主体作用，鼓励资金、技术、项目、人才、信息向农村流动，把城镇化能量集聚到农村来，努力集聚社会各种资源，筑巢引凤，增强农村特有的吸引力，以建设新农村。

（二）要在探索镇乡村管理模式上下功夫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思路，改变过去行政治村、层级治村模式，来推进城乡之间空间结构的有效整合，促进城镇系统与乡村系统的一体化发展。要大力探索能人治村、民主治村等新途径、新方法，促进新农村建设有效推进。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村民的神圣权利，只有让村民真正享有这些权利，才能使其当家作主的地位得到维护和保障，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泛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要针对新农村建设中，城镇化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要坚持落实好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实行重大决策村民代表表决制、财务活动联合会签制、重要事项定期公开制、党员进组务会制，变过去“统治型”、“家长式”管理为民主管理，把建设新农村的“话语权”交给群众，由群众对新农村建设作出决策和评判，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同步发展。

（三）要在推进镇乡村重点建设上下功夫

当前，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中，需要在以下“三个加强”上下功夫。一是要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重点要抓好城镇与农村衔接的交通、用电、饮水、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硬环境。二是要加强城乡集镇建设。要站在建设新农村的高度，重新审视和规划城镇建设规划。要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因地制宜，分类实施，搞好新农村的新村镇规划，逐步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生活愿望、农村人口结构等相协调的新的村庄体系。三是要加强城乡市场建设。要在发展新产业的基础上，做大搞活城乡市场，把新农村建设发展起来的新产业推向市场。要加大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生产销售信息平台，开把农村产业发展与市场真正联系起来。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农村产业化抵御市场风险的机制，增强抗风险能力，防止产业发展大起大落，损害农民利益。

六、结束语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总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新农村建设战略任务的实施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城镇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存在内在的互动关系，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农村发展的实践也已证明了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在“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要注意把城镇化的推进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联系起来统筹考虑，把具有区位优势、良好工业基础和要素聚集条件的村镇纳入城镇化建设的规划，让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以更好地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参考文献：

1.何振红：我国城市化进程稳中趋快[N].《经济日报》，2012-09-04 2.柳随年：《关于推进城镇化的思考》，《管理世界》,2011年第3期 3.廖建平/周拥军：《城镇化：中外对比与中国发展模式》，2011-10-30 4.成德宁：、，武汉大学，11

2010-7-3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

第二篇：统筹发展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

统筹发展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

李鹤

（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116023）

摘要：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初见规模。但在“十一五”时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过度的关注城市利益的扩大，忽视了农村利益的保护而造成了城乡矛盾日益加剧。形成了包括了失地农民返贫，农民工、农二代、留守儿童，价值观的迷失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分析了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可以统筹发展的原因及二者良性互动的方式，提出了在城市化建设中进行新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建设的模式。

关键字：城市化新农村建设统筹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放开了对原有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这成为中国特色城市化进程的开端。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初见规模。人口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17.92%上升到2010年的45.7%，年平均提高1%以上。但是在“十一五”时期，我国的城市化遇到了“瓶颈”——城乡矛盾日益加剧。在“十二五”制定之际，总结城市化进程中的不足，探索一条城市化与新农村并行建设的新路子，来缓解城乡日益加剧的矛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以期实现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统筹发展与良性互动。

一、城市化进程对农民的影响综述

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沾沾自喜是远远不够的。纵观城市化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城市化的建设对农民这一群体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甚至一些地区的城市化成果是以牺牲了一部分农民的利益而获得的。解决城市化建设中农民利益的保护及增加农村的经济实力，成为城市化进程继续向前推进的关键。

（一）失地农民返贫

为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扩展的目的，地方政府把向农民征得的农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对农民采用合理的安置方式，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也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及使用权，农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还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又有一次的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被征占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

（二）农民工、农二代与留守儿童问题

据统计，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1.2亿，他们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使农民工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生活保障。农民工会产生自我怀疑和自卑，用不理智的方式对待自己和周围的人，成为城市社会治安不稳定的因素。出生于80后的“农二代”，他们拥有更多的文化

知识，怀有更远大的理想，对城市的渴望也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是户籍制度、城市社保等相关制度的制约使他们“留不下，回不去”。而那些依然留守在农村的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价值观的迷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还没有完整的建构。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出现了混乱。“信仰逐渐陨灭，理性越来越清晰”，对金钱、地位的追逐远远超过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迷失在进程务工的农民工、农二代群体中表现的更加突出。没有精神层面的追求，物质上再丰富也不能给人带来满足，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从自我的迷失、迷惘到对自己失望甚至对整个社会不满，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对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非常不利，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威胁。

二、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统筹发展与良性互动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城市生活习惯、思想方式向农村的扩散，而且还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完善、村庄习俗向城市习惯的过渡、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等等。城市化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人为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尊重其客观发展的规律。那些用行政手段推进的城市化模式，尽管使城市变大了，城镇人口变多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这种被曲解了的城市化造成了社会产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公共配套设施严重缺位。单纯的“空间城市化”、人为的推进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而是一种浪费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统筹发展的原因

城市化是一个发展过程，不是意识形态改变就能一蹴而就的。以我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每年大概1%左右）而言，完成城市化的目标至少还要进行50几年。那么如果在这个阶段我们没有优化农村的建设，而是把社会建设完全的集中在城市的建设的话，那么城乡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另外，我国农村人口不论是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还是农村人口总数都是最多的。我们在实行城市化的进程中不仅不能忽视这一群体的利益，而且要想方设法的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使城市化的成果能够惠及到农村。这样城市化才能够获得一个稳固的大后方，才能够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基于这样的思想，可以考虑一种新的思路来进行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统筹发展。在努力提高城市化的速度、优化城市化的质量的同时，让城市化促进新农村建设，令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建设的坚强后盾和稳定的大后方，大力实施新型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包容性发展”的新战略。总之，我们推行的城市化战略是能够带动农村发展的城市化，建设的新农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

（二）实现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

1．以城市化建设引领新农村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着城市化的建设。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为代表的三大都市圈以及各初见端倪，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周边新农村建设的带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城市中的技术、产业可以适度的向农村转移，城市中的民主观念可以向农村渗透，这既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同时对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大城市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的成熟经验，利用规模优势，提升新农村中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改变农村的面貌，建设“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对于农民来说，如果能在自己熟悉的农村也能有所作为，也能拥有更高水平的生活，有完善的医疗和社会保障，那么即使暂时不能够进入城市变成市民，也能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安居、乐业，也更能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

2．以新农村建设促进城市化的推进

新农村建设相当于城市化建设的大后方，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稳定的农村，那么城市化无从谈起。试想一下，大量由于失地而返贫的农民涌入城市，在城市中聚集成若干的“城市贫民区”；大量的农民工、“农二代”在城市化进程中迷失方向、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的教育而产生心理畸形，那么城市化如何继续进行下去？而且这些都明显违反了城市化的初衷，城市化成了“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对另外一部分人有益”的过程。所以，只有城市化的进程中，对新农村的建设更加重视才是最佳之选。要对农村加强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逐步培养有新思想、新文化、新理想的新型农民。新农村的建设也为 “逆城市化”做好准备，农村也有城市的现代设施和文明，可以为一部分城市人口向郊外转移提供条件。

三、重视城市化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一）继续推进新农村的经济建设

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面貌，首先要加大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发展的投入，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有加大经济投入才能刺激广大农村的经济、整合农村的资源，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的经济实力。

农技部门要定期派专门人员下基层，向农民传授有关科学种田、科学养殖方面的知识。有关部门要大力配合，最大限度的为农民产销打开门路，比如对符合要求种植的绿色蔬菜、生态养殖的家禽等按合理的价格进行及时的收购。这样不仅增加了农村生产的经济收入，还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形成了城乡之间产销一体的科学模式。要充分利用农村的自然资源优势进行果蔬业、旅游业开发，比如进行农村生态游，农村采摘游等，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另外，在新农村的建设中要注意差别化的建设，不能按照同一个模板复制，而是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建设不同风格、不同优势的新农村。

（二）深入发展新农村的政治建设

新农村建设中，当地政府要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加快步伐进行政府职能转变。基层组织应进行村务公开，建立和完善基层民主建设，把权力进行下放，让农民的事由农民自己决定。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农民的生活习惯，不能好心办坏事。农民的生活方式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要求农民一下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是不现实的，所以在新农村的建设中要把握好尺度、循序渐进，新型的农村建设不能成为城市化建设、城镇化建设的照搬照抄。

基层组织的相关部门要对城市化中涉及到的法律、法规进行重新的学习和整理，不但要真正提高领导部门的知法懂法的能力，也要的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使农民能够真正运用法律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农村中形成一个良好的民主氛围，形成“村干部是农民利益的维护者，村民是新农村的建设者和受益者”的新农村。

（三）逐步完善新农村的文化、社会建设

价值观是心中的信念、是精神的汇聚，是我们做事的指导方向，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在新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采取简单易懂、农民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讲解，争取在新农村中形成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统一共识。诚然在城市化的建设中，农民工、农二代、留守儿童这些群体都是城市化建设的奉献者，他们的利益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损失。虽然国家在短期之内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实，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一定要对这些群体进行安抚，让他们明白他们城市是接受他们的，他们是城市化的功臣。只有在城乡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体系，才能对城市化、新农村建设乃至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有统一的认识，也才能拥有健康的心理从而成为最稳定的支持力量而不是“摇摆派”。

新农村的建设要坚持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不能走城市建设中牺牲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们建立的新农村是能够直接过渡到城市的新农村，所以不论从社会的发展模式还是经济建设的方式都要吸取城市化建设中的精华。要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投入，进一步发展农村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期实现农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美好愿望。

总之，在城市化的建设过程中兼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可行的，既能保证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又能提升农村的经济实力，同时是解决现阶段城乡矛盾的最佳途径。

参考文献:

[1]温家宝：《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J]，求是，2006（18）。

[2]蔡永飞：《“十二五”如何统筹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N],学习时报，2010（5）。

[3]曹利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奋斗目标到行动纲领》[J]，探索，2005（6）。

[4]石玉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的思想及其启示》[J],经济学家，2005（6）

[5]李炳坤：《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农村经济，2005（11）

第三篇：城市化与环境保护关系

【标题】 城市化与环境保护关系 【作者】洪茂

【关键词】 城市化 环境保护 和谐 【指导老师】吴从众 【专业】

【正文】 引言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国家发达程度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与世界平均水平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差距。因此，提高城市化水平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然而，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只是表面上的城市化。城市数量不断增加，但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却是极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城市都是在盲目的发展，各成体系，重复建设了不少污染极大的小型企业，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不但没起到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目的，反而影响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没能正确认识城市化进程和环境保护间的关系，在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只注重了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经济等方面的效益，而忽视了发展过程中对环境资源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一、城市化进程对环境的影响

在我国，由于经济落后和不被重视的原因，使得环境污染极为严重。对各种自然资源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首先，是对空气的污染。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最显著的就是全球升温。同时，由于有害气体排放过多，空气质量明显下降，天空不在明亮。在污染严重的地区，下的雨也是带有腐蚀性的酸雨。

其次，是对水资源的污染。在我国，环境污染最突出的就是对水资源的污染。以黄河为例，1995年黄河全流域一类到三类水占38.4%，到1997年就锐减为13.8%，四类水由1995年的36.3%飚升到1997年的68.4%。黄河干流被恶化更为明显。1995年干流三类以下水占53.5%，1998年减为19.7%。据1999年1月的数据统计，龙门以下的黄河干流水质全部为五类，超五类水，已失去水体功能。

此外，水资源正加剧枯竭。主要是河流断流日趋严重、湖泊退化、冰川后移愈演愈烈。黄河断流始于七十年代，1970年断流的时间长达21天；1997年黄河断流13次，断流时间长达226天，最长一次断流河道长度704公里。素由“千岛之县”美称的黄河源头第一县玛多，境内本有大小湖泊4077个，而现已有2000个消失。祁连山冰川的后退一直悄悄的在加剧，东部冰川的年退缩速度为16.8米，中部冰川为3.3米，西部冰川为2.2米。黄河源头地区雪线上升，导致黄河来水量日益减少。

第三，是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缺乏管理和规划，盲目发展，再加上对环境的破坏，对土地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首先是水土流失加剧。就水土流失率而言，宁夏达到69.94%，陕西66.87%，四川43.65%，贵州43.55%，分别列居全国的一、二、四、五位。黄土高原土地总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达43万平方公里，每年被雨水冲走的土层厚度达0.2—1厘米，而形成1厘米厚的土壤需要200至400年，而这层土壤正好是腐殖土，偏偏被雨水冲走，被风刮走，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沙漠化急剧发展。西部各省的荒漠化率相当高，其中新疆是86.07%，宁夏75.98%，甘肃50.62%，西藏42.02%，青海33.06%，陕西15.96%，分别居全国的一、二、四、五、七、八位。近几年，黄河源头荒漠化急剧发展，几年前尚有一尺多高的草地，现在已经是斑斑沙迹。一些天然绿洲也面临着退化。由于内陆河流中上游水资源过度开发和地下水的过度开采，下游天然绿洲缺乏涵养水分，面积减少，植被衰退，加上大量砍伐林木，森林面积减少。例如柴达木盆地自50年代以来，森林面积减少了20%以上。准葛尔盆地梭梭灌木林面积比解放初期减少了68%以上。过去塔里木河下流两岸茂盛的胡杨林和5公里宽的绿色走廊，现在大片的胡杨林枯死。库鲁克沙漠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呈合拢之势，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的额济纳绿洲由于黑河断流，下游居延河干枯而严重退化。

城市化进程中对环境的这些破坏，反过来也对城市化进程造成影响，阻碍发展。表现之一，投资者不愿来了。某些城市由于环境污染严重，环境卫生质量太差，老百姓不愿在当地购房安家，投资者也不愿在此投资。二是减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环境的原因，使得这些城市不能很好的积聚外资，外地资金不愿注入，本地资金又有限，从而对城市的发展形成影响。我们加快进行城市化进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为此，有些地方不惜以环境的破坏做为代价，走上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事实证明，这条发展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以自身的惨痛教训向我们做出了证明。先发展，后治理，只能是在前期取得一定的发展，但在环境被破坏得不能再破坏的时候，发展也就不复存在，相反，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在治理被污染的环境上，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发展所带来的效益。所以，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而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破坏的同时也进行治理。做到污染和治理同步进行，把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减到最低，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发展。那么，该怎么处理城市化进程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对于两者间的关系我们又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二、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认识城市化进程与环境保护关系

（一）以人为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正确认识城市化进程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哲学依据

城市化进程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两种看法：一是人类中心论，它重视、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赞美、突出人的智慧、意志、精神、力量、重要作用和重要地位；二是自然主义，它重视、强调人与动物的共性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赞美、突出大自然和非人生命体。这两种观念经过漫长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展过程的冲洗，已分化形成如下三种有影响的、争论不休的观念。一是“极端的人类中心论”，即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是自然的中心、主宰、征服者、统治者、法律关系的唯一主体，人对自然有着绝对的自由支配权利，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甚至从某个阶级、阶层的利益出发对待自然，人不可能也不应超越自我，根本否认自然的价值、尊严和自然权利，否认和反对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共处，否定法律应当和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主要是将人类的中心地位和重大作用无限、过分、不当夸大的产物。二是“极端的自然论”，又称自然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即认为人与自然没有区别，根本否认人的中心地位、忽视人的利益和创造力，主张以生态为中心、一切顺应自然、自然与人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利，甚至认为人是“宇宙之癌”，人的存在是一种宇宙病态，人在宇宙中如同癌细胞一样，夺取了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破坏了宇宙的和谐，这主要是无限夸大自然与人的共性、过分轻视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产物。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论”，认为宇宙中一切有意识的生物都是首先从“自我”或自身出发看世界的，人作为高级生物也不可能例外，从这个角度讲并不反对或否定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但是，人毕竟是不同于一般生物的高级生物，人发展成熟到一定阶段具有超越自我的能力。由人制定的法律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应是人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用与理性、科学态度与道德理想的结合，应该同时反映自然生态规律、社会经济规律、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以及人的利益与其他物种的利益。人应该尊重、保护、合理利用自然，通过法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和谐、“人化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相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反对“自然主义”和“极端的人类中心论”。这第三种观念有着丰富的理论源泉，是极端的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主义相互取长补短、优化结合（或综合、整合）的产物，是整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论、环境科学理论、伦理学理论共同发展提高的产物。在现阶段的城市环保中，我们更应该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所以，我们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应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正确观点。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的保护又需要全人类共同的努力。

那么，什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观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个古老而现代的话题，人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还要继续延伸下去。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从有了人的同时便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关系既影响人及其所构成的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着自然界自身的演化。自然有生命，有情感，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需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中国古代的儒家早已提出“天人和一”的思想，这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正如人与人的关系一样，只有把他人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主体，而不是当作异己的客体和利用对象，才能通过交往、对话、理解、沟通来建立自由、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建立在平等和谐的基础上。

此外，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大道中生，和而不同。在太极图中,阴阳鱼合抱共含，两条鱼的内边结合得天衣无缝，外边则共同构成一个正圆。这个太极图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两个对立面；第二，两个对立面相互包含,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第三,两个对立面协调吻合，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三点内涵中，第三点最为重要，因为从中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个道理：在一个统一体中，凡是有利于对方的，便有利于整体的和谐统一，最终有利于自己；反之，凡是有损于对方的，便有损于整体的和谐统一，最终有损于自己。学者把它称为“太极和谐原理”。这个原理，对于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为深刻、极为重要。人类本来就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人类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发展于自然，人与自然本是一个不可须臾分离的有机整体，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是人类发展的题中之意。整体是基，共处是形，和谐是本。破坏自然就是损害人类自己，保护自然就是呵护人类自己，改善自然就是发展人类自己。

所以，我们要以和谐发展观的观念来正确认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本质上看，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过程就是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和谐的重要性是在它受到破坏之后才更加深刻地被人类所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要采取行动去扭转和改变造成不和谐的因素，寻求和建立新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运动着的矛盾统一体，由和谐到不和谐，再到更高层次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规律。今天我们所讲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绝不是要回到原始社会式的和谐,而是要在社会生产力有了飞速发展、社会财富极大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基础上，寻求和建立与之相适应、相匹配的新的更高水平的和谐。和谐会伴随社会进步而不断升华，因此，人与自然和谐的本质是动态的、演变的,追求和谐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调整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也就是人类在不断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的同时不断改善自然、完善自然的过程，是一个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当今世界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的关键，是端正人的思维,校正人的认识,调整人的发展行为。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发展。人，既是自然中的普通一员，同时也是自然中的特殊一员，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最终归宿，还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目的在于合理和科学地运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调整和改善人与自然关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然，进而更好地利用自然。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演变到了今天，自然已经受到了人类太多的伤害而元气大伤，如果只是一味地坐等大自然的自行修复和自我发展，根本不可能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新的平衡与和谐。人类欠自然的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正处在“还账”时期，人类不仅要严格地保护自然，尽快地恢复自然,更重要、更急迫的是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自然规律去科学地改善自然，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进程中，保护自然是基础，恢复自然是目标，改善自然是关键。那种一切以人类为中心去盲目地“改造”自然是错误的，是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论；而那种人类只能服从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事事同样是错误的，是机械唯物论的认识论。

此外，人作为一种群居生物，通常是以聚居的方式生存，并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居住地逐渐的由村落变为了城镇，慢慢的形成了城市，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应的也就转变为城市与环境的关系。所以，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城市与环境间的关系。

（二）坚持可持续发展观是正确认识城市化进程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指导原则

可持续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缘起于环境保护问题，但今天已经成为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生态和可持续社会三方面协调统一的全面性战略。它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和谐与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现代化建设全局提出的创新思维。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符合中国国情、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

而以可持续发展观来正确认识城市化进程与环境保护关系首先就是要从效益的角度看污染与治理。

我国大力推行城市化的目的是依靠城市的发展来带动经济的发展，从而达到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目的。但就目前来看，城市化的发展并未大力带动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不少地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先是片面扩大了城市化规模，而并没有建设起与之匹配的工业企业，城市经济发展靠的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本身对经济的发展只能起辅助作用，而不能起直接作用。此外，还有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走了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牺牲当地的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发展只是暂时的，这一代可从发展中得到好处，而下一代不得不为环境的破坏吞下苦果，西方发达国家早就从自身的教训提醒了我们，先污染，后治理，在污染之后的治理，付出的代价是甚大的，甚至是超出了以污染为代价的发展所带来的效益。

前人的教训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就应该避免重导复辙，我们城市化的目的是发展经济，而先污染后治理将在以后的治理中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于阻碍经济的发展，那么，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就应该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这条老路，而应该在污染的同时，就进行治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会因环境的毁坏而在某一阶段对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环境保护对城市化进程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保护环境，绿化城市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城市的本质在于积聚人、财、物。只有把周边的生产要素积聚到城市中来，才能产生集聚和增值效应，才有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才有科技、教育服务设施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企业与企业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商品交换，只有在城市才能实现，地区的开放也是通过城市这个国际化的跳板来实现的。反之，如果一个城市对生产要素不是积聚，而是发散的，人、财、物是外流的，这个城市必然会衰退。历史证明，绿化建设与城市的兴衰存亡息息相关。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不少曾经商业繁荣、人口众多的城市，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而逐渐衰落，有的甚至湮灭大漠。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绿化城市，提高城市积聚财富的能力。毕竟，一座城市只有不断的积聚人、财、物，才能持续发展；反之，则会不断的衰败，最终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其次，城市绿化具有优化人居环境，吸引外地人、财、物积聚到城市的功能。今天，我国绝大多数地方人民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人们已将目光转向了人居环境的优化。人居环境优化已成为提高城市竞争力、吸引人财物的主要手段之一。

第三，从提高城市化水平上来看，城市绿化也是重要的实现途径。我们不能把高楼大厦看作是现代化的标志。这是一种表面现象。现代化，除了物质生产水平的现代化，还有精神生活的现代化，还有生态环境的现代化。城市的现代化不能局限有多少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要讲求人与自然、人与城市环境和谐统一和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三）建构和谐社会的理念是正确认识城市化进程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合理价值取向

和谐社会是将社会方方面面有机协调，形成高效运转、功能充分发挥的系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理念，是在“三大文明”建设有了一定的基础，现代化具有一定条件的状况时提出来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为竭力避免个别的局部利益冲突转化为整体的社会冲突，中共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执政理念，以期协调好各阶层利益关系。

当前，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化，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民众政治诉求方兴未艾，上访「洪峰」此起彼伏，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社会矛盾不断显化甚至激化，这对于中共中央的执政能力来说，无疑是严峻的考验和重大的挑战。而旨在协调利益格局、缓解社会矛盾的和谐社会理念，自然是执政党引领中国民众顺利度过临界点的不二法宝。

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至关重要。社会阶层关系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的目标，就是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但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要做到构建和谐社会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继续努力。在诸多的问题中最突出的就是农民失地问题。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大量占用耕地而由此引发的农民失地问题越来越严重。本来国家对失地农 民进行了一定的补偿，但由于村、乡干部的层层克扣，最后发到农民手中的就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农民得不偿失，生活困难，使得农民失地问题越发严重。

同时，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对城市管理也是极大的考验。虽然现在提倡农民市民化，但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是有一定的困难。除此之外，这些进入城市的失地农民并没有获得工作，城市也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来安排这些农民。所以，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在进入城市之后，是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同时，又由于农村的教育问题，导致农村居民的素质普遍不高，也提高了管理的难度。在这么多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又无事可做的情况下，极易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失地农民就算进入了城市，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市民化，在城市生活中，农民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和城市居民也不尽相同，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冲突。不利于城市的安定，也会影响城市的发展。这都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顾自然环境盲目发展对土地资源造成极大的破坏所形成的。

三、正确处理城市化进程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措施

（一）加强政府职能

对于政府来说，需要加强政府职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包括合理制定正确的城市环保发展指标和对企业建设进行合理规划。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使环境保护的进程不落后于城市化的进程。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是很好，很多地方存在着不遵法纪的情况，不少污染较大的基础企业，比如说造纸业等，在建设上存在的重复建设的情况。出现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局面，而实际上有不少的建设是不必要的。对于这类企业政府应加强规划，对于不必要建设的就坚决不批准，对于已经建设，但污染较大的要限期整改，达不到要求的要坚决查封。

此外，还需要加强执行监督和管理，坚决查处违法行为。不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很多城市急于招商引资，增加财政收入，以至于违反规划，随意侵占绿化用地和改变绿地性质的现象比较严重，致使绿化规划难以落实，行同虚设，城市绿地屡遭破坏。某些城市违法砍伐树木的现象也比较突出。一些西部城市还在重复东部地区发展初期的行为，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是作为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西部地区，采取这样错误的行为，其代价将比东部地区发展初期时的代价大得多。这些现象的产生，除了思想意识问题外，主要原因就是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有效的管理，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所以，西部地区城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保护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成果，严肃查处违法行为对保护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城市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颁布的有关城市绿化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城市绿化技术标准和规范。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法行政，坚决依法查处侵占绿地、破坏城市绿地设施的行为，抓住典型事例，将处理结果公布于众，形成社会舆论，切实保护城市园林绿化成果。

（二）支持鼓励公众参与监督环境保护 鼓励公众参与关键就是加快普及全民环保意识。环境保护需要全民共同的努力，光靠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机构的努力是完全行不通的。只有全体民众共同行动起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环境保护工作才能真正的做好。而要使全民都行动起来，就需要政府做好宣传工作和舆论指导，同时做好基础教育工作，从孩子抓起，从小就对他们进行环保意识教育，使他们明白为什么要进行环境保护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自觉的维护环境。回顾中外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历程，与西方国家环保事业最初由公众推动不同，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是由政府首先推动。30多年来，从“基本国策”到“科学发展观”，充分显示了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然而，好的政治理念必须依靠公众来响应，必须依靠公众参与来落实，必须依靠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来贯彻。2003年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个统筹发展，不仅把环境保护摆上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而且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政治保障。

目前，环保工作之所以越来越重要，是由于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愈来愈严重，是由于群众对此愈来愈不满，是由于我们治理的速度似乎愈来愈赶不上破坏的速度。其中深层次上的原因之一就是公众参与程度太低。而中国环境保护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公众参与的民主法制机制不足。要实现整个中国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制定和完善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强化民主法制的监督约束机制。

我国于１９７９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首次在法律上肯定了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权利。后来通过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重要的环保法律，都对公众参与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今年起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公民的环境权益，规定凡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划，要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为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并依法维护自身合法环境权益奠定了更为明确的法律基础。以上这些规定，为我国环境方面的公众参与提供了法律保证。而且，公众对影响自己利益的公共事务，应当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环境方面公众参与发展的程度，直接体现一个国家环境意识发育的程度，同时也体现这个国家民主进程和政治文明发育的程度。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使环境信息透明化，环境决策民主化，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是一个渐进的持续发展的过程，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关心环境的个人共同努力。

这其中的非政府组织是指公众自发形成的民间环保组织。环境保护民间组织不是政府机关，环境保护群众运动不是国家行为，对他们不应强行划一，而应该提倡和允许成立各种不同类型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环境保护群众运动，即坚持“多元性和多样化”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和群众运动的蓬勃、持续发展。由于环境保护群众组织种类繁多、情况相当复杂，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制定相应的政策。政府应该对民间环境保护群众组织实行依法管理、宏观调控、正确引导，而不宜对他们实行直接管理或包办代替。应根据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保护发展的需要，积极稳妥地促进建立和发展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在当前我国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发展不足甚至发展困难的情况下，应该制定鼓励建立和发展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政策。应该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针对不同类型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制定相应刺激和鼓励的政策。应该在巩固原有政府性环境保护群众组织并继续发挥其作用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有关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政策，应该有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和功能，有助于限制和避免他们的消极作用和缺点。

同时，由于环保组织的参与者也是普通的公众，所以，鼓励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监督环境保护也就是鼓励公众个人参与监督环境保护。在公众参与中最重要的就是鼓励公众积极反映问题。公众积极反映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职能，加大执法力度。对于公众反映的问题要作好处理，不能因反映的问题涉及到某部门的利益而对公众进行打压，这样将导致公众不反映问题或不如实的反映的问题。只有政府作到了公众反映问题就及时处理，同时不涉及反映问题的公众自身，才能真正起到鼓励公众积极反映问题的目的。总结

我国公民目前的环保意识还不够强，而为了发展经济所推动的城市化已经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理的地步了。所以，我们目前要做的是对城市化进程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相互之间并不矛盾，相反，二者之间是可以相辅相成，和谐发展的。光有这些认识还不够，还要加大宣传的力度，真真正正的做到全民参与环保。

第四篇：“十二五”如何统筹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

“十二五”如何统筹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

2010-05-10 14:39:54 来源: 新华网(广州)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学习时报》日前刊发蔡永飞撰写的《“十二五”如何统筹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全文如下:

现阶段我国城市化虽然进程加快,但仍然滞后,突出表现为农民工问题日趋严重。近两亿农民工一到春节就要从城市回到农村、过完春节再从农村返回城市,一方面给运输部门造成了很大压力;另一方面,农民工只能在春节与家里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相聚,对农民工家庭来说很不人道,尤其是,农民工无法定居在城市或者农村,不利于他们参加城市现代化建设,也很难让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也难以即时实现这一庞大人群的消费能力,对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都十分不利。

同时,城市化虽然有所进展,但城市建设中问题十分严重,突出表现是多数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一个隐患。加快城市化进程,解决好城市民生问题特别是农民工问题,统筹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城市化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与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有关。近年来,笔者在全国许多地方调研时了解到,几乎所有地方官员都认为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不对称”,制约了地方的发展。按照现行分税制规定,增值税的75%和所得税的60%划归中央。再加上农村地区免除了农业税,地方政府可用财力严重不足。由于财权减少、事权却有增无减,地方政府只好“另辟蹊径”。当有些地方“创造”了“经营城市”的经验之后,“土地财政”很快成为普遍现象,即靠出卖土地增加政府收入,以此来发挥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土地财政”弥补了地方政府财力的不足,为许多地方的城市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提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面貌,也大大助推了我国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土地财政”的弊端也十分明显。第一,大多数城市向周边农村扩张,使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难以落实到位。第二,所谓“土地财政”其实主要是用低价征收农民土地、高价拍卖给开发商,实际上就是政府剥夺农民利益。第三,政府在高价出让土地时,和房地产开发商联手推高了房价。加上许多地方政府并没有按照中央要求加强保障房建设,使城市居民住房问题难以解决,更使农民工无法在城市落脚。从各地实际情况看,由于土地资源不足,土地财政也已经无法持续。由此而言,分税制虽然对中央政府增强执政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为抓住后危机时代转危为机的机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统筹推进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笔者认为: 第一,调整分税制,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分成,并按照税收和税源一致性原则改革现行税制,以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为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化、城镇化提供合理的、可持续的动力。加快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仍然需要地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为此,国家必须支持并且激励地方政府增强财政汲取能力。从“十二五”开始为一部分城市“放水养鱼”已势在必行。建议在“十二五”期间,在全国市区人口10万到80万的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实现新的分税制,增值税存量部分每年将中央分成减少5%,五年从75%减少到50%,另外50%归这些城市政府;增量部分全部由这些城市政府收取。同时,将现行税制关于企业在注册地纳税的规定,改变为在税源地交税。以这样两项改革来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激励地方政府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从而吸纳更多劳动力,把农民工稳定在城市。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并稳定在城市的同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加快小城镇和中心村建设,引导那些“空心村”、“空壳村”的农民集中起来居住,腾出更多土地进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一二十年之后,比如说在小城市人口增加到50万、中等城市人口增加到200万左右,并且产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考虑逐步恢复目前的分成比例。

在人口超过300万的超大城市的近郊区,可将离这些城市半小时左右车程的县城、中心镇,规划为这些城市的卫星城,并采取措施加快建设。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将集中在这些城市的大型国企的总部或分部,分散一些到这些卫星城去。同时既引导附近的农民,也引导城市居民包括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到这些地方居住。这样既有利于这些城市周边地区加快新农村建设,也有利于缓解这些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压力,让虚高、过高的房价降下来。在这些卫星城也应实行新的分税制。

建议在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仍然实行现行的分税制,以引导特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过度集中的资源疏散到中等城市去,以加快中等城市的发展。事实上,现阶段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规模已经过大,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很难提高,应限制其继续扩大。

第二,修订《城乡规划法》,让规划加强城乡统筹,强化城乡规划的刚性。2007年以前,我国只有城市规划法,法律没有要求和规范统筹城乡发展。但把“城市规划法”改名为“城乡规划法”,并不能马上就做到把新农村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中。事实上,许多地方的规划仍然是城市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两张皮。特别是在2005年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任务之后各地掀起的新农村建设规划热中,基本上仍然是把农村区域单独来规划,而缺乏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城乡统筹。修订后的《城乡规划法》应当规定,小城镇和乡村规划必须包含于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规划之中。中心城市的规划,至少要规划到周边行政区划内每一寸土地;最好能够规划到城市可辐射范围内的所有农村地方。

应当借鉴国外规划法的经验,给城市规划编制设置“公众评议”、“公众听证”的程序,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要求,既让专家参与,也向民众征求意见。应当规定,规划须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而不是人大常委会审议;并要规定人大审议规划须设置辩论、投票表决等程序。同时,应强化政府执行规划的法律责任,把“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之类的规定,修改为“根据情节轻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规划问题上,政府部门的法律责任必须从严规定、从严执行,保证城乡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不受领导干部长官意志随意性的影响。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现阶段城市化进程中拆迁引发的矛盾问题,将大大减少。

第三,加快《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对城市国有土地使用者收取土地租金作为财政收入,对征收征用农业用地按照土地预期收入给予被征地农民合理补偿。目前在城市国有土地的使用中,无论是公共机关、国有企业还是私人部门、居民个人,都有将属于国有土地的收入据为少数人或者个人所有的行为。应当吸取学者盛洪等人的建议,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将属于全体人民的收入收回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现行法律规定,征收、征用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补偿,都按照土地过去的收入来进行补偿,这也是不合理的。应当按照所征收、征用土地可能达到的预期收入水平,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予被征地农民补偿。应将《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修改为“征地补偿、安置争议没有解决之前不得实施征用土地方案”。应规定允许小城镇、中心村在连片宅基地上开发建设住宅区,在满足本地农民需求的前提下,允许城市居民购买居住。打破城乡居民分隔,允许城乡人口双向流动,让城乡居民在农村区域混居,这样才是统筹城乡发展。

第四,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城市居民可以有条件地到农村承包土地。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没有明确排除城市居民到农村承包土地,但强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等等,表明当初立法者没有考虑城市居民到农村承包土地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同时,也有一些城市居民想要到农村创业发展。特别是在许多大学生村官来到农村创业发展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承包法》应当明确规定城市居民到农村承包土地的条件和方式。允许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学生到农村承包土地、参与农业农村建设、成为新时代的农村居民,这是改变农村劳动力结构、发展壮大现代专业农民队伍、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步骤,应当得到法律的鼓励和规范。

第五,对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城市,要加快民主法制建设。在国家放权让利给那些城市的同时,应当加强制度建设,对这些城市领导者的权力进行更加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建议在这些城市实行司法机关垂直管理的体制,使这些城市的法院、检察院能够享有相对于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独立性。同时,在这些城市,可按照每10万人口设1名专职人大代表和1名专职政协委员的制度,授权他们专职履行法律监督和民主监督职能的权力。可在这些城市实施预算管理和监督制度改革,让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公开透明,从而保护领导干部不受腐败的干扰和威胁,专心致志为人民服务。

第五篇：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浅析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浅析

韩静(环境学院)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中两个重要指标,存在紧密联系.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常内容,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工业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社会经济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同向发展中不断前进.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城市化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工业化发展水平.在社会发展中,根据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规律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将对我国加速实现全面小康发挥重大作用。

关键词：城市化 工业化 关系

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与资本向城市聚集，使工业化与城市化呈现十分明显的正相关性。H钱纳里和M塞尔奎因提出了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比较的世界模型。该模型研究了90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得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工业化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也越高的结论。

1.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探究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紧密相关的，是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进程在产业和区域方面的分别表述。钱纳里和塞尔奎因将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概括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的基本内涵在于：由于工业化的推进，非农就业人口的不断增加，与之相适应的非农就业人口和依托非农就业人口生存的相关人口向城市集聚，采用城市的生活方式，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然而，在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与许多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相关，因此，两者并不是自动协调发展的，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协调同步、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三种模式。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超越了其赖以支撑的产业结构的发展，大量的城市人口没有能够在非农产业中就业；而滞后城市化则是指城市发展落后于产业结构的转变，大量的非农就业人口和依托非农就业人口生存的相关人口不能够在城市中生活，无法采用城市的生活方式。由于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模式会产生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如何协调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2.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

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推进工业化的难度很大，因为长期以农立国，工业化的资本、技术、人才门槛太高，难以逾越。比较之下，“城市”却是老早就有了的。倘若工业没有长足的进步，“消费性的城市”再多，对经济也没有好处。衡量工业化的水平，关键指标是“工业化率”，也就是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城市化呢？当然是“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这两个“率”，一个经济，一个人口，当然无从直接比较。不过，由于工业活动总要“投影”到人口的空间分布上，所以在经验上，以上两率又可以作统计上的比较。今年国家统计局宣布我国城镇化率51.3%，那是2010年人口调查的结果。同年的工业化指数是多少呢？46.8%。这是说，2010年我国不但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且城镇化率也超过了工业化率。目前中国的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矛盾突出，产值结构偏高，就业结构、小消费结构偏低。二是二元经济结构显著。第三，由于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占绝对比例，其消费水平远远低城市居民平均水平，农民对工业消费品消费低，引发工城市工业增长缓慢，消费疲软。

参考文献：《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2期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年第3期东方财富网财经频道2012年5月8日 《周其仁：中国的工业化超前 城市化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