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甘肃贫困地区三农问题研究

第一篇：1甘肃贫困地区三农问题研究

1甘肃贫困地区三农问题研究

作者：张颖文档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1095更新时间：2009-7-13文字控制：[小][大]

(2009年第3期)

近年来，国家和省上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的同时，以贫困地区农民增收为目标，不断加大扶贫开发工作力度，贫困人口广泛受益。甘肃农村贫困人口由2002年的660.1万人降至2007年的490.2万人，贫困面由2002年的32.4%降至2007年的23.6%，农村贫困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贫困地区的农村、农业、农民

（一）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社区条件不断改善

1.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得到改善。经过近年来的扶贫开发及建设，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观，四通占全部调查村个数的比重均有所提高。据对全省扶贫开发工作县24300个自然村的监测，2007年底全省已有87.37%的村通公路；有97.28%的村通电；有88.27%的村通电话；有96%的村能够接收到电视节目，社区条件不断改善。

2.饮用水困难的局面得到进一步缓解。2007年贫困县在饮用水方面呈现“四喜二忧”。一喜是使用自来水的农户比上年增长5.68%；二喜是有饮水困难的农户比上年下降19.13%；三喜是人畜饮水工程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了37.28%；四喜是扶持饮水的农户比上年增长了41.97%,净解决饮水困难牲畜头数近14万头。一忧是截止2007年底全省依然有341万农民尚未解决饮水困难；二忧是国家虽然不断加大人畜饮水工程的力度，但仍有167万牲畜饮水存在困难。

3.义务教育落实到位，学龄儿童辍学率下降。2007年贫困地区7－12岁儿童入学率为97.74%，13－15岁儿童入学率为94.16%。在失学儿童中，7－12岁儿童失学人数比上年下降16.98%,13－15岁儿童失学人数比上年下降7.32%。

4.农村社会保障继续完善，新型合作医疗覆盖面增加。2007年本村有卫生室的村占行政村比重

69.85%；有医生或者卫生员的村占行政村比重76.47％；有合格接生员的村占行政村比重74.76％，农村医疗卫生网点进一步得到改善。

5.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且强度大。

2007年在被监测的408个行政村中，有62.27%的行政村遭遇严重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占受灾村总数的68.40%，其次是水灾和病虫害，分别占22.83%和9.78%。2007年仍有8.8%的农户有缺粮现象。

6.农民身体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农村老龄化步伐加快。2007年有94.13%的农民反映身体健康，而体质弱患有大小病的仅占调查人数的5.87%。从调查资料看，贫困地区农村老龄化步伐加快。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9.89%,比上年增长3.13%。按照联合国规定，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按此标准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即将步入老龄化。

（二）贫困地区农业生产受干旱影响，主要农作物产量全面下降

1.主要农作物产量平均呈10%以上的幅度下降。2007年，贫困地区普通小麦产量比上年下降8.5%；优质小麦产量比上年下降12.78%；普通玉米产量比上年下降2.58%；油料产量比上年下降12.78%；烟草产量比上年下降48.98%。

2.主要牧业产量平均呈15%以上的幅度下降。2007年5月受猪肉价格上涨的影响，饲料价格和仔猪价格一路飚升，严重影响了牧业产量。其中：肉猪产量比上年下降5.01%；菜羊肉产量比上年下降19.4%；肉牛肉产量比上年下降17.64%；家禽肉产量比上年下降20.54%；蛋类产量比上年下降30.11%。

3.受物价影响，农业投入加大。2007年，由于农产品出售价格大幅度上涨，农民家庭人均经营费用支出362.03元，比上年增长7.61%。其中：农业生产费用增长4.59%；林业生产费用增长126.6%；牧业生产费用增长30.79%。随着农村居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及购置农机具补贴的实施，农民更加注重中长期投资。2007年农民人均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76.24元，比上年增长17.78%。

（三）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

1.2007年甘肃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671.60元，比上年增长10.52%。一是食品消费支出806.01元,占消费支出的51.15%，吃仍是农民消费的重点；二是通讯消费亮点再现，农民人均用于交通和通讯的支出146.40元，比上年增长13.4%。三是就医看病支出较大。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02.21元，比上年增长18.51%，其中药品支出增长21.28%；医疗费支出增长19.15%；四是衣着支出102.51元，比上年增长14.92%。其中,服装支出增长13.67%;衣着加工增长57.05%。

2.生活用燃料仍以柴草为主。2007年仍有67.75%的农户使用柴草，比上年增长了0.11%；而以燃气作为燃料的农户由于燃气涨价,比上年下降40.82%；使用煤炭作为燃料农户比上年增长1.67%。

3.卫生条件和住房设施不断改善。2007年，贫困地区无厕所农户比上年下降了5.34%；无取暖设备农户下降了10.38%，但火坑仍然是农户取暖的主要设备。从住房条件看，贫困地区户均住房面积82.33平方米，住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增长2.67%；住砖木结构的增长2.04%；住土坯屋的下降2.12%；住竹草屋的下降22.22%。

4.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稳步增长。2007年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稳步增加。其中，每百户拥有冰箱、冰柜6.03台，比上年增长11.67%；彩色电视机87.65台，比上年增长4.74%；摩托车39.49辆，比上年增长18.13%；固定电话、移动电话79.71部，比上年增长24.7%。

5.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867.18元，增长11.72%。一是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提高。2007年，贫困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人均达到644.03元，比上年增长16.88%，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4.49%。其中，外出务工收入人均370.49元，比上年增长17.37%。二是家庭经营收入仍是农民增收的主渠道。2007年，甘肃贫困地区农民家庭第一产业纯收入人均达883.73元，增长10.35%，第一产业纯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47.33%，对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三是政策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亮点。2007年贫困地区农民得到粮食直补、退耕还林还草补贴等政策性补贴收入人均达到60.39元，比上年增长了29.62%。

二、贫困地区发展“三农”的阻力

（一）受区位劣势的影响，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甘肃的扶贫重点县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中部干旱地区和甘南、临夏少数民族地区，与周边地区相比，这些贫困县相对集中且远离中心城市，接受经济辐射的机会小，虽然国家给予了特殊优惠政策和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提速，各项指标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与全省相比，贫困地区的发展速度仍显缓慢。其中57个贫困县人均GDP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55%（贫困县人均4811元、全省人均8587元），人均财政收入仅相当于全省的14%（贫困县人均160元、全省人均1131元）。主要贫困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全省倒数。

（二）人力资源质量不高，自我发展能力不强

2007年贫困地区现有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21.99%，小学文化程度占33.11%，初中文化程度占34.37%,高中文化程度占8.4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12%。第一产业文盲率为20.46%，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盲和半文盲，第二产业有67.39%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第三产业有68.20%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与全国相比，文盲、半文盲劳动力相对较多，高出全国近十个百分点。

（三）基础性公益设施依然薄弱

目前贫困地区通电、通路、通电话和接收电视的比例分别为97.28%、87.37%、88.27%和96.01%，如果以此衡量，贫困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非贫困地区已经相差不大。但贫困农户的电话、卫生所拥

有率分别落后于非贫困农户10-15个百分点，仍有30.15%的村没有医疗室，有23.41%的村没有乡村医生或卫生员,基础设施依然薄弱。

（四）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明显不足

甘肃以丘陵和山地为主，是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地区之一，农业生产基础十分薄弱。43个重点县的总面积是13760.13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30.28%；人口为1800.1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54.51%，也就是说不到三分之一的土地上生活着一半以上的人口，如果将穷山恶水不易人类生存的面积扣除，仅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养活着二分之一的人口，人地矛盾十分突出。

（五）产业结构单一，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不足

在贫困地区，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高达80.45%，在这部分劳动力中，有94.32%从事种植业；从事二产的比重为9.69%；从事三产的比重为9.79%。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比重高出10个以上的百分点，从事工业、建筑业的劳动力比重低10个以上的百分点，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低8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如果一国或一个地区产业结构越复杂，非农业产出比重愈大，其经济发展实力就愈强。反之亦然。

（六）省级配套扶贫资金总量明显不足

调查资料显示,甘肃省扶贫投资力度大大小于国家扶贫投资力度。从投资结构上看，2007年全省扶贫投资总额21.97亿元，其中,省级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仅占扶贫总投资的1.30%，比上年下降了0.56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投资占90.90%，其它投资仅占7.80%。投资主体以中央财政为主。

三、解决贫困地区“三农”问题的对策

（一）重新制定农村贫困标准和界定扶贫目标

我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是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在1986年对全国6.7万户农村居民收支调查进行计算后得出的。当时是以国际上通用的生存绝对贫困概念作为计算农村贫困标准的基础。根据这种方法计算，1985年甘肃省农村贫困人口标准为人均年收入206元，此后根据物价指数逐年调整，到2007年这一标准为728元。22年贫困标准年均仅增5.90%，而同期GDP年均增长13.74%，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58%。因此，调整贫困标准迫在眉睫。

（二）继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一是增大农业投入的力度，把支持农业放在重要位置。二是加强和巩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对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和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有着重要意义。三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在着力解决剩余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同时，更加重视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当前全省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就是首先要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到2007年底，全省仍有490.2万人口尚处于贫困状态，解决这部分人的温饱不仅关系到贫困人口自身的尊严，而且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实现。目前甘肃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80-198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6:1，1990年为2.82:1，1995年为3.58:1，2007年达到4.30:1。因此，必须调节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分配政策，既要重视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又要关注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人口，使全体人口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四）加快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富饶的贫困是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特点。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庞大但质量低下，合格劳动力不足而不合格劳动力严重过剩。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从劳动力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着手。一要实现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二要加大教育资金的投资力度；三要立足产业调整、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有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扩充经济空间，全方位的开发和优化重组劳动力资源；四要加速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培育，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布局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五）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要开展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推动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就必须加快构建三个体系。一是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二是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三是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充分利用农广校、农函大、农技中学等多种形式，加强农业职业教育，改进招生方式，简化考核程序，降低入学费用，为广大城乡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

（六）发展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农业经营方式必然的、历史性的战略转变。要结合农产品资源优势和特色产业发展特点，加强龙头企业建设，培育优势产业和优势区域，逐步形成产业多样、特色突出、布局合理、规模适度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文字校对：安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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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三农问题”研究

“三农问题”研究

一、什么是“三农”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二、“三农”问题具体表现第一、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从9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下降，甚至是负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呈负增长。

第二、农民负担过重、许多地方的农民负担到了农民不堪忍受的地步，农民群众怨声载道；负担重到一个什么程度？一般是一亩田200元左右，有的甚至400元。即农田收入的50--100%。

第三、农业的发展面临市场的巨大风险，大综农产品的卖难普遍发生，由此而引起农业结构调整和品质更新等一系列问题；

第四、由上述原因而引起的农村发展停滞、教育萎缩、治安恶化等等一系列

问题。

“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 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全文来自“论文快车”网）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发布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积极推行和落实“四民主”，相信和依靠农民，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管理社会事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积极性，依靠农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同时，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

5、农村教育问题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入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农村的教育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和投入。农村现状的改变更多地依赖于教育质量的改善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只有农村的教育提高了，农民的素质提高了，“三农”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6、制定更加积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为城乡产业转换和农民身分转换拓宽空间。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城市化政策，正确定位大中城市发展与小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政策的重心应当转向积极鼓励发展大中型城市，特别是发展100－200万人规模的城市上来。今后一、二十年，是我们继续推进工业化与加快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农村工业化应当选择有利于与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协调推进的发展战略，特别是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适时调整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将农村工业化转变为城镇工业化。

7、适时调整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以乡镇工业园区为载体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效率。首先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内部的不平衡，使之合理化。减少传统种植业，退耕还林，大力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使大农业内部比例适当、结构平衡。其次坚持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合理布局农业产业。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大力发展高效农业，中部粮食主产区抓住主销区腾出部分粮食市场的机遇，扩大优质粮的生产，提高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西部地区发展特色农业、旱作农业和生态农业，避免地区雷同、恶性竞争。

8、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和教育培训，增大农民人力资本投资。要加大对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和使用技术培训的力度，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其次要加强对农民特别是农村后备劳动力的文化基础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绿色证书工程”培训，形成全方位的教育培训网络，培养造就适应现代农业生产、能够在经

济全球化竞争中胜出的新一代农民。再次是要改革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运行机制。各级政府要设立并增加专项资金，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农村科普活动，普及推广各种实用技术。

9、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10、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

五、总结

解决“三农问题”、建设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已逐渐成为了我们党关注的重心，而面对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取得的显著成效，也让我们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增添了更大的信心。

现在，国家正在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农村建设中，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应该响应祖国的号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用我们的所学去改造农村，去报效我们的祖国，报答我们的父母。

参考文献：

[1] 刘学景.形势与政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2] 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06

[3] 李佐军.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01

[4] 李昌平.我向百姓说实话.远方出版社 2009.06

[5] 徐滇庆.经济命脉系三农.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07

[6] 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0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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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在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进步是中国西部贫困地区跨世纪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中央政府致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分析研究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式和途径，对于促进西部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与转换过程、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乃至跨世纪稳定脱贫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贫困与可持续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问题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贫困状况的发生和

贫困程度的大小与生态环境状况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贫困与生态

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是造成贫困落后地区经济社会非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P?托达罗（MichealP．To－daro）在《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曾经提出地域差异理论来解释贫穷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他指出：“从整体来看，当今第三世界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要少于目前发达国家开始他们现代增长时所拥有的资源。除了少数几个第三世界国家拥有世界需求日益扩大的大量石油、其它矿产品和原材料资源外，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如几乎占世界人口1／3的亚洲国家，自然资源都很贫乏”。同时，恶劣的气候条件也是直接影响生产条件的一个明显的因素，大多数贫穷国家气候的极度炎热和潮湿会毁坏土质，使许多自然产品迅速地贬值。最重要的一点是，极度的炎热和潮湿不仅使劳动者感到不舒服，而且使他们的健康状况下降，减低他们从事紧张的体力劳动的欲望，从而普遍降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生产效率。”

国外大量研究表明，最贫困的人口生活在世界上恢复能力最低、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由于穷人比富人更加依赖于自然资源，如果他们没有可能得到其他资源的话，他们或许会更快地消耗自然资源。且975年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ehert．McNamara）在向该行董事会所作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绝对贫困指一种生活条件，它受到文盲、营养不良、疾病、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的严重限制，而使受害者出生时带来的基因的潜力不能得到发挥。实际上这是一种处于生存边缘的生活”。世界环境委员会1987年对非洲撒哈拉地区的贫困现象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论述：“没有比任何一个地区承受着这种贫困一环境退化一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的痛苦更悲惨的了”。

世界银行在《贫困与对策》（1992年减缓贫困手册）中对影响贫穷国家资产积累的各种政策进行了分析，它在环境政策中指出：“贫困与环境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双向的：贫困影响环境，环境也影响贫困。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低收入与眼光短浅间的明显关系以及贫困与生存风险间的联系。”眼光短浅使人们更快地挖掘环境资源，而不像社会可能愿意的那样利用资源，并且会失去对土地资源进行投资的激励，这种投资需要若干年才会产生报酬，但短视并非穷人的本性与专利；相反，这是市场、政策和体制失败的结果，其中有些是与贫困相联的。环境与贫困恶性循环最直接结果是穷人的健康受到极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饮用和洗浴受污染的水而得奇生虫和传染病以及由于做饭和取暖燃料造成室内空气污染而导致呼吸道疾病。在城市地区，穷人较少获得清洁水，负担不起清洁燃料和高质量的住房条件，室内空气污染高。这些环境公害对健康和生产力的影响是严重的。它将永久地伴随着贫困。”1994年9月，联合国人口与发展会议报告指出：“随贫困而来的往往是失业、营养不良、文盲、妇女地位低下、易受环境风险、获得社会和保健

服务的机会有限，包括生殖保健服务，其中又包括计划生育。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高生育率、高发病率、高死亡率，以及低经济生产力。同时，贫困也同人口分布不均、不能持续利用和公平分配土地、水等自然资源以及环境严重退化有密切的关系。联合国人口与发展会议报告表明，贫困的普遍化同人口增长、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生活质量下降等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可持续性。

贫困是贫困地区最普遍的社会经济特征，贫困的大面积存在及消极影响是贫困地区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最基本原因。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迅速、有效地缓解贫困、并逐步消除贫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抬物质、经济的贫困和精神、文化的贫困以及因贫困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本身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是反贫困的，消除贫困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贫困的存在引起生态环境恶化，而生态环境恶化又导致贫困加剧。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只有通过广泛的经济发展才能最终消除贫困。但是，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还不是消除贫困的充分条件，消除贫困必须在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其中以人口的严格控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重要前提。

2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

2．1 地质地貌复杂，自然灾害频繁

我国西部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高原山区、沙漠荒漠地区、喀斯特环境危急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由于分布广泛又相对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自然、生态、气候、植被、资源等情况千差万别，各区域贫困形成的原因、贫困的运行机制及贫困人口的特征状况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的特征是地质地貌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存环境条件极为恶劣。西部地区除青藏高原外，大多分布在我国第二地形的中低山地，一部分在中部丘陵山区，地貌种类多样，恶劣地形较多，如西北黄土高原的沙漠、沙化地貌和黄土粘土荒漠地貌，西南的武陵山区和桂西北山区强烈发育的喀斯特地貌，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的寒冻风化地貌等。同时，西部地区还集中了我国主要的大山、高原、沙漠、戈壁、裸岩。冰川以及永久性积雪地域等，构成了西部地区地质地貌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西部地区80％以上的贫困县分布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环境中。

西部地区是我国自然灾害发生率最高的地区，一般常见的有洪、旱、霜、雹、震。病多种自然灾害。解放以后的50年间，西部地区平均每年受灾面积达600多万hm2，约占西部耕地总面积的1／5。近10年中，西部地区平均每年受灾面积达0．077亿hm2，其中旱灾占80％，青海、新疆的草原面积有一半干旱缺水，受灾退化，风沙、冰雹、低温、霜冻等灾害也经常威胁西部的农业生产和牧业生产。

2．2自然生态环境失调

生态环境脆弱是西部贫困地区自然环境的基本特点。生态脆弱、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

恶劣既不利于人类居住，又不利于贫困人口赖以解决温饱问题的农业生产，这既是贫困地区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又是一些贫困人口初步脱贫以后，又大面积返贫的根源。此外，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处生态敏感地带，即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明显差异生态环境的过渡带和交错带。其最典型的特征是对环境因子变动的敏感性强，因其环境或景观的变化则会导致土地生产力的明显下降乃至丧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据《中国21世纪议程》提供的资料，我国的荒漠化很严重，已占到国土面积的8％。其中风沙和水土流失引起的荒漠化各占一半，全国约有1．7亿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危害和威胁，约有2100万hm2农田遭受荒漠化的严重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179万km2，每年流失土壤达50亿t，另外，大面积的草场由于荒漠化造成牧草严重退化，载畜量下降，而这些生态环境严重失调地区主要就位于西部地区。从现实状况来看，几乎所有的西部贫困县都面临着生态恶化的严重局面，其中不少贫困县又位于生态影响波及面很大的区域，如在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敏感区就有135个县是贫困县，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22．8％。

2．3土地沙漠化趋势加剧

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直接导致土地按漠化趋势加剧。据统计，西部11省（市）。自治区沙漠面积为128万km2，其中沙漠化土地12万km2，其中因滥垦、过牧、强度樵采、工矿交通破坏造成的占85％，而这些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在西部的干旱区。由于不适当的开垦和超载滥牧，西部地区草原沙化、碱化、退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新疆草场面积由解放初的0．507亿hm2减到1996年的0．36亿hm2，并且西部许多地区草场单位面积产草量下降、毒草杂草增长、草场退化，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建国50年来，西部地区草原亩均干草生产量已下降40％，有0．13亿hm草地已转变成沙漠或戈壁，还有0．13亿hm2草地正在受风沙危害，碱化草场面积亦超过0．07亿hm2。建国以来西部草原区的牲畜头数增加2倍，优良草原又遭到大量开垦破坏，加上草原建设跟不上去，造成草原的退化、碱化、沙化面积日益扩大。强度樵采、过度耕种以及超载放牧形成的沙漠化、荒漠化正在不断地动摇和摧毁贫困地区人民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2.4人口超载且素质低下

人口增长过快和人口素质的普遍低下是西部贫困地区资源开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障碍。解放以后，随着人民生活状况的相应改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死亡率大为下降，人口增长明显加快，有的省、自治区每年以3％的速度递增，在过去的两次生育高峰期间，西部大部分省区的生育峰值都很高，且持续时间较长，有的省、自治区在解放后的50年中，生育高峰持续长达20年之久。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对人烟稀少的西藏自治区估算，西藏人口超载100万，占西藏总人口的49．30％，又据中科院1997年在《中国土地资源生产潜力及其人口承载力》的研究，云南、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均为土地承载超载区，四川、新疆、陕西汽复为土地承载力临界区。宁夏回族自治区1985年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1．3人，而到1996年则增至每平方公里100．6人，即使在干旱半干旱的宁南山区，人口密度也达每平方公里76人，其中特困地区固原地区人口密度为110人，是联合国按漠化会议确定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临界值7～20人的几倍。

受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影响，西部贫困地区人口发展的突出区域特征，除了人口增长过快、人口超载以外，就是人口的文化素质低下。1997年，全国15岁以上社会成员的文盲率为16．36％，西部贫困面较大的贵州为25．88％、云南为25．22％、青海为43．62％，宁夏为25．83％，西藏为54．08％，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998年贵州482万贫困人口中，只有27％的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有l／3以上的青年和中年文盲，在女性人口中文盲比例高达80％，瑶族的女性文盲率超过90％。由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落后，西部贫困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面临沉重压力，这与西部贫困地区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以及二者的逆向发展构成西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障碍。

3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措施

在人口持续增长和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态势下，资源、环境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给贫困地区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致力寻求西部贫困地区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式与途径已刻不容缓。

针对西部贫困地区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实施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扶贫制度创新

在扶贫开发进入全面攻坚的历史阶段中，扶贫制度创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能够保持贫困地区经济可持性的经济法律制度，不仅仅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而且包括扶贫组织体系、贫困人口自身的生产、精神生产和生态生产等领坡的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做到贫困地区物质再生产、精神再生产、贫困人口自身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的相互适应与相互协调，促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本相互增殖，最终使贫困地区跨世纪的稳定脱贫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踏入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之中。扶持贫困人口是政府责无旁贷的重要职责，政府的扶贫职责必须具有制度保证，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专门的经费，而且有一套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来指导和约束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经费的使用。对于贫困地区政府来说，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这与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的行为取向有很大的差别，社会部门和国内外机构的扶贫行为也应该在制度和法律的约束下进行。在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实施中，致力探索贫困地区扶贫领导组织体系的创新、扶贫资金管理体制的调整与改革，小额信贷计划、社会服务计划和教育科技培训计划的配套实施方式的基本目的就是力图改变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救济式扶贫和单一经济开发扶贫给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真正将扶贫从政府、部门和社会纵向的、行政性的扶贫方式转变为由政府、部门、社会和贫困地区政府及广大贫困人口共同参与的、可持续发展的反贫行为。

3．2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西部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办法，促进人口控制与扶贫攻坚协调发展，将计划生育、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作为资金，技术、物资等方面扶贫的重要条件。采取坚决措施控制有生理缺陷、弱智低能和身体障碍严重的人口再生产。大力完善以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社会福利、公共医疗卫生和优抚安置制度，积极探索脱贫保险制度，并在扶贫攻坚中把完善社会保险体系作为降低生育水平的新机制。

针对西部贫困地区文盲半文盲人口多、教育结构不合理、职业技术教育功能弱的弊端，大

幅度增加教育投资，在通过宏观调控、完善中央各部委及社会各界的“教育扶贫工程”、“智力支边”、“希望工程”、“幸福工程”、“春蕾计划”、“光彩事业”等教育发展计划的基础上，建立以财政为主体的“西部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基金”，实施阶段性的贫困地区扫盲计划和其它教育援助计划，集中资助、扶持、协调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西部各省、自治区地方政府也必须制定相应的教育发展计划并对贫困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作出调整，改变将脱贫速度和贫困规模减少作为贫困地区基层干部扶贫政绩衡量指标的作法，而把教育发展，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升学率和巩固率以及成年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等作为考核贫困地区官员政绩的重要考核指标，从而真正把贫困地区的区域发展方向调整到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的发展道路上，把扶贫开发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

3．3科学、有序地推进退耕还林试点工程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退耕还林试点工程，是西部大开发中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战略任务，在退耕还林试点工程中，西部贫困地区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彻底扭转依靠退耕还林工程解决地区发展问题，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观念，将“等、跟、学”等被动执行。行政依附观念转为主动思考、灵活调整、大胆创新观念、将“等、靠、要”观念转为奋发拼搏，自力更生、广开门路、敢为天下先的观念，将在稳定中求发展的观念转为以发展促稳定的观念。力求把退耕还林（草）试点工程同长江、黄河上游天然林保护工程、生态建设工程有机结合起来，同调整优化贫困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结合起来，发展特色经济结合起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与发展旅游业、第三产业结合起来，与发展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结合起来，与提高广大农牧民科技文化水平结合起来，真正把退耕还林（草）试点工程纳入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之中。

退耕还林（草）计划指标不能机械套用、简单分解，为退耕而退耕、为还林而还林，退耕还林要采取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相互协调的方针。生态条件好，农业产业高、基础设施完善、经济效益良好的坡耕地、河谷地不能盲目退耕。而水土流失严重的陡坡薄地，应以营造生态林为主，不能强行发展经济林，适宜发展经济林的坡耕地，要采取林下种苗和生物埂（篱）护坡等控制水土流失的措施，适合发展牧草的坡耕，要选择多年生的优质牧草，在高海拔地区和退化严重的草场要广泛推行封山绿化、退牧封草、休养生息等措施。切实研究解决退耕还林（草）试点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如退耕还林（草）试点工程中水利设施建设的配套问题、种苗基地建设的配套问题、草原牧区建设配套问题、资金使用与管理问题等等。切实解决试点工程运作经费问题，还林管护问题，解决粮食调运过程中的分类结算问题，银行贷款利息问题，零售损耗问题，运粮车过路（桥）问题、仓库容量问题以及退耕还林（草）以后农牧民的教育培训问题，民族宗教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等。拿出具体的、具有长远意义的解决办法。

3．4强化社会服务，改善社会环境

强化社会服务的基本内容是根据贫困地区人口区域性分布特征，以绝对贫困人口为扶持对象，通过社会服务计划实施区域性物质援助，向绝对贫困人口提供粮食，衣物等最基本的生活必须品，以及人畜饮水、卫生设施、健康服务和基本住房，以迅速缓解贫困，相应促进贫

困地区社会发展结构的优化。特别是增加贫困人口在医疗卫生、营养保健方面的投资，以提高贫困人口的健康和营养水平。相应地提高他们的可教育性和生产率，这既能赋予贫困人口脱离贫困所需要的资产，又能赋予他们免受身体之苦的直接福利收益，这种投资能达到效率与公平的高度统一。同时，强调绝对贫困人口直接参与社会服务计划如基本农田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为其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并辅之一系列区域性政策措施保证贫困人口在参与经济机会中实现收入增加，并不断激发贫困人口产生新的需要和追求，从而逐步形成一种能够使贫困人口发展自身潜能的发展模式，通过一系列的人力资本投资计划改善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基础，有效提高扶贫投资效益及贫困人口自力更生的程度，为其稳定脱贫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以政府为主体向贫困人口提供良好的政策指导、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和组织管理等项目服务，以全方位改善实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经济社会环境条件。其实施主要内容是：制订明确的社会服务计划并通过宏观政策诱导促进社会资源向贫困地区社会服务项目流动，将社会援助的重点放在改善贫困地区人口基本住房、食物、人畜饮水、卫生条件、疾病防治上来。增加对贫困地区基本卫生基础设施的经费补助，提供专项经费用于培训贫困乡村医务人员，建立和完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援助贫困地区恢复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同时制订阶段性的基本卫生服务为主体的公共卫生计划如在地方病流行区和多发区实施地方病防治计划，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实施生活环境改造工程以及广泛的妇女保健计划和儿童营养计划等等，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公共医疗卫生和优抚安置制度。

另一方面，围绕扶贫制度创新，贫困地区政府必须按照《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要求，制订各种稳定而有吸引力的政策，创造良好的政策坏境，切实转换职能，使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直接生产者职能逐步分离，逐步减少通过财政资金直接进行生产性建设投资，而将资金重点投放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上，以及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等福利事业上，努力改变贫困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

此外，贫困地区社会环境的改善还必须加强社会控制调节机制。一般说来，贫困地区社会调节机制以自治为主要形式，但是，在贫困地区社会成员自治能力和民主意识的自然程度还不高的现实条件下，国家政府的调节和控制尤为重要。经济体制改革，使传统的行政性调节和控制机制发生了变化，控制机关与社会成员间的垂直型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相对松散，政府职能也逐步由通过指令性计划控制转向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间接控制，这样使原有的调节和控制职能日益弱化，同时新的适应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社会发展的调节、控制机制还未形成，或很不完善，又产生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人口增长失控，劳动力素质下降，妇女地位下降，以及宗法关系加强、封建迷信盛行、陈规陋习蔓延、犯罪率上升等。因此，加强社会调节控制机制的建立是贫困地区社会环境改善的重要内容。

第四篇：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研究

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出路在哪里？

河南省扶贫开发工作的调查

为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最近，笔者围绕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问题，先后到河南商丘、周口、信阳、驻马店、洛阳、三门峡、安阳、濮阳等地的20多个县、区进行了专题调研。通过调研，我们认识到，解决好贫困农民的脱贫致富问题，是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重大问题，而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在于通过培训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促进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解决“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增收。而农民增收的重要出路在于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

人地矛盾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矛盾。农民增收难的原因，虽然有市场、技术、物价、国际竞争等诸多因素，但人多地少的矛盾是最大问题。在河南这个人口大省，人地矛盾尤为突出。目前，全省共有耕地10894．2万亩，人均1．5亩，大多数山区贫困县人均不足1亩。信阳市的平桥、浉河、商城、新县4个县区，人均耕地只有3分。随着农业实用技术的普及，土地的使用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但还是跨不过人地矛盾的门槛。扶沟县是全国的农业综合开发先进典型，人均耕地高出全省平均水平，达到1．78亩。尽管这里的农民千方百计挖掘土地潜力，像绣花一样耕耘土地，但全县人均纯收入却一直徘徊在2000元左右。2003年，农业因灾减产，农民人均纯收入锐减至1740元，农业经济的脆弱性显露无遗。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新渠道。土地经营增收乏力，迫使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新渠道。信阳市是河南贫困面最大、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全市10个县、区中有8个是扶贫开发重点县，776万人口中有85．72万人属于贫困人口。正是因为穷，信阳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在全省起步较早，成效较大。2003年，全市有182万人常年在外务工，劳务收入达64亿元，创汇2000多万美元，全市农民纯收入的1／2来自外出务工。光山县有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叫魏老榨，十几户人家不足百人，但近年外出务工致富的农民却先后盖起了7幢有模有样的楼房。新县县城有一片别墅群，远近闻名，那是由100多名出国务工的农民挣“洋钱”致富后盖起来的。河南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总规模达13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7．9％；劳务总收入每年可达528亿元，人均4700多元，比农业劳动力人均纯收入高出48．2％。

劳务经济给农村发展注入了活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但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开辟了门路，而且为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农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激发了农村经济活力。农民在外挣了钱，小富置家、大富兴业已成趋势，劳务经济正在催生着一大批“回归工程”。2003年，仅信阳市就有1万多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总投资额突破4亿元，吸纳了10多万当地农民转岗就业。全市城镇化水平较设市前的1997年提高了10．3个百分点。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转移，推动了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使有限的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变一家一户传统种植为现代化大生产。淮阳县四通镇时庄原来是个贫困村，1994年以来，该村平均每户有1至2人脱农务工，农业人口转移后腾出1000多亩土地，村里实行土地入股，办起了股份合作制农场，走出了规模化发展、企业化管理的路子。目前，该村的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达3500多元，成为当地有名的富裕村。

农民缺乏技能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劳动力素质低导致转移成功率不高。河南农村富余劳动力有2800万人，但目前的劳务输出规模只有1300万人，并且近几年还出现了外出农民工回流现象。究其原因，与劳动力素质偏低有直接关系。从调查情况看，目前外出农民工中高中毕业者仅占10％左右，初中毕业者占30％，小学毕业者占30％，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并且80％的人没有受过相关

技能培训。因此，他们在劳务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就业门路窄，从事的大多为简单体力劳动，很难找到岗位相对固定、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因收入所限，他们又不敢丢下农业收入，只好进行季节性打工，农忙时回家，农闲时外出，这样又加大了岗位和收入的不固定性，增加了花费，减少了实际收入。

劳动力素质低制约了土地合理流转。劳动力素质低，导致农村已转移出去的富余劳动力大多数属兼业性质，为顾后路，家里承包的土地宁可撂荒也不敢将承包权转移；委托人代种，承种者则不愿或不敢过多投入，搞粗放型经营甚至是掠夺性经营。这两年，随着农业政策的调整和农产品的提价，种地对农民的吸引力也逐渐增大。但苦于土地不能合理流转，难以向种田能手集中，现代化农业发展困难，农业劳动力的增收空间受限。

开展技能培训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措施

因地制宜，分类明确培训方向。一是从基础教育入手，抓好源头培训。打破与市场需求脱节的应试教育格局，树立面向社会办教育的新理念。中学和高等学校都应加强实用就业技能和社会实践教育，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二是从农民转移前抓起，搞好岗前培训。这类培训应以农村18—40岁的中青年农民为主要对象，以市场实用技能为主要内容，以定向、订单培训为主要途径，以提高转岗就业率为最终目的。应根据社会需求设置专业，根据专业需要确定学制，根据培训对象因材施教，根据培训内容选择培训方式方法。三是从企业发展需要出发，抓好岗位培训。引导用工单位充分认识提高职工素质对企业发展的意义，进而像注重技术革新一样重视对农民工的岗位培训，自身条件不具备的可委托职业培训部门代为培训。四是以农业实用技术推广为目的，搞好产业培训。这类培训应以农村中老年农民为主要对象。这部分人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家庭负担偏重，让他们放下田地不种、放下家务不管去“离职进修”很难办到。最好的办法是将培训阵地前移，进行面对面、手把手式培训，如开办农民科技夜校、举办广播电视科技讲座、印发科技资料等。五是以提高输出就业率为目的，着力打造培训品牌。培训职能部门和培训单位要树立品牌意识和质量意识，以高质量的专业培训打造培训品牌。

互利共赢，整合利用培训资源。河南现有各类职业教育场所达2000多处，但这些培训资源普遍存在着利用率偏低的现象，因而需要研究解决培训资源如何开发利用的问题。农村有的是培训生源，缺的是培训资源；而教学单位有的是培训资源，缺的是培训生源，二者优势互补，互惠联动，定能互利双赢。应打破先建校、后培训的旧思路，在整合利用社会培训资源上下功夫，力避培训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增加不必要的资金投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政府应把主要精力用在引导和发动上。一方面，利用有限的资金和合理的方式把农村富余劳动力引入学校；另一方面，动员社会各类教育资源投入职业教育。这样，不但能有效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技能培训专业阵地不足的困难，而且大量的培训生源又会激活职业教育，一举两得。同时，要强化培训市场监管力度，整顿规范市场秩序，保证培训工作的健康发展。广开门路，积极筹措培训经费。在贫困人口技能培训资金筹措方面，应采取国家和地方政府拿大头、用人单位投入一部分、受训者本人承担一部分的办法来解决。国家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应坚持以人为本，适应扶贫开发工作重心的转移，加大对培训贫困人口的投入力度。各级地方政府也应加大对农民技能培训的投入。用人单位是农民工培训的受益者，可以考虑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促使其投入资金支持培训。接受培训的农民是直接受益者，理应负担一定的培训费用，尤其是培训期间的生活费用更应由受训者个人承担。个人支付不起的，在岗人员可由用工单位暂时垫付，再从受训人员工资中逐月扣除；也可通过银行小额信贷的途径加以解决。此外，还要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广辟筹资渠道。有了资金之后，更应不断完善培训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办法，使之真正用到培训上来，并提高使用效率。

第五篇：新农村建设中三农问题研究

四、当前农民的基本素质状况及原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农民的发展，只有农民素质提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有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农民素质从整体上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一）当前农民的基本素质状况

1． 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

文化素质是一个人整体素质的基础，其主要体现指标是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从总体上讲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整体的文化水平仍然偏低，文盲、半文盲还占相当的比重。2007年，《农村经济绿皮书》中指出：据统计，占全国劳动呼总量比重约为70%的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比重高达78.8%。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15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有1.5亿人以上，其中青壮年文盲达3500万人，每年还有新生文盲100多万人，在一些贫困边远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文盲人数还在上升。文化水平低制约了农民学习应用农业科学技术的潜力。而且，农村文化程度高的人员流出较多。这就使本来已经步履维艰的农村发展雪上加霜。据资料显示，异地常年转移农民人数占同类文化程度人数的比例是：大专和中专文化程度均为100%，高中文化程度为49.7%，初中文化程度为33.9%，小学文化程度为18.4%，文盲和半文盲为8.95%。由此看来，我国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不仅偏低，而且大量外流的人员均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一批人，这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2． 农民的职业技能素质偏低

农民的职业技能素质通常是指农民所具备的科技知识水平，反映在农民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数量、质量以及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的熟练程度上。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实质是先进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广泛应用的过程。只有用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培养造就新型农民，让农民学生使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才能有效推进现代农业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得到明显提高，但是总体来看，农民群体掌握的职业技能还较少，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1）农民的科普知识缺乏。农民对于与农业有关的知识大多来源于祖辈相传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有些是科学的，有些是完全错误的。对于农民来说科普知识的缺乏直接导致农业生产中常识性知识的无知，比如土壤、肥料等的认识误区，对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缺失都会导致农民在生产过程中错误的施肥操作；再比如对一些农作物和果树的生长知识把握不准，不但不会增加自己的收入，还会造成减产甚至绝产，影响农民的生产和经营，进而影响农民的发展和增收。

（2）农村科技人员数量少。从全国农村技术人员的拥有水平来看，远远满足不了现代化农业建设的需要。在日本，80%的青年农民都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德国35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中有70%的人受过农业职业教育。据报道，我国农村平均每万人中的技术人员不足7人，约占全国农业人口的0.06%,远远低于美国的0.24%和日本的0.28%。平均每406.6 h㎡耕地只有1个农技人员，大约平均100多个乡镇企业只有1名科班出身的专业技术人员。这种状况与我们农业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也是相当不利的。

（3）科技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还很低。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科技的含量越来越高，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在整个农业生产中贡献率一般已达60%----80%，而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仍以人畜力为主，机械化程度不高，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只有20%左右。这种文化科技水平距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相差甚远。农民掌握的劳动技能少，大多数农民往往只知道从事粮食生产，而且是传统方式，近几年虽然状况有所改善，但掌握多种技能的现代农民依然很少，特别是缺乏农业技术推广人员。

（4）农民的职业技能水平较低。根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综合改革处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技能培训的只占0.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只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7%。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只有88万人，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就占了60%.此外，职业教育供求矛盾突出。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提高驾驭现代农业的知识和技能，外出务工农民迫切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村职业学校“等米下锅”，招生不足。与现在农村劳动力80%以上的职业学校正面临生存危机，农业中专更是难以为继。出现这种落差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学校教育脱离农民生活，脱离农村经济状况，不能为农村学生带来很好的就业出路，致使许多农家子弟面临“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局面。

3． 经营管理素质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作为生产经营者，其市场观念逐步增强，经营管理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总的说来看，农民的经营管理素质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具体表现在：

（1）市场观念和信息观念比较淡薄。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封建传统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市场意识淡薄，不懂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驾驭市场能力差，不能及时捕捉经济信息、预测农业市场走势，缺乏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和组织生产的能力。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组织、协调能力不强，缺乏经营观念、科学管理方法、勇于承担风险的创业精神和敢于竞争的素质。

（2）经营知识匮乏，参与市场的能力不强。由于大多数农民没有接受过经营管理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不了解农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知识，因而缺乏现代化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缺乏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怕承担风险，无法适应现代化经营管理。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多半停留在传统耕作水平上，生产方式简单，劳动手段陈旧，经营管理粗放。他们不计劳动资料成本和劳动力投入成本，不讲投入产出效益，不会合理配置劳动资源、调整生产结构，无法预测市场变化。从事乡镇企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其经营管理素质优于种植业的农民，但绝大多数的经营管理关非自觉意识下的行为，而仍是一种凭直觉经验的、带有相当程度盲目性的行为。

（3）短视行为严重，缺乏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和发展规划。农民由于综合素质偏低，往往在生产经营中缺乏长远打算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特别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下，在生产经营中不能随社会的发展很好的调整自己的产业，往往手足无措，缺乏再发展的能力，所以大多数的农民产业往往停留在低层次上运转，难以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

（4）从众行为严重，从众行为在我国小规模的农户经营中非常普遍，表现在农业生产劳动中有两种：一种是谨慎从众，一种盲目从众。谨慎从众行为是农民思想保守、缺乏自信、谨小慎微心态的表现。据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81.3%的农民群众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态度是“观察别人用的结果再做决定”。这种谨慎从众行为虽在一定程度的降低了生经营风险，但却容易丧失得利机会。盲目从众行为是农业劳动者在生产中急于求成心理的表现，其结果造成我国农产品市场缺少个性和特色，放大了产品生产过剩或短缺的信号，扭曲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

4．农民思想道德素质较低

农民的思想道德状况决定着农民的社会经济行为，是体现农民素质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民的竞争观念、时间观念、科技观念、人才观念等明显增强、助人国乐，勤俭节约、勤劳朴实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得到了弘扬，关心社会、关心集体、当家作主的观念开始强化。但是，我国农民在思想素质和道德观念上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与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极不适应。具

体表现在：

（1）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淡薄。市场经济发展的近二十年来，由于受功利主义、个人享乐主义的影响，一些农民比较关心自己的得失成败，不再热衷于国家大事、集体事业。

（2）道德失范、价值判断失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农民固有的一些优良道德传统所剩无几。特别是由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根植于自然经济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由于市场经济而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于是农民头脑中出现思想道德价值观的空白，再加上市场经济下不良风气如拜金主义、趋利主义等影响，产生了诸如损人利已、缺乏同情心等错误观念。而农民纯朴、善良、乐于助人等优良品质已经越来越少，只讲利益的不良风气开始侵蚀着过去社会中最纯朴的群众——农民。体现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孝顺”正越来越受到忽视，一些农民由于多种多样原因而出现阶段“宁给孩子（后代）万元钱不给父母一碗饭”的情况。

（3）生育观念陈旧。表现在农村的计划生育中，大量农民依然寻求生个男孩以“传宗接代”，甚至有些农民宁愿交罚款也要生男孩。直接的后果是超生和新生儿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导致农民经济收入的下降和素质的降低，越落后超生越严重，农民越贫困，从而使超生与人口素质低下、贫困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很难摆脱落后的面貌。

（4）封建迷信死灰复燃。以求医问药和丧事活动为主的封建迷信活动近几年在有些地方又有所抬头。建房修坟问卜占卦看风水，遇灾患病求神拜佛请巫婆等现象在增多；制作、兜售封建迷信用品的人员在增多；一些人打着科学的旗号，拉帮结社，传播邪教理论和组织邪教活动；有些地方迷信活动频繁。

（5）宗族观念有所抬头。近几年，在农村复古落后的宗族观念有所抬头，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农村“管理民主”的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表现在续家谱、建宗祠等活动上，并与地方基层政权形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对抗，威胁农村的稳定和团结。

（6）心理素质低下。具体表现在：①自卑。农民的自卑表现为胆小、怯懦，不敢面对困难，害怕竞争，保守。因此，他们一般害怕与陌生人打交道，尤其是离开家乡去外闯荡的农民更是如此，害怕“有事求领导”。流动农民对自己的人生不敢有过多的设想，大部分人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对财富的追求使一些农民存在侥幸心理，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于是赌博、欺骗甚至犯罪都是在这样的暴富心理之下产生的。②狭隘的攀比心理。在农村普遍存在着攀比心理和行为，农民修建的楼房要尽可能比别人的高，比别人的豪华，拿出的“红包”要比别人的厚，家里所办洒席要比别人的热闹，在亲朋好友之间的相互攀比中得到应有的自尊和自我成就感。③盲从与固执并存。这是当前影响农民发展的主要心理因素。在市场化过程中，农民尝到了科技的甜头，所以一旦看到别人靠科技致富，他们就会不管不顾，缺乏理性的思考盲目跟从，但是同时在生产中他们又会非常因执，不管你宣传的科技多么先进、产品多么畅销，在农民没有亲眼看到成果之前，他们大多都会固执的坚持原有做法。这种集盲从与固执于一身的心理特点使农民既容易在生产上遭受损失又容易错失机会。

5.农民民主法制意识相对薄弱

农民民主意识弱，政治参与积极性低。民主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和一种信仰能够深入民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追求；公民拥有高水平、深层次的民主意识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直接目标之一。在我国，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民主意识不平的高低可以直接反映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整体民主意识水平。目前，在政治建设过程中，我国已经在农村实施了多项有益的改革，特别是大力提倡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大了对农民民主意识的关注。但是，总的来说，由于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再加上受小农意识的封闭性影响，我国农民的民主意识仍然十分缺乏。对待政治问题，表现出参政热情不高，参政程度不够等情况。他们较少关注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在最能体现广大农民政治意识意愿的村委会选举中，许

多人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同时，农民参政议政能力不够，许多农民表达自己政治要求的能力比较低，所以往往在政治活动面前处于被动地位。农民的政治民主意识以及观念淡薄，已经阻碍了农村民主化进程。

与此同时，农民的法律素质自欺欺人 依法办事能力还比较薄弱。近年来，随着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展开，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加上农民本身接受能力、理解能力有限，整体上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还非常有限，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法制观念还比较淡薄。比如有的把计划生育超生视为自己的事，把伤害别人视为自家的事；有的横行乡里、欺行霸市、小偷小摸；有的因不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尤其遇到纠纷时不善于用法律解决问题，导致斗欧伤人、触犯法律。一些很小的纠纷激化为刑事案件；有的因私利作祟，侵占或盗窃他人财物； 有的将权利和义务对立起来，对法律条文中与自己有利的抠着不放，于自己不利的不予承认，等等。

6．农民的身体健康素质普遍偏低

农民的身体健康素质主要体现在农民的发育是否健全，智力是否完好，体质强弱等方面。农民的身体健康素质是开展农业生产劳动的基础和保证。由于农业生产劳动中有较多的属于体力劳动，大部分工作仍然需要在野外进行，条件相简陋，工作时间较长，而且农民在农忙季节往往需要加班加点、超负荷劳动。因此，农民的身体健康水平对于生产效率影响极大。但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居住条件差、饮食不卫生、医疗保健条件差、婚配范围狭窄、近亲结婚多等原因，造成我国农村人口身体素质普遍偏低。特别是在部分贫困地区，由于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生和生活贫困，身体素质受到严重影响。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先天生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每年新生儿因发生窒息而导致脑瘫、癫痫和智力低下者有20万----30万，而这些情况更多发生在农村。农民身体健康素质的低下，不仅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据统计，目前我国因农业劳动者身体健康状况而导致贫困的农户约占贫困户总数的30%~40%。

（二）造成目前农民素质偏低的主要原国

1．城乡二元结构和国家的投入不足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致使农村落后于城市，农村各类学校在校舍建设、教师待遇、师资队伍的质量与数量、学生学习条件等方面都远不如城市学校。农村基础教育整体水平落后，农村升学率低于城市，加上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和婚育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农村青少年接受教育的年限短，女性接受教育的年限更短。这种状况是有一定的历史客观原因的，随着国家财力的改善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机到来，应逐步改变这一局面。

2．乡村思想文化教育活动内容贫乏

由于政府投入不足，政策制度局限，基层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不够重视，导致农村基层思想文化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大多数乡村没有规模较大的村级图书室，有的连可供农民日常学习的报刊资料阅览地点都没有。有线电视近几年才面向农村铺开，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还未在农村广泛延伸，农民进行自我学习的渠道少。另一方面，基层政府虽然较重视农民的科技培训，但对农民的思想引导及乡村文明教育活动开展得较少，广播、电视等远程教育中适合农民收看的节目也不多，基层思想教育和文化活动的贫乏，必然影响农民综合素质尤其是人文素质的提高。

3．农民教育培训缺乏总体部署，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虽然承担农民培训的部门不少，但却没有专门的部门来统一组织、部署，大多数各自为政。培训的系统性、连续性、针对性不强，有时培训内容、人员安排存在重复、交叉。一些地方虽有较好的培训规划，但因机制和资金不足，能全部落实的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应是农

民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但大多数农村职教成教起步晚、师资力量弱、办学条件差，未升格的中等农业学校及农业职业高中针对大农科的招生逐年萎缩，甚至停招。加之实习基地不健全，教学手段落后，难以培养学员的动手能力。很多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处于停办状态，在农民教育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一些公办培训机构市场开拓意识不强，时办时停。因此，面向农业和农村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未能充分发挥其应该有的作用。

4．未充分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科技培训未能在农民中大范围推广

在以往的农村工作中，普遍存在对农民的主体地位认识不到位的现象，农民教育也不例外。各级地方政府虽为农民举办了一些文化科技培训，但组织实施却是政府包办代替，很少让真正的农民参与进来。过去的培训对象主要是村组干部、种植养殖大户、科工贸骨干等，然后希望通过他们把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再传授给农民。但实际上由于基层条件和各种主观因素制约，先期受训的人很难将当地农民组织起来再培训、再学习，对农民的知识传授出现“断点”、重复性培训多，导致少数人多次参训，多数农民却很少参训，培训收益覆盖面小。

5．劳动力转移使农村从业人员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在全国34874万农业从业人中，20岁以下占5.3%,21~30岁占14.9%，31~40岁占24.2%，41~50岁占23.1%,51岁以上占32.5%;男性占46.8%，女性占53.2%。显然，由于“高考跳农门”和“转移出农门”，导致目前农村从业人员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不到40%，有文化技能的少，女性劳动力和老龄者偏多，农村和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已呈现结构性下降和女性化的特征，这种人力资本结构对农村和农业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此外，很多农民甚至包括一部分村组干部，思想上安于现状，认为学文化误生产，上学还花钱，缺乏忧患意识和学习发展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自身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