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影响与出路

第一篇：三农问题”的影响与出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没有九亿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民稳则天下稳。农业强，则天下强。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沉重”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客观现实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

一、“三农问题”的影响

“三农问题”的经济影响。

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2002年９月２４日,《２００２年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报告》对６００种主要商品的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有５２８种商品将供过于求，占总数的８８％，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仅占１２％，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调查显示，农业生产资料全部供过于求，农副土特产品有７３．５％供过于求，工业产品有９０．３％供过于求。因此，中国经济需要扩大市场，扩大消费需求。

“三农问题”的政治影响。

二、城市化与“三农问题”

城市化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从1980-199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80年代中前期，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在农业上有了自主决定权和选择权，农村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带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90年代上半期，农民开始可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则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90年代后半期，随着经济增长趋缓和乡镇企业的萎缩，特别是体制政策上的变化，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的增加，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政府把解决本地下岗失业作为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规定，城市化的进程明显放慢。实际上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出现内需严重不足，大量商品过剩的现象。而面对广大的农村，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都无法来启动所谓“巨大潜在的”的消费市场。

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城市化的含义不仅限于让农民进城这一个层面上，它的内涵应当是让农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国民待遇，改变目前的城乡两种政策体制安排的局面。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取消包括户籍限制在内的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和收费，给进城的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改革现有的农村政策，给留在农村的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

让农民进城，减少农民的数量。在目前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局限于农村已经不能解决农民充分就业问题，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来吸收农民。应当从改革现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入手，采取以下措施：

1、应当取消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和收费。“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大大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实中的问题是因为长期实行的“二元户籍政策”而导致的农民在城市中的定居成本太高，民工的基本权利不能得以保障。目前，农民离开农村至少要办五证：身份证、未婚证、计生证、毕业证、待业证，每个证都要交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此外，还要交纳计划生育季度妇检保证金和公粮水费、三体五统保证金，这些收费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元。因此，农民在离开农村，还没有到城里挣到一分钱的时候，就要付出可能一年都难以挣回的费用。而这决不是经济学中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所能解释的。到了城里，还要交纳各种办证费：暂住证、健康证、就业管理费、治安保护费，有的打工企业还要收取打工保证金。这些证办好，又要付出成百上千元不等。即使这些证都办齐全了，也不能保证他们能够安安心心的在城里打工。每到五一，国庆，城市还要清理流动人口，这是民工最害怕的日子，收容部门有权随便把他们抓起来遣送回家，不但自己掏路费，还要交五六百元的所谓收容费。此外，进城的农民工还要面临着子女教育、夫妻两地分居等生活问题。尤其是子女教育问题，是广大进城民工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改变城乡二元户籍政策成为当前改革的一个重点。

2、依法保护民工的合法权益。进城的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受到保护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大量的拖欠民工工资问题的发生已经带来的严重的影响。据统计春节前北京的抢劫偷窃案件中有三分之一是和农民工没有按时拿到工资有关。其次，是大量民工的劳动环境还缺乏起码的、必要的劳动保护，几乎每年都要发生许多的因为缺乏劳动保护造成的重大伤亡事件。最后，应当采取措施保证让民工在城市生活不再受到来自城市人心理上的歧视，获得平等的人格权。因此，公民基本权益的起码保障是农民工最紧迫要解决的问题。

3、组织农民有序进城。因为居住的分散性和权益上的弱势性，农民很难得到有效、真实的工作信息，经常发生一些上当受骗的事情。由于农民文化程度不高，而在当前社会中有许多工作要求有必要的劳动技能，所以应当对民工进行必要的培训。但是，要防止这些培训成为某些部门借机向民工敛财的机会。所以应当建立、健全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和培训机构，为农民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和必要的培训，组织农民有序的外出务工。

消除城乡政策差别，在农村实现“城市化”。依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完全依靠城市化（让农民进城，减少农民数量的城市化）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在大力推动城市化的同时，也应当在农村采取根本性的措施，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些措施并不是难以实现的，只是要让农村的农民也享有城市居民早已经享有权利。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最重要有以下几点：

1、统一城乡税收政策。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征收农业税的两个国家之一。去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六千八百六十元人民币?农民收入为两千三百六十六元?扣除百分之四十的实物性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有一千八百多元?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达到了六比一。在这种情况下，按城市工薪阶层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起点月收入800元、年收入9600元计算，城市居民无须纳税，而农民却要照章纳税。因为农民的纳税没有什么最低收入限制，只有一个年收入的5%（更大的问题是广大农民实际上承担的负担远远超出了5%的限制）。在这里依然存在着巨大而根深蒂固的城乡差别。借鉴国际上多数国家统一城乡税制的通行做法，在目前阶段可以废除专门对农民征收的各种农业税和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全国统一税率，将农民视同个体工商户，征收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统一税率，可以让农民以休养生息，减轻农民负担，可以大大缓解一些地区已经十分紧张的干群关系，还可以让农民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投资到扩大再生产中。

2、改变农村现有政权体系，精简基层政权人员。当前，造成农民负担沉重主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农民自身承担了本来应该由国家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二是基层政权中，吃财政饭的人太多，农民承担了太多不应承担的基层政权的运作经费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笔费用和义务教育不同，国家也不必承担（国家应当承担义务教育经费）。因为农村基层政权的臃肿大部分超出了其职能所需，可以通过精简机构而缩小规模，从而节省运作经费。对此，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乡级财政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乡级财政供养的人太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人总是要吃饭的，不把乡级财政供养的人数减下来，农民负担迟早还会反弹上去。”因此，要通过不断完善以村民选举为核心的村民自治的管理体制，并把某些重要的国家权力管理职能收缩到县一级政府，逐步弱化乡（镇）政权，来减少乡镇政权的人员。

3、改变现有的教育投资体系，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义务教育本应由国家来完全投资承担，但是近几年，中央财政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实际上有所降低，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也呈下降趋势，如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1997年的8.3%。由于乡镇财政根本无力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的费用，中国农村的义务教育基本上是由农民自己来负担的。庞大的教育费用对于农民来说首先是沉重的负担，其次也难以保证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进一步的提高。农村教育的落后，使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低下，一方面，这样的劳动力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大量的农村闲置劳动力进城市以后根本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这样的农民也无法真正的进行现代化的农业发展，直接影响了我国农业在面对加入wto后的现代化进程与效果。所以，国家应当改变目前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结构，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这可以从根本上促进中国农村的发展。

4、建立农村社保体系。目前，城市社保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而农民基本只能依靠土地来保障生活，但是目前农村人均占有耕地不断下降，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均缺乏适当的保护，同时税费摊派几乎无任何约束，公共水利设施普遍瘫痪，农民的教育、医疗支出上升等等社会生存条件逐步恶化，农民的风险水平不断上升，自我保障能力下降，而我们却没有在农村建立起有效的社保体系。目前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了普遍的“养老难”、“看病难”等社会问题，已经对当地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在中国入世之后，依旧缺?国民待遇、法律保护和自我组织的农民面对的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只能更高不低，使得农村社会危机更加动荡。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很复杂，地区差别很大，全国普遍建立农村社保体系条件还不具备，因此，今后研究提出并实施适合于农村地区的社保措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应当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村企业和农民共同负担，国家给予补助的养老保险制度。

5、稳定现行农村土地政策，充分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权利。要使农户真正享有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特别是应将处分权有条件地赋予农户。这样才能让农户对土地进行长远的投资和发展规划。当前，一是防止国家征用农民土地的侵权行为。在土地一级市场上，国家在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农民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城市化的进程吞并了农民的土地，却没有使农民在城市化中获得能够保证自己生活的机会是当前许多地方出现的现象。二是防止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侵权行为。当前，一些公司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大量低价收购农民土地，使一些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底码，因此，要对这种行为进行规范，做出严格的规定。三是要严格制止农村基层干部利用土地资源重新配置之机大量寻租，严重侵害农民土地权利的各种行为。四是要真正保证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有使用权。坚决防止某些基层干部利用“产业结构调整”之名强迫农民搞各种形象工程行为。

6、加大对农村投资力度，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从根本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国家举措。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财政政策是一直是从农村地区吸取资源来支持城市重工业的发展。政府使用财政和金融体制把农村地区的财富转移到城市。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农村从上交给中央政府的税收中得到的回报很少。根据有关研究，农村地区上交的税收占国家税收的26％，但是只得到了9％的政府拨款。在90年代中期，每年农村向城市的财政净流动超过130亿美元。即使在政府9%的拨款中，向农村工业的财政投入也远大于向农业的投入。实际上，真正用于农业设施的投资正在不断地下降，限制了农业产量的增长。因此，必须改变这种财政分配体系，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资，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如农村电网、农田水利设施的快速、健康的发展可以带动农村经济持续增长，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篇：中国三农问题的涵义与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的涵义与出路

目前我国达到的小康还存在不平衡性，其主要表现就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在，我国农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62％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约1／3，“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点。攻克这个难点，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改革开放以来的24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2％，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但分阶段看，1979—1985年的7年间增长最快，年均递增15．2％，而1985年以后的17年，年均递增降为4．0％，特别是1998年以后的3年，增长速度更为缓慢。如果要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20年达到7700元（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那么就要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约6％的年均增长水平。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减轻农民税费负担和财政转移支付、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采取有力措施。

二是大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人多地少，是农民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把约2．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变成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其中，乡村工业和其他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吸纳了约1．5亿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农民工约有1亿多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增加，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农民进城打工成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3．6亿农业劳动力中还需转移2亿多；即使按2020年非农就业人员达到70％的目标，也还需要转移约1．5亿农村劳动力。现在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中的34％是外出务工收入。所以，公平对待农民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地从农业转移出来，必须从制度上给予保证。

第三篇：论文：略论“三农问题”的出路建议

略论“三农问题”的出路建议

姓

名：

李建涛

学

校：

兰州城市学院

学

号：

20112099 指导教师：

朱喜凤 定稿日期：

目录 一、三农问题的概述...............................................................................................................3

（一）课题背景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3

（二）“三农”问题的内涵...............................................................................................4

（三）“三农”问题的地位...............................................................................................6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原则.......................................................................................9

（一）以人为本的原则.......................................................................................................9

（二）统筹协调的原则.....................................................................................................11

（三）制度创新的原则.....................................................................................................12

三、“三农”问题的解决途径.............................................................................................13

（一）突破城乡二元体制.................................................................................................13

（二）推进城镇化建设，吸收剩余劳动力.....................................................................14

（三）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6 参考资料：.............................................................................................................................18

略论“三农问题”的出路建议

摘要：“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句出自农村基层干部李昌平之口的话道出了“三农问题”的基本现状。“三农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工程。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和就业的问题。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促进和实现农民充分就业，进而实现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地增长。要实现这一点，首先是加速农业产业化发展，实现农民就地就业；其次是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实现农民转移就业；再次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平等就业；最后是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实现农民稳定就业。未来一个时期，城镇化是发展的持久动力，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扩大就业，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稳定就业、体面就业；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推动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在城镇落户，变农民为城镇居民；改革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工资收入水平；健全社会保障，解除后顾之忧，是推进城镇化，培养后备消费群体，扩大内需，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三农 城镇化 以人为本 创新 统筹发展 一、三农问题的概述

（一）课题背景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我国农村生产力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农村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也明显落后于城镇。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前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自觉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

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党同农民的关系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的农民是党在农民的依靠力量，是国家政权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应的农民，党的执政地位就巩固，工农联盟就加强，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胜利；失去了农民党的执政基础就动摇，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被断送，历史如此，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农民的积极性，就没有农业的发展，就没有工业的进步，更谈不上实现现代化。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安全，而且关系到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安全与稳定。我国8亿多人口在农村，农村人口多，幅员辽阔。农村的现代化，意味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农村的繁荣与稳定，意味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二）“三农”问题的内涵

所谓“三农”系指农业、农村和农民，而“三农”问题则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总称，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也有质的区别，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矛盾。我国的“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经济社会变革不同步造成的结构偏差问题，现已构成当今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的最大难题。我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化解的艰巨性，堪称世界之最。经过长达几十年的积累，总的来看，“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为农业、农村、农民欠发达，现代化程度低，发展比城市严重滞后，广大农村基本上仍是农业社会，城乡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农民收入低，增收难，是当前全国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现阶阶段“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的不公平发展问题的缩影，包含了经济、社会、权利等诸多要素的不公平。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制约。

1.农民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增收放缓以后，90年代末期至今农民收入始终处于低速增长状态，与城市居民收入的高增长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2008年全国农民纯收入4761元，仅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酿收入15781元的25.15%；1998—2008年全国农民纯收入增加2599.02元，平均增长率不到4%，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1/3。而且农民收入很不平衡，由于农村内部收入分化，少数高收入户掩丨盖了多数低收入户，近半数的农民收入处于零增长状态，许多农产收入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倍，扩大到2008年的3.61倍。二是农民经济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长期以来农民是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主要由农民来承担。由于缺乏利益保护机制，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非农化转移中，农民是被动接受土地的特低价格而不能享有其应得的利益；在劳动力转移中，农民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常常是最低工资的接受者，创造着城市经济财富而不能分享其利益。三是农民的平等权利得不到保障。由于事实上缺乏强有力的利益代表者，农民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完全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在农村，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不能享受公共卫生、医疗和教育。即使进入城市，农民工实际上成为城市建设者和财富创造者，但不能享有与原市民同等的城市公共福利，更没有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政治权力。

2.农业问题

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在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后，三十年来，实际上没有进行更深入的制度变革，传统农业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分家分户经营、自给性生产为主，出售剩余产品为辅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农业生产效率十分低下。土地产出率不高、劳动生产率也不高，因此日益缺乏竞争力。二是缺乏有效的生产要素投入，导致发展后劲不足。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曾指出，改造传统农业必须从外部注入新的生产要素：资本、技术、人才以及新制度要素。然而在现行体制下，这个过程是反向进行的：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是导致农村廉价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流向城市和工业，形成支持工业化的“低成本”优势。出现三个净流出，即土地价值净流出，农村资金净流出和优秀劳动力净流出，使农业发展的支撑条件日益弱化。这就使中国改造传统农业的速度和效益大打折扣。有人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占用农地的差价，约在2万多亿元之巨，相当于改革开放前30年价格剪刀差总额的4倍。近几年，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农业资金大量流向非农业。农民创造了40%以上的居民储蓄，但在全社会贷款余额中，农业和乡村企业贷款则占比只是5%左右。特别是农业优势劳动力外流，使农业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下降。现在“青壮劳力不下田”，务农主要是老、弱、妇、幼。三是农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导致农产品卖难伺题经常性突出。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沟通城市、面向国内外大市场的流通体系，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缺乏有效的联结手段，难以避免结构调整的盲目性。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对农产品需求多样化、优质化和精细化的需求，致使农业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市场拉动力。

3.农村问题 农村问题，主要是四个落后：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社会落后、乡村面貌落后。由于庞大的乡村管理构架与薄弱的乡村经济不相适应，导致乡村负债问题十分突出，不仅使正常的经济周转困难，还使乡村的信用体系受到严重破坏。由于长期缺乏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足够投入，农民素质差、生活单调，缺乏必要的文化消费等现象十分突出。在原有的严密组织被破除后，乡村社区建设成为整个中国社区建设最为薄弱的环节，由于缺乏互帮互助机制，缺乏行业协调机制，从而农民成为最无组织性的群体。由于基层组织和乡级政府职能上的错位，乡村规划落后，或基本上没有规划，也无法得力执行规划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乡村建设混乱，村容、村貌不堪人目。乡村环境的脏乱差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

（三）“三农”问题的地位

1．“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我国农村生产力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农村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也明显落后于城镇。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前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自觉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63.91%的人口是农民，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为4亿多人，占全国劳动总量的比重约为70%，尽管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转移出来，但剩余数量仍有1.7亿人之多。农民增收一直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题,而民工潮的兴起使1亿多劳动力大“解放”，致富有门，意义重大。民工潮还成了抟播先进文化和城市现代文明的重要渠道。一些民工大城里不但挣到了钱，还学到了手艺，开阔了眼界，攒够了钱后又回乡创业。同时，民工潮也让城里人尝到了甜头，带动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大量民工涌入城市，标志着中国加速推进城镇化的新阶段来到了。破除城乡的阻隔，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治本之道。“三农”的核心问题是农民收入问题，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已经严重制约了内需的扩大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也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的最大难点。拿2002年来说，农民收入增长仅4.8%，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是13.4%，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703元，而农民人均收入为2476元，他们之间比值扩大到3.1:1。农民工能否尽快融入城市中，真正取得市民身份，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城镇化率”这个重要指标问题。民工经济的崛起，使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了新的出路，为经济腾飞的中国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使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逐步打破，对我国从城乡一体化的全局解决城市化的问题，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农民增收缓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我国在基本上告别了食物短缺时代后，大多数农产品都出现了过剩，价格连年下跌。农业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由1996年的２０.４％下降到2001年的15.2%，而农业人口却有增无减；二是乡镇企业吸衲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八五”期间，我国农业中的劳动力总量减少了1000万人，而其“九五”期间，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总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463万人，三是农民负担不堪重负农民增收，系天下大局，关键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第一，国家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第二，要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搞好产业化经营。第三，要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其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回顾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民问题，始终是决定党的事业胜利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为我国胜利实现现代化建设前两步战略目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经验层出不穷。要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开创党和国家工作的新局面，就必须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劲头，这对于我们党更好地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对于我们拓展发展的新思路，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创造开放的新局面，推动我国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再上新台阶，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在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是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是深化改革、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经济体制的阶段，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得到加强，农村改革迈出新的步伐，农村社会事业有新的发展，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作风建设得到加强。

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进程中，农村面临的任务比城市要艰巨得多。进一步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农村人口多，市场潜力最大。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把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要求我们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进一步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只有在广大农村形成和谐安定、健康向上的良好局面，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当今时代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稳定增加农民收入，使广大农民过上小康生活；继续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保障农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使农村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群众安居乐业；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改善教育、卫生条件，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实现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2.解决“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保证

三农问题在社会主义和谐构建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妥善解决好三农问题，不仅为和谐社会构建创造 条件、提供保证，更离不开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然而，和谐社会构建的最大难题还是来自于三农问题，它关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全局。探寻三农问题的出路，怎样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为和谐社会的构建铺平道路。

第一，妥善解决农民问题，将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构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农民的富裕、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没有农村政治建设的提高、没有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是绝对不行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是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和谐相处的人际环境。

第二，妥善解决农业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证。目前，中国逐步走上了“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道路。然而和谐社会的构建光有工业的发展不行，还必须有包括农业在内的全方位的发展。现阶段中国农业状况是：农民收入相对低下，收入增长缓慢，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农民唯有的生产资料和收入主要来源，随着人口增多、土地荒漠化、加之城市进程等，农民所能使用的土地日益减少，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生活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又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映，例如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等社会现象。而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社会。

第三，妥善解决农村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稳定的社会前提。稳定压倒一切，和谐高于一切，和谐是稳定的最佳状态，和谐是积极的稳定，持久的稳定。目前，从国家和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上看，还存在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尤其是在乡村一些地方，基层干部除了使用正式的国家权力以外，还使用一些国家法律、法规、文件之外自行设置的权力。诸如动用公安力量抓人、搬家具、牵牲口等强制性手段。这些“土”政策，导致了政府同农民关系紧张，农村社会动员能力减弱。产生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中央各部门政策不协调，目标相互冲突，上行不能下达，地方干部曲解甚至背离了中央的决定。这就要求政府要加强规范自身行为，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从而保证农村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原则

（一）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我国，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萌芽到完善却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的论述。虽然管子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与我们今天的“以人为本”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但正是管子的人本观，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观，经过漫长的历史文化的冲积和交融，才逐步形成了儒家经典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民本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提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进入21世纪后，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人口三大高峰（即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总量高峰、老龄人口总量高峰）相继来临的压力、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加速整体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的右侧逆转、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巨大压力、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并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和国际竞争力的培育等挑战。如何应对及消解这些挑战，其实质都在催促着“如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这个总主体。基本挑战严重制约中国的未来发展，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十分严峻的课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世适时提出了只有在实现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统帅下，才能得到真正有效地克服。

1.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第一要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旨在化解“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又集中体现在农民的生活质量偏低问题。具体表现在：农民生存环境恶劣、负担过重、收入水平低且门路窄、缺乏相应的政治地位、进城务工受到不公正对待等。因而，着力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与根本目的，也是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首要要求。正如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的指出：“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得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2.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农民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不能简单地把农民当作被同情、关怀、救济的对象。在新农村建设中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要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从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目前，我国农村幅员广阔，农民和农村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部分，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单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新农村建设只有化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同志曾充分肯定我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他说：“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在他看来，要解决农村农业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3.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

我国尚有八亿左右的农民，而且我国农民由于长期处于儒家文化熏陶之下，在历史的最底层，导致他们屈从现实、保守懦弱、听天由命，缺乏个性和开创精神，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缺乏主动性，被动地听从政权的调整，不懂得自己的权利，缺乏公民意识。这些缺乏至今仍在部分农民身上体现，它们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障碍。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固然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跟农民整体素质偏低、观点落后不无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而，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把农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对新农村建设至关重要。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兴衰成败。

（二）统筹协调的原则

统筹城乡发展,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兼顾,用新的发展理念调整城乡关系,用全新的机制整合城乡资源,用改革开放的办法解决“三农”问题,用统一的规划引导城乡协调发展,用配套的政策法规保障城乡健康发展,用雄厚的产业支撑城乡稳定发展,做到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统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全社会的进步中统筹农村繁荣,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格局中统筹农民增收。主要应从以下六个方面把握: 一要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放在首要位置,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如何破解“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农民增收。只有增加农民收入,才能不断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农村购买力和农村消费水平,保持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运行;才能保持社会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在措施上给予保证,千方百计确保农民收入持续增加。二要坚持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作为根本途径,实现工农业互动、城乡经济互融。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产业结合点在工业,空间结合点在城镇。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产业支撑,城镇化则是工业化的载体。因此,必须坚持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作为根本途径,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建立和完善合理有序的城镇体系空间布局,构建合理的城乡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框架,提高城乡产业依存度和相融度,大量扩展就业机会和财富增长机会,增强城乡经济发展活力,实现工农业互动、城乡经济相融。三要坚持把市场机制作为主要方式,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要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在更高程度、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讲,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突破狭小封闭的生产方式、打破城乡之间的市场封闭的过程,就是促进城乡经济活动开放式、社会化的过程,也是城乡资金、劳动力、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充分流动、高度整合的过程。因此,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既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客观需要。四要坚持把政府宏观调控作为必要手段,引导城乡全面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实质是维护城乡社会公正、协调公众利益的公共行为。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市场配置资源存在的局限性和自发性,需要政府适时进行干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实性,需要政府加以调控;农业具有的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并存的弱质性,需要政府大力扶持。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强化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纠正“市场失效”和市场自发性所带来的弊端,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保证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引导城乡全面发展。五要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基本动力,推动城乡可持续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是要冲破城乡分割体制性的障碍。当前,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两低”,农民负担和乡镇债务“两重”的问题,是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造成的,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来解决。因此,加快改革创新步伐,着力消除城乡割裂的体制性障碍,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内在要求。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为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体制基础和强大的动力机制。六要坚持把政策法规作为重要保障,确保城乡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有与之配套完善的政策法规作为保障。要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思路,制定 和落实好相关的政策法规,为统筹城乡发展搭建坚实的政策平台。

（三）制度创新的原则

以人为本的原则，就不是以制度为本，而是使制度适应人的根本需求，这就要求对现行制度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进行改革和创新，使制度最终为最广大人民、为亿万农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统筹协调的原则，就不是拉大利益差距、维护既有集团利益及利益格局，而必须打破利益背后的“跑马占地”、自我维护、自我强化的制度格局，这就要求对现行制度体系按照统筹协调的原则进行重新均衡和创新设计，使制度基础上的矛盾冲突、恶性循环改变为制度基础上的互相促进、良性发展。所以，制度创新的原则是以人为本原则和统筹协调原则的必然推论和集中体现，而以人为本原则和统筹协调原则又是制度创新原则的最终目的。

三农问题尽管复杂艰难，但往往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表象上复杂，实质上单纯；冲突在局部，集中在制度。因此，制度创新是突破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三农问题的解决要在现有的法律政策框架内进行，但又不能拘泥于现行政策法规，因为产生三农问题的原因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制度因素，而解决渠道也正在于政策法规的制度创新。改革本身就是制度创新，这也是我们20多年改革开放和发展进步的历史经验。解决区域三农问题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探索性、实践性和试验性，也是为全面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而进行的区域试验和实践经验准备。

三、“三农”问题的解决途径

（一）突破城乡二元体制

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应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城镇人口，转变生产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第一产业结构，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城市化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

1.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即现有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必须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优化区域和城乡结构，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当前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而且要立足于农业的长远发展。要使农民收入继续有较快的增长，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扩大农产品市场容量及农业经营规模，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应逐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机会平等。

2.繁荣农村经济

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繁荣农村经济。要架起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桥梁，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连接起来，因而是将农民和市场连接起来的有效途径。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必须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小城镇和大中小城市是一个体系，必须协调发展，并要促进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结合，加快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

3．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

要消除城乡差别，纠正城乡失衡，不仅要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也要进行制度创新，解决制度无力和失效问题。从目前来看，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实现政策的统一和制度的公平。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取消不应由农民负担的各种税费。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城乡公共财政投入的公平分配。通过改革，消除造成城乡隔离、阻碍城乡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城乡之间资金、技术、物资、人才、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制度建设不仅要有助于实现城乡经济上的融合，也要求实现和保障农民政治上的平等。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权的基础之上的政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也只有公正的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才可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可靠和持久的保障。

（二）推进城镇化建设，吸收剩余劳动力

未来一个时期，城镇化是发展的持久动力，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扩大就业，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稳定就业、体面就业；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推动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在城镇落户，变农民为城镇居民；改革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工资收入水平；健全社会保障，解除后顾之忧，是推进城镇化，培养后备消费群体，扩大内需，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1.创造就业机会

首先，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其次，优化经济结构。首先要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根据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积极发展乡镇企业、非公经济、服务业等就业容量大的产业企业，既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岗位。第三，加大项目建设力度。加大小城镇建设，水、电、路、住房、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建设力度，充分实现投资和项目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后，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由政府负担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安置残疾人、城乡就业困难人员。

2.提升人力素质

从当前来讲，要提高存量劳动力技能素质，提高其就业与创业能力；从长远来讲，要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国策，优生优育，控制人口数量。要实行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开展职业教育。要在高校扩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降低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增加公民受教育年限，推迟劳动力进入人力资源市场，以减少一定时期内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力素质与价值。

对现有劳动力要开展五项培训，对新成长劳动力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围绕特色产业、支柱产业开展适用技术培训；对有外出务工意愿人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已外出务工人员开展技能提升培训；对有创业愿望人员开展创业培训。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建立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会。

3.实现劳务对接

首先，要搞好公共就业服务。要按照就业服务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水平，健全市、县、乡、社区（行政村）四级就业服务网络，向农民工免费提供就业服务，重点提供政策咨询、岗位信息、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业培训、技能鉴定、职业介绍、劳动保障事务代理等一站式一条龙服务，以优质服务促人岗对接。其次，充分发挥民办职业介绍机构作用。要积极培育民办职业介绍机构，以落实职业介绍补贴政策促进职业介绍，实现人岗对接。再次，组织开展非正规就业。由社区组织开展非正规就业，如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就业，实现人岗对接。

4.扶持返乡创业

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新增就业岗位是有限的。在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要激发全民创业，在创业中创造社会财富，创造就业机会。扶持创业要不拘一格，规模可大可小，行业可农可工可商，非禁即入。政府部门要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的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机制，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创业，支持创业，服务创业”的良好氛围。建立创业园区、优化创业环境，对经过务工积累了经验、资金，带回信息、项目、技术的返乡农民等各类有创业愿望的人员，开展创业培训、提供创业项目推荐、场地安排、创业指导、创业孵化、跟踪服务，帮助他们走上创业之路。

（三）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发展现代农业是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

1．加强政府支持，加大现代农业的政策力度

首先，把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作为中心，并围绕这个重心任务研究政策、制定计划、确定重点落实措施，保持工作推动的连续性。

其次，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大力抓好交通、农田水利建设，加大土地整理力度，提高耕地质量。有计划、有步骤的改善发展现代农业的硬件条件，加大农村能源建设投入，优化农村能源结构；加大生态环境投入，重点实施天保、造林绿化、退耕还林、城镇绿化等工程；对土地利用全面规划，使山、水、林、路得到综合治理，加快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为实现水利化、机械化、采用科学技术以及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创造条件。

再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认真落实各项奖励、补贴政策。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尽快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巩固和完善各项支农补贴政策。

最后，加强农村的依法管理。切实加强农资打假专项整治、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执法、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执法行动，建立健全农产品生产经营预警机制，认真实施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工程，确保现代农业健康持续发展。

2．推进结构调整，优化现代农业的区域布局

加快发展特色农业。根据自然条件和发展实际，参考市场需求，加快培育扶持经营特色农业的龙头企业，将特色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增强龙头企业对农民的带动能力，壮大特色产业。

建立农村新型业态。农村新型业态是指农业生产服务员、商贸、流通、旅游、劳务等产业形态，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大力培育的关联产业，培育专业劳务人才，提高其转产转岗能力，进一步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大力支持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之上，更加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经营方式，它为广大农民进一步的解决了生产经营中的信息、技术、资金、生产资料供应、农副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应当将其作为深化农村改革、创新农村经营体制的重要内容，进一步的将其规范，积极的给予引导和扶持。

构建服务于产加销一体化的管理机制。对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管理服务部门进行资产、组织和职能调整，创新农产品流通体制，加快粮食等农产品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建立统一开发、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3．加快科技创新，强化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

加大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推广力度，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生产技术规范，大力优化品种和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内在品质和产品的分级、包装、储藏、保鲜及加工水平，提升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加强培训，提高综合素质。发展现代农业，农民的市场意识、技能和素质是关键因素，现代农业劳动者不仅要会组织生产，还要善于经营；不仅要懂得相关科学技术，还要熟悉现代科学管理。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完善农业推广运行机制，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要在现有农业推广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多层次、多成分、多形式、多功能的农业推广体系，进行综合整体的农业推广。

4．发展农村金融，壮大现代农业的经济核心

首先，放宽准入，鼓励农村金融组织机构创新。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共同发展。积极发展“三型”农村金融机构，即以农行、农商行、农发行为主体的大型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以及资金互助组等微型金融组织。

其次，形成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投入的激励机制，拓宽融资渠道，综合利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

最后，创新贷款担保方式，扩大有效担保范围，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并建立农业信贷风险防范和补偿机制，探索发展基于订单和保单的金融工具，提高农村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分散农业信贷风险。

参考资料：

①、朱启臻 叶齐茂 《小城镇建设》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②、任大鹏 《农村政策法规》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③、王思斌 刘臣 《乡村社会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④、李铁 《要发挥好小城镇的作用》

人民日报出版社

⑤、朱剑红

《2005年我国GDP同比增长9.9%

总量达18.2万亿元》

⑥、周德才 《“三农”的出路在“三化”》

⑦、郝建国 《经济学家茅于轼与访农博士共话 三农出路在何方》

第四篇：中国的三农问题之症结出路

中国的“三农问题”之症结、出路

作者：邹进泰

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民收入迅速增长，但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农民收入增长出现停滞现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村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会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大问题。只有很好地解决了“三农问题”中国的全面小康才有可能实现。

一、近年来,“三农问题”不仅没有很好解决，而且越来越突出

1、农村土地资源匮乏，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现在，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生存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

2、二元结构使城乡市场分割，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据统计，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5年为1.86：1，1990年为2.02：1，2000年为2.4：1，2001年为2.89：1，而2002年则进一步上升为3.11：1，可以看出，近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3、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农村就业形势日趋紧张。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加上农村的半劳动力，总数达6个多亿。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所以说21世纪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但农民的问题将主要表现为就业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不仅是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的问题，还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可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问题

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影响，农村地区市场消费的增长也相应低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在全国消费市场中的地位继续下降。２００２年，县及县以下地区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５０１３亿元，增长６．８％，远低于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０％的增长幅度。县及县以下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仅为３６．７％，比上年又下降了０.７个百分点。

启动内需最大的问题在农村，而农村消费不旺、消费市场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水平太低，而且收入提高缓慢。以往的实践证明，资源配置向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倾斜，通过发展汽车、高档商品房等来刺激高消费，在短期内仍可维持经济的较快速的增长。但把占人口６０％多的群体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增长模式缺乏深厚的底蕴，难以长期持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使全体国民分享现代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不仅是解决公平问题，也是解决长远的效率问题。农民收入过低，导致了农村消费品市场萎缩，而占我国人口70%的农村市场不活跃，扩大内需将是十分有限的，可以说“三农问题”不解决，不仅全面小康无法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要受到影响。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在于解决农民就业问题

1、通过进一步解放农民、解决农民就业

80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允许农民“离土离乡”，都不同程度地通过解放农民，使农民摆脱单纯依赖土地的行为，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使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社会系统有所改善，经济有一定程度发展。但是，解放农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务之急，需要对农民再松绑。如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开通城乡产权交换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和农民进城当工人。特别是要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如果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民永远翻不了身，“三农”问题也就无法根本解决。

2、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非农产业大发展，能够不断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将农业劳动力吸纳到非农就业岗位，不断降低农业就业比重和数量。上述机制是务农农民的收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前提，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三农”之外的非农产业的发展。加入WTO以后，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比较优势都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不仅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更可以发挥我国农村的比较优势，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3、通过城镇化战略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走农村城镇化之路是未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将小城镇建设与全面发展农村经济融为一体，一是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积极培育和拓展城镇集聚人口、产业、资金、技术、信息等功能优势，承载、辐射和牵动当地产业结构向二三产业转移。二是与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相结合，利用乡镇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充分发挥小城镇集聚产业、集聚资金及基础设施共享的优势，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使乡镇企业利用小城镇优越的经营环境，调整结构，完善机制，增强活力，迅速扭转效益下滑的局面。三是与农业产业化相结合，在小城镇建设中积极发展和培植农产品加工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等多种类型的产业化龙头，把小城镇建设成农副产品加工和销售的中心、农业产业化的信息和技术服务中心，带动农民就业。

二○○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第五篇：温铁军-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温铁军：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对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的三个思考

导读：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思考一：股份合作制——农村产权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差别何在 2002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被写入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我们得以据此就城乡改革异同进行分析。

早期的农村改革是多数人受益的改革。而在叙述早期的改革经验时，人们总要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至今没有说清楚的故事开头。实际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有部分地区在1978～1982年执行过4年；是在当时财政危机压力下“甩包袱”的结果。此后则是在1982～1984年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成“大包干（包干到户）”，结果是对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以“土地均分制＋定额租”的生产关系来达成社会长期稳态特征的复归。

本文之所以坚持把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的复杂现象归纳为“三农”问题，是由于多年以来就认为“大包干”所造成的农村经济基础，不外乎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村社制”，这种改革所形成的、后来在如此强烈的剥夺下仍然创造了稳定中国达30年之久奇迹的财产和分配关系的实质，则主要是这种历史上就利于稳定的“均分制加定额租”。①“大包干”在产权制度变迁上的积极意义，在于把过去以人民公社的名义、但实际是国家资本控制农村土地占有收益的这种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最为基础的财产制度，短期内变成了近两亿农户依据社区内部的“成员权”平均占有本村的土地和资产。② 其实，这恰恰是做到了每个单位内部都“起点公平”。③ 如同早年的土改一样，是使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一种财产关系重构。

农村改革的问题在于，政府让农民家庭在承包土地的同时也得到了“制度变迁收益”，实际上把农村的公共开支，连同教育医疗和福利保障一并压在土地上了。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的约束下，基层急于“离土离乡”的财政供养人口就必然要求城里人的待遇，于是造成政府让渡给“三农”的高成本的农村上层建筑开支不断增加，成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一个根源。

1998年为了表达对改革20年的纪念，笔者曾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这种改革是把土地财产平均分给每个农民，形成农村和谐社会内涵的公平公正是由财产占有关系的一次分配来体现的，因此，这是一个让大多数农民和国家都得好处的改革。城市改革之所以至今延宕不前，是因为并没有把财产权益分配给工人，没有让大多数工人得好处。这也就是说，城市改革是让大多数工人群众失去财产的改革。搞了这种改革之后，城市群体的福利保障功能本来应该由政府的二次分配来体现，但接着却是连教育和医疗这些公共部门也被推向市场了。看来，错用了农村改革经验可能是城市改革自从提出以来到现在仍然不断加大社会代价的一个更真实的原因。

事实上，企业的改制完全可以参照农村一次分配就实现了公平公正的做法。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改革就参照了农村“大包干”的经验。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出现在城市，而是在1984年全面推进“大包干”的城郊——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长行村。这个城郊村当年就有几百万元的工业固定资产，村干部带领全村百姓讨论决定：根据劳动农民的年龄、贡献、职务作股。就像各村的农民按每户人口平均分地一样，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折股到每一个社员头上，这就是“股份合作制”。后来，在我们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研究的那10年，很多集体化社区和乡镇集体企业都这样操作，成为当时成功的普遍经验。1996年，广东省曾发出文件，在全省农村推进产生于南海市的“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也是把土地和企业资产全部折股到户。2007年我们在山西的调查表明，直到2003年还仍然有这种把几亿资产全部折股到户的农村改制，形成了内部化的产权和收益分配制度。这些不断发生的改革成果表明，只要实行这样多数人得好处的改革，就能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大量试验和调查证明，上世纪80年代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试验推进的时候，反对者根本不是乡镇企业职工，不是技术人员，不是企业骨干，甚至不是企业的实际管理者，而主要是基层政府的干部。为什么呢？如果不改制，主管部门职员和当地领导干部获得的最大好处就是权力可以直接受益，而且，连相关部门的无权者也可以攀缘利用甚至创造权力获益的机制。一旦实行多数人有股权时，特别是当我们在改革试验区只保留很少的集体股，先把70％、后把85％以上的股份直接分配给劳动群众以后，干部再想安排亲信、随便从企业提取收益不可能了。因为大多数具有股东身份的群众会自发地盯着这些不正之风。

话说回来，30年前农民主动改革包地到户的时候，干部们难道就愿意么？当时的段子叫“三五牌干部”（50多岁、50多元工资、50年代参加工作的这些基层干部）大部分反对，为什么呢？还是权力丧失、利益受损的原因。

思考二：私有化——金融资本带动土地兼并集中的后果是什么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中国农村的土地早在当年“大包干”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财产关系的重构，建立了基于社区内部“成员权”平等的以户为单位的土地私有产权；这种财产关系与城市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这不仅体现了公平，也被同期出现大幅度增产增收的实绩证明是有效率的。

有些人近年来反复强调农地私有化，其中多数可能出于不知道过去发生的情况。少数明确提出以个人化的私权来促进金融资本进入形成兼并集中的诉求恰恰值得分析。一旦以土地全面私有化推进土地兼并集中，那就不是贫民窟的问题了，而是暴力冲突。笔者曾经多次考察过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埃及农民的地权斗争、印度的游击区以及其他国家农村发生的对抗性冲突，根本的制度原因都是一个，就是资本主义的产业扩张与推进土地私有化的制度需求相结合。

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实质是发展中国家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当代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唯独中国不存在发生农民起义的制度环境，政府至少还可以通过大幅度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来逐步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其他国家凡出现土地革命、农民起义的地方，至今暴力冲突不断。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则，历史虽然不会倒退到起点，可牺牲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却会螺旋式地接近那个起点。

中国的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和整个发展过程必然的资源资本化产生巨额增值收益之中的制度安排问题，如果政策失误，也制造出一两亿无地农民集中进入贫民窟，就要出大乱子。

一般来说，中国农民在自己长期生存的社区内部基本上不犯大错，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在中国这么突出的人地（人口与资源）矛盾之下，能够这么短期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农村仍然能够维持安定，靠的什么？靠的可不是司法，不是警力，而是地权的约束。比如，在当代的改革之中，很多农村基层治理所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写着，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形成的股份收益，或者村社内部分配的福利随即丧失。尤其是在有一定工业收益的乡村，比如珠三角地区农村实行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一般都把村社土地和工业资产做成股权分给每家每户。这种股份合作制就有一条共同约定：村民如果刑事犯罪，股权将被取消。因此广东的刑事案件虽然高于其他地区，但仍主要是外来人口犯罪占绝对比重。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一个规律，既不是伦理道德和教育问题，也不是法制建设不足的问题。

大家都相信现代法治社会是一种进步，却很少注意了解法治社会的制度成本。法治社会必须靠强大的警制支撑，如果中国农村也照搬这种制度，农民有钱负担高成本的警制吗？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是中国特色的农地制度安排。这种制度有效地稳住了本来就严重过剩的农民人口，使农村成为“人口池”或“劳动力池”。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产业资本大规模扩张之前，中国都切实地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无序流动下形成的贫民窟，从而也就避免了少数气不忿的西方人眼巴巴地期待的“中国崩溃论”——社会性犯罪和政治**的爆发。其实，西方能够享受自由民主，那是因为在工业化早期就经过殖民化把过剩贫困人口转移出去了，中国今天还有这种可能吗？十几亿人只能在这么点资源的地方争取“和谐共生”。这十几亿人如果是在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制度优越的欧洲，早就打翻天了。

总之，中国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农民平均占有的土地制度。所以，不能简单化地给“三农”问题开土地私有化药方。我国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的基本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国家稳定。那么，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就是国家，就应该为此支付制度成本。于是，也就有了“新政”——以不断追加投资为推动力的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

思考三：城市化是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的现实是，9.4亿农民人口中虽然有1亿多农民劳动力进城打工，仍然有大约8亿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无论这个国家的大城市怎么变，300万个乡土中国的村社之中，大多数还是村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小农村社制度作为农村的一般经济基础，至今基本没变。而且，各地农村地方性的差异非常大，我们能不能简单化地把这种传统的小农村社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和连城里人都没有完全适应的所谓现代法治社会或者现代上层建筑对接？有没有可能今天就把发达国家的现行制度照搬来，那样就实现了现代法治？

如果真是这样做，那么在做之前请先横向比较世界上哪一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没有照搬？可哪一个像中国这样全面完成工业化了？哪一个不是30％以上的贫困率、严重的甚至超过50％？而且不管人均收入有多高，大部分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所谓城市化也主要靠大型贫民窟来大量集中贫困人口。这种照搬制度的收益被少数精英获取而制度成本只能是大多数老百姓承担！

比如亚洲其他4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上层建筑方面的自由选举、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基础方面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早就落实了；学者们作为精英集团的一部分也以“知本家”身份得以分享制度收益；但是，他们整体上作为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却不如中国。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到底要什么？我们的农民生存其中的乡土中国到底要什么？今天学术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就是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官方四化”的所谓“西式四化”，或者比较中性些，是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但即使这些“化”都完成了，也未必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谁都明白，“西式四化”从逻辑上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只有先私有化了才能市场化；有了市场化的自由贸易，“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新生的中产阶级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最后通向全球一体化。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官民人等”想当然地迷信这些说法。

但是，麻烦出在这个逻辑实现过程中必然形成的制度成本会惯性地“路径依赖”转嫁到农村，于是城乡差别必然拉大，生产力诸要素就必然大幅度流出“三农”；当然也就会有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近年来有人甚至以为中国只要照搬美国的制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常识，“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中国90％的土地由两亿多农户经营，美国90％的土地由17万农场主经营。中国的现实是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而水、土、光、热这四种适宜农业的资源比较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0％。沙漠、山区和高原肯定不是企业家办工厂的首选地，所以工业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城市也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这样，农业、工业、城市和人口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中国的区域差别拉大，是“梯级分布”的中国经济地理条件制约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人为的结果或者制度之祸。

20年前笔者与很多人一样，也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后来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注释：

① 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12期。

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很多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学术讨论中，“成员权”概念就已经形成了共识。对此作出原始创新的学者有刘守英、龚启盛等。

③ 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