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第一篇：三农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没有九亿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民稳则天下稳。农业强，则天下强。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沉重”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客观现实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

一、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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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三农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没有九亿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民稳则天下稳。农业强，则天下强。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沉重”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客观现实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

一、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对经济的影响

“三农问题”的经济影响。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2002年9月24日,《2002年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报告》对600种主要商品的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有5２８种商品将供过于求，占总数的８８％，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仅占１２％，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调查显示，农业生产资料全部供过于求，农副土特产品有７３．５％供过于求，工业产品有９0.３％供过于求。因此，中国经济需要扩大市场，扩大消费需求。实际上，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买方社会，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国家不得不采取各种政府措施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对于大中城市来说，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经饱和。而正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状态，农民出现增收困难，使得农村消费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近70%，而消费额仅为全国消费总额的39%。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市场的需求不足，直接导致了城市工业经济发展的不景气。中国有9亿农民，2.1亿多家庭，任何商品的家庭普及率只要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200多万台件的商品需求量。1998年，仅仅9％的农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机，33％有彩电，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假如使农村家用电器的普及率与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国的家电产业还有至少10多年的高增长。而现实的情况是，不仅象汽车、电话、大屏幕彩电、电脑、热水器等耐用品与大部分农民无缘，就是许多城市居民习以为常的日常消费品如牛奶、面包、许多副食品等，也是农民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些产品在城市中，已经很难再开拓大的市场，所以要维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是必然的选择。据统计，农村居民每增加1元的消费需求，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增2元的消费投资。但是，消费需

第三篇：三农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没有九亿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民稳则天下稳。农业强，则天下强。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沉重”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客观现实已经要

求我们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

一、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对经济的影响

“三农问题”的经济影响。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2002年9月24日,《2002年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报告》对600种主要商品的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有5２８种商品将供过于求，占总数的８８％，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仅占１２％，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调查显示，农业生产资料全部供过于求，农副土特产品有７３．５％供过于求，工业产品有９0.３％供过于求。因此，中国经济需要扩大市场，扩大消费需求。实际上，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买方社会，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国家不得不采取各种政府措施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对于大中城市来说，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经饱和。而正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状态，农民出现增收困难，使得农村消费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近70，而消费额仅为全国消费总额的39。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市场的需求不足，直接导致了城市工业经济发展的不景气。中国有9亿农民，2.1亿多家庭，任何商品的家庭普及率只要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200多万台件的商品需求量。1998年，仅仅9％的农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机，33％有彩电，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假如使农村家用电器的普及率与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国的家电产业还有至少10多年的高增长。而现实的情况是，不仅象汽车、电话、大屏幕彩电、电脑、热水器等耐用品与大部分农民无缘，就是许多城市居民习以为常的日常消费品如牛奶、面包、许多副食品等，也是农民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些产品在城市中，已经很难再开拓大的市场，所以要维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是必然的选择。据统计，农村居民每增加1元的消费需求，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增2元的消费投资。但是，消费需求来源于经济收入，没有经济收入的增长，拉动消费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实际上可以带动牵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农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农村落后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其关键就是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如果把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提高到城市水平，将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不仅会解决目前的通货紧缩问题，而且可以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出路是加快城市化进程

局限于农村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我国劳动力总量来看，农村大约剩余的2到3亿劳动力在农村本身已经无法消化，只有转移到城市来就业。首先，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业一直就是一个弱质产业，是一个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的行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其他产业部门相对落后，因此，许多国家一直就给予农业以优厚的产业政策，象欧盟、日本、美国等每年都要对农业进行相当的补贴。随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值中的比重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应当不断的减少。世界上发达的国家，除了那些地广人稀，依靠高效农业出口为生的国家，农业人口都少于10，而我国土地紧张，却有60多的人生活在农村，这势必造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过剩。按照今天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中国农业只需1.3亿劳动力就够了（仍占到人口的10），剩余劳动力高达2亿人。其次，从我国农业生产总量看。我国各种农产品国内市场实际上已经饱和，价格也不可能再有太大的上升空间。因为生产成本过高，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的价格都比国际市场的价格高，所以我国的种植业没有多大的比较优势，依靠农产品出口，不会高的经济效益。另外，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来看，在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下，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占有土地，很难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一家一户进行的调整难以产生规模效应。受运输、市场信息等条件的制约，不会产生真正的市场效益。另外一种产业结构调整的极端可能就是政府行政命令而推行的、同样是没有任何效益，反而给农民带来巨大损失的“形象工程”。最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农业正面临着来自国际农业市场的冲击。原先依靠农业种植而生活的农民，因为农产品无法和国际市场的农产品无法竞争，收益必将更加减少。因此，如果不跳出农村来看三农问题，已经无法真正解决三农问题。

城市化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从1980-199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80年代中前期，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在农业上有了自主决定权和选择权，农村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带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90年代上半期，农民开始可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则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90年代后半期，随着经济增长趋缓和乡镇企业的萎缩，特别是体制政策上的变化，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的增加，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政府把解决本地下岗失业作为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规定，城市化的进程明显放慢。实际上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出现内需严重不足，大量商品过剩的现象。而面对广大的农村，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都无法来启动所谓“巨大潜在的”的消费市场。

事实已经证明，城市化可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收入增加。例如，在广东，农民工维持了珠三角的繁荣，同时还维持了他们家乡的农村政府的税费收入。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最先放开城镇户籍管制和就业限制，给浙江的经济带来了与全国其他地区不同的发展态势。从1995-1999年浙江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7.48个百分点，而同时期全国城市化平均只提高了1.85个百分点，目前，浙江直接务农的劳动力已经不到农村劳动力的40。浙江的农民收入迅速增长（31.3），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28.3）。1995年，外出民工民汇款占四川省GDP的7％。据估计，全国范围内的外出打工的民工的汇款在1997年就已经达到为240亿美元。因此，加速城市化是促进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所在。

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城市化的含义不仅限于让农民进城这一个层面上，它的内涵应当是让农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国民待遇，改变目前的城乡两种政策体制安排的局面。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取消包括户籍限制在内的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和收费，给进城的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改革现有的农村政策，给留在农村的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

让农民进城，减少农民的数量。在目前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局限于农村已经不能解决农民充分就业问题，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来吸收农民。应当从改革现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入手，采取以下措施：

1、应当取消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和收费。“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大大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实中的问题是因为长期实行的“二元户籍政策”而导致的农民在城市中的定居成本太高，民工的基本权利不能得以保障。目前，农民离开农村至少要办五证：身份证、未婚证、计生证、毕业证、待业证，每个证都要交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此外，还要交纳计划生育季度妇检保证金和公粮水费、三体五统保证金，这些收费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元。因此，农民在离开农村，还没有到城里挣到一分钱的时候，就要付出可能一年都难以挣回的费用。而这决不是经济学中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所能解释的。到了城里，还要交纳各种办证费：暂住证、健康证、就业管理费、治安保护费，有的打工企业还要收取打工保证金。这些证办好，又要付出成百上千元不等。即使这些证都办齐全了，也不能保证他们能够安安心心的在城里打工。每到五一，国庆，城市还要清理流动人口，这是民工最害怕的日子，收容部门有权随便把他们抓起来遣送回家，不但自己掏路费，还要交五六百元的所谓收容费。此外，进城的农民工还要面临着子女教育、夫妻两地分居等生活问题。尤其是子女教育问题，是广大进城民工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改变城乡二元户籍政策成为当前改革的一个重点。

2、依法保护民工的合法权益。进城的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受到保护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大量的拖欠民工工资问题的发生已经带来的严重的影响。据统计春节前北京的抢劫偷窃案件中有三分之一是和农民工没有按时拿到工资有关。其次，是大量民工的劳动环境还缺乏起码的、必要的劳动保护，几乎每年都要发生许多的因为缺乏劳动保护造成的重大伤亡事件。最后，应当采取措施保证让民工在城市生活不再受到来自城市人心理上的歧视，获得平等的人格权。因此，公民基本权益的起码保障是农民工最紧迫要解决的问题。

3、组织农民有序进城。因为居住的分散性和权益上的弱势性，农民很难得到有效、真实的工作信息，经常发生一些上当受骗的事情。由于农民文化程度不高，而在当前社会中有许多工作要求有必要的劳动技能，所以应当对民工进行必要的培训。但是，要防止这些培训成为某些部门借机向民工敛财的机会。所以应当建立、健全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和培训机构，为农民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和必要的培训，组织农民有序的外出务工。

第四篇：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导读

☆ 由于我国仍然存在一定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健康的直接影响比较有限，对中国经济的短期直接影响总体上不会太大。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与美国、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次贷危机中风险的承担者是全球化的，所造成的损失是不确定的。次贷的证券化分布以及证券化过程中的流动性问题，使得经济金融发展中最担心的不确定性通过次贷危机集中体现出来。也正是由于上述不确定性造成了次贷损失的难以计量和对市场的巨大冲击。

☆ 既然如此，那么次贷危机会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有哪些有用的启示呢？

由于我国仍然存在一定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健康的直接影响比较有限，对中国经济的短期直接影响总体上不会太大。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与美国、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中的间接影响不可低估。

（一）直接影响：比较有限

1、国内金融机构损失有限

国内一些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涉及次贷的金融产品。由于我国国内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从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管制仍然比较严格，这些银行的投资规模并不大。虽然还没有明确的亏损数据，但这些银行的管理层普遍表示，由于涉及次贷的资金金额比重较小，带来的损失对公司整体运营而言，影响轻微，少量的损失也在银行可承受的范围内。

2、国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

随着国内外金融市场联动性的不断增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必将对我国国内金融市场产生消极的传导作用。一方面，会直接加剧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另一方面，外部市场的持续动荡会从心理层面影响经济主体对中国市场的长期预期。以2008年年初为例，部分国际知名大型金融机构不断暴露的次贷巨亏引发了一轮全球性的股灾。1月份，全球股市有5.2万亿美元市值被蒸发，其中，发达国家市场跌幅为7.83%，新兴市场平均跌幅为12.44%，中国A股以21.4%的跌幅位居全球跌幅的前列。持续动荡

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到市场的资金流向，加之香港市场与内地市场的互动关系日益密切，香港市场的持续动荡很可能对内地市场形成实质性的压力。在直接融资比例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很可能会引起国内资产价格的调整，从而进一步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二）间接影响：不可低估

1、出口增长可能放缓

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从经济总量上看，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不断升高，2006年超过1/3，2007年虽然增速有所回落，仍增长了25.7%。从就业上看，外贸领域企业的就业人数超过8000万人，其中，加工贸易领域就业近4000万人。2001年以来，在所有的对外出口中，中国对美国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21%以上，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

由于外贸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美国又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之一，因而美国经济放缓和全球信贷紧缩，将使我国整体外部环境趋紧。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存在较大的下行风险，消费者信心快速下滑。尽管中国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美国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事实上，中国出口增速从未与美国经济增长脱节。只要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中国出口就有可能明显放缓。2007年第四季度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的出口增速较前三个季度下降了6个百分点，低于全年的平均水平。因此，次贷危机可能会对我国未来的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对出口的影响一方面会直接作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会通过减少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投资需求而最终作用于整个宏观经济。

2、货币政策面临两难抉择

全球经济的复杂多变，严峻挑战着我国的货币政策。一方面，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开始出现信贷萎缩、企业获利下降等现象，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全球的房地产、股票等价格震荡加剧，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粮食、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所以，我国不但要面对美国降息的压力，而且要应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都使货币政策面临两难的抉择。

3、国际收支不平衡可能加剧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一方面，在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元持续贬值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净流入规模加大。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断恶化，美国可能采取放松银根、财政补贴等

多种方式来防止经济衰退，而这些政策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加剧全球的流动性问题，国际资本可能加速流向我国寻找避风港。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保守势力的抬头、我国企业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素可能会对我国的资本流出产生影响，导致资本净流入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加剧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金融优势，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可能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境外市场的动荡可能会影响到跨境资金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加大资金调节的难度，而且一旦出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加大我国国际收支波动的风险。

4、人民币升值预期可能加大

在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来应对次贷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可能加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一方面，在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同时，中国趋紧的货币政策会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近几年，在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流动性偏多的情况下，为了缓解国际游资投机人民币的压力，我国央行倾向于把人民币存款利率与美元存款利率保持一定的距离。自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为应对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采取了减息等货币政策措施。1月22日、1月30日和3月18日，美联储分别宣布，降低联邦基金利率75个、50个和75个基点，减息幅度非常大。目前，中美利差已经形成了倒挂。如果中美货币政策继续反向而行，扩大的利差将增大热钱流入的动力，人民币将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央行的对冲也将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弱势美元政策在不断向全球输出流动性的同时，会直接影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贬值。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0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13.31%，对欧元汇率累计贬值6.12%，对日元汇率累计升值14.04%。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大部分非美元货币贬值的结构性差异一直伴随着汇改，并在最近几个月的国际金融震荡中更趋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非美元货币地区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要求可能会加大，不对称的汇率结构体系给人民币升值带来新的压力。

5、境外投资风险加大

从企业“走出去”的角度看，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可以分为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有利的是，次贷危机有助于我国金融机构绕过市场准入门槛和并购壁垒，以相对合理的成本扩大在美国的金融投资，通过收购、参股和注资等手段加快实现国际化布局，在努力提升自身发展水平的同时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支持。不利的是，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货币紧缩，无疑加大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融资风险和投资经营风险。而且，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断深入，投资者的风险厌恶和离场

情绪会引起更高等级的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重估，从而危及境内金融机构海外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目前，次贷危机还没有结束，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有待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观察。然而，可以明确的是，在现阶段必须高度重视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影响，防止外部环境恶化作用于国内整体经济运行。尤其是要重视观察前期宏观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结合外围和内部情况的变化适时作出灵活反应，熨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三）几点启示：

他山之石可攻玉

1、金融机构永远要将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流动性较为宽裕的背景下，投资者对经济发展的前景较为乐观，往往会低估风险。但是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处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经济主体基于盲目乐观情绪购买的资产不一定就是优质资产。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个最新的例子。低利率和房价上涨使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气氛迅速激发，然而在利率提高和房价持续走低后，次贷危机迅速暴露。因此，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永远要将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以商业银行为例，近年来，我国的商业银行纷纷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各家银行十分重视利润的增长，纷纷加大了信贷投入。与此同时，在我国市场上也存在着低利率和局部地区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因而住房抵押信贷一直被认为是优质资产。虽然可以肯定，我国的情况与美国有所不同，但是我国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有必要吸取美国、欧洲等国有商业银行在此次危机中遭受损失的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从预防经济周期波动和外部冲击的角度出发充分估计风险，实现自身的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

2、既要加强创新又要完善监管

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广泛的证券化分散了美国房地产融资市场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因此，我国要在不断加强金融创新的同时，完善对相关产品的监管。首先，要加强金融创新。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市场工具的创新正在不断加快，如果不能跟上这一发展趋势，就会在将来的全球化金融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就目前而言，对金融衍生产品以及一些复杂金融产品的定价能力是我国金融机构的薄弱环节，因此，要努力提高定价能力，确保对风险—收益进行较为准确的评估。其次，要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产品虽然可以对冲和分散风

险，但不会消灭风险。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拉长了资金的链条，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通过MBS、ABS、CDO等典型的金融衍生工具，使得高风险的房地产资产以证券化方式进入投资市场。目前，我国正处于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初期阶段，虽然规模较小，但是要从起步阶段就注意有效控制和化解市场风险，提高银行业的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审慎稳步地开展资产证券化。第三，要尽快完善金融监管。在金融创新过程中要搞好相关政策法规的配套，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通过尽快完善相关的监管框架，明确风险资本管理政策，加强并完善对场外交易的监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等措施，不断提升监管水平。

3、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客观地说，在次贷危机中，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既定政策，对隔离境外金融风险作出了较大贡献。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在自身经济和金融结构存在诸多缺陷的情况下，适度的外汇管理是抵御国际游资冲击的一道重要“防火墙”。尤其是随着我国金融开放不断深入，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有效地防止相对脆弱的金融体系完全暴露在国际经济环境中，降低各种外部不确定性。因此，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相对长期的、渐进的、水到渠成的过程，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能力相适应，与对外开放的要求相适应。目前，我们要审慎放开资本账户，切实加强外汇监管，密切关注次贷危机的后续影响。当然，在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有条件、分步骤、分阶段地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也是必然的，而且巨大的外汇储备和快速发展的宏观经济已经为相关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任何一国的经济发展都无法摆脱其他国家的影响。在世界日益感受到中国影响的同时，“全球因素”也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政策中的重要变量。有鉴于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全球经济变动的影响，在着手防范以化解金融外汇市场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完善汇率机制改革的同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对话和协调，共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第五篇：对我国三农问题的看法

『天涯杂谈』 对我国三农政策的一点看法

对我国三农政策的一点看法

本人从小在农村长大,又在基层工作,想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对我国三农问题的一点看法.自这届政府上台以来,转而实行亲民政策,客观来说,广大农民确实得益不少,“村提留,乡统筹,农业税,特产税,包干费,屠宰税”等以前压在农民身上的大山没有了.在我们这个经济较为落后基本以农业为主的地方,乡政府除了车辆使用税外已没有面向农民的收费项目了,不仅如此,每年的“直补良补”还向农民给钱,这在以前简直是想也不敢想,由此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已使得农民的“地位”相比以前大大提高,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现在在农村由于这些政策的影响,已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苗头.主要表现在:一些合法的税费农民也不交了,乡政府的一些本来是对农民有利的工作农民也不支持了,农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有钱吗?没钱别啰嗦!

由于农业税费的减免,本来以前就欠税费款的一些钉子户旧帐也一笔勾销了!当然也许你要说这笔钱本来就不该收,可是,这样一来,那以前交了税费的农户呢?这对他们不是很不公平吗?这样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以后谁还会交钱?政府不也是欺负老实人嘛,哦,不交的最后就不用交了,免了??

还有,现在农村工作中,涉及许多问题,乡政府碰都不能碰,明明是依法办事,可就是跟你闹!知道你们政府现在怕上访,一有个芝麻小事就上访告状,更有不少人纯属无事生非,煸风点火.也许你们会说我别有用心故意诋毁农民伯伯形象,可是当你真正在基层工作几年你就会体会到的.我们这有个乡,浙江移民多,出奇的乱,到目前为止只有二任乡党委书记没挨打,这二任基本靠作老好人,完全至法律政策于不顾换来的.乡派出所拘捕的流氓居然被其家属和同伙强行放走,还将民警打伤,这里的民众稍有什么事就聚众冲击政府部门.不达目的不罢休!在这里象计划生育,林政等执法工作根本很难开展,因为搞不好就要挨打!有一次县森林公安分局派出十多辆车三四十个民警去追查当地林木走私案,被几十名妇女围攻,她们专戳警车的车胎!

从这些情况看来,我认为问题在于:一是我们政府的政策总是以一种运动式的方式推行,而不是通过人大等立法机构以法制的方式稳步推行,许多政策的出台前缺乏全面周详的考虑,许多政策看似公平其实隐含着更大的不公平.二是中央集权过多过大,许多政策出于对地方执行变形的担忧往往一竿子到底,地方政府无法根据本地情况适当调整,而各地情况又千差万别,使得政策的效应大打折扣.三是我们的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没有一个长效的稳定的法治轨道,就像钟摆,忽左忽右

评述：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效果

张少春

1997年前后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出现新的变化，外贸出口下降、消费需求严重不足，银行资产状况面临加速恶化的趋势。为推动经济增长，国家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现在回过头来看，就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而言，这项政策的实施结果从两个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是直接的方面，在经济不景气、银行普遍“惜贷”的局面下，通过补充银行资本金和对银行定向发债吸纳资金，防止了银行信贷资产大量向不良资产转化的可能，防止了银行存差持续增大对经营状况的影响，直接达到了化解银行风险的目标；二是间接的方面，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加大投资力度，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从而通过整体经济状况的改善达到化解金融风险的目标。

财政直接化解金融风险的措施包括补充资本金和对原来过高的储蓄沉淀进行吸纳，将信贷资金转换为财政投融资资金，用于公共投资的即期启动。这样的操作是在考虑银行实力、信贷风险、财政承受力等多方面因素后，分步骤完成的：（1）1998年5月18日，财政部首先面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商业银行和城市合作银行，发行了年利率6.8％的450亿元7年期专项国债，用以补充非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2）1998年8月18日，财政部又定向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行特别国债2700亿元，所筹资金全部用于补充上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的充足率，帮助银行规避风险，扩大其贷款的承受力。（3）1998年8月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向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分两年纳入国家预算、打入财政赤字，同时由银行配套1000亿元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公共投资的拉动作用。

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方面，1998年财政吸纳的信贷资金有计划地从农村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交通和通讯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环保建设、电网改造、国家直属粮库建设、经济适用住宅建设六个方面流

向要素市场，通过对相关产业的带动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其中一部分则转化为消费基金，带动即期消费增加。国债专项资金与银行贷款和地方配套资金的比率为1：2.53，说明1元国债专项资金的使用带动了2.53元社会资金的投入。据国家计委统计，1998年通过国债专项资金带动的2173.5亿元投入，形成了2074亿元的工作量，由此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左右。

1999年政府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8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增加固定资产投入的议案。新增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

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1999年的财政政策开始注重直接投资和技术改造贴息相结合。在增发的600亿元国债资金中，有90亿元作为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专门用于支持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系统的技术改造。据测算，使用90亿元财政债券资金用于技术改造贴息，可拉动约1800亿元技改投资。采取这种方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但可以带动银行贷款和地

方、企业的配套资金投入，扩大投资需求，而且可以对企业技术进步、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1999年9月初，国家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政策，这次调整收入政策重点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适当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的收入水平，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方面需求对银行的压力。总的来看，1999年政府举债拉动经济增长2％。进入2000年，中央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持企业技术改造。

我国近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是显著的，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政策的具体制定和执行中，有几个方面是需要注意的：一是政府通过举债直接吸纳银行资金的限度问题。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可以直接减小银行“存差”过大带来的经营风险，但这种吸纳要以资金使用效果和财政的最终还债能力为基础，否则就变成了财政与银行间单纯的风险转移，而不是化解。此外，银行也必须考虑自身业务应有的发展规模和需要，考虑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定位，不能单纯为解决困难而缩减业务，影响发展目标。二是不管直接的措施还是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宽松环境的间接措施，都只能起到防止新的金融风险增加和恶化的效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积淀下来的风险，改革、发展和银行自身的规范运作才是治本的战略选择。因此，要防止这种过渡性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对金融风险意识的淡化。三是这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着眼点主要在财政支出的扩大方面，财政收入始终保持着超常规增长，1998年名义增长率14.2％，1999年达16.6％，剔除价格因素则高达15.7％和21.1％。这种收入政策与支出政策的互逆调节可能产生政策效应上的“内耗”，影响对当期经济的拉动力度，同时由于可能产生的高税收等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则会影响到企业的融资选择、强化银行的“惜贷行为”，从而影响到经济自动恢复增长的最终效果。

我国退耕还林的有关政策

2002-7-6 10:26:47 责任编辑：

1999年，朱鎔基总理先后视察了西南、西北6省（区），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综合措施。2000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林业局、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2000年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退耕还林（草）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林计发[2000]111号），初步明确了退耕还林政策。为了明确责任，严格管理，推动试点工作的健康发展，2000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0]24号）。为适应退耕还林工程全面启动的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退耕还林的政策措施，2002年4月国务院又及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国发[2002]10号）。目前，退耕还林的主要政策是：

（一）退耕还林要坚持生态效益优先，兼顾农民吃饭、增收以及地方经济发展；坚持生态建设与生态保护并重，采取综合措施，制止边治理边破坏问题；坚持政策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坚持尊重自然规律，科学选择树种；坚持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二）实施退耕还林要认真落实“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措施，坚持个体承包的机制，实行责权利相结合。必须切实把握“林权是核心，给粮是关键，种苗要先行，干部是保证”这几个主要环节，确保退耕还林取得成功。

（三）凡是水土流失严重和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坡耕地和沙化耕地，应按国家批准的规划实施退耕还林。对生产条件较好，粮食产量较高，又不会造成水土流失的耕地，农民不愿退耕的，不得强迫退耕。

（四）退耕还林要以营造生态林为主，营造的生态林比例以县为核算单位，不得低于80%。对超过规定比例多种的经济林，只给种苗和造林补助费，不补助粮食和现金。

（五）国家无偿向退耕户提供粮食、现金补助。粮食和现金补助标准为：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粮食（原粮）150公斤；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粮食（原粮）100公斤。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现金20元。粮食和现金补助年限，还草补助按2年计算；还经济林补助按5年计算；还生态林补助暂按8年计算。补助粮食（原粮）的价款按每公斤1.4元折价计算。补助粮食（原粮）的价款和现金由中央财政承担。

在粮食和现金补助期间，退耕农户在完成现有耕地退耕还林后，必须继续在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由县或乡镇统一组织。

（六）国家向退耕户提供种苗和造林费补助。退耕还林、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种苗和造林费补助款由国家提供，国家计委在计划中安排。种苗和造林费补助标准按退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每亩50元计算。尚未承包到户及休耕的坡耕地，不纳入退耕不林兑现钱粮补助政策的范围，但可作宜林荒山荒地造林，按每亩50元标准给予种苗和造林费补助。干旱、半干旱地区若遇连年干旱等特大自然灾害确需补植或重新造林的，经国家林业局核实后，国家酌情给予补助。

退耕还林种苗和造林补助费发放方式，由各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尊重退耕农户意愿的前提下，退耕农户与种苗供应方签订书面合同，并在造林验收后，由种苗供应单位与退耕农户结算种苗补助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退耕农户指定种苗供应商。种苗和造林补助费，只能用于种苗、造林补助和封育管护等支出，不得挪作他用。

（七）关于退耕还林的农业税征收减免政策。凡退耕地属于农业税计税土地，自退耕之年起，对补助粮达到原常年产量的，国家扣除农业税部分后再将补助粮发放农民；补助粮食标准未达到常年产量的，相应调减农业税，合理减少扣除数量。退耕之前的常年产量，按土地退耕前五年的常年产量平均计算。补助给农民的现金不计入补助粮食标准。退耕地原来不是农业税计税土地的，无论原来产量多少，都不得从补助粮食中扣除农业税。

实施退耕还林的县，其农业税收入减收部分，由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适当补助。

（八）实施退耕还林后，必须确保退耕农户享有在退耕土地和荒山荒地上种植的林木所有权，并依法履行土地用途变更手续，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放权属所有证明。

（九）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础上，实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的政策。农民承包的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以后，承包期一律延长到50年，允许依法继承、转让，到期后可按有关法律和法规继续承包。

（十）采取多种形式推进退耕还林。有条件的地区可本着协商、自愿的原则，由农村造林专业户、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租赁、承包退耕还林，其利益分配等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鼓励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集中连片造林，鼓励个人兴办家庭林场，实行多种经营。

（十一）为了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巩固退耕还林成果，要结合退耕还林工程开展生态移民、封山绿化，开展农村能源建设，实行封山禁牧、舍饲圈养，加强川地、缓坡耕地的农田基本建设，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十二）退耕还林实行“目标、任务、资金、粮食、责任”五到省，省级政府对工程负总责。各省级政府要层层落实工程建设的目标和责任，层层签订责任状，并认真进行检查和考核。

（十三）退耕还林工程的规划、作业设计等前期工作费用和科技支撑费用，国家给予适当补助，由国家计委根据工程建设情况在计划中安排。前期工作费用和科技支撑费用的有关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退耕还林地方所需检查验收、兑现等费用由地方承担，国家有关部门的核查经费由中央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