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三农问题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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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三农问题根本之策

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三农问题

根本之策

一.“三农”问题的难点是农村人口增长过快过多

1.计划生育成就巨大,但农村人口增长依然过快,数量过多。

我国每年增长人口1500万至1600万,大部分在农村。从生育理论上说,2.1%至2.3%之间的生育率,人口会达到零增长,我国目前的人口数据生育率为1.8%。但绝对增长数量显然与增长率不相符,而且据我近20年来经常在农村的随机调查看,极少见到独生子女户,大多是生育2个孩子,三个四个的也不少,生五六个以至七八个的也不稀罕。XX年,我在山东农村见到4个孩子的农家妇女也才不到40岁,据她说,这种情况在当地并不少见,计划生育罚款只交很少的钱。XX年我在山西农村调查的几个人口三四万规模的乡镇,独生子女户约在100户左右,其中一部分还是因疾病等多种原因,并非自愿独生子女。也就是说,独生子女大体是1%的比例,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我在河北农村常年资助读书的女孩,她家里3个女孩,这种情况在当地也是很多的。

2.上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农民工,其中相当一部 分夫妇共同进城,计划生育城市社区不管,农村难管,多胎超生相当普遍。每次全国人口普查都有上百万出生后为躲罚款不报户口的所谓“黑孩子”出现。

3.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生一个女孩还可以再生第二个。生男孩则不可以再生第二个。自然造成男女比例失调。这是个十分不妥当的政策,而且更加造成只要没男孩,多生几个女孩村民也都是同情的社会氛围。实际上鼓励了没男孩户多生。

4.计划生育财务制度不够合理又往往促使多生。许多基层乡镇计划生育机构大部分工作人员工资靠计划生育罚款支付,超生罚款多,这些工作人员工资才有着落,如没有超生的,则这些工作人员工资都成了问题,这种机制造成鼓励多生的内在动力。这又是一个很不妥当的做法。这种情况如不是真正深入实际,很难了解清楚。现在基层计划生育部门对各种重要数据等是保密的,调查相当困难。

以上这些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做法是导致农村人口过快过多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又带来如下后果:

1.农村人口太多,人均耕地太少,农民靠农业增加收入很难。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国农民人均耕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割的细碎。人均土地少是因为人口太多,人均土地碎是因为包产到户改革时,全国农村大部分地方没有很好的指导,而由农民 自己分地,平均主义比较严重,当时的集体生产队耕地有多少块,户均就有多少块,如果引导得好,农民就会利用级差地租原理每户分一二块地,而不是全国农村平均每户耕地约8块,每块约一亩。农民会在土地面积上找均衡。户均耕地太少使农业成本增高,太少的耕地又太过细碎使农业成本更高。而根源主要是人口太多。面积小成本高自然收益微薄,往往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生产力水平难以进步。某种程度上重复了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演进的历史。

2.农民增收主要靠进城打工,但由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近亿农民工常年畸形大流动,却难以离开农村落户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降低了,但总量并没减少,反而增加。同时,耕地没增加却减少了约3亿亩,占中国耕地总量的15%至20%。

耕地本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市场经济搞了多年,耕地这种生产资料并不能市场配置资源,不许买卖。土地承包法千呼万唤才出来,但仍然没能解决什么问题。耕地本是最重要的资源,却常年大面积撂荒,种“应付田”。这种状况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也没根本转变,只是有所缓解,新华社记者在湖北等地农村的调查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我们已把农民工城乡大流动看成了常态,其实这是不合理城乡关系 下的畸形状态。多年来的主流认识是把人均仅一亩多的耕地让近10亿农民拿在手里,说这就是他们的社会保障!由此可以免去一个“大负担”,由此可以省去财政一大块开支。按这种思路,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就只能继续存在到一个看不见的未来。有人说:XX年“非典”期间,在城市的近亿农民工可以回到农村种地,否则在城市谁给发工资。这就是说农村要荒芜上亿亩耕地,以使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遇有城市不要他们的时候,可以随时回农村种地。如果这些耕地在他们到城市打工期间有人种了,他们回去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如果这些耕地在他们到城市打工期间没人种,但不是由于没有人有能力种,而是由于制度因素使他们不能种。那么除了这些耕地撂荒半撂荒期间造成耕地资源的巨大浪费外,实际上他们回去的边际生产率仍然等于零。因为制度的人为因素可以得到调整,这些耕地本不需要他们就能种好的。

因此,当城里人觉得不给农民社会保障省心省力省钱的同时,相应的社会代价就是小农经济的延续,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大量增长。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口高增长的国家都必定是小农经济占相当大份额的国家。而工业化城市化程度高的国家则刚好相反。与我国的状况形成对照,现在世界上有60个国家为人口逐年减少,人口出生率低而烦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则在为人口过快增长而烦恼。

二.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是减少农村人口的最好办法

社会保障本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是德国人发明,而由号称德国铁血宰相的俾斯麦政府开始实施的。即使铁血宰相俾斯麦也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好办法,而不认为只靠铁和血的镇压是最好办法,虽然他一生镇压的事也没少干。他是两手都要硬。一百多年的世界发展史说明,他的认识和做法是对的。只是被各国不断加以完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新中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再也不能无休止地拖下去了。而应当:

根本转变思想认识。让农民攥着几亩耕地当社会保障,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和政府的思路。不给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表面是节省,实质是浪费,短期是节省,长期是浪费。结果就是农村人口持续增长甚至危及我国社会长治久安。我看“非典”以及近年在我国仍相当严重的各种重大传染性疾病,都和人口太多,密度太大相关。

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后,就可以真正赋予耕地财产权,进入市场自由买卖。土地才可以大范围进行调整集中,大批现代家庭农场才可以出现,大量投资才可以进入,只有土地产权的明晰,才可以使农业投资人放心经营这种以中长期收益为特点的产业。现行的政策为使农民攥着几亩耕地当社会保障,竟控制工商企业、城市居民以及外资等多渠道资 金进入农业。严重缺乏资金的农业却阻挡社会资金融入。农民收入低难以投入,政府财政资金也难以较大量投入,又不鼓励社会资金投入,作茧自缚,使中国农业支离破碎,十分脆弱。包产到户这种体制要求每一个农民成为集生产者、经营者、市场营销者等所有角色为一体的“全能人”。事实上如同大多数市民只能做劳动者不能做老板一样,大多数农民只能做生产者做“庄稼把式”,却难以做经营者也难以做市场推销员。但我们要长久维持的制度设计却迫使他们做“全能农民”。一户几亩地,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与此对应的分配方式只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增加收入奔小康的现实目标又要求他们去“闯市场”。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方式。如只有一个女孩怎么完成“全能农民”的角色?这是一个怪圈:因为农民没有社会保障,要让他们攥着几亩地做保障,以免影响社会稳定,这就不能使土地适度集中,以正常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进行的土地兼并被视为大敌,被视为畏途,被视为洪水猛兽。兼并者只能做经营者甚至只能做出资人,生产者劳动者只能仍由农民去做。许多人似乎认为,土地兼并必然导致农民大量失去生计甚至流离失所,因为农民没有耕地了.但没有耕地仍然可以继续务农,如同市民的大多数没有工厂,但可以在工厂做工一样.只是由于耕地形成规模经营以后,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机械化的进一步采用,会有更多农民加入农业 剩余劳动力的队伍。但出路只能是工业化城市化,只能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小农经济的位置。其实上亿农民已经自发进到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还有上亿的农民在乡镇企业工作,这两个上亿曾经是但早已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了。他们的大多数在户口本上仍是农业人口,因此我们僵化的头脑中还常常把他们计入农业剩余劳动力。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发达地区还在闹“民工荒”。需要解决的是农民工的劳动保护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以及技能培训制度,这些应当政府管而至今仍然基本没管的问题。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为农民提供更广阔的就业道路。而全能小农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多生孩子的生育方式,结果是在强制重压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农村人口仍增长强劲,人们总是把农民多生多育认为是传统观念作怪,但正是几千年的小农生产方式才决定着他们的观念和生育方式,而不是相反.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三.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可行性

1.改革开放20多年,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总量大大增加了,已经提供了一个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起码基础。大多数人民不但解决了温饱,而且丰衣足食,相当一部分已经小康。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也握有了几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我党的方针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多数人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使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之一。相信全国人民都会赞同的。现在市民的社会保障虽然还有待改进完善,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是由政府财政保证的。大型国企特别是垄断行业的职工也是基本没有问题的。如果继续把农民摈弃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起码的社会公正公平就无法谈起,也与我党执政为民的原则相背离。

2.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先从养老保障这一部分做起,或者再加上医疗保障。劳动保障这一部分,进城农民工可随打工企业的市民职工对待,务农的从缓(农民的工伤等事故也是相当频繁的,从缓也是无奈的事)。并且农民的养老保障标准开始从低,以维持基本生存为原则,以后逐步提高。

3.首先在愿意选择独生子女的青年农民中推行养老保障,民政部门代表政府为他们办理养老保障手续,60岁以后开始领取养老金,这就变事后奖励为事前鼓励,使相当一部分青年农民自觉自愿接受独生子女,一定程度上就会真正刹住多生子女的车轮。这部分青年农民的养老金要到几十年以后才领取,财政没有现行的支付压力。这项制度的建立靠的是政府的信誉。只可惜现在部分地方政府屡屡失信于民,信誉正在逐步失落,而对一个政府好坏的最后评价是人民对其信任程度。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高,这个办法施行起来成效就大,反之亦然。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而不仅因为社会 保障问题,党和政府都应珍惜自己的公信力,决不能朝令夕改。建国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们做的失信于民的事太多了。今后对于损害党和政府信誉的人和事要严加追究。我在基层调研中常常发现一些职能部门及其领导人行政不讲信誉,甚至有意无意欺骗百姓,使党和政府付出了很大的信誉代价,但往往不被追究,甚至视为正常。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至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提高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执政信誉。能力再强,百姓不信,则这种能力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上述这个以养老保障金换青年农民独生子女的办法,带来的显性和隐性的收益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农村人口减缓增长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以及对生态资源压力的减轻,足够几十年后付给青年农民的养老金,这是一个只需政府信誉而不需实际支付成本的好办法。只要农村人口的增长明显减少,全盘皆活,农民增收的难题会得到明显改善,因为农民人均收入多年低迷与多生子女紧密相关。全民九年义务教育的压力也会明显减轻。2030年人口达到16亿的上限是十几年前一些专家的估算,从这些年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看,保守估计也要达到17亿。中国地大但可耕地不多,中国水少而且大量在雅鲁藏布江等难以利用的地方,全国三分之二城市严重缺水.如把这个办法当做一个事关全局发展战略大的举措,设计实施奏效,毫不夸张的说对中华民族是一大幸事,20多年弹指一挥间,如果我们仍无可奈何的面对大量增 长的农村人口拿不出好办法,却经常去重复什么少生了几个亿的成绩,届时,面对17亿人口,任何一个执政党任何一届政府都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30多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XX大学演讲说,任何一个政府面对8亿多人口都会一筹莫展。不久的未来,我国政府面对17亿人口会不会一筹莫展呢?我们总是说自己创造了奇迹,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问题的关键是17亿人口的生活质量怎样呢?环境生态质量怎样呢?温家宝总理不久前访美演讲说,中国许多经济指标总量很大,但被13亿人平均下来都会变成很小的量,因此减少人口数量应是第一国策的提法是十分正确的。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更重要的是时时关注每年又增长了一个相当澳大利亚全国的人口。

4.分区设计分省实施。中国发展很不平衡。西藏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沿海省份的生产力水平差距当以世纪为单位计。因此,一纸红头文件推行全国在许多事情上不是个好办法。我主张涉及经济与社会的大问题,大多宜于分区设计分省推进。人们通常分东中西三大区,这种分法在一些事情可行,但在另外一些事情就显得过粗。因此全国分八大区域较好,这就是:黑龙江、辽宁、吉林的东北地区;XX、天津、河北、山东的环渤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的江浙地区;广东、福建、海南的南部沿海地区;陕西、山西、河南、内 蒙古的黄河中游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云南、贵州、广西、四川、XX的西南地区;西藏、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的西北地区。这八大区域的部分发达省、市已开始程度不同的在农村试行养老保障,但没和青年农民的生育问题结合起来。多生子女和少生子女待遇都是同样的。这样既不能有效减少农村人口又有失公平。多生子女会有较多的家庭照顾能力,而少生子女则较少家庭照顾能力。发达省份目前宜把有限财力用于提高现有独生子女户的奖励,特别是收入较低的独生子女户的奖励,以便造成较强烈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舆论,这才能促使大多数青年农民选择并相信以养老金换独生子女的政策。农民是很实在的,眼前的事实才是最好的动员教育工作。欠发达省份中央财政给予转移支付,不断提高现有独生子女户的养老金水平,以更有力地促使更多青年农民更快地接受以养老金换独生子女的政策。这样,中国农村人口的大量增长才可以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中国“三农”问题的死结也才有望解开。

5.从全国财政税收全局的能力看,近年都在2万多亿规模,而且逐年增长幅度较大,另外可以开征一些新税种,主要是通过税收杠杆,调节贫富差距。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已属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这是不能不承认的。而日本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反而属于分配基本公平的国家。日本的基尼系数是0.28,而我国已超过0.4,比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都高,甚至我国的实际基尼系数比名义的还高,因为法制不健全,信用体系不健全,地下经济,灰色经济大量存在。把公共财政更大的一部分用于社会保障,就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基本方法之一。因此,改革财政收支结构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现在我国大中城市大约3个市民就“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人,而美国的城市是15个人“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人。而美国公民得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却要比我国公民好。这是我们应当好好反思的。

第二篇:三农问题之农民

我认为我们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核心是要解决好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依照我的思考是七个字:“安居、乐业、有保障”。要把农民的问题彻底的解决好,天津开展了宅基地换房的办法建设示范小城镇,这是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做法就是在国家现行的政策框架下,一个是承包责任制不变,可耕种土地不减,尊重农民的意愿。搞这个示范小城镇建设,宅基地换房要100%的老百姓都讨论。我们的目的就是95%的老百姓拥护,还有5%的老百姓不反对,都要写申请书。在这么一个基础上来开展试点工作,所以开展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稳定,这个就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意愿。

然后把宅基地这块整理好,首先我们把小城镇的房子先建好,然后依照规定的标准,农民置换住房。置换以后他就住到新房子里面去了,那么把宅基地这块地整理出来,再还给集体来耕种,搞现代设施农业。

小城镇要规划好,生态的、环保的、小公园、大公园、社区服务中心、中学、小学、幼儿园全部配套。污水处理、垃圾不落地、太阳能的使用全面跟上。使农民能够过上城市里的生活,这个是一模一样的,某些方面比城市的水平还要高。然后我们在这个旁边再规划一个产业园,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给农民上保险,在旁边再划一块土地作为市场化运作,出让以后的收益来平衡这个小城镇建设的经费。我们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搞的,那么在华明镇搞试点,这个宅基地是1.2万亩,建这个小镇我们是用了8000亩,所以说多出了4000亩土地,效果非常好,老百姓非常的拥护。通过这个办法农民由一产向二产、三产转移,大大提高农民的收入,明显改善了居住的环境,提高了文明成果,使广大农民享受到了城市化的生活。华明镇搞了以后非常的成功,现在4万多农民进入到这个小城镇里,就业岗位都比较充足,90%的人上了保险,农民是非常拥护、非常支持、非常高兴。

去年的元宵节1万多农民在自己的小城镇里面搞活动、跳秧歌,都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政策好。所以说宅基地换房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变革,就那么一个“换”字,换来了土地的集约利用,换来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换来了发展的新空间,换来了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换来了城乡差别的缩小。去年4月份,华明镇入选了上海世博会最佳实践区,农民非常的高兴,用他们朴实的语言讲了一句通俗的话:“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生活。”就是原来那些土地,现在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活。

那么宅基地换房现在整个天津市有12个镇、5个村庄,在18万人的这么一个范围内展开,到今年年底这18万人都可以搬到小城镇居住了,同时今年5月份左右第三批即将开始。如果国土资源部能够批准以后,我们启动10个镇的试点,涉及到112个村庄,21.6万农民,我们认为这个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态势,它是从天津实际出发的,是符合天津实际的,至于对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借鉴,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当然兄弟城市也创造了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和借鉴。

“„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核心是农民问题,因为农业是一种产业,是农民从事的职业;农村是农民聚居生活的社区。所以要解决„三农‟问题,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把农民问题解决好,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才能顺利解决。”[2]而要很好的解决农民问题在很大的程

度上讲是要解决好农民收入问题,“当前农产品供给形势是建国以来最好的,而农民收入问题,至少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从未这样严峻”[3]。而要解决收入问题则要很好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现在全国农民工就有“8000—9000多万人”大约占到了农民人口的10%,并且“农民工”的年龄35岁以下,可以说是农业的生产力量的主力军。

从教育上说加强农民的科学文化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迫切的。虽然国家在几年前就出台了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扫文盲”活动,并且也进行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农业相关知识的宣传活动。但是这些在很大的程度来说根本就是一种形式而已。很多农村只是在当地的小学挂一个牌,发的书也是很少的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有书的时候也只是放在村民委员会,那些所谓的宣传知识的队伍也就是随便应付一下。虽然说会有一些农民来看,但是那些人并不是来询问什么知识和技术的,而是看一下希奇的,因为在一年是没有几次的。而大家经常所说的收到很好的效果只是在很少的农村,而且是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那些经济落后的地区是根本得不到那么好的效果。

有一些留在家里没有出去但实有能力的年轻人是很想在家乡做一写事情的,比如说搞一些副业或者是开办工厂。但是,由于手上没有资金,更是没有技术。想到银行里贷点款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说现在要贷几千元作为农业肥料费用是很容易贷到的。但是,那么一点对于想搞副业和开办工厂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起步了什么作用。而用贷个几万甚至是几十万,那就非常的困难了,一般来说是贷不到的,除非有关系后者是经过银行不断的考核才有可能。

因为,当地经济本来就落后。财政支出困难,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村官”的工资就很成问题。更不要说,请些什么人来教育农民了,虽然说很多的人都是自愿服务的,但是来了总是吃饭的吗。如果时不时就来了人的话,那不是给本来财政困难的乡政府雪上加霜吗。再说了,即使乡政府真正的把工作做到了位也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因为,留在家的农民大多是一些不识字的,那些稍微能认得几个字的大多是年轻人,而他们又出去打工了。如果硬是要这些人去上学的话那也是非常的不现实的。一是这些人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了,根本就听不懂什么,要他们去听课还不如叫他们去蹲监狱。二是,农民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非常有空闲时间的,虽然说农民除了农忙外就比较空闲,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带小孩子,每天的放牛喂猪等。这样一来,还谈什么依靠科技来发展农业,农民的素质又怎么会提高呢?

而真正受到教育的人可以说是出去务工的那部分年轻人。一是他们年轻思想活跃,比较容易接受新知识。二是,处在城市里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而这些人对于农村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而且对整个国家来说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农民工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在逐渐演变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4]。而且“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功勋卓著的巨大贡献,农民工创造的伟大业绩将永载中国现代事业的史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工是新时期我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5]。农民工为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啊,按理说他们也应该得到相应的报答。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国家的政策和社会地位上都应该得到很好的回报。

“农民工”问题解决好了,在很大的程度上说农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而农民现在存在最大的问题是收入问题,只要是在农村的人都能有很深的体会:赚钱难啊,光靠种田是没有出息的是赚不到什么钱的,是谈不上过什么好日子的。为了能够赚到更多的钱,更好的维持家庭的开支,特别是子女的教育费用和住房问题。不得已而到城市去打工。而到城市去了,又

不能像城市的人那样得到同等的待遇。政府和工厂对农民工和职工就是“一国两策,一场两工”。农民工在城市里得不到许多最基本的权利,如安全权,选举权等。据深圳的一项调查,仅深圳七家医院的统计,1998年平均每天有31人因工伤致残,平均每4天有1人因工伤死亡。1994年深圳劳动部门对5920家从事有毒作业工厂的调查中发现,无任何防护设施的有3108家,占52.7%,防护设施不合格的2577家,占43.7%。在1998年深圳中毒人数371人,死亡23人。生命这对于每个人来说最基本的都没有的话,还谈什么选举权和其他的啊!而且农民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据深圳市劳动局企业员工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对114家国有企业调查,在同样的岗位上,外来工的月工资是800元左右,而有深圳户籍的员工工资则高达2500元左右。而且还有降低的趋势,2001年深圳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500元,低于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农民工在城市里,不仅是报酬上得不到相同的待遇,而且在医疗、社保,子女教育等方面都是得不到的,而产生上面的这些问题并不时说我们的农民工不够努力不够勤奋。而是因为我们的农民工不是城市户籍,不是非农业户口。所以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户籍问题。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以在拖了。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关系着农民的收入问题,“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绝对额开始减少。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不到一半”[6]。回田良说:“江苏省2000年农民纯收入增加

2.9%,这个增长并不是靠多数农民的收入增长拉动的。2000年江苏农民减收户达60%平收、增收的只占1/3强”。而且现在很多农民家庭的收入在绝大部分是来自打工收入的。而且还出现“出外打工一人,脱贫一户”的现状。因为在家里种田是根本就赚不到什么钱的,只不过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而到了子女教育和其他支出的时候就很难维持了。江苏这样富裕地方都是这样,别的省份就更不要说了。我们的政府不是天天在说要增加农民收入吗,为何这里就不能打开一个口子呢?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部门、人员对取消户籍制度还存在很多的疑虑。认为取消了户籍制度之后可能会有大量的农民涌进城里来,会使原本交通紧张、社保压力加大、管理困难、就业困难等给城市带来很大的问题。而且有人认为,取消户籍制度很有可能会出现像墨西哥、孟买、加尔各答等大城市出现很多的贫民窟问题。其实这些都是杞人忧天,能够到城市的生活的人大都是能力比较强的人,是农村的皎皎者。他们不会给城市带来什么问题而使给省市带来税收,创造就业,世界上是没有哪个市长不欢迎别人来他那里工作就业的。而印度出现的贫民窟问题在我国也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他们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回乡下没有土地耕种。回家只能使讨饭,而且家乡讨饭由没有城市里那么容易,所以就留在了城市。而中国则只是历史的遗留问题“我国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7]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农民找不到工作的话还可以回家乡,因为家乡是有田可耕的。而且中国是人是非常爱家恋乡的,“金窝银窝不如草窝”,万不得已,是不肯轻易离开家乡的。就如三峡移民,国家政府给了那么优越的条件,很多人还是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乡,只不过是为了国家大事,迫不得已才离开的。农村是不会出现田地成荒地,农业基础动摇的。“只要我们坚持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真正把农业放在首位,坚持„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的既定方针不动摇,那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可以有保证的”[8]。所以,取消户籍制度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

我们要平等的对待农民,特别是在工资方面。因为只要农民工的工资和城市居民的工资相等的话,那么我们的农民收入决定会提高非常多的。而且有的农民就会把在城市学到的技术拿到农村去发展乡镇企业。这样一来又可以带动其他人的收入,带动农村的发展,正在的实现“进场不进城,离土不离乡”。

农民的收入问题,只要靠自己的去解决,依靠国家政府的引导和帮助,才能从根本上使农民脱贫致富“提价策略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奏效”[9]了。我们只有引进市场竞争机制让农民在不断的竞争中提高自己的收入,同时政府也要给以那些没有什么能力或者是在竞争中暂时失利的农民以帮助。

第三篇:温铁军-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温铁军: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对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的三个思考

导读: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思考一:股份合作制——农村产权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差别何在 2002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被写入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我们得以据此就城乡改革异同进行分析。

早期的农村改革是多数人受益的改革。而在叙述早期的改革经验时,人们总要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至今没有说清楚的故事开头。实际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有部分地区在1978~1982年执行过4年;是在当时财政危机压力下“甩包袱”的结果。此后则是在1982~1984年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成“大包干(包干到户)”,结果是对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以“土地均分制+定额租”的生产关系来达成社会长期稳态特征的复归。

本文之所以坚持把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的复杂现象归纳为“三农”问题,是由于多年以来就认为“大包干”所造成的农村经济基础,不外乎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村社制”,这种改革所形成的、后来在如此强烈的剥夺下仍然创造了稳定中国达30年之久奇迹的财产和分配关系的实质,则主要是这种历史上就利于稳定的“均分制加定额租”。①“大包干”在产权制度变迁上的积极意义,在于把过去以人民公社的名义、但实际是国家资本控制农村土地占有收益的这种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最为基础的财产制度,短期内变成了近两亿农户依据社区内部的“成员权”平均占有本村的土地和资产。② 其实,这恰恰是做到了每个单位内部都“起点公平”。③ 如同早年的土改一样,是使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一种财产关系重构。

农村改革的问题在于,政府让农民家庭在承包土地的同时也得到了“制度变迁收益”,实际上把农村的公共开支,连同教育医疗和福利保障一并压在土地上了。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的约束下,基层急于“离土离乡”的财政供养人口就必然要求城里人的待遇,于是造成政府让渡给“三农”的高成本的农村上层建筑开支不断增加,成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一个根源。

1998年为了表达对改革20年的纪念,笔者曾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这种改革是把土地财产平均分给每个农民,形成农村和谐社会内涵的公平公正是由财产占有关系的一次分配来体现的,因此,这是一个让大多数农民和国家都得好处的改革。城市改革之所以至今延宕不前,是因为并没有把财产权益分配给工人,没有让大多数工人得好处。这也就是说,城市改革是让大多数工人群众失去财产的改革。搞了这种改革之后,城市群体的福利保障功能本来应该由政府的二次分配来体现,但接着却是连教育和医疗这些公共部门也被推向市场了。看来,错用了农村改革经验可能是城市改革自从提出以来到现在仍然不断加大社会代价的一个更真实的原因。

事实上,企业的改制完全可以参照农村一次分配就实现了公平公正的做法。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改革就参照了农村“大包干”的经验。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出现在城市,而是在1984年全面推进“大包干”的城郊——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长行村。这个城郊村当年就有几百万元的工业固定资产,村干部带领全村百姓讨论决定:根据劳动农民的年龄、贡献、职务作股。就像各村的农民按每户人口平均分地一样,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折股到每一个社员头上,这就是“股份合作制”。后来,在我们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研究的那10年,很多集体化社区和乡镇集体企业都这样操作,成为当时成功的普遍经验。1996年,广东省曾发出文件,在全省农村推进产生于南海市的“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也是把土地和企业资产全部折股到户。2007年我们在山西的调查表明,直到2003年还仍然有这种把几亿资产全部折股到户的农村改制,形成了内部化的产权和收益分配制度。这些不断发生的改革成果表明,只要实行这样多数人得好处的改革,就能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大量试验和调查证明,上世纪80年代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试验推进的时候,反对者根本不是乡镇企业职工,不是技术人员,不是企业骨干,甚至不是企业的实际管理者,而主要是基层政府的干部。为什么呢?如果不改制,主管部门职员和当地领导干部获得的最大好处就是权力可以直接受益,而且,连相关部门的无权者也可以攀缘利用甚至创造权力获益的机制。一旦实行多数人有股权时,特别是当我们在改革试验区只保留很少的集体股,先把70%、后把85%以上的股份直接分配给劳动群众以后,干部再想安排亲信、随便从企业提取收益不可能了。因为大多数具有股东身份的群众会自发地盯着这些不正之风。

话说回来,30年前农民主动改革包地到户的时候,干部们难道就愿意么?当时的段子叫“三五牌干部”(50多岁、50多元工资、50年代参加工作的这些基层干部)大部分反对,为什么呢?还是权力丧失、利益受损的原因。

思考二:私有化——金融资本带动土地兼并集中的后果是什么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中国农村的土地早在当年“大包干”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财产关系的重构,建立了基于社区内部“成员权”平等的以户为单位的土地私有产权;这种财产关系与城市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这不仅体现了公平,也被同期出现大幅度增产增收的实绩证明是有效率的。

有些人近年来反复强调农地私有化,其中多数可能出于不知道过去发生的情况。少数明确提出以个人化的私权来促进金融资本进入形成兼并集中的诉求恰恰值得分析。一旦以土地全面私有化推进土地兼并集中,那就不是贫民窟的问题了,而是暴力冲突。笔者曾经多次考察过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埃及农民的地权斗争、印度的游击区以及其他国家农村发生的对抗性冲突,根本的制度原因都是一个,就是资本主义的产业扩张与推进土地私有化的制度需求相结合。

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实质是发展中国家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当代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唯独中国不存在发生农民起义的制度环境,政府至少还可以通过大幅度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来逐步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其他国家凡出现土地革命、农民起义的地方,至今暴力冲突不断。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则,历史虽然不会倒退到起点,可牺牲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却会螺旋式地接近那个起点。

中国的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和整个发展过程必然的资源资本化产生巨额增值收益之中的制度安排问题,如果政策失误,也制造出一两亿无地农民集中进入贫民窟,就要出大乱子。

一般来说,中国农民在自己长期生存的社区内部基本上不犯大错,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在中国这么突出的人地(人口与资源)矛盾之下,能够这么短期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农村仍然能够维持安定,靠的什么?靠的可不是司法,不是警力,而是地权的约束。比如,在当代的改革之中,很多农村基层治理所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写着,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形成的股份收益,或者村社内部分配的福利随即丧失。尤其是在有一定工业收益的乡村,比如珠三角地区农村实行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一般都把村社土地和工业资产做成股权分给每家每户。这种股份合作制就有一条共同约定:村民如果刑事犯罪,股权将被取消。因此广东的刑事案件虽然高于其他地区,但仍主要是外来人口犯罪占绝对比重。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一个规律,既不是伦理道德和教育问题,也不是法制建设不足的问题。

大家都相信现代法治社会是一种进步,却很少注意了解法治社会的制度成本。法治社会必须靠强大的警制支撑,如果中国农村也照搬这种制度,农民有钱负担高成本的警制吗?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是中国特色的农地制度安排。这种制度有效地稳住了本来就严重过剩的农民人口,使农村成为“人口池”或“劳动力池”。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产业资本大规模扩张之前,中国都切实地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无序流动下形成的贫民窟,从而也就避免了少数气不忿的西方人眼巴巴地期待的“中国崩溃论”——社会性犯罪和政治**的爆发。其实,西方能够享受自由民主,那是因为在工业化早期就经过殖民化把过剩贫困人口转移出去了,中国今天还有这种可能吗?十几亿人只能在这么点资源的地方争取“和谐共生”。这十几亿人如果是在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制度优越的欧洲,早就打翻天了。

总之,中国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农民平均占有的土地制度。所以,不能简单化地给“三农”问题开土地私有化药方。我国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的基本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国家稳定。那么,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就是国家,就应该为此支付制度成本。于是,也就有了“新政”——以不断追加投资为推动力的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

思考三:城市化是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的现实是,9.4亿农民人口中虽然有1亿多农民劳动力进城打工,仍然有大约8亿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无论这个国家的大城市怎么变,300万个乡土中国的村社之中,大多数还是村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小农村社制度作为农村的一般经济基础,至今基本没变。而且,各地农村地方性的差异非常大,我们能不能简单化地把这种传统的小农村社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和连城里人都没有完全适应的所谓现代法治社会或者现代上层建筑对接?有没有可能今天就把发达国家的现行制度照搬来,那样就实现了现代法治?

如果真是这样做,那么在做之前请先横向比较世界上哪一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没有照搬?可哪一个像中国这样全面完成工业化了?哪一个不是30%以上的贫困率、严重的甚至超过50%?而且不管人均收入有多高,大部分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所谓城市化也主要靠大型贫民窟来大量集中贫困人口。这种照搬制度的收益被少数精英获取而制度成本只能是大多数老百姓承担!

比如亚洲其他4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上层建筑方面的自由选举、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基础方面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早就落实了;学者们作为精英集团的一部分也以“知本家”身份得以分享制度收益;但是,他们整体上作为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却不如中国。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到底要什么?我们的农民生存其中的乡土中国到底要什么?今天学术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就是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官方四化”的所谓“西式四化”,或者比较中性些,是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但即使这些“化”都完成了,也未必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谁都明白,“西式四化”从逻辑上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只有先私有化了才能市场化;有了市场化的自由贸易,“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新生的中产阶级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最后通向全球一体化。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官民人等”想当然地迷信这些说法。

但是,麻烦出在这个逻辑实现过程中必然形成的制度成本会惯性地“路径依赖”转嫁到农村,于是城乡差别必然拉大,生产力诸要素就必然大幅度流出“三农”;当然也就会有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近年来有人甚至以为中国只要照搬美国的制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常识,“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中国90%的土地由两亿多农户经营,美国90%的土地由17万农场主经营。中国的现实是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而水、土、光、热这四种适宜农业的资源比较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0%。沙漠、山区和高原肯定不是企业家办工厂的首选地,所以工业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城市也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这样,农业、工业、城市和人口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中国的区域差别拉大,是“梯级分布”的中国经济地理条件制约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人为的结果或者制度之祸。

20年前笔者与很多人一样,也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后来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注释:

① 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12期。

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很多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学术讨论中,“成员权”概念就已经形成了共识。对此作出原始创新的学者有刘守英、龚启盛等。

③ 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第四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从给定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近年来,我国政府已基本建立起了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求助、社会福利和优质安置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如此,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覆盖范围比较窄;制度不健全,缺乏吸引和激励机制;管理基础比较薄弱等问题,因此,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事关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我们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二是建立符合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

三是大力发展社会求助和社会援助,尽快制定社会保险异地接续的方法,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四是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仍有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如贫富差距,城乡二元结构明显,流动人口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等问题,这些问题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有关。

当前,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已建立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成了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全部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纵观历史,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都是先工业人员,逐渐增加到国有企业人员,公务员、社会个体和小业主。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全部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必然要求。

二是建立多元化的社会保障模式。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制度的国家中社会保障模式不同。建立多种社会保障模式,一方面能满足不同经济收入人群的需求,另一方面还能更多的吸纳社会人员参保,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这样有助于坚持公平的基础上促进效率的提高。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扩大筹资渠道,多方面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对社会保障基金实行有效管理,不仅关第到广大劳动才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社会保障能否正常有序的运行。

四是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立法工作,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险立法体系,这样有助于社会保障工作更公正、合理的运行。只有通过社会保障立法,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确立。依法办事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

综上所述,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收入再分配制度,带头广大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立足国情,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第五篇:关于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

关于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对2010年社会保障工作出重要部署。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强调: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快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使人民生活有基本保障、无后顾之忧。“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从现在起,用不到11年的时间,在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任务艰巨、时间紧迫,意义重大。为落实2010年社会保障各项任务,加快宏伟目标的实现,2010年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快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一是扎实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认真组织全国首批320个县和4个直辖市的部分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做好扩大试点工作。继续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巩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成果,完善省级统筹办法。推进做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试点。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暂行办法。加快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障等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政策。健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落实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纳入职工医保的政策,逐步将尚未参保的其他关闭破产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纳入医疗保险。提高医疗保险统筹层次,落实基本医疗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和异地就医结算服务政策。加强生育保险医疗服务。三是改革完善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积极推动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加大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帮助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工作力度。建立失业保险动态监测制度和失业预警机制。四是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落实和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城乡困难群众救助力度。加大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社会救助工作力度。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落实好扶残助残政策,增加对老年人、未成年人和重病患者等特困低保家庭的生活补助。将农村五保供养资金纳入县级财政预算。

二、加强社会保险扩面和征缴工作。重点推进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城镇居民等群体参加城镇职工或居民社会保险。将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全部纳入医疗保险范围。做好“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力争到2010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4000万人、41000万人、12700万人、15000万人、11000万人。基金征缴坚持两手抓,一方面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关于“五缓四降三补贴”稳定就业政策延续一年的措施落实,另一方面抓生产经营正常企业的参保缴费工作,实现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持续增长,努力做到应收尽收。

三、继续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认真做好2010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工作,研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做好新农保试点地区的基础养老金发放工作,确保60岁以上农民领到基础养老金。稳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待遇。通过提高住院医疗保险支付比例等措施,减轻个人医疗费负担。提高新农合筹资比例和补偿标准,继续提高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待遇水平。按时足额发放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支付其他各项社会保障待遇。政府继续增加社会保障投入。

四、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和社会保险经办管理。落实国务院关于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要求,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巩固社保基金专项治理成果,开展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和企业年金投资专项检查。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个人终身社会保障号,尽快实现全国联网,推进社会保险“一卡通”,努力实现对社会保障对象“记录一生、跟踪一生、服务一生、保障一生”的目标。多渠道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健全监管

方式,用好人民群众的“养命钱”、“救命钱”,实现保值增值。

五、做好救灾应急和优抚安置工作。完善救灾补助项目和标准,规范救灾款物的管理和使用。健全救灾减灾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城乡基层救灾应急水平。落实和完善优抚安置政策,提高优抚安置对象待遇和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落实军休人员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解决复退军人的实际困难。

六、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加快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事业,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完善适度普惠的老年福利政策和养老服务体系。改善城市“三无”老人、孤残人员生活。完善和落实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的扶持政策,提高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水平。做好孤儿和困境儿童的救助和福利服务。

当前,我国政通人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全国上下社会保障的意识不断增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具备很好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理清工作思路,转变工作方式,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需做如下几点:

第一,努力扩大覆盖范围,让更多的人享有社会保障。

第二,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第三,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管理,不断提高支撑能力和安全程度。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提高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水平。

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把社会保障纳入法制化轨道。社会保障是通过国家立法强制实施的社会经济制度,必须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保证。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对于推进社会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推进社会保障工作遇到的很多矛盾和问题,都与法制不健全、监察手段不足有关,因此迫切需要加强法制建设。应当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已经具备较好的立法基础,当前需要加快这方面的工作步伐,把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法律,尽快出台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保障立法工作,全国人大已将社会保险法等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目前已进入修改论证阶段。同时,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条例、企业年金条例等配套法规,目前也正在积极研究之中。加强法制建设,形成基本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措施相结合的法律政策体系,将为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提供法律依据,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开展社会保障理论和战略研究,为制度和机制创新提供支持。我国人口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城乡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国情。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这是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特点。人口老龄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和城镇化呈加速发展态势,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当前紧迫问题向建立长效机制转变,从解决城镇社会保障问题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转变,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理论与战略研究滞后,社会保障规划和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政策不衔接,责任不清晰,使有限的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目前,我国迫切需要集思广益,推动社会各界深入开展有关社会保障的理论和战略研究。理论研究要着眼于总结我国社会保障的生动实践,充分认识社会保障的地位和作用,正确把握社会保障的规律和特点,不断探索实现社会保障的方法和途径,形成和丰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以增强工作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战略研究要在认真分析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加强宏观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对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总体设计和系统规划,明确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主要任务,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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