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应注重调整农村社会结构（范文）

第一篇：解决三农问题应注重调整农村社会结构（范文）

解决三农问题应注重调整农村社会结构

李远行

三农问题是政治、经济、社会、全球化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表现样态受国家、市场、社会与农民的基本结构关系决定。其中，农业对工商业的依附地位、农村社区的解体与农民社会身份的缺失是主要表现；城乡结构断裂、市场失范等是结构性因素；效率优先的增长模式是驱动力。适时启动新的农村发展战略，实现农村发展战略转向，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复苏、保证经济健康发展，而且可以有效化解风险，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节制资本

农业因其天然的弱质性(抗风险能力差和收益低)，必须享有特殊的保护措施；同时，农业因其是民生的根本，必须节制资本的侵蚀。由官商、官企构成的市场化主体利用组织化资本对农业的强势剥夺，使农业成为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依附性工具。如官商一体的房地产业对土地的侵占，官企联合开发工业园区发起的圈地运动，资本雄厚的涉农公司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其原意是引入市场配置资源原则，激活竞争，提高效率。市场调节资源配置与市场化是不同的概念。一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按照经济规律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自然过程，且并不排斥非市场经济形式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国家，即使如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保留了一些非市场经济因素：如农业、军事工业等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等领域；一个是由某些利益群体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将经济活动推向某一特定形式(市场经济)的过程。如“教育产业化”、“医疗社会化”等。前者因其“自然”性，必须要求规范(主要是法治)保证；后者因其主观性凸显人为的因素，导致市场经济的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性，视市场化过程为某一群体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任意切割经济形式和干预经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充分体现了市场化的特点，农业现代化即是农业市场化(具体表述即所谓的“农业产业化”)，完全不顾农业经济的特殊性(即处于国民经济命脉的地位以及相比于工商业的弱质性)，使农业和农民成为市场资本予取予夺的对象。农业凋敝、农村解体、农民艰困的境况与这种市场化直接相关。

官商和官企是市场化的主体。其首要考虑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非市场规则。而一个无规则的“市场”只是资本毫无节制进行掠夺的天堂。官商和官企为满足一己之私，置国家战略安全与社会公平于不顾，其短视给社会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因此，必须节制资本，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同时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中的生产要素市场健康发育，实现资源的市场优化配置，同时又从总体上加强了政府涉农职能，在金融、现代科技、水利、防疫、生态保护等基础建设方面提供动力支持，确保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

农村重建社区

从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现实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形成以下判断：(1)中国农村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将处于“温饱有余、富裕不足”的状态；(2)村庄仍是农民生产、生活、娱乐的空间，城市化的发展并不能消除大量的村庄；(3)农民增

收仍是农村工作的重心，农村发展要为其服务；(4)农村组织匮乏，农民的自组织能力有限，使农村内生发展的动力不足。

执政党在新形势下提出新农村建设是农村实现发展战略转换的重要契机。新农村本身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说法，但以前所描绘的新农村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物质方面的目标，而现在的所谓“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20个字则要求农村建设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有全面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与过去也是不一样的，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这种条件下，大部分事务都交由市场去调节了。由于建国后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以及农业自身的弱质化，导致了较为严重的“三农问题”，并延及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另一个背景是建国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以工补农”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条件。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本身就是一场改革，这场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出于拉动内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而且要基本改变现存的城乡二元断裂结构，实现城乡一体，让农村宜居，成为人们有生活意义和价值之所，最终达至建构和谐农村、和谐社会之战略目的。随着大批青壮年人口流入城市打工，乡村留守人口质量明显下降，尤其是农村治安和文化生活状况恶化。农民工进城不是真正的城市化，他们更多的是属于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廉价劳动力。任何经济发展都有周期性，当发生经济衰退时，这些人还将回到乡村。如果乡村社会的基础得不到重建，如此多受过城市文明浸染的农民工将如何接纳乡村和被乡村接纳？一个无秩序和文化衰微的乡村应对这样的情形时无疑是一场灾难。然而，由于乡村自组织资源的匮乏，使乡村新秩序和文化建设因承担主体缺位从而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同时也使农村发

展失去基础。因此，乡村社会基础的改善，尤其是培育农民自组织将是新农村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

当前这场经济危机对于农村的影响，人们往往将焦点集中于农民工就业问题上。有关机构估测，将有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因此，将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优先考虑。如，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回乡农民工创业指导，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等等。这只是看到了农村问题的表象。

农民工外出打工，往往被美其名曰“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实际上却是农村劳动力流失。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危机发生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分男女几乎全部出走，村庄里只剩下留守老人和儿童。尽管有农业税免税和各类补贴等优惠政策，农业生产还是因劳动力缺乏只能维持粗犷性经营，甚至出现大面积抛荒。这还只是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致命的是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村庄仍是农民生存之所，并将长期存在，劳动力流失使乡村因失去建设主体陷入衰败和解体的境地。如此看来，2000万农民工留在农村未必就不是好事，而可能是农村发展必要的主体力量。

新农村建设实际上就是社区重建。社区作为人类生活最古老的共同体形式，具有天然的自组织优势。即使是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时空融合并没有消除充满地方性色彩的社区形式，反而因社区的自组织功能成为现代组织社会的必要补充，并且因其可以弥补国家行政干预范围过窄造成的管理真空，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在发达国家，社区复兴运动本身就是上世纪初在经济危机的触发下兴起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长期社区生活历史传统的社会和人口大国，农村社区重建，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加大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可以满足农民组织化资源需求，重组

农村生活世界的图景，阻止农村社会的解体。另一方面，可以整合国家外部资源投入与乡村社区内部资源积聚，使外生发展与内生发展取得协调性，推动农村和谐发展。

农民重构社会身份

农民问题的本质不仅在于其生活的艰困，主要还是农民被隔离于社会之外。因此，解决所谓“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就不是只要提高农民收入就万事大吉了，而是如何接纳农民重新回到社会。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福利化是农民回归社会，重构其社会身份的经济基础。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依靠公共财政，而是依靠农民自己，由此造成了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直接制约了农民融入社会的发展空间。同时，国家福利政策的区别对待进一步加深了农民作为另类被隔离于社会之外的程度。因此，在经济危机下，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扭转过去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化解城乡分立，消除身份歧视，奠定农民重新融入社会的物质基础。

国家福利政策实现向农村倾斜，系统解决农民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问题，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农民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世界见证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农民贡献尤其重大，现在是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农民社会身份的确认与农民能力的强弱直接相关。农民能力的强弱决定着农民社会行动力的强弱。社会行动力的强弱不仅与农民素质(体能、技能、智能等)相关，更依赖于农民对各类文化、社会资本的积累量的多少。农民能力的提高需

要文化、社会资本的积累。在经济危机下，不仅仅是社会财富要向农民转移，还必须加强农民能力建设以实现农村内生发展的需要。

农村社会是一种由各种社会关系结合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农民能力建设不仅包括农民政治参与能力、利益表达能力、创业能力、维权能力、合作能力及融入城市社会能力等，还包括在农村习俗、农民修养和教育、对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等方面的提升。农民通过参加各种社会团体，增强社会交往能力，培养社会信仰，以此培育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农民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形成和丰富能够给农民带来更多的社会融入机会，因为不管是农民个人还是一个村庄，如果在当地乃至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定的声望，这种声望自然会给本人或本地带来更多的交往和发展机会，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同时，随着社会资本的累积，乡村与城市的社会联系也逐渐紧密，互相沟通有无，互相合作，形成一种经济文化互动的新型社会网络。农民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成为促进乡村与城市对接的内在动力，并助力农民从一个封闭空间的地方性身份转变为与外界建立广泛联系和密切合作的新的社会身份。

在经济危机发生情况下，农村发展战略的适时调整，不仅有助于经济自身危机的缓解，而且对于化解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篇：除了解决思想问题,应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除了解决思想问题，应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精神状态固然重要，但是制度约束更加必不可少。我们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这是什么样的笼子？笼子的钥匙又在谁手里？真正有效的制度，需要有制约的力量，这样才能让制度真正发挥作用。这种制约力量就是人民群众。

如何让群众有力量？就是要把群众组织起来。

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让群众组织起来的话，也许一切问题还会回到原点。但当我们真正找到并不断完善这种机制时，我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就更加凸显出来了。

第三篇：社会中介审计应注重防范审计风险

内容摘要：审计风险的诸种表现；审计风险存在的根源；审计风险带来的危害；审计风险防范的对策。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些社会中介审计机构,由于未弄清审计服务对象的实质性问题,错误地将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宗旨,当作为被审计单位服务的工具。实施中由于受经济利益的诱惑，忽视防范审计风险，违规作业导致审计风险爆发而

受到伤害。有的发生民事赔偿、有的执业证书被划上不良记号、有的被吊销营业执照、还有的受到法律追究等，这种情况不仅引火烧身，而且也劣化了社会中介审计机构的信誉，给社会公众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此现象如不引起重视和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予以纠正，势必影响社会中介审计机构的整体利益。

一、审计风险的诸种表现

社会审计在市场经济中充当中介机构，历史使命光荣，但也充满风险。实施中，有的采取正当审计程序以防范审计风险，这是正常的作法；有的却采用冒险的方法赚取不法利益，这就为社会中介审计埋下了祸根，时刻威胁着自身、同行及社会公众利益的安全。其表现：第一，充当变色龙，变造虚假审计报告获利。如为工商年检出具的审计报告，故意将亏损的财务报表编制为略微盈利，便于年检过关；为税务机关出具的所得税汇算清缴审计报告，将本来盈利的财务报表编制为亏损，目的是为了逃避税款；为人民银行贷款卡年检和为商业银行评审贷款资格出具的审计报告，将本来亏损的财务报表，编制为与目标贷款额度相匹配盈利的审计报告；还有的专门为包装企业设计各种方案，根据不同情况，故意夸大其营业收入和缩小经营成本，并将“社会融资”形成的虚拟注册资本相对应的货币资金，也编制为优良资产等，目的是使企业能够得到政府“紧俏”项目，而收取高额审计费用。第二，充当“财务公司”的白手套，出具非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审计报告。当前，社会上有些财务公司为承揽业务，违规帮助社会上“空壳公司”甚至是招摇撞骗的经济人编制虚拟财务报表，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据此出具审计报告。这时，有的会计师事务所以此作为一项审计资源予以接受，使子虚乌有的财务报表被披上合法的外衣，如发生审计风险，其责任全部由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第三，为社会闲散利益集团“打工”。近几年出现一种审计资源配比不对称的现象，就是具备审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没有审计资源，而非注册会计师人员却掌握大量审计资源，有的会计师事务所为了得到审计资源，违规与这些中间人签约。实施中，由中间人提供被审计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财务报表及附注清单等资料，注册会计师在此基础上编制审计工作底稿，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使注册会计师根本了解不到被审计单位的真实情况，自然也就存在审计风险。第四，为社会融资机构出具虚拟注册资本的验资报告。当前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有些经济人为了注册公司而又没有符合规定数额的资金，于是社会上融资经济人蜂拥而至，由融资经济人替注册公司人开户，资金到位后最长停留4天就抽走，从中赚取高额利息。在资金停留期间，由注册公司人通知会计师事务所到开户银行进行函证，据此出具验资报告。这种作法虽然被有关部门默许，但却浪费了社会资源，审计风险也是危机四伏。第五，以超低核准价承揽审计业务，完全依照被审计单位意见出具审计报告。在激烈的社会中介审计市场竞争中，有的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承揽业务，以低于当地政府核准审计收费价的40%至60%进行收费，有的甚至低于标准的8倍进行收费。这种恶性竞争局面，使得会计师事务所将审计风险搁置脑后，几乎百分之百地按照被审计单位意见出具审计报告。另外，会计师事务所在实施上述经营活动中，有的明知是违规、违法操作，但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冒险为之，又担心主管部门查出后给予处罚，于是有些会计师事务所就设置了两个《审计报告编号》发文本，其中一个是应付主管部门的检查，另一个除非审计风险爆发后才拿出来，否则将永远锁在暗无天日的柜子里。

二、审计风险存在的根源

审计风险与审计工作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只要开展审计工作，就存在审计风险，会计师事务所能为的，就是要注重防范审计风险的发生。但审计风险的存在和发生，有其特殊性及其规律性。首先，有的会计师事务所为了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实施“空对空”战术，即在事务所注册的注册会计师与坐班的极不对称。从注册会计师年检公告中看到，在会计师事务所注册的少则2至5人，多则10至50人，有的甚至达到上百人，但真正坐班参加审计工作的注册会计师却寥寥无几，多数注册会计师只是挂靠，有些合伙人或股东也是只拿挂证费，不参与实际审计工作；事务所的经营管理也存在“两张皮”现象，即有些事务所主任会计师挂名不管事，而管事的又无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实际中，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很难规范运作，防范审计风险的意识几乎为零。其次，会计师事务所数量的扩张，远远超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僧多粥少势必造成争饭吃、甚至是抢饭吃。据了解，现在有80%左右的会

计师事务所处于半饱状态，其中50%处于饥饿状态、10%仅够交纳办公租赁费而已等。这种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使有些会计师事务所饥不择食，只要有审计收费项目，根本无暇顾及审计风险的存在，于是许多执业人员就顺应被审计单位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再次，有些注册会计师缺憾起码的职业道德水准，在金钱与责任的选择上严重失衡，致

使审计风险得不到应有的控制和防范。现在社会上有这样一种错误观念，认为只要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就有了生财的资本，于是有的注册会计师只认准哪个会计师事务所给的挂证费多，就挂靠到那个会计师事务所，把信誉考察丢与脑后；还有相当部分注册会计师注册后自己不去坐班参与项目审计，将印章交于他人任意使用；还有的注册会计师虽然在审计报告上签字盖章，但根本不去看审计报告内容，眼里只盯着盖章提取报酬而已。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是将注册会计师本人推到审计风险的浪尖上，生与死全靠运气侥幸闯关，完全违背了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其四，主管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核查，历次检查都是极少数落网的惯例，致使有些会计师事务所冒险获取不法利益。目前，有的审计部门专门设立核查机构，对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进行核查，但覆盖面达不到威慑的要求；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也由于受监督力量的限制，其覆盖面很小，使有些违法行为侥幸逃脱。另外，在处理违规、违法行为上不够强硬，认为在当前市场经济转轨中，会计师事务所违规经营在所难免，注册会计师违规操作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等，对发现问题的处理，只要达到教育的目的就行了。这种用心良苦的方法，远远触及不到从事违规、违法操作者的灵魂深处，久而久之使有些会计师事务所把违规、违法行为的做法，当作与同行经验之谈并形成一种惯例。其五，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存在走过场现象，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得不到提高及升华。培训中，有些“特殊”注册会计师将后续教育当作负担，长期由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找人代替，这种错误作法却得不到有效的训戒；结业测试也是互相抄写，体现不出参加培训人员有哪些收获和提高；后续教育中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紧密，未安排主管部门对监督核查情况进行讲评等。

三、审计风险带来的危害

目前，社会中介审计机构对审计风险有一种共识，这就是审计风险象是自己从空中仍下一颗受损的定时毒气弹，未爆炸时释放出的毒气会损害社会公众利益，一旦爆炸轻者要承担民事责任，重者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还会殃及社会中介审计的整体利益。具体表现：一是社会中介审计机构的信誉受到伤害，审计报告质量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这与会计师事务所起步阶段形成明显对照。现存的会计师事务所除了改制后成立的外，其中大部分是从原挂靠单位的审计师事务所转换过来的。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事务所的信誉度是相当高的，审计报告经常被作为衡量一个单位经营成果及经营者业绩的标准，审计情况与被审计单位的经济活动基本相符；而现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许多投资者在使用时半信半疑，有的从根本上就失去了参考的价值等。类似于这样的审计报告，不仅给社会中介审计机构的信誉造成了极大伤害，而且也诋毁了一贯规范操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成果。二是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办越小，有的甚至小到经常只有一个人看门，且机构数量颇多。依一个中等城市为列，会计师事务所多达近百个，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正好相反。究其原因，除了其他因素外，与只要冒险就能够获利的错误观念有很大联系。在这种错误观念诱导下，一些非注册会计师资格的经济人，不惜重金购买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兴办会计师事务所，运行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而不是做大做强会计师事务所；还有些注册会计师为了独自享有本人掌握的审计资源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纷纷自己挑头成立“合伙制” 会计师事务所，也因只重视经济利益而忽视责任，本应充当业务骨干的注册会计师转而做起管理工作，导致会计师事务所设立泛滥、审计报告质量低劣、审计风险接连爆发的被动局面。三是审计资源严重萎缩。目前，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基本由国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和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承担，使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根本无涉足之机；工商年检审计报告，在过去是会计师事务所较大的一块业务，由于社会中介审计起不到把关的作用，现在只是少部分特殊企业需要审计外，其余均不用审计就能通过年检，造成许多会计师事务所过去每年2至6月繁忙景象，如今变的冷冷清清；税务机关一年一度的所得税汇算清缴，过去是会计师事务所收入颇丰的盘中餐，也因为社会中介审计流于形式，前几年已划归税务师事务所实施，使到嘴的鸭子飞了；经济责任审计，本来是会计师事务所收入颇丰的业务，也是因为审计质量受到质疑而逐年减少。四是注册会计师流动频繁，有的1年之内换了3个事务所，造成业务骨干思想混乱，使注册会计师不能全身于投入审计事业；又由于人员流动时要带走审计资源，而固定审计资源基本采用高额回扣的办法，这样不仅造成收入大量的流失，而且也助长了腐败不良风气的蔓延，此种行为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四、审计风险防范的对策

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依法设立的社会中介审计机构，面对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制度，防范审计风险是会计师事务所自我保护的本能，也是维护社会中介审计信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防范审计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等全方位做起，形成合力齐抓共管，以防范审计风险的出现。政府主管部门应强化监督核查。审计、财政部门应加强核查力度，除了有一定的覆盖面外，还要强化处罚力度。如属于业务水平方面的问题，要在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培训期间进行讲评，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对于简化审计程序方面的问题，应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对于弄虚作假行为，应按规定吊销其执业资格证书，严重的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以严肃审计纪律。财政部门应提高入行门槛，对会计师事务公司发起人或股东，应有符合股东条件的20人以上，连同从业注册会计师不得少于50人；对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应有符合合伙条件的10人以上，连同从业注册会计师不得少于30人；还要加大对挂牌的由非注册会计师掌管的会计师事务所查处力度，毫不留情地将非注册会计师掌管人赶出门外，以纯洁注册会计师执业队伍。行业协会应控制注册会计师频繁流动速度和改进后续教育方法。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对注册会计师在事务所服务时间作出硬性规定。一般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在事务所注册后，3年内不得在所与所之间调动，包括转任股东或合伙人，以保持注册会计师在事务所服务时间相对稳定；在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培训中，对参加培训的注册会计师实行对号入座，如发现冒名顶替者，除责成重新参加培训外，对被顶替者停止执业1年；培训测试中，培训者应独自完成试卷，对不及格者除补考外，停止执业6个月；培训期间还要安排一定的时间，由监督核查部门对监督核查情况进行讲评，并由优秀执业者介绍经验等，现身说法便于提高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水平，使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培训真正达到教育的目的。另外，还应对注册会计师实际工作能力进行考核，在未具备实际工作能力前，暂停签字资格。下功夫着力建设上水平的会计师事务所。目前的会计师事务所虽然是行业管理、自由组合的方式，但不能放任自流。一是注重对主任会计师的选拔任用，除了现行规定的任职条件外，还要在任职经历和学历上作一些限制，即任主任会计师的条件：学历方面应具备学士学位以上，经历方面应在事务所担任过项目主审或部门主管3年以上者，并且在以往执业中无不良记录，由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申报，省级行业协会考核批准，在任职前宣誓后才能担任主任会计师职务；二是要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内设机构，其中硬性指标之一是设置审计质量检查和复核机构，切实将审计质量提高到一定层次，以防范审计风险；三是要把好项目主审关，凡项目主审必须由注册会计师担任，坚决杜绝出具本事务所以外人员审计的审计报告。强化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注册会计师注册后实行坐班制，即在哪个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就在哪个所坐班，忠实地履行其职责；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上签字，实行亲自履行制度，不能由他人代替，也不能以复印的签字笔迹代替，将注册会计师的职责落到实处；注册会计师在执行职务时，不能接受审计业务以外的任何利益，包括礼品及好处费、接受事务所的挂证费等，保证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的纯洁性。

纵上所述，防范审计风险，是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重要职责之一。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社会中介审计机构一定要处理好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不能再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珍惜社会期待和行业信誉，客观公正地为社会公众提供真实可靠的审计报告。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应当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为最高出发点和归宿，各司其职，齐抓共管，严于律己，努力把社会中介审计机构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维护者，忠实地服务于社会公众，促进社会中介审计向前迈进一大步，快步向国际中介审计标准靠拢。

主题词：社会 审计 防范 风险

参考文献：《中国注册会计师法》、《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操作指南》

第四篇：农村学校“双语”教学工作应注重哪些要点

农村学校“双语”教学工作应注重哪些要点

“双语”教育是得到各少数民族群众认可的、在宪法上规定的除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除掌握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以外，掌握和使用汉语及汉字的书写的教育教学模式。“双语”是随着社会和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诞生的新疆教育模式上的一个创新。

推进农村“双语”教学工作在新疆教育教学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各民族教师的重视和努力，更需要社会和各民族群众的大力支持。教师是“双语”教学工作的主要角色和策划者。那么，教师们在农村学校“双语”教学工作中应该注重哪些要点呢？

充分认识“双语”教育教学的意义

汉语是我国的国语，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六大语言之一，是我国各族人民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所以汉语在我国的教育事业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学校要充分认识汉语在发展教育事业上的重要性，还需要各民族家长明确观点，充分认识汉语的主体地位。学校每次组织家长会时向各族家长解释清楚“双语”教育的定义、意义和主要目的。注重组织内容丰富多彩的主题班会，搞好“双语”教育的正确操作过程，合理安排汉语和民族语言教学的课程比例。

奠定良好的基础

据研究，0-6岁是学生学习知识的最佳时期，因此学生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学习“双语”。授课老师必须履行高标准责任，在安排课程时，无论汉语，还是本民族的语言都要兼顾，尤其是在儿歌方面一定要细讲，按照汉字读音进行授课（农村学校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

学校应该制定长期规划，每位老师每学期都要认真写出教学工作计划，实事求是地作出教育工作个人计划。同时，学校应完善各种制度，明确管理条例、奖罚条例，以促进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弱点、难点、热点问题及时处理

农村学校“双语”教师缺乏是各地区存在的普遍问题，近年来，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一批优秀的人才进入了教育行业。但是由于部分新来的特岗教师不会说母语或者新招聘的其他民族的老师不会说当地的民族语言，他们在和学生沟通时，会出现表达、交流方面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要求教师先掌握好汉语和当地民族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双语”教育的教学质量，达到教学目标。

明确“双语”教学要求

“双语”教师的业务知识、汉语水平必须进行严格把关，包括各种教学计划、备课、作业等方面都要定期检查，与此同时，要认真制定评价课堂教学细则，确保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追求创新、灵活应用

校领导在提高“双语”水平上发挥研究及思考能力，善于创新。教育教学观点和方法要符合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律和实际，培养与时俱进的能力。这方面要注重以下几个要点：找出合理、科学的方法促使家长密切配合学校的“双语”教学工作；在应用多媒体设备方面要不断钻研；举行各种教研活动促进“双语”教育的发展，比如：黑板报、校报、校园广播、主题活动等。

强化培训

在农村学校，“双语”教师非常短缺，尤其是专门接触“双语”教育的教师更为缺乏。为有效促进“双语”教学的发展，要注重“双语”教师的培训工作。参加培训的方式有很多，包括：上级组织的培训学习，利用学校的图书资源进行自学，同事之间的经验交流，邀请受过“双语”教育的老师进行讲座，等等，以此促进教师快速进步。

合理运用党的好政策

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根据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法规以及新疆实际情况，在政策上一直支持和重视新疆“双语”教育的发展。为培养优秀的“双语”教师不断地在组织各种培训活动，同时在资金上给予大力的支持，所以我们要合理运用党的好政策为“双语”教育的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新疆哈密市骆驼圈子开发区学校）

第五篇：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三农问题根本之策

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三农问题

根本之策

一.“三农”问题的难点是农村人口增长过快过多

1.计划生育成就巨大，但农村人口增长依然过快，数量过多。

我国每年增长人口1500万至1600万，大部分在农村。从生育理论上说，2.1%至2.3%之间的生育率，人口会达到零增长，我国目前的人口数据生育率为1.8%。但绝对增长数量显然与增长率不相符，而且据我近20年来经常在农村的随机调查看，极少见到独生子女户，大多是生育2个孩子，三个四个的也不少，生五六个以至七八个的也不稀罕。XX年，我在山东农村见到4个孩子的农家妇女也才不到40岁，据她说，这种情况在当地并不少见，计划生育罚款只交很少的钱。XX年我在山西农村调查的几个人口三四万规模的乡镇，独生子女户约在100户左右，其中一部分还是因疾病等多种原因，并非自愿独生子女。也就是说，独生子女大体是1%的比例，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我在河北农村常年资助读书的女孩，她家里3个女孩，这种情况在当地也是很多的。

2.上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农民工，其中相当一部 分夫妇共同进城，计划生育城市社区不管，农村难管，多胎超生相当普遍。每次全国人口普查都有上百万出生后为躲罚款不报户口的所谓“黑孩子”出现。

3.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生一个女孩还可以再生第二个。生男孩则不可以再生第二个。自然造成男女比例失调。这是个十分不妥当的政策，而且更加造成只要没男孩，多生几个女孩村民也都是同情的社会氛围。实际上鼓励了没男孩户多生。

4.计划生育财务制度不够合理又往往促使多生。许多基层乡镇计划生育机构大部分工作人员工资靠计划生育罚款支付，超生罚款多，这些工作人员工资才有着落，如没有超生的，则这些工作人员工资都成了问题，这种机制造成鼓励多生的内在动力。这又是一个很不妥当的做法。这种情况如不是真正深入实际，很难了解清楚。现在基层计划生育部门对各种重要数据等是保密的，调查相当困难。

以上这些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做法是导致农村人口过快过多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又带来如下后果:

1.农村人口太多，人均耕地太少，农民靠农业增加收入很难。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国农民人均耕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割的细碎。人均土地少是因为人口太多，人均土地碎是因为包产到户改革时，全国农村大部分地方没有很好的指导，而由农民 自己分地，平均主义比较严重，当时的集体生产队耕地有多少块，户均就有多少块，如果引导得好，农民就会利用级差地租原理每户分一二块地，而不是全国农村平均每户耕地约8块，每块约一亩。农民会在土地面积上找均衡。户均耕地太少使农业成本增高，太少的耕地又太过细碎使农业成本更高。而根源主要是人口太多。面积小成本高自然收益微薄，往往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生产力水平难以进步。某种程度上重复了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演进的历史。

2.农民增收主要靠进城打工，但由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近亿农民工常年畸形大流动，却难以离开农村落户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降低了，但总量并没减少，反而增加。同时，耕地没增加却减少了约3亿亩，占中国耕地总量的15%至20%。

耕地本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市场经济搞了多年，耕地这种生产资料并不能市场配置资源，不许买卖。土地承包法千呼万唤才出来，但仍然没能解决什么问题。耕地本是最重要的资源，却常年大面积撂荒，种“应付田”。这种状况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也没根本转变，只是有所缓解，新华社记者在湖北等地农村的调查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我们已把农民工城乡大流动看成了常态，其实这是不合理城乡关系 下的畸形状态。多年来的主流认识是把人均仅一亩多的耕地让近10亿农民拿在手里，说这就是他们的社会保障!由此可以免去一个“大负担”，由此可以省去财政一大块开支。按这种思路，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就只能继续存在到一个看不见的未来。有人说：XX年“非典”期间，在城市的近亿农民工可以回到农村种地，否则在城市谁给发工资。这就是说农村要荒芜上亿亩耕地，以使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遇有城市不要他们的时候，可以随时回农村种地。如果这些耕地在他们到城市打工期间有人种了，他们回去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如果这些耕地在他们到城市打工期间没人种，但不是由于没有人有能力种，而是由于制度因素使他们不能种。那么除了这些耕地撂荒半撂荒期间造成耕地资源的巨大浪费外，实际上他们回去的边际生产率仍然等于零。因为制度的人为因素可以得到调整，这些耕地本不需要他们就能种好的。

因此，当城里人觉得不给农民社会保障省心省力省钱的同时，相应的社会代价就是小农经济的延续，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大量增长。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口高增长的国家都必定是小农经济占相当大份额的国家。而工业化城市化程度高的国家则刚好相反。与我国的状况形成对照，现在世界上有60个国家为人口逐年减少，人口出生率低而烦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则在为人口过快增长而烦恼。

二.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是减少农村人口的最好办法

社会保障本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是德国人发明，而由号称德国铁血宰相的俾斯麦政府开始实施的。即使铁血宰相俾斯麦也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好办法，而不认为只靠铁和血的镇压是最好办法，虽然他一生镇压的事也没少干。他是两手都要硬。一百多年的世界发展史说明，他的认识和做法是对的。只是被各国不断加以完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新中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再也不能无休止地拖下去了。而应当：

根本转变思想认识。让农民攥着几亩耕地当社会保障，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和政府的思路。不给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表面是节省，实质是浪费，短期是节省，长期是浪费。结果就是农村人口持续增长甚至危及我国社会长治久安。我看“非典”以及近年在我国仍相当严重的各种重大传染性疾病，都和人口太多，密度太大相关。

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后，就可以真正赋予耕地财产权，进入市场自由买卖。土地才可以大范围进行调整集中，大批现代家庭农场才可以出现，大量投资才可以进入，只有土地产权的明晰，才可以使农业投资人放心经营这种以中长期收益为特点的产业。现行的政策为使农民攥着几亩耕地当社会保障，竟控制工商企业、城市居民以及外资等多渠道资 金进入农业。严重缺乏资金的农业却阻挡社会资金融入。农民收入低难以投入，政府财政资金也难以较大量投入，又不鼓励社会资金投入，作茧自缚，使中国农业支离破碎，十分脆弱。包产到户这种体制要求每一个农民成为集生产者、经营者、市场营销者等所有角色为一体的“全能人”。事实上如同大多数市民只能做劳动者不能做老板一样，大多数农民只能做生产者做“庄稼把式”，却难以做经营者也难以做市场推销员。但我们要长久维持的制度设计却迫使他们做“全能农民”。一户几亩地，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与此对应的分配方式只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增加收入奔小康的现实目标又要求他们去“闯市场”。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方式。如只有一个女孩怎么完成“全能农民”的角色?这是一个怪圈:因为农民没有社会保障，要让他们攥着几亩地做保障，以免影响社会稳定，这就不能使土地适度集中，以正常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进行的土地兼并被视为大敌，被视为畏途，被视为洪水猛兽。兼并者只能做经营者甚至只能做出资人，生产者劳动者只能仍由农民去做。许多人似乎认为，土地兼并必然导致农民大量失去生计甚至流离失所，因为农民没有耕地了.但没有耕地仍然可以继续务农，如同市民的大多数没有工厂，但可以在工厂做工一样.只是由于耕地形成规模经营以后，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机械化的进一步采用，会有更多农民加入农业 剩余劳动力的队伍。但出路只能是工业化城市化，只能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小农经济的位置。其实上亿农民已经自发进到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还有上亿的农民在乡镇企业工作，这两个上亿曾经是但早已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了。他们的大多数在户口本上仍是农业人口，因此我们僵化的头脑中还常常把他们计入农业剩余劳动力。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发达地区还在闹“民工荒”。需要解决的是农民工的劳动保护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以及技能培训制度，这些应当政府管而至今仍然基本没管的问题。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为农民提供更广阔的就业道路。而全能小农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多生孩子的生育方式，结果是在强制重压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农村人口仍增长强劲，人们总是把农民多生多育认为是传统观念作怪，但正是几千年的小农生产方式才决定着他们的观念和生育方式,而不是相反.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三.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可行性

1.改革开放20多年，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总量大大增加了，已经提供了一个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起码基础。大多数人民不但解决了温饱，而且丰衣足食，相当一部分已经小康。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也握有了几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我党的方针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多数人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使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之一。相信全国人民都会赞同的。现在市民的社会保障虽然还有待改进完善，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是由政府财政保证的。大型国企特别是垄断行业的职工也是基本没有问题的。如果继续把农民摈弃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起码的社会公正公平就无法谈起，也与我党执政为民的原则相背离。

2.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先从养老保障这一部分做起，或者再加上医疗保障。劳动保障这一部分，进城农民工可随打工企业的市民职工对待，务农的从缓(农民的工伤等事故也是相当频繁的，从缓也是无奈的事)。并且农民的养老保障标准开始从低，以维持基本生存为原则，以后逐步提高。

3.首先在愿意选择独生子女的青年农民中推行养老保障，民政部门代表政府为他们办理养老保障手续，60岁以后开始领取养老金，这就变事后奖励为事前鼓励，使相当一部分青年农民自觉自愿接受独生子女，一定程度上就会真正刹住多生子女的车轮。这部分青年农民的养老金要到几十年以后才领取，财政没有现行的支付压力。这项制度的建立靠的是政府的信誉。只可惜现在部分地方政府屡屡失信于民，信誉正在逐步失落，而对一个政府好坏的最后评价是人民对其信任程度。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高，这个办法施行起来成效就大，反之亦然。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而不仅因为社会 保障问题，党和政府都应珍惜自己的公信力，决不能朝令夕改。建国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们做的失信于民的事太多了。今后对于损害党和政府信誉的人和事要严加追究。我在基层调研中常常发现一些职能部门及其领导人行政不讲信誉，甚至有意无意欺骗百姓，使党和政府付出了很大的信誉代价，但往往不被追究，甚至视为正常。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至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提高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执政信誉。能力再强，百姓不信，则这种能力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上述这个以养老保障金换青年农民独生子女的办法，带来的显性和隐性的收益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农村人口减缓增长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以及对生态资源压力的减轻，足够几十年后付给青年农民的养老金，这是一个只需政府信誉而不需实际支付成本的好办法。只要农村人口的增长明显减少，全盘皆活，农民增收的难题会得到明显改善，因为农民人均收入多年低迷与多生子女紧密相关。全民九年义务教育的压力也会明显减轻。2030年人口达到16亿的上限是十几年前一些专家的估算，从这些年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看，保守估计也要达到17亿。中国地大但可耕地不多，中国水少而且大量在雅鲁藏布江等难以利用的地方,全国三分之二城市严重缺水.如把这个办法当做一个事关全局发展战略大的举措，设计实施奏效，毫不夸张的说对中华民族是一大幸事，20多年弹指一挥间，如果我们仍无可奈何的面对大量增 长的农村人口拿不出好办法，却经常去重复什么少生了几个亿的成绩，届时，面对17亿人口，任何一个执政党任何一届政府都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30多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XX大学演讲说，任何一个政府面对8亿多人口都会一筹莫展。不久的未来，我国政府面对17亿人口会不会一筹莫展呢?我们总是说自己创造了奇迹，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问题的关键是17亿人口的生活质量怎样呢?环境生态质量怎样呢?温家宝总理不久前访美演讲说，中国许多经济指标总量很大，但被13亿人平均下来都会变成很小的量，因此减少人口数量应是第一国策的提法是十分正确的。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更重要的是时时关注每年又增长了一个相当澳大利亚全国的人口。

4.分区设计分省实施。中国发展很不平衡。西藏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沿海省份的生产力水平差距当以世纪为单位计。因此，一纸红头文件推行全国在许多事情上不是个好办法。我主张涉及经济与社会的大问题，大多宜于分区设计分省推进。人们通常分东中西三大区，这种分法在一些事情可行，但在另外一些事情就显得过粗。因此全国分八大区域较好，这就是:黑龙江、辽宁、吉林的东北地区；XX、天津、河北、山东的环渤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的江浙地区；广东、福建、海南的南部沿海地区；陕西、山西、河南、内 蒙古的黄河中游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云南、贵州、广西、四川、XX的西南地区；西藏、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的西北地区。这八大区域的部分发达省、市已开始程度不同的在农村试行养老保障，但没和青年农民的生育问题结合起来。多生子女和少生子女待遇都是同样的。这样既不能有效减少农村人口又有失公平。多生子女会有较多的家庭照顾能力，而少生子女则较少家庭照顾能力。发达省份目前宜把有限财力用于提高现有独生子女户的奖励，特别是收入较低的独生子女户的奖励，以便造成较强烈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舆论，这才能促使大多数青年农民选择并相信以养老金换独生子女的政策。农民是很实在的，眼前的事实才是最好的动员教育工作。欠发达省份中央财政给予转移支付，不断提高现有独生子女户的养老金水平，以更有力地促使更多青年农民更快地接受以养老金换独生子女的政策。这样，中国农村人口的大量增长才可以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中国“三农”问题的死结也才有望解开。

5.从全国财政税收全局的能力看，近年都在2万多亿规模，而且逐年增长幅度较大，另外可以开征一些新税种，主要是通过税收杠杆，调节贫富差距。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已属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这是不能不承认的。而日本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反而属于分配基本公平的国家。日本的基尼系数是0.28，而我国已超过0.4，比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都高，甚至我国的实际基尼系数比名义的还高，因为法制不健全，信用体系不健全，地下经济,灰色经济大量存在。把公共财政更大的一部分用于社会保障，就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基本方法之一。因此，改革财政收支结构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现在我国大中城市大约3个市民就“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人，而美国的城市是15个人“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人。而美国公民得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却要比我国公民好。这是我们应当好好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