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游的问题与出路 - 副本

第一篇：红色旅游的问题与出路 - 副本

【摘要】本文对悄然兴起的红色旅游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把红色旅游作为当今奖励旅游、社会旅游和修学旅游的主要形式，改变红色旅游的现状，使其向多样化、深层次发展。

【关键词】 红色旅游 奖励旅游 社会旅游 修学旅游

红色旅游，是指以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为吸引物，组织接待旅游者进行参观游览，实现学习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松身心、增加阅历的目的的旅游活动；是把红色人文景观和绿色自然景观结合起来，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主题旅游形式。其打造的红色旅游线路和经典景区，既可以观光赏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增长革命斗争知识，学习革命斗争精神，培育新的时代精神，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

近几年来，红色旅游正在悄然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4年12月底颁布的旨在推动与促进红色旅游业发展的《2004-2010年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推动了红色旅游的升温。

一、红色旅游存在的问题

1、红色旅游活动形式较为死板，吸引力不足。旅游开发活动多为橱窗展示、静态观光内容居多，这直接导致了游客的参与性较少，而且缺乏新奇感受，实际上对于处于和平时期的当代人来说没有很大的吸引力。旅游消费者到红色旅游地旅游，经历的都是千篇一律的主题和形式，虽然红色旅游和感受革命历史是高尚的，能够吸引一定的回头客，但红色旅游毕竟首先是一种旅游，倘若形式和内容过于单调肤浅，是不可能吸引大量游客的。现代旅游已经越来越强调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只有游客充分融入其中，才会感到“不虚此行”，也更容易吸引回头客。因此，红色旅游景区应加强红色旅游的参与性与趣味性。

2、红色旅游景区低层次开发和重复建设较严重。相当一部分红色旅游景区的开发较为肤浅，没能深入发掘红色旅游的内涵和精髓，与老区的历史文化脱节，政治色彩过重。旅游活动内容较狭窄,不少红色旅游景区由于地理区位、知名度和开发深度不够等原因，陷入了一种低层次重复建设的循环之中。目前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对较为简单和普通，少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旅游项目。与此同时，在很多红色旅游景区“红色”两个字却不突出，大量现代建筑环绕，旅游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还有待提高。同时，开发的盲目致使有些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不到位，主要是因为各地为了在红色旅游潮中分一杯羹，也为了响应先进性教育，而忽视各地的实际情况，盲目的投入财力、人力、物力，求全求大，对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没有足够的重视。

3、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不完善。与红色旅游景区低层次开发和重复建设相伴而来的是综合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的不完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一直都是红色旅游区面临的难题，加之近年来红色旅游的迅猛发展，这一问题就更显得棘手。发展旅游业所必须的可进入性、住宿、区内交通等配套环节跟不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这必然而且已经在制约着老区红色旅游的长远成长，并最终影响到老区的脱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此加强红色旅游区的配套设施建设是当务之急。

4、红色旅游景区“各家顾各家”，缺少统筹规划。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各地没有主动地把自己置于全省乃至全国的旅游发展大环境中，因此，即使上级旅游部门做了一些统筹规划，但如果各个红色旅游景区的观念没有转变，这样的规划其效果或执行程度就必然要打折扣了。可以想象，一个旅游景区如果不能真正地站在一定的高度看自己，那么其主打路线的选择、旅游品牌的树立、旅游项目的策划、旅游产品的开发等方面就很可能缺乏大局和长远的战略，甚至与其他红色景区雷同，从而使自身的竞争力减弱或消失。

5、游客类型相对单一，消费水平普遍不高。目前，各红色旅游景区都是传统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基地，观光游览或疗养的旅游功能相对不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游客的类型是一种限制，主要是国内游客，而且青少年占了不小比例，再加之多数是团队旅游，消费能力和预算有限，造成红色旅游景区旅游人次不少，但收入不高。另外，由于旅游开发不完善，旅游者在景区停留的平均天数较短，进一步限制了景区的收益。

6、红色旅游景区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由于不同红色景区的地理区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开发红色旅游的时间也不同，造成了红色旅游区发展的不平衡。红色旅游景区管理体制的问题主要是在对景区管理中权利的横向与纵向分配问题。第一是在红色景区的行政区划上存在“一区多治”的现象，这导致了不同的行政区之间为争夺各自利益而疏于合作，造成了影响旅游业发展的许多问题，例如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旅游地基础设施建设、双方共有资源争夺、客源市场的恶性竞争等，极不利于红色旅游资源的联合开发。其次是一个景区中各个管理部门的管理权限划分不清，造成“好处大家抢，责任互相推”的管理混乱局面。

7、红色旅游政府“买单”的现象较普遍。按照中央部署，“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是以全体党员为对象，在党内，任何级别的领导干部都只是其中普通一员。那么我们的“红色旅游”是不是应该包括全国近7000万党员呢？如果包括，谁来买单？如果不包括，怎么体现全体党员接受教育的这一理念？仔细看看谁在进行“红色旅游”，就可以发现出发的多是一些领导干部。要知道，仅仅从接受教育这一点考虑，千千万万普通党员更需要机会。

二、红色旅游的出路

1、作为奖励旅游的形式。奖励旅游，英文为“incentive tourism”，其实更确切的翻译是“激励旅游”。奖励旅游是现代旅游的一个重要项目，是为了对有优良工作业绩的员工进行奖励，增强员工的荣誉感，加强单位的团队建设，用公费组织员工进行的旅游。但这种旅游又不单纯是观光休闲，一般企业会通过专业性的机构在旅途中穿插主题晚宴，以及“惊喜”、“感动”的一些小创意活动，以弘扬企业文化，传达对员工或经销商的感谢与关怀。奖励旅游让每一位参与者都享受一回“VIP”的体验，成为其“生命中的经典之旅”，激励范围广、时效长。企业以此激励他们不断为公司创造价值。今天它已经成为企业促进业务发展、塑造企业文化的重要手段。

把红色旅游作为奖励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既能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塑造企业文化，又能让员工学习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松身心。另外，还能给革命老区带来经济收益。

2、作为社会旅游的一种形式。1980年发表的《马尼拉宣言》中明确指出，旅游活动也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之一。为了使旅游活动同其他社会基本需要一起协同发展，很多国家将国民旅游纳入国家社会发展的内容之一，使旅游度假真正成为人人享有的权利。但是，在许多国家中，毕竟还有相当数量的的社会下层。这些家庭的经济收入之低，使其无论怎样节俭恐怕也难以挤出可用以旅游度假的开支。对于这些低收入的贫困家庭，有些国家采取通过由国家、地方政府、工作单位、工会或户主所属的其他组织团体提供资助或补助的办法，帮助他们实现外出旅游。这便是所谓的社会旅游（Social Tourism）,亦称社会补贴性旅游。我国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大众化旅游的到来。但从社会学方面来说意味着我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国家、地方政府、工作单位、工会能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资助或补助。把红色旅游作为主要的方式帮助他们实现外出旅游，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3、作为修学旅游的形式。修学旅游是素质教育的一种手段，学生收获最多的是体会异国他乡另一种文化氛围。“游学”，也叫“修学旅游”，最早起源于英国，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游学本意指在校学生学习期间，为了配合课堂及书本所学，弥补其不足而开展的以丰富知识、增长见闻、扩大视野、培养素质、增进交流以及学科实践等为目的的旅行活动，是学生接触世界、增长学识、感受异国文化、加强人际交往的有效途径。“修学旅游”是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种旅游形式。在发达国家，学生有组织、有计划地出游的修学旅游十分盛行，并被认为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青少年修学旅游是旅游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修学游作为新兴的文化旅游产品之一，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修学游不仅让学和玩两不误,而且让教育和旅游两个产业和市场也相得益彰。但我们却发现修学旅游已逐渐发展成为富人的游戏，已日益成为旅行社的宠儿的现象。借助红色旅游的东风，我们把青少年修学旅游和红色旅游结合起来，既能满足青少年学和玩两不误，又能实现红色旅游的核心的意义，让青少年学习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振奋精神和提高爱国心。

另外，进一步把革命老区作为青少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同时把红色旅游与“农家乐”旅游相结合，集接受教育、放松身心、陶冶情操、增长知识为一体。改变红色旅游的现状，使其向多样化、深层次发展。为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第二篇：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与出路

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与出路

1，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后的问题

自两年前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许多担心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透过表面的“达标”我们会发现，农村的教育状况并没有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在并没有根除导致问题的根源而又遭遇农村税费改革等新的制度环境时，它变得似乎更加突出了。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这一含糊的语义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是，在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区域还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少年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充分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来看，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10万人。这庞大人群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在农村，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普及”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冲刺”的结果，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弄虚作假”这一经典式的法宝。而不择手段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后遗症，比如许多乡镇所背负的沉重的“教育债务”，此外还包括入学率的下降和失学率的反弹。两年前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已经通过“普九”验收的1242个县中，失学率超过5的有209个县，超过10的有63个。在中西部，初中生辍学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而湖南省有关部门今年夏天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第三，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3791.5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67.6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这些事实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员们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镜子。

2，城乡教育对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农村教育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同城市的比较。这方面的直观感受往往会让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从北京市某所花费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小学，到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存在的“危险校舍”；从城市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去培养其子女的“综合素质”，到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要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一筹莫展；从城里重点小学或“实验小学”的教师们到“新马泰”去度假旅游，到广大农村里的多数教师领不全他们每月的薪水……新世纪的天空下“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两幅图景，的确显得“光怪陆离”，让我们看到城市教育的虚假的繁荣和农村教育的真实的危机。

不过，仅凭直观感受来评说城乡教育差距可能会被一些“权威人士”指斥为以偏概全。为此我这里提供两个系列的重要数据，即城乡各教育阶段升学率的差距和城乡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以此来进行全面的观照。

就教育机会的差距而言，在小学阶段，除了因高度残疾而无法入学的极少数情况之外，几乎100的城市学龄儿童都进入了小学，而农村每年尚有100万左右的儿童没有入学。在初中阶段，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与城市的小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率为101）升入初中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只有64，其中贵州、广西和西藏三省区农村不到50.到1999年，农村的升学率上升到了91，但低于90的省区仍有15个，其中贵州和内蒙分别为72.4和75.7，西藏更只有38.1.全国则有130万的农村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成为“劳动力”。

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农村则从22.3降到18.6，两者的倍数差从1.8倍扩大到3倍，绝对差从17.7个百分点扩大到36.8个百分点。而许多省区内部的城乡差距要大于全国的情况：1999年，城乡差距超过3倍的省区达15个，超过4倍的有5个。安徽和贵州省的城乡差距都在3.6倍（分别为55.7：15.4V.2：15.4），湖北达到3.9倍（71.4：18.4），山东（72.3：16.8）和河南（57.4：12.9）则分别达到4.4倍和4.5倍。在上述省区，城市的升学率都超过了全国城市的平均数，而农村的升学率则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数。

关于大学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可以用学生的城乡分布来对比。据对1989全国高校录取的61.9万名新生的统计，来自农村的学生占总数的44，城市的占56.以各自出身的人口母体为基数来换算，可知当年大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为4.9倍。而随着高中阶段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和近年来高等教育“高

收费”的影响，相信这种差距90年代末之后进一步扩大了。不过，由于缺少全国的数据，我们难以给予量化。而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99年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的情况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只有902人，占总数的17.8，这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计算可知，在这两所生产“精英中的精英”的著名学府，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差距，若以城乡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为基数，可以量化到7.7倍；如果以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为基数，则可以量化到10.3倍！

让我们再来看看城乡之间因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在校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它在相当程度上涉及教育质量问题。

就全国范围而言，1993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为476.1元，农村为250.4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941.7元，农村为472.8元。差距分别为1.9倍和2倍。到1999年，两者的差距都扩大到3.1倍，绝对金额分别为1492.2元：476.1元和2671.2元：861.6元。

如果将比较的单元下放到省级行政区，城乡之间的极差将更加突出。1993年，上海市（包括所属郊区）小学生的人均经费高达879.2元，而安徽农村只有125.6元，相差7倍；北京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2157.7元，贵州农村仅为214.1元，相差10倍以上。至1999年，极差进一步拉大，小学生的城乡差距扩大到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生的城乡差距则扩大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农村416.7元）。

而同一省区内部城乡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巨大差距。以贵州为例，在整个90年代，其城乡小学生的人均经费差距都在3倍，初中生都在4.2倍。郑州市1999年小学生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河南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滑县农村的14.7倍；关于初中生的情况，最高的新乡市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

3，教育财政改革：“以县为主”的局限

应当看到，城乡之间的巨大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城乡经济差距的结果。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是教育资源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即“分级办学”制度的必然归结。

自1985年实行的以乡镇为主的“分级办学”制度，作为一项至为重要的公共政策，未能起到统一调配资源以确保全体适龄人口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作用，而是在单纯强调发挥地方“办学积极性”的逻辑下，将应该由政府、社会和家长共同承担的义务教育的“义务”主要转嫁给了农民，将理应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主要转嫁给了乡镇和村。其结果是，不仅给广大的农村和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985—1999年间向农民提取的“教育费附加”总额超过1100亿元，1993～1999年间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超过516亿元；乡镇财政则普遍成了“教育财政”——，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它不是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教育层面上缩小，而是将其扩散和放大，从而造成了农村教育的迟滞和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农村少年儿童的失学和教师工资的大面积拖欠也随之变成了几乎不可逃脱的“宿命”。

所幸的是，在“分级办学”制度运行了16年之后，它的弊端终于得到了承认——虽然是一种谁也不负责任的默认——。去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今年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强调要实现两个转变，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又在相关文件中对“以县为主”作了详细规定，其核心是县级政府负有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即通过调整本级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经费预算，合理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做好“三个确保”（即工资发放、公用经费、危房改造及校舍建设），而乡镇不再承担义务教育投资责任的重压。新体制运行一年之后，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全国已有75的县市实行统一发放教师工资，今年内则要求全部推行到位。

上述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改进。在县这一级更大的行政区域内调度教育资源，较原来的制度有利于提供农村教育资金，有利于减轻乡镇政府和农民的负担，也有助于缓和乡镇政权因向农民摊派教育经费而造成的紧张和冲突。不过，进一步的分析会使我们发现，县一级财政的实力决定了这一新的制度的先天缺陷，由此不能抱过大的期望。

在现有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财政所占份额很小，加上乡（镇）级财政也只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20（中央政府占51，省和地市两级占27）。在现有的2109个县级行政区域中，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不足600，包括574个国家级贫困县在内，财政补贴县多达1036个（均为1999年数据）。大部分县连维持“吃饭财政”的水准都困难，一些县全年的财政收入甚至不够用于教育的支出。

基于此，绝大多数县级财政显然无法担当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责任。进而言之，“以县为主”仍然没有摆脱教育上城乡分割的格局，因为县级行政区域仍然属于“农村”，从乡镇为主到“以县为主”，只是在农村内部调整教育资金的汲取和分配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教育的基础条件，缩小近20年来越拉越大的城乡教育差距。从对这项制度的最大预期来说，“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可能缓解一县之内教育上“贫富不均”的情况，但却难以改变一个市或地区内部、一个省区内部、以及全国范围内极端“贫富不均”的局面，无法消除城乡之间教育的天壤之别。

中央政府似乎试图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对贫困地区教育援助的力度来解决“以县为主”后农村教育财源不足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努力远远不够：“十五”期间总的投入额度只有330亿元，包括总计50亿元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资金；每年50亿元用于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的专项资金；30亿元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资金（2001-2002年）。这些资金只相当于数年之前国家和地方政府一年内对农民收取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的收入。而即便将所有资金——不再出现中途截留——都用于国家级贫困县，每县每年能够分得的部分也只有1000多万元，最多能解决“吃饭”问题。有鉴于此，有必要采取更大的举措来加以调整。

一是从教育平等和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理念出发，限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水平和生均公用经费、教学设备的最大差距，以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条件的改善和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差距的缩小。参照目前的现状，生均公用经费差距在全国范围内不应超过2倍，在同一省区内不应超过1倍，教师工资水平也应以不大于上述倍数为宜。当然，确定最大差距并非要将城市中小学的现有条件和教师收入砍下来，而是大幅度提高和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

二是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将过去十多年间颠倒了的权利义务关系彻底扭转过来，明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作为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以县为主”。中央应承担义务教育投入的50左右，省和地市两级承担30，县乡两级承担20（其中县承担15，乡镇承担5）。中央政府承担的份额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省和地市两级也是就各自管辖的行政区域整体而言，并不意味着平均分配，而是结合前述第一条原则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

应该承认，在传统的城乡分治的思维和制度空间内，并不容易做到这两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调整城乡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依然在老框框里做小幅度调整，也就难以彻底改变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以及它同城市之间的令人感到残酷的差别，并且有可能拖垮普遍贫弱的县级财政——就象已经“拖垮”了的乡级财政一样。（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三篇：网络舆论监督的问题与出路

网络舆论监督的问题与出路

网络舆论，是普通民众基于各种社会事件在网络媒介上的认知、态度、情感以及倾向的集聚想象，其意见表达是以WEB2.0时代的信息技术为基础的。

网络舆论的产生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政治体制和对媒体的定位，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舆论意见表达渠道的阻断和监督体制的缺失，WEB2.0的出现，作为海量化信息和观点的互动传输工具，对社会权力、社会现象产生强大的监督和疏导作用，网络已经成为社会公权力行使的最主要方式。

由于其快速传播能力与庞大的网络群体数量，网络舆论监督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失范现象产生力强大的现实影响。

然而，网络舆论本身的特点和缺陷也使之产生了大量的负面影响，甚至出现了网络舆论滥用，影响现有司法制度的公正性。“邓玉娇案”的防卫过当无罪量刑与杭州宝马撞人案的重新审判即是例证。

网络群体是形成网络舆论的重要力量，而网络群体的复杂性与强流动性，直接结果就是群体成员身份复杂，加之群体成员网络角色的符号化【1】和言论发表的匿名性，言论发表不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内容则层次不齐、鱼龙混

杂，呈现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攻击性、污蔑性言论大量出现，甚至出现颠覆社会的言论。这在各大论坛社区跟帖留言中已是屡见不鲜。

网络信息传播的失真以及舆论导向的混乱。由于WEB2.0允许网民个体发布信息发表言论，每一个IP都可以成为信息来源，信息真实性得不到保证，虚假信息的传播随处可见，谣言流言四起，5·12后各种地震信息屡屡见诸网页。而在哈尔滨涉嫌打死青年案中，不同信息来源的事件版本差异甚大，最初的网络舆论倾向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竟反复变换达3次之多。

网络暴力与网络舆论绑架。网络舆论的强大影响力不仅仅在于数百万的留言跟帖与网页，也不再只是数百万的点击关注，它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现实社会生活中。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的“人肉搜索”，在进行监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侵犯了被搜索人的隐私权，对于网络舆论的第三方监督缺失。

而网络舆论对于司法公平公正的绑架犹有过之，很多时候还会伴随发生扰乱社会秩序的暴力事件。社会事件在经过传统媒体的报道放大后，网络舆论往往加入更多的情绪化因素。在“钓鱼岛事件”发生后，船长詹其雄和14名船员被扣押，国内网络形成了高亢的爱国主义声援舆论，但随后就出现了未经批准的游行事件、攻击日本使馆和日本店的行为，“抵制日货”的呼声。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冲击。

网络舆论因其强大的监督功能约束社会规范和公共权力，也因为滥用而导致监督公信力的降低。在权力与监督的平衡中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网络舆论缺少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网络舆论监督的社会规范重建功能、社会权力制约功能与社会结构整合功能的发挥，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网络舆论本身的行为控制与秩序规范愈发显得重要起来。

1、技术控制

当前主要的技术控制主要为版主删帖、内容审查以及软件控制的关键字过滤。网络终端的无限性，海量的信息在这种人工方式控制和简单软件控制下，作用已微乎其微，而且往往会过滤掉很多有用信息。下一代的技术控制必然会呈现出一种软件化和智能化趋势。

2、制度控制。

网络舆论的制度化管理不只是法律规范的建立，加强立法固然可以威慑一些诸如侵犯隐私权的违法行为，虽然“网络实名制”尚处于讨论阶段，我们已经能够看出网络舆论管理的制度化建设方向。而制度化建设涉及到方方面，包括标准操作流程，文明上网规范，相关运营商的协议，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释，甚至是国家政策的倾斜。

3、社会与文化规范控制

社会控制主要着力于社会规范的重建，社会道德的倡导，社会舆论的引导；而文化控制和主要在于网民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培养，社会文化氛围的协调。这些往往都离不开网民个人素质的提升，以及网民对于国家大事的关注，对于自身角色的准确定位和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对于主体意识的表达和理性的认知。

文化规范与社会整合是在某一段时间内的整体策略，对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当群体成员参与社会事件的积极性逐步增强，网络舆论也就脱离了攻击谩骂的窠臼，真正成为影响社会事件进程的重要因素。

4、传统媒体与门户网站的相互配合。传统电视报纸媒体都用有自己的网站，央视、人民网的评论视频和文章，新兴媒体如凤凰、网易的评论与报道，不仅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与评论的导向性，而且凭借其高雅的风格，其论坛区的留言帖子情绪相对比较理性温和。

社会热点的报道评论是一个全媒体事件，且报道评论回随着事件的深入呈动态化的发展前进，各大媒体的集中报道与评论，自然能够引起社会受众对事件的持续关注，而在网络舆论形成之前，事件的基调已经形成。

网络舆论监督涉及到社会的各种因素，并不仅限于上面提到的方面，其规范过程也要延续很长时间，而且整体上的进步也是必需的！

第四篇：中国农民工问题现状与出路

1.介绍

农民工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是中国城镇产业工人队伍中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为中国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农民工却缺乏平等的城市社会权利，无法融入城市，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的转移就业、农民的增收、农业农村的发展，也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因此农民工问题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本文在具体分析当前中国农民工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2.分析

2.1当前中国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

2.1.1工资待遇低，欠薪现象严重

目前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大大低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而且，大部分农民工纯粹就是工资性收入，没有享受其他如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带薪休假等社会福利待遇。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大多是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的情况下获得的，付出的成本更高。农民工不仅工资收入水平低，而且还经常被拖欠，尽管国家采取了追讨工资专项行动，将“恶意欠薪”列罪，打击了少数无良企业和个人的恶意欠薪行为，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民工权益，但每年农民工欠薪现象总是屡禁不绝，前清后欠现象仍较普遍。

2.1.2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

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制造、建筑、传统服务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担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最重、最苦、最脏、最累的工作危，险性高，劳动环境差，而且，许多企业使用缺乏防护措施的旧机器，噪音，粉尘，有毒气体严重超标，又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劳保用品，致使其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比例高。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一些私营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把农民工的憨厚当作自己的“摇钱树”，不择手段强制农民工长期加班，不仅给他们的身心带来很大危害，还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2.1.3社会保障待遇普遍缺失

由于中国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很不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很低，大多数人都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一些地方已参保的农民工也纷纷退保。虽然近年来不少地方在户籍、社保等方面已经逐步城乡一体化，但返乡农民工更多的社会福利保障还是“含金量”不高。应该说，这暴露了现行农民工社保制度的种种弊端，既不利于将来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也给未来国家的养老问题增加了新的难度和挑战

2.1.4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上，许多用人单位根本不与外来的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或合同到期后没有及时续签。企业主为减少企业成本，通常以口头协议代替书面签订劳动合同，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简单而且不规范，造成一旦发生纠纷难以调查取证的后果。部分已签订的劳动合同也存在着许多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内容和条款，如一些从事建筑、采矿等危险行业的用工单位私下与农民工签订“事故责任自负”的“生死合同”，为在发生争议认定劳动关系、维护合法权益上埋下了隐患

2.1．5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缺失

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一是子女义务教育困难。很多地

方没有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门槛很高，大多数农民工子弟只能选择教学条件不好，教学设施、师资质量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二是居住条件比较恶劣、很多农民工处于居无定所的状况、虽然不少企业有集体宿舍，但符合建筑安全和卫生条件的不多，简易房、工棚、地下室、旧房改造房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三是公共卫生服务不到位。目前城市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对农民工一直是一个难点和盲区，农民工计划免疫和妇幼保健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很低

2.1.6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

目前约占农民工总数60% 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遭遇“城乡双重边缘化”。由于森严的“身份壁垒”，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从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他们对乡村陌生，没有返乡的愿望，没有务农的技能，加上农地制度变迁使得他们不可能像父辈一样返乡务农。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却又不被真正接纳。新生代农民工受过教育，更具民主、平等和维权意识，对于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等现象具有更低的容忍度，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长此以往，极易形成一系列社会危机和不安定因素

2．2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路径

2.2.1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连接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大量农民工长期不被城市接纳乃至受到歧视，融不进城市社会，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这种状况不解决，不仅农民工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也可能造成不稳定因素。因此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分治和地区分割的二元制度结构。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使劳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分配，社会保障等与户口脱钩，让农民工平等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待遇

2.2.2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第一可参照新农合政策，通过降低交费标准，由政府补贴一部分，企业出一部分，农民缴一部分，使农民工尽量少缴或者不缴费，推动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二要缩小农民和城市职工保障水平的差距，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应该覆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工资收入者，打破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截然分开、差别对待的状况，打破地区分割，不断提高社会统筹的层级，最终实现全国统筹。三要建立健全转移接续机制，研究制定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衔接政策，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障跨地区转移。四是探索建立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比较特殊的群体，流动性强，因此可考虑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分开，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自身的体系。

2.2.3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

一是要加强农民工招用合同管理。所有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都必须依法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劳动合同试用期的规定，不得滥用试用期侵犯农民工权益。劳动保障部门要制定和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和监督，特别是重点抓好农民工比较集中的采掘、建筑、加工等行业的监督检查。二是要加强劳动安全管理。

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规程及标准，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发生重大职业安全事故，除惩处直接责任人和企业领导人外，还要追究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责任。

2.2.4多措并举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第一，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及其在维权问题上的复杂性，应尽快制定、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依法确定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利，明确对各类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给予处罚的具体措施，为农民工提供法律上、制度上的保护和保障。第二，劳动保障部门应依法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完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长效机制，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使农民工收入稳定有保障。第三，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对违规企业要加大处罚力度，为农民工维权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第四，要充分利用工会资源和手段。各级工会要不断完善工会维权机制建设，强化工会的维护职能，广泛开展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维权活动，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第五，加强对农民工维权的舆论监督。新闻媒体要敢于及时披露报道典型案件，为全社会关注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为维护农民工权益，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2.5加强和改善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公共管理和服务

农民工也是城市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在无法享受城里人各项公共福利的状况下，以极低的成本为城市的企业提供了大量利润，并创造了城市的税收，同时还在很多方面承担各种不公平的费用。因此城市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来对作为纳税人之一的农民工提供正常的管理和服务。政府部门应从管理向服务转变，按照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原则，进一步消除有关政策性和体制性障碍，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服务、住房问题完全纳入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系统之中，保障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实 现 农 民 工 与 市 民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均 等化。从实际出发，不断完善住房保障机制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的享受范围，使农民工的居住有保障。

2.2.6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

第一，要重视抓好农民工培训工作。政府部门要做好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要强化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岗位培训责任，同时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组织的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第二，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意识和能力。通过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使农民工增强法制观念，学会利用法律武器，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第三，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国家应把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同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行“9+1”义务教育，对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根据就业意向自愿选择专业，免费参加半年至1年的短期职业教育，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第四，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让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

2.2.7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小城镇建设

进城务工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但从长远和各地实际情况看，还应从多方面为农民就地转移创造就业机会。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之一。发展乡镇企业和发展小城镇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战略，两者可以互促互动、互为依托、共同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相融合有利于节约耕地、保护环境、有利于彻底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利于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在鼓励和支持劳动密集型的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 应引导乡镇企业相对向小城镇集中，对农民投资采取优惠措施，有计划地限制乡镇企业在一般乡村的发展，鼓励和促进农民进入小城镇开办企业 鼓励吸引外出务工农民回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实现小城镇发展和农村经济共赢。

2.2.8建设发展中西部城市

目前中国经济发达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区域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缺乏政府指导和服务，盲目地往东部经济发达的、现有成熟的大中城市转移。城市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现有的城市生态环境不能容纳农村所有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而生态环境在较长时期内是刚性的。因此可以借鉴巴西、美国的成功经验。如巴西的巴西利亚，就是为了改变巴西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促进北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建成。又如美国的“西进运动”实现了中西部城市崛起和人口、经济的大转移。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开发中西部，将经济发展逐步向中西部推进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无论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要求，还是将来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都有必要实施新一轮人口、经济的战略转移。因此，中国应结合西部大开发，将经济发展逐步向中西部推进，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在中西部建设城市，增加中国城市供给量，改变劳动力单一向东部流动的方向，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3.结论

农民工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规模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的增多，农民工问题日益突显。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看，农民工外出就业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更好地发挥这支城市建设生力军的积极作用，对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第五篇：县级党校存在的问题与出路

阳江市党校系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

县级党校存在的问题与出路

中共阳东县委党校

余焱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校作为党委直接领导下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作为党委的一个重要部门，在用集中培训轮训方式提高党员干部素质方面，起到了其他部门无法替代的作用，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保证了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的实现。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央提出大规模培训轮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党校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任务也显得更加繁重。但作为承担县（区）副科级党员领导干部以及股级党员干部、普通党员干部和村支部书记、主任培训任务的县级党校来说，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和困扰着县级党校工作的开展和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部分同志对县（区）一级党校地位的认识存在着偏差。县级党校作为县（区）委直接领导下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是党委的一个重要部门，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重要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主要任务是培训轮训本县（区）副科级党员领导干部以及以下党政干部和村干部。但在平时的实际工作中，不少同志对党校的作用和重要性缺乏正确认识，误认为县（区）委党校是县（区）委宣传部或组织部属下的一个部门。这种认识是非常不正确的，组织部和宣传部的 部长是由县（区）委常委兼任的，而我们党校校长则是由县（区）委副书记兼任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党校的格局比组织部、宣传部还要高。甚至还有些人认为，县级党校可有可无，党校的培训，无非是为了创收，对推动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用不大。这种观点更是大错特错。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依赖于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而培养和建设一支素质比较高的干部队伍，就离不开党校的教育培训。综观我市各县区的干部队伍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哪个地方、哪个时期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抓好了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哪个地方就有希望，经济社会发展就快。

党校的职能主要是教育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思想政治素质和党性修养，它的作用不是一时可以看出的，而是要通过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过程起作用的。这正如佛山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丘劲生讲的那样，从短期来看，党校是一个投入和消耗资源的单位，但从长远来看，党校教育对推动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用却是无法估量的。

二是干部教育培训经费紧缺。不少县级党校除保证工资外，其它方面的开支异常紧张，教学设施设备落后无钱更新，图书奇缺无钱购买，教师外出学习无钱供给，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就拿我市各县区党校的情况来说，县级财政投入到党校的经费非常少，连最基本的日常办公开支都不够，更不用说更新教学设备和选送教师到高等院校深造。所以财政投入的不足，也将制约着县级党校今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

三是校园规模小，设备落后，远远没能达到上级要求。从我市各县级党校情况来看，除阳春、阳西两所党校的校园条件好一点外，江城、阳东、海陵等地党校的校园建设都很不理想，场地狭窄，教学设施不全，设备落 后。拿阳东县党校来说，该党校还处在市区万福原阳东区委大楼，大楼陈旧破烂，规模较小，校园面积狭窄（只有2000多平方），课室不大，配套设施不全，没有学员宿舍，没有饭堂，更没有文体活动场所，停车场狭窄，信息化设备落后，多媒体课室配臵简单（只有一台小型投影机和两台电视机）。江城和海陵两所党校的情况更差，没有独立的办公楼，连远程教学网和多媒体课室都还没有，更不用说其他的教学活动场所。总之，县级党校目前的硬件建设远远未能与当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相适应，还有待加大力度进一步改善硬件条件。

四是干部教育培训缺乏针对性，方法方式落后。由于县级党校本身的局限性，信息不灵，视野不够开阔，在课程设臵上，多年来一贯制，老一套，缺少创新，培训的内容总是那么几门课程，理论学习与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相脱节，没能围绕当地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对实际工作和现实生活中人们关心的问题涉及少，急需和实用的新知识少，特别是联系本地、本部门的实际的更少，使学习内容显得比较空洞，没有很好地发挥出培训在提高素质、解决问题上的作用。同时，县级党校因受经费困难影响，教师不能开展社会调查，在教学中不能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探讨，导致培训缺乏一定的层次性和专业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都不强，影响了干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此外，部分教师的教学方法比较老化、单一，仍以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为主，对象不分层次、不分类型，缺少进行兴趣教学的探索和尝试，使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这种“先生讲、学生听”，“我上什么菜、你吃什么菜”，而且“吃来吃去”总是“老几样”，难以激发学员的兴趣，削弱了教育培训工作吸引力；部分教师很少采用现代教学手段，特别 是远程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教学效果大大降低；还有些教师教学缺乏灵活性，教学的互动性不强，没能很好地体现出参训人员的主体地位，使参训干部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难以调动干部的学习积极性。

五是师资力量的现状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县级党校的教师大多数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且毕业于八十年代，知识早已老化，需要更新知识，但由于经费短缺，无法选送到上级党校或高等院校深造来提高素质，只能靠教师自学来提高水平，因此，导致了教师知识更新慢，现有的水平不能满足当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需要。

在新形势下，县级党校应如何摆脱困境，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党校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党的十七大和李源朝同志在今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上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既为党校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给党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严峻挑战。随着干部教育培训内容和方式不断改革，特别是干部培训市场的发育和培植，党校的“主阵地”地位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我认为，县级党校必须要转变观念，把握机遇，积极作为，开拓创新，迎接挑战，才能在竞争中壮大势力，在竞争中发展自己。

一要积极争取县（区）委县（区）府对党校的支持，这是搞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促进党校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关键。党校是姓“党”的学校，从一个地方来说，共产党就这么一所学校，没有理由不办好。首先要争取县（区）委县（区）府对党校的资金投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党校工作条例》都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不断改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基础设施和办学条件。其中今年九月颁布实施的《党校工作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党校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并随 财政收入的增长而逐年增加。第五十五条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党校教学设施建设，加大基本建设经费投入，以满足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因此，必须要积极主动与县（区）委县（区）府有关领导联系，争取县（区）委把党校建设纳入领导工作的全盘计划，臵于全局的运筹之中，按照省委党校对县区党校提出的“七有”（有教学楼、有学员和教工食堂、有图书馆、有学员宿舍、有文化体育场所、有中央党校卫星远程教学网和省干部教育卫星远程教学网的地面站、有多媒体课室和电脑）要求，加大资金投入来加强党校基础设施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如县（区）财政有计划分期逐年投入，每年投入100至300万元，逐步把党校办成全县（区）第一流的学校，这应该不会影响县（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其次，积极争取县（区）领导支持和参与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党校每年制定教育培训方案的落实与实施，以及培训经费的调拨，都有赖于县（区）有关领导的支持。有的县区党校因为得不到主管领导的支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始终打不开局面，每年举办的主体班次不多，有的甚至一年都没有举办过一个主体班。同时，争取县（区）领导参与干部教育培训，主要是安排县（区）有关领导到党校主体班次中作动员讲话或授课，增强党校办班的权威性。再次，积极争取县（区）委支持，整合干部教育培训资源，把全县（区）各系统的干部培训统一纳入到党校培训规划中，避免重复培训现象，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如团干培训、妇女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培训以及公务员培训等，都应按规定上报县（区）干部教育培训协调领导小组审批后，由县（区）委党校和有关职能单位统筹安排，组织实施，做到对全县（区）干部教育培训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开展，从而避免各系统、各行业不规范的重复办班培训，增强培训效果，提高培训质量。二要创新培训方式和形式，这是激活学员积极参训的动力和源泉的有效途径。作为县级党校，在培训方式上,要做到“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敢于开拓创新，与红色地区党校或先进发达地区党校联合培训，实行异地教学。阳东县委党校在这方面，走在其他兄弟县区党校前面，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2007年组织科级干部到佛山、惠州和中山等先进发达地区的党校学习培训，今年则组织了科级干部赴湖南湘潭、江西井冈山和浙江等地学习考察，股级干部和普通干部也安排到县内参观北惯平地村和一些大项目如东平核电站和涛景度假村等项目。这种开放型的异地培训方式，对于开阔干部视野，提高干部思维能力，把过去“封闭型”培训变成了“开放型”培训，切实能提高教学感染力和吸引力，激发干部学习的积极性，使学员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由此做到理论灌输与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相结合，干部教育培训效果比较好。

三要树立“大服务”观念，举办各种论坛和讲座，这是提高党校自身地位的一个重要载体。县级党校开展干部培训工作，要围绕服务于县（区）委县（区）府中心工作这个重点来开展，立足于实际，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做到培训与服务并重，树立“大服务”观念，培训形式要多元化，在搞好常规干部理论培训基础上，有创造性地走出一条符合县级党校实际的培训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开设各种论坛和讲座，不定期地邀请中央、省有关著名专家学者来本地调研，举办专题报告会、座谈会、咨询会等，组织有关领导或人员出席参与聆听，为本县（区）党委和政府破解科学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做法，既可以提高县级党校的地位和影响力，又可以为党委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还可以让中央、省一些专家学者认识和了解本地的情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效性和现实性。基于这种思路，阳东县委党校创办了“阳东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论坛”，其中首期论坛已于8月25日在县大礼堂成功举办，取得了良好的开端。

四要继续深化教学改革，这是提高干部培训质量的保证。按照《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党校工作条例》要求，从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管理与实施、学员管理等多个方面深化改革，探索建立一套适合县级党校实际、适应干部教育改革要求的教育培训机制。在教学内容设臵上，要突出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党性教育的统一；在教学方式上，要做到读书与研讨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学员的主体作用与教师的主导作用相结合；在教学管理上，健全各项制度，完善评教考核制度。

五要加大力度提高党校教师综合素质，这是推动党校事业发展，提升党校声誉的必然要求。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培训效果。要制定相应的措施，鼓励和激励教师增强学习理论的自觉性，有条件的话，可以有计划地逐年选送一至两个同志到高等院校深造或组织教师搞一些社会调研，提高教师整体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