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业、煤矿、矿工三煤问题与出路

第一篇：煤业、煤矿、矿工三煤问题与出路

“煤业、煤矿、矿工” 三煤问题与出路

一、消失的优势

近年来，基于我国煤炭工业迅速从辉煌到低迷、从拯救全国到全国拯救的现实考量，经济界、学术界特别是行业内掀起了一场煤炭革命还是革煤炭命的大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社会精英对保障基础能源问题的关注和困惑。近期参加新一轮千名干部与万名矿长谈心对话活动，明显感到一些矿长的话题从谈安全偏向了话经济，大叹苦经。这无可厚非，安全问题的背后是效率问题，效率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在全国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煤矿企业的亏损面或已超过90%，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群体弥漫着悲观的气氛。在生存和健体面前，生存是第一要义，活命之后才有强身。

笔者认为，我国象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样存在三煤（煤业、煤矿、矿工）问题，区别仅在于农业为人畜生产粮食，煤业为工业提供能源，但共同保障了社会经济发展。基于这种现实关怀，本研究报告对制约煤业发展的几个问题予以廓清，以期从认识层面上厘正思路，从实践层面上找寻出路。

我国煤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呈正相关，建国以来曾随之仰俯12次之多，笔者感受最深的是发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最近2次，也是振幅最大的2次，目睹其攀上高峰又跌入低谷。如果撇开国民经济发展，如果不管市场需求，仅仅从时间轴看，这些年煤业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进步,煤炭产能超过40亿吨/年，煤矿科技化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高。可是，如果放眼整个经济环境，煤业的进步就很难让人满意了，既便是让人念念不忘的黄金10年，也是错把体量当力量，掩盖了关键矛盾和问题，错失了最佳窗口期。可以说，煤业黄金10年 也是失去的10年，今天的困境就是10年盲目发展埋下的伏笔。曾几何时，煤业在能源产业竞争中具备了3个天然优势，从而形成煤业的核心竞争力。然而，伴随着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煤业的3大核心优势正在逐步消失。

第一个消失的是规模优势。没有规模做不了大文章。提到规模，煤业沾沾自喜，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煤炭的基础能源地位没有变。实质是从大约15年前，煤炭部撤销，部属96个矿务局分拆后下放各省，就开启了煤业的各种折腾和衰落模式，地方割据和行业封锁陡增，再也无力实施大集团战略，规模经济效应荡然无存，最痛心的是失去了行业话语权。相比世界主要产煤国家，目前美国前4家煤业公司产业集中度占70%，澳大利亚前5家公司占71%，印度1家公司就占90%，而在我国，神华集团等前10家行业巨头仅占39.6%，明显偏低，难于调控市场。2014年7月以来，国内召开近30次联席会议遏制煤炭市场下行，由于行业囚徒效应，煤价踩踏事件不断，2015年前5个月还是降低了19%，6月份微弱反弹。这都是透支资源造成的折价，对国家经济有害无益。相比国内石油行业，1998年中石油、中石化组建后，迅速并购社会加油站和油库，至2011年就攻下全国总数的54%，确立了上下游一体化业务的优势地位。再看铁路系统，2013年铁道部撤销时，近乎成建制组建了铁路总公司。对比石化双雄 铁老大，煤业难于攥紧拳头，规模优势高下立现。

第二个消失的是资本优势。资源和资本历来是孪生兄弟。资本决定煤炭价格，而不是煤炭价值或市场需求，当前的煤炭产能过剩格局是资本炒作的结果，资本具有倍增放大效应。按照凯恩斯经济学观点，当资本的预期收益超过其供给价格或重置成本时，投资就有利可图，反之则反。只要有足够增量资金进场，即使产能过剩，煤价也是可以拉升的。当年国家投入4万亿资金，就是这么拉动经济的。风口之上，猪也会飞。2002年以后，我国煤炭需求以年均1.5亿吨的速率提升，2003年国家开始推行矿权招拍挂 工作，产生巨大投资引诱，吸引国资、民资、外资等各路资本，以及电力、石油、烟草等一些行业蜂拥而入，推进煤业长达10年的高速膨胀。期间，绝大多数煤矿只是利用充裕的资金一味地扩大再生产，产能产量增加了3倍之多，而在产业链有效延展、高新技术研发和引进、办社会职能卸载、衰老煤矿破产改制等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没能走出兴也煤炭、衰也煤炭 的轮回。2012年下半年以后，国家经济进入新常态，煤价失速下滑，业已腰斩，投资收益跌破了供给价格，造成煤业融资难、贷款难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少煤矿因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关停。眼下的煤业困境，就是资本出逃后的狼藉。

第三个消失的是劳动力优势。我国煤业是劳动力密集、工种最多的行业之一，多年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主要竞争优势之一。但目前我国劳动力总量出现拐点，主要支撑煤业需求的农村可供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大幅下降，同时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导致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弱化。有资料显示，劳动力供养成本，包括工资、福利、保险、管理等各项费用在内，约需要10万元/人年，占煤炭生产总成本的52%左右。由于煤炭开采高危，而且工作环境差、作业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与年轻人自我实现需求相悖，使煤矿招工难、留人难、管理难问题非常严重。从2015年4月国家煤矿安监局对山东省大中型、小型、灾害严重和煤质差4种类型20个煤矿抽样调查看，劳动力结构在恶化。一是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大多居于35-55岁之间，35岁以下的不足10%，以4050 为主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二是劳动技能与用工需求矛盾突出。整体受教育状况较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约占85%，工程技术人员仅占2%-6%，与安全生产要求不匹配。特别是劳动力队伍不稳定性，透支了行业当下和未来。2011-2014年平均工资下降了35%，拖欠现象严重，降低了劳动积极性，熟练技术矿工和工程技术人员甚至高层安全管理人员大量流失。

煤业是资源依赖性行业，资本、劳动力和煤炭资源自然禀赋是煤矿发展的根本要素，三大优势丧失直接导致了三煤 问题发生，但部分观点就像对待一些社会现象，习惯于从人性上找原因一样，认为是煤矿以量补价、变相降价、竞相压价等行为造成的。平心而论，这些行为，只是煤矿自救的本能反应，人性是不完美的，煤矿也是不完美的。不完美才会有进步，进步了才会发现新的不完美。让煤矿饿着肚子 去讲大公无私，是不现实的，也是不道德的。

扪心自问，为什么一个在国家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仍然占比66%、拥有580多万从业人员的基本面，又具备产供销完整产业链，而且拥有诸多世界500强企业、大型国企的煤业会做得如此不尽人意呢？笔者认为有几个严重的问题导致了煤业优势丧失。

首先，是被诟病已久的体制问题。顶层设计对于煤业的根本属性、定位和发展方向缺乏清晰的战略思维，不了解先进市场经济国家煤业集团化规模发展真谛，被暂时的困难所迷惑，有用的经验和明晰的战略优势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事后政策虽然有所调整，规划建设了14个亿吨级大型煤电基地，强力推动组建了神华、安徽两淮、河南两大煤化工、山东能源等大型煤炭集团，但无力挽回颓势，产业集中度、整体竞争能力未能如期恢复，覆水难收。

其次，是没有摈弃计划经济的惯性做法。在区域市场的庇护下，诸多煤矿企业思维官场化手段行政化，用在宏观经济战略思考上的时间太少，对经济规律缺少基本把握和预判，缺少以客户为中心 的目标导向，对于行业发展趋势缺少洞察和跟进，对于市场经营决策缺少应对与操作，遇到困难习惯性地寻求政策保护，而不是积极投入产业运营，被时代发展甩在了身后。这是痛苦的过程，也是重生的过程，跟不上趟的煤矿、老一代矿长将大批退出市场。

第三，是始终以产量论英雄。建国后煤炭长期短缺的历史，造成保生产、保供应成了最重要的任务，甚至在做编制《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调研时，不少煤矿还提出了产量倍增计划。这就是为什么煤业研究安全生产的人多而研究经济发展的人少的根本原因，而电力系统则不然，仅电力经济研究院就有数百人。煤业一味地埋头苦干，没有看到整个产业链，用战术的勤奋掩盖了战略的懒惰。煤业发展受制于各种因素，煤炭经济研究是个大问题，资本运作诉求是个大方向，需要组织专门力量研究国内、国际市场情况，研究电力、冶金等大客户需求。

沿着这些问题再往深处看，就会发现根本原因在于煤业落后的生产方式。多数煤矿都是模式一样、五脏俱全 的独立家庭作坊，犹如一座座孤岛，组织机构、产供销链条和岗位工种齐全，开采工艺和管理方法相似，大中型煤矿等于小型煤矿的几何放大。即使兼并重组，也只是煤矿数量上的加和。市场行情好时，就简单地做加法，上产能增产量；市场下滑时，就做减法，关井压产，周而复始。未来的竞争是全产业链竞争，而非单个企业间的独斗，打破家庭作坊樊篱，实现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增强煤业整体合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之举。

二、迷茫的前途

眼下，煤矿日子难熬，期待淘汰过剩产能、推动脱困转型和提升煤炭价格。一些煤矿坚信羊毛出在猪身上，积极跨行业布局，应对艰急时局，虽然在煤电、煤化工、煤建材等方面初步形成了非煤产业链，甚至在农林牧渔、娱乐影视、高科技等行业均有煤老板活跃的身影，不排除有转型成功者，但多数为劳动密集型项目，科技含量低、生产效率低、盈利水平低，自我创新发展能力弱，难以形成替代产业。有的煤炭集团还大幅减员降薪，努力自我救赎。总的来看，随着传统价值观的转变和生产模式逐步衰弱，面对行业困境，大多数的煤矿包括一些大型国有煤炭集团的负责人都徘徊在实现怎样发展的路口，不知何去何从，有几个认识误区占据着舆论高地。

一是继续整合重组。公开的信息已经明示央企合并重组是大势所趋，这被视为继上轮注资、下岗之后的又一轮改革，收获了无数掌声，会产生羊群效应。反射到煤业，在时过境迁的情况下，一些人仍然青睐大型煤炭集团，力图创建更大、更强、盈利更加丰厚的领军企业。可以认为，政策鼓励整合重组，恰恰是因为站位落后而知道路径后的模仿，属于阶段性后发赶超，未必适合煤业当前发展。从全国一些大型煤炭集团的整合重组看，多数是拉郎配，除了在企业规模排名上提高了位次之外，要么是增加了一道管理层级，凭空多了个婆婆，要么是简单的规模相加，额外添置了诸多摩擦。战略不明的强强联合 更不可取，技术优势代替不了战略优势。在我国庞大的煤业，再走整合重组之路，提高不了多少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覆水难收可以不收。笔者认为，我国煤业由大并小 更为现实，但这种行为动力应是内生的、建立在效率提升之上的，规模优势之失已经变成了沉没成本，独立思考、慎重行动、追逐机会成本方为上策。

二是强制关井压产。关井压产是煤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小煤矿是被抛出的那只羊。结构调整包括结构优化和结构升级两个相互联系的主要方面。煤业结构优化是指大中小型煤矿的各种要素比例关系协调、合理；结构升级是指实现煤炭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国煤业结构优化是通过管住增量、调整存量、上大压小、扶优汰劣 来实现的，主要是关闭小煤矿。从1998年12月起，已经进行了数次，小煤矿数量由2000年的3.3万个下降到2015年6月底的8000多个，同期小煤矿产量占比由27%下降到12%左右。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前些年煤业的增长是超高速的，投资比重越来越大，建设了大批数百万、数千万吨级的大型、超大型煤矿，但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却不能充分消化，导致产能闲置和浪费，降低了经济增长效率，并给未来增长带来隐忧。目前来看，煤业结构优化基本到位，继续依靠关闭小煤矿是消灭不了产能过剩的，即使全国年产9万吨及以下的小煤矿全部关闭，仅能减少产能4.4亿吨，而且在建产能却有14亿吨之多，并且关闭小煤矿多是采用行政强制手段，存在法律障碍，动辄拔刀弄拳，也显示行业畸形生态，无规则、无尊严。

三是重续煤电长协。电煤是煤炭消费的主体，占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电煤实行价格指导和重点合同管理。煤业在电煤与市场煤价格悬殊较大的情况下，长期让利在煤炭供给、运力配置和价格水平上对电力系统给予了保障。但现实中，一旦发生电荒，常拿煤慌 说事。据媒体报道，2012年夏季用电高峰前夕，在全国煤炭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电荒 预警再次来袭，而全国重点电厂煤炭库存稳居20天以上，煤荒 不再，电荒 却依然。究其原因，是煤电定价机制症结所致：一头放开，一头封死 的扭曲电价和一部分市场，一部分计划 的双轨制煤价。可见，煤业在煤电长协博弈中已当了多年的冤大头。自2013年1月起，随着全国煤电供需矛盾的缓解，国家取消了煤炭价格干预措施，实行了市场化改革，电煤价格直线下降。不少煤矿矿长渴望再续煤电长协，通过煤电互保 帮助脱困，但一切都在大规模变革之中，无论是哪一个煤矿，如果不能深刻地认识到资金正随着客户需求的改变而改变流向，求人不如求己，无论过去他们有多成功，都只能苟延残喘，直至被历史掩埋。

四是依赖政策支持。煤炭市场低迷持续发酵，国家着力宏观调控出手相救，先后出台限产限运、安全控煤、规范进口、淘汰落后、金融支持、税费调整等30多项相关对策和措施。多个产煤大省也奋起自救，山西省先后出台煤炭20条、新政煤炭17条，贵州省制定煤炭30条，内蒙古建立东部区煤炭销售联动机制，山东、河南、河北、福建等省也相继加入救市大军。盘点煤炭新政，多数措施集中在干预市场、减免税费、维护价格三个方面。从政策执行情况看，这些措施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煤炭生产成本，但对煤炭市场的走势没有多大影响，减少的成本很快又被市场吃掉，等于给继续降价增加了空间，原因在于无力使供需严重失衡的势头发生根本性扭转，不可能产生投资引诱，金融机构不会轻易对煤业另行追加投资。而且在现实中，减免税费反而更加刺激了生产积极性，进一步使煤炭供大于求。这说明，政府救市的效果是暂时的，政策保护不了注定下行的企业。

当然，还有其他N种认识。例如，主张彻底转型，但说不清资金、技术、市场、客户优势在哪，没有多少说服力；大胆尝试的，大多成了陷阱。再如，主张绿色发展、科技驱动等。前者没有弄清煤炭污染主要发生在消费环节，包括煤发电、煤焦化和煤化工等，属于化学性污染，错把煤炭生产利用全产业链污染计算到了煤业头上。后者把战术手段当成了战略目标，解放不了煤业，试想当下煤矿机械化程度远比10年前高，还是跌入发展低谷，就是很好的例证。

综合来看，上述认识还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不能从根本上指导煤业发展。煤业问题是系统性的、生态性的，解决的办法应是能够代表下一个10年的创蓝筹，即与宏观经济背景相协调的结构升级。善弈者,谋势不谋子。

当前，我国正面临资源节约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会对煤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随着国家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煤炭需求增速放缓，资金投入相应减少的格局将成为煤业发展新常态，短期内难以改变产能过剩、价格低位运行态势，但困境不是绝境，世上无夕阳产业，只有夕阳企业，煤炭只能替代不能取代。当前煤业困境只能说明依靠高投资、上项目、铺摊子的老路难以为继，新的发展阶段已经来临。美国的煤业也同样面临天然气的竞争、环保的压力和社会的质疑。

三、现实的出路

当国内煤业正在为如何化解产能过剩一筹莫展时，世界工业革命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迎来了智能经济时代，主要特徵是互联网+新金融 模式。如果说历史上是依靠残酷的战争消灭大规模产能过剩，智能时代则可以依靠大数据消灭过剩的产能。因为大数据与智能互联互通，让生产直接与消费对接，根据客户需求产生点对点精准定制，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产能过剩不会出现。我们对智能时代应有足够的认识，这是我国煤业彻底结构转型升级的弯道超车期，互联网和大数据会给煤业发展插上翅膀。在智能时代，煤业将会是模块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即三化 模式，煤炭生产销售是在资本纽带作用下，由模块式的可自由组合的专业公司完成的。

三化 模式运行机制。探讨煤业发展模式，首先应对煤业问题进行界定。在我国，煤业主要是指煤炭采选业，包括地上下采掘、矿井运行、煤炭销售和在煤矿工业广场附近进行的旨在加工原煤的洗选等辅助性工作，但不包括资源勘探、煤制品生产以及煤炭外运、利用和转化活动。可见，煤业问题实际不多，也就有三种情形，即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和销售的问题。一旦矿权确定，煤炭资源自然禀赋就决定了生产什么，说白了煤业问题就是生产方法和销售问题。

我国正在经历一场极为深刻的代际革命，资产的控制权正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移动互联将迅速而全面地渗入社会经济所有行业领域。也许只要10年，煤炭生产销售会与今天完全不同。煤炭生产前，销售公司会主动上门向煤矿订货，合同签订后在期货市场挂牌销售。煤矿会把销售合同交给金融公司，抵押生产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同时根据需要通知专业采掘公司前来签订开采合同。然后，采掘公司会把开采合同交给同一家金融公司，获得信用证，担保会在煤炭开采后获得付款。煤炭开采后，煤矿与采掘公司之间只需签单确认就行了。煤矿需要其他业务也是按此办法找相关专业公司承包。煤炭生产过程是在销售公司联网监控下完成的。这时候，销售公司会来验货并负责运走。在煤炭进仓后，销售公司则按照合同价格与煤矿结算，把销售款直接汇到金融公司，而金融公司会在扣除煤矿所有签单的费用后把差价留给煤矿。整个生产销售链都是产业金融在运作，各个环节之间都是契约关系。

三化 模式主要成效。亚当.斯密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变得富有，既要有技术进步，还要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劳动生产力提高来自分工，而分工依赖于市场特别是市场规模，即社会化生产。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经济发展越快，生产更加社会化。表面上看，三化 模式在技术、工艺、装备、人员等方面没有变化，实质上是生产的组织关系，即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要素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革命，真正实现了专业化分工、社会化生产，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资本运作诉求有望增加。在这种模式下，国家推进的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 科技强安专项行动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一是实现了简约高效管理。重构企业战略成长，内在推动力还是组织和人。煤矿内部无需再设置大而全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经营单位，缩减层次，缩小规模，整合功能，简单组织管理，即使是安全管理也可以找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代劳。煤矿变成了资源配置的平台，专注围绕市场、围绕客户价值提供产品和服务。

二是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煤矿用工大幅削减，破解了用工荒 问题，部分技术熟练矿工和技术人员会流动到专业公司或另谋出路，加上4050 群体正常退休，预计10年内每年能够减员40-50万人，最终全国矿工稳定在100万人左右，能够从整体上节约劳动力成本，并且可以锁定长期的用工风险。设备由专业公司配备，使用效率更高；煤矿不需要再投巨资购置生产设备，减少了设备闲置、损耗和折旧成本，同时减少了中间环节管理，降低了管理成本。

三是推进了安全生产。专业公司高度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由专业公司干专项工作，业务更熟练，技术更精湛，效率更高级，更有利于减少失误。同时，实现了生产链上关键流程的数字化，能够对大数据集中分析和应用，可以及时发现缺陷，尽早排除。

四是真正实现了规模效益。产品和服务实现数字化和互联互通，基本消除了信息孤岛，消灭了产能过剩，避免了价格倾轧。一方面，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功能，提供定制化的采销方案，按需生产，均衡生产，期现结合实现避险。另一方面，借助电商平台，线上交易，减少了流通损耗和加价环节，得到了流通利润。有资料显示，互联网、物联网每年能贡献高达2%-3%的额外收入。

结构升级路径。三化 模式是煤业结构升级明确的市场化路径，目标已聚焦，煤矿应发挥核心竞争优势，因地制宜，顺着路径去剖析路径，庖丁解牛，倾其资源，无以复加。

一是大力实施产融结合 战略。国家推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煤业发展正赶上由人口红利转向资本红利的二次机会。按照要素禀赋理论，产业结构升级不是靠经济效益，而是靠积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煤业发展产业金融是关键，如果不能做大做强这个关键要素，整个行业可能会沦为包身工，被剪羊毛。黄金10年 期间，大量煤炭资源被瓜分就是教训。煤炭集团应有平台思维，借助互联网，在股权多元化和股权激励等方面进行突破，发挥产业与金融协同效应，实施规模扩张。煤矿是产业金融的潜在客户群，可以提供相关的项目，反过来，产业金融可以为其提供融资、租赁、工程履约担保等服务。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推进融融结合，国际上无数大的保险公司、银行、担保公司、大型国际公司都是通过资源开发发展起来的。

二是积极培育专业公司。所谓市场，就是稀缺资源、比较优势互换。煤矿要解放思想，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参与产业分工，尽快向专业公司转化，围绕市场细分，走做精、做专的路子，推动比较优势从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密集型逐渐向资本相对密集型提升，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坚决退出盈利差、管控难、无协同优势的非主业经营业务，放弃也是博弈方法。能单独成立采掘、安装、运输、销售等公司的，就单独成立；不能单独成立的，也可多个煤矿组合。时下经营困难的煤矿，不必再囿于招工难、用工难而硬扛，而应报团取暖，采取交流、联合、劳务派遣等方式调剂使用矿工，先走出第一步，循序渐进逐步转化，以时间换空间。在互联网时代，心态、边界必须随之开放，阳光之下没有意外，长线趋势由内在要素综合决定。

三是政策层面需要保驾护航。政策制定遵照经济规律，在顶层设计与底层活力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才会迎来更多的机遇。真正专业化、社会化的煤业市场才能诞生伟大的公司，政府负面清单管制不可或缺，约束市场行为带来的负的外部性，应着力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增强制度性调解功能，建立完整的产业信用链条。国人偏爱国外产品，说到底是对信用的认可。契约精神、信用保证才是经济能否升级换代的关键。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市场化信用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互联互通社会信用信息，实现即时检索查询，加强信用结果运用和监督，依靠信用提振经济。煤业结构升级需要的是筛选机制、信用定价机制而不是刺激政策，泥沙俱下地给所有煤矿一个高估值，是纵容投机。另一方面，要着力改善竞争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国务院令第446号）把煤矿将井下采掘工作面和井巷维修作业进行劳务承包 定为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行为加以制止。从该令颁布10年来的执行情况看，并没有有效制止煤矿单项工程外包行为，真实的市场关系被扭曲，以更为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没有资料能够证明与安全生产之间存在定量关系，损害了制度规则的可置信度，应尽快予以废止，为煤矿放开劳务市场释放空间。既然我国的成本比较优势下降是大势所趋，不如开放市场，让煤矿在更凛冽的气候中搏击。

本文由金锐钻具整理

第二篇：河南“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出路

河南“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出路

河南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例大，农业在全省经济发展中位置举足轻重。全省９６６７万人口中，乡村人口占７２．８％；我省国内生产总值中５０％以上是靠农业及相关产业实现的。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小康目标的实现，而且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我省历届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我省农业和农

村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第一产业增加值由１９９７年的１００８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２３７亿元。农民收入稳定增长。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３年，７年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４．３％。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小麦播种面积稳定保持在７０００万亩以上，粮食总产量从１９９８年开始连续５年保持在４０００万吨以上，近３年来连续居全国第一位；棉花、油料产量分别居全国第二和第一位，畜牧业增加值等八项指标居全国第一位。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较大进展。优质小麦、优质专用玉米、优质水稻、优质红薯的面积不断扩大，分别占各类作物总面积的３８．８％、５５％、６０．２％和４７％；林业、畜牧业增加值的比重逐年上升，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全省粮食年加工能力达２５００万吨，占粮食年总产量的６０％以上；肉类加工能力达２３０多万吨，乳品加工能力７０万吨。

农村改革不断深入。顺利完成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进一步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完善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总体减负４２．８３％，人均负担由１２９元降至５５元。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全省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已达到７４０４万亩，旱涝保收田面积达到５７００万亩。完成人工造林４５０万亩，其中退耕还林３８０万亩。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全省农机总动力达６９００多万千瓦，仅２００３年就新增联合收割机２万余台，相当于前５年发展数量的总和。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和公路“村村通”工程，农村用电、交通条件得到改善。

农村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农村科普、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我们党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而提出的新的思路和方针。我省结合实际，集思广益，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和重点都在农村。今后，我们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始终不渝地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突出抓好中央１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扶持，突出抓好粮食直补、降低农业税、良种补贴和农民补贴的政策落实，使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发挥粮食主产区的作用，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宣传和执法检查力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好有限的耕地。要改变传统农业的粗放经营方式，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引导农民依靠科技提高粮食的单产和质量，实现增产增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使种粮农民有利可图，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做大做强粮食产业，把我省粮食生产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继续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以国家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为契机，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我省以优质小麦为重点的优质粮生产加工基地建设。以规模化养殖为重点，加快优质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加强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业。加强林业基地建设，优先发展速生工业原料林基地，推进林纸、林板一体化，大力发展名优特经济林，积极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业。

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拓展农民外部增收空间。首先，抓好县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其次，抓好劳务经济，推动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转移。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加快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搞好就业指导和中介服务，为农民及时提供外出务工就业信息，引导农民有序流动。同时，抓好

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在税收、投融资、资源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对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给予服务和支持。

加大投入，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落实好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努力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要加强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减少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

深化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加快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二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三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１１．６亿元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四是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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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三农”问题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的起源和演变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是紧密相关的，要想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针对其特殊性质，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扩展视野，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进行溯源，联系中国现代化的独特历程，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困境及解决对策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三农”问题现状.（一）农产品供给缺口大，粮食需求过于依赖进口.虽然近年来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但粮食生产供不应求的现状并未改变，粮食缺口有几千万吨。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3.5万吨，较2012年增加1235.6万吨，同比增长2.1%。从2004年算起，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但在过去的十年中，“丰年缺粮”的现实也不可否认，只有2008年与2009年两年时间产稍大于需，剩下年份均是产不足需，且粮食供需缺口日益增大。2012年我国农产品贸 易 逆 差 为491.9亿 美 元，同 比 扩 大44.2%，进口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14%。对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完全依赖国际市场来满足农产品与食物的需求是不现实的。

（二）农村基础设施差，教育落后.由于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就业机会匮乏，造成农村失业人口向大城市聚集。集中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就业的增长速度，导致城乡发展失衡，农村落后凋敝，出现过度城市化和平民窟问题。此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镇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7.26%和3.87%。在我国8.5亿6岁及以上乡、镇人口中，未上过学的占6.3%，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4.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4.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占4.1%。按照这种教育状况来看，完全无法满足现代农业的建设需求，更加无法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三）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收入增速变缓.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2003~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8472元增长到24565元，农民人均收入由2622元增长到7917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由5850元增加到16648元。若再考虑到城镇居民在养老、就业、医疗等方面的福利性保障和各种补贴等，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更大。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远不是帐面上的3∶1，而应该是5∶1，甚至可能达到6∶1，是我国建国以来的最高值，反观多数其他国家，其城乡收入之比仅为1.5∶1。而收入是经济状况和消费水平的集中体现，在物价尤其是农资价格居高不下、工业日用消费品和教育医疗等费用日益增加的今天，农民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二、中国“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一）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三农”问题的政策原因.国家一方面从农业、农村和农民那里攫取了大量资金积累，另一方面却强制地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长期滞留农村，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规模经营困难。这要归因于我国长期实 行的工业 倾斜政策———优先发展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将实现国家工业化视为“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为了加速实现农业国的工业化，中国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结果是：从农业部门流出大量资本的同时，却没能带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最终演变成全社会的利益关系向工业、城市偏斜，而农村、农业、农民处于不利地位，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农业资本长期投入不足，农业再生产能力扩大受到限制。

（二）城乡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实行的一系列制度是促进城乡二元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一是户口制度。1958年，我国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以此为基础，出台了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二是社会福利制度。国家规定城市职工可以享受各种劳保待遇，如公费医疗、休养、退休养老金制度直至丧葬、抚恤费等；三是产业结构。1978年以前，农村几乎没有工业，即使有也只是为农业服务的附属部门，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部门。正是上述的政策和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划分出明显的区别，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导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被扭曲。

（三）农民可支配的生产要素稀缺是“三农”问题的直接原因.中国的“三农”问题与人均农业资源短缺存在着密切关系，农业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着农业经 营规模的 扩大、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阻碍中国农业现代化。首先，人均农业资源稀缺限制了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土地紧张、资源短缺，高土地生产率和低劳动生产率 的农业

发 展目标，使得农民增收困难。其次，人均农业资源稀缺的现状限制了农业商业化和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只能采取小农耕作方式，无法积累资本发展农业商业化。最后，人均农业资源稀缺的情况限制了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口与资源不相匹配导致农业结构调整十分困难。

三、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一）发展现代农业，提升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第一，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重，实现农民增产与增收。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能直接增加农业产出，使农业生产者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增加收入，而且将带来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业生产成本下降，使消费者直接或间接收益，并为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提供更多可用资源，从而支持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当前农业发展应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工作重心，力求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形成平衡。政府也要根据发展的新变化，及时从单纯注重土地生产率的农业发展模式，转变到优先提高农业生产率、兼顾土地生产率的农业发展模式上来。第二，积极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加快农业技术进步。传统农业突破土地限制的方法，就是要发展基于农业的科学，运用科学知识和工业投入，设计出更为集约的种植，不导致土壤肥力下降的耕作制度。同时，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农业科研机构和人员激励机制，引导农业科研资源针对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针对农业新技术展开研究，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第三，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竞争力。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改变，中国人的食品结构正在经历由植物纤维为主向兼重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转变，粮食消费能力显著下降。这一变化使得农业生产要素向市场效益好、又能够在有限土地上密集利用劳动力和技术的农产品流动，引起种养业产出结构变化，从而扩展农业发展的广度。但是，在产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一些农产品的质量随之降低，为此，我国必须在保护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

（二）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利，培育新型农民.第一，提速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方面可以通过改

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设计使农村劳动力从农村顺利退出的机制。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势，建立起符合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人口退出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通过改变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新时期新阶段顺应城镇化提速的要求，改变旧的户籍管理制度，彻底扫清体制障碍为城市化的提速铺路。第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利益问题、经济问题，但其根本问题还是农民的平等权利问题。要想维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农民协会，使政府职能由原来的直接管控部分转变为间接管理，让农民协会能够部分承担农民自治职能。同时，在制度上坚持将国家与农民协会分离开来，保持其民间性和自治性，使其能够独立处理事务，并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另一方面，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违背农民意愿，干 涉农民的 生产和经营。第三，加强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新型农民的培育不仅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还有助于新农村建成向纵深推进。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全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强建设农村教师队伍，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农村教育事业。其次，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努力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具体而言，就是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最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引导农民树立新型农民的文明观、创业致富的新生活观以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观念等。

（三）以新农村建设统领“三农”工作的重点.第一，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一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农村现代化，城乡互补共促、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工作中应抓住四个重点：一是统筹城乡资源配置，二是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三是统筹城乡国民收入分配，四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第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快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财政投资，不仅能改善农村地区的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另一方面，要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的结构。目前，中国农村基础设

施投资的资金十分有限，需要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很多，如何根据农村的实际，确定公共投资的优先顺序，是有效发挥有限资金带动效应的重要途径。第三，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具体要求如下。一是要积极推进城市工业向农村工业的转移。为此，各级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吸引城市工业向农村发展，重点扶持一批骨干企业在行业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要加强生产基地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村工业化的核心，而专业化的生产基地的建立，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客观要求。三是要调整农村工业发展定位，着重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工业要重新崛起，除在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上创新外，还要调整产业选择和发展定位。应该向内部发掘，充分发挥本地优势，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切入点再次启动。

第四篇：“三农”问题的症结及出路

“三农”问题的症结及出路

何伟

发布时间:2008年2月27日

内容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之所以难解决，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现实的原因。我们对待农民所采取的理论、体制、制度、政策，是在原有城乡差别的基础上形成“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确立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二者就不平等，这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破除造成“三农”问题的体系，二是扶持农民的造血功能。

关键词：三农，价格剪刀差，惠农政策

十七大报告的主体目标是“为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报告提出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途径，以及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蓝图，并要求在2020年完成这一宏伟任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里程碑，是惠及十三亿人们的福祉，不论对它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不过在不到十三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一目标，可谓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一、“三农”问题的症结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民状况有所改善，但“三农”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仍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三农”问题为什么这样难解决，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现实的原因。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照搬苏联的，我国的“三农”问题就是这一模式造成的。我们对待农民所采用的理论、体制、制度、政策，是在原有城乡差别的基础上形成“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确立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二者就不平等，这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体制上，依据两种所有制理论建立起来的两种所有制体制，在社会资源占有、使用以及收入分配上，城乡是不平等的，农民除了占有集体土地外就一无所有，使资源分配体制化。在制度上，计划配置资源、财政收入及分配、社保、医疗、教育等等都是向城市倾斜，使二元结构制度化。在政策上，农民是二等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户籍、社会地位等等方面都与城市有差别，享受不到同等公民待遇。

在两种所有制理论的指导下，对“三农”问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具体差距表现在：

1.经济上的差距

出现四个剪刀差，即价格“剪刀差”、农民工工资“剪刀差”、征地价“剪刀差”、教育、卫生“剪刀差”。价格“剪刀差”。从1950—1994年，在45年间，国家从农民净拿走(减去国家支农投入)20100亿元。民工工资“剪刀差”。据全国政协代表计算，一个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在24 000元，而工资充其量在8 000元，一年贡献为16 000元。他们把青春和血汗留给城市，年老回农村，一无医疗，二无养老，仍是一个二等公民。地价“剪刀

差”。从1979—1997年，在18年间，国家从农民拿走了2.7亿亩土地，其差价近10万亿元，而把4 000万农民留给农村，他们耕田无地，做工无岗，经商无资本，养老无保障，成为“四无”农民。教育、卫生“剪刀差”。教育、卫生的优势资源均在城市，城乡存在着重大差距。高考录取分数，城市大大低于农村，而培养一个大学生占家庭收入比重，农村大大高于城市。城市大学教育几乎普及，农村大学生是凤毛麟角。农村的卫生、医疗条件大大落后于城市。

2.知识上的差距

在信息时代我国城乡知识差距可能比旧社会还大，在城市电脑几乎普及，小学生都能上电脑。在农村只有少数地区、少数人能用电脑。如果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财富。城乡知识差距可能比经济上的基尼系数还大，这是农村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3.政治上的差距

在全国所有群众团体中，唯独农民没有自己的农会组织。在选举人大代表上，农村所占比例也大大低于城市。

由于这些差距的存在，城市发展了，富起来，现代化了，而相比之下，农村却贫穷又愚昧。“三农”问题在我国，从理论到体制，从体制到制度，从制度到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使原有的城乡差别雪上加霜，究其原因，两种所有制理论是“三农”问题的症结。

二、应从惠农到还债

在对待“三农”问题上，政府采取了一些重大惠农政策，可谓是空前的，农民都感谢共产党。但这种感谢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必须在观念上有一个转变，应从惠农、恩赐农民，转变到还债上。根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今年7月9日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文章称，“仅仅以上工农产品剪刀差、土地、工资差和未上社保等几项，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估计也高达30万亿！”

根据农业部农研中心的材料，披露了目前国家支农的情况。

一是支农的力度不够。从1966年到2006年，国家对“三农”的投入，从774亿元增加到3 397亿元，增加了3.4倍。而同期国家财政收入，从3 661亿元增加到20 450亿元，增长到了4.6倍。支农在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21.1%，下降到16.6%。支农投入慢于中央财政增加幅度。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中央财政支农支出，2002年为120亿元，2005年为148亿元，占当年中央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由1.2%降低为0.9%。令人奇怪的是近三年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是徘徊下降的，2003年为527亿元，2004年为542亿元，2005年为513亿元。即便在增大的财政投入中，有些不是直接用于“三农”，如大江大河治理、“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对于国有企业农产品政策性价格补贴以及造林支出等等，这些费用都不是直接用在农民身上。将这些扣除，真正用于“三农”的大体上在1 500亿元左右。

二是多取少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仍大于国家的投入。第一项贡献是农民交纳的税费。虽然国家减免了农民的四税和三提五统，但农民和其他公民一样要交

纳各种税费，据有关权威人士测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负担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车辆购置税、生活消费中的增值税、营业税、存款利息税等，2003年大体为4 788亿元。第二项贡献是土地差价。仅2005年国家从土地差价中拿走了2 655亿元，而同期全国支农支出和农业支出分别为1 644.9亿元和867.3亿元，国家拿走的都超过支农支出和农业支出。第三项贡献是农民工。凭借样本调查和宏观数据，进行一些粗略估算，2005年农民工提供的国家财政收入为3 300亿元，占国家总财政收入的10%左右。这一估算与北京市调查结果相接近，在其地方财政收入中至少占1/5(见2006年2月1日《工人日报》)。虽然近几年国家对“三农”的投入有所增加，但农民每项贡献都大于国家的支出。

三是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近日说：“2004年和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3.21∶1和3.22∶1，去年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 172.5元。”虽然从2004年、2005年、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三年都超过6%，是1985年以来首次。但据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预测，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突破3.3∶1。以上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论相对数还是绝对数，近几年仍在继续扩大。

从以上数字来看，任何一项国家的收入都超过了国家的支出，多取少与的现象并没有根本改变，并且差距还在扩大，这应是不争的实事。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树立起对农民还债的思想，才会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三、应从输血到造血

目前国家对支农的投入基本上是属于输血，有的属于撒胡椒面，如粮补，是平均分配。这种支援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三农”问题。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破除造成“三农”问题的体系，二是扶持农民的造血功能。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村，首先打破了两种所有制的体系，冲破城乡分离、工农的割据，就地实现了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就地实现了农村向城镇的转化，就地实现了农民向居民的转化，大大缩小了城乡差别。但这只限于少数农村，绝大多数农村还做不到。所以国家除了向农村输血之外，应把重点放在扶持农村的造血功能上。目前农村造血最缺乏的资源有两种：一是资金，一是知识。这两种资源我国目前并不缺乏。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4 000亿美元，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使大量资金和知识闲置，这是一种巨大浪费，应派上用场。

1.在资金上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一方面表明我国经济实力雄厚，综合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过量外汇储备也有副作用。一是资源浪费。因为货币只有在流通中使用，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一书中，讽刺主人公把钱埋入地下，是土地主，守财奴。我们看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二是大量外汇储备在国外我们也是吃亏的。我国外汇储备大多采取美元形式，一旦美元贬值，会给我国造成巨额损失。我们用外汇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再用这些钱向中国投资，两方获利大不相同。据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讲：“两者资产收益差异大体在2-3倍。”三是大量外汇储备，使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施加压力，以各种借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我外贸出口，压制我国人民币升值。目前我国政府已注意到这些问题，逐步使外汇减持。在减持中，能否拿出一定数额来用于农村，一方面把减持的外汇派上用场，另一方面也向农民还债，作为造血功能的基金，促进新农村建设，早日实

现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2.在知识上

目前应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新农村建设。一方面充实农村知识，还能发挥他们的才能，农村是他们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也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难，就可以使大学扩招。目前大学停止扩招是我国一个重大损失。我国现在万人大学生拥有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印度比也有很大差距，大学不扩招就不能提高我国公民的大学教育程度，城乡知识差距就很难缩小。

将资金和知识相结合，就能形成巨大能量。各村应因地制宜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创建造血功能，这是落实科学发展的举措，是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央应大力领导和扶持。为了推动这一工作有成效的进行，应当在现有体制外，在各地政府支持下，组织社会机构来执行，其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可效仿世界银行贷款或联合国扶贫基金的办法，政府不要介入。

这一建议可谓一举多得，对缓解“三农”问题会大有帮助。

《经济研究导刊》2007年第12期

第五篇：红色旅游的问题与出路 - 副本

【摘要】本文对悄然兴起的红色旅游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把红色旅游作为当今奖励旅游、社会旅游和修学旅游的主要形式，改变红色旅游的现状，使其向多样化、深层次发展。

【关键词】 红色旅游 奖励旅游 社会旅游 修学旅游

红色旅游，是指以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为吸引物，组织接待旅游者进行参观游览，实现学习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松身心、增加阅历的目的的旅游活动；是把红色人文景观和绿色自然景观结合起来，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主题旅游形式。其打造的红色旅游线路和经典景区，既可以观光赏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增长革命斗争知识，学习革命斗争精神，培育新的时代精神，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

近几年来，红色旅游正在悄然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4年12月底颁布的旨在推动与促进红色旅游业发展的《2004-2010年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推动了红色旅游的升温。

一、红色旅游存在的问题

1、红色旅游活动形式较为死板，吸引力不足。旅游开发活动多为橱窗展示、静态观光内容居多，这直接导致了游客的参与性较少，而且缺乏新奇感受，实际上对于处于和平时期的当代人来说没有很大的吸引力。旅游消费者到红色旅游地旅游，经历的都是千篇一律的主题和形式，虽然红色旅游和感受革命历史是高尚的，能够吸引一定的回头客，但红色旅游毕竟首先是一种旅游，倘若形式和内容过于单调肤浅，是不可能吸引大量游客的。现代旅游已经越来越强调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只有游客充分融入其中，才会感到“不虚此行”，也更容易吸引回头客。因此，红色旅游景区应加强红色旅游的参与性与趣味性。

2、红色旅游景区低层次开发和重复建设较严重。相当一部分红色旅游景区的开发较为肤浅，没能深入发掘红色旅游的内涵和精髓，与老区的历史文化脱节，政治色彩过重。旅游活动内容较狭窄,不少红色旅游景区由于地理区位、知名度和开发深度不够等原因，陷入了一种低层次重复建设的循环之中。目前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对较为简单和普通，少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旅游项目。与此同时，在很多红色旅游景区“红色”两个字却不突出，大量现代建筑环绕，旅游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还有待提高。同时，开发的盲目致使有些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不到位，主要是因为各地为了在红色旅游潮中分一杯羹，也为了响应先进性教育，而忽视各地的实际情况，盲目的投入财力、人力、物力，求全求大，对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没有足够的重视。

3、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不完善。与红色旅游景区低层次开发和重复建设相伴而来的是综合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的不完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一直都是红色旅游区面临的难题，加之近年来红色旅游的迅猛发展，这一问题就更显得棘手。发展旅游业所必须的可进入性、住宿、区内交通等配套环节跟不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这必然而且已经在制约着老区红色旅游的长远成长，并最终影响到老区的脱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此加强红色旅游区的配套设施建设是当务之急。

4、红色旅游景区“各家顾各家”，缺少统筹规划。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各地没有主动地把自己置于全省乃至全国的旅游发展大环境中，因此，即使上级旅游部门做了一些统筹规划，但如果各个红色旅游景区的观念没有转变，这样的规划其效果或执行程度就必然要打折扣了。可以想象，一个旅游景区如果不能真正地站在一定的高度看自己，那么其主打路线的选择、旅游品牌的树立、旅游项目的策划、旅游产品的开发等方面就很可能缺乏大局和长远的战略，甚至与其他红色景区雷同，从而使自身的竞争力减弱或消失。

5、游客类型相对单一，消费水平普遍不高。目前，各红色旅游景区都是传统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基地，观光游览或疗养的旅游功能相对不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游客的类型是一种限制，主要是国内游客，而且青少年占了不小比例，再加之多数是团队旅游，消费能力和预算有限，造成红色旅游景区旅游人次不少，但收入不高。另外，由于旅游开发不完善，旅游者在景区停留的平均天数较短，进一步限制了景区的收益。

6、红色旅游景区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由于不同红色景区的地理区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开发红色旅游的时间也不同，造成了红色旅游区发展的不平衡。红色旅游景区管理体制的问题主要是在对景区管理中权利的横向与纵向分配问题。第一是在红色景区的行政区划上存在“一区多治”的现象，这导致了不同的行政区之间为争夺各自利益而疏于合作，造成了影响旅游业发展的许多问题，例如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旅游地基础设施建设、双方共有资源争夺、客源市场的恶性竞争等，极不利于红色旅游资源的联合开发。其次是一个景区中各个管理部门的管理权限划分不清，造成“好处大家抢，责任互相推”的管理混乱局面。

7、红色旅游政府“买单”的现象较普遍。按照中央部署，“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是以全体党员为对象，在党内，任何级别的领导干部都只是其中普通一员。那么我们的“红色旅游”是不是应该包括全国近7000万党员呢？如果包括，谁来买单？如果不包括，怎么体现全体党员接受教育的这一理念？仔细看看谁在进行“红色旅游”，就可以发现出发的多是一些领导干部。要知道，仅仅从接受教育这一点考虑，千千万万普通党员更需要机会。

二、红色旅游的出路

1、作为奖励旅游的形式。奖励旅游，英文为“incentive tourism”，其实更确切的翻译是“激励旅游”。奖励旅游是现代旅游的一个重要项目，是为了对有优良工作业绩的员工进行奖励，增强员工的荣誉感，加强单位的团队建设，用公费组织员工进行的旅游。但这种旅游又不单纯是观光休闲，一般企业会通过专业性的机构在旅途中穿插主题晚宴，以及“惊喜”、“感动”的一些小创意活动，以弘扬企业文化，传达对员工或经销商的感谢与关怀。奖励旅游让每一位参与者都享受一回“VIP”的体验，成为其“生命中的经典之旅”，激励范围广、时效长。企业以此激励他们不断为公司创造价值。今天它已经成为企业促进业务发展、塑造企业文化的重要手段。

把红色旅游作为奖励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既能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塑造企业文化，又能让员工学习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松身心。另外，还能给革命老区带来经济收益。

2、作为社会旅游的一种形式。1980年发表的《马尼拉宣言》中明确指出，旅游活动也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之一。为了使旅游活动同其他社会基本需要一起协同发展，很多国家将国民旅游纳入国家社会发展的内容之一，使旅游度假真正成为人人享有的权利。但是，在许多国家中，毕竟还有相当数量的的社会下层。这些家庭的经济收入之低，使其无论怎样节俭恐怕也难以挤出可用以旅游度假的开支。对于这些低收入的贫困家庭，有些国家采取通过由国家、地方政府、工作单位、工会或户主所属的其他组织团体提供资助或补助的办法，帮助他们实现外出旅游。这便是所谓的社会旅游（Social Tourism）,亦称社会补贴性旅游。我国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大众化旅游的到来。但从社会学方面来说意味着我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国家、地方政府、工作单位、工会能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资助或补助。把红色旅游作为主要的方式帮助他们实现外出旅游，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3、作为修学旅游的形式。修学旅游是素质教育的一种手段，学生收获最多的是体会异国他乡另一种文化氛围。“游学”，也叫“修学旅游”，最早起源于英国，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游学本意指在校学生学习期间，为了配合课堂及书本所学，弥补其不足而开展的以丰富知识、增长见闻、扩大视野、培养素质、增进交流以及学科实践等为目的的旅行活动，是学生接触世界、增长学识、感受异国文化、加强人际交往的有效途径。“修学旅游”是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种旅游形式。在发达国家，学生有组织、有计划地出游的修学旅游十分盛行，并被认为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青少年修学旅游是旅游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修学游作为新兴的文化旅游产品之一，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修学游不仅让学和玩两不误,而且让教育和旅游两个产业和市场也相得益彰。但我们却发现修学旅游已逐渐发展成为富人的游戏，已日益成为旅行社的宠儿的现象。借助红色旅游的东风，我们把青少年修学旅游和红色旅游结合起来，既能满足青少年学和玩两不误，又能实现红色旅游的核心的意义，让青少年学习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振奋精神和提高爱国心。

另外，进一步把革命老区作为青少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同时把红色旅游与“农家乐”旅游相结合，集接受教育、放松身心、陶冶情操、增长知识为一体。改变红色旅游的现状，使其向多样化、深层次发展。为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