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第一篇：浅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浅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摘 要】：中国农村，由于人口基数大，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加之现行的政策法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约束性，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又有许多新特点，怎样才能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呢？现实的做法是在继续发挥农业部门对劳动力蓄水池作用的基础上，加快城镇化进程，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 就业 【目 录】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的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迅速提高.但同时伴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农业新 技术的推广及应用,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激活了农民的经济意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通过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使中国农村的人地矛盾得到了缓解,提高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整个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过大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目前仍面临许多困难,影响了农村现代化和农村建设的步伐

据统计，我国目前约有4．6亿农村劳动力，其中农业资源能容纳1．3亿，乡镇企业已容纳l.3亿，外出务工经商约5000万，从事多种经营约2000万，剩余劳动力约l.3亿。此外，每年还将新增加农村劳动力1600万。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关于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创立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二元结构模型”，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由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组成。在传统农业部门，生产的基础只能是有限扩展的土地面积，另一方面，农业社区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劳动力严重过剩，处于不充分就业和隐蔽性失业状态，农民收入仅能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而工业部门的扩张又为农业劳动力提供无限供给保障的可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向一元化转变。

后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二人提出了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重视技术变化的“费一拉尼斯二元机构”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等在1907年发表的《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一文中创立了著名的托达罗模型“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论’,模型认为：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因素和基本动力是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成本与受益的比值、心理因素、预期城乡工资差异、城市就业概率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1我国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

由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15~19岁年龄组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在逐年上升 农村也遵循这一规律正在发生变化。据有关学者预测，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之势将一直持续到2020年方有下降之势，但总量的增加仍将持续到2025年。显然，这种年龄结构将使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日趋增大。另外，考虑出生人口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制度的完善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发展对耕地占用和沙漠化对耕地的吞食等因素，将会有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释放出来。农村适龄劳动力人数不断增加造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超过了城市劳动密集型工业所能吸收量。从而制约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2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影响了其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

托达罗认为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因素和基本动力是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成本与受益的比值。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制约了其预期收入的增加。2001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0个省(区、市)6万多农户、18万多农村劳动力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初中及以下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7．8％，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13．6％。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而生的，大多属于现代经济部门，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我国广大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均相当落后，受到专门技能训练的劳动力比重低，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边际收益率决定的，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只可能保持农村劳动力只能朝建筑、运输等行业转移。

3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完善

由于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完善导致农村剩余劳动累获取就业信息的通道不畅，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外出就业以依托传统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为主，大都是自发的，由政府职业介绍部门组织安排外出工作的很少。

现行的户籍及土地制度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我国现行的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虽然有所改革，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城乡居民在社会地位、身份、就业、住房、补贴、劳保、福利等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在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下，他们无法取得与当地市民平等竞争的权力和平等待遇，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在城镇不能长期稳定地就业，致使相当部分的劳动者在城镇干几年后又回流到农村，形成逆向转移。

（2）土地承包流转制度也是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农民承包土地的耕种，经营权转包或出租、互换，宅基地置换，成为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后顾之忧，致使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承包土地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不利于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造成某些地块种植粗放，甚至撂荒，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牵扯了外出务工人员的精力，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

一 继续贯彻计划生育，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由于人口基数大，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多时导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很好转移的因素，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继续大力紧抓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减轻人口压力。

二 继续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仍是弄个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到 1999 年底，全国乡镇企业7071万多家，创造增加值24883 亿

元，比上年增长12.2%,出口商品交易值7744亿元，增长13%利润额5985亿元增长17% ；上缴国家税金1789亿元增长13%。目前农村社会增加值近2/

3、国内生产总值近1/

3、农民收入的1/

3、工业增加值的1/

2、出口创汇的2/5都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取得上述巨大成就的同时，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转移了农村1亿多的富余劳动力。1978~1999年平均每年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600万人成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乡镇企业由于资本密集度较低，其就业生成能力比城市国有企业要高得多，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三 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制度障碍，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一）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由于农民对于土地具有的经营权和使用权不利于农村的土地流转和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业产业的转移。因此应当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具体来说，应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修订土地政策，允许耕地的市场化流动,促进耕地的规模化经营。对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转移意愿的农民，应该允许他们依照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采取转包、出租、转让、互换等多种形式，把承包期内的土地流转给其他农民或企业从事农业生产，从而获得他们离土离乡、在城镇生活所必须的基本保证金和经营资本；对那些有一定耕作经验和经营能力、而又不愿离开农村的种田能手，应该向他们提供资金帮助，允许他们按照市场价格获得土地和大型农业机械，通过耕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加速农业规模化经营。

（二）改革城乡差别的户籍制度，还农民平等的公民权。

改革现有户籍制度，逐步使户籍与劳动者就业、子女入学、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脱钩，使户籍成为纯粹的登记制度，仅用于统计人口分布状况，为人口的合理流动创造基础性条件。逐步实行国际上通行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以及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全体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城乡人口的流动健康有序。这也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有效转移的重要保证和长远之计。

四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普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一）继续推进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保证适龄少年儿童入学。近几年，尽管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并逐渐免去农村义务教育的学杂费，但由于二元教育体制的存在，农村得到的教育投资仍是有限的，无法满足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这严重影响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应继续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此外要唤起广大农民对教育投人的重视，造成国家、企业、集体、农民个体和社会筹资办教育的多元投资机制。鼓励海外侨胞、城乡经济大户，自办联办或捐资发展农村教育。

（二）改革农村基础教育（中小学，包括幼儿园），把目前的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应试教育把学生升学作为唯一目标，在教学内容上只重视知识教育，其结果是为农村培养厂一批批一心“跳农门”的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实行素质教育，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在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上，注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实用技术，为农村培养高质量的劳动力。

（三）要在农村推行就业培训，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地建立就业培训网络，根据市场和劳动者的就业需要，建立长年性、专业性的职业学校、培训中心，举办行业技术培训班，提高农民生产和

谋职的劳动技能。同时也可以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农民技术夜校、短训班、电视教学等，开展短期职业技术培训，使农民掌握必要的基本职业技术技能，以适应就业的需要。五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一）健全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就业机会和就业管理的均等。建立和健全劳动就业市场的法律规范，保护劳动者之间的公开、公平的就业竞争，增加就业市场的透明度，约束用工和劳动中介组织行为，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向农村劳动力提供与城市劳动力同等的获得就业参与的机会，消除农村劳动力在获得教育、就业服务、职业培训上的巨大差别，对城乡劳动力一视同仁；规范企业用工管理，切实维护职工在企业中的合法权益。

（二）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加强市场信息服务。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输出的集中地区。要建立、健全企业用工信息网络，通过报纸、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公布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降低农民工的信息搜寻成本。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营造就业、居住和流动的良好环境，降低迁移成本，逐步消除因城乡户籍而割裂的劳动力市场。

六 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由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数大，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不会根本改变，仅仅全部依靠国内吸收有一定的局限性。国际经验表明发展劳务输出对缓解一国就业压力大有益处。目前，我国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韩国、日本、俄罗斯和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地区、马来西亚以及中东地区则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需要输入一部分外来劳动力，这使得我国的劳务输出有很大的市场。因此我国有关部门应该结合国际劳务市场的发展需求，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选择和培训以及有效的组织，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输出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七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也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

市场经济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明白,初级农产品附加值低,卖不出好价钱,必须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才能增值增收。因此,大力开展农产品加工业势在必行。而农产品加工,如蔬菜加工、果品加工、水产品加工、畜产品加工等等,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都需要吸入大量人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在转移劳动力方面同样具有很大潜力。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流通滞后,农业服务的中间环节不健全,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民信息不灵。面对风云变幻的市场,农民不得不走一步看三步,十分被动。解决这一难题,有赖于农村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农民转移到流通领域中来,通过有效的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使千家万户的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市场衔接起来,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形成大产业,大流通,获得大效益。

八 高城市化水平是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

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的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现象，从一个侧面表明，主要依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就地吸纳模式，已无法解决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加快城镇化进程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根本出路。

（一）大力发展农村小城镇

通过工业化与农村城市化相结合，大力发展小城镇，使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小城镇从事非农产业，既可使大量的农民迅速非农化，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可以提高我国城市化程度，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增长。要做好小城镇发展的规划有重点大发展一批小城镇，不能选择“遍地开花建小城镇”的非农化和城镇化道路。因为小城镇遍地开花，分散发展，规模过小，形不成相应的城市功能，不利于提高投资效益，也不利于保护土地和环境资源。应在统一规划下，以现有的县城为骨干，同时选择部分条件好的建制镇重点加以发展。

（二）形成合理的城镇规模结构

。我国城镇化存在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城镇化水平的滞后上，还表现在城镇的层级结构不够合理上。我国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数量的构成是1：1.1：5.0：10.7。特大城市与大城市数量相近，中等城市与小城市相差一倍，而大城市与中等城市却相差4倍。小城市与建制镇的比例是1：44，与一般集镇的比例是镇的比例为1：109。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其中一部分升级为小城市；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发展大中城市，我国中等城市向大城市跃升的空间还相当大。今后，城镇化政策的核心要由以控制城市规模为主转移到发挥城市积聚效益和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结构上来。

【参考文献】

［1］ 刘怀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2］ 李爱：《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府行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3］ 李华：《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与实践》，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03月第1版。［4］ 郭庆：《现代化中的农村剩余劳力转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5］ 李玉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区域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08月第1版。［6］ 杨柳青：《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何在?》，《四川科技报》，2000年/11月/15日/第002版

第二篇：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

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

摘要：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业科技逐步普及后，农业人口相对于有限的土地资源显得过于富足。转移劳动力是解决剩余、优化就业结构的必然选择。九十年代以来，农民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成为一种主流趋势。面对因此带来的诸多问题，需要从强化政府职能，提高劳动力素质，拓展农民工就业渠道，加大社会公益力量等多方面予以改善，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序进行，加快和谐新农村建设步伐。

关键词：农民工；留守儿童；就业；

我国目前已有1/3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仅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就约有1亿人。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劳动力不足的有效补充，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不可或缺的就业主体。但是，过量的农民工进城，也给城市管理和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现已成为当前政府最为关注的难题之一。

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本原因

1、人口因素。一般说来，生产资料总量越多，吸收劳动力越多。农村人口基数大，绝对人数增长快而农用耕地少，造成农村劳动力与耕地比例严重失调。目前我区人均占有耕地0.97亩，（我国人均占有耕地1.2亩，世界人均占有耕地5亩），且耕地面积还在锐减，膨胀的人口聚集在日益减少的土资源上，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2、生产率因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税改革、农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等一些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出台与实施，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这也同时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3、产业结构因素。长期存在的以种植业为主，林牧渔及乡镇小型企业为辅的产业结构，且林牧渔及乡镇小型企业所占比重非常小，加上二三产业滞后，经营条件和经营环境优化相对不足。我区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吸纳了大量富余劳动力，但近两年来随着企业的改制，所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后，企业生产资料提高了，管理体制比较科学了，这样使其吸纳劳动力能力日趋减少，另外农村三产业落后，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少。

4、城乡体制因素。原有的二元制即城乡分割的户籍就业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致使城乡间要素失衡，使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限制了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非农产业，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富余。

二、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培训

“您认为农民到城市打工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在这个问题的调查中，60％的农民认为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村里出去务工的农民普遍表现为整体素质低，“眼高手低”就业难。他们大部分是小学毕业，缺乏专业技术技能，且不愿意或无经济能力参加收费的培训项目。而他们又试图寻找工资高的工作，雇主和工人信息的不对称更加限制了农民工良好愿望的实现。在农民工职业培训的问题上，政府也做了一定的工作。县城里的职业中学也为没有考上高中的青少年提供职业教育，并予以每人每年2000元的补助；县政府，村委会也有不定期地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然而却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对此并不知情。因为村民普遍文化素质较低，对于政治政策方面了解颇少，不太关心。这在政治专题调查上有所体现，很多村民对于村干部、重大决策的产生，政务财务公开状况问题上都显得神情漠然。而村民外出务工很多都是自发的，他们长时间在异地他乡，只有在农忙有事，或过年时才回村和父母、孩子团聚，很少有时间和精力，或者说没有意识要去关心乡里有什么措施政策。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于培训的力度不够，影响力小。实际上，村民们是愿意接受实用的职业培训的。但据村民介绍，“村里的职业培训课程很少，时间又短，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去县城又太远，不方便。”试问这样的培训怎么会有群众基础，拿什么来吸引农民去参加呢？另外，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的宣传也相对较少，没有深入人心，使得很多农名工对培训的了解不足。

三、农村社会保障

一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问题，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如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这一措施见效颇为明显，使得许多外出务工人员都能高高兴兴地领到工资回家过年。

但当前农民工在很多方面仍然面临着问题，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作为建筑业、加工制造业与很多服务行业的主要劳动力提供者，外出的村民大多从事的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甚至是危险、有毒、有害的工作，却得不到相应的医疗、保险等政策保障。他们法律意识淡薄，普遍缺乏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意识，在发生争议时也就缺少法律的保护。出去打工的农民中很多人并不知道五大社会保障的内容，并不理解社会保障，因为户口还留在农村，他们还是农民，身在异乡的他们势单力薄，属于弱势群体，这些城市里的所谓保障与他们是遥不可及的，他们的要求就是能拿到工资，回家盖房、结婚，改善现在的生活状况。

四、农民工家庭生活

首先，我们来看看农民工的生活情况。他们大都超时工作，业余生活单调。他们之所以愿意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是为了努力赚钱以摆脱家里的贫困状况。他们能吃苦，肯出力，任劳任怨且廉价，他们干着城市里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由于大部分工厂企业都实行计件工资制，他们为了能获得更多工资总是加班加点。高强度、长时间的透支体力工作，损伤是显而易见的，加之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或出租房内，农民工疲惫的身心难以得到有效的调整和恢复。

在很少的空余时间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也未得到重视。他们社会交际圈子狭小，看电视、打牌和睡觉成为他们最主要的休闲方式，而年轻的打工一族在单调枯燥的打工生活之余也学会了上网，网络成为他们新的精神寄托。

然后，再一个备受社会关注的是留守儿童的问题。在家中青壮年都出外打工的情况下，家中种地、喂养牲畜的担子就落在了老、弱、妇、幼肩上。在华严村，我们随处可以看见这样的情景：年迈的老人在地里干着农活，稚气未脱的孩子在一边熟练地帮忙„„由于时值暑假，我们没能看到这些孩子去上学的样子。相对于城市里的孩子饱受父母的关爱，下课后参加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大部分的农民工子女却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而长期远离父母，独自承担过于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长期不能与父母一起生活，得不到有效的监护和引导，孤独生活对这些留守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容易产生不良影响。他们心理健康方面已呈现出的一些倾向性问题。村民们反映，九年义务教育在这里确已普及，但很多孩子要么娇惯要么冷漠，不爱学习，甚至厌学。初中勉强毕业就去打工，走上父辈的老路。如此以来，农民工问题就像滚雪球一样，并非一代人，一时能解决的。

五、思考建议

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加快村里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新农村的关键。对此，我们的建议如下：

1、强化政府职能，保障村民外出就业的有序进行。

由于农民工的外出较为分散、流动性大，因此对于他们的管理，应向劳动力输出就业服务转型。政府应建立起具有较高整体素质和服务质量的农民信赖的劳务输出中介组织，向农民工提供人性化、周到的就业服务，架起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之间的有效沟通桥梁；适当降低收费标准，减轻农民负担，使之能够促进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2、提高劳动者素质，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政府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加强领导，健全机构，进一步做好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工作，通过切实加强农民工文化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转变村民就业观念，提高自我保护和参与社会保障意识，使他们能够尽快掌握城市生存技能，尽可能地享受与城里人平等的社会福利，更好地在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

3、多角度拓展农民工就业渠道，给农民更多的就业空间。

当地应因地制宜，制定优惠政策招商引资，通过新增项目建设，加大对特色农业和非农产业发展的投入，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提高农民的土地收入，减少青壮劳动力外出带来的留守儿童等问题。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也可以吸引很大一部分农民朋友就地就近就业，减少农民工向沿海大城市过度聚集的情况。

总之，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我们应该根据各地的实际积极探索多种办法，合理稳妥地做好这项工作。

第三篇：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劳动力问题中国普通劳动力已经由“全面过剩”转向“结构性短缺”。目前，中国普通劳动力已经由“全面过剩”转向“结构性短缺”。根据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劳动力不足时代即将来临。目前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只有2481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明显减少。而从结构上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比很低，已十分有限；30岁以上的则占到了80%。可以说农村再无“壮劳力”可供转移了。民工荒问题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点。

在劳动力短缺的同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成趋势。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27个省区市纷纷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市4月起将最低工资标准从960元调整为1120元，广东今年5月1日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升幅度超过20%。北京计划从今年7月起将最低工资标准从原来的每月800元上调至960元，上调幅度20%。数据显示，已经宣布上涨最低工资的11个省份平均涨幅达到17%。另外，企业的“劳资不和谐”问题也十分突出。受“跳楼”事件困扰的富士康，员工薪资一调再调，工人每月底薪已经达2000元。而本田公司也准备把正式员工的月最低工薪从1544元上调至1910元，上调幅度达24%。相关企业的这些危机处理措施，反映了劳资矛盾已到了一定的临界位置。而劳动力供给的减少，需求的上升，在拉动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几乎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保持同步,这种状况反应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新挑战第一，削弱了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中国出口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自主专利较少，依赖廉价的劳动力提高出口竞争力。而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以后，传统的产业失去竞争优势，出口面临下降。第二，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增强，货币政策面临收紧压力。劳动力价格上升，将推高我国通胀。“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随着低端劳动力的供不应求，农民工工资显著提高，劳动力价格的压力有可能逐步传导到其他部门，造成整体工资水平上行，并将带动核心CPI稳步上涨。

一直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由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而这一次，即使忽略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原因，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将推动物价水平提升。而反观经过“刘易斯拐点后”的日本和韩国情况，二者均出现过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即高通胀和高工资螺旋式上升的情况。

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在增强，未来的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着收紧的压力。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日本自1960年代经历过“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工资水平迅速上涨，通胀压力使得日本政府采取了偏紧的货币政策。无独有偶，韩国在1970年代末经过“刘易斯拐点”后，货币政策也出现紧缩。由此来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应时刻保持警觉，以防止“刘易斯拐点”后，出现较大的通胀压力。

第三，企业运营成本加大，利润率降低。

“刘易斯拐点”出现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处于转型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形成了激烈的就业竞争，劳动力价格较低，“利润侵蚀工资”现象普遍。而追求高额利润率，更使得企业投资行为不断扩张，这是投资速度逐年加大的主要原因。“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利润率降低，将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企业的投资行为。

现在，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凸显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进入尾声。“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对工资、物价、消费、以及经济结构和宏观政策造成全面影响。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上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有望刺激国内消费、制造业让步服务业，为大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机会、促进产业链提升、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并且有助于人民币汇率找到合理的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削弱了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竞争力、通胀压力增强、低附加值公司利润率下降，等等。总之，工资的上涨暗示了中国经济正面临着重要转折，整体来看利大于弊。而通过与日本、韩国的对比研究发现，工资的增长并不会阻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及对策

摘要:随着农业的发展,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使农村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这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城乡关系的重要方面。农村就业问题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从农村就业问题入手,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基本方

法、途径是有效缓解当前“三农”问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条思路。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对策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就业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非农就业比重上升。2004年从事农林牧渔的就业比重为61.57％,比2000年下降6.81％;工业就业10.94％,比2000年提高2.37％;商、饮、服务业就业比重为5.44％,比1999年提高1.79％。200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约10260万人,比上年增长约440万人,1998～2004年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380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4％。[1]预计今后几年农村转移新增劳动力将在400万～500万人,增长4％-5％。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势表现为,本乡内非农就业比例下降,流向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上升,县级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有较大增强,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的趋势明显。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继续减弱,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逐渐被外出务工和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就业方式所取代,外出务工人员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稳定性增强,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就业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体制变革、观念更新,家庭经济就业、自主创业、城市就业这三种基本的就业形式,构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结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79～1999年的20年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高达14％,即在GDP年均近9.6个百分点的增长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达1.4个百分点。[2]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

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对更高的非农业部门中就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推动效应。

1.增加产出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中就业,将大大提高其劳动边际生产率水平,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效应一般可以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12.8％。在未来30年中,如果劳动力转移的劳动力市场等障碍得以消除,使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致相等的话,劳动力的部门间和地区间转移可以对CDP年均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正面效应将会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以这种方式推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物质投入,只需对城乡就业结构作出调整。

2.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由于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人地关系大大缓解,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随着农民的劳动平均产出水平上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农民收入中高于维持生存所需的部分,可用于追加农业投资,农业本身也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1965-1977年是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转移的重要时期。1965年日本每个农民年收入为14.6万日元,1978年,每1万名农民拥有的汽车量达到了65.7辆。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日本农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实现了生活城市化和电气化。在中国,1994年农村中纯农业劳动力的年纯收入为1826元,兼业者为4160元,非农业劳动者则为5200元,三者之比是1:2.28:2.85。以劳动日收入计,每个纯农业劳动力每日的纯收入平均为8元,约等于每个非农业劳动力每日纯收入的53％。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年平均务工收入6471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而工资性收入人均为998元。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推动农民增收。

3.扩大非农业利润,加快工业化进程。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有利于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乡劳动力的市场竞争,使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上升势头变缓,企业相对人工成本下降,利润相应上升。同时,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还会为现代经济部门创造出新增利润,刺激现代经济部门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加快工业化进程。

三、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许多困难,有些问题正在阻碍农村劳动力就业,进而成为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1.城乡结构矛盾明显,妨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

一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2004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2.9％,其中工业增加值为45.9％,但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41.8％。[3]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不利于

服务业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恰恰最容易进入城市服务业。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市场准人条件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充分等等构成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和排斥。三是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不高,就业竞争能力较弱。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就业结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现较大差异,缺乏技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人数庞大,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技术素质偏低。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人数高达3亿,占农村人口的20.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8％;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仅占5％。四是随着城市失业数量的增加,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愈加激烈,过高的城市失业率会加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按照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在现有经济结构状况下,每年将新增就业岗位200万到800万个,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万到1500万个之间,再加上农村还有2亿多富余劳动力,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传统行业出现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许多人再就业困难;而新兴的产业、行业和技术职业需要的素质较高的人员又供不应求。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对我国的影响更加直接,劳动力素质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更为艰巨。

2.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不宽松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行业、工种限制虽然正在逐步取消,但仍存在其它制度性的限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还未完全消除;城镇公共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对农民剩余劳动力开放还需解决观念、体制和物质技术条件等问题,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还需做大量工作。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虽然有所上升,但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成本也在迅速增加,农民工务工收入在扣除住房、子女教育、生活消费等方面支出后就所剩不多了。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资源和服务以及大量额外支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积极性。

3.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其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依然严峻,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克扣和拖欠工资,强制加班加点和超时工作,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不按规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等。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4小时。据有关方面调查,2004年上报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为336亿元(至2004年底偿付比例为98.4％)。2005年,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人数占农民工总数的28.7％,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占13.8％,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占10.0％,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12.9％。由于统计口径和调查误差等原因,农民工实际参保率很可能还要低。

4.农民工社会保障普遍缺乏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薄弱,不少企业不为进城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缴纳社会保险费,企业将社会保险金负担转嫁给劳动者个人而形成超额利润,这一方面使资本积累加快,另一方面使劳动者贫困加深。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者缺乏社会保障的竞争模式,必然使GDP分配中资本的分配比例过大,而消费分配的比例过小。同时也造成了企业竞争的不平等,影响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

四、促进农村就业的主要措施

农村就业问题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从农村就业问题入手,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基本方法、途径是有效缓解当前“三农”问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条思路。作者认为,应当重点采取以下措施:1.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剩余,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农村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要做到这一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使我国农业生产率迅速得到提高,从而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2.重视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聚集有着密切的关系,哪里产业聚集效应大,哪里吸引的劳动力就多。反过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又加速了这些地区的产业聚集。但是,伴随这种正反馈机制的形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利的。

只有当中、西部地区有自己强大的产业聚集,实现东、中、西部产业趋同,地区差距才可能缩小。

[4]因比,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大的地区,要认真研究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足够发展后,会向下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因此,做好产业承接,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在本区域内转移,这既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加速本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但是,产业转移除受比较优势的因素影响外,制度、市场等因素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地区虽有比较优势,但是制度成本高,市场发育滞后,产业转移也会受阻。

另外,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便捷的基础设施和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比不上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大力推动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优化投资环境,加快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发展。

3.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就业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大、中城市的经济规模较大,产业门类较多,聚集效应强,消费水平较高,为解决农村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推动城市化,要不断加快现有大、中城市发展,继续调整和完善经济结构、提升产业档次,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各类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大、中城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用。小城镇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路径。我国多数小城镇现有人口规模小,经济发展空间较大,吸纳就业能力较强,农民进镇成本低,可以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现实需求。还要看到,多数农民是在搞好土地承包经营的同时兼营二、三产业,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还不完全具备离开土地进入离家很远的大、中城市的条件。小城镇具有与农村联系紧密的区位优势,便于直接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促进水利、道路、环保、农电和通讯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旧居住在村里,让那些在村外工作的人每天往返上班,比单纯将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新建的小城市和城镇更加便捷、有效。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体现特色,注重质量,逐步完善,把扩大就业需求,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优先目标。为此,要大力发展小城镇经济,引导乡镇企业合理聚集,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根据小城镇特点,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以产业为依托,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特色经济,逐步扩大产业规模。完善小城镇的投融资、用地、户籍、购房、发展二、三产业等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小城镇发展,拓宽小城镇投融资渠道,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企业、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发展小城镇的各项公益事业。在保护耕地和农民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妥善解决城镇建设用地。

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对农民工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4.消除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歧视,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劳动保障权利。进城农村劳动力是城市的建设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城市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和歧视,实际上是对城市本身发展的阻碍和限制。从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缓解“三农”矛盾、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的基本思路出发,当务之急是实现有利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首先,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地位的平等,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管理,取消对农村劳动力的各种限制,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其次,以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来带动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由于就业成本低、富有效率等特点,是适合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政府应适当地发展非正规部门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尽快完善有利于非正规部门发展的政策,为它们提供小额贷款。大力开展创业培训,为非正规就业提供信用担保支持,逐步形成创业培训、项目管理、开业指导、小额贷款、政策扶持相结合的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的工作机制。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推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采取国家补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办法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险问题,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

5.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分割十分严重,农民进城就业壁垒重重,对缓解短期劳动力供给局部短缺矛盾极为不利。首先,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构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有效机制,改善农村

劳动力进城就业环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社会保障与福利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劳动者及其后代平等的教育和培训的权利。消除就业歧视,使农民享受市民待遇,打破城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身份、户籍、住房、培训、医疗卫生等待遇的制度限制,使农民进城就业者享受市民同等待遇。其次,要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关注劳动力需求不足,对劳动力供给关注较少。面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新形势,尤其是劳动力供给的局部短缺,政府和企业应提高劳动力供求预测意识,及时根据劳动力供求变化,掌握更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制定相应对策,维护劳动力市场供求稳定。再次,以改善劳动力供给为目标,努力完善收入政策。一是以工资指导线为宏观手段,按照企业名义工资率逐年增长水平应等于全国平均长期劳动增长率的要求,引导工资合理增长。同时,加强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借助于法律或行政手段对工资、价格实行管制,如对价格和工资进行冻结;另一方面,推行以激励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即对工资增长率超过工资指导线的企业课以重税,对工资增长率低于工资指导线的企业予以减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裁员与减薪替代经验,以减薪的办法减轻简单裁员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震荡。如一些西方大的跨国公司开始注重社会形象和社会责任,他们在需要裁员时,先与职工代表商议用降低10％的工薪福利的办法替代10％的裁员计划,如果1年以后公司业绩仍没有好转,才考虑实施裁员计划。最后,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依法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通过舆论引导和政策推动,加强宣传力度,严肃劳动保障执法,净化劳动力市场环境,规范企业用工和工资支付行为,严格社会保险费用征缴,强化企业劳动保护和劳动者自我防患意识,完善劳动者对侵权案件的投诉举报与受理制度,健全劳动保障争议调解和仲裁机制,依法依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真正实现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集约型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高素质劳动力意味着高工资、高福利、高产出,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业市场竞争迫使城乡劳动力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这种竞争也是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关键。各级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安排足够的经费用于普通劳动者培训,使财政政策真正有利于鼓励和引导农村劳动力提高素质。同时,鼓励和引导用人单位积极承担起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任务,以提高农村进城就业者的职业技能水平。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策略

农业剩余劳动力一般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季节性剩余。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可供给量之间在不同季节里出现不均衡状态；(2)常年性剩余。在全年中的任何季节里，劳动力的可供给量都大于需求量；(3)潜在性剩余。主要对劳动时间的利用率过低，隐藏着多余劳动力。(4)结构性剩余。某一产业部门、某一技术类别的劳动力出现剩余，而其他类别和技术级别的劳动力相对不足。我国目前主要是常年性剩余和结构性剩余。按照我国有5亿农村劳动力其中以70%的农业劳动力粗略估算，66%的利用率意味着我国目前存着近1.2亿的过剩农业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转移策略

1、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增强市场竞争力。各级政府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投向农村农户。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升级，首要应大力加强对农村劳动力专业技能的培训工作。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培训一批符合市场需求的具备专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并对农村农民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就业指导，突出实用性有效性，为农村就业创造条件。提高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积极引导农民种植产量高、经济效益乐观的优良品种作物，组织科技人员下村、下地进行亲自指导，使得让农民在种植过程中掌握科学技术，提高自身技能，不断累积经验。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造多种就业机会。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既解决部分地区青壮年因过多转移而带来的遗留问题，同时也解决农业生产经营劳力不足的现象。由已经逐步融入人们生活的新兴社区服务业入手，如家政服务、农家乐休闲、家庭式保姆、利用当地优势搞庭院经济等等，安置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加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引导，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做到农业生产经营与挣钱两不误。

3、实行农业多种经营，加大市场需求力度。一方面根据政府各部门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应做好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培训、业务培训、、岗前培训，通过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加大二、三产业发展，发挥本地优势，提高地方经济的吸纳能力，加强县城和中心镇建设，推进乡镇 企业 的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实现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内部的转移。

4、改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环境。有关部门应加大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机制，最大限度地争取省、地政策支持，有效地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服务，消除城乡劳动力各种不平等的政策，尽可能使农村劳动力在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上与城市劳动力相对平等，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自由流动。

5、依靠政府参与并加大组织劳务输出的力度。日益扩大的打工队伍及激烈的竞争，对劳动力的要求和市场需求也逐步提高。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参与组织劳务输出的力度：一是实行外部转移，对外出民工进行较系统的技能培训，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建立完善的信息网络，培育中介机构，拓展境内外劳务输出渠道；二是更好的利用内部吸引，鼓励发展密集型产业，帮助农民在近处打工，实现离土不离乡。

第四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产业转移、区域转移和身份转换三种形式，文中所用的转移主要指前两种形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回流能有效地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河南转移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极大地带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本次全球经济危机造成我省外出务工人员大量回流，对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挑战，从长期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仍然是促进我省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因而应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回流工作，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回流；城乡协调

作者简介：赵翠红(1963-)，女，河南襄城人，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3-0062-04

收稿日期：2009-02-16

一、引言

学术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颇多，形成的各种不同观点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种是被广泛接受的传统定义，即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而不会减少农业总产量的那部分农村劳动力。但这种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了激烈争论。而以刘易斯(1954)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坚持认为农业部门存在无限丰剩的剩余劳动力，把他们转移到非农部门中不会使农业产量减少，因为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到接近零。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还有如下理解：(1)把农业劳动力的闲置视为“剩余”；(2)认为“剩余”是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和社会需要量之差；(3)边际收益低于非农业劳动力的农业劳动力(李仙娥，2004)。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界定，我们赞同周振华的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应是在农产品供给满足社会需要的条件下，其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零的那部分劳动力；或者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业稳定增长，并且满足社会需要条件下的农业闲置劳动力。只有这部分农村劳动力才可以向非农产业转移。”(周振华1995)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从形式上看主要有三种：产业转移、区域转移和身份转换。鉴于我们现有体制和制度因素，在较长时期内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要实现从农民到市民角色的转换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所使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是指超过农业需要的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实行就地或异地转移即前两种形式的转移。

近几年来，原先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又开始返乡或创业或务农，这种现象被称作劳动力回流。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回流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流入区域的领先发展，强化了其增长极的地位

由于劳动力流入区域一般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工业发展较快，各种类型的企业迅猛发展，它们已由最初的劳动力剩余经济变为劳动力不足。大量农民工的流入，为这些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资源，降低了发达地区用工单位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发达地区凭借开放的政策、勤奋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吸引外资，成为加快本地资金积累的重要源泉(姜长云，2005)。企业积累和外资的增加，进而又扩大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其累积效果是工业与贸易的滚动发展，工业化快速推进，成为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增长极。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回流带动了流出区域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

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在比较利益的推动下，劳动力就不断地从报酬比较低的地方或行业向报酬比较高的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一方面外出务工收入主要靠从农业生产部门分离出来而未完全脱离农村的劳动力创造的，他们获得了高于农业生产部门的报酬收入，从而提高了农民的整体收人。打工者带回的收入，对不同地区起着不同的作用。很多贫困地区，是“输出一人，脱贫一户，输出百人，脱贫一村”。对温饱解决的地区，注入了生活消费、盖房建屋、活跃市场、发展经济的资金。多数农民的打工收入成了子女上学、医疗等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姜太碧，2005)。另一方面，河南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以及人才、劳动力资源大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速度、成效，以及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化程度，对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大规模农村劳动者跨区域务工经商，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是进步，他们以廉价的劳务支援了流入地区的经济建设，并把获取的信息、劳务收入和学到的致富技能带回家乡，有力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陆续带着技术、项目、资金返回家乡创业，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创造了财富，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岗位，繁荣了地方经济(时慧娜，2008)。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依靠技术回乡创业；二是依靠资金回乡创业。例如邓州市万余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回报乡里，创办企业400多家，创办其他经济实体8000余家，就地转移剩余劳动力3万余人；社旗县把“返乡创业潮”与“外出务工潮”形成双向对流，使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回流乡里，形成能人回乡、资金回流、企业回迁的“凤还巢”局面，有效拉动了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截至2008年8月底，该县已有10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投资兴业，总投资8000多万元，为当地农民增加就业岗位1万多个(河南调查总队，2008)。

总之，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回流带动了城乡、区域间的沟通，促进了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开创了落后的农村地区主动利用地区差异，参与发达地区发展，解决不发达地区就业、收入难的经济形式，也使发达地区得以利用广大农村劳动力的丰剩和低成本，进一步发展，产生对两大地区的“双口”作用。在这种作用下，实现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回流为基础的发达与不发达区域间的经济互动循环，逐步推动二元结构的转换，从而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回流情况分析

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和农业大省，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截至2005年底，总人口9768万人，乡村人口6774万人，农村劳动力4752万人，耕地面积1.1亿亩，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达3000万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河南省委省政府就确定了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资源“财富”的指导思想，坚持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富民升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来抓，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同时沿海发达地区及本省非农产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为农民工就业提供了可能和空间(李莉等。2004)。

(一)从农业和非农业从业人员分布看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情况

改革开放前，农业生产率远远低于工业，劳动力要素的 人为滞留，使得大批劳动力被长期禁锢在农业中而处于隐性剩余状态。1978年河南农业从业人员为2262万人，占全省从业人员的80.6％，非农产业从业人员仅为545万人，比重为19.4％，农业经济的特征非常突出。1978年之后，农村经济改革首先将大批隐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显性剩余，增大了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带动了较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978年～2005年，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由545万人迅速升至2523万人，27年中增加了1978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3.44％。1995年河南省农业与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62.4％与37.6％。

分阶段看，1978年～1985年在短短7年中，河南农业就业份额由80.6％迅速下降到73.0％，非农就业比重由19.4％升至27％。非农就业人员由545万人增加到949万人，增加了404万人，年均递增10.6％。1986年～1990年，在全国宏观经济受到通货膨胀与市场“疲软”的双重影响下，河南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有所放慢。5年中农业就业人员比重仅下降2.2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劳动力增加75万人，比重升至30.7％。1991年～1995年，河南经济进入到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契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有所加快。统计数据表明，仅1991年～1996年的5年中，非农就业劳动力净增加521万人，是1986年～1990年增加人数的2.28倍。1997年之后，全国经济开始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国内消费、投资需求增长有所放慢，而始于1997年夏的亚洲金融危机较大程度地抑制了国内商品出口的增长，一系列不利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趋缓，河南经济也进入缓慢增长期。1998年河南实际gdp增长率为8.8％，比1995年的14.8％下降了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也开始放慢，1996年一2000年的4年中仅增加了192万人，年均增加48万人，属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转移人数最少的时期。2001年～2005年，河南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缓慢的下降，由2000年的64.0％降至2005年的55.4％，降了8.6个百分点，非农产业人员增加了515万人。说明河南农村劳动力进入一个平缓的转移过程。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分析

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就地转移；另一是进入城镇就业的异地转移。

资料显示，截止到2005年，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河南农村非农产业转移的绝对数为1613万人，年均转移76 8l万人。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不同时期转移的速度有所差异。其表现在1986年～199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为年均11.25％，其间1987年的转移速度达到历史最高，为33.25％。1992年～1998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最快，年均转移79.4万人，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1.65％。1998年以后，这一速度开始放慢，年均转移2.82万人，年均增长率降为5.6％，尤其是1999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甚至发生了倒流，当年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为-10.18％。

由于城乡分隔等原因，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有限，在1986年～2005年的全部转移量约229万人，只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的不足13％。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河南农村非农产业及城镇转移的数量达1842万人左右。而其中1986年～1990年转向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少，年均转移量为o.6万人，但同转向农村非农产业的变化不同的是，转向城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逐年增加的趋势，1991年～1997年的年均转移人数最大为29万人，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转移几乎停止，导致1999年～2000年连续发生了倒流。2001年以后，河南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开始平稳上升。

(三)现阶段河南农村劳动力回流情况分析

由美国次货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我国出口下降，工厂大批裁员，导致大量外出务工人员的失业返乡(曾纪发，2009)。2008年12月，河南调查总队在10个劳务输出大县的30个行政村，就外出务工人员回流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根据调查结果，并结合42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有如下主要特点：

1，年龄小、学历低人员是回流劳动力的主体。截至2008年9月底，16―20岁年龄段的在外劳动力同比减少14.1％，居各年龄段之首；小学文化程度的在外劳动力同比减少15.2％，在文化程度各组里减少最多，而拥有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同比增加32.7％。

2，从事第二产业特别是建筑业的农民务工者回流最多。至2008年9月底，调查的外出务工人员中，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为1432人，比上年同期减少6％；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外出劳动力为923人，比上年同期增加8.1％。进一步观察，第二产业中建筑业劳动力同比减少5.2％；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业劳动力同比增加25％。

3，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和近距离打工者返乡回流的比例大。据对10个劳务输出县30个行政村150个回流返乡的农民工者调查，2008年1-8月，从江苏、浙江和上海三地回乡的有32人，占21％；从北京回乡的有27人，占18％；从广东省回乡的有24人，占16％；从省内县外回流返乡的有31人，占21％。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和北京是吸纳河南农民工最多的地区，也是返乡回流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地区。

调查还显示，劳务输出依然是未来一个时期河南农村用工的主基调。目前，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及经济危机影响虽然是外出务工者回流的原因之一，但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及其劳动力容量决定，回流是少数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外出是长期的、绝对的，只要条件许可，外出务工的比较利益仍吸引那些回流农民工再度外出。在被调查的150个回流民工中，有112人(占75％)年内有再度外出打工的打算。这一比例说明了。劳务输出仍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劳动用工的主要方向，但目前的形势使农民外出务工面临更多的困难(陈佳贵，2008)。

四、结论

(一)通过城市化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条件

实践证明，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因此，从协调发展的角度，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应积极发展现有城市的第二、三产业。户籍制度的放开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要给进城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因而加快以第二、三产业和扩大内需为特点的城市化建设，进一步提高现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是必不可少的选择。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经 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城市是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发展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扩大就业是城镇化推进的关键，既要适应自身经济发展的要求，又要为农村劳力进城就业创造条件。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衔接起来，使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壁垒最终消失。

(二)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构建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结构，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加广泛的就业渠道

在中原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应把区域城镇群体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地域来考虑，增强城市网络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功能组织和空间组织的集聚和中心作用，构筑合理的城镇群体空间结构。中原城市群城镇体系的发展，不仅要靠壮大首位城市，还要以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调节城市群内城市的等级规模结构、网络结构和功能分工，促进中原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和整体功能的发挥。要立足现有城镇发展基础，从整合城镇群体的职能、等级、规模结构人手，构筑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县级市为支撑、建制镇为基础，结构合理、功能互补、层次分明、布局协调的城镇群体空间结构，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加广泛的就业渠道。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采取针对性更强、更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的跨产业转移创造条件。同时调整产业结构。近年来，来料加工的弊端逐渐显现，企业和职工长期处于薄利状态，工人工资增加有限，此外，加工工业消耗的大量水、电和能源，但是却给当地留下的大量污染。所以，应在不影响就业的基础上，积极增加高技术含量、高科技的先导产业，以先导产业带动一般工业，再带动消费，从而实现扩大就业。

(四)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体系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经济危机背景下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劳务市场，提供各类更加有效的劳务信息，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许多综合性的就业信息，都是政府部门较易获取和掌握的资源。政府有责任通过各种渠道使这些稀缺资源得到及时分享和利用，特别是对于急需帮助的农民工，获取真实的用工信息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一步。从全国情况看，政府在此领域的作为还远远不够。

首先，要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劳动力对转移成本、收益、风险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减少盲目流动而遭受的损失。其次，要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建立一整套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市场组织体系以及调控和保障就业者权益的法规和制度体系。最后，完善市、县、乡三级劳务信息服务网络，抓好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摸底和资料建档工作，建立健全劳动力资源信息库，畅通劳动力资源调蓄和信息共享渠道；加强劳务市场管理，引导扶持劳动就业中介服务健康发展。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宣传和激励机制，开展劳务协作，依法有序地开展境外就业和劳务输出。积极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建立各种类型的劳务专业协会，加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自我保护和自我约束。

(五)以劳动力回流为契机，积极推动劳动力回乡创业

回乡创业是回乡创业者对输出地和输入地投资成本和效益比较后的一种理性选择。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是安排劳动力就地转移，吸引人力资源回归的重要途径，也是劳务输出的最终目的。“回归”工程近年来已成为我省劳务经济的突出特色，但随着劳务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需宽松环境建立更为完善的服务机制，积极引导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政府要积极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工作，为回流劳动力创业创造更好的条件。认真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完善支持创业的财税、金融、工商、场地等政策体系，降低进入门槛，改善创业环境。同时强化创业培训，加强创业服务，提高创业的成功性和稳定性。

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多农民工回到家乡，政府应抓住这个机会，将“包袱”变成财富――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把经济危机和农民工返乡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经济发展的难得机遇，大力实施承接产业转移、承接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双承接”工程，将有力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因而也将成为推动中部农区崛起，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新的支撑点。

第五篇：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初探

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初探

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就业规模与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组合形式及与人口总量变化相关联。但由于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的作用，我国农村出现了大量劳动力过剩。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是转移到非农产业，流向收入水平高或预期收入高的部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有四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渠道。从1998年到2006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逐年增加，并于2006年达到1.468亿人。二是农民向城镇转移。我国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积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有效地吸引了部分农民向城镇转移。2006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到5.77亿。三是农村异地转移和跨区域流动。随着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逐步放开，部分农民纷纷外出就业，劳务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四是农业产业化拓展了农业就业空间。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而且吸引农民由产中向产前、产后转移，解决了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出路。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

（一）流向分布：省内城市和东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我国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的高额工资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7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调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有41.2%的人在省内城市打工，其中在省城打工的占19.6%，在省内其他城市打工的占21.6%。此外，分别有20.9%、11.6%和11.9%的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地区打工。与2005年相比，到环渤海地区打工的人员比重上升了5.6个百分点，到长三角地区、闽东南地区打工的人员比重分别下降了1.9和1.0个百分点。

（二）行业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

外出务工劳动力受文化水平和技能的限制，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这些行业所需技术不高、投资少、风险少，比较适合文化程度不高，但能吃苦耐劳的农村打工者。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从业较为集中的行业及其所占比重分别为：建筑施工业16.3%、电子电器业13.5%、制衣制鞋业11.7%、住宿餐饮业9.4%，在以上四个行业就业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比重为50.9%。除上述行业外，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比重较高的行业还有：机械制造业6.2%、商务服务业6%、食品制造业4.9%、交通运输业4.3%、居民服务业4%等。

（三）就业途径：亲友介绍 许多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经商前并没有联系好工作，进城后一般经城里的亲戚、朋友或已在城里定居的老乡介绍找到工作。根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7年的一项调查，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所找到的工作由定居本地的亲属、朋友介绍的占28.20%，由同样在外务工经商的同乡、亲友介绍的占25.99%，自荐到用工单位工作的占10.51%。另外，还有部分农民工是通过自主就业、招工广告、包工头或老板招募、劳务市场、招聘会、报纸等媒体找到工作，分别占7.94%、7.38%、5.15%、3.85%、2.46%和2.05%。

（四）务工模式：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

长期以来，农民外出务工大概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摆钟式”流动，即农民外出务工以年为周期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往来；“兼业式”流动，即农村劳动力利益农闲时间季节性地外出打工。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的调查，常年外出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率平均为18.1%，其中东部的劳动力转移率最高（为23.55%）。这表明转入非农产业的全部农村劳动力中，已经有接近40%的属于常年在外从事非农业。举家外出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平均为5.29%，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举家外出率最低（为4.71%），而西部地区举家外出率最高（为6.61%），外出劳动力中的三分之一已经实现了举家外出。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正在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就业兼业性减弱；由“候鸟式”流动向“迁徙式”流动转变，转移稳定性增强；由城乡间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逐渐增多。

（五）发展规模：外出务工队伍不断扩大

农业生产效率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的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多，就业压力迅速增大，这些都构成了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的直接动因。近几年，我国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人数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外出从业时间不断增加。根据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力总体上仍然供大于求。目前农村有1.5亿剩余劳动力，随着20世纪8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劳动力供给总量还会进一步增加。另外，工业化、城市化加剧发展，也对劳动力将持续产生较大需求，对农民外出务工产生巨大拉力。我国耕地资源少，承载农业劳动力有限，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形成巨大推力；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城市现代文明的呼唤，也对农民进程就业具有巨大引力。这预示着农民工规模将会继续扩大。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一）现行土地制度的双重功能与农业剩余劳动转移存在着矛盾

现行土地制度既有经济功能，也有保障功能。尽管目前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有所减缓，甚至在许多农民中存在农业生产的消极懈怠性，但土地经济功能的减弱并没有因此削弱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土地的保障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土地的流转和集中，从而制约了土地经济功能效率的提高。这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必然面临两难困境，既想成为非农业劳动力，又不想放弃户口农业。一方面，土地由于细碎化经营而效率低下，剩余劳动力必须转移出去才是农户合理配置其劳动力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转移劳动力又不敢轻易放弃土地承包权，在转移中始终与土地保持着松散或紧密的联系。

（二）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过程中，会遇到一个现实的户籍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真正的转移。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矛盾：改革开放后，虽然将自主择业的权力交给了农民，但农民进城后却因户籍问题而无法实现身份的转变，从而严重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另外，户籍制度还造成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难以取得城市户口，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有关待遇，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转为市场，传统的户籍制度与新体制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的户籍制度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

（三）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

尽管经过新中国50年的努力，我国文盲率已大幅下降，农民文化程度逐步提高，但目前的整体文化素质仍普遍偏低（如图1）。2006年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的份额只有1%，初中程度所占的份额最大。我国农村劳动力初中和初中以下学历的劳动力仍占多数，文盲、半文盲还占有相当比重。这就使得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其创新能力较差，通常只滞留于依靠传统经验的有限领域，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和工作机会。

四、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

（一）坚持农业的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的重要作用。挖掘农业内部就业空间，增加农业内部就业机会，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综合开发，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项目，加快农业产业化和一体化进程，尽可能地吸纳农村劳动力。

（二）依靠工业化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通过工业化的推进，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一系列产业都会随之迅速发展起来，从而为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工业化总体模式的目标应该是在城乡工业一体化背景下达到劳动力就业一体化。在工业化过程中既要协调好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又要解决好各产业间发展层次和发展顺序的问题。

（三）调整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和布局

大力发展小城镇，进一步扩大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和能力。从产业结构上看，要特别强调农副产品加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逐步理顺产业结构，以改变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结构上的趋同现象；从地区布局上看，我国中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应重点扶植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促进其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增强乡镇企业进一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使分散的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适度集中，改变其布局分散，外部不经济和规模效益低下的状况，通过关联企业的乘数效应使现有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就业容量扩大。

（四）调整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通过剩余劳动力流动转移和土地流转等多种形式实现土地的相对集中，实现适度的规模经济，增强土地的经济功能，并实现由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变与跨越。政府要积极地、渐进式地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合法地、自由地迁入到城市中，这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改造，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来说，具有战略作用。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方面，需要逐渐将进城的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从根本上改变城市下岗职工与农民工就业竞争的劣势地位。另外，在子女入学、税收、购买住房方面给予其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规范政府行为，禁止和取消政府机关对外地劳工的一切收费。

（五）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扩展职业教育面，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针对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普遍较低的现实，要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完善农村教育政策，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在普及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全面启动以传授实用技术为主的农村劳动力的职前、职后教育。同时，还要根据各地农业资源开发利用及农业现代化要求，有效地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分层次、分专业、分类型的强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