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八大战役

第一篇：解放战争八大战役

解放战争八大战役——

一、孟良崮战役——三天时间，在国军重兵云集的地区，74师全军覆灭。上榜理由：援军左翼25师，右翼83师与74师相距不到10里，25师在练习折返跑，83师则派一个通信连渗入华野腹地，开创了国军特种兵参战之先河。

二、莱芜战役——不到三天，国军73军等5万人被全歼。上榜理由：战后陈诚那句经典妙语：就是放5万只鸭子让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

三、延安战役——胡宗南骄傲的宣布：是役全歼陕北共军主力，击毙、俘虏各数万。上榜理由，国民党最出色的水利专家兼导演，一天之内长江洪水全部渗入数字里，并凑齐几万群众演员当俘虏，着实让前来参观的记者大宝眼福。四、四平保卫战——林彪费了那么大劲，到底还是没有踏进四平。上榜理由，守城的陈明仁玩的就是心跳，头顶百日勋章，手拿撤职令。

五、淮海战役——南线增援战南线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全身而退。上榜理由，蒋公子纬国亲带战车团参战，开始几天人坦配合推进了10多公里，但伤亡不小，李、刘不干了，剩下战车和共军单挑，不得已公子只能把剩余的车辆当运输车运废铁了。国民党的将领直到这时候还爱兵如子。

六、公主屯战役——新5军在这里全军覆灭。上榜理由，陈诚说他命令新6军增援，廖耀湘发誓说没有接到命令，千古奇冤。

七、淮海战役——陈官庄邱清泉全军覆灭。上榜理由，邱疯子战地发疯，这回真疯了找死。否则当俘虏日后还能弄个人大或政协委员当当。

八、天津战役——29小时天津解放。上榜理由，套用老蒋的话：放共军进城，给他们当导游，29小时也不够啊。

第二篇：八大战役

一、邯郸之战

中国战国后期，赵联合魏、楚军在赵都邯郸（今属河北）大败秦军的一次防御战。长平之战赵国大败，秦上将军白起欲乘胜直捣赵都邯郸，赵孝成王许割六城与秦议和。赵国利用战争间隙，厉兵秣马，重整军备，结好齐、楚、魏等国，决心抗秦。秦昭王得知赵国不予六城，不顾白起关于赵已国内实、外交成而不宜出兵的劝阻，于周赧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9）九月,遣五大夫王陵率军从上党（今山西长治东南）进攻邯郸。赵国军民怀长平之恨，坚城死守。秦军久攻不克，于次年改派王龁代王陵为将，仍屡攻不下。赵军久困于邯郸，形势日趋危急。赵相平原君散家财与士卒,编妻妾入行伍,鼓励军民共赴国难,并选3000精兵,不断出击，疲惫秦军。同时，接连遣使赴魏求援，又亲自冲出重围,前往楚国,陈说利害,终使楚王发兵相救。魏遣晋鄙率军10万救赵,因受秦威胁，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即屯兵不进。魏公子无忌（信陵君）使人盗魏王兵符，击杀晋鄙，夺取军权,选兵8万会楚军救赵。秦军久顿坚城,师老兵疲,受赵、魏、楚军内外夹击，大败，秦将郑安平率2万人降赵,邯郸围解。赵、魏乘胜夺回了部分失地。

此战，是秦国独强的战略格局形成后，关东诸侯合纵抗秦取得的第一次大胜。秦昭襄王在赵国内部团结、外部合纵抗秦形势已成的情况下，单纯从兵力对比出发，认为秦强赵弱，坚持攻赵，在战略上已属失策；而在初战失利、顿兵坚城时，仍一再增兵继续强攻，置魏、楚援军于不顾，在作战指导上亦欠稳妥，因而导致失败，推迟了灭亡六国的进程。此战表明，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遗址赵孝成王四年（公元前262年），秦军伐韩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韩国上下大为恐慌，议献上党以息秦兵，郡守冯亭不愿入秦，遂派使者向赵请降，赵王欣然接受上党。秦君震怒，命左庶长王龁率军再攻上党，赵遂命廉颇率军赴援，与秦军相持于长平。第三年，秦使千金行反间于赵，七月，赵人换将，以赵括代廉颇出战，大败，赵卒被坑四十万。此战被认为是战国形势的转折点。此后，诸国均不再有对抗秦军的实力，秦统一中国的战争从而只剩下时间问题。《孟子·离娄》描绘战国时期的战争场面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纵观烽火连天、刀光剑影的270年战国历史，可知这番话并没有夸张的成分。当然，就战争规模之大，杀伤程度之烈而言，在当时的众多战争中，没有比秦、赵长平之战更为惊心动魄的了。

管理解读长平之战，玄机重重：赵王临阵换掉德高望重的廉颇，却得到了包括蔺相如在内决策层的一致反对；秦将白起居功至伟，却一再推脱攻灭赵国的重任，放弃再立功勋的机会；长平一役让秦国歼灭赵国主力，然而此后却耗费了长达32年的时间才灭掉赵国„„，用管理学的思维去解读这些迷思，会看到历史深处的另一番景象。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歼灭战鼻祖、秦国大将白起大破纸上谈兵的赵括，一举坑杀赵国降卒40万人，此为着名的“长平之战”。然而，这一役也留下了诸多迷思，耐人寻味。

三、马陵之战

中国战国时期，齐军在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歼灭魏军的着名伏击战。周显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3)，魏发兵攻韩，韩向齐求救。齐应允救援，以促韩竭力抗魏。但鉴于战事初起，魏、韩双方实力未损，过早出兵对齐不利，直到韩军五战俱败，情况危急，魏军也十分疲惫，才发兵相救。二十七年，齐威王以田忌为主将，田婴，田为副将，孙膑为军师，运用“围魏救赵”战法(见桂陵之战)，率军直趋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诱使魏军回救，以解韩围。次战役中孙膑利用庞涓的弱点，制造假象，诱其就范，始终居于主动地位。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设伏歼敌的着名战例。

齐国在桂陵之战，尤其是随后的马陵之战中的大获全胜，从根本上削弱了魏国的军事实力。从此，魏国一步步走下坡路，失去了中原的霸权。而齐国则挟战胜之威，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

四、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是指中国春秋末年（公元前453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侯国。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的记载就从这一事件开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三家分晋”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着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同时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

五、桂陵之战

桂陵之战是南长垣西北的一次着名截击战。孙膑在此战中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创造了“围魏救赵”战法，成为两千多年来军事上诱敌就范的常用手段。田忌采纳了孙膑“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战法，挥师直逼魏国军事重镇平陵（今山东定陶）。齐军攻打平陵的行动并不坚决，庞涓也不急于回救，继续竭尽全力攻克邯郸。直到魏军已占领邯郸，损兵折将急需休整时，孙膑才建议齐军挥师直捣魏都大梁，逼魏惠王十万火急命令庞涓统兵回救。庞涓接令后，不得不放弃邯郸，抛弃辎重，昼夜兼程回师。孙膑判断魏军回师必经桂陵（今

河南长垣西北），立即率齐军主力北上，在桂陵设下埋伏。当魏军经长途跋涉行至桂陵时，以逸待劳的齐军突然出击，大败魏军，庞涓只身逃回魏国（一说被俘后放回）。

中国战国时期，齐军深入魏地，迫使攻赵魏军回救，将其歼灭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的一次截击战。周显王十五年（前354），魏惠王派将军庞涓率兵8万攻卫伐赵，围困赵都邯郸（今属河北）。次年，赵向齐求救，齐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领兵8万救赵。田忌企图率军赴赵进攻魏军主力，以解赵围。孙膑认为，魏国长期攻赵，主力消耗于外，老弱疲惫于内，齐军应乘魏国内防务空虚，直趋大梁，迫使魏军回师自救，于归途截击，以达到既援救赵又打击魏的目的。田忌采纳孙膑围魏救赵的计谋。庞涓果然中计，回师救赵。魏军进至桂陵突遭齐军截击，仓皇应战，终致惨败，庞涓被擒。后来的军事家把孙膑在此战中创造的避实击虚、攻其必救这种战法誉为围魏救赵战法，成为两千多年来军事上诱敌就范的常用手段。

六、长勺之战

中国春秋初期,即位不久的齐桓公，不听主政大夫管仲内修政治、外结与国、待机而动的意见，于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春发兵攻鲁，企图一举征服鲁国。鲁庄公注意整修内政，取信于民，决心抵抗。深具谋略的鲁国士人曹刿自告奋勇，请随庄公出战。鲁军根据齐强鲁弱的形势，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一说曲阜北）迎击齐军。两军列阵毕，鲁庄公欲先发制人，被曹刿劝止。齐军见鲁军按兵不动，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冲击，均未奏效。齐军疲惫，士气沮丧。鲁军阵势稳固，斗志高昂。曹刿见战场形势已呈现“彼竭我盈”的有利变化，建议庄公实施反击。鲁军将士一鼓作气，击溃齐军。庄公急于追击，曹刿恐齐军佯败设伏，即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痕迹，又登车眺望齐军旌旗，发现辙乱旗靡，判明齐军确败，方建议乘胜追击，终将齐军逐出鲁境。此战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中，以后发制人、敌疲再打的防御原则取胜而着称。

同样是齐鲁两国交战，同样是鲁庄公、齐桓公，一胜一败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齐鲁第一次交战时，鲁庄公借口护送公子纠返回齐国为由，把大军开到齐国腹地，干时一战，遭到沉重打击，庄公化装才得脱险。齐国保卫了自己国家的尊严和独立，但它却乘干时战胜之声势，侵略鲁国，直趋长勺，轻视鲁军，骄横自满，受到了历史的惩罚。长勺战前，鲁军由于干时的失败，庄公既能作复仇雪耻的战争准备，又能破例接待既无官职、又无名望的曹刿，并能开诚布公地和他讨论战胜敌人的战略，这是难能可贵的。战斗中又按照曹刿的意见，掌握有利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从而获得了胜利。

七、合纵攻秦之战

周慎靓王三年至秦王政六年(公元前318—前241年)，楚、赵、魏、韩、燕、齐等国先后组成各种联军，进攻秦国(今陕西、河南、山西一带)的作战。大致有5次。

在群雄角逐的复杂环境中，充分运用外交与军事相结合的合纵或连横战略，使战略发展到新的水平。中原各国合纵攻秦失败，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只顾暂时利益而不能建立牢固的联合。秦国改革彻底，国富兵强，以强大军事实力为后盾，再结合连横战略，获得最后胜利。特别是“远交近攻”这一战略，对最后的胜利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见，没有实力的外交，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战争胜利。

八、赵破匈奴之战

赵悼襄王元年(公元前244年)，赵边将李牧率军大规模反击匈奴(今河北、山西北部，内蒙古中部、东部)的重要围歼战。

此战，李牧针对匈奴军骑兵机动性、战斗力强及以掠夺为主要作战目的的特点，实施坚壁清野，使敌优势无从发挥，军需无法补充，同时采取一切措施提高自身战斗力；俟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后，集中力量，充分发挥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进行包围，是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此战，是先秦战争史中以步兵大兵团全歼骑兵大兵团的典型战例，对后世以步制骑的战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篇：“八大战役”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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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战役” 内容

据介绍，“八大战役”包括；

1、户外广告、门头牌匾整治战役；

户外广告、门头牌匾整治战役。通过对城区范围内各主次干道、主要出城口道路两侧及高层建筑和沿街门头上的各类户处广告、牌匾、标识、宣栏及门头设施进行集中整治，基本达到各类户外广告整洁、亮丽、规范、有序的目标。

2、违章占道整治战役；

违章占道经营（作业）整治战役。通过集中强化整治，使城区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窗口部位、重要景观地段的市容秩序得到明显改善，各类占道经营（作业）得到有效遏制，真正做到还路于民。

3、违法建筑整治战役；

违法建筑整治战役。通过建立和健全“市、区、乡（办）、村（居）”四级监控体系和快速拆除反应机制，对新建、在建违法建筑切实做到发现一起，拆除一起；对未经规划、国土、建设等部门批准的违法建筑依法实施拆除，严格打击“抢种”房屋谋取暴利的行为，实现违法建筑零增长。

4、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综合整治战役；

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综合整治战役。按属地管理原则，开展城乡结合部、城中村“除垃圾、拆违章、建设施、保长效”的环境综合整治行动，着重解决“卫生差、路难行、水乱流、灯不亮、设施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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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城市“牛皮癣”整治战役；

城市“牛皮癣”整治战役。按照“属地管理、集中整治、部门协作”的原则，重点在云岩、南明、小河中心区域街道、社区、居民院落对乱涂、乱画、散发小广告的违法行为进行整治和清理，联合公安部门对制贩假证窝点及人员进行严厉打击。

6、居民阳台、屋顶环境整治战役；

居民阳台、屋顶环境整治战役。通过对居民区、楼群院落、宾馆饭店等建筑物屋顶及阳台的环境进行整治，确保城区居民屋顶及阳台管理规范有序，达到整体视觉整洁、美观、协调的效果。

7、社区环境卫生整治战役；

社区环境卫生整治战役。通过对社区实施整治，实现全市社区、居民小区环境整洁、道路硬化平整，绿化美化，无违章建筑和乱堆乱放、乱贴乱画现象，秩序良好，群众生活舒适方便。

8、公厕、垃圾台等环卫设施整治战役。

公厕、垃圾台等环卫设施整治战役。通过对现有医疗垃圾焚烧炉实施升级改造，新建和改扩建公厕60座、垃圾台40座、清洁间800个，新配置果皮箱3500个，整体提升我市环卫设施功能、品位，达到布局合理、方便市民使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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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非传统观点：解放战争转折分析--“小三大战役”（本站推荐）

解放战争真正的转折点--“小三大战役”

好年华 于 2011-9-12 1:39:1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关于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历来有不少说法。八九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流宣传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更多的时候则认为是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当然也有一些少数人的看法，例如认为是“三大战役”之前的济南战役，或者更早得多的孟良崮战役，等等。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转折点，当然是指战场形势出现关键和实质转变的时间。既然称为“转折点”，那么在这个点之前，蒋介石应该仍有战略上取胜的可能；而在这个点之后，国民党就败局已定，区别只是败多败少，败早败晚，败得难不难看的问题了。

由是观之，“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确败局已定，但这是智力正常的普通人都能一眼看到的事实，完全没有技术含量。如果国军将领都是这个时候才知道败局已定，那他们就真的太饭桶，解放战争也不用打4年，1年就够了。当然不是这样的。细观“三大战役”的过程可以发现，不仅这三个大战役，而且几乎所有的小战役和战斗都是由PLA主动发起，积极求战，国军则是被动应战，甚至消极避战。这和解放战争前期和中期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候PLA可是尽量避免主力决战的，国军也敢于主动进攻，积极寻求决战的机会。这就说明在三大战役前，甚至在济南战役之前，这场战争就已经达到了转折点，大多数国军将领和部队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个转折点，感觉到前途的阴暗和渺茫，失去了打赢的信心。当然，PLA上下更能感觉到这个转折点，因而士气高涨，信心爆棚。双方以这样的状态进行决战，结果可想而知。因此在济南战役和三大战役中，国军绝大多数部队，包括那些曾经战功赫赫的部队的表现简直一团糟，不仅输，而且输得十分窝囊，投诚和“起义”的也数倍于前，只有黄百韬等少数部队还算打出了应有的水准。

济南战役很明显地就是PLA主动求战，国军守军被动应战，援军消极避战，而就战役规模和济南的重要性来说完全不应如此。那么显然，真正的转折点肯定是在济南战役之前。1948年8月是双方休整和总结的时间，无大战事。我认为这个转折点出现在1948年3月~7月间，主要由三个“小三大战役”组成。下面是摘自网络的资料，这些资料介绍了这三个战役的概况和战术意义，但对它的战略意义却没有认识和重视：

************************ 一、四战四平

四平收复战：1948年3月4日开始外围战斗，3月12日开始总攻，3月13日结束。四平的解放，对于东北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同国民党军队大规模作战，运转兵力和军需物资等，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拆除国民党军沈阳至长春的重要跳板，使其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境地。我军投入9个师4个炮兵团，攻击守敌19000余人，我军以4931人的伤亡取得了四平收复战的胜利，全歼国民党军队19000人，四战四平为我军的城市攻坚战提供了保贵的经验，为东北我军组织发动辽沈决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豫东-兖州战役

豫东战役：1948年5月24日~7月6日，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和中原野战军一部，连续作战20天，歼灭国民党军1个兵团部、2个整编师师部、4个正规旅、2个保安旅，连同阻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9万余人。豫东战役，削弱了中原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动摇了其据守战略要地和远程机动增援的信心，同时也锻炼了人民解放军进行城市攻坚战、运动战和平原地区阻击战的能力，为进一步开展中原、华东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役是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我军实施的一次成功的运动战。其特点是：参战的兵力多--解放军20万，国民党军队25万，歼敌人规模大约10万，超过了当时的历史规模，堪称淮海战役的预演。创造战机的手段在此役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概而言之为“攻敌必救，调敌出援”。

兖州战役：1948年5月29日~7月13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山东省兖州及其以北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攻城打援战役。又称津浦路中段战役。此役，共歼国民党军6.3万余人，收复和攻克泰安、曲阜、邹县、兖州、济宁等城镇12座，有力地策应了西线兵团在豫东作战，使鲁中南、鲁西解放区连成一片，进一步孤立了济南国民党军。

三、临汾-晋中战役

临汾战役：1948年3月6日~5月17日，历时72天，共毙伤俘国民党军2.5万余人，俘山西太原“绥靖”公署所属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至此，晋南地区全部解放，吕梁、太岳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晋中战役：1948年6月11日-7月16日，是中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徐向前率领仅以地方部队为主的6万人，连续作战一个月，一举歼灭国民党精锐之师10万之众，堪称用兵奇略，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晋中战役历时40天，解放军连克县城14座，歼灭阎锡山野战军总司令部、5个军部、9个师、2个总队及保警团队7.4万人，民卫军等2.6万人，其中俘敌80770人，毙伤19600，共计100370人，保卫了晋中麦收，为尔后夺取太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期间PLA进行的较大规模战役还不止这些。例如西北野战军1948年3~4月的西府战役，歼敌2.1万并收复延安；太岳兵团1948年3~4月的洛阳战役，两度攻占历史名城和曾经的陪都（1932年）洛阳，国军竟然最后放弃，说明此时其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中野6纵及桐柏、陕南军区的主力，于7月3~16日突然发起襄樊战役，全歼敌军2万余人，活捉康泽，占领军事重镇襄阳、樊城及老河口等地区，等等。

***********************

可见在1948年3月~7月间，PLA的表现已十分生猛，和上一年相比大有进步。不过这段时间国军的表现也尚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豫东战役和西府战役的后半段，与及临汾的守城战。总的来说虽然国军胜少负多，损失较大，但还有一些主动进攻和积极增援的行动，战绩上也并非全输。但是经过这些战役之后，毛泽东在1948年7月就说，“解放战争就象爬山，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粟裕在1948年8月给中央军委的汇报中则说，“团以下干部保命思想严重，因为眼看革命就要胜利了，却不知道自己何时报销，很想尽快回到大后方享福”。这就证明，PLA上下大多数官兵最迟在1948年8月就已经强烈地预感到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相反，国民党方面在同年8月的南京军事会议上则是哀鸿遍地，怨声载道。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合格的职业军人，不管他属于哪一方，这个时候都应该估计到战争的结局了--当然，还在梦想“一战定江山”的蒋委员长除外。此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部队能不能战，敢不敢战，全凭一厢情愿决定军国大事，其败自招，其辱自取，只是可惜了那些忠诚于民国理想而为之奋战的职业军人。

那么职业军人的预感依据何在呢？这就必须从战略而不只是战术层面上进行分析。

东北战场：

1948年3月之前，国军在东北战场上的确已经处于下风和被动，但真正成为“死棋”却是在四平陷落之后。因为在此之前，国军要撤出东北，收缩到关内，所面临的只是政治上的压力，军事上仍然是可行的。蒋介石在1948年初就有撤出东北的打算，只是还想观望一段时间。由于东北事实上由国民政府管治的时间很短，东北的政治势力在国民政府中的影响并不大，因而实质的政治压力也不会很大，主要是面子问题。如果军事上的确危急，面子还是会让位于军事的，蒋介石不会蠢到连这个急缓轻重也分不清。

但四平陷落后情况变得复杂了。被包围在长春的是十几万人马，不是区区几千人或一两万人，里面还有很大部分的嫡系中央军。这么多为“党国”效忠的军人你管不管？如果撒手不管，必将让其他国军官兵为之心寒，为之愤怒，甚至可能发生兵变。动摇军心，当然是比动摇民心更直接更致命的打击。因此蒋虽有撤退的想法，却一直犹豫不决，没有真正付之行动，也就不难理解了。PLA攻克四平对东北以至全局的意义，实际上比攻克锦州还要大。

中原和山东战场：

孟良崮战役后到豫东战役前，PLA在这个战场上的形势其实是很不乐观的。中野跃进大别山，战略上是得是失暂且不论，战术上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华野吃掉74师后信心膨胀，分了兵还想一口再吃几个大胖子，结果接连打了几个所谓的“消耗战”（按主流军史说法），最后还给扫荡了胶东根据地，失去了威海这个重要的港口和补给基地，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为此粟裕已多次检讨，而毛和中央军委也渐渐对华野的作战能力开始怀疑。当时毛的想法是让粟裕带3个纵队过江，骚扰国统区后方，并且已经形成了中央决议。是粟裕自己“斗胆力陈”，又立下“军令状”，坚持要在当地再打几仗。可以说，粟裕此时已经是孤注一掷了。如果这一仗打不好，不要说失败，只要是未如理想，他即使不被撤换，也只能乖乖地带队过江，很可能重蹈刘邓的覆辙。

豫东一战，不仅战果大超预期（一个战役就超额完成了毛给的歼敌指标），更是打回了粟裕的信心，也打回了毛和中央军委的信任。对于国军而言，则是那只吃掉74师的猛虎又回来了，这无疑是一场噩梦。而且这次覆灭的不仅是一个整师，更是一个实力不弱的兵团。那么国军还有什么办法保证自己不被歼灭呢？基本没有了，除了龟缩到一起密集防守。但这样一来，国军的机动能力就丧失殆尽了，战场的主动权完全倒向PLA一方。

因此豫东-兖州战役的结果，完全改变了中原和山东战场的形势，由对PLA十分不利变成对国军十分不利。到1948年8月，虽然表面上国军依然据有济南，开封等省会和徐州，郑州，青岛，威海等重要城市，但实际上已被分割包围在各个据点不能动弹了--只是这个分割包围相当程度上不是真正兵力上的分割包围，而是心理上的震慑，由患得患失发展到畏敌如虎。

所以有些国粉和蒋粉对济南战役不服气，认为是吴化文的“起义”坏了大事，这是没有道理的。且不说吴的“起义”是在战斗打响几天之后，即使他死战到底，王耀武又能坚持多久？顶多就是由守一个星期变成守两个星期，PLA的损失大一点罢了，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要知道粟裕之所以决定打淮海战役（尽管最初还是“小淮海”），就是因为济南战役只动用了攻城的50个团，原来准备打援的70个团竟然一枪未发！这也让PLA彻底看穿了国军的虚弱和胆怯，不打你打谁？此时不打更待何时！按照当时国军的战力和战意，按照皖北和苏北到济南的距离，王耀武要等到增援，至少要坚持1个月以上，这可能吗？！

当时不仅国军的一般部队已没有作战的勇气，连主力部队也已经失去了取胜的信心。黄百韬在无线电中听到王耀武细细叮嘱家事，就对部下说“王没有死战的决心”，“此行必是白忙一场”，意即不必当真去救了，应付一下即可。这至少不像那个曾经非常强悍也自诩尽忠报国的黄百韬说的话，可见黄的战意也不比王强多少。当然黄的迟疑也许有实际原因。黄部在豫东战役中号称“大捷”，但其实黄的核心班底在战斗中的损失也是很大的。这由战况的惨烈可见一斑，损失不大是不可能的，而这个损失在国军方面是难以迅速整补的。因此他硬不起来，以后在淮海战役中25军的表现也有所不如前。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加之于邱、李等兵团上，甚至没有直接参加该战役的其他兵团上。

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实质上，第一个省会城市（开封）的失守和第一个兵团级主力（区寿年兵团）的覆灭，对国军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PLA虽然也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没有豫东-兖州战役，就不会有济南和淮海战役，更不会有国共双方对战略决战态度的转变。正如攻克四平对东北战场的意义一样，豫东-兖州战役对中原和山东战场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只是以前一直被人低估了。

华北战场：

相对于前两个战役，临汾-晋中战役的意义更容易被低估，因为它消灭的主要是阎锡山的地方派系部队，而且徐的部队长期不是四大野战军序列。但临汾-晋中战役对后来国共主力决战的结果乃至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没有该战役，PLA可能还是决战胜利，但会胜得比较艰难，损失会多得多。而国军也可能会取得一些局部的战绩，多撤出一些部队，从而使解放战争的过程大为延长。甚至当国共再次和谈时，国民政府有了更多的实力资本，才有可能谈出相对较好的条件，达成某种妥协，那么以后的历史进程也就可能改写了。

有了该战役，PLA在后来的决战中才能完胜，也必然完胜，而国军只会完败和崩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该战役不仅改变了华北战场的形势，更重要的是，彻底震慑和牵制了傅作义集团。傅集团不仅兵力雄厚，而且在对PLA的作战中几乎一直保持了常胜记录（当然也可能和他的对手是PLA中较弱的一支有关）。由绥远起兵到大同-集宁战役，到安定平津，再到奇袭西柏坡，如果以“方面军”的层次计算（兵团只是集团军级别，整编师只是军的级别），傅作义集团对PLA的战绩是所有集团中最好的，优于徐州和武汉集团，更优于东北和西北集团。在1948年3月之前，主要由于傅作义集团的战绩，国军在华北战场是处于优势的，傅集团也是所有国军集团中最不害怕PLA的。虽然PLA通过清风店战役和攻克石家庄稳住了阵脚，但只是局部的扭转，不会对傅集团的作战信心产生太大的动摇。

如果没有临汾-晋中战役，当PLA发动济南和辽沈战役时，傅作义集团将会积极增援。那么这两个战役的过程就会复杂得多。临汾-晋中战役之后，阎老西面临绝境，根本不可能对PLA有何威胁，华北形势急剧恶化，傅集团自顾不暇，也就不可能再增援济南和锦州了。有人会说，傅作义“素怀异志”，和老蒋有矛盾，即使自己没有威胁也不可能增援济南和锦州。这种说法太绝对了。在双方主力决战的紧要关头，傅必须考虑自己的责任和退路问题。要是老蒋输了还好说，自然没能力惩罚自己，要是老蒋赢了，或者打平呢？因此即使做做样子，虚张声势也是必须的。不要小看这个虚张声势的作用，在主力决战中，任一方多一点或虚或实的力量，也可能吸引对方的注意，动摇对方的决心，成为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何况傅作义未必不会真救援，也未必敢做，或者只愿做假动作，毕竟在政治理念上，他和老蒋的共同点是远多于共产党的，否则他早就“起义”了，何需等到平津战役败局已定之后？因此在临汾-晋中战役前，傅作义积极增援主力决战的可能性大于50%，剩下的可能性至少也是虚张声势；这两个战役之后，历史事实表明，傅的真动作和假动作均为0，这里的区别太大了。

至于其他战场，例如西北和华中战场虽然也没有给老蒋多少好消息，但相对来说，这些战场的重要性显然远不如上述三个。因此将四战四平，豫东-兖州战役和临汾-晋中战役称为“小三大战役”，称为“解放战争真正的转折点”是毫不为过的。应该说，“小三大战役”之前，国军在全局上还有一定优势（真正劣势的仅为东北，西北略差，但重要性较低）；而在此后，无论战场形势还是军心，战力都极不利于国军，更不利于决战。但此时战与不战已经不是国军能决定的了，PLA已经强大到可以指哪打哪的程度，不是想躲就躲得过的，因此最后兵败如山倒也就不可避免了。

最后尝试从纯军事的角度探讨一下国军失败的原因。当然这样的讨论已经很多，所以其他人已有的观点我就不再重复，只想谈几个较少人提出的问题：

1.国军二三线部队太弱

网上国粉经常夸耀国军对PLA的一些胜绩，在他们的描绘下，PLA的胜利不是纯属撞大运，就是外部势力援助的结果，或者间谍和情报的结果，总之是胜之不武。自然，主流宣传不可尽信，但这些国粉们讲的故事却和主流完全是一个套路，说多了其实也只有反效果而已。中立和客观地看，国军对PLA的确曾有不少胜利，尤其在战争的初期和中期，但细细考究可以发现，这些胜利绝大部分是由少数国军主力部队取得的，而作为大多数的国军二三线部队在整个内战中几乎完全是乏善可陈。

这里的所谓“国军主力部队”，不仅指中央系的“五大主力”，也包括一些地方派系的主力和其他部队，例如黄百韬的25军，傅作义的35军，桂系7军，粤系64军，等等。若仅以战斗力而言，甚至青马骑兵也可以算是“主力”之一，但其所在战场重要性较低，对全局所起的作用也有限。衡量标准是整编师或军的级别，与PLA的历次战斗（团级以上）中总的来说胜多负少。以这样的标准算，数来数去不会超过15个整编师或军的规模。

而国军的二三线部队就差远了，基本上只有挨打，溃散，被歼，被抓俘虏的份。既攻不上，也守不住，更拦不了，甚至（败退后）收不回来。因此在许多战役中，国军总是能暴露出足够的弱点给PLA抓住，而自己的战役意图总是难以实现。其实国军并非不想，更不是没有尝试围歼PLA，但整个内战过程除了金门一战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实现了围歼，象样一点的成功围歼基本没有，原因就在于二三线部队太弱。要实现围歼，光有主力的骁勇善战是不行的，还得其他部队配合。这些配合的部队可以攻击力不强，但至于应能守得住，截得住，或者最低限度的要求也是，必须能有效地迟滞敌方的突破和推进。相对而言，PLA的二三线部队表现要好得多，而主力和非主力之间的差距也小一些。因此无论进攻，防守还是突围，PLA的战役意图都容易实现。

个人认为，这才是国军之所以越打越弱，越打越困难在军事上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而所谓国军内部的派系之争的作用则是被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国军为何实行这种只重精兵，忽视其余的政策？这应该和国军的历史有关。

国军早期的对手主要是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这些军阀部队的组织性是很差的。打胜仗还可以，一打败仗几乎就是直接溃散了。国军只需要以已方精锐击破对方主力，剩下的就可以轻松收拾。因此无论中央系还是地方派系的国军，都会非常重视主力部队建设，而资源终究是有限的，特别在当年落后的经济和生产力下，其他部队就只好忽略，形成头重脚轻的局面。

同时，在国军的战争知识中，围歼只有理论上的概念，没有实战的经验作为支撑，当然也就不懂得如何有效地组织和保证围歼。抗战主要是防守，也和围歼基本无关（倒是和被围歼有关）。在战法上，日军经常是一对多，而非PLA的多对一。因此抗战不能增加国军组织围歼的经验和能力，只是增加了国军防守的经验和能力，但这种经验和能力也只对具有一定作战水准的部队才有意义，而许多国军二三线部队是达不到最低要求的。因此我们看到内战中，部分国军部队的防守战打得很出色，而更多部队的防守仍然是垃圾。

偏偏PLA最强的强项是其组织性，按阎老西的讲法，PLA最厉害的地方，是“失败的时候还能把部队收回来，而我们是做不到的”。这样，PLA即使战败，依然能保持建制，从而迅速恢复战力；国军二三线部队即使没有被围歼，没有被抓俘虏，败退途中也会溃散大半，建制不存，骨干不在，战力当然很难恢复。这样国军即使胜利，也难以实现预期目标，战争越拖越长，仗越打越没信心。孙子早有名言，“兵贵胜，不贵久”。在一场久拖不决的战争中，再精锐的部队也会师老兵疲。不要说国军，强如美苏者，在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是如此。待到主力部队的战力战意也开始衰竭之际，就是国军总崩盘之时。

如果要一句话总结国军内战失利的军事原因，那就是精英主义败于平民主义。

2.多数“名将”成色不足

国军“名将”大致分为北伐名将和抗日名将两类，或兼而有之。似乎他们的能力得到了实战检验，其实不然。因为北伐，包括后来对“新军阀”和其他地方派系的战争，对手是不入流的；而抗战是民族战争，中下级官兵的主观能动性，英勇顽强，自觉团结等均远非内战可比。因此北伐的战绩肯定是夸大了“名将”的能力，而抗战的战绩至少也是放大了“名将”的能力（尤其抗战后期有美国的军援和掌握制空权）。至于有些出于宣传需要而滥封的“名将”，就更是浪得虚名了。相反，PLA的名将至少在1949年以前大部分是货真价实地打出来的，当时的PLA并没有宣传“名将”的必要和能力。国军“名将”因其名而委以重任，但实际上却是难孚众望，误国误军，典型的例子如张灵甫，王耀武，杜聿明等。国军将领相对PLA的能力差距，其实在第一次内战时期就充分暴露了，只是那时国民党总的形势向好，严重的问题被忽视和掩盖了。

3.最高领袖无知无能

当然，本文是纯军事角度，这里也仅指军事上的无知无能。国军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至少在内战爆发前是具有较大的整体优势的，它的许多问题也不是不可以通过实践检验和纠正，至少是改善的。抗战后政令的统一和通达远非抗战前可比，内战过程中，按本文观点，直到1948年3月以前都还有争取全局胜利的机会，1948年3~8月期间也仍有争取体面和平的机会，而蒋介石都没有作出正确的行动和决策。因此毫无疑问，老蒋本人应对内战失利负上最重大的责任，至少一半以上的责任。蒋粉们不好好反思自己偶像的过失，反而一再粉饰，甚至弯曲事实，强词夺理，不仅令人不齿，也只能招致一次再一次的失败。

第五篇：我对解放战争中几大战役的认识

我对解放战争中几大战役的认识

通过解放战争系列影片欣赏这门选修课，我对中国的解放战争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解放战争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其仍然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从中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军民浴血奋战，没有解放战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今天的一切。

下面，我将从挺进大别山、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这四场战役说明我认识到的解放战役。

一、挺进大别山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这是戡乱战争从中共的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一个转折。敌40师和52师82旅分别进入我军伏击圈。次日凌晨，敌军得知被我军包围，就组织火力猛攻我兵力薄弱处，企图向南突围。这时，共军主力按部署冲向阵地，猛击国军突围部队。与此同时，敌军在东线发起的攻击也被一一打退。最后国军全部被压到石丘垅，纷纷缴械投降。这场战斗全歼国军5个团，共击毙、俘虏敌兵1700余人，缴获全部装备，还击落敌机一架。

这场战役具有深远意义。

一是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的一个伟大转折，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军委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组成战略突击队，在各解放区军民的策应和后面两路大军的配合下，采取无后方的千里跃进的进攻样式，直捣国民党军统治的大别山区，威胁南京和武汉，为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这一创造性的战略决策、独特的战略进攻样式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给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可以这么说，毛泽东亲自拟写的那份标有三个“A”字的电报，加速例如国民党政权的覆亡，加快了新中国的诞生。

二是奠定了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尽管一代伟人邓小平在此之前做过大量的革命工作，但是真正确立其在中国现代史上历史地位的，首推和刘伯承共同率军挺进大别山的历史壮举。

三是奠定了大别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自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大别山就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一座名山，目前大别山已经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为“中国十大红色旅游基地”之一。

二、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决战，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

东北野战军70万主力倾巢而下，攻克义县后包围了锦州。蒋介石命令侯镜如兵团从葫芦岛出发东援锦州；廖耀湘出沈阳西进黑山一带驰援锦州。但是解放军进展神速，在塔山和黑山阻击了两个兵团的同时很快攻克锦州，生俘范汉杰。侯镜如兵团见锦州已丢撤回葫芦岛，此时长春曾泽生部起义，郑洞国集团陷入混乱，相继被缴械。围困长春的东野部队第十二纵队迅速南下增援。廖耀湘在黑山被阻试图南下营口遭到重炮部队迷惑被迫撤退沈阳，途中被6纵阻击，锦州的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廖兵团，两天之内全歼之，俘虏廖耀湘。随后52军军长刘玉章击败东野两个纵队先头部队成功从营口港撤退，解放军最后包围沈阳，除青年军206师一部突围之外沈阳之敌全部迅速被歼，至此东北全境得到解放。

三、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又名徐蚌会战，是一场由粟裕指挥、歼灭整个徐州集团的大会战。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军于碾庄（徐州以东）全歼敌军10万余人，敌兵团司令黄百韬自杀。同时，攻克宿县，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12个师，生俘黄维。敌孙元良兵团妄图突围，被歼灭。为配合平津战役，对杜集团围而不歼。第三阶段，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30万人，俘获杜聿明，邱清泉自杀，李弥逃脱。

这次战役，我军参战部队60万人，敌军先后出动兵力80万人，历时65天，共歼敌55．5万余人，使蒋介石在南线战场上的精锐部队被消灭干净，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广大地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国民党军在华东、中原战场的主力丧失殆尽.极大地推动了全中国的解放进程。

四、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历时64天，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成功地将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华北地区，进行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予以各个歼灭，并以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实现了对北解放天津 解放天津

平守军的和平改编。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个总司令部、1个警备司令部、3个兵团部、13个军部、50个师(包括在战役中重建和新建的部队)及非正规军4个师，共52.1万人(其中俘敌232510人、毙伤29790人、投诚8700人、改编25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平津战役连同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关于战略决战思想的伟大实践，使国民党丧失了三大精锐战略集团，国民党军主力和精锐师团共约160万余人全部被歼。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被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发生了根本动摇，为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从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时至今日，往日的战争风云已经烟消云散，但是，我们绝不能忘了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更应该居安思危，而不是乐不思蜀。现在的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科学知识，长大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国家的安宁和长治久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