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桥头堡建设中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交往与安全

第一篇：【西部民族】桥头堡建设中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交往与安全

【西部民族】桥头堡建设中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交往与安全

Cultural contacts and security of cross border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ridgehead【作者简介】普丽春，女(彝族)，云南蒙自人。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教育部民族教育专家、“长江学者”和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云南省社会科学专家、云南省教育科研专家等。兼任云南省领导科学与决策研究会副秘书长、云南省少数民族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云南省少数民族艺术学会常务理事会。【摘 要】云南地处东亚大陆与东南亚、南亚的结合部，是中国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之一，也是中国跨境民族最多的边疆省份。在实施桥头堡建设战略和民族文化强省建设中，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边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云南跨境民族在节日互动、民间文艺团体和民间学术交流等方面的交往日益加强，不断提升了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同时也面临境外宗教渗透有增无减、境外一些势力利用民族文化进行文化渗透的宣传日益加强、跨境事实婚姻增加带来的管理难度加大等问题。【关键词】桥头堡建设；云南跨境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安全

云南地处东亚大陆与东南亚、南亚的结合部，是中国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之一。在云南省25个少数民族中，壮族、苗族、彝族等16个民族跨境而居，是中国跨境民族最多的边疆省份。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来云南考察时明确指示：“要充分发挥云南作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会和云南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确立了“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战略目标。如何充分发挥云南毗邻东南亚和南亚的区位优势、跨境民族的文化优势以及源远流长和世代友好的交往优势，在云南省桥头堡建设和文化强省建设战略决策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云南跨境民族交往基本情况

为了解云南跨境民族交往情况，笔者于2011年4月，对保山、德宏、怒江等3个州市所在地和边境一线进行实地调查，走访有关单位、部门以及了解情况的资深人士，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相关数据。调查显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边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同源民族交往日益频繁，成为桥头堡建设中一大热点。

（一）跨境民族节日互动不断加强，提升了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联邦的克钦邦、掸邦接壤，国境线长达503.8公里。全州辖芒市、瑞丽二市，梁河、盈江、陇川三县二市和畹町经济开发区，有50个乡镇、365个村(居)委会、3761个村民小组。2010年末，全州总人口121.1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41.78万人，农村人口79.36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34.48%、65.51%。主要有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等5种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59.44万人，占总人口的49.78%。全州五县市中，有4县市、23个乡镇、141个村委会、195个村民小组与缅甸直接相连，在边境线上居住、生活的人口约6万人。分别与缅北重镇勐古、九谷、木姐、南坎、拉咱、雷基毗邻。两国边民跨境而居，民族同源，语言文字相同，宗教信仰和民俗相同，彼此探亲访友、互市通婚、节日聚会，两国边民相互往来十分平常。

泼水节是傣族、德昂族、阿昌族3个民族最盛大传统节日，自2000年起，德宏州已成功举办了八届 “中缅胞波狂欢节”，每逢狂欢节期间，中缅双方跨境民族都会欢聚一堂，拜佛朝庙，探亲访友，载歌载舞，共度佳节。增进中缅双方胞波情谊，弘扬两国民族民间文化，促进中缅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中缅旅游合作与发展，“中缅胞波狂欢节”融国际性、民族性、参与性为一体，在中缅两国间产生了较大影响，推动了中国德宏州与缅甸木姐地区的旅游、边贸、文化及社会的繁荣进步。再如地处中、老、越三国交界处的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一眼望三国”的地方，随着中老、中越友好关系的不断加强，2009年10月，江城县政府牵头举办了在哈尼族传统节日基础上倾力打造的“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节日期间，老挝、越南均派代表团来中国参加。狂欢节期间举办的迎宾狂欢、丢包狂欢、牛体彩绘大赛、特色体育比赛、专场文艺演出、商品交易会、商贸洽谈会等活动，精彩纷呈，盛况空前。如今“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已成为“中、老、越”三国睦邻友好的重要标志，今后将由三国轮流举办，对维护边疆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跨境民族民间文艺团体的交流，成为云南省对外文化交流的新亮点

近年来，云南省边疆地区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跨境民族文艺交流活动。例如红河哈尼族彝族州河口县，自2004年以来每年在春节前夕举行“侨之声”迎春文艺联欢大型活动，越南老街省艺术团应邀参加，口岸文化长廊群众文艺队开展的多种活动，越南群众文艺队也前来河口联欢演出。与此同时，河口“侨谊之声群娱乐园”、“侨谊乐园”等文艺队也多次应邀到越南老街、沙巴等地参加联欢活动。民族艺术团体及民间艺人的对外交流，文山州舞剧团、麻栗坡县文工队先后应邀赴俄罗斯、越南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江城县的民族民间艺人经常应邀到老挝的勐乌、乌得演出。临沧市民族歌舞团应邀到越南、文莱演出。耿马县傣族民间歌手岩更先后10余次应邀到缅甸演出。沧源县有20多支民营歌舞表演团队活跃在北京、上海、山东、福建、海南、昆明等地，有的还到法国、日本、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演出。这些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在周边国家产生了良好影响。

（三）跨境民族民间学术交流活动，加强了睦邻友好关系

据调查，云南省各州、市、县的民族学会、协会积极组织开展民间跨国学术交流活动。例如红河州哈尼学会和红河哈尼文化国际研究中心2008年11月在绿春县召开了“第六届国际哈尼/阿卡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人员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波兰、瑞典、韩国、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等11个国家、共160多名专家学者。勐海县布朗族发展学会自2006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布朗族民间歌手邀请赛，每次都邀请缅甸和老挝的歌手参加，推动了跨境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些形式多样的跨境民族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不仅展示中国对外开放的美好形象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提升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而且对增进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了解、促进彼此友谊、维护边境安宁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跨境民族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促进了境外游客的增长

云南边境地区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培育文化产业，打造了一批有实力的民族文化品牌。跨境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有效带动了旅游业、演艺业、娱乐业以及会展业等相关产业的成长壮大，已成为近年来边境一线最为显著的一个发展趋势。如沧源县明确提出“文化名县，旅游富县”战略；腾冲县提出“以旅游为中心，完善与南亚各国交通网络；以旅游为产业，助推与南亚各国交流；以旅游为依托，增加与南亚诸国贸易”和“做强旅游、做足文化、做活口岸”为重点的工作思路。各地通过提升民族节日品牌效应、打造精品文艺节目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已成为普遍的做法。最为突出的是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和开发，成为边境一线文化建设中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例如西双版纳傣族园打造的“百名小卜哨天天欢度泼水节”这一核心文化品牌，加上一台百人大型傣族精品歌舞和一系列的民间文化传承演示，成为风靡全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知名品牌，自2001年建起至今，傣族园民俗文化生态村对国内外游客的吸引力一直长盛不衰。对于保存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向外展示民族文化独特魅力和吸引各方游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云南跨境民族文化交往面临的安全问题

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同源族群文化频繁往来的同时，也自然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最终影响到边境的稳定与发展。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关注。

（一）边境地区境外宗教渗透有增无减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境外敌对势力对边境地区的思想渗透手段花样翻新，特别是利用中国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通过宗教活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有增无减，一些宗教场所的频繁活动和一些宗教歌曲、宗教书籍在边境部分地区的广为传播，在群众思想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据调查，近年来在中越边境上，越方大兴土木修建教堂和庙宇，开辟宗教活动场所，如河口县对面的老街、沙巴等都修建有天主教堂及佛寺，而河口县则由于没有公开的宗教活动场所，因而吸引了许多边民和信教人员出境到越南去参加宗教活动。在“中老”和“中缅”边境地区，双方的宗教活动交流情况是出境的少而进来的多，外来影响占据优势。还有一些境外敌对势力打着宗教交流甚至是帮助中方边民发展经济、开展扶贫工作的幌子，进行渗透活动。

以德宏州为例，佛教方面：邻境缅甸为佛教国家同德宏州傣族、德昂族等民族有共同信仰佛教的习惯，各村都建有奘房，经常举行佛事活动，境外佛教教职人员往来频繁且大都末办理相关手续或报经有关部门批准，而由村民自行接送出入境，同时由于缅甸以拜佛名义佛爷可带领信徒通行全缅，利用该便利许多国内信徒也不办任何手续，混进拜佛队伍到缅甸纵深地带观光旅游。基督教方面：信仰基督教的属于浸信支教会，信仰时间长（自英殖民缅甸时期传入我国），与境外基督教有同宗同源的关系，境外各宗教组织通过利用小恩小惠对境内宗教活动场所和人员进行拉拢或笼络人心，并物色人选，通过该人与其进行直接联系后，到境外教会领取一定的活动经费或由境外出资到境内建盖教堂。天主教方面：境外教徒以种种借口为由入境进行非法宗教活动，借机传教。由于中国境内无天主教培训学校，部分天主教徒在境外人员的鼓动下，非法出境到缅神学院培训、学习，培训的时间为多为2至3年，主要缅甸密支那神学院、八莫神学院、腊戌神学院就读。伊斯兰教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是户撒乡老马寨，也是德宏州唯一信仰伊斯兰教的村寨，还有在瑞丽市经商的部分外国商人。与邻境的缅甸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回民的有一定的交流联系活动。这些行为或活动给边境民族地区的管理与安全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境外势力集团利用民族文化宣传日益加强

虽然云南近年一直在大力推行“五通”工程、送文化下乡活动等，但调查发现，边境地区文化事业总体状况仍不能满足少数民族对文化的需求。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仍然不足，广播电视民族语节目的覆盖范围有限，边境地区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不通汉语，这些地方虽然有广播和电视，但却听不懂、看不懂。乡镇文化站书刊报纸种类少，尤其缺乏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化产品。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读书看报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境外一些势力集团趁机利用民族文化对边境地区进行渗透，通过境外民族语广播电视、提供优厚条件入境办学或诱使少数民族学生出境学习、出版或直接派人入境宣传等方式进行文化渗透。尤其是在中缅边境，由于中缅两国山水相连，特殊的国境条件导致边境沿线上广播电视信号相互渗透情况十分严重。例如临沧市镇康县有8个民族村居住在边境线上，村民经常能收到缅甸老街的广播。再如德宏州的瑞丽市、潞西市、陇川县、盈江县等边境沿线口岸，缅方城镇上都建有自己的广播电视发射台，境内可以直接收听、收看到境外的无线广播电视节目。目前，边境地区的年轻人，与内地青年人一样，喜欢看港台片、听唱流行歌曲，与上一代人有着明显不同的价值观，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认知度和情感不深，更容易受境外文化渗透的影响，降低其民族文化自觉。

（三）跨境民族通婚给边境稳定带来一定影响

边境一线山水相连，各民族跨境而居，同一民族语言相同、风俗习惯相似，历史上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通婚互市，交往密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边境地区日趋稳定，跨境婚姻呈逐年增多趋势。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云南省25个边境县一线（即118个边沿乡镇）有涉外婚姻10575对，呈逐年增多趋势。其中靠越境1402对，靠老境719对，靠缅境8454对，多为境外女子与我方男子结合后留在中国成为事实婚姻的，其中又以同一民族通婚者居多。在跨境婚姻中，98%以上的是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的女性嫁来中国，中方嫁过去和到境外上门的极少数。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历史上云南省跨境民族普遍在境外有亲戚和朋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跨境民族与境外亲戚、朋友的联系更为密切，这种互相间的联系与交往，自然带来境内外边民联姻的增多；二是边境地区农村妇女外流较多，农村适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导致许多留守的未婚男子只能娶境外更穷地区的媳妇。据了解，中国公安、民政、外事等有关部门对边境的涉外婚姻登记问题是较为宽松和通融的，境外人员只要“三证”（即身份证、入境证、未婚证明）齐全，都给予办理结婚登记，并且收费也较低。境外因受各国政策及政府管理等因素制约，边民要办到这三证非常不容易，并且收费高得惊人，在难以取得三证进行正常婚姻登记的情况下，跨境通婚家庭正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不多，大多数仅按少数民族的传统婚俗举行婚礼。造成边境地区存在大量非法实事婚姻。而这些非法事实婚姻的大量存在，导致当地政府对这部分家庭人员户籍管理失控，造成跨境通婚家庭的田地分配、多生多育、人口素质下降子、女入学、医疗、保险、就业困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因无法律约束，外方女子想在就在，不想在就走，影响了家庭的稳定，进而对社会带来隐形危害，给边境稳定造成一定影响。

三、促进云南跨境民族文化交往安全的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跨境民族文化交往与安全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是各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的边疆省份，繁荣发展云南跨境民族传统文化事业，是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需要，对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开放、和谐云南，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边疆安宁、国家文化安全，凝聚各族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切实把跨境民族文化交往与安全问题放到重要的位置，纳入繁荣发展云南民族文化、提高云南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战略统筹考虑，纳入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使边境民族地区成为云南跨境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重要窗口，以及桥头堡建设中云南与东盟国家民族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基地。

（二）抵御境外宗教和文化渗透，确保跨境民族文化交往安全

近年来，边境地区宗教界与许多境外宗教组织在进行友好交往中，积极宣传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对提高中国的知名度、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一些境外宗教组织却不是为了宗教交流，而是借机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大量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诱导信徒向往西方世界，给政府的依法管理工作制造障碍。加大文化安全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民族文化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全民，特别是青年人对传统文化保护的认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保护、管理、宣传、发扬、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将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安全工作从专业工作变为全民行为。例如怒江州针对基督教信教群众多，在教堂集中活动的情况，县委宣传部和文化部门开展了“红歌进教堂”活动，把一些革命歌曲翻译成傈僳文在教堂里推广，有效解决跨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安全问题。

应增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用优秀的民族文化占领边境地区思想文化阵地。进一步提高边境地区广播电视的覆盖率和发射功率，加快云南8个边境州市民族语广播影视译制分中心的建设，扶持开办“少数民族语广播频率”、“少数民族语电视卫星频道”和“少数民族文字网站”，有效扩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宣传的覆盖面。同时加强对外广播电视信号的有效压制，改变“外国声音大，我们声音小”的现状。坚持向边境乡镇文化站、中小学、村文化室、乡村阅报栏等免费赠送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汉双语文的图书、报刊、张贴画和音像制品等，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先进的文化提高人，用健康有益的文化充实人，不给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留下可乘之机。

（三）加强边境一线法律宣传，消除跨境婚姻隐患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边境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不断的提高，与境外边境地区边民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边境地区历史以来都是哪边生活好边民就往哪边跑，所以边民通婚人数激增是在情理中的事。边民通婚造成违法婚姻问题较为突出：许多边民通婚按传统习惯由父母同意，村里有威望的长者证婚，再举办宴席就算正式结婚了，这样就造成了违法的事实婚姻。出现了许多涉外婚姻家庭到孩子上学了才来补办结婚证。边民通婚引发的社会问题，许多涉外婚姻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婚姻登记手续，配偶没有中国国籍，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依法行政、人口管理难度加大；家庭人口素质难以提高；因边民通婚诱发的婚姻诈骗、买卖婚姻等各种违法犯罪、民间纠纷逐渐增多。

跨境婚姻问题已引起中国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应加强边境一线婚姻法的宣传力度，尽快改变双方边民通婚因程序繁琐不愿登记导致无国籍人员的产生、子女教育问题、人口无法管理，引起治安管理混乱等现状。此外，在管理上也不能掉以轻心，要严格把关，制定出州、市、县统一的、相应的管理制度，使涉外婚姻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兄弟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形成了大量独特的文化。跨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问题，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千百年来战争与和平重要诱因之一，更是建设文化强国的特色工作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因此，充分发挥云南跨境少数民族的文化优势，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增进了解和友谊，推进全方位开放，努力构建良好的周边环境，做好跨境民族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守好国门，边境地区边民彼此互市通婚，睦邻友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积极推进桥头堡建设。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篇幅原因，注释从略。图片和文章版权归作者与原单位所有。编

辑：李智环 吴

鹏 贾淑凤编辑助理：张

宇 郑少君

第二篇：云南跨境民族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云南跨境民族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学院：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专业：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师范）学号：114130230 姓名：杨易

摘 要：跨境民族，其成员有着本民族的民族身份和本国国民的公民身份两种身份。本文以有关人士对跨境民族这两种身份之关系的研究，展开论述。具体分析和论证了日常生活互致力与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之间的消长关系。调查内容涉及跨境民族的基本情况、基本行为和基本态度。关键词：跨境民族，民族身份，国家认同，实证方法

一、云南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现状

1.“国家认同”具体指标的试验性设立

在衡量国家认同这一具体指标时，调查人员设计了这样的指标进行测量：“您认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是否对本国居民有吸引力”？对此持肯定回答的高达90%（360人），否定回答的仅占1％（4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些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国民的认同”的测量中，回答“是”的占78.5％（314人），回答“否”（3人）、“不一定（9人）”和“说不清”（68人）三项加起来，仅占20％（80人）。

在云南边境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往往会引发两国边境地区人员的迁徙和流动，一般是从经济落后的地区向经济生活较好的地方迁移。在调查人员所调查的中缅、中老、中越边境地区，这种现象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中缅边境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我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原因，加上经济状况不善，不少当时边境地区的居民举家迁移到了邻国。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状况的不断好转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多外迁的边境居民又迁回到中国来居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壮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吸引了外迁居民的回归。同时也有一部分邻国的边境居民，由于他们看到我国经济条件的优越性和生活水平越来越好，都举家迁入了我国的边境地区。这也是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国家实力增强，自然就有了吸引力。

在回答“您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云南省省长、咱们州州长（市长）、县长、乡长（镇长）、村长的名字吗”？基本上，大部分的调查对象能说出国家主席和本村的村长，知道“两头”，不知道“中间”。“两头”就是最高领导——国家主席和最基层的领导——村长。“中间”就是介于这“两头”之间的省长、州长（市长）、县长和乡镇长。调查数据说明：有七成以上的访问对象都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在一个哈尼族村子里，一位三个孩子的中年妇女还特意把电视打开，找到新闻频道，告诉调查人员“这就是胡锦涛主席”。另外大约有六成和九成的人知道乡长（镇长）和村长。能勉强说出省长、州长和县长的只是极少数当地有着政府工作背景的人和知识分子。造成这一认识的因素，有边境居民的自身文化素质制约着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认识和了解，对国家主席和村长认知程度最高。对国家主席，是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对村长，是生活中经常常在一。这也反映了边境居民的经济条件有了提高——电视机比较普及，也反映了与群众直接相关的人最易被他们认识——村长就是这样的人。

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调查人员曾主观地设想，边境居民对相邻国家的领导人是否也会知道？便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知道邻国领导人的名字吗”？回答“不知道”的344人，占86％，回答“知道”的21人，占5.25％。这又从相反的方面说明边境居民对自己国家认识程度。这不应仅仅看成是长期宣传的结果。调查人员宁肯将其看作是国家认同的一个基础。2.跨国婚姻的数据的意义

考虑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居民存在着跨国婚姻的情况，因此，此次调查也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从调查对象的配偶国籍来看，跨国婚姻在所调查的对象样本中并非主体婚姻模式，但比重较大，远远超出非边境地区。其中，配偶国籍缅甸为15人，老挝7人，越南3人，不明国籍33人。据调查人员从不同方面了解，“不明国籍”中，绝大部分是非中国籍，只是当事人过于“糊途”，连配偶的国籍都不知道就结婚了。

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确实对于国家观念、法制观念是相当淡漠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证明了：跨国婚姻人群中的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起作用的（配偶基本上是与自己同一民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边境地区加强国家体制性的建设还任重道远。上述四组数据共58人，占调查对象的14.5％。如果调查人员将这组数据放到调查对象中已婚人数361人（包括“已婚”348，“离婚”1人，“丧偶”12人），除去“不明”1人，“未婚”38人，这样，跨国婚姻人数在已婚人群中的比重达到16％。这种跨国婚姻，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方面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别应当引起调查人员关注的是，在调查中调查人员了解到，边境地区的非法跨国婚姻现象非常突出。由这些非法婚姻带来的问题，包括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法律权益保障问题、后代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家庭成员的户籍问题、相关的外事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调查人员将另外写报告进行专题反映。

二、对云南边境居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一些初步看法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性，即比较抽象。为了使这些比较抽象的、主观性的概念成为实实在在的研究内容，并且得出可信的结论，调查人员课题组不仅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制定的较为科学有效的数据获取途径，以及分析方法。以一处实证的手段进行研究，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初步提出一些研究看法。

在调查对象中距离国境线5公里以下的人家占调查对象中36.6%，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5公里—9.9公里的人家占调查对象的18.13%。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25公里以下的有309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77.25%。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较近，也体现课题调研选点的一个考虑：离国境线近，边民与相邻国家民族的互动条件较充分，这就便于调查者了解跨国境社会互动的真实情况，也便于了解和掌握边民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上的关系变动情况。

——自己的国家发展和壮大，就必然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这一判断是从边境居民的跨境民族身份来讲的。因为这样的判断并不适合内地的居民。

调查人员的调查中就有这样的题，对此持肯定回答的高达90%（360人），否定回答的仅占1％（4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些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国民的认同”一题中，回答“是”的占78.5％（314人），回答“否”（3人）、“不一定（9人）”和“说不清”（68人）三项加起来，仅占20％（80人）。

这也说明边民对自己国家还是有一个客观认识的。联系到上述所分析的跨境婚姻问题，又从一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边民生活和态度的真实状况：一方面他们从实际出发决定自己的行为和态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抽象谈论和认识“爱国”问题。同时，也真实地体现了发展壮大中的国家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跨国非法婚姻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相当一部分人当中国家观念的淡漠（如不知配偶国籍），民族认同意识较强（如要求配偶与自己同一民族）。但另一个方面，调查人员也

——在与国家认同有着较强关联的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台湾与大陆应当统一吗”？在回答者当中，选择“不知道”的调查对象最多，共有176人，占调查总数的44%。这些回答者多数为中老年妇女；其次为“应该”的，共有139人，占调查总数的34.75%；再次选择“非常应该”的为71人，占调查总数的17.75%；选择“无所谓”的为5人，占调查总数的1.25%；选择“不应该”的为3人，占调查总数的0.75%。未作回答的为6人，占调查总数的1.5%。

选择此问题作为边境地区居民的问卷调查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边境居民对台湾认识，以及对国家统一的态度。但因为此问题与调查对象中的大多数人（农民，妇女，缺少文化），在调查中有44%的被调查者“不知道”。另外约有一半以上的调查者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固有的领土，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居住在台湾的人也都是中国内地陆续迁过去的，所以台湾与大陆应该是要统一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也是一家人。知道台湾的边民，都认为台湾应该和大陆统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建构起来的。这所以这样讲，是在正常情况下，没有外力和特殊原因的进入，边境居民的生活中是没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的，更不存在此两者当中非此即彼的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提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不仅有着理论上的价值，在实际研究中也有相当明显的运用价值。调查人员在“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的项目申请获准，以及实施调查的过程中，也深深感受到这种价值。同时，它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种方法论的作用正是产生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的必要前提。将其作为科学方法来运用，就会产生科学的成果。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边民的“爱国问题”。“爱国”，作为一种对自己国家正面肯定的态度和行为的指称，其实是非常具体的。真正的爱国用不着刻意地去表现，而是在日常生活和最一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尤其对远离国家政治中心，而且还处于与另外一个国家最近的国境线附近的居民来说，他们以自己的日常生活活动表达了对自己国家的自然热爱的态度。

爱国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但边境居民的生活，如果不是特别涉及政治道德方面的事件，他们的爱国就不是外在地表现在一些政治口号和抽象的表达上，而是内在地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前文所述及的非法跨国婚姻现象存在的问题，本身就说明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的国家观念的淡漠，而同时也证明了跨国婚姻（非法、合法）人群中的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起作用的，如配偶基本上是与自己同一民族）。这就提出一了个任务：加强边境地区的国家体制性的建设。而不仅仅是抽象地宣传“爱国主义”。如果只是抽象宣传“爱国主义”，会给人一种假象：政治上好像接受了“爱国主义”，而实际上，有大量的现实生活问题是与“爱国主义”无关的，边境居民会以自己最常见的方式和最真诚的态度去决定自己应当怎么去做。

当然，一些边境居民的“国家观念的淡漠”，根本原因是反映了他们的日常真实生活。在这样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并没有没有出现让他们的国家观念得到强烈表达的机会。因此，不能简单地由边境居民的跨国婚姻现象来判断当事人是否“爱国”。因为“爱国”更多地是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而婚姻本身并不是政治态度，也不是政治行为。在这一点上，就象一些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加入某国国籍，不能由此判定其是否“爱国”；也不能以是否购买中国商品来判断是否“爱国”的道理相似。

调查人员在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题，调查“咱们这里有人与境外的人结婚吗？”回答“有”的292人，占到调查对象总数的73％。这样高的一个比例，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跨国婚姻在边境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少，在当地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惊奇的事情。调查人员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在边境一线有一定的普遍性，不论在中老边境，还是在中越边境、中缅边境，都一定程度地存在。形成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有两点：一点是空间位置所决定的边境居民的生存环境，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与境外同一个民族的成员频繁往来，交流互动的内容已经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点，因为边境两侧都同属一个民族，“同文同种”和共同的历史，造成他们在态度和行为方面的经常性的生活认同一致。使他们在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上有一种的自然的不言而喻的选择，而在宪政认同／国家认同方面显得较为迟钝和淡漠。以上这两点，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一点必要的说明：这种情况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交通和通讯条件相对缺少的农村更为明显。而在经济文化较发达，通讯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则不明显。《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的大量数据也能够证实这一点。

参考文献：李立纲《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

第三篇：云南跨境民族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交流融合与分析

云南跨境民族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交

流融合与分析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与越南、老挝两国接壤，是一个多民族、多跨境民族

聚居地区。这里有着丰富的民族特色文化。其中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边疆各跨境

民族间本土共有文化，也是边疆地区跨境文化交流的一部分。通过跨境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的交流，促进边疆的建设，进一步增进边疆地区各民族间的关系，从而为边疆地

区人民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生活环境。

本文从边疆多民族聚居区着笔，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专家访谈、个案

研究法等，从跨境民族、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的现状（以

第二届‚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为具体案例）、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的特征

等方面研究了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对建设和谐边疆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促进了

边疆的和谐建设；扩大与邻国的对话空间；提升了边疆地区的政治软实力（增强了各

民族间的凝聚力、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促进了旅游资源的开发、使民族关系亲和化、提升了民族地区民众的审美意识、培养人们竞争、团结、协作的社会意识）促进了各

民族间的民族文化认同；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文化建设，为和谐边疆凝聚精神动力；创

造了和谐的边疆政治环境，为和谐边疆创造基础条件；推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建设和谐边疆提供源动力；促进了边疆各国各民族间的和谐，为构建和谐边疆夯实

社会基础，提出了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促进了边疆的和谐，并成为了建设和谐

边疆的一种有效途径。

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为边疆地区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精神文化大餐，但从长

远的角度看，跨境民族传统体育要健康发展就必须注重跨境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培

养、建立科学系统的跨境民族传统体育训练部门，使跨境民族传统体育得到更好的保

护与传承，充分的挖掘与利用跨境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从而推动边疆的和谐建设，为

边疆地区人民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社会生活方式，通过文化交流推进了中国西南 地区与邻国间的关系，同时使各民族间更加团结，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跨境民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谐边疆II 1 引言

1.1 跨境民族的概念及形成 1.1.1‚跨境民族‛的概念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民族形成过程与人类社会的国家发

展过程的相互交错和重叠，造成了国家的疆界与民族分布地域的普遍不一致。在当今

世界上，同一民族生活在若干个国家，一个国家包括若干民族的现象相当普遍。正如

恩格斯所言：‚没有一条国家的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相吻合的‛。这种国家疆

域与民族分布地域的交错重叠，使民族与国家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一个国

家一种民族、一个国家多种民族和一个民族多个国家，而后两种形式更为普遍，而且

往往存在于同一区域，即相当一部分民族的传统居住地域被国家政治疆界所分割，成

为跨国界而居的民族。伴随现代国家建立的全过程，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时有发生，随

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民族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加大。这些因素都在加剧着同一民族

跨国界而居的现象。

1982年范宏贵教授在其论文《我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依族的古今关系》一文中明

确提出了‚跨境民族‛这一概念。此后‚跨境民族‛这一概念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较

大范围的使用。主要文章有范宏贵的《中越两国跨境民族》，姜永兴的《我国南方的

跨境民族研究》等。随后，各种以‚跨境民族‛为题的论文频频见诸于国内各种期刊，如胡起望的《跨境民族探索》，黄惠焜的《跨界民族研究论》等。在论著方面，1988 年

申旭、刘稚合作出版的《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跨境民族》，1998年出版了由赵廷光主编 的《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研究》、《云南跨境民族研究》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云南省

还成立了由政府官员和学者联合组成的‚云南跨境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对比研究课题

组。‛1994年中央民族大学又将1986年设置的‚跨界民族‛研究专业改名为‚跨境民 族‛研究 ①。

对跨境民族这一概念有很多的争论，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而跨境民族又与‚跨

界民族‛、‚跨国民族‛、‚跨国界民族‛等诸多概念的内涵既有一致性的地方，也

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使用起来较为模糊。而我认为主要依研究者的侧重点来选择不同

概念。

有学者认为‚跨境民族是指地域相邻，属世居或规模迁徙形成，一般在边界线两

侧或附近地区，在族源、语言、文化特征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感，而在国家归

①

王清华,彭朝荣.‚跨国界民族‛概念与内涵的界定[J].云南社会科学，2008,(4):19-21.2 属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认同要求，被现有政治地理（领土）边界线所分割，分属

于不同国家政治实体的同一文化民族或族群。① ‛ 也有学者认为‚跨境民族‛是指居住在本国和邻国的同一民族，他们最早居住在

同一地区，以后由于迁徙和国界变动等原因分别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但目前

主要分布区域仍然相连或相邻，且语言和文化基本相同者，可称为‚跨境民族‛。

②

也有学者认为跨境民族是指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跨国界居住的

民族。它是各民族集团之间的自然地理界限日渐模糊和国家间的政治界限日益分明这

两种相反趋势交互作用的结果，简而言之是国家分隔力的产物 ③。

也有学者认为：‚跨境民族一般是指具有共同族源，此后由于迁徙和国界的变动

等原因分别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邻国家的同一民族或群体，他们的语言和文化

基本相同。在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中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这些民族或族

群内部都有较为通行的自称，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则往往又有不同的他称‛ ④。

我认为跨境民族的概念以胡起望教授的观点最为确切。所谓跨境民族就是分别长

期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却又保留着本民族固有的文化，有着民族认同感的

同一民族。这些民族长期分居在不同国家，受当地本土主体民族或其他民族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有了不同的变化，但是在他们传统文化的底层，却与原来的民族传统文

化保持着一致。彼此有着同一民族的认同感。例如汉民族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跨境民

族，他不仅在中国周边的各国居住。而在美洲和欧洲的大城市中也形成了自己小聚居

区（在世界各国具有较大规模的唐人街共有59个，其中美国就占12个，如华盛顿、旧

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地的唐人街就是汉民族在海外的一个集中居住区）。所谓对华

侨的研究，对海外客家人的研究等等，实际上这都是对跨境民族的汉民族研究的一个

重要部分 ⑤。

从更细的角度来看跨境民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跨境民族，就是同一民族分居在不同国家，他们的民族称法、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等基本上保持着密切联系，世界上有很多跨境民族都属于这一类。

广义的跨境民族指在迁出数百年或更长时期以后，迁出的部分在当地有了一定的

发展变化，他们或者受当地主体民族影响，或者在发展中与原来的部分在某些方面产

生了差异，在语言的词汇、语音、语法、以至于习俗、服饰、直至民族名称等方面，①

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96-98.②

何 跃.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云南跨界民族问题[J].云南民族大学学学报(哲社版)，2006(5)：57-58.③

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课题组.云南跨境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J].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④ 和少英,李 闯.桥头堡建设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J].云南民族在学学报，2011，28(5):221-222.⑤

胡起望.跨境民族探讨[J].中南民族学院报，1994(4).3 都带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只是他们存在着同一民族起源，互相认同的民族意识。

广义的跨境民族与狭义的跨境民族，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跨境民族的涵义而做的

一种解释，而‚跨境民族‛研究是以‚跨境民族‛与毗邻或相近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为主要目的，比如中国与缅甸提倡的绿色替

代毒品工程即为‚跨境民族‛研究的一个典型，因此‚跨境民族‛侧重于这类群体在

现实生活中的联系性及同一民族的认同感，即侧重于其社会文化属性。

1.1.2 跨境民族的形成

跨境民族的形成，一般认为有两类：一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跨境民族。这类跨境民

族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某些民族在现代民族国家边界勘定前就活动于多个国家境内，如

西北边疆的哈萨克族；二是非自然形成的，这些跨境民族或者是因为战争、谋求生存

发展等因素导致的迁徙而分布于不同国家境内，如东南边陲的彝族。或者是如同蒙古

族那样受外国势力干预而分布于不同国家境内。

就居住在云南边界的跨境民族而言，主要是以下原因形成：一是由外向内迁入 的跨境民族，如景颇族主要聚居于缅甸东北部克钦邦、毗邻印度的阿鲁纳怡尔邦和

川口兰以及云南西南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二是由内向外迁徙的跨境民族，如

哈尼族，在我国境内主要分布在云南元江与澜沧江之间，境外主要聚居在越南、老

挝北部边境 ①。

我国跨境民族成分多、人口数量大、分布地域广。因此，边疆地区和跨境民族的

发展对于社会安定和国家间正常交往有着特殊的意义。从目前国际国内环境来看，我

国诸多跨境民族的存在，因其处在对外交流前沿，总体上能够有力地维护国家稳定，创造和平环境，但是也潜伏着诸如民族分裂与独立，或是并入其它主权国家等不稳定

因素。为此，通过加强文化交流与互动，使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各跨境民族内部和各跨

境民族间增进了解，以文化作为沟通桥梁和联系纽带，自觉地维护和平环境，制约那

些破坏稳定的行为。并通过跨境民族文化的交流从而推动边疆和谐发展，在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前提下以跨境传统体育文化交流为先导，促进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建立科

学、文明、健康的社会生活方式、推进中国西南地区与邻国间的关系。

1.2 选题依据

首先，2011年10月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

①

黄惠娓.跨境民族研究[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1):24-25.4 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

掘，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这一决定为云南边疆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南部。因李仙江、曼老江、勐野江三江环绕故

名江城。有‚一眼望三国‛的区位条件。其辖5乡2镇50个村（社区）民委员会524个

村民小组，总人口12.1万人。与老挝、越南直接接壤的有4个乡（镇）。沿国境一线

有10个村委会51个村民小组。东与红河州绿春县为邻，东南与越南接壤，南与老挝交

界(国境线长183公里，中越段67公里，中老段116公里)，也是云南省唯一与两个国家

接壤的县。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县，25个民族中24个是少数民

族。其中哈尼族、彝族、傣族、瑶族、拉祜族是世居民族。跨境民族有：哈尼族、彝

族、傣族、拉祜族、瑶族、汉族、布良族、苗族、壮族、克木族等。云南以跨境民族

居多，跨境民族问题也是云南省边疆民族工作中必须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的问

题。在2011年5月6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

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五大战略目标，其中之一就是要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

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 ①

。建设稳定繁荣边疆，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事业，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是建设和谐边疆的一个重要举措。实施文化‚走

出去‛战略，把建设民族文化强省与建设桥头堡结合起来，加强对周边国家的传播，全面推进文化开放合作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财

政预算和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为全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保障。在这样的

大环境下通过跨境民族传统体育的交流，促进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建立科学、文明、健

康的社会生活方式，对于促进中国西南地区与邻国间的关系，使各民族间相互团结、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建美好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体育作为人类共同创造的一种特殊社会文化活动之一，它对减少与化解各

种矛盾、消除潜在的冲突、对抗不和谐因素等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尤其在云南江城哈

尼族彝族自治县发挥的作用更为宽泛 ②。由于体育产业所涉及的领域既广泛又复杂，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又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传播者。因此，体育的优劣

已成为影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的一个不可忽视因素。体育交流已成为建设和

谐边疆与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新途径，并为社会和谐发展创造出了良好的交流环境，同时也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体育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天然要素，从宏观意义上说，两者是一种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体育事业，体育事业的发展需

①

刁殿伟.推动云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EB/OL].http://，2010–12–24/2012–09–26.②

李晶晶.对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发展的探讨[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20):210.5 要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①

。当今，体育的交流与竞争已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也是一个国家展示形象、传递信息的重要窗口，同时也充当着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沟通纽带，尤其在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更为突显。要跳出体育看体

育，在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体育可以促进与邻国间的关系、边疆关系、跨境民族关

系等，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器，充当先进文化的排头兵，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再次，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反映了同一民族的人文理念和价值取向，彰显了丰

富的民族文化与强大的民族精神，增强了体育活动参与者的民族意识、维护了民族自

尊、促进了民族团结、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因此，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和谐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它丰富的内涵影响着和谐边疆的建设。跨境民族传统体育具

有传承民族信仰、传授生存技能、展现民族精神和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作用。

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最为广泛的群众参与性，是一种真正的大众文化活动，它是消除对

立、弥合分歧、缓解矛盾的有效媒介，可以有效地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归属感。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有：哈尼族、彝族、傣族、拉祜族、瑶族、汉族、布良族、苗

族、壮族、克木族等民族跨境而居，所以跨境民族问题也是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边

疆民族工作中必须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国屹

立于东方、成为东方强国的积极推进因素，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与邻国交

流的信息，是中国外交的一种手段。例如，武术因其独有的魅力广受西方人的喜爱。

民族传统体育中观赏性和娱乐性项目内容丰富，各种球戏和杂技仍广为流传，被保留

在民间与艺术的大舞台上，为跨境民族与各国人民带来了视觉文化大餐，这也是跨民

族传统体育所带来的一大文化交流资源。同样也在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走出去‛的战略中为民族团结、建设和谐边疆、建设和谐社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①

吴声光,张绍强.体育:构建社会和谐的纽带[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7(4):213-214.6 1.3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1.3.1 研究的目的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与越南、老挝两国接壤，是一个多民族与多跨境民族

聚居地区，这里有着丰富的民族特色文化。其中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边疆各跨境

民族间本土共有文化，也是边疆地区跨境文化交流的一部分。通过跨境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的交流来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扩大与邻国的对话空间、创造和谐的边疆政治

环境、增强各民族间的凝聚力，从而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民族文化认同，为我国与邻国

间提供了一种和谐友好的交流方式，这种交流方式提升了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层

次，提高了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与繁荣，进一步为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建

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边疆的和谐夯实了基础。1.3.2 研究的意义

从理论的角度看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与建设和谐边疆的研究涉及到民族

学、体育学等学科方面的知识，这将会有效地推进体育学与其它学科间的交融、渗透

与综合发展，不断推进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拓展与延伸。从实践的角度看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有哈尼族、彝族、傣族、拉祜族、瑶族、汉、布良族、苗族、壮族、克木族等民族跨境而居。跨境民族多，与周边国家的人民

增添了一种亲戚关系，由于边境地区跨境民族间的文化相似。因此积极开展跨境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交流，为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社会生活方式、推

进中国西南地区与邻国间的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把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水平的提升与云南桥头堡建设相结合并不断推进与戍边、睦边、富边、强边有机结合，推

动边疆体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运用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的方式在该区域内构

建和谐的民族关系、邻国间关系是建设和谐边疆的有利条件。1.4 文献综述

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对跨境文化、民族传统体育、体育外交、边疆和谐等

方面作了研究、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与和谐边疆建设方

面的研究较少。通过 CNKI 检测检索，输入‚跨境民族传统体育‛ 并‚文化交流‛并 ‚和谐边疆‛共有论文 600 多篇，对其文献归类，共分为四类：

1、民族传统体育研7 究；

2、体育外交方面的研究情况；

3、跨境民族文化研究；

4、建设和谐边疆方面的

研究。

1.4.1 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文献研究

通过文献查阅，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文献从2007年至今有近300多篇，主要

有：

王岗的《关注民族传统体育：现状、问题与思考》概括出民族传统体育喜忧参半，受西方体育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挤压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的最大问题。在现状和问题

分析的基础上，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文化学意义上的思

考。大量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存在目前表现出一种有其外壳，而少血脉的文化贫瘠状况。

今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应该建立一种有别于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超市的新的

体育超市，即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超市 ①。陈青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属性论》一文中提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全球体育文

化的根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独特的属性（即地域性、民族性、生产性、生活性、封闭性、认同性、娱乐性等）这些属性是长久维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基础

②。

饶远等的《民族体育在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中的作用》中提出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作为云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特殊的优势和作用。通过体

育活动，有助于增进民族间的交流，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更有助于云南形

成内有凝聚力，外有吸引力的大好局面，从而促进边疆的繁荣与稳定

③。

王琼的《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从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

族主要开展的体育项目、少数民族理论研究现状、少数民族竞技体育开展现状、少数 民族地区城乡居民体育参与状况、少数民族节日活动开展状况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挖掘、整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科学研究，建立训

练基地，建立相关的信息系统，构建资源库 ④。

邓伟、李会明等的《云南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及其发展策略研究》认为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在于进一步挖掘民族传统体育的功能，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

展更好地服务于政治、经济、文化。云南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多样性、活态性、原生态性、民俗性、包容性、群体性等特征，其发展策略应注重‚文化自觉‛意识和

学习创新意识的形成，从营造‚文化生境‛，建立长效机制、健全管理和参与体制、①

王岗.关注民族传统体育:现状、问题与思考[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2(20):2-3.②

陈青.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属性论[J].体育文化导刊，2002.③

饶远,等.民族体育在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中的作用[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17(5):62-65.④

王琼.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37(4):45-478 产业综合化发展、‚非遗‛申报、教育引导等方面创新和拓展 ①。

芦平生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演进》认为：现代少数民族体育的传承在

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提升，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重塑，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多功能的

凸现，以及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现代化 ②。

以上论文主要从民族传统体育相关概念、起源、特征、价值功能、项目分类、发

展趋势、发展现状、发展对策与措施、区域研究、个案研究以及运动会等研究主题入

手对民族传统体育做了研究，而对于民族传统体育跨境交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甚少，本论文将从这方面为切入点进行探索研究。1.4.2 关于体育外交方面的文献研究

通过文献查阅，关于体育外交方面的文献近50 篇，李忠华《论体育外交在和谐

世界构建中的价值》认为：‚外交是人类解决冲突、加强合作的重要手段。外交在处

理国际关系上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外交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也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体育外交就是外交的一种新形式。体育外交群众参与广、社会影响

大，由于较少受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③。

正是这些特点，体育外交经常能够起到其他外交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体育外交对于

各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政治、经济的扩大发挥着重要作用。体育外

交在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上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史国生的《体育外交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与作用》认为：‚体育的共性是开拓国际

社会‘对话空间’的前提；体育活动是重要的国际社会外交手段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

献；国际性体育外交活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具有特殊的作用‛

④。

胡逢清、曾利亚在《论邓小平体育外交的思想与实践》中谈到：在我国体育外交

工作中，邓小平指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难题，贯彻以人民利益为重的理念，坚

持唯物辩证法全面的、联系的观点，使我国的体育外交取得丰硕成果‛

⑤。

吴声光、张绍强的《体育: 构建社会和谐的纽带》在全面论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基础上，概括了奥林匹克宪章中和谐定义的内涵及外延，其理念与社会和谐具有一

致性和内在的必然联系，是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提出:体育有其

独特的广泛性、教育性，也是社会和谐的纽带，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① 邓伟,李会明等.云南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及其发展策略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0.32(4):3-4.②

芦平生,陈玉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演进[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29(3):39.③

李忠华.论体育外交在和谐世界构建中的价值[D].河北：燕山大学，2010:13-15.④

史国生.体育外交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与作用[J].体育文化导刊，2002:48 ⑤

胡逢清,曾利亚.论邓小平体育外交的思想与实践[Z].广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外，2011.9 和辐射功能。

以上论文，着重从体育的外交发展历程、功能、特点、价值等理论实践与国际社

会的影响等方面作了分析，阐述了体育在国家交往中的特殊地位与价值。但通过民族

传统体育的交流促进文化发展、边疆和谐发展的论述甚少。1.4.3 关于跨境民族文化方面的文献研究

通过文献查阅，关于跨境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近200 篇，1982 年范宏贵教授在

其论文《我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依族的古今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跨境民族‛

这一概念。此后，‚跨境民族‛这一概念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较大范围 的使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

范宏贵的《中越两国跨境民族》阐述了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中国确定的民族有 个，还有 2 个民族成分未定；越南确定的民族有 26 个。这种差异是因两国划分民

族的标准和方法不同所致。这些民族可分为四类：一是从中国迁入越南的民族；二是

居住原地的土著民族；三是从越南迁到中国的民族；四是从中国经老挝进入越南的民

族。他认为重视跨境民族的工作，对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①。

姜永兴的《我国南方的跨境民族研究》阐述到：‚同一民族分别居住在国境线两

侧系称跨境民族。在五大洲各个国家的民族地理分布上，普遍存在着跨境的民族，有 些民族还分居在数个国家境内，如亚洲的库米德人，居住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四国的交界地区；而非洲的富尔贝人，则分散在十个国家境内。跨境民族是世

界民族问题的一大难点。跨境民族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有共同族源，但居住在不

同地域的民族，另一则是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社会制度下在与不同民族长期交往 的历史变迁中，发展成为两个或数个单一民族‛ ②。

胡起望的《跨境民族探讨》主要阐述了跨境民族的概念和跨境民族的形成。跨境

民族具有‚民族性、国际性、群众性和复杂性。因此，跨境民族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民族问题。‛ ③

刘稚在《论跨境民族与云南的对外开放》中阐述到‚跨境民族在云南的对外开放

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他认为：‚从经济贸易的角度来看，主要有边民互市、参与贸

易、跨境民族个体商人、民族节日期间的贸易‛ ④。

陈文清、陈永香在《跨境民族共振效应与边疆地区的和谐发展——以云南跨境民

①

范宏贵.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J].民族研究，1999(6):14-15.②

姜永兴.我国南方的跨境民族研究[J].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88(1):31-32.③

胡起望.跨境民族探讨[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4):49-50.④

刘 稚.论跨境民族与云南的对外开放[J]思茅师专学报，199(5):15-17.10 族为例》中指出了云南是我国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26 个世居少数民族中有 16 个民

族跨境而居。在云南边疆地区，跨境民族在宗教信仰、跨境婚姻、族群文化、族群认

同、政治认同、行为规范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共振效应，而这一效应往往影响

和制约着边疆地区的和谐发展 ①。

翟云平《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问题探究》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问题进行回顾，对开展中俄本币结算情况及制约其开展的瓶颈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措施及促

进其发展的建议 ②。

夏显泽在《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宗教渗透与国家安全研究》中指出云南是全国沿

边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这些跨境民族地区各类宗教信徒的总数占全省信徒的绝大部

分。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等原因，反渗透力量相对薄弱，宗教渗透严重，危害着

国家安全。因此，必须提高人们对宗教渗透危害性的认识，切实加强宗教管理工作机

构建设，在加强扶贫开发力度的同时，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有效抵制各种邪教势力的渗透 ③。何跃的《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教育研究现状述评》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和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云南沿边境地区逐渐兴起了跨境民族子女跨国教育流动现

象，跨境民族子女跨国教育打破了长期以来教育不出国门的束缚，出现云南沿边境地

区跨境民族教育交流。因此，我们应加强国门基础教育的硬件和软件建设，加强对跨

境民族教育的全面研究，这对云南沿边境地区跨境民族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意义重

大‛ ④。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跨境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跨境民族的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1.4.4 关于建设和谐边疆方面的文献研究

通过文献查阅，关于建设和谐边疆方面的文献从 2007 年至今有近40 篇，主要有：

王士录《‚和谐边疆‛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中缅边民大联欢》50 周年纪念，他结合当前中央关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精神，以‚中缅边民大联欢‛

周年为契机，对这次大联欢所展现出来的‚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及其对促

进中缅友好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分析和回顾

⑤，①

陈文清,陈永香.跨境民族共振效应与边疆地区的和谐发展——以云南跨境民族为例[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05，25(11):57-61 ②

翟云平.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问题探究[J].黑河学刊，2011(7):67-69.③

夏显泽.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宗教渗透与国家安全研究[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2，31(1):94-96.④

何 跃.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教育研究现状述评[J].学术探索，2009(6):128-129.⑤

王士录.‚和谐边疆‛建设的成功范例——中缅边民大联欢 50 周年纪念[J].云南社会科学，2007(2):100-102.11 并在此基础上对这种‚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在当前的‚和谐社会‛、‚和谐世

界‛建设中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最终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巩固和发展中缅‚胞

波情谊‛，建设中缅‚和谐边疆‛进行了认真思考。

张红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内生性因素》指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和谐社会建设是全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重点、难点部分。‚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中要针对内生性因素加强建

设，在众多内生性因素中要率先解决好基层党组织、民族关系、宗教和经济建设几个

关键方面的问题。① ‛

马丽萍的《新中国 60 年来云南边疆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经验述要》等文章对和谐

边疆建设从经济发展、民族关系、基层党组织关系、宗教活动等的方面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边疆建设的任务特点等。但通过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促进和谐边疆建

设的文章并不多，在和谐边疆建设中我们应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提供一些理论方面 的文献 ②。

综上所述，上述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对跨境民族文化交流进行了阐述，但就研究云南与周边国家体育文化交流方面形成的文章还不多见，因此我做这方面的

研究也是对这一方面的补充与探讨，旨在为跨境区域与建设和谐边缰提供一些理论依

据和实践上的参考价值。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有：金宇祥的《体育与东北亚和平繁荣外交》（上、下）③

阐述了体育与外交的关系，而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与建设和谐边疆的文

章甚少。1.5 研究对象 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1.6 研究方法 1.6.1 文献资料法

查阅我国跨境文化对外交流的基本情况和方针、政策；阅读 CNKI 上关于民族传

①

张红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内生性因素[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1):31-32.②

马丽萍.新中国 60 年来云南边疆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经验述要[J].新乡学学报，2011，(25):21-3.③

金宇祥.体育与东北亚和平繁荣外交(上、下)[J].社会经济展望，2006.12 统体育、跨境民族及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与周边国家外交的大量文献，并了解云南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与接壤国家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的基本情况，对其进行

了整理与分析，全面准确的把握了该研究领域的理论知识，并以此作为本论文的研究

基础。

1.6.2 专家访谈法

按照拟定的调查提纲，走访了玉溪师范学院的教授和从事边疆体育对外交流研究 的专家以及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文体局相关行政管理人员，并对本课题研究的相关

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征询、探讨与分析。此次访谈为本论文研究提供了大量理论依据和

研究思路。(附录：附件一、二)1.6.3 实地调查法

为了全面的掌握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我们到云南玉溪师范学院学习了三个多

月。在这期间，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气息。我们一行前往云南边疆地

区（江城县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德宏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区）进行了实地调

查，并详细了解了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与越南、老挝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的

现状，收集整理了本课题研究所需要的文字、图片和数据资料。(附录：附件三)1.6.4 个案研究法

通过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举办的‚三国丢包节‛案例的研究、分析、整理与归

纳，进一步体现了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的价值。13 2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的 现状

2.1 民族与自然资源概况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因李仙江、曼老江、勐野江三江环绕故名江城。东南与越南接壤，南与老挝交界是云南省唯一与两个国家

接壤的县，国境线长 183 公里，中越段 67 公里，中老段 116 公里，沿国境一线有 4 个乡（镇），10 个村委会，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县，有 25 个民族 24 个少数民

族（在 25 个民族中有 24 个少数民族），其中哈尼族、彝族、傣族、瑶族、拉祜族是

世居民族，民族传统文化深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江城哈尼族彝族

自治县‚一眼望三国‛的区位条件和属红河水系的曼老江、勐野江、李仙江、曼连河、腊户河、土卡河等 30 多条江河及 200 多条溪流形成的内环三江、江河纵横的水文地

理特点，造就了境内丰富的水资源及山林奇境，这也是跨境文化交流的自然因素所在。

同时旅游资源也相当丰富，有曲水乡三国交界的十层大山；李仙江畔的亚热带雨林； 狮子岩大山的奇峰异石；郁郁葱葱的万亩胶园和牛洛河万亩茶园；中老边境的 7 号界

碑；整董镇的傣家竹楼。李仙江上的龙马电站等呈现出‚高峡出平湖‛的景色，‚龙

马跳进江、金鸡飞亮山‛，‚啊妹婼丢包传情‛的美丽传说，可使旅游者饱览边疆壮

丽山河的同时领略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及人文地理。本县旅游资源丰富与两

国接壤，跨境民族多，有一定的自然联系，同时在这样的环境下，积淀下了丰富的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在每年举行的体育文化节上各民族参与度非常广。

2.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与跨境交流理念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这里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众多。由于江城县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多，在几千年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以其所具有的民族性、地域性、认同性、娱乐性、传承性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一代

又一代自我传承中得以保存，由于以上的属性使各个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各不相

同，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按地型划分坝区、半山区、高山区三

类。坝区主要有秋千、赛马、武术等，主要族群有是傣族、壮族；河谷区主要有赛龙

舟、赛马、武术、丢包、东巴武术、霸王鞭等，主要族群是彝族。半山区主要有射弩、秋千、扭棍、摔跤、拔腰、藤球等，主要族群是哈尼族、瑶族、布良族、拉祜族、彝族；河谷区主要有吹枪、爬杆、光溜索、上刀杆、打陀螺、芦笙舞等，主要族群是14 苗族、彝族。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众多，体育文化资源丰富。这与本县民

族组成成份有着很大的关系，江城县少数民族众多，也是云南唯一的一县接两国的边

境县，在边境县的别国住着很多与江城县同民族而不同国籍的居民即跨境民族，主要

有哈尼族、彝族、傣族、拉祜族、瑶族、布良族、苗族、壮族等民族，他们之间有着

共同的传统文化语言（词汇、语音、语法）、习俗、服饰、民族名称等等，这在一定

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民族认同性。

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客观因素发展的需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仅在

江城县的各民族中开展，在异国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他们本民族的体育文化内

容，并相互参与邻国举行的跨境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如：2008年江城‚信合杯‛

陀螺邀请赛，邀请老挝丰沙里省代表队参赛、2006中国应邀参加了老挝全国少数民族

运动会陀螺和射弩项目的比赛等等。共同的文化在不同国家的同一族群里流传，在平

日里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从而形成了跨境民族传统体育。为邻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

供了共同发展的平台，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是跨境文化的一部分，积极开展跨境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交流，能促进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社会生活方式，提升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层次与水平，使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

助推器，成为先进文化的排头兵。把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水平的提升与云南桥

头堡建设相结合并不断推进与戍边、睦边、富边、强边有机结合，以便维护边疆安全、建设和谐边疆，而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进行跨境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交流的。2.3 文化交流现状

近年来，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文体局对和谐边境县的建设非常

重视。当地居民多年来与邻国关系相处融洽，这一切与全县人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文化体育部门对体育文化方面的建设也非常重视，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对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参与度非常广，在早晨与傍晚，公园随处可见打陀螺的运动者。可见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很受当地民众的喜爱。

近几年来在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举行的跨境民族传统体育交流活动主要有：

2006年12月，由县人大主任方艾学、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尹洪祥带队，率县外办和

文体局领导及队员共22人到老挝丰沙里省参加了老挝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陀螺和射

弩项目的比赛。15 2007年末，老挝丰沙里省和越南奠边府市应邀参加了我县举办的全县第十三届文

明运动会。老挝丰沙里省省长率党政代表及运动员和文艺工作者一行22人，参加了陀

螺项目的比赛和民族风情表演。越南奠边府市市长率党政代表及运动员和文艺工作者

一行30人，参加了网球项目的比赛和民族风情表演。2008 年在江城举行的‚信合杯‛陀螺邀请赛第一名：中国江城县人事局代表队；

第二名：中国江城税局代表队；第三名：中国江城县邮政局代表队；第四名：中国江

城县公安局代表队；第五名：老挝丰沙里省代表队；第六名：中国江城县老年体协代

表队；第七名：中国江城县信用社代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中国江城县养护段代表

队。在这次比赛中中国队成绩突出。

2009 年 10 月第一届‚三国丢包狂欢节‛中跨境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交流有三个

板块：

第一：‚新大新杯‛中老越三国陀螺团体比赛，有中国江城县一队、二队、三队，老挝丰沙里省代表队、丰沙里县代表队、本怒县代表队，越南奠边府市代表队、勐念

县代表队、勐谍县代表队共 9 个队参赛，每队运动员 6 名，共 54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共有 35 名裁判员、工作人员参加组织比赛。最终中国江城县一队获得第一名，中国

江城县二队获得第二名，中国江城县三队获得第三名。第二：‚大过岭茶厂杯‛中老越三国丢包团体比赛，有江城县一队、二队、青天

队，老挝丰沙里省一队、二队、约乌县代表队，越南奠边府市代表队、勐念县代表队、勐谍县代表队共 9 个队参赛，最终老挝丰沙里省二队获得第一名，越南奠边府市代表

队获得第二名，老挝丰沙里省一队获得第三名

第三：藤球表演项目是由越南奠边府市的 6 名运动员进行表演，共进行了 6 场表

演赛，共有 6 名工作人员负责组织比赛。藤球表演观赏性较强，备受观众的欢迎。

2011 年 11 月在江城举行‚第二届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此次活动是一次大

规模的跨境文化交流活动，活动涉及文化范围广，实效性强。从总体上看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较为广泛，纵观江

城县民族文化交流来看跨境民族传统体育的交流较为乐观，交流状况从起初的单一民

族运动会发展到了多源化的各种体育文化节，在邻国已经建立了体育交流圈，也有自

己交流的传统体育活动项目。同时江城县的文化、经济发展中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成为了交流的主要形式，并为本地的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这些活动的具体参与者是以中、越、老三国边境省市人民为主，主要开展方式是以民

族传统体育交流的方式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16 3 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对外交流中的个案分析—— 以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举办的‚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 节‛为例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地处中、老、越三国交界，具有独特的‚一县连三国‛

‚一县接三地州‛的地缘优势，有着对内对外开放的良好区位优势。因李仙江、曼老

江、勐野河环绕流过，故名江城。素有‚一眼望三国‛之称。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又是云南少数民族众多的县，主要有哈尼族、彝族、傣族、瑶族、拉祜族等，民族民间节日主要有：哈尼族的哈尼年节，节日期间的主要活动有

杀鸡、杀猪、祭山神树、祭竜、男女老少都穿新衣、唱歌跳舞、打秋千、打陀螺、献 祖宗；阴历六月二十四日彝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傈僳族的火把节，节日期间 的主要活动有点火把、摔跤、斗牛、歌舞；公历四月中旬傣族、彝族、佤族、布朗族 的泼水节，节日期间的主要活动有泼水、丢包、龙舟、赕佛、赶摆、傣拳、击鼓、打

芒、堆沙、插花等活动，而这些活动的参与者是本地区的各族人民与邻国的同族，在

这些民俗活动中始终贯穿着跨境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民族传统文化。

3.1 第二届‚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介绍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紧紧围绕‚桥头堡‛建设，努力打造面对东南亚、南亚开

放桥头堡建设黄金前沿门户，着力构建特色产业体系的会议精神，完成‚十二·五‛

规划中的文化产业发展目标。通过与老挝、越南的合作，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文化、边

境文化、跨老和跨越文体交流，进一步加快江城经济文化一体化建设，提升文化设施

建设水平，带动物质、非物质形态建设。

‚第二届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在江城县举行，活动规 格高、影响大、涉及面广，由团中央、省政府主办；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委外宣

办、省文化厅、省旅游局、省外事办公室、普洱市市委、市政府、江城哈尼族彝族自

治县县委、县政府承办；老挝丰沙里省政府、越南奠边省政府、越南莱州省政府协办。

节日以迎新晚会、丢包风情活动、国际牛体彩绘大赛、民族方阵巡演、中老建交

周年友好交流活动江城大联欢、三国团拢古宴、三国文艺展演、三国单身摇滚音

乐会、三国‚边地之花、边地之树‛选透大赛、三国特色体育比赛、三国边境商品交

会即中老越边境三角区域经贸洽谈会、边地探秘旅游等系列活动组成，其中迎新晚会

以‚绚丽风情、和谐边境‛为主题其以：同饮一江水、同耕一块地、同顶一片天、同17 唱一支歌、同在一起乐、欢聚在江城为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文化带动下的和谐边疆

景象。从晚会的主题及内容来看本次活动围绕民族文化、和谐边疆以‚同‛、‚一‛为

主充分体现以文化的交流促进边疆的和谐共同发展在同饮一江水同耕一块地、同顶一 片天、同唱一支歌、同在一起乐的文化交流下所带来的和谐。三国特色体育比赛以‚三

国丢包比赛、三国陀螺比赛、中越网球友谊赛和三国藤球比赛‛四个活动内容为主，彩牛、民族方阵巡演借助彩牛展现江城绚丽多姿的民族特色，利用方阵展现三国各民

族的特色及江城各族人民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以浓烈的色彩和浩荡的队伍

来增添活动氛围，以文化交流的方式来促进中老越三国的文化交融。

3.2 三国丢包节中跨境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的规则与要求 3.2.1 三国丢包比赛 ①比赛队数及人数规定

邀请各国报名 3 个队参赛，每队运动员 10 人，其中男运动员 5 人，女运动员 5 人。各参赛队报领队、教练员各 1 人（可兼任）。②比赛办法

比赛采用一次性决赛的办法进行。以本队 10 名参赛队员的得分累计计算。比赛

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进行对丢比赛，第二阶段进行投准比赛，两个阶段的比赛

得分合计为最终成绩。如果出现两队或两队以上之间比分相等，再进行一轮投准比赛，依此类推，直至决出胜负。③其它事项

比赛使用的丢包等器材由大会组委会统一提供，参赛运动员要求穿本国民族服

装。

3.2.2 三国陀螺比赛 ①比赛队数及人数规定

邀请各国报名 3 个队参赛，每队男运动员 3 人。各参赛队报领队、教练员各 1 人（可兼任）。②比赛办法

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比赛分为 A、B、C 3 个小组进行小组赛，每个小

组 3 个队。为了更好的相互交流学习，每个国家的 3 支代表队通过抽签的方式，分别

抽到 A、B、C 不同的组别中进行小组赛，小组赛采用单循环制进行。第二阶段比赛采18 用同名次决赛的方法进行，小组赛各小组的第一名决出冠、亚、季军；第二名决出4、5、6 名；第三名决出 7、8、9 名，决赛阶段采用单循环制进行。③其它事项 比赛使用的陀螺、鞭杆等器材由大会组委会统一提供，参赛运动员要求服装统一。

3.2.3 三国藤球比赛 ①比赛项目、队数及人数规定

男子团体赛：邀请各国报名 1 个队参赛，每队运动员 3 人，各国报领队、教练员

各 1 人（可兼任）。②比赛办法

男子团体赛采用单循环制进行决赛。比赛采用亚洲藤球联合会最新审定的《藤球

竞赛规则》，《规则》另附。③其它事项

比赛使用的藤球等器材由大会组委会统一提供，参赛运动员要求比赛服装统一。

本次‚三国丢包狂欢节‛中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8×8米世界上最大的丢包，3万

余人同时将丢包丢上天空的盛大场面。此外丢包节还举行了国际牛体彩绘大赛、方阵

巡游、三国文艺表演、三国丢包团体赛、三国陀螺团体赛、三国民歌节等多彩的文艺

体育活动，进一步把整个活动推向了高潮。

‚三国丢包狂欢节‛扩大了江城知名度、美誉度，活动组中文艺民族体育组将全

面带动跨境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以丢包文化、打陀螺等民族体育文化

为基础的特色江城文化，展现江城传统历史民族文化内涵，充分挖掘江城的传统民俗

和民间体育项目。在本次活动交流中各国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以跨境民族传统体育

为文化为先导，从而为边疆各族人民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生活环境。‚中老越三国

丢包节‛的举办带动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间、邻国间关系进一

步友好化。在以‚同饮一江水，共创新和谐‛为主题的贯穿下，在江城边境县的地域

环境、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及跨境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和谐发展，为边疆地区营造良好 的生活环境，为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及和谐边疆的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3 第二届‚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中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交流的特征

民族传统体育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历史条件、文化水平以及民俗等19 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同一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而这些民族间的民族传统体育相互

交流并形成了固有的跨境项目，这些项目在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与越南、老挝已形

成了一定的规模，并举行了两届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比赛。第二届‚中老越三国丢包狂

欢节‛是一次三国文化交流的盛会，呈现出以下特征。3.3.1 和谐性

和谐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没有一个安定的边疆环境，国家建设是无法进行的，第

二届中‚在老越三国丢包节‛就是本着‚同饮一江水，共创新和谐‛的主题来开展，不同的国家应用共同的自然资源，各个国家均有着共同的民族，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

和谐共处才能促进边疆的和谐发展。例如在三国文艺展演中老、越展演的节目，就以

反映各自文化和三国睦邻友好为主，在三国共同文化项目的比赛中以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腾球、陀螺、丢包）为契机来促发展，从而起到在发展中促和谐，在和谐中求发

展的积极作用。3.3.2 经济性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

第四篇：改革开放30年云南民族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30年云南民族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在科学发展论坛构建和谐云南专题上的发言提纲

格桑顿珠

（2008年11月7日）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发言的题目是：改革开放30年云南民族工作的经验与启示。具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总结改革开放30年云南民族工作的成绩和基本经验；二是为促进科学发展、增进民族团结谈几点认识体会。

一、改革开放30年云南民族工作成效显著，经验丰富

云南是一个边疆、民族、山区和发展不平衡的省份。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把民族工作置于关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的高度来研究部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实践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多年来,全省没有发生因民族问题引发的重大矛盾纠纷事件,呈现出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各族群众生活不断改善的良好局面。特别是近十年来，云南在全国率先实施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责任制、率先制定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率先制定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特殊政策、率先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并不断上升为国家的政策和经验、率先提出并实现25个少数民族在省直部门都有一名厅级领导干部等。云南民族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肯定，有的已吸收到中央文件中，为全国提供了示范和经验。中央领导在云南视察时指出：“云南民族工作在全国是叫得响的”。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07年，云南民族自治地方实现生产总值达182083亿元，是1978年3162亿元的5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194元，是1978年7395元的30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10452亿元，是1978年271亿元的385倍；地方财政收入达13555亿元，是1978年308亿元的44倍。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善，基础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自我发展能力增强，群众生产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各民族大团结日益巩固。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得到认真贯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形成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多年来，云南没有发生一起因民族问题引发的重大矛盾纠纷事件，为祖国边疆的繁荣稳定做出了贡献。

——民族地区社会事业长足进步。2007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在校生达25717万人，占全省在校生总数的33%，比1978年增加11546万人；少数民族人才总量达到285万人，占全省总数的279%，比1978年增加192万人；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古籍、文物等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全面加强，培育打造了一批民族文化知名品牌，初步形成民族工艺、歌舞、节日、服饰、饮食、建筑、医药、旅游等民族文化产业。

回顾30年来云南民族工作的成功实践，主要体会是：一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正确认识和把握民族问题的特点和规律，切实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障；二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民族工作全局，实行分类指导，因地因族制宜，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途径；三是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教育、疏导、化解”的方针，建立健全维护团结稳定的长效机制，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四是坚持大力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是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五是坚持加强民族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要求。

在总结成绩和经验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省委提出的：“促进科学发展、维护边疆安宁、增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云南”的目标，云南民族工作仍然存在诸多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一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态势很好，但缩小与内地和发达地区差距的任务依然艰巨，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问题。2007年，全省民族自治地方人均生产总值8154元，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10559元、2315元；25个边境县（市）人均生产总值只有全省、全国平均水平的642%、359%，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全省、全国平均水平的734%、467%；7个人口较少民族农民人均纯收入1229元，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2911元、1405元。二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但影响民族团结稳定的因素趋于增多和复杂化。突出表现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相互交织。三是有利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法规不断完善，但各级各部门在贯彻落实上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为有些部门和领导边疆意识和民族意识不强，政策措施上的“一刀切”、“一般化”，照抄、照转、照套，使党和政府给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殊优惠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促进科学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的几点启示

根据科学发展的内涵和省委关于“促进科学发展、维护边疆安宁、增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云南”的目标要求，回顾云南民族工作的实践，主要有以下五点启示：

——启示之一：实践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我们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一致的，而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也必须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此，深化省情认识，正确把握民族问题的特点规律，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云南民族工作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云南民族工作的实践证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把党的方针、政策与云南边疆、民族、发展不平衡的省情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成果。解放初期，省委、省政府确立了“慎重稳进”、“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制定了符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的特殊政策措施，把搞好团结、消除民族隔阂确立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派出大批民族工作队“做好事，交朋友”，帮助发展生产，建立基层政权等。五十年代中期，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从边疆的实际出发，以团结为根本，提出了“和平协商土改”、“缓冲区土改”和“直接过渡”（即不分土地，不划阶级）等特殊政策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了边疆，赢得了各族各界的支持和民心。后来，因为“文革”期间执行“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路线，批判“边疆特殊论”，在“和平协商土改”区搞民主革命补课，在“直过区”划阶级成分，在边境民族地区推行“政治边防”，大搞“划线站队”，大批边民外流，发生沙甸事件等，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对全国的稳定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平反错案冤案、恢复民族工作机构、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等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将民族工作的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省委、省政府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颁布了《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办法》和《民族乡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同时，健全民族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设立民族工作专项经费，强化民族工作手段，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组织领导、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等根本保障。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断加快，社会不断进步，10多年没有发生因民族问题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

实践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吃透两头、正视差距、完善思路、分类指导，是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历史性机遇。在云南这样一个民族、文化、气候、物种、区域发展多样性非常突出的边疆省份，不仅要考虑事物发展的普遍性，更重要的是研究其它特殊性，不仅要增强发展意识，而且要牢固树立边疆、民族大局意识，使我们的工作思路和政策措施都能坚持从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发展不平衡的省情出发。这对于在新形势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民族问题、边疆问题的特点和规律，切实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促进科学发展、维护边疆安宁、增进民族团结提供重要保障。

——启示之二：实践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努力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多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针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滞后、发展不平衡、发展基础脆弱的实际，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行分类指导，因地因族举措，加强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领导和扶持，特别是对民族自治地方、边境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和散居民族贫困地区的扶持进一步加大，促进共同繁荣发展。一是对民族自治地方。以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制定优惠政策措施，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势资源开发给予政策和投资倾斜，同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到2007年，民族自治地方人均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突破1000美元、2000元和100亿元大关。二是对边境地区。我省有25个县（市）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边境线长4061公里，有16个跨境民族，边境县少数民族人口占边境县总人口的562%。针对云南边境地区处在反分裂、反渗透、反毒品斗争最前沿的实际，从1999年开始实施兴边富民行动，2008年已覆盖到25个边境县，每年投入资金7500多万元。特别是从2000年起，我省对边境沿线乡镇和人口较少民族、藏区农村中小学生实行“三免费”教育，有1248万名中小学生受益，为全国实施“两免一补”提供了借鉴。在兴边富民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省委、省政府从2005起实施兴边富民工程和30件惠民实事。据统计，2007年，边境25个县实现生产总值达4329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933元。团结、和谐、繁荣的边境成为祖国的新长城。三是对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实施“一山一策、一族一策、一族几策”的特殊扶持措施。1999年，省民委对金平县者米乡拉祜族（苦聪人）实施“155”扶贫工程，经过几年的攻坚，基本解决了5000人的住房和吃饭问题。在取得经验后，于2002年开始，对我省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7个特有少数民族，实施“四通五有一消除”扶贫工程，2006年，对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175个行政村的1407个自然村实施整村推进，到2007年，共投入专项资金387亿元，完成了783个自然村的整村推进。使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基础设施和群众生产生活有了明显改善，7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175个行政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06元，最高的达到3000元。基诺族基本实现了整体脱贫，人口最少的独龙族告别了不通电话、不通公路的历史。四是对民族工作特殊地区建立“民族团结示范点”。按照生产发展、村容整洁、村风文明、民族团结的要求，采取“党政领导、民委牵头、部门参与、群众苦干”的方式，探索在增进民族团结、建设小康社会中能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典型路子。截止2007年，全省民委系统共创建了440个示范村，呈现出民族关系和谐、邻里关系和睦、村容村貌整洁、群众生活明显改善的新景象，为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探索了思路和经验。

实践证明，面对云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内地和发达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发展成为干部群众新的不平等感的重要因素，也是现阶段云南最主要的民族问题。必须坚持发展、科学发展、共同发展，把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途径。坚持实行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因族举措，制定更加完善的特殊扶持措施，缩小发展差距，共享发展成果，促进民族平等、增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安宁。

——启示之三：实践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毛泽东同志说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团结是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保证”。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至关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关系，民族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和内容，因此，民族团结是促进科学发展，维护边疆稳定，构建和谐云南的重要前提和保障。长期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坚持把民族平等团结作为实现和保持边疆云南繁荣稳定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教育、疏导、化解”的方针，正确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原则，把民族平等作为执行党的政策、制定政策措施和协调民族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推进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落实。二是坚持“团结、教育、疏导、化解”的方针，严格区分和妥善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矛盾纠纷，要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作用，多做解疑释惑、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的工作；对于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和极少数别有用心挑拨民族关系的少数人，予以坚决打击。三是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不仅要教育群众，更要教育干部；不仅要教育少数民族干部，更要教育汉族干部；不仅要教育一般干部，更要教育领导干部”的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开展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使“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营造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四是建立健全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的长效机制。按照“党政动手，各尽其责，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做到小事不出村、不出厂矿，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的原则，建立和完善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责任制，把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落到实处，把工作做在平时，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多年来，全省没有发生一起因民族问题引发的重大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形成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实践表明：民族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是实践科学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须坚定不移的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法规，依法维护各民族平等权益；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平时工作，充分相信和依靠大多数干部群众，以“团结、教育、疏导、化解”的方针，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纠纷，防止把民族问题一般化、一刀切，处理方法简单粗暴、激化矛盾；坚持加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提高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贯彻民族政策的自觉性。为促进科学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安宁、构建和谐云南营造和谐的民族关系。

——启示之四：实践科学发展，必须大力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少数民族干部的状况，既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促进科学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关键。云南是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和自治民族最多的省份，全省有56个民族成分，其中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有25个，有8个民族自治州、29个民族自治县，民族自治地方共78个县（市），自治地方国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02%、人口占49%。长期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制定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的规划及政策措施，坚持以“增加数量、提高素质、改善结构”为目标，以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为原则，采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先进后出、破格提拔等特殊措施，拓宽培养途径，着力解决薄弱环节，真正做到大力培养、大胆提拔、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培养造就了一支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密切联系群众、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他们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为祖国边疆的繁荣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干部不论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党和政府联系各民族干部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从解放时的1950年全省少数民族干部只有1600多人，到1978年达到93万人，到2007年少数民族各类人才达到285万人，占全省同类人才的279%，他们中的许多代表人士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带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代表。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滞后，与内地发展差距拉大，最根本的还是人才匮乏，劳动者素质不高。因此，必须坚持把大力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战略来抓，真正做到大力培养、大胆提拔、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努力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安宁、促进科学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启示之五：实践科学发展，必须加强民族工作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民族工作部门承担着协调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职责。历届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得到加强，从省到县成立党委民族工作领导小组和设立人大、政府、政协民族工作机构，并在协调民族关系任务较重的乡设立民族工作专兼职助理员，不断健全民族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巩固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同时，专门设立民族工作专项经费，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特殊困难和问题，协调民族关系，强化民族工作手段，充分发挥民族工作部门的职能作用，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矛盾和纠纷。据统计，仅2002年以来，云南省各级民族工作部门累计排查和调处涉及民族关系方面的矛盾纠纷和隐患6000多起，为维护边疆云南的团结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民族工作的一些“热点”、“难点”地区长期派驻民族工作队，做好事，交朋友，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使沙甸事件、历经百年的“黑树林”地区矛盾纠纷和巍山“永建”的综合治理等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得到妥善化解。

实践证明，以民族平等团结为原则处理民族问题，如果没有高效率的民族工作机构，没有高素质的民族工作队伍，就难以保障这一原则得以真正实践。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民族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民族工作部门和干部队伍驾驭和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履行好协调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构建和谐云南的职责。

以上是我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初步体会，不足之处，请领导和同志们指正。

第五篇：云南丽江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实践与探索

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首先是民间自发兴起的。1986年，纳西族的宣科先生开始用现代商业手段运作纳西古乐，使纳西古乐成为世界知名的丽江民族文化品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丽江加大了对外开放、旅游支柱产业建设和民族文化保护的步伐，丽江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奋斗目标。“九五”期间，将民族文化资源作为旅游业深度发展的支撑，把民族文化产业建设成支柱产业，其财政收入达到地方民族文化产业建设成支柱产业，其财政收入达到地方财政收人的1／3。1996年“2·3”地震后，丽江市政府筹资5860多万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3360万元)，恢复了明代丽江木氏土司衙署，并将其作为“丽江古城博物院”对外开放。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专程到丽江考察后认为，这一项目是中国使用世界银行贷款的示范项目，增强了世界银行投资中国文化项目的信心。随着丽江旅游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民族文化产业效益的日渐显著，群众的文化产业意识不断增强，许多有识之士先后通过不同方式参与民族文化产业开发。1998年，“东巴宫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把东巴乐舞和纳西族歌舞推向市场。2001年12月，通过市委、市政府牵线搭桥，“丽江地区民族歌舞团”与“深圳能量实业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合作组建“雪山演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近800万元编排上演了大型民族服饰、民族舞蹈诗画《丽水金沙》，累计演出360场，观众达8万多人。目前，丽江家庭作坊或传统的“前店后家”式的民族文化工艺品市场(不含饮食业)，年营业收入高于5000万元。以开发民族文化资源为主、已成规模的民族文化产业企业有十多家，形成了以演艺业为主，兼有图书出版、音像制作、饮食、手工艺、博物展览、风情领略的民族文化产业群体。

民族文化产业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和民族文化产业品牌。1997年12月，丽江古城申报世界遗产成功，有力地推进了丽江的民族文化保护和民族文化产业开发工作。从1996年地震后恢复重建开始，丽江努力破解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两难问题，经过艰苦的实践和探索，形成了保护、继承、利用、开发的良性循环体系。2001年5月，在丽江召开的第五届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年会上，中外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把丽江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旅游产业建设相互促进的经验誉为“丽江模式”，并在亚太地区推广。2003年9月，“三江并流”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和“东巴文献古籍”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成功，使丽江在1995年-2003年短短的9年中拥有了三项世界遗产“桂冠”，丽江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加广阔。2003年5月，中央领导同志考察丽江时，充分肯定了丽江文化产业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破格将丽江列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

通过大胆实践，丽江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自然资源开发与文化资源开发相结合、民族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打造出丽江古城、东巴文化、纳西古乐、《丽水金沙》、摩梭风情、茶马古道、《印象丽江》等民族文化精品，民族文化产业建设基本形成规模，丽江已经成为中国西部极具吸引力的文化品牌和旅游品牌，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旅游目的地。

经过20多年的努力，文化需求以及由它带动的消费成为丽江经济文化发展的新空间，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工艺美术业等产业及其产品所构筑的品牌体系，正在成为丽江全方位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强大推动力。总结丽江民族文化产业建设的实践，其经验主要有：

观念要创新。经过多年实践，我们认识到：要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转变把文化装进象牙塔里存放起来，把文化和经济割裂开来的落后观念，树立“文化就是财富”的观念，努力探索民族文化市场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实现文化自身的经济价值，推动丽江的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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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创新。一是调整相关的财政政策，加大财政对民族文化事业和民族文化产业的投入。各级政府集中财力，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建成一批重点公共文化工程。二是制定各种资金筹集政策，筹集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资金，主要用于民族文化产业建设项目的贴息或补助，吸引银行信贷资金和社会投入。设立民族文化保护专项经费，用于民族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开发。三是制定相关鼓励政策，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动员社会力量投入。四是制定扶持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税费优惠、减免政策，保护和激发人民群众兴办民族文化产业的热情。

体制要创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民族文化产业体制，形成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文化企业制度，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丽江的纳西古乐会、东巴宫、雪山演

艺公司，以及其他民族文化产业企业，都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规范，能够独立承担现代企业的权责。更多的民间作坊和民间工艺，则属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范畴，完全没有“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的体制上的困扰，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机制要创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政府管理文化的传统方式也相应有所改变。世界贸易组织将文化纳入“服务贸易”范畴，列入这一范围的文化活动必须进入产业化运作范围。为适应这种情况，一方面降低门槛，放宽市场准人，鼓励个人、企业、社会团体独资或合资兴办国家政策许可的各种民族文化产业，另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积极有效地保护市场竞争力较弱而民族文化色彩又较浓的民族文化经营者，为其保留足够的发展空间。

手段要创新。积极探索高新技术与民族文化产业有机结合的方法和途径，使丽江的民族文化资源借助邮品、光盘、宽带网络、印刷等载体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与此同时，我们还十分注意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创造性地培育具有丽江特色、丽江风格和丽江气派的民族文化产业。

资源要保护。历经岁月的剥蚀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丽江的民族文化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从 20世纪20年代起，许多民族文化遗产就屡遭掠劫，比如东巴经书，就有不少流失海外。随着现代生活的多样化和丰富化，许多民间习俗正在减弱甚至消亡。随着建设进程的加快，一些文物得不到有效的抢救和保护。为了确保民族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打牢民族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根基，丽江各级党委、政府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民族文化保护教育，使“拥有一种民族文化就拥有一个世界”的新观念深入人心。

市场要开拓。在实践中，既着眼于国内市场，又努力开辟国际市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不断拓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千方百计提高民族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展示现代丽江生机勃勃、充满青春活力的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