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县调查”折射基层政治生态真相[精选合集]

第一篇：“中县调查”折射基层政治生态真相

“中县调查”折射基层政治生态真相

北大博士研究生冯军旗挂职河南某县两年，完成《中县调查》的学位论文。有关报道称，这篇论文披露了县乡政治生态，“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中县是一个被隐匿了真实名称的县份，但这个县的真实县名是什么并不重要，也无需怀有特别的好奇心去搞清楚，当然更不宜以对待“监督报道”的做法，到那个县去专门“解决问题”。不是说问题不严重，而是其严重性并不在于这一个县，把这个地方整到底朝天，也不代表县乡政治就风清气正了。

“中县调查”的意义在于让人们看到了县级政权的真实运作方式。作为个例，它是真实的；作为样本，它并不特别。“中县调查”所揭示的细节，没有任何超出人们生活经验的成分，在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不会对哪个细节感到陌生和惊奇。人们甚至久处其间，习焉不察，恰是因为文字记录产生的反思性效果，才使人在阅读之后惊醒：我们原来都生活在这样的处境之中。

报道称，在中县，官员的穿着与行为有着许多约定俗成的规则，例如穿得不能太便宜，以免失了官威和身份；再比如，中县的宴席特别多，以至于“速效救心丸”成为“官场必备良药”，可见酒席不仅是财政负累，也成了官员的身体负累。

当然，这些都只是小意思，紧要的问题还有很多，诸如县乡权力由一些家族分享，县委书记俨然“咱县的皇帝”；政绩背后是巨大的地方债务；政绩做假者晋升而“与民生息”者不受重用；违纪查处中明显的“问题区隔”使通行于官场的利益输送被切割开来，等等。当然，这些现象也并不十分令人震惊，只不过不曾像“中县调查”这样进行过系统化的揭示。这种系统化的揭示，不只是使每日每时都可以得见的底层政治病状得到整理，而且可以使人知道，并不是某个地方只有某一种弊状，而是每一种弊状实际上都发生在每个地方。例如，村官的居所在乡镇，乡官的居所在县城，县官的居所在市里，官员白天到治所上班，晚上回住所睡觉。有人或许以为，这是自己那个县乡才有的事情，并不普遍，所以没有被治理过，但“中县调查”表明，随便一个样本，你就可以发现，那里的弊状几乎每一种都能够在自己的周围找到对应。不以为怪，只是因为怪事普遍到了常态化；不被治理，只是因为怪状已经成为正常，甚至治理将造成“宦情大伤”的后果。

中县不是特别恶劣的个案，它是平凡的。调查中只有平静的叙述、平常的情节，没有重大案件，然而正是这些平常细节，编织复原了一个县的真实政治生态。这样的真实，并不令人震动，也并非令人不可忍受。而当它被文字所固化、记录并通过阅读而复现时，却是令人震动的，它迫使人们审视自己所处的环境，并思考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才算健康有益，从而产生了现实痛感。

我们在生活现场中的真实感未必就是确切的真实。例如，生活在中县的人们未必有政治痛感，正如我们的感觉早已被日常生活钝化，当怪状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就会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而当我们将目光延伸到历史、时间、世界、应然生活之中，新的尺度将定位我们的存在，于是反思呈现了，比较出现了，真实浮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被“中县调查”的内容所震动，并明白自己的真实处境。

如今，冯军旗回到北大，“冯县长”变回了“冯同学”，“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博士毕业后，冯军旗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现在的冯军旗是一名助理研究员，“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

感谢冯军旗，他的这篇论文有着寓言般的结局，引发人们关于官场的制度、文化与诱惑力意味无尽的思索。这个格局内有残酷的生存机制，这个格局外有着更加残酷的县民生活，然而，改变这样的政治生态，可能才是残酷的真正开始。只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生态的改变何时启动，只能寄望于“未来的改革”。然而，未来是何时，是何种方式，未来又在谁的手中?四顾茫然。

第二篇：XX省县域政治生态现状调查

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XX省县域政治生态现状调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政治生态是全党政治生态的基础，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把全面从严治党覆盖到“最后一公里”。

为找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着力点，XX省纪委在分析研判各县（市、区）管党治党情况的基础上，深入部分县（市、区）访谈党员干部、开展问卷调查、进村入户走访，着力把脉县域政治生态现状与未来，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县域政治生态明显好转

党的十八大以来，XX省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加快重塑县域政治生态，迎来了鼓舞人心的积极变化。

一是“烂树”、“病树”、“歪树”大幅减少，县域“森林”焕发新的生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县（市、区）党委、纪委管党治党责任意识普遍增强，大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全省县（市、区）共查处人数由2013年的9801人，上升到2017年的23564人，清除了一大批政治生态“污染源”。

二是腐败存量持续消减，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打虎”“拍蝇”力度强劲，全省基层纪律审查立案数由2013年的9252件上升到2016年的17393件，全省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数从2014年的63461件（次）下降到2017年的35255件（次），表明纪律震慑在增强、突出问题在减少。

三是社会评价群众满意度指数一路走高，全面从严治党赢得干部群众一致好评。

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群众满意度指数由2012年的82.75%逐年上升至2017年的85.87%，特别是领导干部清廉自律等与政治生态关联度较高的指标，均同比上升。

四是党风政风呈现“四多四少”积极变化，党内正气上升、社会风气上扬态势明显。

在政治生活上，清朗关系多了，亲缘政治少了；在纪律作风上，知敬畏的多了，坏规矩的少了；在选人用人上，重实绩的多了，跑关系的少了；在干事创业上，讲实干的多了，搞空谈的少了。

全面净化县域政治生态任重道远

从调研情况看，县域政治生态中的顽症痼疾还没有彻底根治，一些新的问题又浮出水面，制约政治生态的根本好转。

净化县域政治生态的政治责任落实不平衡。一是有的“关键少数”没有抓好“关键责任”。调研中，个别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对经济发展说得头头是道，对管党治党则无话可谈；一些班子成员对分管领域的管党治党不清不楚。个别领导干部对基层站所干部的违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一个领域政治生态持续恶化。二是基层落实“两个责任”“说得多、做得少”的问题较突出。近年来，全省因主体责任落实不力被问责的1437名党员干部中，乡科级及以下占86.8%。三是基层纪检机关“三转”出现“回头转”，有的县纪委参与与主业无关的工作。四是个别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有的单位落实“三会一课”存在形式主义，一些地方只顾“富口袋”、忘了“富脑袋”。

县域政治生态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转移，从是不是风清气正转向了是不是积极向好。基层干部普遍认为，干事创业积极性总体上升，但为官不为的现象仍然存在，成为制约政治生态积极向好的重要问题。一是在任务重、责任大情况下，有的基层党员干部担当意识、奉献意识不足，激励拼搏奋斗的手段还不够有效。二是一些干部怕犯错担责，虽然基层感受到了干事创业中容错纠错的强烈信号，但这些干部仍然存在“分管越多、问责越多；创新越多、错得越多”的顾虑。三是乡（镇）一些年龄偏大的干部存在混日子想法，一些年轻干部“不愿到基层、不愿在基层”，乡（镇）干部普遍存在人员紧张的现状。

县域政治生态反复污染的风险较大。虽然县域政治生态发生了积极变化，但县域内熟人社会、亲缘关系、人文风俗没有变，一些问题的表现形式没有变。一是一把手违纪对政治生态破坏力巨大。县委书记廉洁，政治生态就会风清气正；县委书记出问题，政治生态必出问题。二是工程建设、土地矿权出让、政府采购、国有产权转让和大额资金管理使用等领域，交通、农林、扶贫及政法等行业依然是腐败高发易发的聚集区。三是“微腐败”量大面广，不收敛不收手问题依然突出。2017年以来，全省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比增长77.98%。四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大操大办婚丧喜庆、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这四类“老问题”较多。基层干部群众普遍反映形式主义积弊较深，检查多、会议多、文件多。五是选人用人的“潜规则”仍有市场，“老乡圈”“校友圈”“战友圈”等圈子文化客观存在，“遇事找关系”等民众心理比较常见。

干群关系还没有走出“塔西佗陷阱”，基层干部为民服务形象距离群众期待仍有差距。一是一些群众信“上”不信“下”。2017年，各级纪检机关接受信访举报同比下降，但群众到省级部门上访同比上升。二是县乡纪检机关的监督权威性认可度不够高。比如就巡察工作而言，有的群众对巡察组不信任，认为巡察就是走过场；有的干部对巡察组不信任，认为都是熟人，害怕向巡察组反映了问题，巡察干部转身就告知了被反映人。三是群众感情、群众观念需增强。有的干部怕群众、躲群众，不愿意与群众接触，既怕言行失当被录音录像，又怕群众要求无法解决。

全力推动县域政治生态根本好转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全面净化政治生态，只有县域政治生态净化了，全省政治生态才会彻底净化。必须把县域政治生态建设作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载体，坚持问题导向，以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的思路举措，推动县域政治生态根本好转。

加强对县域政治生态的动态研判。推行干部廉政档案制度，定期对全省各县（市、区）开展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分类、分区域把握“树木”与“森林”情况。以提升和优化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为支撑，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建立科学量化的县域政治生态评价体系。

注重干部激励和选人用人双重保障。督促有关部门规范省、市、县三级绩效奖，合理确定各地绩效奖水平。建立基层干部工资福利正面清单，支持基层运用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鲜明选人用人导向，严格落实机关与基层干部的双向交流、定期轮岗。

强化政治生态“护林员”责任。抓紧抓牢县委书记这一“关键少数”，严格县委书记述责述廉，督促县委书记主动抓、深入抓政治生态建设。向社会公布县（市、区）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情况，把作风转变、党风廉政、群众满意等作为出具“党风廉政意见”的重要依据。全面落实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部署，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加大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力度，建立市（州）范围内的巡察组长、巡察人员库，探索运用交叉巡察方式，最大限度杜绝“关系网”，增强干部群众信任度。

打好基层正风反腐“歼灭战”。保持正风反腐高压态势，久久为功消存量，坚定不移遏制增量。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整治，深化招投标体制机制改革，健全投资项目公示制。开展会风文风“回头看”，进一步整合省、市、县三级督查检查事项，以上率下杜绝形式主义。探索建立与村民自治选举相协调的村干部退出机制、农村党员违纪惩戒机制，把纪律震慑传递到末梢。

推动县域政治文化建设脱虚向实。塑造向上向善的县域人文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清除圈子文化、腐败亚文化等腐朽文化。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铲除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根基。（XX省纪委课题组）

第三篇：“庆安火车站事件”真相调查

“庆安火车站事件”真相调查

新华网北京5月23日电

备受关注的“庆安火车站事件”又有最新进展——近日，检方调查组公布调查结果：在调查、核实大量客观证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认定，民警李乐斌是依法执行公务，在处置此事件中使用枪支依规合法。这一结论，与此前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相一致。

5月2日，黑龙江绥化市庆安火车站发生铁路警察开枪事件。根据公安部指示，铁路公安局迅速组成工作组赴庆安指导处置，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带使用枪支规范》成立调查组，及时进行了客观全面的调查，形成了民警使用枪支依规合法的调查结论。

5月14日，警方公布调查结果和监控视频后，舆情发生逆转，大多数民众认同调查结果、支持民警开枪，但依然有少数网民相信境外敌对势力“枪杀访民”的谣言，提出视频是否作假、认定民警开枪依规合法的依据何在、徐纯合堵门是否因为“截访”、20万元是否为“封口费”等质疑。对此，记者再赴黑龙江庆安，进行实地采访。

司法鉴定：未发现监控视频作假 5月14日，哈尔滨铁路警方通过媒体公布监控视频后，质疑视频作假的声音此起彼伏。

质疑者的主要“证据”是，两组镜头中，民警臂章位置不一样，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徐纯合抛摔孩子的画面经过“抽帧”的特别技术处理，比正常的画面走得快。于是，一些人就此推断，事件的真相存疑。

哈尔滨铁路警方告诉记者，媒体公布的视频是由调查组提供的，画面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警察的臂章佩带在左边，有的画面中却会出现在右边呢？

绥化车务段技术科微机室技术监督员刘宇峰解释，这是出于“镜像”设置的原因。在庆安火车站监控视频记录机上，刘宇峰向记者演示“镜像”现象：在正常的监控画面上，点击右键，出现“镜像”选框，选中，储存，画面立即左右颠倒。

为了进一步证实警方公布的视频没有改动过，刘宇峰选取了一段非监控视频画面，调整为“镜像”后，画面上的日期反了过来，而监控时的画面，不管是否选择“镜像”，日期都是正常的。

当日庆安火车站5个正常工作的监控镜头，其中有一个设置为“镜像”模式。记者电话采访安装调试这批监控视频的技术人员得知，当时他们安装调试时，看到画面清晰就认为行了，没有注意到“镜像”这个细节。

“看到网上一些人说警方公布的视频造假，我们很着急，不能让更多人误以为是真的。”现场目击者中有多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向记者表示。他们说，虽然不知道怎么从技术层面去驳斥造假说，但媒体公布的视频与他们所见的现场情形一样、事实相符。另一名学生还表示要出来作证：“网上的那些人不知道现场情况，就瞎说，让人感到气愤！”

目前，司法鉴定机关的司法鉴定结果已经得出。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员高磊介绍：送检的原始视频未发现剪辑处理痕迹，原始视频中的“镜像”（左右反转）视频，是摄像机的不当设置造成的；送检的媒体剪辑视频与原始视频中对应部分内容一致，检验未见抽帧和时序颠倒处理痕迹；送检的媒体剪辑视频中的放大画面内容来源于原始视频，且内容一致。

专家释法：民警使用枪支依规合法

事件发生后，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调查。负责调查此事件的哈尔滨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孙成毅告诉记者：“5月2日下午2点41分，我们接到公安机关关于庆安火车站发生枪击事件的通知后，检察机关高度重视，迅速反应，立即派员在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迅速调查了解事件经过。”

记者了解到，哈尔滨铁路运输检察院2012年已从铁路企业分离出来，移交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实行属地管理。在这次枪击事件的调查中，属于独立的第三方。

“在这起事件调查中，检察机关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独立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孙成毅介绍，“我们相继调取了事发现场监控录像，目击者证言，当事人陈述，警棍、枪支等物证照片、警官证、持枪证、枪支使用交接记录等书证，伤亡鉴定和枪支弹道鉴定等100余份相关证据材料，并进行了认真审查。”

“在调查、核实大量客观证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认定，民警李乐斌是依法执行公务，在处置此事件中使用枪支依规合法。”孙成毅说。

对于这一结论，记者采访了多位看过视频的专家。专家均对这一结论予以认可。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杨宗科指出，关于民警开枪合法性的问题，直接法律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带使用枪支规范》。应当站在法治角度，从四个层面分析当事民警的执法行为。

“一是佩带和使用枪支的主体资格和场所是否合乎法律规定。”杨宗科说，从已有证据看，当事民警是具有正式执法资格的警察，拥有持枪证，并且在车站值勤，保护公共场所的安全，依法履行职责。

“二是民警使用枪支的目的是否合法。从视频看，从口头警告、使用警械，再到开枪射击，目的都是为了有效控制违法犯罪嫌疑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属于积极作为。”杨宗科说，“一开始，死者阻拦其他乘客进站，这是一般性治安违法行为。后来，死者行为升级，砸水瓶、殴打警察、抢夺防暴棍、摔孩子，已经涉嫌触犯刑事法律。执法遭到抗拒后，民警跑回值班室拿出警械，在制止无果的情况下开枪射击，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

“三是当时可不可以停止使用枪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人民警察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武器：

（一）犯罪分子停止实施犯罪，服从人民警察命令的；

（二）犯罪分子失去继续实施犯罪能力的。但是，从视频看，这两种情形都没有出现。死者不仅没有放弃暴力，反而不断升级。如果不开枪，可能会对公共安全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四是根据法律规定，民警使用枪支后造成犯罪行为人伤亡的，应当及时抢救受伤人员，保护现场，防止证据灭失，并立即向所属配枪部门主动报告。从当事民警后续的程序性行为来看，都符合规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磊表示，一个公民如何应对警察正当执法，这一问题应当引发更多思考。“警察的身份代表着国家法律，警察在正当执法中使用的暴力是合法的暴力，代表着国家法律的强制力。警察应当有起码的尊严，因为他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公民对此应当服从和配合。在本事件中，死者不但不服从，反而抗拒执法甚至反过来对执法者使用暴力，涉嫌暴力袭警，是一个很坏的例子。警察为了保护公共安全果断开枪，是依规合法的正当履职行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开枪，就可能涉嫌渎职。”

徐纯合为何突然堵门？

徐纯合为什么要突然堵住安检门？这是冲突的起点和事件的导火索，也是许多人的疑惑之处。

监控视频显示，当日11时49分，徐纯合进入候车室并走到座位上坐下。56分，徐纯合起身跟随母亲权玉顺走向洗手间，手推车就放在洗手间门口。徐纯合从卫生间出来后，将手推车推到候车室安检门处，站在一旁等待。两分钟后，徐纯合的大女儿从洗手间出来，来到安检门前，又将手推车推回洗手间门口，交给在门口等待的权玉顺。权玉顺推着手推车来到安检门，徐纯合从身后拉住母亲，用手推车堵住安检通道，不让其他旅客通行。随后，徐纯合将旅客们从安检通道赶出候车室门外，关上大门并阻止旅客进站。

记者找到了最先与徐纯合近距离接触的火车站工作人员、安检员齐贵民。齐贵民说：“大约12点左右，我看见有人把一辆手推车堵在了安检门前面。搁车的时候没看着，等我发现了去问，堵门的这个男的骂我‘不关你事，XXX滚犊子’。”

“这个男子穿得挺脏，胡子应该好多天没刮了，酒味儿挺大，看样子喝了不少酒。我感觉他是胡搅蛮缠。”齐贵民回忆，此前他并没有注意到徐纯合一家五口，到现在也没搞清徐纯合为什么堵门不让旅客进来。当时，齐贵民和另一位安检员齐洪波拿徐纯合没办法，眼看有趟列车马上开始检票，就赶紧去报了警。

徐纯合是不是喝了酒？记者调查得知，当日9时50分许，徐纯合带着母亲和三个孩子从广场进入候车厅，徐纯合直接到售票口排队买票。买到票后，一家五口前往站前的一家小饭店用餐。

该饭店的老板娘向记者确认，徐纯合一家人当日上午来吃过饭，点了一份麻辣鳕鱼、一屉蒸饺，“他（徐纯合）喝了一杯白酒，有二两五，50度的，还喝了半瓶啤酒。最后是老太太结的账。”

警方调查组出示的尸检报告显示：死者徐纯合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28mg／100ml。这一结果已超过80mg／100ml的醉酒标准。

从监控视频看，徐纯合在车站买完票走出画面时，走路较为正常；当他返回再次进入监控画面时，走路明显有些蹒跚。

庆安县丰收乡丰满村支部书记王淑华介绍，平时在村里，徐纯合喝酒后也这样，走路“东绊一下，西绊一下”。当问及徐纯合有没有酒后闹过事，王淑华说：“他喝酒后，村里都没人愿意搭理他。”

徐纯合堵门之前有没有与其他人发生过冲突？记者仔细查看了当日的监控视频，也采访了事发当天的多位车站工作人员和旅客，均没有发现徐纯合在堵门前与任何人发生争执或受到外界刺激，现场交流也仅限于与家人之间，更没有看到任何人对他进行阻拦。

记者调查发现，徐纯合在当日9时59分用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这也是当日事发前徐纯合与外界的唯一一次通话。这个电话是不是与徐纯合突然堵门有关？记者通过警方调取了当日徐纯合的通话记录，并找到通话人、庆安县丰收乡丰满村张先生屯的钱立民。

钱立民回忆：当时在电话里，徐纯合就问他忙啥呢，唠唠治肾的药和花生米买回去没之类的闲嗑，也没多长时间。没说要出门的事，语气也没有不高兴。

记者希望能通过其母权玉顺寻找答案。当记者赶到庆安中医院试图采访她时，在病房门前被一名中年女子拦住，她声称：“进去一个人，拿多少钱？”后经证实，这名中年女子是权玉顺的女儿，也就是徐纯合同母异父的姐姐。

警方调查组介绍，此前权玉顺做过3次笔录，都提到：“我儿子徐纯合喝了一杯白酒、半瓶啤酒，啤酒不好喝，出饭店后，在饭店门口把啤酒瓶子摔碎了。”问及“你儿子为什么拦着不让旅客进候车室”时，权玉顺回答：“没有原因，就是喝点酒，再加上情绪不好。”

此前，权玉顺还表示：“（徐纯合）不喝酒浑身就哆嗦，我说你喝吧，你喝死拉倒。我就这么说的。平时吧，（徐纯合）不来病啥事也没有，一来病就谁都骂。”

干部村民：徐纯合不是“访民”

事件发生后，有网民称，徐纯合一家是多年上访户，当日出门是为了去上访，遭到政府工作人员截访。对这一问题，记者进行了多方核实。

警方调查组向记者提供了徐纯合与权玉顺的两张车票复印件，票面显示为：庆安至金州的K930次列车，发车时间5月2日16时14分。

“徐纯合的目的肯定不是去上访。”徐纯合的堂弟徐纯静向记者透露，“去上访也不可能去大连，因为黑龙江的事辽宁管不着。”

据警方调查组介绍，权玉顺在做笔录时表示，“我们去金州徐纯合叔伯弟弟徐纯静家串门，主要是看徐纯静的母亲。”

一位警方调查组成员表示，徐纯合挡住安检口是在12时左右，离发车时间还有4个多小时，不存在不让上车的问题。监控视频还显示：当天徐纯合一家多次进出候车室，来去自如，没有发现受到任何阻拦。“很顺利地买票，自由出入候车室，不知拦截之说从何而来？”

徐纯合一家是不是上访户呢？徐纯合所在的丰满村村支书王淑华对此予以否认。她说：“他们家不是上访户，但是徐纯合的母亲权玉顺经常领着三个孩子去外地讨要，被当地政府清理时，他们就称是上访的。”

村会计邓利民也向记者表示，徐纯合一家确实不是上访户，而是乞讨者。从2011年开始，权玉顺就领着三个孩子到各地乞讨。

据村干部介绍，2015年春节，权玉顺领着三个孙儿在北京乞讨时，被北京东城公安分局民警发现，看到老人和小孩在天寒地冻中十分可怜，便把他们接到派出所，随后送往民政部，北京一家媒体还以《今晚祖孙四人吃上了热饺子》为题进行了报道。2014年5月8日，《大连晚报》刊文《八旬老妪携仨孙儿来连乞讨供养老家酗酒成性的懒儿子》，对徐纯合母亲及孩子乞讨一事也进行了报道。

邓利民告诉记者，徐纯合一家的年收入其实并不低：一家六口人都有低保，妻子是铁力市城镇户口，享受的低保更高，全家的低保收入一年接近20000元；他家的地转出去后，一年有6000元收入；此外，权玉顺还有高龄补贴和养老保险，加在一块有2000多元。“这样算下来，他们家一年的收入大约有两三万元，村里还给了大量救助，按理说，他们家维持基本生活不成问题。”

那么，徐纯合为什么一直让母亲领着三个孩子乞讨？村里的干部和村民给出的原因几乎一致：徐纯合太懒，啥活儿也不干，而且好喝酒，没钱了就去找要饭的母亲拿。

“徐纯合之前很长时间不在村里，住在铁力市，媳妇是在那边找的，三个孩子也是在那边生的。2011年6月，他们一家六口人被铁力救助站送回村里，村里给他租房住了一年多。”王淑华介绍，在村里住的这段时间，徐纯合的母亲和三个孩子去县城乞讨。

“去县城都是打车去的。大车不愿意拉，一个老太太领着三个孩子，只给一个人的票钱，又邋遢；出租车也不愿意拉，嫌他们埋汰。”王淑华说，进县城打车一般只要40元，徐纯合找了一辆专车，给人家80元、100元才给拉。后来，因为去县城乞讨实在不方便，徐纯合一家就搬到县城去了，在县城租房的钱也是村里出的。

邓利民对徐纯合的“懒”印象深刻。“徐纯合一家人从来不洗脸，他的外号就叫‘大没脸’，他妈要来的钱都被他挥霍了，还请人吃饭。他跟隔壁屯子的亲戚钱立民关系不错，经常在一起喝酒。”

邓利民说：“徐纯合在村里租房期间，村里怕孩子冷，给他家搭了炕，修了火墙，还给他买了柴火，但他连柴火也不捆，花钱雇人帮他捆。冬天下雪没办法，他就去扒别人家的柴火烧，扒一次被人家投诉一次。”

“后来，他家的炕被患有精神疾病的媳妇给弄坏了，村里给了一些角铁让他自己修，他把角铁都卖了换酒喝。我们去看过之后，村里掏钱给他家买了块电热板，结果他直接把电热板堵在炕的窟窿上，把电热板也用坏了，村里后来又给他买了新的。”邓利民说，“2013年春节，他家欠了7000多元电费，电站给他家断了电，我去他家一看，老太太和孩子冻得够呛。主要是瞅他家老太太和孩子可怜，村里才给他交了电费，把电接上。”

丰收乡民政助理董春雨也和徐纯合打过交道。“他上我们这儿来办过几回事，不管是早上来还是中午来，都带着酒气。有几次是说银行卡丢了、密码忘了，还有一次是说他母亲有病住院，要办农村医疗救助。”

“我们帮他争取了2000元，后来听说钱被徐纯合拿走了，把他姐姐气得直哭，最后老太太治病的钱好像是他姐姐出的。”董春雨说。看到徐纯合一个大男人啥活儿也不干，他曾经帮徐纯合介绍了一个在澡堂刷池子的工作，“但徐纯合干了两三天就不干了，说干不了。”

村干部：20万元并非“封口费”

有媒体报道称，有关方面与徐纯合的亲属达成和解，并发放了一笔数额为20万元的“封口费”。既然民警开枪依规合法，何来“封口费”一说？

村支书王淑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村委会出面帮助徐纯合的亲属处理善后时，村委会看到徐纯合已经死亡，一个老母亲带着3个孩子，家里还有一个患病的媳妇，今后生活会很困难。“但是村里没有这个财力提供帮助。于是，我们就向铁路公安和铁路部门提出，能不能援助徐家一笔钱，就算是献爱心的捐助。”

王淑华说，20万这个数字是村委会提出的，在场家属也没有提出异议。“钱给了老太太。当时是老太太的侄子、外孙和村会计邓利民一起到工商银行存的，目前存折在老太太的手里。老太太说了，保证把钱留给孩子用。”

邓利民说，5月5日，他和徐纯合的堂哥及外甥去了工商银行，以权玉顺的名义新开了一张银行卡，将20万元现金存到了卡上。

哈尔滨铁路局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证实了上述说法，表示确实拿出了20万元的救助款。

“对于这笔钱，社会上有些人说成是‘封口费’，这是我们事前没想到的，本来是一个善举，结果却被网上炒成了这个样子。”王淑华对此表示遗憾。

目前，权玉顺已经从庆安转到哈尔滨接受进一步治疗。徐纯合的三个孩子在当地政府协调下安置到福利院，妻子也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诊治。

第四篇：论政治生态

论优化党内政治生态

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是总书记在深刻分析我们党面临的严峻挑战、存在的严重危险和全面从严治党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得出的重大判断和科学结论。2014年6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2015年1月13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尖锐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这些精辟论断，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优化乃至重构党内政治生态，是我们党必须面对和要深入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内在的紧迫要求，是全体共产党员尤其是各级党员干部必须严肃担当的重大政治责任。在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政治认同和高度的政治自觉。

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政治生态是指一定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是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政治生态大体区分为政治内生态和政治外生态。政治内生态是指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联动；政治外生态则是指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生态联动。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使命决定，党内政治生态是否健康、优化，不仅对所有党员、干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而且对其他社会组织乃至整个国家政治系统产生着至关重要的示范和影响作用。党的十八大深刻分析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是优化政治生态尤其是党内政治生态的最重要任务和最根本标准。

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经过90多年血与火的考验尤其是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与锤炼，党内政治生态总体上说是健康向上的。但是不可否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域的政治生态出现了种种新的问题，有的问题甚至相当严重。比如，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拉帮结派的山头主义、人身依附的宗派主义、我行我素的自由主义、不讲原则的好人主义、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游戏人生的享乐主义盛行，尤其是“一把手”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使党内政治生活变得低级庸俗、是非判断十分模糊，久而久之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败坏了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带坏了一批党员干部，乃至发生“连锁式”“塌方式”的腐败。党内政治生态被扭曲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潜规则”流行。一些党员、干部无视党的纪律、背离党的规矩，热衷于按“潜规则”做人行事。比如，在思想政治上，奉行“两个嘴巴说话，两张面孔做人”。在组织生活中，奉行“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对同级，包着让着”。在执行政策中，奉行“不求百姓拍手，只求领导点头”。在干部任用中，信奉“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在人际交往中，奉行“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尤为甚者，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公然在党内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形成这个“帮”、那个“帮”的既得利益集团。剖析近两年来被查处的腐败分子，有不少就是被所谓“潜规则”所葬送的！党内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表明，肩负着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前进道路上确实面临着一个“优化乃至重构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新征途中逐步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布局。这“四个全面”，是党执政使命的新内涵，是优化治国理政的新要求。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环节、是根本保障。扎实推进“四个全面”，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深入落实“四个全面”，内在地提出重构政治生态尤其是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任务。

优化乃至重构党内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能否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直接关系到能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直接关系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全面从严治党，包括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而针对新形势下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域党组织政治生态扭曲、腐败现象严重的现实问题，必须把凸显制度治党、坚持以规治党、重构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党内政治生态包括诸多要素，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制度，二是规矩，三是纪律。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将立制度、守规矩、讲纪律提到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对制度、规矩、纪律这三大要素在全面从严治党、优化党内政治生态中的功能与作用进行了精辟阐述。制度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决定性因素。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完善的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规矩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规范。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人没有规矩必惰，党没有规矩必乱。纪律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保障。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也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以上三大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规矩和纪律都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养成的；而严格的规矩和严肃的纪律归根到底要通过完善的制度来保障与固化。当前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必须从制度、规矩、纪律三个方面共同用力，努力形成三者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良性政治生态。

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坚持“破”“立”并举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破”和“立”的辩证统一；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样要做好“破”和“立”这两篇文章。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全面从严治党，也必须坚持“破”“立”并举，切实做好“破”和“立”这两篇文章。

所谓“破”，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以坚决的反腐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少数党员、干部以权谋私、恃权腐败，不仅严重侵犯了国家资产和人民利益，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高层领导干部公然在党内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权权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更是对党内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形成了与党的性质和宗旨完全背道而驰的既得利益集团。事实反复证明，腐败分子不除，腐败势力不破，党风政风不可能好转，党的规矩和纪律不可能发挥应有的权威，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态不可能得到净化、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党内腐败分子的坚决查处，尤其对高层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严肃查处，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先进政党，是具有刚性规矩和铁的纪律的坚强政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是完全能够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重构党内政治生态的坚强领导核心。面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客观情况，我们必须坚持“破”字当头，继续以猛药去疴的决心和刮骨疗毒的勇气坚决查处腐败。

所谓“立”，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从制度上纠正“四风”，以完善的制度固化党内政治生态。经过深入扎实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讲规矩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得到有效恢复。习近平反复强调，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纠正“四风”必须坚持经常抓、横下决心抓，“常抓抓出习惯、抓出长效，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生动体现。坚定不移的反腐败斗争必须与坚持不懈的制度改革和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制度的不断健全与完善巩固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成果，乘势而上优化和固化党内政治生态。无数事实雄辩说明，只要我们坚持制度改革不动摇，强化制度建设不放松，严守规矩和纪律不留缝，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懈怠，就一定能优化和固化党内政治生态，创造和保持良好的从政、执政环境，出色履行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伟大历史使命。

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举措

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既是一项需要全党高度重视和常抓不懈的基础工程，又是一项亟待在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中重点突破、取得成效的紧迫任务。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对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出具体安排。这是我们党继成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方面开展的又一项重大专题教育，是“破”“立”并举、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又一重大举措。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聚焦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着力解决“不严不实”问题，切实增强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在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上见实效，在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见成效，在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上见成效。

“三严三实”，是全面从严治党、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具体要求，是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坚守的党性底线和立党准则。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自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敢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三严三实”，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生动体现了“破”“立”并举、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要求。“三严”，侧重于“破”，即深入破除在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与党的性质、宗旨、规矩、纪律不相符合的东西，使一切不正之风在党内无立足之地和生存之根，使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能按照党性要求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三实”，侧重于“立”，即将党性修养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标准实实在在地落实到、体现在精实谋事、扎实创业和老实做人上来。许多事实表明，没有“三严”，很难做到“三实”；坚持“三严”要求，归根到底是要促进所有党员领导干部自觉遵照“三实”标准谋事创业、治国理政，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工作姿态，开创改革发展事业的新局面、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第五篇：环卫工人罢工折射基层劳动者困境

环卫工人罢工折射基层劳动者困境

自采

近日，南京网友在微博报料称“鼓楼区多处路段出现大量垃圾，有环卫工人直接将垃圾倒在路边，很多垃圾桶堆满垃圾却无人清理”，并且配发了多张现场图片，引发大量网友的转发和评论。11月17日，此事得到了南京市城管局及鼓楼区环卫所的证实。据了解，此事可能与环卫工人绩效工资改革久拖未决有关。

据了解，南京市环卫工人的工资普遍较低，另外，环卫工人也希望参加南京市事业单位绩效工作改革。但南京人社局的“没表示将环卫所纳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范围”的表态却让环卫工人们颇为失望。为了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利，为了能实现能加入南京市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的愿望，环卫工人才用罢工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权利主张。

网友纷纷对环卫工人的罢工表示支持。他们认为，环卫工人为城市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而他们得到的更多的却不是理解和尊严，而是歧视。网友“这社会不爽”说：“环卫工人罢工就应该这样，平常环卫工人都是钱拿的最少，苦受的最多，还要遭受不公平待遇”。

网友认为，温总理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承诺，要让所有

劳动者“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可以肯定，环卫工人也应该体面，也应该有尊严。虽然他们的工作在外表上永远不体面，但他们的体面与尊严及其他种种权益应该有内在的体现形式：工资要随着CPI的上涨而上调，社保要跟上，纳入城市绩效工资改革也不应该缺少。

舆论指出，此次南京环卫工人的罢工实为现实所逼。它折射出了中国当代基层劳动者的现状和困境。这种现状和困境并不是一城一地的小范围的现实，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基层劳动者得不到平等、公平待遇，其“有尊严的生活”得不到落实，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隐忧。在当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解决好基层工作者的基本保障和基本人权已经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