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促进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直接立案侦察案件中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建议

第一篇：关于促进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直接立案侦察案件中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建议

关于促进检察院在办理直接立案侦察案件中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看法

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司法界俗称“三难”），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三难”问题的出现和长期存在，不仅极大地挫伤了我市广大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积极性，也使许多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为了切实解决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存在已久的“三难”问题，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六部委关于实施刑诉法的若干规定，均对律师在各阶段的会见及相关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针对律师在办理检察院自侦案件的侦查阶段以及审查起诉过程中的“三难”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12月30日颁布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对如何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作出了比较详细的、有针对性的、操作性强的规定。《规定》的出台，一定程度上使律师在办理检察院自侦案件中的执业权利，有了更为具体的制度保障，它在我国刑事立法的进程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本人认为，在执行国家法律及《规定》上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对律师在办理检察院自侦案件的过程中，仍然人为设置种种障碍，“三难”问题在检察院自侦案件中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一、检察院在办理自侦案件中违反规定，限制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主要表现在：

1、没有按规定指定专人接收律师要求会见的材料，没有做好相应记录，无人负责、相互推诿现象严重。

《规定》的第一章关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第二条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的，由侦查部门指定专人接收律师要求会见的材料，办理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有关事宜，并记录备查。这就是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对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要指定专人接受材料、办理会见事宜并记录备查，以防止出现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无人负责、相互推诿的情况。然而，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往往以“最近忙得很；承办人外出办事不在，回来再通知你；需要领导批准，领导不在家；”„„等等这样那样的答复拖延甚至变相拒绝安排会见。都没有指定专人接受律师会见材料，更不用说做好记录备查了。实践中，律师申请会见一般都需要两次或多次才能获得安排，而且往往有时间和次数的限制；在第二、第三次申请会见时，侦查部门一般都以种种的理由推托阻止会见。

2、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及时安排律师会见当事人。

《规定》第3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48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的五日内安排会见。但从现实来看，有的侦查员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安排会见。这使律师不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也导致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这一立法的初衷难以实现。

3、扩大“国家秘密”的内涵，将许多非涉密案件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而拒绝安排律师会见。

《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需要经过批准。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从而明确了对于 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也就是说，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检察院的侦查部门只有依法履行“安排”的义务，而不享有“批准”的权利。但实践中，我市大多数检察院的侦查部门往往无限扩大“国家秘密”的内涵，无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均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要求必须经过批准才能会见。仍旧采用《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的形式。这种将律师会见由履行“安排”义务变成“批准”权利，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侵犯了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4、限制甚至禁止律师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将“可以”派员在场变成“必须”派员在场。

《规定》第6条明确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况：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加与所涉嫌的犯罪；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况的陈述；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但从实际执行的情况来看，我们很多律师都反映在某些地方的检察院办理贪污受贿等刑事案件，即使律师被批准会见，会见权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如侦查人员限制谈话内容，有的只让问“在里面怎么样？还好吧？”等无关痛痒的话，一旦涉及案情，侦查人员便立即打断律师与当事人的谈话，并催促说时间已到。并时不时的警告犯罪嫌疑人不得乱讲，警告律师不得谈具体案情；律师和犯罪嫌疑人的谈话经常被打断或阻止；禁止律师记录等等，使律师会见仅仅起到代替家属探监的作用。另外，会见时，侦查部门往往不分案件具体情况和是否需要，均派员在场，将“可以”派员在场，变成了“必须”派员在场。有些时候即使没有侦查人员在场，但侦查人员也要将会见的场所选择在有安装监控设施的地方，整个谈话过程还被录音、录象监控之下，使整个会见活动蒙上浓浓的阴影，就连会见的律师也强烈的感觉到缺乏一种基本的安全感。可想而知，这样的会见显然是达不到它真正目的的，这样也使律师会见形同虚设，变的毫无意义。

5、没有主动听取律师对案件的意见，即使律师对案件提出意见，承办人员也大都置之不理。

《规定》第二章关于听取律师意见第十条和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案件承办人应当听取受委托的律师关于案件的意见，并记录笔录附卷。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宗。从这一规定的本身来讲，确实充分体现了最高检察机关对律师意见的尊重，有助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职能，从而为刑事案件的合法、公正的审判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从实践看，温州地区的大多数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远远没有做到规定的要求，极少主动的去听取律师对案件的意见，非但如此，有些承办人员对律师已经提出的意见不仅不记录在卷，更甚者把律师的所有意见都弃置不顾，这样做的结果是，检察官经常把一些本来存在重大缺陷、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这既浪费了司法资源，同时也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审理、定罪的风险。

二、针对检察院在办理自侦案件中违反规定限制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笔者的建议是：

1、检察机关应当切实转变观念，认真积极的贯彻落实《规定》的基本要求。虽然，从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诉讼职能定位上看，双方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在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方面，二者的目标是共同的、一致的。因此，检察官应当积极转变“把律师视为异已，认为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就是钻法律空子，替坏人说话，挑检察机关毛病”的错误观念，充分认识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2、检察机关应当设立专门接待会见的窗口，派专人统一接受律师的申请和安排律师会见，并做好记录备查。而不应再叫律师去找具体的办案人员。这样既可以避免办案人的推诿，也可以使办理结果有据可查。

3、市、县（市区）两级检察机关应严格执行《规定》，在规定时限内安排律师会见，对非涉密案件不得以任何借口设置报批程序，并不得使用《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真正让律师会见变“批准”权利为“安排”义务。逐步将目前的每个案件都派员在场向不派员在场转变。真正做到听取并着重律师对案件提出的意见。

4、检察院应当设立或指定受理律师投诉的窗口或部门，制定一套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并及时向社会公示。要让那些怠于履行职责或违反《规定》的检察人员受到应有的责任追究，真正保障律师依法办理刑事案件的权利。

5、检察机关和律师协会之间应当加强沟通，以增进检察官和律师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及时地沟通双方有关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和规范办理刑事案件的工作动态和信息，监督彼此之间的工作；同时，还可以建立一套对刑事法律研讨、学习的机制，定期组织检察官和律师对刑事法律疑难、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这样，检察官和律师之间的沟通便得以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定会得以增进，《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也一定会更好的实现。

第二篇：刑事诉讼程序中,律师在不同阶段的执业权利

刑事诉讼程序中，律师在不同阶段的执业权利：

1、侦查阶段

A、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B、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包括：①犯罪嫌疑人的自然情况；②是否参与以及怎样参与涉嫌的案件；③如果承认有罪，陈述涉及定罪量刑的主要事实和情节；④如果认为无罪，陈述无罪的辩解；⑤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⑥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是否收到侵犯等。）

C、会见犯罪嫌疑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包括：①有关强制措施的条件、期限、适用程序的法律规定；②有关侦查人员、检查人员、审判人员回避的法律规定；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及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④犯罪嫌疑人有要求自行书写供述的权利，对侦查人员制作的询问笔录有核对、补充、改正、附加说明的权利以及在成人笔录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的义务；⑤犯罪嫌疑人享有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向他告知的权利及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辩护权；⑦犯罪嫌疑人享有的申诉权和控告权；⑧刑法关于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的有关规定；⑨刑法关于自首、立功及其他相关规定；⑩有关刑事案件侦查管辖的法律规定等。）； D、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对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代理进行控告；

E、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且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或者第六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或者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正在怀孕或者哺乳自己的婴儿的、已经超期羁押的）F、不得传递信函、物品，将通信工具借给其使用； G、会见时需要携带的材料：①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专用介绍信；②律师本人的律师执业证；③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侦查期限

第九节 侦查终结

第一百二十四条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第一百二十五条 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

第一百二十六条 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

（一）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

（二）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

（三）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

（四）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第一百二十七条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

第一百二十八条 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是不得停止对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第一百三十条 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并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

第十节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

第一百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适用本章规定。

第一百三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中符合本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需要逮捕、拘留犯罪嫌疑人的，由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一百三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一百三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不需要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一百三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决定。

2、审查起诉阶段

A、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需向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部门提出书面申请）（诉讼文书包括：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起诉意见书等为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以及提请审查起诉而制作的程序性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包括：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物证技术鉴定等由有鉴定资格的人员对人身、物品及其他有关证据材料进行鉴定所形成的记载鉴定情况和鉴定结论的文书。）B、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C、申请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

D、如果认为犯罪嫌疑人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人民检察院听取意见时，向人民检察院反应意见。

3、一审阶段

A、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B、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C、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D、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 E、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F、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       【法规标题】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颁布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公安局 【发文字号】

【颁布时间】2003-3-26 【失效时间】

【全文】

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公安局

关于印发《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京司发[2003]45号

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各区、县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第一、第二分院，北京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各区、县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所属各总队、局、处，各分、县局，铁路公安局，市国家安全局各分局，各区、县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

为依法保障公民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保障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执业权利，规范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执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的具体情况，我们制定了《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对于在执行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向各自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以便将来进一步做好该项工作。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北京市司法局

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六条 在本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办案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实际需要决定是否派员在场。（侦查）

第三十二条 在本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检察机关不派员在场。（审查起诉）第三十六条 在本阶段律师会见被告人时，人民法院不派员在场。（审判）

刑事辩护中，需要从各个犯罪构成的要件考虑是否构成指控罪名。无罪辩护、罪轻辩护与此罪彼罪的辩护方法不同，确定思路后决定下面的辩护内容。无罪辩护从根本否定指控罪名。罪轻辩护不否认指控罪名，但是搜集从轻减轻的相关证据。此罪彼罪

刑事辩护中，律师可以认为嫌疑人不构成起诉中的罪名，而是其他罪名，但是不能指明是和罪名，只强调不符合指控罪名是否构成犯罪即可，不能指罪。因律师没有控罪职能。

律师如何开发客户，有什么样的朋友圈子就要了解圈子的信息，提前准备。

第三篇：浅析《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中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浅析《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中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摘要】律师会见权是刑事诉讼中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见面并相互交流的权利，是刑事诉讼中律师的基础权利，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环节，但实践中律师会见权常常遭到非法限制和剥夺。2008年修订的新《律师法》和2013年修订的新《刑事诉讼法》均对律师会见权做出了进步性规定，但仍存在较多问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律师“会见难”的现状。2015年9月，多机关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针对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强、针对性强等特点，其一大亮点在于严格限制对“三类案件”的扩大解释，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安排律师会见的通道，因此笔者认为《规定》将是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关键词：律师会见权 刑事诉讼 人权保障 辩护

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颇具针对性地围绕着当前律师执业实践中遇到的“三难”问题，即阅卷难、会见难、调查取证难做出了实操性较强的规定。律师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环，尤其在对人身权利限制程度最严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相较于公诉机关处于弱势地位，律师辩护就成为保障其受到公平正义对待的关键，律师及围绕律师设立起的一系列制度（如法律援助辩护等）旨在将已向控方倾斜的公平正义的天平扶正。但若实践中这些制度被各种“变通性应对”架空，那么被告人的人权将会受到严重威胁。近年来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的真相频繁进入公众视野，在这之中，律师在审判过程中作用的缺位是造成冤假错案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所以最高法、最高检等机关联合出台了此《规定》，是建立起社会公平和秩序的再一次努力尝试。

一、《规定》的性质、效力及内容

从性质上看，《规定》由多个司法及行政机关联合公布，在法律体系中应归类于规范性文件。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是一类《立法法》没有规定却在法律实践中会对公民权利和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律文件，是法律中经常出现但又并不局限于法律领域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是指具有规范性（即规定权利和义务）的、适用于不特定对象的各种文

件。1为保证权威性，法律的制定修订通常需要严格而复杂的程序，而规范性文件则相对灵活，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更迅速地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多个最高司法和行政机关联合发布该《规定》，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权威性的不足，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从效力上看，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不及宪法、法律、法规及各类规章2，但在上述文件不适用时，也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3，另外，规范性文件的作用更多是体现在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依据，落实到本《规定》中，如律师可以此《规定》为依据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可要求办案机关在适当时候听取其意见等等。虽然规范性文件效力等级较低，但《规定》发布机关的“重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权威性的薄弱。

从内容上看，《规定》全文四十九条，涉及律师参与诉讼的全部领域，分别就保障律师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辩护等方面的权利作出规定，同时突出了权利的保障救济，完善投诉机制、申诉控告机制、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工作机制和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等方面。篇幅所限，本文仅就会见权一方面略微深入讨论。

二、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内涵

会见权的主体是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纵观多数国家的立法可以看出，被追诉人是会见权的首要主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首先将会见权界定为“处于羁押状态的被追诉人的权利”4，如在德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二句话，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之前，必须被告知其有权同辩护人商议。如果其确实希望如此，讯问必须停止，讯问人有义务尽合理努力帮助嫌疑人确定辩护人。”5又如，在美国和英国，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告知其享有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如果在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要求与律师会见的，除法定的例外情况外，警察必须立即停止讯问，并安排会面和协商。6此外，会见权也是辩护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基于辩护权行使的需要，我国及其他各国法律通常也认可辩护人的会见 123 黄金荣：《“规范性文件”的法律界定及其效力》，《法学》2014年第7期

叶必丰：《论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行政法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六条：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封利强：《会见权及其保障机制研究——重返会见权原点的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01期 [德]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第364页。

权，而本文正是重点讨论律师的会见权。

会见权的内容包括申请会见和被会见的权利。会见是一种双方进行会面和会谈的行为，会见权的行使方式既可以是主动地要求会见，也可以是被动地接受会见。但是，由于被追诉人处于羁押状态，其与辩护人的会见需要羁押机构提供方便，因此，无论是被追诉人要求会见其辩护人、未来辩护人或者家庭成员，还是辩护人要求会见被追诉人，都必须事先提出会见申请。

会见权的客体是与案情有关的信息交流。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的会见权的行使不仅有助于被追诉人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自身行为的性质，还有助于辩护人深入了解案情，以便有针对性地准备辩护。

三、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必要性

1、律师会见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措施。刑事诉讼对公民权利的影响程度最为严厉，判决结果可能对人身自由这一最根本的自由权进行限制，而实践中侦查机关常常以种种借口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限制，甚至加以拒绝，导致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不到有效的法律帮助，进而无法对抗强大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因此，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充分、合理行使，无疑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起重大作用。

2、律师会见权是实现诉讼正义的重要内容。诉讼正义一般包括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过去我们比较注重实体正义，轻视程序正义。刑事诉讼中，长期片面强调打击犯罪，忽视正义。公、检、法三机关为了实现打击犯罪,实现社会稳定,降低犯罪率的任务，常常“并肩作战”,结成“统一战线”；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孤军奋战”，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无真正的平等可言7。扩大律师权利，提高辩护方在诉讼中的地位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

3、完善律师会见权有利于加强对侦查机关等专门机关的监督。我国侦查机关较多，其侦查手段多样，侦查权力较大，对侦查机关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律师较早地、较多地、较容易地参与到侦查阶段中去，充分行使会见权，有利于及时发现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促使侦查机关依法行使权力，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制约。

四、律师会见权行使的现状及困境

（一）现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

第一，新修改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 石飞鹏：《论律师会见权》，海南大学2010硕士论文 7

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该条规定突破了当时旧的《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会见要经侦查机关批准”及“必要时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制度的规定，是保障律师会见权的一大突破，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可操作性低，对侵犯律师会见权的责任认定也没有相对应的规定。

第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査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辩护律师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或者看守所的审批，就有权会见在押嫌疑人。” 与此同时,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査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赚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虽然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权有了更为详尽的规定，但仍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限制，一是“四十八小时”的时间限制，二是“三类案件”的限制，这就为实践中的变通性解释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我国律师会见权面临的困境

实践中，侦查机关拒绝安排会见理由层出不穷，“涉及国家秘密”或者“有碍侦查”都可以用来阻碍律师行使会见权，更有甚者，有时侦查机关只是一味地拒绝律师行使会见权，并不给出任何理由，对于侦查机关的这种器张行径，律师也是无计可施拖，延律师会见的理由更是层出不穷的，“办案人员出差”、“太忙没时间”等理由都可以用来拖延律师的会见申请。另外，会见时间、次数、场所、及方式受限，有的看守所既没有提供供律师会见用的房间，甚至连把椅子都没有，有的物质条件较好的看守所虽然专门有律师会见的房屋，但室内又常常安装了监听、监视装置，这样的做法严重侵害了律师与被追诉人的会见权。8

由于此上的种种原因，辩护律师在遭遇碰壁后体会到我国律师“会见难”的现状，时常 刘辉：《刑事诉讼律师会见权研究》，山东大学2013硕士论文 8

心灰意冷，拥有丰富经验的辩护律师也时常选择不再为实现会见权多花费精力，导致律师的会见率很低。

五、《规定》对于保障律师会见权的规定评析

1、可操作性强。《规定》中对律师会见权的规定相较于《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具有更强的操作性，表现在许多制度都做了具体、细化的规定，比如在多处条款里对办案机关在律师的接待工作或其他诉讼活动中，多处要求必须以书面形式，并对一些具体期限作出了三日、七日的规定，又如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能当时安排的，应当当时安排；不能当时安排的，看守所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情况，并保证辩护律师在四十八小时以内会见到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第十二条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翻译人员随同参加的,应当提前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翻译人员身份证明及其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审查并在三日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将具体制度进行具体化、细节化处理无疑使得文件的可操作性大大提升，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办案机关利用规定的概括性特点不予协助会见。

2、针对性强。《规定》多处表述均针对律师执业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对症下药，可见规定出台前必定充分征询了刑辩律师的意见，如前文中提到有些办案机关以会见室不够为由拒绝安排会见，此《规定》则规定：“在律师会见室不足的情况下,看守所经辩护律师书面同意,可以安排在讯问室会见,但应当关闭录音、监听设备。”对于常见的拒绝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情形，《规定》也一一禁止，第七条规定“看守所应当设立会见预约平台，采取网上预约、电话预约等方式为辩护律师会见提供便利，但不得以未预约会见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看守所安排会见不得附加其他条件或者变相要求辩护律师提交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文件、材料,不得以未收到办案机关通知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由此可见，《规定》的制定针对性十分明显，这有利于在实践中发挥其实质作用而避免流于形式。

3、防止任意扩大解释“三类案件”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会见的通道。

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对三类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保留了限制，导致实践中办案机关常常对其做扩大解释，以此三类案件为由拒绝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针对这一情况，本《规定》第九条：“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要求会见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申请。侦查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审查辩护律师提出的会见申请，在三日以内将是否许可的决定书面答复辩护律师，并明确告知负责与辩护律师联系的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对许可会见的，应当向辩护律师出具许可决定文书；因有碍

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而不许可会见的,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理由。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形消失后，应当许可会见，并及时通知看守所和辩护律师。对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在侦查终结前，侦查机关应当许可辩护律师至少会见一次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不得随意解释和扩大前款所述三类案件的范围,限制律师会见。”由此可见，《规定》虽然保留了三类案件会见权的限制，但严格限制了对三类案件进行扩大解释，并对限制措施做了具体的规定，总结起来，首先，“三日”为限须书面答复律师，并告知工作人员联系方式，防止了办案机关对律师的会见申请视而不见不了了之；其次，不许可会见得而须说明理由；第三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须及时安排会见；第四，对于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强制要求至少一次会见。这些具体的规定能够尽可能防止扩大解释“三类案件”，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会见的通道。

六、结语

律师会见权是确保犯罪嫌疑人获得公平对待，保障人权的重要方式，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曾说，对受侦查机关强制、与外界失去联系的嫌疑人而言，律师会见权是最重要的权利9。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权往往难以得到合理实现，办案机关通过各种理由拒绝、拖延安排律师会见，对律师会见时间、次数、条件加以限制，导致犯罪嫌疑人难以通过律师辩护有效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新《律师法》和新《刑事诉讼法》均对律师会见权作出进步性规定，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律师会见权制度，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该制度做出了更多细节化规定，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并严格限制对“三类案件”进行扩大解释，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会见的通道，因此笔者认为这将是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Ｍ].刘迪,张凌,穆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93.

第四篇：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的通知

（高检发[2004]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2003年12月30日经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各级检察机关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00四年二月十日

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

（2003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

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促进人民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关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1、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自检察人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或者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及犯罪嫌疑人的关押场所告知受委托的律师。

2、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的，由侦查部门指定专人接收律师要求会见的材料，办理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有关事宜，并记录备查。

3、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48小时内安排会见。

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5日内安排会见。

4、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是否派员在场。

5、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申请后5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安排会见。不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不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说明理由。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需要经过批准。

6、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况：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

(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

(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

(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

(七)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7、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辩护律师可以持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会见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在场。

8、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一律在监管场所内进行。

二、关于听取律师意见

9、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决定逮捕的，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律师认为羁押超过法定期限的，可以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决定并由侦查部门书面答复受委托的律师。

10、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案件承办人应当听取受委托的律师关于案件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受委托的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11、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的案件，辩护律师认为人民检察院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书面决定并由公诉部门书面答复辩护律师。

12、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直接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发出书面通知，由其提出书面意见。律师在审查起诉期限内没有提出意见的，应当记明在卷。

13、人民检察院对律师提出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办案人员应当认真进行审查。

三、关于律师查阅案卷材料

14、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委托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15、对于律师要求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的，公诉部门受理后应当安排办理；不能当日办理的，应当向律师说明理由，并在3日内择定日期，及时通知律师。

16、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和提起公诉以后，辩护律师发现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证据材料向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当接受并进行审查。

四、关于辩护律师申请收集、调取证据

17、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向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的，对于影响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收集、调取，并制作笔录附卷。

18、辩护律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要求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征求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意见，经过审查，在7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人民检察院没有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19、人民检察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可以通知申请人在场。

五、关于律师投诉的处理

20、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人民检察院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违反法律和本规定的，可以向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投诉。

21、各级人民检察院接到律师投诉后，应当依照有关法律和本规定的要求及时处理。律师对不依法安排会见进行投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投诉后5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通知办案部门执行。

22、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投诉人书面告知处理情况。

23、对于律师投诉检察人员违法办案的，有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调查；确属违法违纪的，应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和纪律责任。

第五篇：关于健全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和违法违规惩戒制度方面的现状及建议

关于健全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和违法

违规惩戒制度方面的现状及建议

律师，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为市场经济和人权保障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促进和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的群体。

因立法滞后、政策滞后，舆论氛围不利，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现象突出等诸多原因，司法的效力和公正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调研，综合各界同志的观点，我们认为律师执业环境面临以下主要问题：

一、现状

1、律师在办理业务中会见当事人难。公、检单位随意扩大会见需要批准的范围，以内部工作为由拒绝律师会见并随意扩大派员陪同范围，限制会见时间、次数、人数，甚至不准律师在会见时谈案情，滥用批准时间等，这些都严重违反了法律精神。

2、阅卷难。法律规定本身存在一定问题，对律师阅卷作了种种限制，一些案卷材料律师根本无法看到。

3、取保候审难。符合取保条件的嫌疑人在律师向承办机关申请取保后，不做个人工作一般得不到批准，要么就根本不予答复。

4、通信难。承办案件机关对当事人要求会见律师不予传达信息，看守所又内部规定信件寄出时间和数量的诸多限制。

5、调查取证难。许多部门滥用权利自制规定将本应对社会公开的档案资料等规定为仅对公、检、法公开。因立法原因和作证的意识导致律师办理民事案件在很多地方根本调取不到证据材料，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只能申请办案机关调取，而办案机关往往不予回应或拖延不办。

6、听取律师意见难。我国律师缺乏与法官、检察官进行平等沟通的条件，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应当听取代理律师的意见，但现实中司法机关的经办人员基于种种原因往往不愿听取律师意见。

7、投诉难。司法机关不执法或不尊重律师投诉后基本都得不到处理。

8、执业风险大，人身安全在很多时候还遭到威胁，律师伪证罪更是一把悬在刑辩律师头上的剑，已出现被司法机关滥用。

9、所谓的审限和执行期限在现实中已流于形式。法院有太大的决定权，采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辩论终结等着拿判决文书，左等右等没有拿到，超过期限后得到法院的通知——转普通程序，执行期内，经办法官拖沓不办，到期了以被执行人口头承诺等为借口欺骗愚弄当事人十分普遍。

10、司法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现今执业的律师都是通过律师资格或司法资格考试，系统学习过法律和因为工作、竞争需要还在不断学习的专业人员，而法院的法官和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因为历史的原因，国家以前更多地考虑了他的政治素养而忽视了司法工作需要的知识涵养及专业技能，大量安置了一些非法律专业人员，加上体制设计的原因授予他们太多的权利和行业本身没有相应的竞争机制，甚至出现了许多对基本法言法语都不懂的法院、检察院领导，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和执行，同时，这种职业素质的差异进一步导致律师执业的艰难。

11、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殛待加强。一方面是政府守法的表率作用从未体现，法律的尊严遭到以政府执法部门为首的随意践踏，二是教育体制中对国民守法教育滞后，很多媒体在做报道中都经常犯常识性错误，三是不守法的成本没有得到很好体现。

12、法律服务主体十分混乱。当前除律师从事着有偿法律服务外，还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公、检、法、政府其他部门退休的人员和大量社会大众公民打着关系旗号违规有偿代理案件。黑律师、假律师、律师事务所私设的分支机构充斥各级法院和看守所等的周边，严重破坏了法律服务市场公平有序的秩序，损坏了律师的执业形象，阻碍了律师业的发展。

二、建议

（一）从立法方面，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

1、清晰界定律师职业的社会定位和应享有的执业权利和义务。通过法规和规章的方式，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与法官、检察官、警官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责属性。同时，可参照《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立法结构，将“执业律师的权利和义务”列为专章，提升和凸显律师执业权利在《律师法》法律结构中的地位；要进一步完善律师执业权利，构建符合律师职业特点的权利体系。

2、明确侵害律师合法权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有关部门联合发文，明确侵害律师合法权益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如对侵害律师合法权益的组织和个人可比照妨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处罚或追究行政、刑事责任。

3、取消《刑法》306条。将律师涉嫌伪证罪并入307条，与司法工作人员适用相同的构成犯罪的条件。

（二）从司法体制方面，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

1、在司法体制结构中完善律师执业权利程序保障机制。如对律师行使阅卷、会见和通信、调查取证的权利和在法庭审理阶段发问、质证、提出新证据、参加法庭辩论的权利以及代行上诉、代理申诉或控告的权利规定适当、合理的程序，使律师在履行职业责任时都有法定制度使之能够进行，并对违反该程序的行为有特定的渠道反映并得到救济。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必要时可就侵犯律师执业权利行为代为提起诉讼。

2、在司法体制结构中设计对违法违规律师的特别处理程序。可就律师违规违纪行为查处设置专门法庭，依法依规作出法院裁决。

3、建立和完善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的身份转换机制，拓展律师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的渠道，为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行使创造好的外部环境。

4、与公检法建立信息交流和协调联动机制。相关部门要加强与公检法机关的工作联系，建立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机制，互相听取工作意见和建议；对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建设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调研；对典型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案件联合督办，共同处置。

（三）从国家行政方面，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

1、确保国家行政机关为律师权利的行使提供便利、配合、协助与支持的保障，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房地产管理部门、户籍管理部门、环保部门、民政部门等行政部门向律师提供自己拥有或保存的登记材料或证件材料，供律师查阅或复印等。

2、完善律师参政议政的渠道和机制。通过提高律师代表在人大、政协中的比例、推动律师担任各级政府法律顾问以及推进政府采购法律服务等方式，促进国家行政机关对律师工作的了解，以政府对律师的尊重带动全社会对律师的尊重。

3、加大对律师职业的社会保障。进一步理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参加社会保险的体制。努力加大对律师看病、养老等涉及切身利益问题的保障力度；针对律师行业的纳税主体地位、征税方式、税率做出进一步规定和规范，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和律师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台符合法律服务市场发展实际、符合律师社会定位的税收政策，以其在全国范围内促进律师纳税问题的解决。

山东前卫律师事务所 2015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