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景区运营法律实务（5篇范例）

第一篇：旅游景区运营法律实务

旅游景区运营法律实务

一、概述

（一）旅游景区

旅游景区，是指具有吸引国内外游客前往游览的明确的区域场所，能够满足游客游览观光，消遣娱乐，康体健身，求知等旅游需求，应具备相应的旅游服务设施并提供相应旅游服务的独立管理区。

（二）旅游景区运营

旅游景区在为旅游者提供参观、游览、休闲度假和专项性体育功能的同时，必须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用以支付维持景区进入良性循环。否则，旅游景区的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景区运营的属性既有社会性，又有经济性。

所谓景区运营是指旅游企业在一定期限，利用旅游景区的资源和设施，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同时，为实现自身生存发展的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决策，及其为实现决策而进行的各种策划和管理的过程。

二、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旅游业的高速发展，我国旅行社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十年来，行业规模不断扩大，从业人员不断增加，经营体制不断创新，经营环境不断改善，旅游业已经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渠道的重要的服务行业之一。我国旅游业发展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举世瞩目。改革开放前，旅游业以外事接待为主，只具备产业雏形，不完全属于产业范畴。

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开始开发自然景区，浙江、广东等地的民营企业开始开发本地小型景点或资源品位、价值较低的景区以满足当地居民日益增长的旅游需要。1997年中国大通实业有限公司以委托经营方式掌管湖南张家界黄龙洞景区，1998年初，万贯集团以协议方式创造“碧峰峡”模式，以后有许多知名民营企业进入旅游景区开发领域。2001年初，四川省宣布出让三星堆遗址、九寨沟国家森林公园等十大景区经营权，受到众多民营企业的欢迎，但遭到景区主管方的反对，同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论。由于国家尚未出台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因此不断有景区出让经营权给民营企业。从2002年开始中国是世界上旅游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一个旅游小国步入旅游大国。旅游业日益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三、旅游景区运营中常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经营权的转让

国家对旅游景区既拥有所有权，又拥有使用权和经营权，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这种落后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反而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经营权是属于市场的问题，只要符合市场法律的规定，谁都有资格来经营。除了国有资本可涉足旅游业外，其他资本也可以介入。出让经营权本身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1、景区经营权转让的主要形式

（1）特许经营：由景区的管理者或产权单位与受让方签订协议，受让方承诺投资开发景区并且每年交景区管理者或产权单位一定费用，这样受让方就获得了景区的经营权。租赁方投资的回报就是景区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及部分处置权，再通过自身的经营管理获得利润。这种方式一般多用于新开发的景区。

（2）整体租赁：由景区的管理者或产权单位与租赁方签订景区经营权转让合同，由租赁方负责该景区的经营管理，并按合同约定的形式上缴费用，同时也获得该景区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这种方式一般多用于成熟景区。

（3）股份合作：产权单位和受让方合资成立公司对景区或项目进行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按合同约定双方负责相应范围内的工作，并根据其股权获得相应收益和承担风险。

2、旅游景区经营权转让中存在的问题

（1）转让的年限问题。无论企业还是旅游景区，都有其生命周期，转让年限并非越长越好，旅游景区的衰退期是什么时候，转让年限多少才合适，是我们应当慎重探讨的问题。

（2）转让内容。据有关专家认为，对于公益性和专业性较强的景区，如国家森林公园、重点文物保护区等不宜转让经营权，只适宜由国家经营，并由国家委托专业人士或专业机构经营管理。

（3）景区的管理问题。一个旅游景区，同时归口旅游行政机构、土地部门、园林部门、林业部门、文化部门等多家管理，这种管理体制，造成了对旅游资源管理不力、被动保护甚至破坏事情的出现。

3、在旅游景区经营权转让方面，我国还正处于一个逐渐发展阶段，在实际操作运行中，造成了很多争议和纠纷的存在。结合旅游景区经营权转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1）明晰产权，责任分明。旅游景区是特殊的产品，具有产权的属性。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旅游资源所有权归属国家，地方政府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拥有管理权，同时拥有经营权，导致产权不清，责任不明。在实施经营权转让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明晰产权，实现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旅游景区实施市场化经营的先决条件。

（2）谨慎选择、严格审核转让企业的资格。旅游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和唯一性，一旦破坏就无法恢复。因此，在确定转让其经营权之前，要严格审核其经营资质。可以从专业资格、资金能力、信用等级、经营绩效、经营范围、经营经历、社区居民意见、企业文化背景等七个方面审核。（3）经营权转让年限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要保证可持续发展。

（4）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具体的监督形式包括：①法律监督；②技术监督；③管理部门监督；④当地居民监督；⑤新闻媒体监督；⑥旅游景区经营权转让实行拍卖形式。

（二）地质公园的管理

自国土资源部建立地质公园以来，我国现有世界级地址公园12家，国家级地质公园85家，省级地质公园数百家。地质公园的建立在保护地质遗迹、普及地质科学知识、带动地方旅游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地质公园建设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在地质公园的管理和建设方面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不健全，缺少法律、法规等相关问题。

早在1995年原地质矿产部颁布实施了《地质遗迹管理保护规定》。现作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执行的地质遗迹保护管理的法律依据，对地质保护的概念、地质遗迹保护的内容、保护级别的划分、地质遗迹建设区管理和建设等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由于《地质遗迹管理保护规定》颁布施行的较早，对地质公园的管理涉及的条款未作出规定。使得现在的地质公园的管理没有法律依据。地质公园管理无法可依，造成管理混乱。地质公园在申报、规划、建设、管理地质遗迹保护等方面人为性较大。

面对地质公园管理没有法律可依的情况下，建议相关部门尽快起草管理制度，或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使得地质公园的管理工作有法可依。

（三）农用地的承包、流转

1、存在的问题

在景区开发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当地村民的农用地，景区为了开发需要，与当地村民进行农用地的承包、流转。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从法律层面上看，立法的不完善和法律法规规定的不一致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上反映比较突出。

（1）我国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具体实施细则，法律体系自身有矛盾。比如《土地管理法》第37条规定：“承包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但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关的解释、通知中又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以欠缴税费和土地抛荒为由收回农户的承包地，已收回的要立即纠正，予以退还。这种规定导致实践中执法人员无所适从，也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

（2）《农村土地承包法》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的农地流转制度，但该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不是专门为规范农地流转市场而设，因此，存在许多瑕疵。比如该法关于“林地承包的承包经营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规定实际上限制了耕地或草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保护范围过窄。关于“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限制了承包方的经营权利，与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不符。《土地承包法》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其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抵押方式流转；而司法解释又规定，“承包方以其土地进行抵押或抵偿债务的，应当认定无效。”立法中存在矛盾，条文规定有瑕疵。

（3）从《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看，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现实情况与现行法律的规定明显冲突。

（4）因为主体没有确定清楚，《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存在的漏洞和隐患。《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以及费用的标准，却没有明确规定费用支付的对象。按照《实施条例》的规定，失地农民能获得的征地补偿费用，可能只是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对于土地补偿款如何使用，相关法律法规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引起了基层组织和失地农民对这笔巨款究竟归谁产生争议。

（5）现行法律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些规定存在不尽合理之处，比如流转方式、流转程序、流转条件等，主要是站在国家层面规定的，过分重视土地的保障性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2、解决途径

（1）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规范乡里中间层权力”，加强对村干部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同时要完善承包土地流转制度，明确职能部门的职责定位，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的规范化建设，另一方面也要健全调处机制，侧重诉前调解疏导，强化仲裁机制。

（2）提出了“进一步稳定承包经营权，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观点：认为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不是所有权问题，而是进一步稳定承包经营权，核心是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稳定农民的地权；同时要建立多样化的土地使用制度，探索股权经营模式，构建农地流转法律规制的框架。立法机关应当制定前瞻性的法律，取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限制和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限制，及时有效地满足土地制度的需要，节约社会成本。

（3）完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一是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必须合法化。要从法律上明确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的地位；二是要促进工业化好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的节约和集约使用；三是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必须依财产权定价，依产权性质分配财产利益；四是要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五是要加强相关配套制度改革。

（四）拆迁补偿

在景区开发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景区中有人居住，少侧一两户，多侧几十户，甚至更多。但是为了这个景区的经营发展，必须将这些住户迁出，这就涉及到了拆迁补偿的问题。房屋拆迁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1、全国没有统一的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仅有国务院颁布的专门针对城市居民房屋拆迁的行政法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在办理农村房屋拆迁补偿事宜时，主要参照国有土地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办法进行。《土地管理法》对征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作了规定，但它不是农村拆迁房屋的补偿标准。现行农村房屋拆迁中适用的主要是各级地方人大、地方政府部门发布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及部门的文件。

2、农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问题。首先，各地对安置方式的规定很不一致，其次，在农村房屋拆迁中，许多地方的法规规章都忽视了安置方式的选择权。第三，制定农村房屋拆迁补偿标准的权力下放，补偿标准高低无据，随意性极大。第四、补偿范围不明确，各地补偿标准不统一。基于这些问题的存在，经常会出现补偿、安置不到位，或者是被拆迁人无休止的要求补偿，往往导致拆迁成本不断增大，还会造成矛盾激化。

针对以上在拆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了使农村拆迁有法可依，使拆迁顺利进行，特提出以下建议：

1、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统一的农村房屋拆迁法。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讲，尽管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可以对农村房屋拆迁的安置方式、补偿原则、评估机构的选择权、拆迁许可证的申领、拆迁基本程度等拆迁基本问题作出规定，这一立法技术的处理同城市房屋拆迁是一致的。由国家立法机关统一立法，还可以消除地方政府规章和《立法法》矛盾，统一国家的法制()。

2、统一安置补偿标准，明确补偿范围。参照《土地管理法》对土地补偿的规定，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统一的农村房屋补偿标准，并由国家有关职能部门每年根据房地产市场价和建材市场价公布房屋重置价格标准，以防止有的地方政府用过时的标准对被拆迁的房屋进行评估而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同时，国家立法机关明确规定农村房屋拆迁的补偿范围。

第二篇：浅析旅游景区法律风险防范

浅析旅游景区法律风险防范

一、我国旅游业立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目前有两类调整旅游关系的法律规范

1、《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通用性的法律规范。

2、《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导游人员管理条例》、《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试行标准》、《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

（二）时至今日，我国尚未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三）理论界对于旅游合同的有名话立法途径有三种

1、制定单行的旅游法

2、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增设“旅游合同”专章。

3、在起草制定民法典时加以规定。

4、日本单独制定《旅游法》，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民法典中设旅游专章。

（四）作为法律人而言，建立、健全我国旅游法律法制保障体系，为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是我们的社会职责与责任。

二、我国旅游业的现状

旅游业是朝阳产业和绿色产业，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大力发展旅游业事关中央工作大局，对于“调

结构、扩内需、保增长”，改善民生，拉动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已达19.02亿人次，今年有望超过21亿人次，同比增长11％，消费额达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今年我国出境游人数将达到5400万人次，且据国家旅游局统计，目前中国旅游业发展迅速，已成为继法国、美国、西班牙之后的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入境旅游国和第四大出境客源国。截至2010年6月，全国拥有旅行社21649家，星级酒店14570家，其中五星级酒店555家，旅游业直接就越人员1100万人，间接就业人员更达到5500万人。旅游业在在国民经济增长值中已超过了4％。

但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在旅游市场上旅游景区发生旅游者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情况时有发生，伴随着旅游业发展而产生的大量旅游纠纷形成诉讼进入司法领域。由于相关的法律规范比较原则化，人民法院在审理旅游纠纷案件中面临许多具体适用法律的难点问题，法院审理旅游景区发生旅游者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案件时主要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景区的安全保障义务条款。

三、切入案例

（一）2008年8月19日，死者应建兴与公司同事一行16人到厦门野生谷生态乐园游玩。景区内带队导游在介绍水上餐厅时，告诉他们可以在上面的水潭游泳。午饭后，见有人在水潭游泳，应建兴就和同行的几个同事到水潭玩水。下午2点10分左右，有同事发现原

本一同玩水的应建兴不见踪影，当景区的救援人员赶到，将应建兴救起时，应建兴已经死亡。死者的父母将厦门野生谷生态乐园有限公司告上法庭，他们认为被告作为对外开放的赢利性单位，对景区内的景点没有采取任何安全保障措施，对进入景区的游客也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在同安区人民法院新民法庭的调解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厦门野山谷生态乐园有限公司赔偿原告11万元。

（二）台湾阿里山风景区的森林小火车，2011年4月27日上午12时47分行驶神木站至阿里山车站70公里处，突然有大树倒塌挡住铁轨，小火车煞车不及，导致4节车厢翻覆，车上有50多名乘客受伤，6人死亡。这次在台湾死亡的大陆游客，至少将获赔6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30多万元。

（三）2010年7月13日，郑女士和曹先生等7人到石林县风景区旅游，当天购票后进入石林风景名胜区参观游玩，下午4点40分左右，当他们行至石林风景名胜区“南天门”景点附近时，突然天气骤变，下起了大雨，28岁的郑女士和25岁的曹先生在“南天门”景点的石头下避雨时，不幸遭遇雷击，致使两人当场死亡。雷击还造成4名游客受伤。石林县法院审理认为，郑女士和曹先生在购票后进入石林风景名胜区参观游玩时，遭遇突发的雷暴天气，在景区石头下避雨时不幸被雷击身亡，云南省雷电中心认定是一起突发性的雷击灾害事件，发生这起案件的直接原因是突发的自然灾害引发的人员伤亡事故。事发当天，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在接到石林县气象局通知后，及时

通过广播的方式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并在事故发生后及时保护现场，积极参与事故的处理并垫付了相关的费用。在这次事件中，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已经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无过错。郑女士和曹先生的不幸死亡是因突发性的雷击灾害事件造成的，受害人及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双方均无过错。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作为石林风景名胜区的管理者和受益方，应分担死者的部分经济损失，但对石林风景区已经支付给家属的相关费用应予以扣除。根据上述理由，石林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补偿郑女士家损失376289元的25%，即94072.25元，扣除已经支付的7万元，还应补偿24072.25元；补偿曹先生家损失312476元的25%，即78119元，扣除已经支付的7万元，还应补偿8119元。两家的补偿款相加共计17万余元

四、旅游景区安全保障义务

安全保障义务是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负有的合理限度范围内的照顾、保护他人免受人身损害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首先确认了安全保障义务，是司法解释发展法律的重要成果，是调整景区经营管理者与游客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旅游景区是指任何一个可供旅游者或来访游客参观游览或开展其他休闲活动的场所，是旅游者参观、游览的主要场所。旅游景区以其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和愉快轻松的环境带给游客愉悦的心理感受和体验，成为主要的旅游吸引物。

旅游景区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空间受到各种人为或自然因素的影响，使旅游景区的安全备受考问和挑战。安全是旅游的生命线，旅游景区发生的这些旅游安全事故不仅给游客的人身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也严重损害了景区旅游形象。

游客进入景区与景区经营者建立旅游服务合同关系，景区应按合同提供相应的旅游设施和服务，满足游客的旅游休闲需求和精神满足。为何在合同之外规定景区安全保障义务?一般认为基于以下理由：

(一)危险控制理论

经营者开发经营旅游景区，其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社会经验使他们比一般游客更了解设施、设备的性能、状态，景区内部及周边地区的情况，包括社会治安状况、气候、地质地貌、相关法律规定、文化状况等等，具有预见损害的信息优势，更能采取更低成本的避免和减轻损害的措施。因此，“在属于不作为责任原始形态的对他人侵权行为之责任领域内，监督者控制潜在危险的义务通常来源于他对危险的控制力”。

(二)信任理论

游客进入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文化厚重的景区，获得愉快的精神享受，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景区凭借其经验、知识、职业要求能发现潜在的危险，并采取措施避免和制止危险。这种基于双方的合同关系及一系列宣传的信任关系是旅游景区承担安全保护义务的又一理由。

(三)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理论

旅游景区经营者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并从中获得收益。而景区人

员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危险，景区应从其收益中支付安全成本，维持安全的旅游环境。服务安全成本是现代社会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之一，就其支付方式而言，可分为积极支付和消极支付。积极支付是经营者以性能可靠的安全设备和周到严密的管理，主动保障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消极支付就是经营者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对游客的人身、财产损害予以赔偿所支付的费用。积极支付与消极支付呈反比关系，积极支付多则消极支付少，反之亦然。虽然资源保护型景区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但一般靠收取门票作为管理和维护费，也应承担维护安全的成本。

我国安全保障义务确立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公众在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场所遭受第三人侵害，因侵害人无法确定或无力赔偿使受害人无法得到救济，同时经营者未采取措施制止侵害行为具有不作为的过错，而对不作为侵权行为的法律依据缺乏使某些相同类型的案件因法官认识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裁判结果。为统一相关案件的裁判尺度，我国以德国侵权法中的一般安全注意义务理论和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程度为基础，以利益平衡为方法论在司法解释中确立安全保障义务。最高法院的《解释》列举的经营者未包括旅游经营者，但一般认为这里的经营者采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认定方式，即指从事社会活动并从中获利的人，因此，应包括旅游经营者。

旅游景区安全事故类型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我国旅游界知名学者李洪波、郑向敏将旅游安全事故根据景区类型分为自然资源类旅游目的地安全事故和人文资源类旅游目的地安全事故。张进福、郑向敏将

旅游安全形态总结为犯罪、交通事故、火灾与爆炸、疾病或中毒及其他意外事故。根据发生原因，侵害游客人身权益的安全事故，分为人的行为造成的伤害、景区旅游服务设施设备造成的伤害、自然灾害(包括动物)造成的伤害、游客自身疾病。景区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防止上述侵害后果或防止侵害后果的扩大。由于景区的义务是与特定的时空特征、环境条件相结合，因此景区义务范围受到诸种因素的影响，如可预见性(损害事件的现实可能性)、可能结果之严重性、导致损害发生行为的社会价值、避免危险的费用、社会的合理期待等。

可预见性。是指“被告能合理预见到他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会对原告造成损失或损害，那么被告就被认为存在注意义务”。景区经营者应对其能预见到的损害承担保障义务，如景区能预见到景区栏杆破损未修理，游客可能会掉下悬崖，就负有维修栏杆的义务。对于不可预见的危险如罪犯在景区对游客突然实施抢劫杀人行为，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见性，不可能让景区承担责任。如若课以景区防止犯罪发生的义务，景区不堪重负，将危及行业的发展。虽然景区没有防止犯罪发生的义务，但在事故发生后有积极救助、报警的义务。可能结果的严重性。有些危险虽然可能性很小，但一旦发生损害却极大，应责令经营者对此承担保障义务。如设臵标志牌，虽然不设立发生损害的可能性小，但一旦游客误入禁止区域或迷路，损害就大了。导致损害发生行为的社会价值。有些旅游活动具有一定的危

险性，但因具有娱乐和教育功能而容许其存在。如儿童冒险游乐、攀岩、蹦极、海底探险等活动均具有发生损害的危险性，旅游景点对这些危险性活动应负有较高程度的注意义务。避免危险的费用。在考察预防措施的合理性时也应考虑经营者的经济负担，不能为保护游客使景区承担过重的负担。如果景区要防止犯罪的发生，必须建立严密的监控系统，每个路段派人站岗，对进入景区的人进行严密的身份审查；对随带物品予以严格检查。如果这样，景区将不是景区而是军营，这是景区不能承担的。不能将景区视为保险箱，而应在危险的可能性和预防危险的费用之间加以权衡，在景区能承担也应承担的范围内确定义务。社会的合理期待。游客进入景区，对景区的设施设备和服务的安全予以信任和合理期待，景区应在社会公众通常的期待范围承担义务。如游客相信景区不存在隐蔽危险，景区经营者应对这些危险予以消除、提醒、标示等等。

旅游景区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首先来源于法律法规规定，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风景名胜区条例》、《旅游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及地方旅游管理条例，都对景区的安全管理作了详细的规定。旅游经营者应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健全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和设施，建立安全的游览环境。安全管理规定是景区保障游客安全最低限度的强制性要求，违反该规定会招致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其次，安全保障义务来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道德观念的法律化，要求民事主体应善意地履行义务、行使权利，不得损害

他人和社会利益。景区经营者应以游客为中心，为游客所想，急游客所急，消除任何潜在的危险，为游客提供安全和舒适的游览环境。

旅游景区保障游客安全的义务总体上分为积极的防止损害发生的义务和给予提示、告知、警告等消极的防止损害的义务，具体包括：

(一)预防措施有效建立安全防范系统。景区必须配备与景区范围大小、等级相适应的安全工作人员，并配臵相应设施设备。在景区内建立报警点、巡逻点，组建巡逻队，在景区值勤巡逻，及时发现潜在危险，维持良好的秩序。设施设备和交通工具安全、有效。景区内的游乐设施、防护栏、电力设施、消防设施、缆车、索道、交通工具等安全可靠，不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隐患，并能保证通畅运行。设臵标志牌和警示牌。景区应在适当位臵设臵规范的景区平面图、示意图、线路图，使游客知晓景区地形地貌、景点布局、距离远近及自己所在位臵。在游客集散地、主要通道、危险地带、禁止区域设臵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应设臵在明显位臵，不可有障碍物影响视线，也不可放在移动物体上。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景区的游览线路、设施设备进行巡查，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消除。如清除有碍通行的各类路障，铲除游道旁松动的山体危石，对森林中的危树加固或拔除。景区服务人员对于游客不安全的行为应及时制止，如人员拥挤应积极疏导，不正确的操作应即刻纠正。旅游服务人员善意谨慎地为游客提供旅游服务。旅游服务人员本身就是旅游产品的一部分，除按职业要求完成职责外，应处处为游客想，为游客提供周到、细心和安全的服务。

(二)救助措施及时

事故发生后旅游景区应立即启动紧急救援体系，景区工作人员应立即赶赴现场，积极进行疏散，将游客带离危险区域。同时，医疗人员对受害游客进行及时的医治，尽量将事故损害降低到最小。

五、旅游景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责任

(一)法律责任性质

游客进入景区与景区建立旅游服务合同关系，在景区受到伤害的游客可提起违约之诉。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确立了景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景区未履行该义务，致游客伤亡，应承担侵权责任，为此，游客也可提起侵权之诉。

景区的侵权行为有两种类型，一是景区因有瑕疵的设施设备或不当服务行为致游客遭受人身损害，景区的行为与游客伤害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一是景区未能制止第三人对游客的伤害，景区的不作为行为与游客伤害之间具有间接因果关系。不管哪种情形，景区均对其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判断景区是否有过错的标准是看景区是否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安全管理，是否善意谨慎提供旅游服务。

(二)责任类型

景区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游客伤害，应承担的责任类型有：全部赔偿责任。景区经营者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被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是景区经营者对自己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游客的伤害是第三人侵权造成的，由实施侵权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景区在提供旅游服务过程中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种责任与全部责任不同：首先，游客的人身损害是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不是景区经营者造成的，按照责任自负原则由第三人承担责任。其次，第三人的侵害行为与受害者的损害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景区经营者只是能够防止损害却没有防止，从而为第三人的侵害提供条件，加大损害发生的盖然性，其不作为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实施侵害的第三人作为第一责任人，由其赔偿受害者的全部损失。只有在第三人无法确定或不能全部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由景区经营者在第三人不能赔偿的范围承担赔偿责任。第四，景区经营者的责任是过错责任。景区如果能够证明自己当时已经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可以不承担责任。第五，景区经营者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实施侵害行为的第三人追偿。可见，景区经营者对由于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是对他人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似乎有背自己责任原则。但实际上经营者是对自己能够制止而没有制止的过错

行为承担责任，当然，安全保障义务也体现了侵权行为法旨在社会营造积极救助的人文关怀氛围的公共政策。

(三)抗辩事由

抗辩事由是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得以免除或者减轻责任的合法事由。事故发生后，景区经营者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和在何种情形下拒绝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的问题目前法律没有规定，而这点涉及准确认定被告赔偿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以下情况下可以减轻或免除景区经营者的赔偿责任。

景区尽到了合理的保障义务

景区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有效的预防措施和应对事故的救助措施。游客伤害事故的发生不是由于旅游景区的设施和旅游服务，而是由于景区不能够预见和控制的其他事件造成的。景区对这些事件的发生没有过错，且在事件发生后积极救助。景区是一个公共活动空间，事件如犯罪发生的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及及时的救助，阻却了行为的过错性，景区不承担责任。

游客的故意或过失行为

游客不遵守景区规定，不听从景区工作人员的指挥，实施危险行为导致损害发生，应由游客对其过错承担责任。游客作为理性之人也负有保护自己安全的责任，如果游客不遵守规定，使自己陷于危险处境，按风险自负原则应由游客自担其责，景区当然不承担责任。但景区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游客明知危险却执意所为。

在实际旅游活动中，旅游环境状态与旅游者行为之间存在双向影

响，且两者互为因果关系…。如果游客故意或过失行为与景区不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结合造成损害，构成混合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1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可以根据游客过错的大小减轻其赔偿责任。为保护游客利益，使景区尽最大努力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2条规定“侵害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为此，景区只能就游客故意和重大过失为由请求减轻赔偿责任，对游客一般过失行为不能要求减轻责任。如游客因景区工作人员未说明清楚危险活动的操作规程，游客操作失当致受到损害，就属于一般过失，不能减轻景区责任。第三人已经承担了责任

如果游客所受损害是由于第三人的侵害行为造成的，应由第三人承担责任。第三人已经按照法律规定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作为承担第二位责任的景区就不需承担赔偿责任。

免责条款的效力

免责条款是当事人以协议排除或限制其未来责任的合同条款。旅游景区可否通过门票上的免责条款来免除责任?免责条款是由双方协商的，景区未与游客协商自行拟定的要么同意要么走人的条款，为格式条款。约定免责事项的格式条款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才能生效，否则无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旅游景区下列免责条款无效：(1)免除造成游客人身伤害的条款；(2)免除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游客财产

损失的条款；(3)格式条款免除自己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由此可见，景区不能通过免责条款免除自己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游客人身伤害的责任。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洪水、雷电等自然灾害伤害游客，景区自身没有过错，就不承担责任。但对于自然灾害，景区能预见而未预见或能采取措施而未采取措施，景区就有过错，就不能以不可抗力为由请求免责。

六、影响景区责任的其他因素

(一)动物侵袭与责任

游客在海滨浴场游玩，被海蛰毒死的情况下，景区是否有过错?判断的标准是按通常情形下景区是否能预见及是否采取警告、制止的措施。如果该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海蛰，不知什么原因海蛰来到这里，景区不可能预见到，则景区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如果该地区出现过海蛰蛰人，而景区疏忽大意，既不告之游客，又不采取防止措施致游客受伤或死亡，景区就有过错，应承担责任。

(二)旅游景区与旅行社之间责任的划分

旅行社将游客带入景区后，会出现旅行社对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与景区对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的重合，发生游客伤亡后，如何划分各自责任?首先，明确景区安全保障义务与旅行社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各自内容。旅行社提供游客从出发、游览到结束的服务，全程对游客安

全负责。旅游景区仅在游览景区范围对游客负安全义务。其次，游客在景区受到伤害后，可以起诉旅行社和旅游景区，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

（三）正确划分旅行社与景区的责任。

如果游客受伤是由与旅行社导游服务无关的景区管理过错造成的，由景区承担责任。如果旅行社导游的过失与景区管理过错结合造成游客伤害，应按无意思联络的侵权行为。无意思联络的侵权行为分为两种，一是两人以上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共同侵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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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旅游景区开发运营模式总结

1.流量型模式

追求最大的游客容量，而游客的消费次数相对较低。此种模式对刚起步的景区是解决资金不足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现在大多数景区都比较注重可持续利用现有的资源。实现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资源有序地开发和利用。而不是掠夺性的。所以追求最大的游客容量是不可取的。2.收入型模式

不过分追求客流量，但刺激游客高消费。比如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是通过控制游客游览次数。推出精品策略。通过网上限定人数订购。切实保护好九寨沟的生态环境。此种做法是对景区资源实施保护，但也能通过高额的门票来达到资源保护和可观的经济效益的一种做法。3.BOT模式

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投资方式，即承建者对项目进行投资、建设、运营，并在协议期内获得改项目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到协议期满后，该项目无偿地归还给委托人。在协议期内，企业可以对景区项目良好的经验及市场推广。收回投资成本及获得可观利润。即政府给与项目的“特许经营权” BOT的意思是建设——运营——移交 4.准BOT模式

是BOT模式的另外一种形式，项目的操作依然按照BOT模式，不同的是政府投入部分的资金，可以是国债。是项目的股东之一，这种方式可以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减轻投资者资金的压力，非常适合资金实力薄弱的国内环保企业运作。5.TOT模式

是移交——运营——移交的意思。

对政府而言，通过这种模式出让特许经营权，可以最大限度筹集项目的建设资金，也可以盘活政府存量资产。

利用变现资金进一步加快新的建设。对投资者来说，由于其获得是现成的项目并正常运营的，完全不用承担建设风险，因此吸引力也较强。但是投资回报相对较低。6.一体化运作模式

项目的策划设计者、投资者、实施者、经营者、员工参与整个项目的全过程。专家学者不再是项目的客体。而是项目的主体成员。他们把知识当着是投资入股。使旅游项目开发成为自家的事。从而保证了该项目的知识含量与项目策划与时具进。在这种参与方式的开发下，专家学者、政府职能部门、农户三方面分别以知识、资金、文化及劳动力的方式投入到旅游开发当中去。充分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的积极性。

1.流量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