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浙江温州挂职锻炼调研报告,解读温州经济（共5篇）

第一篇：赴浙江温州挂职锻炼调研报告,解读温州经济

“适度政府”的明智之举温州经济是“适度政府”起导向作用的经济。在温州，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温州的政府定位比较准，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的比较好。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老百姓的利益，把富民作为强市的基础，实实在在体现了为人民服务，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政府作用这个问题上，温州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条件下，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政府是“无所不包”的“硬政府”；改革开放初期，出于放松极左禁锢的考虑，政府是“无为而治”的”软政府”，通过“放任自流”的方式推动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本着“对不该管的事要少管不管，对该管的事要认真管好”的思路，积极寻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适度政府”定位，多引导少干预，以服务为主。将很多管理职能放给了行业协会。对修桥、铺路等城镇社会事业建设，政府抓规划，民资来操作，形成了一种政府与民间平等合作，“全民”参与社会事业建设的局面。在“有为”方面，率先出台了很多保护民营经济的法规和政策；开展以制止“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控制“八多”(过多的会议、检查、评比、办班、考试、验收、参观、应酬接待)为主要内容的“纠风治乱”活动；不遗余力地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温州商誉；通过总体规划和工业园区建设，引导民营产业合理布局，全力打造国际轻工城。此外，温州各级政府在健全民主制度、强化民主监督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知耻近于勇学习经验的根本目的是为我所用。但是，像没有一个地区的资源是全面的一样，没有一个地区的经验是全面的。我们山西、我们大同与温州比，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区域文化各有特色，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就是我们一个省内的各个市，一个市内的各个县情况也不尽相同。所以，照抄照搬“温州模式”既学不会，也不可能。说到底，还是要立足自我，放眼全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学习温州经验，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进一步强化发展意识和创新意识。与温州比，我们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我认为最大的差距不在经济实力，而是在思想观念上，在思维方式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讲了多少年，道理再浅显易懂不过，但我们没有真正做到。温州能够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允许干的放手干，拼命干；没规定的大胆干，创造经验；不允许干的想办法试着干。而我们，允许干的，看人家怎么干，我再干；没规定的怎么能干；不允许干的我坚决不干。这就是差距，这就使我们丧失了很多机遇。浪费政策是最大的浪费。在温州，人人在吃苦，人人都想当老板，人人都在找活干。在街头，在社区，很少看到一堆一堆打牌、下棋、聊天的人，当老板也可以睡地板。但我们山西、我们大同人做不到。小富即安，“我不富，但我不苦”。常常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人在那里打牌、下棋、拉家常。我们的职工，长期以来对一生一业，一人一岗，固定不变的就业方式比较习惯，觉得其保险、规范，一旦这种就业方式发生了动摇，就无所适从，动荡不安，不找市场找市长，上访、告状、“等、靠、要”。就没想到，向外走一步海阔天空；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实际上，到市场的风雨中搏一搏，试一试，成功的机遇很大。我们的干部“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很像个“官”，真拿“官”当给老百姓看，甚至有不少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吃、拿、卡、要”。在他们的思维中，管理、管理，只有管住才有人“理”；要害、要害，先向你“要”，“要”不上就“害”。在温州，这方面的问题不能说不存在，但数量很少。干部的思维方式比较新，他们认为：老百姓的权力最大，只要我们政府没做出规定，老百姓就可以干。干部与老百姓的距离比较近，百姓可以随时进门说事情，365便民服务中心，天天有人办公。面对新生事物，面对改革初期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他们不是横加指责，下手扼杀，而是先发展后规范，先繁荣后市容，先流通后变通，先放开后引导。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要时两只眼都闭上，允许老百姓去闯改革的真空地带。他们说：对党负责与对百姓负责是一致的，只有这样才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了不唯书、不唯上、不信邪、不怕压、只唯实、只为民。要改变山西、大同的落后局面，缩小差距，我们必须在思想上、观念上进行大的转变，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把我们山西的改革开放开得再阔一些，放得更大一些，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

第二篇：赴浙江温州挂职锻炼调研报告-解读温州经济

“适度政府”的明智之举

温州经济是“适度政府”起导向作用的经济。在温州，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温州的政府定位比较准，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的比较好。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老百姓的利益，把富民作为强市的基础，实实在在体现了为人民服务，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政府作用这个问题上，温州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条件下，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政府是“无所不包”的“硬政府”；改革开放初期，出于放松极左禁锢的考虑，政府是“无为而治”的”软政府”，通过“放任自流”的方式推动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本着“对不该管的事要少管不管，对该管的事要认真管好”的思路，积极寻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适度政府”定位，多引导少干预，以服务为主。将很多管理职能放给了行业协会。对修桥、铺路等城镇社会事业建设，政府抓规划，民资来操作，形成了一种政府与民间平等合作，“全民”参与社会事业建设的局面。在“有为”方面，率先出台了很多保护民营经济的法规和政策；开展以制止“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控制“八多”(过多的会议、检查、评比、办班、考试、验收、参观、应酬接待)为主要内容的“纠风治乱”活动；不遗余力地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温州商誉；通过总体规划和工业园区建设，引导民营产业合理布局，全力打造国际轻工城。此外，温州各级政府在健全民主制度、强化民主监督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知耻近于勇

学习经验的根本目的是为我所用。但是，像没有一个地区的资源是全面的一样，没有一个地区的经验是全面的。我们山西、我们大同与温州比，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区域文化各有特色，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就是我们一个省内的各个市，一个市内的各个县情况也不尽相同。所以，照抄照搬“温州模式”既学不会，也不可能。说到底，还是要立足自我，放眼全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学习温州经验，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进一步强化发展意识和创新意识。与温州比，我们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我认为最大的差距不在经济实力，而是在思想观念上，在思维方式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讲了多少年，道理再浅显易懂不过，但我们没有真正做到。温州能够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允许干的放手干，拼命干；没规定的大胆干，创造经验；不允许干的想办法试着干。而我们，允许干的，看人家怎么干，我再干；没规定的怎么能干；不允许干的我坚决不干。这就是差距，这就使我们丧失了很多机遇。浪费政策是最大的浪费。在温州，人人在吃苦，人人都想当老板，人人都在找活干。在街头，在社区，很少看到一堆一堆打牌、下棋、聊天的人，当老板也可以睡地板。但我们山西、我们大同人做不到。小富即安，“我不富，但我不苦”。常常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人在那里打牌、下棋、拉家常。我们的职工，长期以来对一生一业，一人一岗，固定不变的就业方式比较习惯，觉得其保险、规范，一旦这种就业方式发生了动摇，就无所适从，动荡不安，不找市场找市长，上访、告状、“等、靠、要”。就没想到，向外走一步海阔天空；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实际上，到市场的风雨中搏一搏，试一试，成功的机遇很大。我们的干部“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很像个“官”，真拿“官”当给老百姓看，甚至有不少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吃、拿、卡、要”。在他们的思维中，管理、管理，只有管住才有人“理”；要害、要害，先向你“要”，“要”不上就“害”。在温州，这方面的问题不能说不存在，但数量很少。干部的思维方式比较新，他们认为：老百姓的权力最大，只要我们政府没做出规定，老百姓就可以干。干部与老百姓的距离比较近，百姓可以随时进门说事情，365便民服务中心，天天有人办公。面对新生事物，面对改革初期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他们不是横加指责，下手扼杀，而是先发展后规范，先繁荣后市容，先流通后变通，先放开后引导。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要时两只眼都闭上，允许老百姓去闯改革的真空地带。他们说：对党负责与对百姓负责是一致的，只有这样才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了不唯书、不唯上、不信邪、不怕压、只唯实、只为民。要改变山西、大同的落后局面，缩小差距，我们必须在思想上、观念上进行大的转变，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把我们山西的改革开放开得再阔一些，放得更大一些，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

做大民营经济是大同的必由之路

学习温州经验，必须加大国有企业的改制力度，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最大的问题是机制不活，产权不明晰。由于机制不活，干部能上不能下，职工能进不能出，工资能升不能降。由于产权不明晰，就容易使一些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短期行为甚至化公为私。如果把企业的资产积累比作滚雪球的话，则民营企业是冬天滚雪球，越滚越大；而我们的一些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则是春天甚至是夏天滚雪球，越滚越小。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改制力度。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魏杰，有个形象比喻，他说：我们一些国有企业的改制，好比一家人有三个姑娘，老大有50多岁，老二也30多岁了，老三20来岁，当家的千方百计，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先把老大嫁出去了，这样老二也接近50来岁了，等再把老二嫁出去，老三也人老珠黄不吃香，没人想要了。在国企改革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换个思维模式，谁吃香先“嫁”谁，不能等到没人要了，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嫁”出去。该破产的就破产，该拍卖的就拍卖，该转制的就转制，该兼并的就兼并，该让民资进入的就

放开让民资进入，该实行民主选举厂长经理的就放手让职工自己选择。[本文来源于xiexiebang.com-www.xiexiebang.com-xiexiebang.com，帮您找文章]同时，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们山西的民间资本也比较雄厚，存贷余额也不算少，只要我们充分激发民间蕴藏的积极性、创造力，让老百姓真正成为创业的主体，进一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开辟发展非公经济绿色通道；在融资方面给予贴息，给予方便，与国企一样对待；在土地征用上给予支持和优惠；在税费负担上进一步合理规范；在合法权益上真正得到保障；在创业辅导、技术创新、信息服务、市场拓展、人才培训等方面为民营经济提供良好服务；为民营企业经营者的政治进步敞开大门，不另眼相看；像关心国有、集体企业一样甚至对民营企业更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分，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意愿，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推动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源流，以造福人民。

必须下决心转变政府职能

学习温州经验，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在浙江、在温州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站着一个个执著于重利、亲商、富民的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起步期、成长期，他们扮演了“第一推动力”的角色，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优化发展环境，放胆、放手、放开、放宽发展民营经济，也放活了当地的经济，与企业一并，合作从事自发的制度创新，有力地推进了向着市场经济的过渡，推进了市场竞争主体的成长。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的政府必须要遵循市场经济的法则，实行政企分开，还权于社会，依法行政，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我们有些政府部门办事仍然是关卡多、程序多、效率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顽症还没有根除，有些实权部门甚至靠“管、卡、压”乱收费，为部门和个人谋利。有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认识到行政执法的本质是依法治权，规范行政行为。政府入世，转变职能势在必行。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转变观念，树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理念，在政府管理上进一步由“全能政府”和“无限政府”向“责任政府”和“有限政府”转变，改变政府包揽一切的状况，减少审批事项，减少审批程序，减少管制，推动政府职能转型，使政府能够加强公共管理，完善公共服务职能。把工作重点放在如何提高综合竞争力上，转移到管理和引导地方经济上来，搞好城市定位，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提高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注重维护经济运行秩序，既要打假、治假，整顿经济秩序，又要抓好安全生产。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在加强城建、立体交通、光电缆等硬件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加快软环境建设，提高办事效率，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在山西特别要注意“放水养鱼”，藏富于企，藏富于民。减少杂费，降低税赋，使企业有个喘息、发展的机会。老实讲，浙江、温州的实际产值、收入要比上报的统计数字大的多，但人家的指导思想是藏富于民。而我们往往做不到，市、县、乡、村干部人人都为完税发愁。强征横敛，企业怎么可能做强做大。我们有能源，我们的电价低、地价低、劳动力便宜，为什么外地企业、外资企业不敢来、不愿来山西投资办厂，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而且我们是资源型城市、资源型经济。长期以来，我们低价输出原材料、粗能源，高价购入制成品，造成了经济上的“双向失血”，而且环境也越来越差。更何况，我们的资源终有枯竭的一天。在资源所在地，往往人员构成大部分是体力劳动者居多，适应市场经济的人才很少。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在短期内振兴山西经济很难做到。因此，作为地方政府，一方面向上跑项目，跑资金，我认为更关键的是要政策。我人们对国家的贡献很大，国家应该给予有力的政策支持，如建议设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基金，给我们资源型城市多留资金，预留发展空间，以便于我们合理利用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

好酒也要常吆喝

学习温州经验，必须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让全国、全球的人认识山西，了解山西，共同发展山西。在浙江、在温州，甚至在沿海其他省市，接触的好多干部、企业老板中，一问人家，一般都说没去过山西，有时加一句，全国就没去过山西和西藏。这是我们山西人的悲哀。说明我们山西的知名度不高，吸引力不强。浙江、温州三天五日一个节，一个会，着力宣传自己。中央电视台每天有10多家温州企业或产品在打广告。好多企业请国内外的各种明星做形象代言人。仅温州就有11个“国字号名片”，待批的还有四、五个。其实我们山西是个好地方。我们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煤、铁、铝、铜、金、银包括有色金属应有尽有；我们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自然景观、山林水洞在全国位居第7，人文景观、重点文物总数在全国首屈一指，仅国家级重点文物就有119处之多；我们有独特的土特产品，红枣、核桃、小米、黄花享誉全国；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有厚重的黄河历史文化；我们有盛极一时的晋商，走遍天下全国知名；我们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赛精神；我们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我们的品牌并不少，经济总量曾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10％以上，我们对国家的贡献非常大。所以，我们并不比别人矮多少，差多少，只是我们没有好好地把自己“吹”出去，推出去，以致人们不了解，甚至有误解。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让外边了解山西，认识山西，熟悉山西，向往山西。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能满足现状，甘于人后，更不能丧失信心；我们没有必要自卑，更不要气馁；我们承认落后，但我们不甘心落后。只要我们真正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创新，以发展论短长，按真才用干部，上下一条心

第三篇：赴浙江温州挂职锻炼调研报告

“适度政府”的明智之举

温州经济是“适度政府”起导向作用的经济。在温州，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温州的政府定位比较准，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的比较好。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老百姓的利益，把富民作为强市的基础，实实在在体现了为人民服务，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政府作用这个问题上，温州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计划

经济条件下，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政府是“无所不包”的“硬政府”；改革开放初期，出于放松极左禁锢的考虑，政府是“无为而治”的”软政府”，通过“放任自流”的方式推动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本着“对不该管的事要少管不管，对该管的事要认真管好”的思路，积极寻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适度政府”定位，多引导少干预，以服务为主。将很多管理职能放给了行业协会。对修桥、铺路等城镇社会事业建设，政府抓规划，民资来操作，形成了一种政府与民间平等合作，“全民”参与社会事业建设的局面。在“有为”方面，率先出台了很多保护民营经济的法规和政策；开展以制止“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控制“八多”(过多的会议、检查、评比、办班、考试、验收、参观、应酬接待)为主要内容的“纠风治乱”活动；不遗余力地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温州商誉；通过总体规划和工业园区建设，引导民营产业合理布局，全力打造国际轻工城。此外，温州各级政府在健全民主制度、强化民主监督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知耻近于勇

学习经验的根本目的是为我所用。但是，像没有一个地区的资源是全面的一样，没有一个地区的经验是全面的。我们山西、我们大同与温州比，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区域文化各有特色，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就是我们一个省内的各个市，一个市内的各个县情况也不尽相同。所以，照抄照搬“温州模式”既学不会，也不可能。说到底，还是要立足自我，放眼全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学习温州经验，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进一步强化发展意识和创新意识。与温州比，我们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我认为最大的差距不在经济实力，而是在思想观念上，在思维方式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讲了多少年，道理再浅显易懂不过，但我们没有真正做到。温州能够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允许干的放手干，拼命干；没规定的大胆干，创造经验；不允许干的想办法试着干。而我们，允许干的，看人家怎么干，我再干；没规定的怎么能干；不允许干的我坚决不干。这就是差距，这就使我们丧失了很多机遇。浪费政策是最大的浪费。在温州，人人在吃苦，人人都想当老板，人人都在找活干。在街头，在社区，很少看到一堆一堆打牌、下棋、聊天的人，当老板也可以睡地板。但我们山西、我们大同人做不到。小富即安，“我不富，但我不苦”。常常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人在那里打牌、下棋、拉家常。我们的职工，长期以来对一生一业，一人一岗，固定不变的就业方式比较习惯，觉得其保险、规范，一旦这种就业方式发生了动摇，就无所适从，动荡不安，不找市场找市长，上访、告状、“等、靠、要”。就没想到，向外走一步海阔天空；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实际上，到市场的风雨中搏一搏，试一试，成功的机遇很大。我们的干部“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很像个“官”，真拿“官”当给老百姓看，甚至有不少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吃、拿、卡、要”。在他们的思维中，管理、管理，只有管住才有人“理”；要害、要害，先向你“要”，“要”不上就“害”。在温州，这方面的问题不能说不存在，但数量很少。干部的思维方式比较新，他们认为：老百姓的权力最大，只要我们政府没做出规定，老百姓就可以干。干部与老百姓的距离比较近，百姓可以随时进门说事情，365便民服务中心，天天有人办公。面对新生事物，面对改革初期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他们不是横加指责，下手扼杀，而是先发展后规范，先繁荣后市容，先流通后变通，先放开后引导。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要时两只眼都闭上，允许老百姓去闯改革的真空地带。他们说：对党负责与对百姓负责是一致的，只有这样才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了不唯书、不唯上、不信邪、不怕压、只唯实、只为民。要改变山西、大同的落后局面，缩小差距，我们必须在思想上、观念上进行大的转变，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把我们山西的改革开放开得再阔一些，放得更大一些，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

做大民营经济是大同的必由之路

学习温州经验，必须加大国有企业的改制力度，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最大的问题是机制不活，产权不明晰。由于机制不活，干部能上不能下，职工能进不能出，工资能升不能降。由于产权不明晰，就容易使一些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短期行为甚至化公为私。如果把企业的资产积累比作滚雪球的话

第四篇：温州工业园调研报告

温州工业园调研报告

近年来，随着地方招商力度的不断加大，加之我县优越的投资环境，我县经济开发区成长迅速，各地投资商纷纷来我县投资建厂，其中尤以浙江温州客商居多。开发区为更好、更有针对性的凸显其服务职能，计划强力打造温州机械产业园。安徽青阳农村合作银行作为开发区企业重要的融资平台，更是在此项计划中摆出当仁不让的态势，主动与企业对接。

目前，在开发区落户的温州投资商企业共有6户，他们分别是昌利锻造有限公司、京信汽配有限公司、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久松机械有限公司、日隆汽配有限公司以及福莱因有限公司，这六户企业均为锻压机械制造产业，截止目前，暂时与我行建立合作关系的为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到2011年4月份，我行对其授信额度为650万元，其中贴现贷款300万元。

现以瑞泰汽车零部件公司为代表，通过实地调研，将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今后发展规划，分析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简介：

该公司是青阳县2005年招商引资企业，由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厂商投资兴建，专业生产汽车零部件及航空部件的企业，也是目前安徽省唯一一家生产高强度螺栓及航空部件的企业。公司厂区占地面积33000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化厂房4幢和一幢综合办公楼，总建筑面积6224.3平方米。公司法定代表人：朱肖楷，注册资本伍佰万元，其中：朱肖楷出资460万元，占比92%；池旭荷出资40万元，占比

8%。公司全体职工一百余人，其中行管技术人员25人。

该公司主要经营汽车零部件、标准件的制造、销售，生产的主要标准件产品有：各种型号的六角法兰面螺栓、六角头螺栓、六角法兰螺母、内六角螺钉、轮轴及标准件、非标准件、冲压件等；汽车零部件主要包括：轿车、微型车、直升飞机等专用紧固件、冲压件，共有2000多个品种，10000余种规格的产品。

二、经营情况：

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通过近几年的经营和积累，建立了一条比较成熟和稳定的销售渠道，截止目前，主要服务厂家有：奇瑞汽车、合肥昌河汽车、昌河武装直升飞机公司、洪都集团教练机公司等十多家企业。从2007年9月份起，该公司成为池洲市唯一为“奇瑞”配套供货的一级供应商，批量供货。随着公司实力的壮大，市场份额逐步扩大，目前已经同江淮汽车公司成功对接，建立供需关系。

自从国家实行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政策后，国内汽车消费潜力被成功激发出来，2010年，我国成功取代美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受益于国内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作为产业链上游配套供货商，瑞泰汽车2011年生产销售势头良好，呈现出可喜的发展局面。2011年前四个月，该公司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100万元，主营业务利润总额102万元，上缴企业所得税达25万元，净利润77万元。同比2010年，销售收入增长幅度超过25﹪。

三、公司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1、用工难，缺乏熟练工人。企业当下面临工人流失速度快，尤

其是熟练技工难招，跳槽频繁，在实行新的《劳动法》后，企业同样面临被劳动力选择的问题，熟练工人流动快，普通工人工作效率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

2、受制于销售模式，随着业务量快速增加，导致资金紧张。作为一家专业生产紧固件和冲压件的厂商，所有产品基本上销往行业大型汽车制造企业，为大型组装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普遍存在一段结算期，从销售到资金回笼，需要时间。同时原材料基本从上海宝钢和马钢购入，需要现款，有时需要预付款才能得到生产用原材料，这种购销结算模式，考验企业的资金实力。随着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无形之中导致流动资金紧张。

四、公司发展规划。

该公司秉承“质量即生命”发展理念，高度重视产品质量，以产品为先导，立足省内市场，放眼全国，谋求进一步的发展。该公司根据安徽省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并经认真调研和分析，决定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增加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在现有基础上增加设备、增加人员、做大做强，逐步形成年产各类标准件1万吨、冲压件200万件、各类模具1000套的生产和制造能力。最大限度的满足奇瑞、江淮等汽车企业集团不断发展的需求，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青阳县乃至池洲市汽车零部件行业的龙头企业。

第五篇：赴温州“效能革命”专题调研汇报

推进机关效能建设 促进***经济发展根据县委、县政府的统一安排，现将赴浙江考察学习第一小组，就温州“效能革命”专题调研汇报如下：

一、温州“效能革命”的起因2002年底，新一届温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根据多方信息反馈，特别组织一个专门班子，对温州企业发展环境，尤其是软环境进行一次深入而真实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温州一些政府机关的“衙门痼疾”令人深恶痛绝，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温州经济发展的严重隐患。企业普遍反映：最艰难的是用地，最麻烦的是审批，最头痛的是检查，最反感的是“三乱”，最害怕的是报复。2003年春节期间，来自全国各地温州商会的70多位会长回乡过节，市委与他们座谈时，会长们对温州一些机关部门工作作风提了不少意见。新一届温州市决策层强烈意识到，温州要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机关效能已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由此，为了打造温州“一港三城”的发展战略，一场以硬措施改善软环境，以软环境促进硬发展的“效能革命”，在温州机关各部门蓬勃开展。2003年8月15日上午，面对市直机关6000多名干部，温州市市长刘奇宣布：温州“效能革命”开始。在半年时间内共辞退机关工作人员29人，撤职或降级、降职29人，行政告诫90人，此外还有260多人被通报批评。此举受到浙江省高层的高度肯定。

二、温州“效能革命”的做法及成效效能革命是一场特殊的革命，革命的主体是机关干部，革命的对象也是机关干部。温州决策层在整治机关作风的策略上，采取了较为科学的方法。早在2003年初，市委市政府就组织市机关各部门及各县、市区党政部门全面开展“全国看温州，温州学全国”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反省温州经济软环境的差距。尔后，市委又针对性地组织各有关部门到苏州、威海等同级先进地区考察。同时组织本市5家新闻媒体走出去，专题报道全国各地改善投资软环境的先进经验。这些大动作给整治工作适度“加温”。有了半年多的深厚铺垫，“效能革命”呼之欲出，喷然礴发。

1、用“四项禁令”高压革除机关陋习。温州市在机关部门实行严禁有令不行、严禁办事拖拉、严禁吃拿卡要、严禁态度刁蛮的“四项禁令”，设置“带电的高压线”，确保令行禁止。市委、市政府为此专门实施了机关效能监察、领导干部管理监督、公务员绩效考核3个“配套工程”，特别是对禁止的行为作了具体、明确、可操作的规定。如针对办事拖拉和态度刁蛮问题，明确规定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办事时限制，对违反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或违反工作日午餐禁酒令等，这些办法、制度的出台实施，有效纠正了少数干部职工的不良行为，规范了行政运行方式，改变了干部形象。

2、将机关作风的评判权、监督权交与全社会。温州市坚持把机关作风的评判权交与群众，交与基层，交与企业，交与服务对象，使每一个领导干部、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内加压力、外增动力。一是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表、设立意见箱、开设投诉电话、召开座谈会、上门访问和开通市长专线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责成职能部门整改落实。二是专门设立效能监察中心，全权负责接受投诉和查处工作，做到“有诉必理、有理必果、有果必复”。三是组织全市行风参评单位开展“阳光投诉”活动，主动公开接受群众的投诉咨询。四是成立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干部代表、企业代表、群众代表和新闻媒体参与的督察巡视组，经常性地进行明查暗访，定期、不定期地进行民主评议、社会考评。五是动员全社会对重点部门和窗口单位进行“挑刺”，对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拔刺”。同时，各新闻单位开设了“效能革命”专题、专栏，迅速全面地报道了开展“效能革命”的成功做法和社会群众的参与情况，为整个活动的有效开展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3、厉行规章制度更具有持久刚性。温州市在纠正干部职工不良行政行为，努力提高办事效率与服务质量的基础上，根据部门特点和岗位实际，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办事公开制、“窗口式”集中办理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AB岗工作制、否决事项报告备案制、市直机关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等一系列章制度，并积极探索长效管理机制，做到有规可依、有章可循，明确工作规范，明确奖罚标准，使“效能革命”常抓不懈，具有持久刚性不反弹。许多“窗口”单位还通过“效能革命”，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限，提速减负，切实推动第三轮审批制度改革。乐清推出“行政审批授权委托制”，10多颗大印“捆”在行政服务中心窗口一起盖，把局长、科长们的审批权充分下放给窗口办事员。在做好个体层面规范与优化的同时，积极探索组织层面的改革与创新，力争在根本上通过提高员工素质、优化内部结构、完善运行机制来提高行政效能。

4、把维护实现群众利益作为最大己任。在“效能革命”中，温州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积极为群众解决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一是畅通为民服务热线。仅市长专线、“96150”热线、温州电视台“零距离”、《温州日报》党报热线等各类为民服务热线，就协调和解决了1000多件群众反映的事情。二是开展“化纠纷、解难题、办实事”专题活动。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带头，先后组织市、县、乡三级10000名干部深入基层一线，进村入户，帮助解决难题。采取“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个口径、一抓到底”的办法，实行挂牌督办。三是实施一批为民办实事项目。近几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坚持每年实施十大为民办实事项目。最近又推出安置房建设、“食无忧”工程、温瑞塘河整治、停车泊位建设等一批为民办实事项目。

5、“效能革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过近一年的“效能革命”，温州出现了喜人的变化。据统计，目前温州全市平均每天增加个体工商户121户，平均

在参与中监督，在监督中服务，达到提高行政效率和质量，一要围绕机关行政效率进行选题，要加大惩治力度，以外制力促进内约力的增强；二要围绕机关工作纪律进行选题，做到效能建设与勤政建设相结合，与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结合，与执法监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相结合，实现相互促进；三要围绕县委、县政府重要工作进行选题，要抓住当前时机，突出工作重点，采取有力措施，着力推动中心工作；四要围绕企业软环境进行选题。要以效能建设为载体，真正做到以硬措施改善软环境，以软环境促进硬发展。

6、整合资源，为效能建设提供有力度的监督。要整合监督资源，将效能督查与县委的督查、政府的督办、纪委（监察局）的执法监察以及各部门的业务监管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健全与效能督查有关的任务分解制度、汇报制度、通报制度、整改制度，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督查机制。要针对效能建设中的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社会监督等多种形式，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对重点部门、重点单位要优化权力，对重点科室中层干部手中的“大权”，要弱化分化权力，监督制约权力。一是整合部门力量，共同参与监督。要在单位内部建立严密的制约机制，加大制度执行的力度，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解决。二是整合媒体力量，共同参与监督。要在政务网上开通网络投诉信箱、在广播电视台开辟专题专栏、拓宽监督渠道，强化外部监督。三是整合群众力量，共同参与监督。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广泛发动社会各阶层力量，激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四是整合监督员力量，共同参与监督。要组织行风监督员参加“阳光投诉”活动，同时对他们明查暗访的结果要进行有效处理。

7、严格考评，为效能建设提供惩处依据。要积极探索机关绩效量化考核，按照合法、合理、合情的要求，建立科学、量化和可操作性的绩效考评办法，制定出效能激励机制和告诫诫勉、末位淘汰制等惩罚措施。一要把绩效考核与工作目标考核、党风廉政责任制考核、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公务员考核等结合起来，通过组织考评、社会评议和明查暗访等多种手段，实施对机关干部的有效管理和科学考核。二要把考核结果作为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激励干部奋发工作。三要完善公务员考录制度，研究建立分类型、分层次的绩效考核机制，实行离岗培训制度和辞退制度，努力形成能者上、平者让、不称职者下的用人机制，进一步激发公务员队伍的生机和活力。要充分运用考评结果，切实实现“三挂钩”：一是与干部任免使用挂钩。对认真执行机关效能建设，并取得明显成效的，要进行表彰奖励，给以重任提拔；对不实施机关效能建设的，要进行批评教育，经过教育仍不思改正，造成不良后果的，要予以处理。二是与评先创优挂钩。要把机关效能执行情况作为评先创优的重要条件之一，实施不好，责任范围内发生严重办事拖拉、吃拿卡要等问题的，坚决取消先进单位或先进个人的评比资格，已经获得先进单位或先进个人称号的，应取消其荣誉称号。三是与经济奖惩挂钩。可将第13月工资作为“绩效工资”来进行管理运作，对效能建设落实好，成效大，要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否则，要大胆运用经济处罚手段。总之，机关效能建设，就是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规范机关行为，改善运行机制。通过扎实抓好制度建设、推进政务公开、深入开展民主评议机关作风、建立效能监督机制、完善考核评比办法等途径，转变作风，提高效率，优化服务，努力实现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机关管理体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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