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行政可诉性

第一篇：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行政可诉性

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行政可诉性

【论文提要】

一、从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及特征来看，公安机关对火灾事故的责任认定行为属具体行政行为

二、从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与技术鉴定的比较来看，认定行为亦属行政行为，且系具体行政行为。

三、公安机关对火灾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其实质就是行政复议，而且属于非终局裁决的行政复议。

四、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看，应当允许不服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正文】

火灾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消防机构在查明火灾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行为与火灾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其行为在火灾事故中所起的作用而作出的结论。由于根据1998年4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未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公安机关就火灾事故所作的责任认定不服时，能否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而火灾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具有可诉性，成为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论的热点。2000年3月20日，公安部以公复字[2000]3号文对福建省公安厅《关于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是否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请示》(闽公厅[2000]2号)作出批复，认为火灾事故责任认定本身并不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是一种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受案范围。在此，笔者姑且不论公安部能否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是否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出解释，仅就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及其可诉性作一初浅的探讨。

笔者认为，公安消防机构对火灾事故责任所作的认定属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诉性，理由如下：

一、从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及特征来看，公安机关对火灾事故的责任认定行为属具体行政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这一概念表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五个特征：第一，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主体作出的。这里的行政主体既包括行政机关，也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还包括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第二，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与行政职权相联系，其必须发生在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职权时；第三，行为对象的特定性。行为是针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只能适用一次性的行为，它与抽象行政行为不同，抽象行政行为是对未来而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它的对象不具有特定性，且是可以反复多次适用的行为；第四，行为是行政主体单方决定的。即行为的作出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而是依据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表示；第五，行为产生法律后果。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直接影响到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地位。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既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也有民法上的权利义务，甚至还有可能产生刑法上的权利义务。换句话说，就是公安机关就火灾事故作出责任认定后，它就确定了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当事人处于被行政管理之下的相对一方，在民法上表现为民事权利义务的承担者或享有者，在刑法上表现为刑事责任的承担者。而公安消防机构是处理火灾事故的主管机关，《消防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火灾扑灭后，公安消防机构有权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认定火灾原因，核定火灾损失，查明火灾事故责任。这一规定表明，调查火灾原因、认定火灾事故责任既是公安消防机构的职责，又是公安消防机构的职权，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此项权力。认定火灾事故责任只能发生在公安机关处理火灾事故过程中，其对象又具有特定性，只能对某一具体火灾事故进行。从责任认定行为的作出看，它是公安消防机构在火灾事故发生后，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鉴定、依据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规定》单方作出的法律性结论，并非纯专业技术性问题。这种结论一经作出，即具有约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消防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当事人因过失引起火灾，尚未构成严重损失的，处警告、罚款或者十日以下拘留等行政处罚；对他人人身、公私财产造成损害的，还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若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上述分析及法律的规定表明，公安消防机构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后，火灾事故的当事人即处于公安消防机构的行政管理之下，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而火灾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二、从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与技术鉴定的比较来看，认定行为亦属行政行为，且系具体行政行为。

有人认为，火灾事故责任认定属于技术鉴定，不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公安消防机构对火灾事故责任所作的认定与技术鉴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我们知道，技术鉴定是鉴定人运用专门知识或技能，对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和判断而得出的事实性结论。鉴定具有不可诉性的特征，即当事人不服鉴定结论不得向其上级行政管理部门或上一级鉴定机构申请撤销或变更，也不能据此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火灾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运用公安行政管理权对火灾事故现场进行勘验、鉴定、分析和判断后，对火灾事故所作的责任认定。

通过分析，比较责任认定与鉴定的概念，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在于：

1、从主体上看，火灾事故责任认定只能由公安机关依职权作出，责任认定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一项专有职权，而鉴定可以由具备专门知识、技能和资质的鉴定人或鉴定机构等多元主体作出，且鉴定机构一般属于非行政机关。

2、从产生的原因来看，鉴定人的鉴定行为一般是基于指派、聘请或依当事人申请而产生，属消极的法律行为；而责任认定是公安消防机构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只要有火灾事故发生，公安消防机构就必须对火灾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必须调查火灾原因，对当事人的火灾事故责任进行认定，属积极的法律行为。

3、鉴定必须遵循严格的操作规程和要求，依照一定的技术标准和条件对待鉴定的专门性问题作出符合其客观规律的科学结论，是羁束行为；而责任认定没有既定的规程和标准可以遵循，它是公安消防机构根据当事人的行为与火灾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其行为在火灾事故中所起的作用，酌情认定当事人的事故责任，属自由裁量行为。

4、鉴定人或鉴定机构可以依照规定向申请鉴定人收取一定数额的鉴定费用，属有偿服务；而公安消防机构进行火灾原因调查或火灾事故的责任认定时，不得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这是因为责任认定是公安消防机构的行政管理职责，它非依申请鉴定人的申请产生，而是依职权主动作出。

5、在火灾事故责任认定过程中，公安消防机构可以就某个技术性问题另行委托其他技术机构进行鉴定，然后依照有关事实和技术鉴定结论来划分、确认各当事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而技术鉴定则不允许鉴定机构再委托其他技术机构进行鉴定。所以，公安机关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的行为不具有鉴定的属性，而属于行政行为，且系具体行政行为。

三、公安机关对火灾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其实质就是行政复议，而且属于非终局裁决的行政复议。

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既然责任认定是具体行为行为，那么上一级公安机关对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又属于什么行为呢？笔者认为，上一级公安机关对火灾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就是行政复议。

我们知道，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条件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行政机关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并作出复议决定的活动。行政复议有五个特征：第一，行政复议只能由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第二，行政复议权只能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行使；第三，行政复议是法律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一种程序性权利；第四，行政复议对象只能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五，上一级行政机关复议后，应当作出维持、限期履行、撤销或者变更的决定。据此，我们不难推断上一级公安机关对火灾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其实就是行政复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除外。

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看，仅有五种情形属于当事人申请行政机关复议或复审后，该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决定是终局性的，这五种情形是：

1、对国务院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国务院申请裁决的，由国务院作出最终裁决（见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2、受公安机关拘留处罚的公民对处罚不服，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的，由上一级公安机关作出最后裁决（见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

3、受公安机关罚款或拘留处罚的外国人对处罚不服，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的，由上一级公安机关作出最后裁决（见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4、对初步审定予以公告的商标提出异议后对商标局的裁定不服，或对商标局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不服，而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复审的，均由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终局裁定（见商标法第二十二条、二十七条、二十九条、三十五条规定）；

5、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复审请求所作出的决定为终局决定（见专利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因而，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的行为不属于行政机关作最终裁决的范围，当事人对上一级公安机关的重新认定仍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四、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看，应当允许不服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设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防止行政权的专横和滥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是国家管理公共安全的重要行政执法机关，其对消防安全工作进行管理，并对火灾事故进行责任认定是其行使公安行政管理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财产权力和人身权力。当火灾事故责任人对责任认定是否合法持有异议或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法律保护，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如果不允许当事人对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提起行政诉讼，那就会使这类行为排除在司法监督之外，得不到应有的监督，与“有权力就有监督”的法治原则相悖。因而，应当允许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作出的火灾事故责任认定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对责任认定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责任认定，判决予以维持；对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职权的，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判决公安机关重新作出责任认定。

综上所述，公安消防机关对火灾事故责任所作的认定具有可诉性，当事人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并依法对其进行司法审查。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行政法学》，姜明安主编，法律出版社；

3、《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及其可诉性的研究》一文，姚仁安著；

4、《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一文

第二篇：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具有可诉性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具有可诉性？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具有可诉性？

交通事故认定书在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性质问题，即是属于行政行为还是一个技术鉴定行为，却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当事人不服如何进行救济、是否能进行复议及能否到法院作为行政案件进行诉讼，下面两个案例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案例1、2004年9月21日晚家住江西南昌的李某驾车由丰城返回，行至105国道金丰加油站前与一摩托车会车时相撞，驾驶摩托车的驾驶员没有受伤，但造成搭乘摩托车的李某左腿受重伤。2004年10月8日丰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根据现场勘查图、勘查笔录、现场照片、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认定李某夜间行车未保持安全车速，越过中心线与对方会车，致使急刹车时车尾横扫对方车上的人，应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书。

李某认为当晚水泥路面是直路，视线良好，看见二轮摩托车遂减速行驶，会车时往右借盘避让摩托车，摩托车已过，在整个过程中不存在车速过快，也未越过公路中心线。李某腿部受伤摩托车驾驶人无照驾驶，在遇紧急状况下因无驾驶经验倒地产生的，而且摩托车驾驶人与乘坐人员都没有戴安全头盔，因此交警部门认定摩托车驾驶人在本次事故中不负任何责任明显违法。李某不服诉至丰城市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该交通事故认定书。法院予以立案，但被告丰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受案范围，请求法院撤销该案。

经审理后，法院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证据，而是具有行政法效力的行政行为。被告以交通事故认定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为由请求法院撤销本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未能在法定举证期限10日内向本院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及扣押原告车辆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实体合法，应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负担。据此，法院撤销了被告丰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李某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

案例2、2005年6月30日晚，在张家口万全县万全县某单位开车的温某同单位另一司机靳某开车外出，车中还乘坐两女孩。途中，该车与一货车追尾，车上两名女孩身亡，温某及其同事受伤。事后，万全县交警队事故科下发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温某驾驶该汽车，是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并承担本起交通事故全部责任。但是，温某却称，当时并不是他开的车，而是他的同事靳某，拒绝在认定书上签字，要求交警部门重新认定。但是根据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万全县交警队事故科出具的认定书不能申请进行重新认定。本起交通事故造成了两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虽然温某是履行公务，死者的民事赔偿可有单位承担，但作为的本起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人，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为逃避刑事责任，温某于是外逃，流落他乡。作为温某的母亲痛心之极，因为她的儿子刚刚20岁。她从多方打探得知，发生交通事故时，儿子确实没有开车，而交警队事故认定书却认定是她儿子驾车肇事。她要求交警部门予以更改遭到拒绝。无奈中，温某的母亲代其儿子向万全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交通事故认定书。但万全县法院认为根据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一个证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驳回了温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具有可诉性？

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一种证据，不具有可诉性，应该是司法实践中的通行的观点，如案例2。虽然案例1判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可诉的行政行为，但该判决是在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刚出台不久发生的，当时司法实践与理论上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认识还存在争议，因此该判决显然不具有代表性。但该判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正像该判决的法官所说，交警部门所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最重要的依据，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利益和其它合法权益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它必须受到必要的监督与约束，直至接受司法审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证据，而是具有行政法效力的行政行为。尽管它本身没有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直接设定权利和义务，但对交通事故责任大小的划分进行了确认和证实，对当事人此后的实体权利和义务间接产生了影响。

在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前，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对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作的综合评判被称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为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和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而依法作出的行政文书。因此，交通事故认定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这一点，从当事人对该责任认定书可以要求复议、复核得到印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解决的是法律问题，而不是证据问题，具有可诉性。《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以后，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所作的事故认定书被称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删除了“责任”二字。该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不难发现，这条规定明确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虽然该文书还要对当事人的责任进行认定，但其性质已定位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与此相对应，《道路交通安全法》不同于《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该法没有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复议和复核的权利。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同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它不是一种行政确认，也不是法律适用的文书，而只是一种“证据”，因而不具有可诉性。

第三篇：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

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

作者： 申国毅 发布时间： 2011-02-24 14:11:04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一、目前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不可诉性。

1、法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机关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该条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定性为证据，做为证据，就需要经过质证，是否能被法院采信也具有或然性，所以不必然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而行政法理论通说认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之一就是该行为必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事故认定结论不具有该特征，也就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对交通事故认定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历史情况：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生效之前，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叫作《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此认定书不服的，可以向其上级部门申请重新认定。但是对于交通事故认定提起的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暂不受理此类案件。（最高法和公安部1992年12月1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在最高人民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作出司法解释后，根据解释的内容，全国不少地方开始受理对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行政诉讼。但是，一些公安机关对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有不同看法，对此类行政诉讼不答辩，不应诉，不出庭，在人民法院作出撤销判决后，也不再重新进行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生效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改称为《交通事故认定书》，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工办复字[2005]1号文的规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使用，是没有任何救济措施的。在某些地方，公安机关内部搞了一个申诉程序，以防止缺乏有效监督的事故认定可能会产生的严重错误。由此可见，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警察的行政职权，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提起行政诉讼，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至少现在还没有比较完善的包括诉讼在内的任何救济手段。

二、因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不可诉性而引发的问题。

由于交通事故具有数量较多，专业性较强、主体多元、举证不易、法律冲突较大等特点，使因交通事故所引发的民事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而如何确定和分配交通事故中的举证责任又是正确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重要条件。但是由于交通事故涉及公共安全，国家必须行使必要的公权力介入事故的认定和处理，以避免不必要的私力救济和暴力冲突。因此，交通事故中的举证责任因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的认定变得复杂起来。1同时，也因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缺乏必要的救济手段使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引发的民事案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下列的一些问题:

1、认定交通事故需要掌握专门的交通知识，对交通事故现场的勘察和现场证据保存以及最大限度的反映事故的原貌更是需要具备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技术和设备，而目前只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拥有这样的技术力量对交通事故进行认定。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的案件中,实际上也是根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所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来审理案件,因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可诉性,那么一个违法、错误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无疑会损害一方或者多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既可能导致该方承担不当刑事、行政责任，也可能导致该方民事权益受到损害。

2、在民事诉讼实践中，交通事故认定书很难被推翻，由此可能引发举证责任的错位。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依职权作出的，诉讼中的法院没有到过事故现场，很难否定事故认定书，实际上等于加重了不服责任认定的一方当事人举证难度。不服责任认定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对事故的归责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道路交通事故具有瞬间形成的特殊性，作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完全要求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来否定交警出具的不符合事实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很困难的，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同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事故发生后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具有其他任何证据难以替代的证明力，其效力远大于当事人自己的陈述和证人证言，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往往不能得到法院的采信。在此时，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只能寄希望于交警个人的勘查能力和道德品质，交警依职权作出的缺乏有效监督的事故认定书极易滋生腐败。

三、交通事故认定行为行政可诉性的理论依据。(一)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在理论和实务界，对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有以下不同观点： 第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依法作出的一种具体行政，具有可诉性，属于行政诉讼法司法审查的范围。

第二、交通事故认定是行政责任认定，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责任认定书是行政文书。

第三、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应根据交通事故的性质而定：如果是一般轻微的交通事故，则是行政责任认定；如果是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则具有刑事责任认定的性质。

第四、交通事故责任的“责任”是因果关系和因果关系中原因力的大小，不是法律责任，而是确定法律责任的前提和依据，本身并不等同于法律责任中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交通事故认定是一种行政证明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

第五、交通事故认定是鉴定结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对于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性质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公安机关依法行使的职权内容，是公安机关针对特定的交通事故单方作出的对特定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实质影响的行为。交通事故认定是一种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中,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了下如下界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由此可知构成具体行政行为的要件主要是以下几点：

1、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即具有行政职权的组织或个人。

2、具体行政行为的客体是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具体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明确具体的。

3、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也就是说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认定的主体为公安机关管理部门，是国家行政机关；交通事故认定的客体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可以是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对象具体明确；交通事故认定的内容为对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作出的结论，且属于单方行为。可见，交通事故认定的主体与客体均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要件，其内容虽然没有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直接设定权利和义务，但它却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的最重要的依据，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及其它合法权益等实体权利和义务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证据，而是具有行政法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定性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从而把交通事故认定排除在具体行政行为之外，并否认其具有行政可诉性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但是，“具体行政行为”与“证据”并不是矛盾概念，许多具体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或是在诉另一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中都可以表现为“证据”，并不能由此得出做为证据使用的都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结论。因此，即便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处理交通事故中是作为证据使用，也不能否定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在实质上应归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有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作出的行政结论，完全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应当具有可诉性，以其系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为由否认属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法理依据与科学性。

（二）交通责任事故认定书与鉴定结论的区别

公安部在《关于对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中指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出的鉴定结论。”该批复的规定实际上是将交通责任事故认定书定性为一种技术性的结论，与其它鉴定结论一样，都应归为证据，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可以决定是否予以采纳。不可否认，交通事故认定从表面上看具备了鉴定行为的一些特征，例如，需要综合运用动力学、法医学、逻辑学、工程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特点。但是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交通事故认定与其它鉴定行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区别一：从两者的程序上看，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依职权主动作出的行为，而鉴定行为是依当事人的申请或委托作出的行为。

区别二：交通事故认定必须由具有行政职能的行政机关作出，而鉴定行为既可以由司法机关作出也可以由作为科研机构的事业单位或其他社会组织作出，两个行为的主体完全不同。

区别三：鉴定解决的是事实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也就是说，鉴定的对象必须是一定的事实，并且是专门性的事实。而交通事故认定是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作出的认定，它的最根本的内容就是对于交通事故的各方进行责任上的划分，像同等责任、主次责任等等，因此作为交通事故认定对象的交通事故责任实质上是一种法律责任，其本身并不能成为鉴定的对象；而在鉴定行为中只是对某个事实的成因、过程、结果作出的科学判断，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不作也不能作确定性的陈述。区别四：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以后，因为没有任何救济途径，当事人的责任划分在实际上就已经被确定了，而且是无法改变的了；而其它鉴定行为则可以要求重新鉴定，对不科学、不客观的鉴定予以更正。

由此可见，交通事故认定不可与其它鉴定行为相混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也不能将交通事故认定与其它鉴定结论混淆，简单作为一般证据使用。

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可诉性分析

按照现行法律与相关规定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这一法律规定是否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值得怀疑。在民事诉讼当中，主要是在由于交通事故而导致的赔偿案件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确实是以“证据”的身份而出现的，是否被法院所采纳，似乎完全由法院来决定，但这同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原因也不复杂，既然法院认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认定与事实不符，那么就应该自己对责任作出划分，只有这样才可以作出相应的判决，但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专属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职权，并不属于人民法院的职权范围。人民法院如果自行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并对责任作出划分，实际上就等于以审判权去取代行政权，这显然又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3 我国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行政诉讼法采用了了两种方法规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一是概括式，即对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作出原则的统一的规定；二是列举式，即对法院应该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从行政行为的角度加以列举。行政诉讼法界定行政诉讼范围的标准有两项：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标准，二是人身财产权标准。4因此，交通事故认定能否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必须具备两个标准，一是必须构成具体行政行为，二是必须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权利产生影响。按照笔者在前文所作的分析，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完全具备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因此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所界定的行政诉讼范围的第一个标准。然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不是对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了影响？否定的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为证据，做为证据，就需要经过质证，是否能被法院采信也具有或然性，所以不必然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但实际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对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则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对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这样的一种责任划分可以成为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的最重要的依据，决定着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因此，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同时符合行政诉讼范围的第二个标准，它对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所以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否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行政可诉性的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可诉性会导致诉讼程序的冲突和诉讼资源的浪费。对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如果事先可以采用行政诉讼的方式救济，而在民事、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又作为证据进行审查，势必对同一行为在人民法院产生双重救济，而不同的救济方法可能造成结果不同，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同时，必将增加审判成本和当事人的诉累。5这种观点本身是不能成立的，行政诉讼审查与证据的审查并不是矛盾的概念。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是对其合法性的审查，即需解决的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可以成立的问题；而在民事、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证据的审查是对证据在个案中是否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审查，即需解决的是一个证据在个案是否可以被采信，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的问题。因此，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既可以在行政诉讼中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也可以在其他案件中作为证据被审查，并不存在所谓的“双重救济”的问题。比如，一个经过行政诉讼并被判决为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另一个案件的证据审查中当然不能被法院所采信，而一个经过行政诉讼并被判决为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另一个案件的证据审查可能会为人民法院所采信，也可能不被人民法院所采信，关键在于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是否具备证据的证明力。同样的道理，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在行政诉讼审查中如果被判定违法并被撤销，那么其他案件的证据审查中，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当然不能作为其他案件的可以采信的证据，如果该认定在行政诉讼中被人民法院判定为合法，并予以维持，并且在其他案件的证据审查中被确认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力，那么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可以在其他案件中作为被采信的证据。

至于认为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行政诉讼会增加审判成本并造成当事人诉累的看法更可以说是荒诞。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当事人承担行政、民事、刑事责任，或者主张相应权利的重要甚至关键依据，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的立法怎么能因为害怕增加审判成本而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排除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并置人民群众的的利益而不顾？这样的观点从根本上是与司法为民的原则相悖的。

综上，笔者认为交警部门所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虽然其本身没有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直接设定权利和义务，但它却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的最重要的依据，在实践中决定着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认定书只做认定,却剥夺当事人重新认定申请权,不允许复议或起诉,既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证其行为公开、公平、公正。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证据，而是具有行政法效力的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应赋予交通事故当事人诉权。

五、建议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作为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对该行政行为不服的当事人有权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增加一款，“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可在收到交通事故认定书六十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参考文献： 1、2、贺小荣著：《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负担原则》，原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11期，第56页、第57页。

3、东北一只虎著：《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可诉性之我见》，原载2005年12月2日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

4、马怀德著：《修改行政诉讼法需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5、贺小荣著：《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负担原则》，原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11期，第57页。

来源： 中国法院网

第四篇：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范本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范文

第××××号

时间19××年 5 月17日 12 时 30分地 点××市××路××路口××市××有限公司司机王××驾驶“桑塔纳”小客车，在××路由西向东通过××路口时，适有××市××出租汽车公司司机李××驾驶“切诺基”吉普车以八十多公里时速由南向北通过路口。李××临近路口发现前方横穿的小客车后虽踩了紧急刹车，但由于车速快,停车不及,吉普车前部撞在小客车右部，造成小客车内乘车人赵××当场死亡、两车均损坏的重大交通事故。

发生交通事故原因是：王××驾车通过路口时，未让干路车先行，属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或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依次让行：(一)支路车让干路车先行……”的规定，李××驾车通过路口时，未减速慢行，属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机动车遇道路宽阔、空闲、视线良好，在保证交通安全的原则下，最高时速规定城市街道为七十公里的规定。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王××负事故主要责任，李××负事故次要责任，赵××不负责任。

(公章)

承办人：宋××郭××19××年5月27日

此认定书，已于19××年5月28日向当事各方宣布，当事人不服的，可在接到认定书后十五日内向××市交警支队申请重新认定。

(一式二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存档)本文来自华律网收集，转载请注明出处 www.xiexiebang.com

第五篇：《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申请人：河北省任丘市谢亚飞

一、申请人在本次事故中无责任

申请人2013年4月2日早晨约7时20分，在任丘市中华路与会战道交叉路口，骑电动三轮车由南向北正常行驶，行驶过右侧非机动车隔离带后，被骑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行驶闯红灯的人撞到电动三轮车左后方靠车尾处。事发后申请人及时报警，并及时拨打120送伤者去医院。伤者去医院后治疗无效死亡。申请人骑电动三轮车为非机动车，并且遵守交通规则，正常行驶，无任何违章行为，因此，申请人依法不应负交通事故任何责任！

二、死者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死者2013年4月2日早晨约7时20分由西向东行驶，东西方向的路上有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隔离带，死者骑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违章行驶。

2、经过十字路口时未减速，而是加速闯红灯。

3、其电动车刹车已坏未修，遇到前方车辆时无法刹车减速，因此撞到由南向北正常行驶的电动三轮车左后方靠车尾处。送医院后治疗无效死亡。

4、死者未按规定行驶，违反交通规则，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全部原因。以上三点，死者有一项不违规，此次事故就可以完全避免，根本不会发生！因此死者应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后死者亲属7人找到申请人家闹事，申请人及时拨打110并与任丘市交警大队联系，任丘市交警大队高定国说，先交给死者家属20000元，申请人出于对死者家属同情，从人道主义出发，交付给死者家属20000元，以作抚慰。

三、事发第五天任丘交警大队高定国说路口有电子监控，可以调出查看，但几天后又说没有，申请人在2013年5月6日突然接到法院的传票后才知道《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下达，认定双方为同等责任，交警大队没有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申请人，使申请人失去行政复议的权利和机会。致使任丘市人民法院依据冀公交认字【2013】第5012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双方为同等责任。交警大队蒙蔽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认定责任严重失实。

四、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说申请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的规定。请问：

1、我正常行驶，第五十七条一点没有违反，为什么让我承担同等责任？

2、请提供电子监控录像的证据。

3、请核查 申请人签字的图像资料相关证据。

交警大队办案人高定国、王瑞宝、万卫东、刘国利利用手中的权利，无端地把责任强加给申请人，歪曲事实，隐瞒真相，明显办案不公，请上级领导核查办案人高定国、王瑞宝、万卫东、刘国利渎职、滥用职权行为，追究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