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共五篇）

第一篇：浅谈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

浅谈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从法律行为扩大到了事实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针对本院制定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存在的问题，删除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定义，修改成行政行为，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一步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若干解释》自2000年3月10日施行，清除了理论和事务中的障碍，使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得于落实，对于确保当事人诉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必须把握好可诉行政行为具有的三个要素：第一，可诉性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组织和个人所实施的行为。第二，可诉行政行为必须是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第三，行政行为必须是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若干解释》的规定使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从法律行为扩大到了事实行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是行政法上的一对重要概念。所谓法律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以实现某种特定的法律效果为目的而实施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证等等。而事实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实施的不以发生特定的法律上的拘束力的行为，比如打人、损坏物品等行为①。综上所述事实行为是可诉的。

二、在审判实践活动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1、事实行为的概念。现行有两种，一是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总是的解释》释义中对事实行为的界定，即事实行为指的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的虽不创设新的行政法律关系但与执行职务有密切关系的行为②。二是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辑的《行政法学》中对事实行为的界定，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与行政职权有关但又不具

备行政行为的法律约束力的行为③。在把握事实行为概念的同时，还要理解行政职权的含义，即是指行政主体依法所享有的对某个领域或者某方面行政事务按照一定方式进行组织与管理的行政权力。

2、事实行为基于行使行政职权的非法律行为，它必须具备如下构成要件③：

⑴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是不能实施事实行为的。⑵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实施的行为，行政主体实施的与行政职权无关的行为不是事实行为。

⑶事实行为一般不能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律关系，但是可以形成一定的事实状态或者改变既成的事实状态。

⑷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实施的行为给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和造成事实上的损害的。

3、《若干解释》基于诉讼经济原则，直接把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比如警察打了人，到底打人的行为是否存在，是不是合法，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而不需要先到行政机关请求确认，再到法院来提起行政赔偿请求。

4、事实行为的判决形式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释义《若干解释》第五十七条时，是这样叙述的：“本条是关于确认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或违法的规定，确认判决是这次修改所增加的判决形式，旨在弥补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的判决形式不足，以满足行政审判实践的需要”。在这里，确认合法有效判决就不再赘述了。着重讲一下确认违法的判决。《若干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段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是这样释义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削内容的，这主要指事实行为，事实行为指的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的虽不创设新的行政法律关系但与执行职务有密切关系的行为，事实行

为有合法与违法之分，如果被诉的事实行为违法，适用确认事实行为违法的判决是合法、合情、合理的。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受害人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里，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就包括了行政行为和事实行为。《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就规定了违法行使职权的事实行为，因此，违法行使职权的事实行为给相对人造成损害的，相对 人有请求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应当依据法律予以赔偿。

三、牢固树立新的行政立案审判观念，切实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诉权和合法权益。

《若干解释》颁布和实施已经五年之久了，可是，有的法院审判人员和负责立案工作的人员，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事实行为向法院起诉的，拒之门外。负责立案的法官明确告诉当事人这样的案件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不受理，或用裁定方式不予受理。负责审判的法官经开庭审理后，将行政机关作出的违法的事实行为归结为：“不妥”“欠妥”“有瑕疵”等，或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以裁定的方式“驳回起诉”。这样的状况，虽为少数，但极度大的剥夺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诉权和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我们无论是从事立案的或是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要尽快熟知《若干解释》扩大的行政案件受理范围以及增补的新的判决形式之规定，以新的立案、审判观念，切实保护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诉权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浅议行政事实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比较及立法探讨

行政事实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都是我国行政法学上的重要概念，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十分广泛，受到多层次多角度法律规范的约束，违反任何层次的规范，都应当视为违法行政，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管理活动中，除了各类具体行政行为之外，还存在大量的行政事实行为。对于行政事实行为，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详细的立法规定，针对当今的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的确立，行政事实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后，如何得到救济，仅仅有《国家赔偿法》的少之又少的法律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引起更多的关注，尽早出台法律规范明确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事实行为权力的依据。故笔者粗浅行文，供诸位交流。

一、与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区分认识，在了解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之前，有必要先关注一下具体行政行为，这样有利于对行政事实行为的了解。行政诉讼法以国家立法形式明确提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和1999年对此做作出过两次司法解释。1999年的司法解释较199l司法解释改变了表达方式，同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结合起来，明确了广义上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与行政法上具体行政行为制度的含义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笔者仅就狭义的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作以概念上的区分。具体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就特定事项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做出的单方行政职权法律行为，首要的是具体行政行为是法律行为，从这一点与行政事实行为产生了明显区分，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的行政意思表示。

这种意思表示的目的是要发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使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得以建立、变更或者消灭。而行政事实行为是不以建立、变更或者消灭当事人法律上权利义务为目的行政活动。这种行为既可以是一种意思表示，也可以是一种实际操作。举例，如交通管理部门在公共交通道路上设置安全指示标志、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公安民警违法使用警戒具、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暴力殴打等行政活动。这与民法上的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具有相类似的概念区分。

二、与具体行政行为的立法角度认识

具体行政行为无论从实体法还是从程序法都有其明确的法律规定，如实体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程序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而行政事实行为仅在《国家赔偿法》中有少部分的法律规定，如《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二、三、四、五项，第四条第四项所规定的行政事实行为的侵权赔偿范围，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法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的赔偿程序与具体行政行为的赔偿程序也大有不同，在司法操作上不如具体行政行为的赔偿程序那样灵活，同时《行政诉讼法解释》中第九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予司法救济。笔者认为，从这一法律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解释》已明文做出了排除行政事实行为司法救济的规定。一般来说除了《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事实行为有少许规定外，行政事实行为目前没有法律规范的明确依据。

三、对行政事实行为的立法探讨

（一）应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范畴

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虽然在理论界存有争议，但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虽然行政事实行为不以设立、变更或消灭行政管理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为目的，但两者在行政活动过程的内在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中针对特定对象所实施的行政行为，而且他们所实施的行为都可能会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人身权、财产权侵害，这都是违背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的。所以只有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范畴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及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行政职权滥用，从而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

（二）对行政事实行为要求赔偿的案件，应当规定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国家赔偿法》规定，因受到行政事实行为侵犯，要求赔偿的，规定了先行处理行为，即应当先向

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尽管是一种解决赔偿争议的途径，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护，但在现实中，行政机关往往出于多种目的拖延解决，致使受害人到处上访，这也是上访生源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国家赔偿法应当规定，对受到行政事实行为侵犯要求赔偿的，既可以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又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这样规定，l、有利于及时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2、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要的。

民法之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

要记住的几句话：

1、法律行为产生意定之债，事实行为产生法定之债（因为法律行为是合法的意思表示行为）

2、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事实行为也引起物权变动

3、法律行为取得物权叫传来取得，事实行为取得物权叫原始取得

传来取得可分为：移转传来取得、创设传来取得（如设立抵押权，对抵押权人来说，就是创设取得）

4、法律行为要求行为能力，事实行为不要求行为能力（行为能力是和法律行为配套的）

5、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事实行为不能附条件（条件是控制法律行为的）

6、法律行为可以代理，事实行为不能代理（如结婚不能代理）

7、法律行为都是合法行为，事实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

8、法律行为是意思表示行为，事实行为不是意思表示行为（虽然有意思表示，但不以意思表示为要件）

9、法律行为可以撤销，事实行为不能撤销

10、法律行为是三分法：单方行为、双方行为与共同行为

事实行为也是三分法：单方行为、双方行为（混合过错）与共同行为（共同侵权）法律行为是三分法：

①单方行为：又称为单独行为，是指由一方的意思表示(单独为意思表示)就可成立的行为（如代理权授予、单方允诺、遗嘱等）。既可以有相对人，也可以无相对人

②双方行为：双方行为即合同行为（亦即契约），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的行为。表示一致，是通过要约和承诺取得一致。（两个意思表示是对立的统一）

③共同行为：共同行为，也称为协同行为，是一种多方的合同行为。其与双方行为的不同之处在于，双方行为是由两个互相对立的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的，而共同行为，是由同一内容的多数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的（意思表示是平行的）。共同行为采多数决(多数决定原则)。双方行为适用合同法，单方行为和共同行为适用民法通则司法考试

1、事实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其必备要素，而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必备要素；

2、事实行为依法律规定产生法律后果，法律行为依据行为人的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发生效力；

3、事实行为不要求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而法律行为要求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

第二篇：公安侦查行为行政可诉性研究

公安侦查行为行政可诉性研究

[ 马怀德 ]——(2000-9-1)/ 已阅19548次

公安侦查行为行政可诉性研究

近年来，由于公安机关实施侦查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引发的争议呈逐年上升趋势。如何受理对公安机关违法行使职权行为提起的诉讼，是人民法院在实践中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公安侦查行为的涵义和分类

公安侦查行为是指公安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或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在我国刑事法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有人主张“公安侦查行为”包含“对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对行政案件的侦察”两种情况，前者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属于司法行为；而后者依据的则是行政法规，是一种行政行为[1]。本文采纳这种观点。

我国公安机关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具有双重职能，不仅具有行政职能，还具有司法职能，即依法承担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所以公安机关在调处刑事案件中所采取的扣押、查封、冻结、没收财产、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均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诉性。因刑事侦查行为或程序违法而使有关人员的人身权、财产权受侵害，应按《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司法赔偿途径解决，而不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同时，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且由刑事案件引发出来的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目的是保证刑事侦查、审判工作顺利进行，与行政法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不属于同性质的行为。将刑事侦查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可以避免行政诉讼对刑事侦查行为的干扰，也符合监督、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诉讼宗旨。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对刑事强制措施诸如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说明这类措施不属于行政诉讼调整范围。

公安侦察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在侦察中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具体行政行为。公安行政行为是指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行政法律、法规或规章，针对特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所作的特定的单方行为。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由此可见，公安侦察行为的行政可诉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对公安侦查行为性质区分标准的反思

从学理上区分行政行为和刑事侦查行为，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界定二者的标准，似乎进入了两个误区。一

个是所谓的“结果标准”：即看公安机关在采取各种措施之后，最后的结果是否又有新的司法行为出现。如果有新的司法行为出现，就是刑事侦查行为，反之就是行政行为。以此来判断其全部行为的性质是属于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另一个是所谓的“形式标准”：即看公安机关行为在形式上是否具备刑事侦查行为完备手续，如果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是司法行为，反之才是行政行为。我们不妨称他们为“结果说”和“形式说”。

司法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仅靠这两项标准，是不能完成正确区分公安机关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使命的。这是由这两种行为外表极其相似，而实质迥异的特点决定的。两种行为的主体都是公安机关，行为的对象都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为的内容在开始阶段，又往往都表现为强制措施，强制措施外在的极端相似性，使得这种区分愈加困难。上述的“结果标准”和“形式标准”，其实质都是内容标准，显然也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更谈不上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了。按照“结果说”，公安机关在采取了强制措施后，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进入下一步程序，或者故意拖延不作结论的话，那么就永远无法判断行为性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对象就无法提起诉讼，自己的权利也无法得到有效救济。

这种局面反过来又助长了公安机关故意拖延案件办理速度的风气，导致案件久拖不决，基实质是逃避法律的制裁。按照“形式说”，公安机关就会，“先办案，后补手续”，或者干脆给多数案件都披上司法行为的外衣。这种现象在公安机关干预经济案件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逻辑的角度分析，如果两种行为的主体、行为对象和以内容都相同，那么，以其中任何一项作为标准，都不可能正确地区分这两种行为。这是否意味着找不到合适的标准对两种行为进行区分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的性质不同，他们之间就一定存在某种差别，只是这种标准不是那么容易确定。换句话说，这种标准不太直观，是一种由多种因素整合在一起的复合性标准，而不是单一标准，非专业人员、非通过特殊程序很难有效运用该标准，对两种行为进行区分，所以，让当事人自己辨别公安机关行为的性质，是十分困难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权。

那么，究竟应采取何种标准区分公安机关的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呢？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即：通过形式审查，只要当事人提起的诉讼符合行政诉讼的形式要件，人民法院行政庭应该全部受理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三、从保护当事人诉权角度出发，人民法院应加强对公安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监督

诉权是指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以国家审判权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基实质是起诉权[2]。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必须依法受理，保证他们的起诉权得以充分有效地行使。所以，对诉权的保护与人民法院对比起诉的审查和立案的受理行为有直接关系。

一方面，诉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一项重要权利。对诉权的保护是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的职责。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权利。”我国行政诉讼法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因此，对起诉权的保护，人民法院负有最直接的、不可替代的职责和义务。最大限度地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的行使提供充分的保护，是人民法院的神圣职责。另一方面，起诉权是全部诉权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是行使其他诉权的前提和基础。保护起诉权是通过司法程序保护公民其他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前提。

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起诉条件有四项：1.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给；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4.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项条件中的“认为”二字，它只是原告个人的一种“自以为是”的主观判断。如果公民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显然应该允许其通过法律的手段进行保护。具体到公安侦查行为，公民可能分辨不清它究竟是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以及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这时，作为公民权利保护神的人民法院，是不应该保持沉默、不予受理的。至于被告是否合格、是否是行政案件，需待法院审理后才能确定。

实际上，在法院对公安机关的职权进行审查之前，根本无法确认被起诉行为是否属于司法行为。只有法院经过认真审查核实，才能够区分被诉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因此，剥夺相对人对公安机关职权行为的诉权，拒绝受理对公安机关司法行为提起的诉讼是不可取的。“对限制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公安机关所有职权行为，相对人都有权提起诉讼。经审查如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该行为属于依照刑事诉讼法采取的司法行为，那么法院可以采取驳回原告起诉的方式结案[3]。”

有人认为，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且由刑事案件引发出来的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不同于行政法上的强制措施，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因而主张不予受理。同时，法院受理对所有公安机关职权行为引起的争议还会不适当地干扰刑事侦查工作、影响刑事诉讼程序。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一些西方国家，刑事案件的侦查通常有很高的透明度，但往往正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侦查机关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案件侦破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并不意味着必须公开审理此类案件，更不意味随意中止或撤销合法必要的刑事强制措施。法院受案的意义只在于区分被诉行为的性质，保证把每一项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公安具体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因此，如果被诉行为确系刑事司法行为，法院通过行政诉讼程序不仅不会妨碍公安机关行使职权，而且还能够维护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职权，打消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的企图。如果是公安机关借刑事强制措施之名对公民、法人人身或财产权利加以剥夺限制，而实际上属于越权或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时，法院可依照行政诉讼法作出判决。因此，在公民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有异议时，人民法院应从保护当事人诉权的角度出发，切实加强对国家行政执行法机关行为的监督和制约，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就本文涉及到的问题，应采取如下步骤，进行审查确定。

（一）审查侦查行为的法律依据，确定其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后，要想正确区分公安机关的某一行为究竟属于司法职能还是行政职能，应当从其所依据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同时予以审查。如果法院仅程序上区分公安机关的两类行为，那么就难以发现公安机关（在程序上）借刑事强制措施之名而实际上（在实体上）越权或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治安管理是目的，刑事侦查则被作为为行政目的服务的“有效”手段，亦即本应作为刑事诉讼独立阶段的刑事侦查被“异化”，公安机关完全可以利用合法的程序规避实体问题。因此，单一的程序审查是无法准确区分公安机关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的。同样，单一的实体审查也不可行。对法院而言，实体审查会较大地增加其工作量，而且要求法院行政庭同时还要熟悉刑事、经济、民事等审判工作。因为公安机关往往是假借侦查犯罪之名越权插手经济、民事纠纷的，那么法院就要在是审理行政案件时一方面查明公民不构成犯罪，另一方面又要认定公安机关越权行使司法裁判的事实。所

以，脱离程序性审查的单一的实体审查也是不可行的。

一方面，法院应当审查被告公安机关的被诉行为是依照什么程序实施的。如果想要证明自己的行为属于司法职能，公安机关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行为是依照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刑事案件侦查的法律进行的。如：向法院说明立案的理由，立案履行的程序，适当的管辖权依法采取的刑事侦查手段、措施等，即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必须要履行的合法程序。公安机关如果能够向法院提供合法履行以上程序的证明，并说明该程序与行政行为的程序有何区别等，就可以初步认定公安机关行使的是司法职能而非行政职能。

在实践中，公安行政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的处理程序和制裁方法明显不同。公安行政行为的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具体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如制定书面处罚决定书、举行听证程序等，对行政管理相对人采取的制裁方法仅限于训诫、责令其悔过、罚款、查封、扣押、冻结、划拔直至限制人身自由（行政拘留、收容审查、劳动教养）。刑事侦查行为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形式和程序要件，依刑法对刑事犯罪嫌疑人、现行犯以及与犯罪有关的其他人等作出，这里的形式要件对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作出的非刑事侦查中所特有的行为尤为重要，特别是在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方面，有时是界定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的重要环节。行政行为作出上述强制措施时，是以行政主体原已作出某种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处罚决定和相对方没有履行此种决定为前提。刑事侦查行为采取上述强制措施时，只要认为被调查人或被查封、扣押财产、物品涉及侦查案件，即可作出。但最先出示给当事人的是刑事案件的有关手续，如拘留证、赃款赃物扣押清单等，其最后结果是将犯罪嫌疑人不起诉、提起公诉送审判机关定罪量刑，追究刑事责任或无罪释放。刑事没收要上交国库或返还被害人；确定无罪的，将财物返不原主。否则依《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当事人有要求赔偿权。

另一方面，法院还应当审查被告公安机关所依据的实体法律。公安行政行为的依据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户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交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过防出入境管理条例》等等。而刑事侦察行为实施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国家有关刑事方面的法规和司法解释。公安行政行为目的是为了迫使负有法定义务的个人、组织履行义务，或者出于维护社会秩序或保护公民人身健康、安全需要。重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减少和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预防和及时发现犯罪。刑事侦查行为所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以及以此为前提强制扣留的财、物、是为了迅速及时、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证明犯罪嫌疑人罪轻罪重、有罪、无罪，应否追究刑事责任，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作好准备，是审判机关准确有效地适用法律的重要环节。准确界定公安行政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对于保证行政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准确、及时的行使刑事侦查权，打击犯罪，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审查侦查行为的事实依据，确定其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这里提到的事实包括公安机关行为本身的事实（即采取的行为是属于行政行为还是刑事行为）和实施这种行为的事依据。

就行为本身的事实而言，行政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不同。在主体上，行使公安行政权与刑事侦查权的虽同为公安机关，但在行使行政职能时，主要是运用行政手段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合法利益，预防和处理治安灾害事故，保障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充当行政管理人的角色，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是行政法主体。而在行使刑事侦查权时，是运用国家赋予的刑事侦查权，对各种刑事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活动进行调查，揭露犯罪，证

实犯罪，查获罪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在客体上，公安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主要包括两种，即物和行为。物，指一定的物质财富，如财产、物品等，是由于公安机关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管理相对人财产、物品的扣押、没收等后果。行为，指法律关系主体有意识的活动，如交通肇事，打架斗殴，等等，包括作为和不作为。而刑事法律关系客体所指的是受到刑法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如社会经济秩序、金融秩序等。在内容上，公安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法主体的权利（职权）和义务（职责），包括治安秩序管理，户口管理，消防管理，交通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危险物品管理，以及边防、出入境管理等等。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权仅限于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四项工作，行使这些职权就是行使侦查权。

公安机关如果认定某一案件属刑事案件，首先要依据一定事实进行立案，然后可能对犯罪人采取一定强制措施。法院对该事实的审查又应包括两方面，其一是立案的事实条件，其二是据以采取强制措施事实条件。

第一，关于立案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立案是司法机关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活动的法律依据。但是，立案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其立案条件有二：一是犯罪事实的存在。即有一定事实、材料证明发生了刑法所禁止的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且该行为已构成犯罪。如果某行为虽然有违法性且对社会造成危害，但是没有达到构成犯罪的程序，就只能视为一般违法行为。不能纳入刑事诉讼程序。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就是说行为人的行为不仅构成犯罪，而且必须依法给予刑罚制裁。由于立案以追究刑事责任为直接目的，法律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应立案追究。即使已经立案，也应撤销案件。

第二，关于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根据我国赔偿法第3条、第4条、第15条、第16条的有关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逮捕或采取其它强制措施，给公民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公安机关据以确定犯罪嫌疑人并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事实依据，如何加以认定。这就需要法院的审查。公安机关应当提供证据材料证明原告已涉嫌犯罪，这些证据材料必须有证明力，初步证实某人与犯罪实存在客观的而不是臆造的联系，才能确定其犯罪嫌疑人。然后提供相应的实体法律说明涉嫌犯罪的性质、特点及其对涉嫌犯罪人应采取强制的必要性。法院的任务，就是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有关的实体法律条文，判断是否能据此推定某公民已涉嫌犯罪，或对其进一步采取强制措施。如果法院在审查中发现该公民行为只涉及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不具备犯罪嫌疑时，可以认定被告公安机关的被诉行为属越权行政行为，而非司法行为。刑事诉讼法中也规定，采取强制措施要考虑4项因素，其中之一是考虑侦查机关对案件事实的了解情况和对证据的掌握情况，必须是在掌握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定证据后，经审查符合适用某一强制措施的条件时，才予确定。[4]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法院有权全部受理原告对公安机关包括违法司法行为在内的所有行使职权行为提起的诉讼，这是防止公安机关借刑事强制措施之名规避法律、越权、滥用职权的必要途径。

第二，区分公安机关的司法和行政职能，应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同时入手，要求公安机关提供证据证明其行为在程序、实体上均符合刑事侦查行为的特点，而非行政行为。经审查，法

院认为公安机关行为确系司法行为时，应驳回原告起诉；如公安机关行为属于刑事侦查措施之名而为的越权行政行为时，法院有权撤销违法决定，责令公安机关解除对原告人身、财产权利的限制。

针对我国公安机关兼具行政和司法双重职能的特点，应该尽快从改革入手，对现行公安体制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动态社会管理的需要。为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搞好立法和协调，切实加强对公安机关各类执法行为的司法审查监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第二，借鉴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理顺公安机关行政职能与司法职能的关系。将这两项职能进行分离

。就是将刑事司法警察从公安机关中剥离出来，与治安警察进行分立。根据其职能特点，与刑事检察职能结合，按照检警一体化的原则，受检察机关节制。“检警一体指为有利于检察官行使控诉职能，检察官有权指挥刑事警察进行对案件的侦查，刑事警察机关在理论上只被看作是检察机关的辅助机关，无权对案件作出实体性处理。这种检警一体化的侦查体制赋予检察官主导侦查的权力，为其履行控诉职能打下了良好基础[5]。”在这种体制下，刑事司法警察的侦查活动不再受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职能的主导，惩治犯罪不再是治安管理职能的主要手段。这样不但从客观上减少了公安行政职能对司法职能的干预和牵制，而且加强了检察机关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和领导。同时，公安机关也不能再以刑事侦查为借口对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进行干预，从而把公安机关因职能交叉或权力滥用造成的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降低到最小限度。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新编）[M].中国政法出版社，1997.279

[2]应松年.行政诉讼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92

[3]陈桂明,马怀德.案例诉讼法教程(上卷）[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76

[4]卞建林.刑事诉讼法学[M].法律出版社,1997.162-163

[5]陈兴良.检警一体:诉讼结构的重塑与司法体制的改革[J].中国律师,1998,(11):56

第三篇：论行政证明行为的不可诉性

论行政证明行为的不可诉性

摘要：行政证明是行使证明权而非行政权的行为，行为结果不会直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证明，在诉讼法上的意义仅仅是为法院审理案件提供证据。故此类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应当成为法院司法审查的对象。

关键词：行政证明行政权 证明权不可诉

一、行政证明的概念及性质

在日常语言中,证明有以下两种含义:第一,用可靠的材料来表明或 断定人或事物的真实性。第二，指一切导致内心确认或者否定某种状态的事实或者情况。1前者表达的是动词属性上的含义，后者表达的则是证明的名词性含义。行政证明正是从动词意义上来使用“证明”一词。所谓行政证明，即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的行政主体，对法律上的事实、性质、权利、资格或关系进行甄别和认定，并将甄别和认定的结论以某种形式（如认定书等）予以表现的行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稳定社会秩序，行政证明行为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目前，我国行政法学者对其进行专门论证的较少。关于行政证明的性质也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将行政证明行为界定为一种准行政行为。所谓准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相对人运用行政权所作的，仅以观念表示为内容的行为。2此种观念表示，并非重新创设公法上之权利义务关系，而系仅就存在的或形成之权利义务关系，予以观念上之认识或澄清而已。虽有加强法律效果之作用，要与创制权利义务关系之行为本身有别。3故有的学者将行政证明行为表述为：国家行政机关单方面

作出的，自身不直接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但对行政行为有直接影响，并间接地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4

第二种观点将行政证明行为作为一种具体的行政确认行为。有学者认为，根据法律规范和行政活动的实际情况，行政确认主要有如下1【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8页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第183页 3 胡建淼主编：《行政行为基本范畴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黎国智：《行政法词典》，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五种具体形式：确定、认定（认证）、证明、登记、鉴证等。5

第三中国观点认为行政证明行为是行政处理的一种形式。行政处理，是指行政主体应相对人申请或依职权处理有关特定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且认为，行政处理的形式很多，主要有征收、发放、登记、许可、鉴定、命令、证明……。6

还有学者认为行政证明从属于行政措施7，也有人认为是一种行政许可。8

以上几种观点，有一共同之处，即都将行政证明行为界定为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从属于其他一些行政行为。归根结底，行政证明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

笔者认为，行政证明行为并不是行使行政权的结果，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行为。

二、行政证明的主要类型

三、行政证明的不可诉性

四、行政证明纠纷的救济途径 5

6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第283-284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182页皮纯协主编：《中国行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114页杨中文、胡东主编：《行政法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第四篇：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

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

作者： 申国毅 发布时间： 2011-02-24 14:11:04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一、目前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不可诉性。

1、法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机关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该条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定性为证据，做为证据，就需要经过质证，是否能被法院采信也具有或然性，所以不必然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而行政法理论通说认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之一就是该行为必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事故认定结论不具有该特征，也就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对交通事故认定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历史情况：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生效之前，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叫作《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此认定书不服的，可以向其上级部门申请重新认定。但是对于交通事故认定提起的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暂不受理此类案件。（最高法和公安部1992年12月1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在最高人民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作出司法解释后，根据解释的内容，全国不少地方开始受理对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行政诉讼。但是，一些公安机关对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有不同看法，对此类行政诉讼不答辩，不应诉，不出庭，在人民法院作出撤销判决后，也不再重新进行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生效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改称为《交通事故认定书》，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工办复字[2005]1号文的规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使用，是没有任何救济措施的。在某些地方，公安机关内部搞了一个申诉程序，以防止缺乏有效监督的事故认定可能会产生的严重错误。由此可见，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警察的行政职权，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提起行政诉讼，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至少现在还没有比较完善的包括诉讼在内的任何救济手段。

二、因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不可诉性而引发的问题。

由于交通事故具有数量较多，专业性较强、主体多元、举证不易、法律冲突较大等特点，使因交通事故所引发的民事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而如何确定和分配交通事故中的举证责任又是正确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重要条件。但是由于交通事故涉及公共安全，国家必须行使必要的公权力介入事故的认定和处理，以避免不必要的私力救济和暴力冲突。因此，交通事故中的举证责任因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的认定变得复杂起来。1同时，也因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缺乏必要的救济手段使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引发的民事案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下列的一些问题:

1、认定交通事故需要掌握专门的交通知识，对交通事故现场的勘察和现场证据保存以及最大限度的反映事故的原貌更是需要具备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技术和设备，而目前只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拥有这样的技术力量对交通事故进行认定。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的案件中,实际上也是根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所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来审理案件,因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可诉性,那么一个违法、错误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无疑会损害一方或者多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既可能导致该方承担不当刑事、行政责任，也可能导致该方民事权益受到损害。

2、在民事诉讼实践中，交通事故认定书很难被推翻，由此可能引发举证责任的错位。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依职权作出的，诉讼中的法院没有到过事故现场，很难否定事故认定书，实际上等于加重了不服责任认定的一方当事人举证难度。不服责任认定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对事故的归责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道路交通事故具有瞬间形成的特殊性，作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完全要求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来否定交警出具的不符合事实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很困难的，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同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事故发生后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具有其他任何证据难以替代的证明力，其效力远大于当事人自己的陈述和证人证言，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往往不能得到法院的采信。在此时，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只能寄希望于交警个人的勘查能力和道德品质，交警依职权作出的缺乏有效监督的事故认定书极易滋生腐败。

三、交通事故认定行为行政可诉性的理论依据。(一)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在理论和实务界，对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有以下不同观点： 第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依法作出的一种具体行政，具有可诉性，属于行政诉讼法司法审查的范围。

第二、交通事故认定是行政责任认定，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责任认定书是行政文书。

第三、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应根据交通事故的性质而定：如果是一般轻微的交通事故，则是行政责任认定；如果是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则具有刑事责任认定的性质。

第四、交通事故责任的“责任”是因果关系和因果关系中原因力的大小，不是法律责任，而是确定法律责任的前提和依据，本身并不等同于法律责任中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交通事故认定是一种行政证明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

第五、交通事故认定是鉴定结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对于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性质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公安机关依法行使的职权内容，是公安机关针对特定的交通事故单方作出的对特定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实质影响的行为。交通事故认定是一种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中,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了下如下界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由此可知构成具体行政行为的要件主要是以下几点：

1、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即具有行政职权的组织或个人。

2、具体行政行为的客体是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具体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明确具体的。

3、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也就是说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认定的主体为公安机关管理部门，是国家行政机关；交通事故认定的客体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可以是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对象具体明确；交通事故认定的内容为对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作出的结论，且属于单方行为。可见，交通事故认定的主体与客体均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要件，其内容虽然没有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直接设定权利和义务，但它却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的最重要的依据，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及其它合法权益等实体权利和义务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证据，而是具有行政法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定性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从而把交通事故认定排除在具体行政行为之外，并否认其具有行政可诉性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但是，“具体行政行为”与“证据”并不是矛盾概念，许多具体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或是在诉另一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中都可以表现为“证据”，并不能由此得出做为证据使用的都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结论。因此，即便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处理交通事故中是作为证据使用，也不能否定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在实质上应归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有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作出的行政结论，完全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应当具有可诉性，以其系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为由否认属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法理依据与科学性。

（二）交通责任事故认定书与鉴定结论的区别

公安部在《关于对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中指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出的鉴定结论。”该批复的规定实际上是将交通责任事故认定书定性为一种技术性的结论，与其它鉴定结论一样，都应归为证据，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可以决定是否予以采纳。不可否认，交通事故认定从表面上看具备了鉴定行为的一些特征，例如，需要综合运用动力学、法医学、逻辑学、工程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特点。但是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交通事故认定与其它鉴定行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区别一：从两者的程序上看，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依职权主动作出的行为，而鉴定行为是依当事人的申请或委托作出的行为。

区别二：交通事故认定必须由具有行政职能的行政机关作出，而鉴定行为既可以由司法机关作出也可以由作为科研机构的事业单位或其他社会组织作出，两个行为的主体完全不同。

区别三：鉴定解决的是事实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也就是说，鉴定的对象必须是一定的事实，并且是专门性的事实。而交通事故认定是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作出的认定，它的最根本的内容就是对于交通事故的各方进行责任上的划分，像同等责任、主次责任等等，因此作为交通事故认定对象的交通事故责任实质上是一种法律责任，其本身并不能成为鉴定的对象；而在鉴定行为中只是对某个事实的成因、过程、结果作出的科学判断，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不作也不能作确定性的陈述。区别四：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以后，因为没有任何救济途径，当事人的责任划分在实际上就已经被确定了，而且是无法改变的了；而其它鉴定行为则可以要求重新鉴定，对不科学、不客观的鉴定予以更正。

由此可见，交通事故认定不可与其它鉴定行为相混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也不能将交通事故认定与其它鉴定结论混淆，简单作为一般证据使用。

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可诉性分析

按照现行法律与相关规定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这一法律规定是否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值得怀疑。在民事诉讼当中，主要是在由于交通事故而导致的赔偿案件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确实是以“证据”的身份而出现的，是否被法院所采纳，似乎完全由法院来决定，但这同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原因也不复杂，既然法院认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认定与事实不符，那么就应该自己对责任作出划分，只有这样才可以作出相应的判决，但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专属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职权，并不属于人民法院的职权范围。人民法院如果自行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并对责任作出划分，实际上就等于以审判权去取代行政权，这显然又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3 我国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行政诉讼法采用了了两种方法规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一是概括式，即对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作出原则的统一的规定；二是列举式，即对法院应该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从行政行为的角度加以列举。行政诉讼法界定行政诉讼范围的标准有两项：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标准，二是人身财产权标准。4因此，交通事故认定能否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必须具备两个标准，一是必须构成具体行政行为，二是必须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权利产生影响。按照笔者在前文所作的分析，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完全具备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因此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所界定的行政诉讼范围的第一个标准。然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不是对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了影响？否定的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为证据，做为证据，就需要经过质证，是否能被法院采信也具有或然性，所以不必然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但实际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对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则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对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这样的一种责任划分可以成为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的最重要的依据，决定着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因此，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同时符合行政诉讼范围的第二个标准，它对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所以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否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行政可诉性的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可诉性会导致诉讼程序的冲突和诉讼资源的浪费。对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如果事先可以采用行政诉讼的方式救济，而在民事、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又作为证据进行审查，势必对同一行为在人民法院产生双重救济，而不同的救济方法可能造成结果不同，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同时，必将增加审判成本和当事人的诉累。5这种观点本身是不能成立的，行政诉讼审查与证据的审查并不是矛盾的概念。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是对其合法性的审查，即需解决的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可以成立的问题；而在民事、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证据的审查是对证据在个案中是否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审查，即需解决的是一个证据在个案是否可以被采信，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的问题。因此，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既可以在行政诉讼中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也可以在其他案件中作为证据被审查，并不存在所谓的“双重救济”的问题。比如，一个经过行政诉讼并被判决为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另一个案件的证据审查中当然不能被法院所采信，而一个经过行政诉讼并被判决为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另一个案件的证据审查可能会为人民法院所采信，也可能不被人民法院所采信，关键在于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是否具备证据的证明力。同样的道理，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在行政诉讼审查中如果被判定违法并被撤销，那么其他案件的证据审查中，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当然不能作为其他案件的可以采信的证据，如果该认定在行政诉讼中被人民法院判定为合法，并予以维持，并且在其他案件的证据审查中被确认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力，那么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可以在其他案件中作为被采信的证据。

至于认为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行政诉讼会增加审判成本并造成当事人诉累的看法更可以说是荒诞。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当事人承担行政、民事、刑事责任，或者主张相应权利的重要甚至关键依据，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的立法怎么能因为害怕增加审判成本而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排除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并置人民群众的的利益而不顾？这样的观点从根本上是与司法为民的原则相悖的。

综上，笔者认为交警部门所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虽然其本身没有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直接设定权利和义务，但它却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的最重要的依据，在实践中决定着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认定书只做认定,却剥夺当事人重新认定申请权,不允许复议或起诉,既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证其行为公开、公平、公正。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证据，而是具有行政法效力的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应赋予交通事故当事人诉权。

五、建议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作为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对该行政行为不服的当事人有权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增加一款，“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可在收到交通事故认定书六十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参考文献： 1、2、贺小荣著：《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负担原则》，原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11期，第56页、第57页。

3、东北一只虎著：《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可诉性之我见》，原载2005年12月2日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

4、马怀德著：《修改行政诉讼法需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5、贺小荣著：《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负担原则》，原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11期，第57页。

来源： 中国法院网

第五篇：公安刑事侦查行为可诉性探讨

公安刑事侦查行为（以下简称侦查行为）的内涵是指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立案后，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的强制措施。根据法律规定，公安侦查行为的种类有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等。同时，因扣押派生出来的查封、冻结、追缴行为，因拘传派生出来的传唤

行为，因监视居住派生出来的暂扣证件行为等，也属法律规定的侦查行为。此外还应包括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经常采取的窃听、通讯监听、邮检等不由刑事诉讼法规范的秘密侦查措施。侦查机关不仅拥有如此多的侦查权，且在行使这些权力时拥有相当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而相对来说，我国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和控制就显得很薄弱。笔者认为只有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才能更有效的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办案、保护被侦查人的合法权益。下面笔者就侦查权的性质、将侦查行为列入人民法院司法审查范围的必要性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侦查行为具有行政属性不具有司法属性对于侦查权的性质，我国传统上是将其与检察权、审判权并称为“司法权力”，与此相对应，我国《刑法》第94条将负责侦查的人员确立为“司法工作人员”。近年来，由于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出现，促使学界对这一传统观点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笔者也认为将侦查权归结为司法属性不恰当，将其归结为行政属性更适宜。所谓司法，是由特定主体通过适用和宣布法律对具体的争讼进行裁决的国家行为。一般来说司法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具有被动性。众所周知，司法活动实行的是“不告不理”原则，它是由适格主体依法启动程序，司法机关不能主动进行。而对犯罪的侦查，是公安机关对于怀疑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犯罪事实依职权积极主动地进行的调查或采取的强制措施。第二，具有中立性。司法活动简而言之就是司法主体居中裁判，而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直接与犯罪嫌疑人周旋、较量，不具有中立者的地位。第三，具有独立性。在司法过程中，司法权的主体居于独立的地位他们只忠实于事实，忠实于法律，不受制于系统内外任何来源的权力。侦查机关则不具有这种特性，他们在追究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是组织严密的集体，必须遵从一体化的上命下从的模式。第四，具有终结性。是指相对于行政而言，法治国家中一切因适用法律而引起的纠纷以司法为最终解决途径。侦查机关显然不具有这种终结性的权力，侦查活动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属于前期准备阶段，对于公民的法律责任并不能裁决。而侦查行为是以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揭露犯罪、证实犯罪为目的的行为，其从主体、目的、结构、手段上都具有行政特征。（1）从主体上说，我国实施侦查行为的公安机关（拥有刑事侦查权的不止是公安机关，本文仅就公安机关而言）属于行政机关，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不因为其承担侦查任务而染上司法的色彩。（2）侦查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这一目的必然决定的在侦查中适宜作用行政权。侦查的本义就是警察利用国家权力诘问事实真相，查明犯罪嫌疑人，为刑罚权的正确运用打好基础，侦查过程实际上体现了行政权的运用。（3）从结构上说，侦查行为不存在司法所要求的双方主体，即不存民主相对抗，利益相矛盾的双方以及从中立者的地位对纠纷事实作出处理的裁判者，却与其他种类的行政行为的结构没有区别：侦查的主体是警察，侦查的意图是查清犯罪事实，侦查的客观表现是实施了某些行为或采取了某些措施，侦查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使被侦查人的权利、义务受到影响。（4）从手段上说，侦查强调效率而体现行政的风格。效率原则是贯穿于行政过程始终的，可以说，行政不讲效率，也就失去了其作用。司法虽然也讲效率，但更多的却是遵循严格而健全的程序，包括提起诉讼、审理、判决和执行等，并对各个环节规定了具体的保障制度，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时间的投入。如果在侦查中赋予太多的司法因素，如将听证规定为必经程序、甚至规定可以裁判等，那必然会影响速度，还会导致国家机关职权的混乱。因此在侦查过程中为了查清犯罪事实，为整个刑事程序打好基础，必须采取体现效率的行政模式，才能适应与纷繁复杂的刑事犯罪作斗争的需要。纵上所述，侦查行为具有行政性，不具有司法属性，也就是说其具备了人民法院对其进行司法审查的前提条件。对公安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来自公安系统内部的监督以及律师参与侦查活动进行监督这三种方式。因基于“侦查要属于刑事司法权力”这样一种传统观点，国家立法把刑事侦查活动排除于行政诉讼范围之外。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一般采取事后审查的方式：审查公安机关该立案的有无立案、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捕和起诉的证据是否充分、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无违法情况及审查已经侦查终结的案件等等。对于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除了逮捕以外的大量涉及到公民人身、财产或者隐私的专门调查工作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