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对监所罪犯假释

第一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对监所罪犯假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司法局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对监所罪犯假释工作的规定

（2005年1月1日制定，2005年10月1日、2007年6月1日修改，2007年7月1日起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结合北京市监狱、看守所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对监所罪犯假释，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原判有期徒刑罪犯已实际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原判无期徒刑罪犯已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罪犯实际执行刑期不得少于十二年（不含死刑缓期执行的二年）；

（二）确有悔改表现，并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的；老年罪犯、残疾罪犯（不含自伤致残），虽未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的奖励，但认罪悔罪，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的；凡老年罪犯、残疾罪犯假释，必须生活确有着落，亲属或者有关单位同意接收，并经居住地司法所书面证明，区县司法局书面审核同意的；

（三）符合减刑后假释的法定间隔期限要求的；

（四）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

（五）处于监狱宽管或者普管级别的；

（六）与罪犯是亲属、近邻、同村的被害人，对罪犯假释无异议的；

（七）居住地公安机关或者社区具有矫正组织监督管理条件，罪犯表示自愿接受社区矫正的。

因国家政治、国防、外交等方面特殊需要假释的，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可以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虽具备上述条件，但属于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以后犯罪并判刑的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中的一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不得假释。

第二条

符合本规定第一条各项基本条件，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假释：

（一）原判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五个月以上，余刑在六个月以内的。

（二）原判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罪犯，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八个月以上，余刑在一年以内的。

（三）原判十年以上不满十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一年以上，余刑在一年六个月以内的。

（四）原判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一年六个月以上，余刑在二年以内的。

（五）原判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减为有期徒刑后，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二年以上，余刑在二年六个月以内的。

第三条

符合本规定第一条各项基本条件，不具有第四条规定的从严假释条件，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经查属实的，可以从宽假释：

（一）老年罪犯假释后生活确有着落，亲属或者有关单位同意接收，满六十周岁，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的奖励，累计减刑刑期五个月以上的；满六十五周岁，认罪悔罪、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的。

（二）残疾罪犯假释后生活确有着落，亲属或者有关单位同意接收，经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鉴定，系不可逆转的双目失明、肢体瘫痪、四肢截肢二只以上、其他因残疾生活不能长期自理的（均不含自伤致残）。

（三）未成年时犯罪的罪犯，现不满二十一周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宽假释：

1、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五个月以上，有就读学校，罪犯的亲属、学校与居住地司法所签订假释考验期间帮教协议，经区县司法局审核同意的。

2、有就业单位，罪犯的亲属、就业单位与居住地司法所签订假释考验期间帮教协议，经区县司法局审核同意的。

（1）原判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未成年时犯罪的罪犯，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五个月以上，余刑在九个月以内的。

（2）原判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未成年时犯罪的罪犯，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八个月以上，余刑在一年三个月以内的。

（3）原判十年以上十四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时犯罪的罪犯，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一年，余刑在二年以内的。

（四）过失犯罪（交通肇事后逃逸的除外）、防卫过当犯罪的罪犯，对家庭施暴人犯罪的女性罪犯，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八个月以上的；原判刑罚执行三分之二以上，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五个月以上的。

（五）罪犯的直系亲属、配偶病残，生活不能长期自理，非罪犯本人照顾不可的；女性罪犯因丧偶或者丈夫被判刑，有不满十六周岁子女确需本人抚养的，分别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五个月以上，亲属向监所提起，监所致函罪犯居住地区县公安局、司法局，由罪犯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书面证明，区县公安局、司法局书面建议，经监所的上级机关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或者北京市公安局审核的。

（六）具有科技特殊专业技能，原单位因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国家重大生产建设需要的；统战对象、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因统战工作需要的，分别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五个月以上，并由市级以上有关机关书面建议，经监所的上级机关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或者北京市公安局审核的。

同时具有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所列两种以上情形的，优先适用有利于罪犯的款项。

第四条

符合本规定第一条各项基本条件，但系连续犯罪、数罪并罚、有前科劣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的罪犯、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或者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一罪判处不满十年有期徒刑暴力犯罪的罪犯，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严假释：

（一）原判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五个月以上，余刑在三个月以内的。

（二）原判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罪犯，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 2 刑刑期八个月以上，余刑在六个月以内的。

（三）原判十年以上不满十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一年以上，余刑在九个月以内的。

（四）原判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一年六个月以上，余刑在一年以内的。

（五）原判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减为有期徒刑后，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累计减刑刑期二年以上，余刑在一年三个月以内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的罪犯假释，须征得罪犯所在区县公安局、司法局同意。

同时具有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所列情形的，可以适用本规定第二条。

第五条

专案罪犯、重要罪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犯、邪教组织犯罪骨干分子、犯罪集团首要分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首要分子假释的，根据相关规定先行请示上级机关。

第六条

原判有期徒刑的罪犯假释的，已执行原判刑期的起始时间，应当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原判无期徒刑的罪犯，减刑后假释的，实际执行刑期从无期徒刑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减刑后假释的，实际执行刑期从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七条

罪犯减刑后假释的，间隔一般为一年；上次减刑二年以上后假释的，间隔不得少于二年。

原判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减刑后假释的，间隔不得少于十个月。

未成年时犯罪的罪犯，减刑后假释的，间隔不得少于八个月；上次减刑二年以上后假释的，间隔不得少于一年六个月。

第八条

“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种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

第九条

“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指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一贯表现好，确具备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情形，不致再违法、犯罪的，或者系老年罪犯、残疾罪犯，丧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

第十条

“可以提请减刑、假释的奖励”，是指罪犯在本市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看守所内服刑期间获得的奖励，包括监狱（看守所）改造积极分子、监狱（看守所）嘉奖、监狱（看守所）表扬、重大立功、立功、局嘉奖等。

第十一条

“连续犯罪”，特指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盗窃、诈骗、涉毒等连续作案二起以上的故意犯罪。

第十二条

“前科”，是指罪犯在判刑前曾受过刑事处罚。“劣迹”，是指罪犯在判刑前曾受过行政拘留、强制劳动、少年管教、劳动教养等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假释工作实行监督。监所在向人民法院提请假释的同时，应将拟提请假释的罪犯名单、提请假释建议书，书面通报派出人民检察院或者派驻检察室，派驻检察人员应当列席监所提请假释评审会议。人民检察院对提请假释有异议的，可以向有关人员调查、调阅有关卷宗，发现违反法律或者有关规定的，应当在五日内向监所提出书面纠正 3 意见，监所在五日内回复书面查证结果。

第十四条

在人民法院作出假释裁定前，监所发现提请假释不当的，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撤销提请假释意见书，人民法院作出准予撤销提请假释决定书。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假释裁定及时送达提请假释的监所、派驻监所的人民检察院、罪犯居住地的区县人民检察院、司法局、公安派出所以及罪犯本人。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假释裁定不当的，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收到书面纠正意见后，应当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在一个月内作出最终裁定。

第十七条

监狱罪犯在看守所羁押期间，具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线索等行为，后经查属立功、重大立功尚未兑现的，由北京市公安局审核，具函并附相关证据、法律文书，转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依法办理。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二○○七年七月一日起执行。北京市原有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本规定与新实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不一致的，执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第十九条

二○○七年六月三十日前获得可以提请减刑、假释奖励的，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可以选择适用本规定或者原规定。

第二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人身伤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

发文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2000-7-11

执行日期：2000-7-11

市第一、第二中级法院，各区、县法院：

1990年8月市高级法院印发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施行已十年，部分内容已不适用，根据审判实践的需要，我院经第十九次审委会讨论，现下发《关于审理人身伤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供处理有关民事案件时参照试行。如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问题作出新的规定，请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执行。市高级法院1990年8月印发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中与本意见不一致的部分自本意见下发后停止执行。执行本意见中有何问题，请向市高级法院民庭报告。

二000年七月十一日

关于审理人身伤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为正确审理人身伤害赔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审理人身伤害赔偿案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1、侵权行为致人身体一般伤害（指经治疗能够恢复健康，尚未造成残疾）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受害人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就医交通费、就医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等合理费用。

侵权行为致人身体一般伤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2、侵权行为致人残疾的，侵害人除应赔偿第一条第一款所列费用外，还应该赔偿残疾者的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所扶养的人的必要生活费，受害人并可以请求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3、侵权行为致人死亡的，侵害人除应赔偿第一条第一款所列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的必要生活费及死亡赔偿金（即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4、医疗费包括受害人为治疗伤疾而支付的挂号费、检查费、治疗费、手术费、医药费、住院费等费用。确定医疗费的数额应以医疗单位的诊断证明和医疗费单据为凭。

5、受害人应根据就近医疗原则选择医院治疗，确有必要转院治疗的，应经初诊医院允许。受害人擅自在就诊医院以外的医疗、药品销售单位接受治疗和购买药品的费用原则上不予赔偿，但确有正当理由的除外。

6、受害人需要继续治疗的，侵害人还应赔偿继续治疗所需的医疗费。受害人伤疾已经治愈而仍继续不必要的诊治所造成的费用支出，属于扩大的损失，不予赔偿。当事人对是否治愈有争议的，应当根据治疗单位的诊断证明或法医鉴定结论认定。有证据证明的其他不合理的医疗费用，不予赔偿。

7、因侵害引起受害人其他疾病复发或诱发其他疾病的，应根据侵害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因果关系难以确定的，应经有关专业部门鉴定。

8、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因其所在单位已垫付或报销医疗费而消灭，受害人仍得以自己名义请求侵害人支付医疗费。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可将处理结果告知受害人所在单位。

9、误工费是受害人因受伤害不能工作而丧失的工资、奖金等合法收入。误工费的赔偿标准是：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一般应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额计算，受害人固定收入超过我市职工上一平均收入3倍的，按3倍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参照受害人上一年的平均收入酌定，也可以参照当地同行业、同等劳力上一年的平均收入酌定。

10、受害人误工时间应根据受害人治疗及恢复所实际需要的时间确定。当事人对误工时间有争议的，可参照受害人伤情和治疗医院出具的治疗时限证明或法医意见等有关证据认定。

11、致受害人残疾的，在定残前应赔偿误工费，定残后则赔偿残疾生活补助费，二者不应重复计算。

12、受害人在治疗期间或治疗后生活仍不能自理，需要设专人护理的，护理人员的误工损失或劳动报酬，由侵害人承担。护理人员的误工损失一般按其实际收入损失额计算；实际收入过高的，参照劳务市场上雇佣临时工的一般报酬标准的3倍以下酌情确定。雇人护理的护理费的赔偿标准，可按照当地有关部门公布的家政劳务市场上雇聘临时工护理同类病人一般应支出的费用计算。

13、护理人数应考虑受害人实际需要，根据治疗单位提出的护理意见或法医意见确定。

14、护理期限应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为止。受害人因残疾而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按其可能生存的年限确定护理期限（可能生存年限为：我市人均期望寿命减去受害人当前年龄，最低不少于5年）。

15、就医交通费应根据受害人及其陪护人员到医院治疗和转院治疗中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计算。

16、交通工具一般应以当地普通交通工具为限，为抢救或治疗、就诊需要而必须租乘其他车辆的，费用应予赔偿。交通费赔偿应以正式票据为凭，并与前往就医的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一致。

17、受害人住院治疗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可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给予赔偿。

18、营养费是指受害人为辅助治疗或使身体尽快康复而购买日常饮食以外的营养品所支出的费用。受害人是否需要补充营养，应根据治疗医院或法医的意见确定。营养费给付标准可根据受害人实际需要补充营养情况酌定。

19、残疾者生活补助费赔偿标准是：我市上一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标准X受害人伤残等级指数X赔偿期限（赔偿期限为我市人均期望寿命减去受害人定残时的实际年龄，但最低不应少于5年）；定残时受害人的年龄等于或超过全市人均寿命的，赔偿5年。

20、残疾用具费应当根据伤残结果和实际需要，按照国产中档用具费用标准予以赔偿。今后需要定期更换残疾用具的，所需费用可以一次性支付，也可以待今后实际发生费用后另行解决。

21、被扶养人的必要的生活费请求权人包括与受害人之间存在法定抚养、赡养和扶养权利义务关系的人，以及与受害人之间没有法定扶养关系，但事实上一直由受害人扶养的人。

22、被扶养人的必要的生活费给付数额，应根据受害人实际负担数额、扶养请求权人的经济状况确定，被扶养人还有受害人以外其他扶养义务人的，扶养费应按照受害人应承担的比例确定。

23、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扶养费的给付年限一般至其成年为止；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收入来源的，按其可能生存的年限（我市人均期望寿命减去被扶养人实际年龄）给付，最低不少于5年；受害人的扶养能力的年限短于此年限的，按受害人具备扶养能力的年限计算，最低不少于5年。

24、丧葬费包括丧葬过程中支出的合理费用。给付数额可参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丧葬费给付标准。

25、侵权行为致人身体伤残，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可以根据受害人承受的肉体与精神痛苦情况给予一定金钱慰抚，给付数额可以根据伤残程度及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予以裁量。因侵害行为致受害人残疾的，赔偿数额一般不超过我市城镇职工上一年平均工资收入的5倍。受害人身体受到一般伤害，造成严重后果，确有必要给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参照致人残疾的情况酌减。

26、死者的近亲属以受害人死亡给自己造成精神痛苦为由请求死亡赔偿金的，应予支持。赔偿金数额可根据致害行为的性质、致害人的过错程度、请求权人所受痛苦之程度以及其与死者的关系等酌定，但一般不得超过我市城镇职工上年平均工资的10倍。死者的近亲属限

于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缺位的，形成赡养、抚养、扶养关系的其他近亲属有权请求死亡赔偿金。

27、对于损害事故的发生，受害人也有过错的，应根据其过错的比例酌情减轻致害人的赔偿责任，包括经济赔偿责任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28、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涉及的索赔精神损失问题，按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执行。

29、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本意见由高级法院民庭负责解释。

附：

1、我市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收入1998年为12285元，1999年为13778元。

2、我市人口平均期望寿命1998年为73岁。

3、我市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标准1999年为7499元，1998年为6971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第三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2010-02-13 07:08:00 来源: 北京日报(北京)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提出意见。2009年的主要工作

在市委的领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全市法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从严治院、公信立院、科技强院、人才兴院，依法审理各类案件，保障当事人在首都法院打一个公正、明白、便捷、受尊重的官司，审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主动适应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新期待，加强审判管理，维护司法公正

2009年全市法院受理各类案件424707件，审结421218件，同比分别上升7.8%和9.4%。在审判任务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更加注重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更加注重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更加注重工作机制创新，努力做到公正司法、为民司法、高效司法。

坚持从严治院，提高司法公信力。将公正作为法院工作的生命线，以严格管理促进公正司法，以公正司法取信于民。一是加强审判质量检查。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工作的意见》，各法院均设立专门机构开展案件评查工作，对所有庭审活动全程监控，对全部案件随机抽查，全年评查案件29264件，对发现的问题实行责任倒查，进行公开点评。二是加强审限管理。制定《关于提高审判效率、加强审限管理的意见》，对延长审限的案件严格审批，并向当事人作出说明。全年法定审限内结案率达到95.3%。三是强化审级监督。发挥二审程序的监督、纠错、补救功能，促进执法标准统一。严格审判监督程序，依法再审改判、发回重审案件364件。四是规范司法行为。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编制了《立案工作规范》，明确了各类案件的受理程序，修订了各项审判的《办案规则》和《书记员工作细则》，使司法行为有规范、检查考核有标准、群众监督有参照。五是召开全市法院司法公开专项会议，在审判工作的各个环节落实公开制度，增强审判工作的透明度。在互联网上对1336件案件进行庭审直播，占全国法院网络直播案件的75%。

坚持为民司法，方便当事人诉讼。一是针对有的当事人不了解诉讼流程的情况，制定《关于诉讼引导工作的规定》，在各法院立案大厅设立导诉员，保证当事人到法院有人接待、咨询问题有人回答、诉讼活动有人引导，让当事人明白地打官司。二是针对当事人递交诉讼材料找不到法官的情况，制定《关于诉讼材料收转工作的规定》，在各法院设立诉讼材料收转窗口；对老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当事人，实行电话预约立案、登门调解等做法；审判人员带案下乡，全年就地巡回审结案件9284件；一些法院开设了假日法庭、晚间法庭，让当事人便捷地打官司。三是制定《关于案件查询工作的规定》，在各法院设立案件查询窗口，并探索开通电话和网络查询方式，方便当事人及时了解案件办理进度，让当事人放心地打官司。四是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全年依法准予减、缓、免交诉讼费1522.8万元，让当事人打得起官司。五是在审判活动中，注重司法礼仪，平等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做好判后答疑工作，让当事人打一个受尊重的官司。

坚持科学管理，提高办案效率，努力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一是全市法院开展审判事务集中管理，由审判辅助人员集中办理上诉案件移转、委托司法鉴定、实施诉讼保全等9项工作，提高了事务性工作的办理效率，并将法官从大量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保障法官有更多时间审理案件。二是实行案件繁简分流，基层法院设立速裁审判庭，专门办理案情和法律关系简单的案件，全年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案件194183件。三是将全部案件的办

理流程、质量标准、审理期限纳入计算机信息化管理，促进审判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让当事人享受到法院信息化建设的成果。国家工信部、市信息办对我市法院将信息化建设与审判管理相结合给予“深度融合、精细管理”的高度评价。

二、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法院工作的新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审理各类案件

全市法院按照“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和“平安国庆”的要求，依法做好各项审判工作，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依法保障首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市高级法院主动研究审判对策，制定了《商事审判应对金融危机的若干意见》、《公司清算办案规范》等指导性文件。一是在审理合同案件中，对因资金链断裂、暂时无力履行合同义务的企业，给予合理的宽限期；对借口金融危机主动违约的行为，不予免除法律责任，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全年审结合同案件152128件，同比上升8.3%。二是在破产案件审理中，对符合法定破产条件的企业，依法进行破产清算，让不适应市场的企业有序退出，促进首都产业结构调整；对有发展前景的企业，运用重整、和解制度，尽可能维持企业的生存。例如，北京五谷道场公司负债6.2亿元，破产清偿率仅为2.76%。考虑到该企业仍有发展前景，法院说服600多名债权人对重整方案达成一致意见，使企业优质资产得以盘活，2000多名职工的就业得到保障，工资和保险费得到全额清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全年受理破产案件102件，同比增长21.4%。三是在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中，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同时注意保护企业正常用工权利，全年审结劳动争议案件20899件，同比上升49.4%。四是平等保护境内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法审结中外合资纠纷、外商撤资纠纷、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等涉外、涉港澳台案件2340件，同比上升18.9%。

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增强群众在首都生活的安全感。全市法院将维护首都社会稳定作为首要任务，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全年审结刑事案件21052件，判处罪犯21747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2974人。一是依法严惩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与有关部门会签《关于健全扫黑除恶工作机制的意见》，审结了李海忠等涉黑恶势力案件。针对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增多的情况，与有关部门会签《关于依法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维护首都经济秩序的意见》，加大赃款赃物处理力度，尽量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全年审结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47件，涉案金额45亿元。二是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积极开展反腐败斗争，审结相关案件160件。三是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对10名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对未成年被告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寓教于审，并在结案后进行回访帮教。全年对526名未成年人判处非监禁刑，重新犯罪率在1%以下。

妥善调处民事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一是审结涉及住房、医疗、教育等民事纠纷50442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审结婚姻家庭、遗产继承案件32902件，注重保护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涉军案件，探索建立保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工作机制。二是按照“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将调解工作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各个环节，以诚心、耐心和责任心及时化解影响群众生活的矛盾纠纷。注意发挥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的作用，推广了知名企业家参与调解商事纠纷的制度，与保险业协会共同建立了保险纠纷联合调解机制，尝试了委托市医学教育学会对医患纠纷进行无偿公益调解。全年民事案件调解撤诉率达53.4%，一审服判息诉率达83.5%。全市法院还积极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全年在立案前化解纠纷11735件。最高法院对我市法院调解工作进行了通报表扬。三是畅通申诉渠道，市高级法院全年审结申诉复查案件4877件，同比上升45%。对涉诉信访问题，三级法院正副院长和办案法官联合接访，努力解决信访当事人的合法合理诉求。

依法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服务“科技北京”建设。针对北京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新类型案件多的特点，积极开展前沿研究，采取专业咨询、技术鉴定、专家陪审等方式解决技术难题。落实《国家知识产权纲要》，扩大了知识产权受案范围。在崇文、宣武、石景山、昌平区人民法院新设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全年审结知识产权案件8068件，同比上升22.5%，案件数量居全国之首。

依法审理行政案件，促进和谐行政关系的形成。制定《关于在行政审判中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意见》，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起诉得到依法及时受理。对违法行政行为，依法判决撤销，并建立行政案件通报制度，及时向有关行政机关通报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对重大项目建设引发的征地、拆迁行政案件，加大协调力度，建议行政机关完善具体行政行为，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障重点工程建设顺利进行。全年审结行政案件7321件，同比上升32.6%。

改进和加强执行工作，实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是对恶意隐匿财产、长期逃避义务的被执行人，依法采取拘传、拘留、罚款、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建立与公安、房管、银行等部门的联动机制，尽最大可能查车辆、查房产、查股权、查存款、查被执行人下落，维护法律的权威。二是对申请执行人生活困难、被执行人又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涉民生的案件，依靠党委政府的支持，通过司法救助解决，化解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三是推进执行机构和执行管理改革，成立执行局，将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分离，实行分权制约，提高执行效率。全年清理历史执行积案48075件，执结标的额226亿元，还执结现案104915件，执结标的额462.2亿元。

三、主动适应审判队伍状况的新变化，提高司法能力，确保公正廉洁

为适应队伍状况的新变化和审判工作的新要求，全市法院坚持将队伍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着力从三个方面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着力提高司法能力，保证审判队伍具备依法办案的综合素质。一是提高法律适用能力。针对新法律和司法解释陆续实施、新类型疑难案件不断出现的情况，市高级法院举办各类培训班35期，培训5875人次，全市法院每名干警全年都完成了不少于100学时的培训任务。各法院还积极开展疑难案件研讨、优秀裁判文书展评、改判发回案件讲评等活动，切实提高审判人员的业务能力。二是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加强与经济和社会管理部门的交流，选派法官到相关部门挂职锻炼。将年轻法官放在审判一线、信访接待部门听取群众意见，了解法院工作存在的问题。开展法官教法官工作，在全市法院选聘了329名优秀法官担任指导教师，“一对一”地对年轻法官进行指导。三是提高把握国情和社情民意的能力。组织审判人员到农村和社区考察，开展“听呼声、走百家、送服务”活动，增进对社情民意的了解。探索面向社会招录法官，2009年录用了13名大学生“村官”。

着力维护公正廉洁，保证审判人员具备公正司法的良好品格。一是坚持廉政教育经常化，开展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教育。全市法院集中开展了警示教育月活动，认真分析审判工作中容易发生问题的环节。二是加强廉政监督的实效性，在各审判庭和执行部门设立廉政监察员，制定《关于开展廉政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加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三是严格落实市高级法院关于禁止违反规定干预案件审理和执行等“五条禁令”，全年查处违纪违法人员11人。

着力改进审判作风，保证审判队伍具备为民司法的强烈意识。一是加强民意沟通，建设“开放式法院”，让法院成为群众参与法制活动的公开场所。向社会公布了投诉电话和电子邮箱，对群众来电来信做到件件有答复。二是加强作风检查，在法庭、立案和信访窗口安装监控设备，组织特邀监督员对审判作风进行明查暗访，对监控、检查发现的作风问题，在全市法院进行通报。（下转第七版）

（上接第六版）三是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全市法院深入开展了学习“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宋鱼水的活动；同时开展了学习全国模范法官朝阳法院钟蔚莉、全国十大政法英杰海淀法院马军、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标兵市二中院周瑞生等先进典型的活动，组织宣讲团，召开“以案析理”报告会，让先进典型通过具体案例讲解司法为民的做法和体会。房山法院法官厉莉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和推迟生育的压力，自费往返上海，两次为下岗职工的女儿捐献骨髓，体现了首都法官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2009年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四、主动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不断改进工作

全市法院将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作为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作为对法院工作的有力支持。

认真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议。为落实市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市高级法院制定了落实方案和任务分解，对各项工作逐一确定分管领导、责任单位和办理期限。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邀请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审结检察机关抗诉案件125件，依法改判、发回重审45件。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市高级法院关于商事审判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提出了加强商事审判工作的具体意见；各区县法院也向区县人大专项报告了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民事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等工作。

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对市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收到的24件代表建议，市高级法院逐一研究，每件建议的办理都由院级领导直接负责，在办理过程中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办结后当面答复，其中18件建议已经落实；关于在法院设立银行收费点，方便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等6件建议的办理取得了积极进展，代表均表示满意。还邀请代表视察法院，旁听庭审，参加调解、执行、信访接待等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法院工作的发展。

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发挥人民陪审员参与、监督审判的作用，全年有14个区县人大常委会任命人民陪审员1267名，市高级法院对人民陪审员开展了集中培训，扩大了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的范围，全年参审案件22368件，同比上升36.2%。认真听取政协委员、特邀监督员、律师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加强与媒体的沟通，更有效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各位代表，一年来，全市法院能够完成繁重的审判任务、化解大量矛盾纠纷，离不开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社会各界的领导、监督和支持。刘淇同志参加了纪念北京市法院成立60周年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全市法院继承光荣传统，创造新的业绩，努力创建首善之院。市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多次深入法院指导工作，各位代表就加强审判管理、提高法官素质等方面提出了许多诚恳的意见建议，帮助法院解决了许多困难。在此，我代表全市法院，向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与形势任务的要求相比，全市法院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司法为民和公平正义的意识有待提高。当前，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期待和关注度越来越高，案件处理的难度越来越大，审判工作不但要保障首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还要充分保障当事人的个体权益，既要实现公正高效的法律效果，还要追求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面对新形势，审判队伍的为民意识、公正意识、在公开透明环境下严格依法办案的意识都需要进一步增强。二是审判管理有待加强。在案件数量持续增多、工作标准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全市法院审判质量管理、考核指标、激励机制都有待改进和加强。三是司法能力有待提高。近年来审判队伍出现了高学历、年轻化现象，尽管法律专业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准确适用法律、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有待增强，年轻法官的培养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四是工作机制有待完善。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诉讼调解与非诉调解的衔接机制有待健全；在执行工作上，法院与有关部门的联动机制需要继续完善；对涉诉信访的困难群众，司法保护与社会救助有机结合的工作机制尚未建立。对这些问题，我们要认真加以解决。

2010年的工作任务

各位代表，2010年全市法院工作的总体思路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保障当事人在首都法院打一个公正、明白、便捷、受尊重的官司，切实维护司法公正。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围绕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在能动司法、发挥审判职能上下功夫。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对市高级法院商事审判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妥善审理合同纠纷、股权纠纷、企业破产等案件，总结审判工作应对经济形势变

化的经验。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促进自主创新。坚持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全力维护首都社会稳定。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提高调解质量，注重调解协议的实际履行，对调解不成的案件，依法及时作出判决，并做好息诉服判工作，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在行政审判中，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加强诉前调解，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将更多纠纷解决在诉讼形成之前。做好司法建议、法制宣传等工作，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二、围绕公正廉洁司法，在制度建设、科学管理上下功夫。针对审判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完善制度规范、加强监督检查、落实审判责任，确保严格依法办案。加强审级监督，依法审理二审案件和再审案件，发挥我国司法制度内在监督机制的作用。加强审判质量检查，将基层法院审判监督庭的主要职能确定为案件评查，利用信息化手段对诉讼过程实行全程监督，落实责任倒查机制，切实规范司法行为。加强案例指导工作，促进执法标准统一。完善审判质量效率考评机制，加大考评力度。推进司法公开，增强审判工作透明度。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人民陪审员依法参与和监督审判工作。加强廉政制度建设，严禁法院各级领导超越职权、违反工作程序过问案件，严禁法院工作人员私下为当事人转递诉讼材料，严格执行法院退休调离人员离职两年内不得在本市法院代理案件，两年后不得在原任职法院代理案件的规定，对违纪违法行为，严肃予以查处。

三、围绕司法为民，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落实便民利民措施上下功夫。妥善审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民事案件，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加大执行工作力度，以强化执行管理为核心，推进执行改革，提高执行效率，建立执行救助机制，切实解决执行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健全涉诉信访工作机制，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努力解决涉诉信访问题。完善便民诉讼举措，形成有首都法院特色的司法为民机制。尊重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进一步方便律师参与诉讼活动。

四、围绕抓基层、打基础，在法院自身建设上下功夫。增强审判队伍司法为民意识，坚持法院工作的正确方向。加强职业道德和司法能力建设，将培养合格法官队伍作为重大责任，创新教育培训方式，提高审判队伍适用法律和调处矛盾的水平。深入开展学习先进典型的工作，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加强基层人民法庭建设，解决33个人民法庭的改扩建问题，充实人民法庭的审判力量，尽量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促进基层法制建设。

五、围绕接受监督，在完善和落实接受监督的工作机制上下功夫。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结合今年向市人大常委会的专项工作报告，进一步加强法院制度建设，强化内部监督，确保司法公正。提高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质量，积极探索与人大代表加强联络沟通的有效方式。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办理政协委员的提案。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依法审理抗诉案件。

各位代表，全市法院将在市委的领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增强维护首都社会稳定的紧迫感，增强人民法官为人民的责任感，增强维护公平正义的使命感，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做出更大的努

第四篇：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007年1月28日在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慕平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市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2006年的主要工作

2006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在市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建设和谐社会首善之区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依法惩治刑事犯罪，努力维护首都和谐稳定

全市检察机关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着眼于“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的顺利推进，依法履行刑事检察职责，努力保障社会安定有序、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认真履行审查批捕和起诉职责，依法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在刑事犯罪持续高发的情况下，全市检察机关通过履行批捕、起诉职责，严格审查犯罪事实，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群众利益、影响首都稳定和正常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共批准逮捕22306人，提起公诉26581人，同比分别上升3.3%和5.9%，为维护首都稳定发挥了职能作用。

努力提高办案质量，切实做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举。秉承公正、客观的原则，严把案件质量关，既依法指控犯罪，又切实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案件质量进一步提高，已起诉案件有罪判决率达99.99％,确保有罪的人依法受到惩处;同时，对不符合逮捕标准和起诉条件的，依法作出不批捕决定3441人，作出不起诉决定522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作出不批捕决定的案件中，审查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占35.9％，证据不足的占31.6％，无逮捕必要的占32.5％；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中，审查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占11.5％, 证据不足的占28.4％，因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处罚的占60.1％。

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对不同犯罪区别对待，依法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一方面，与公安、法院等部门紧密配合，依法逮捕、起诉故意杀人、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恶性犯罪，特别是按照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开展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513人，提起公诉426人，并依法查办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0人，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另一方面，对普通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做到从宽处理，努力减少社会对立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法能够不予批捕和起诉的，一般不予批捕和起诉；对初犯、偶犯、过失犯、未成年犯等，依法向法院提出从轻从宽处理的意见；

积极做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二、坚决查办和积极预防职务犯罪，不断推动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 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对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全市检察机关按照中央和市委关于反腐败工作的总体部署，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加强查办职务犯罪工作。

依法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犯罪。面对反腐败任务艰巨、查办案件难度加大的情况，全市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拓宽案源，健全侦查一体化机制，加强办案的统一指挥协调，提高侦查破案能力。突出查办大案要案和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321件363人，其中，涉及中央单位79人。集中力量查处了一批有影响有震动的案件，其中，百万元以上大案31件，县处级干部51人，厅局级24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近3亿元。依法审查起诉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等省部级干部受贿案。在办案中，我们注重深挖群众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继2005年查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受贿案后，又侦破了该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一系列案件，受到中纪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充分肯定；集中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严肃查办破坏市场经济秩序、阻碍社会诚信体系建立的商业贿赂犯罪，坚持“抓系统、系统抓”的有效策略，深入工程建设、产权交易、医药购销等行业和领域，依法查办国家工作人员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69件179人。在医药购销领域查办48件52人，在图书销售领域查办32件38人，并深挖出近千件线索移交其他省市司法机关，现有400余件线索被立案侦查，对净化行业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还协助其他省市查办职务犯罪969件，追逃抓捕犯罪嫌疑人41人，为国家反腐败大局作出了贡献。

依法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共立案侦查30件31人，其中，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重特大渎职案件15件，县处级以上要案9人。深入开展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渎职犯罪专项活动，立案侦查25件22人，依法查处了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孙鹤龄涉嫌滥用职权、造成经济损失230万元等案件。围绕事关群众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问题，重点查处危害公共安全、造成重特大责任事故的渎职侵权犯罪，积极介入调查30余起，立案侦查3件。严肃查处住房公积金、税务机关等领域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努力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市场经济秩序。

深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按照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积极参与党委领导下检察机关发挥职能作用的社会化大预防网络建设。与纪检监察部门、工程建设方签署廉政协议，共同推进奥运“阳光工程”建设。结合我们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在市检察院业务楼设置教育警示展览，并被市纪委确定为北京市反腐倡廉法制教育基地，近3000名党员、干部参观了展览，有力促进了我市廉政文化建设。同时，不断深化个案预防、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积极向社会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深入企业、机关、学校，举办法制讲座80余次，提供法律咨询4000余人次，充分发挥了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

三、依法开展诉讼监督，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全市检察机关遵循公平正义的目标，围绕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依法行使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努力促进司法公正。

加强立案和侦查监督。普遍与工商、税务等部门建立移送刑事案件制度，采取召开联席会、重大案件提前介入等措施，依法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共受理立案监督线索155件，要求侦查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110件，通知立案12件18人；对应当逮捕而未提请逮捕的，依法追捕21人，对应当起诉而未移送起诉的，依法追诉37人；对侦查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等行为，发出纠正违法意见书14件。加强民事行政和刑事审判监督。针对大量民事纠纷进入司法领域，民事行政案件大幅上升，人民群众对公正高效裁判的呼声越来越高的实际情况，加大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力度。认真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等类案件，积极服务创新型城市建设。及时办结商品房买卖、劳动争议等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有效回应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诉求。共审查结案1604件，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71件，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8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4件，法院现已改判11件。在刑事审判监督方面，对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量刑明显不当的案件，依法提起抗诉48件，现已改判9件。

加强对监管活动和刑罚执行的监督。进一步完善监督制度，会同市公安局联合下发《加强看守所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实现了对看守所的联网监控，防止超期羁押，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开展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及监外执行人员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项检察，加强对劳动教养工作的监督，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发现和纠正。

四、立足检察职能，积极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全市检察机关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围绕发展第一要务，主动服务首都工作大局。

发挥检察职能，积极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按照中央和市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示精神，全市检察机关主动开展了“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工作。依法打击各种影响农村稳定、侵害农民权益、危害农业生产的犯罪活动；完善送法下乡机制，提高农村干部和村民的民主法制意识；针对公共财政大量投入农村基层建设的情况，帮助农村基层组织健全防范机制，12个区县检察院与93个乡镇建立联系制度，完善村务公开、土地专项资金使用、财务管理等项工作；妥善处理“涉农”信访案件，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努力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坚持执法为民，不断深化便民维权工作。认真落实宪法人权保障原则，健全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机制，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开展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防止刑讯逼供，促进文明执法；试行公开听证制度，有的检察院在案件作出处理决定前，根据具体情况，召集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代理人、社会代表参加公开听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完善听取律师意见制度，保障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执业权利；探索轻伤害案件和解制度，积极调解因民事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推行办案公示制和诉讼理由说明书制度，及时向诉讼当事人公示案件进展情况，依法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确保办案过程公正透明；落实检察环节的司法人文关怀，推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专人办理制度，设置残疾人无障碍通道，设立申诉来访触摸屏，改善接待环境，把服务群众落到实处。

开展排查调处工作，努力化解矛盾纠纷。认真落实执法为民的要求，拓宽群众利益表达渠道，完善检察长接待日制度，各级院检察长接待群众2000余人次。深化控告申诉案件首办责任制，办理举报和控告申诉信访8255件，认真解决合理诉求。集中开展了处理涉检信访工作，不断完善涉检信访处理机制，建立涉检信访预警制、重点案件领导包案制、信访考评制和责任追究制，认真办理排查出的32件涉检上访重点案件，努力做到案结事了、息诉罢访。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确有错误的案件，坚决予以纠正，对应该给予赔偿的，依法作出赔偿决定8件，维护了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利。同时，对人民法院作出的正确判决、裁定，耐心地向申诉人析法讲理，认真做好息诉服判工作，维护司法权威，促进社会和谐。

参与综合治理，积极服务平安奥运建设。按照举办奥运会对首都社会治安秩序的要求，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积极参与奥运安保防控体系建设，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促进首都社会安全稳定；针对办案发现的问题，及时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整改，堵塞漏洞；通过媒体、检察开放日等多种途径，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为实施“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五、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执法水平

坚持以公正执法为核心，以专业化建设为方向，全面提升检察队伍的执法素质和能力。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按照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市委政法委的部署，组织开展了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通过采取集中培训、专家辅导、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加强检察干警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教育，着力解决执法思想、执法观念、执法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进一步统一了全体干警执法思想，改进了执法作风。

积极开展执法规范化建设。坚持边教育、边改进、边建设，制定完善了加强办案管理确保公诉案件质量等26项制度。开展审查逮捕工作、出庭公诉工作等专项检查，从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入手，认真进行整改，进一步完善了办案程序，统一了批捕、起诉工作标准，规范了职务犯罪侦查等行为。认真落实执法责任追究，通过开展错案倒查，追究了4名检察人员的执法责任。

努力提高队伍专业化素质。严把职业准入关，择优招录高校应届毕业生充实基层检察队伍。立足岗位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培训，积极参与国际司法交流，加强检察实务与理论研究。深入推进队伍专业化管理，建立健全各类检察人员职位说明书，探索检察官遴选机制和分类管理模式，完善绩效考评体系，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队伍管理水平。采取挂职锻炼、轮岗交流等措施，着力培养高素质检察队伍。去年，在全国检察机关的竞赛评比中，有3名检察官被评为“全国十佳公诉人”，2名检察官分别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检察官”、“全国检察业务专家”，4个基层检察院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先进集体，充分显示了首都检察队伍的素质和水平。

注重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以区县换届为契机，调整充实了区县检察院各级领导班子，进一步优化班子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为首都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狠抓班子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结合市院领导干部中发生的严重违纪问题，深入开展警示教育，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和改进检察委员会的建设，进一步规范了检察委员会的学习、工作、业务研究制度，增强了检察委员会的议事决策能力。

六、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不断提升检察工作水平

全市检察机关牢固树立监督者要首先接受监督的意识，自觉把检察工作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认真落实人大的各项决议，向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汇报，主动邀请人大代表视察工作51次，依法及时办结代表意见和建议。拓宽接受外部监督的渠道，组织特约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和专家咨询监督员活动387人次，深入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增强工作透明度。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人民监督员监督办理43件不服逮捕决定、拟撤销、拟不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促进了检察权规范、公正行使。

各位代表，全市检察工作的成绩，离不开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离不开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 离不开政府、政协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各级党政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全市检察工作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与党和人民的要求及首都的特殊地位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一是有些检察人员还没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大局意识、为民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二是执法能力还需提高，一些检察机关存在就案办案、机械执法的倾向，做群众工作和化解矛盾的能力不强，影响了执法效果；三是队伍的专业素质还不能适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望，影响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四是违法违纪行为仍有发生，尤其是个别领导干部发生严重违纪问题，损害了检察机关的声誉，必须下更大力气抓好队伍的自身建设。对于以上问题，我们高度重视，将认真研究解决。我衷心期待，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更加关注、理解和支持首都检察工作，帮助我们更好地服务社会和人民。

2007年的工作任务

2007年是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年，也是实现“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的关键一年。全市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首都工作大局，不断深化检察工作主题，为党的十七大顺利召开与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认真履行检察职责，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

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履行批捕起诉职能，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促进社会安定有序与经济平稳发展。继续加大查办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工作力度，坚持打防结合，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切实强化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在检察环节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司法保障。

二、继续开展执法规范化建设，切实促进公正执法

按照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市委政法委的统一部署，认真落实为期三年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的总体要求，围绕人民群众关注的执法环节，全面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健全完善执法责任、执法管理和执法监督三大体系，为公正高效执法提供保障。

三、坚持改革创新，努力提高法律监督能力

围绕影响和制约首都检察工作发展的重点问题，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改革的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检察改革。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不断拓展检务公开途径，积极改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方式，进一步健全诉讼活动监督机制，推动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四、狠抓队伍建设，不断提升队伍的整体素质

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打牢检察工作的思想基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干部服务大局和廉洁自律的能力。狠抓队伍专业化建设，加强干部交流和人才培养，提高队伍的岗位实践能力。坚持从严治检，进一步抓好纪律作风建设，树立公正、文明、清廉的执法形象。

五、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确保检察权正确行使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及市委关于贯彻《决定》的意见，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市委的中心任务，全面开展检察工作。深入学习贯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向人大常委会报告规范执法行为的情况，虚心听取人大代表的意见，拓宽接受监督的渠道，不断提升检察工作水平。各位代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在市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正确领导下，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认真落实本次大会决议，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忠诚捍卫法律尊严，努力维护公平正义，为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作出新的贡献！

第五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2004年2月24日 京高法发[2004]50号）

市第一、第二中级法院，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各区、县法院，各铁路运输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已于2004年2月9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次会议通过，自下发之日起试行。现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及其说明一并印发给你们，望组织有关审判人员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执行中注意总结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高院民二庭。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 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2004年2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第116次会议通过）

一、诉讼主体问题

1．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中的筹备组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中的筹备组没有独立的财产，不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因公司筹备组行为发生的民事诉讼，公司依法成立的，以公司为当事人；公司未成立的，以负责成立、组织筹备组的创办人或发起人为当事人。

2．职工持股会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凡经过核准登记，取得社团法人资格的职工持股会即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未经登记而以职工持股会名义进行集资入股活动的，以负责组织、发起人为诉讼主体。

3．涉及股东会议、董事会议的诉讼如何确定被告?

涉及因股东会议、董事会议而提起的诉讼包括要求召开股东会议、董事会议，请求确认股东会议、董事会议决议效力，请求撤销股东会议决议、董事会议决议案件。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代表公司行使法定的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职权；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是公司的执行机构。股东会议、董事会议的召开及决议均属于公司法人行为，此类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

根据无效的股东会议、董事会议决议取得财产利益的当事人可以列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

4．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纠纷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

因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当以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人，即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作为原告或被告，如涉及办理有关股权变更登记纠纷，可以将公司列为第三人。

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因办理有关股权变更登记而产生的纠纷，应当以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取得股东资格的股权受让人为原告，有义务办理公司登记变更的公司为被告，如涉及股权转让事宜，可以将股权转让人列为第三人。

5．股东的签名被他人冒用，导致其股权被转让并丧失股东身份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被告?

实践中该类诉讼分为两种情形：

(1)股东以其签名被他人冒用为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应当以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受让人为被告，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效力；

(2)股东以股东大会对其股权予以转让所作决议无效为由提起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确认股东大会决议效力。

冒用他人名义的责任人在第(1)种情形下可以作为共同被告，在第(2)种情形下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6．因公司与股东以外的第三人签订出资协议纠纷而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

公司与股东以外的第三人签订出资协议，由股东以外的第三人向公司投资，公司承诺给其股东身份，属于公司增资扩股行为。由此提起的诉讼，应当以公司和增资扩股协议的签订人为双方当事人。

公司股东对增资扩股协议有异议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以公司和增资扩股协议的签订人为共同被告。

7．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被告?

股东行使知情权的义务主体是公司，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

8．股东以公司利益受到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不当行为的侵害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

该类诉讼属于股东代表公司利益提起的诉讼，公司股东可以作为原告，被告为作出不当行为的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交易的相对人，公司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9．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股东能否直接提起要求清算的诉讼?

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依法应当进入清算程序，股东在其他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时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要求公司清算的诉讼。公司是被清算的客体，股东是法定的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的股东应当作为该类诉讼的被告。

10．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成立了清算组进行清算，因掌握与公司清算有关的公司档案文件、财务账簿以及印章等的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不向清算组交付上述物品导致清算组不能清算而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

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清算法人后，依法成立的清算组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依法清算是清算组的权利和义务，该权利不能行使时，清算组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不执行股东大会决议，为清算组工作制造障碍的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应当作为被告。

二、股东资格与股东出资问题

11．如何确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

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实际出资数额、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确认股东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具体案件中对事实证据的审查认定，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选择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

12．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股东死亡，其继承人能否直接主张继承股东资格?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具有人合性质的法人团体，股东资格的取得必须得到其他股东作为一个整体即公司的承认或认可。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是与该股东所拥有的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如果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议决议同意该股东的继承人可以直接继受死亡股东的股东资格，在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法院应当判决确认其股东资格，否则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

13．国有企业划拨土地使用权能否直接作为股东出资?

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国有企业划拨土地使用权必须经过国家土地管理部门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审查、评估，由申请人向国家土地管理部门交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将其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折成股本金后方能作为股东的出资。

以国有企业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股东出资，应当以是否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作为认定出资的标准。

14．有限责任公司中持股职工能否退股?

依据我国现行相关政策的规定，持股职工具有实质意义上的股东地位，持股职工与职工持股会、股东代表、工会之间建立信托合同关系，通过股东代表、职工持股会、工会间接行使股东权利。持股职工向公司要求退回股金，本质上产生与股东退股同样的法律后果。按照《公司法》一般原则，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持股职工应当通过转让出资或公司回购的形式将股本金收回。

15．股权转让款已经实际交付，公司尚未办理股权转让确认或变更登记即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股权受让人能否向股权转让人主张撤销或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股权受让人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公司尚未办理转让后的股权确认或变更登记即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致使股权受让人对公司的收益权无法实现，股权受让人只有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下，才有权请求撤销或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该类诉讼，应当由股权受让人承担举证责任。

三、诉讼时效问题

16．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其他股东或公司要求其补足出资，如何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是依据公司章程履行合同义务，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属于违约行为，其他股东有权对其提起要求补足出资的诉讼。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依据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时间起计算。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是对公司的侵权行为，公司有权对其提起要求补足出资的诉讼，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股东因此提起代表诉讼的，亦适用该规定。

17．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如何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

18．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人依据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取得公司对其股东身份的确认，股权转让人要求股权受让人给付股权转让款，如何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人依据股权转让合同要求股权受让人给付股权转让款，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依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给付股权转让款时间起计算。

四、法律适用问题

19．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的法律适用?

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同于有限责任公司，也不是合伙企业，审理该类案件的主要依据是企业章程，并参照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1997年8月6日发布)。

20．涉及企业改制而发生的公司纠纷的法律适用?

涉及企业改制而发生的公司纠纷分为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和基于改制后公司法律关系发生的民事纠纷。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包括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和因企业改制涉及他人民事权益而引发的民事纠纷，该类纠纷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企业完成公司制改造后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基于公司法律关系发生的民事纠纷应当适用《公司法》。

21．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纠纷如何适用《公司法》?

《公司法》第十八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据此，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纠纷应当首先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外资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上述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适用《公司法》。

22．公司章程与《公司法》条款规定不一致时的法律适用原则?

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的协议，是公司的组织准则与行为准则，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公司章程即具有法定约束力。公司章程与《公司法》条款规定不一致时，应当结合具体案件判定所涉法条的性质是否属于强制性规定，凡所涉法条不属于强制性规定的，即不影响公司章程的效力。

五、其他问题

23．已经被法院判决限期清算，并成立了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公司，对于清算组已经确认但拒绝清偿的债务纠纷，如何确定管辖及审理原则?

清理债权债务是清算的内容之一，属于法院判决清算的执行内容。对于清算组已经确认的债务，清算组对债务清偿无异议，但不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可以直接向判决限期清算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清算组对债务的清偿提出异议的，债权人有权对清算组提起诉讼，由法院进行实体审理。

为保障各债权人对于公司清算后的财产平等受偿的权利，便于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的执行，该类案件应当由判决限期清算的法院一并管辖。

24．附则

本“指导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下发之日起尚未审结的一、二审案件适用本“指导意见”；下发之日起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指导意见”。

如本“指导意见”中的具体意见与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不一致的，以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为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说明

公司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伴随着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公司在我国的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民事主体围绕着公司活动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也日益增多。2000年始，我市法院受理的涉及公司纠纷案件逐渐增多，为56件；2001年出现大幅度增长，达132件，同比上升135％；2002年427件，同比上升223％；2003年819件，同比上升92％。

对于我市三级法院来说，涉及公司纠纷案件尚属于新类型案件，案件数量相对少，相当一部分案件属于在我市法院民商事审判中的首例。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需要作出很多属于探索性和开创性的判决，法官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准备工作明显不足。各法院普遍感到审理此类案件难度较大，且由于各法院所处地理位置及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案件审理水平呈不均衡状态。在各法院已经审结的涉及公司纠纷案件中，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裁判不统一的问题，同类案件不同法院作出完全相反的判决，直接影响了法院判决的权威性。

我国《公司法》制定于1993年，经过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公司法》立法的不足已经显露，其法条规定过于简单、原则以及相关制度的缺位，加大了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难度，导致了审判实践中出现裁判结果不统一等诸多问题。为此，我们成立了课题组，重点研究我市三级法院2002—2003年审理的涉及公司纠纷案件，结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讨论以及各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涉及公司纠纷疑难案件，多次召开三级法院和专家学者共同参加的论证会、研讨会，根据我市法院审理涉及公司纠纷案件的情况、特点，形成“关于审理涉及公司纠纷案件的调查研究”调研报告，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形成《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讨论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并召开专家学者、三级法院共同参加的论证会，在此基础上形成送审稿，于2004年2月9日报请高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

现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选择问题的基本思路及问题的来源

由于公司法律制度滞后与缺位、法律关系相对复杂、相关法学理论尚处于研讨中，加之法院受理案件绝对数量少，缺少调研的基础，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涉及公司纠纷案件都会是法院商事审判的难点。涉及公司纠纷案件的法律难点与公司制度的完善、发展及现代公司理念的逐步建立，紧密相关，最终解决有赖于《公司法》的修改和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2004年有可能颁布)。在此之前，当务之急是解决我市法院审理公司纠纷案件中存在的有关程序方面的实务问题。我们把重点放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相关程序问题和部分急需解决的理念问题统一裁判思路，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所规定的有关涉及公司纠纷案件的法律问题，我们均不涉及。

所涉23个问题均来自全市各级法院审理涉及公司纠纷的具体案件，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并结合了三级法院就个案审理举行的专家论证会所形成的意见，以及高院民二庭对个案所做的答复。分为：诉讼主体问题、股东资格与股东出资问题、诉讼时效问题、法律适用问题、其他问题五个部分。

二、主要问题的说明

(一)诉讼主体问题

涉及公司纠纷的案件可分为涉及公司内部诉讼的案件与外部诉讼的案件，前者主要发生在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公司、股东、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之间；后者主要发生在公司股权纠纷中涉及投资环节和转让环节中的公司、股东与相对人之间。由于相关的许多权利义务主体存在表面形式和实体权利义务的交叉，导致涉及公司纠纷案件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如公司的义务与高层管理人员的义务之间的交叉，公司的权利义务与股东的权利义务之间的交叉；加之原告起诉时往往同时选择多个诉讼请求导致多个权利义务主体交叉，如请求公司清算与盈余分配、请求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与变更股东登记等，使得准确确定诉讼主体成为法院审理涉及公司纠纷案件的一个难点。由于认识上的不统一，导致各法院在受理同类案件时确定诉讼主体不一致，出现了同类案件各法院所列当事人不同的情况，如某股东以公司其他股东为被告，在甲法院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甲法院以应以公司为被告为由，裁定驳回了该股东对其他股东的起诉。该股东按照甲法院的裁定到乙法院以公司为被告(未变更诉讼请求)起诉，又被乙法院以公司非适格被告，诉讼主体不当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指导意见”依据原告据以提起诉讼的法律关系、诉讼请求内容的权利义务直接承担主体、与诉讼请求内容是否存在利害关系等确定诉讼主体。

对下列问题，讨论中存在争议：

1．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股东能否直接提起要求清算的诉讼?

讨论中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依法应当进入清算程序，股东在其他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时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要求公司清算的诉讼。公司是被清算的客体，股东是法定的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的股东应当作为该类诉讼的被告。

第二种意见：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召开股东大会对公司清算作出决议，在未召开股东大会前，提起诉讼的股东亦是负有清算义务的主体，对其要求其他股东进行清算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经专家论证，“指导意见”采纳了第一种意见。理由是：根据《公司法》、《民法通则》、《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经营资格终止，债权债务由主管部门或清算组织进行清理。清算成为被吊销营业执照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不必以股东大会决议作为前置程序。

2．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成立了清算组进行清算，因掌握与公司清算有关的公司档案文件、财务账簿以及印章等的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不向清算组交付上述物品导致清算组不能清算而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

讨论中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清算法人后，依法成立的清算组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依法清算是清算组的权利和义务，该权利不能行使时，清算组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不执行股东大会决议，为清算组工作制造障碍的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应当作为被告。

第二种意见：清算是全体股东的义务，该类诉讼应当以已经履行义务的全体股东为原告，以不履行义务的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为被告。另认为，清算组如未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并取得合法印章，即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经专家论证，“指导意见”采纳了第一种意见。理由是：清算组由股东大会决议产生；代表全体股东直接进行清算活动，能够代表全体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的利益。

(二)股东资格与股东出资问题

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问题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焦点在于，确认股东资格是以实质要件——出资，还是以形式要件——工商登记、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为标准；形式要件中又以哪一种为标准。审判实践中有三种倾向，其一，以工商登记为标准；其二，以股东名册为标准；其三，以是否实际出资为标准。

经专家论证，“指导意见”提出确认股东资格的基本原则：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实际出资额、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确认股东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具体案件中对事实证据的审查认定，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选择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

对下列问题，讨论中存在争议：

股权转让款已经实际交付，公司尚未办理股权转让确认或变更登记即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股权受让人能否向股权转让人主张撤销或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讨论中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公司股东身份的取得，除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外，还应当共同制定或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以明确股权受让人股东身份。在公司办理确认股权受让人股东身份之前，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股权受让人对公司的收益权无法实现，不再要求成为公司的股东，有权向股权转让人主张撤销或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第二种意见：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股权受让人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公司尚未办理转让后的股权确认或变更登记即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致使股权受让人对公司的收益权无法实现，股权受让人只有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下，才有权请求撤销或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该类诉讼，应当由股权受让人承担举证责任。

经专家论证，“指导意见”采纳了第二种意见。理由是：《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股权转让合同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应当适用该条规定。当事人要求撤销或解除已经生效的合同，应当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三)法律适用问题

法律难点在于，公司章程与《公司法》条款规定不一致时，如何确定法律适用原则，争议焦点为如何界定《公司法》中的强制性条款与任意性条款。由于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不一致，审判实践中出现了裁判结果的不统一。

例，《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一人一票行使表决权。”

第一种意见：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之一是对股东权利及其行使方式的规定，在公司章程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表决权的分配比例应适用《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具有人合性质的法人团体，股东可以另行约定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会对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应属有效。

第二种意见：《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为强制性条款，故上述公司章程的约定无效。

经讨论认为，强制性条款应当是指不能由当事人自行选择而必须遵守的规定，对该类规定的违反可能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司章程作为股东之间的协议，是公司的组织准则与行为准则，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公司章程即具有法定约束力。公司章程与《公司法》条款规定不一致时，应当结合具体案件判定所涉法条的性质是否属于强制性规定，凡所涉法条不属于强制性规定的，即不影响公司章程的效力。据此，“指导意见”同意第一种意见。

(四)附则

明确了“指导意见”的适用原则。

“指导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下发之日起尚未审结的一、二审案件适用“指导意见”；下发之日起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指导意见”。

如“指导意见”中的具体意见与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不一致的，以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