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过年变化的社会调查报告

第一篇：关于农村过年变化的社会调查报告

关于农村过年变化的社会调查报告

再回到家过年，感觉又不一样了，在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击下，它对农村庆祝春节的方式究竟有什么影响呢，我就此以十五户人家为调查对象，进行了走访调查，与村民们的交谈中，获得了不少有用的信息。

谈话中，总有人经常提起小时候在农村老家过年如何如何热闹，或最近几年到老家过年如何如何新鲜。在大家眼中，农村仿佛成了保持着传统过年风俗和浓浓年味的一块圣地。的确，农村的过年最为朴实和热闹，各地都有不同的风俗，传统习惯相对于城市保持的时间要长。但随着我国社会变化的加快，从90年代开始，农村传统的过年活动在慢慢地变化，有些持续了几百年的活动慢慢地消失了，传统意义中的“年”所具有的价值正在被淡化，人们逐渐用新的方式来度过新年。过年越来越被其它因素诸如经济状况和文化教育等所左右。

生活好了，吃穿自然不再讲究了。家人团聚这一意义仍是十分重要的，无论多忙，外出打工或上学的人总要赶回来吃年夜饭。但最热闹的这几天一过，很多人就早早回去了，气氛马上冷清了许多。

尤其是农村一些学生和年轻人他们切身感受着农村过年方式的变化，同样，他们的想法，也预示着未来农村过年方式的变化，透视出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着的变迁。

一，传统方式渐行渐远

1，年夜饭小家吃

在人们的印象中，在农村吃年夜饭，总是一大家人围坐在大圆桌前，上首坐着祖父母，一家子人轮流向二老敬酒、祝寿。但现在这种情况可能有所改变。

接受调查的人中，在回答“最近几年您家年夜饭在哪里吃”这个问题时，只有13.3%的人回答“在祖父家吃”，6.7%的人回答“未分家，大家庭里面吃”，加起来也只有20%左右，但是有70%的人回答“在自己家里和父母一起吃”，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选择小家过年。传统的大家庭思想、四世五世同堂的观念已经逐渐在农村淡化，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人们更加注重小家年的质量，而不是“大家”的形式。

这同时也反映出老人们的孤寂处境，分家以后，老人们平时和子女的见面机会就少了，要是吃年夜饭时也不能聚在一起的话，那么老人心中会作何感想？对那些丧偶的老人来说，他们心中的孤独尤甚。

过去农村普遍存在着逢年过节全家族的人聚在一起吃饭这样的风俗，但现在只有36.7%的人表示还有这样的习惯。传统的农村社会，血缘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现在随着四世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分散为一个个小家庭，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也不那么紧密了，各家都有各家过年的打算，所以也就很难像过去一样聚到一起吃饭了。

2，灶神还在送

送灶神、请祖宗、送红包等活动过去在农村中总是很常见，现在仍有40%的人表示村里还有“送灶神”的习俗，“请祖宗”有60%，“送红包”有50%。这些习俗还是比较多地保留了下来。

过去很多农村都有“杀年猪”的习俗。小时候每当年关临近，一些养猪的人家就把养肥的猪杀掉，小孩子是不准看的，被大人派去通知亲戚乡邻们。杀好了猪，一半请亲戚乡邻们吃，一半留给自己，过去人们的生活条件不如现在，平时很少吃猪肉，所以杀一次“年猪”相当改善了一次生活。

但调查显示这一年俗现在已经在逐渐减少，只有36.7%的人表示村里过年还能见到杀猪。的确，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猪肉平时就可以经常吃，所以杀年猪就失去了改善生活的意义。只是这一习俗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增进亲戚相邻的感情，现在不杀了，各家只顾自己吃买来的猪肉，浓浓的人情味也没了。

与“杀年猪”一样，“舂年糕”的风俗也已经衰退了，只有近1/3的人表示村里还有这风俗，老家现在也很难找到门前放着做年糕用的石臼和木柄石槌的人家了。

3，年货备得少

自己制作年货的风俗也在改变，过去在为新年做的准备中，自己腌制或风干点年货是必不可少的。年关将近，家家就会撑起一条竹竿，上面晾满了处理好的鱼、鸡鸭、猪腿、腊肠等；此外家里的盐钵里面，揭开盖子你会发现白花花的盐上面，也放上了一些肉或者鱼之类的。但自从买来了电冰箱以后，鸡鸭鱼肉等都可以吃新鲜的了，腊肠等也可以买现成的，家里嫌麻烦便都不做了。

调查也显示，56.7%的家庭过年还在腌制年货，风干年货则只有近1/3的家庭在做了。过去鸡鸭鱼肉没现在丰富，等到过年买太贵了，而且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因此每户家庭都要提前准备；那时又没有冰箱，只好风干起来或腌起来，这样才能保证过年吃到丰盛的大餐。现在东西也丰富了，冰箱也有了，但是感觉怎么也找不回那些东西特有的风味了。

我则还记得小时候整个腊月都是在为过年准备，炒花生，炒瓜子，炸麻花，麻叶，蒸馒头或包子，擀面皮包饺子，熬糖等等，可如今这些东西不是随处可以买到就是被新的商品取代，比如有了各类糖果，再也买有人费力去熬糖了，挺怀念那些馋嘴的守在大锅前迫不及待的时光，如今，过年几乎不需要什么准备工作你，没什么气氛了

4，送礼依然风行

像杀年猪、舂年糕、全家族一起吃饭、备制年货这样的习俗，是与过去的生活环境紧密相联的，时过境迁，这些风俗慢慢消失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有些风俗却不容易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比如说送礼。

90%的受调查者表示近几年过年期间送过礼。至于他们送礼的目的，77.8%的人认为是“农村的习俗”，也有近3/4的人认为“维系亲戚间的感情”，可见传统、人情在人们眼中还是很重的。

40.7%表示“对帮助过我们家的人表示感谢”。在农村，人们之间互相帮助是常有的事，现在更是如此，比如某家的孩子放完暑假要回杭州上学，另一家刚好有人要开车去杭州办事，就可以搭一下便车；作为回报，这家在过年的时候可以带点礼物拜访那家，两家的感情就拉近了。

随着农村与外界的联系日渐增多，这样的事情肯定会越来越多的。人们基本上都是相互认识的，想外出办点事情，可以先托人打听打听；要是有力不能及的事，村里能人不少，可以请他们帮忙。所以人们之间的帮助只会越来越多，作为答谢的送礼也会越来越多的。

二，现在过年向城里学

1，娱乐打牌看电视

调查谈及农村居民过年期间的娱乐方式，90%的受调查者选择“看电视”，其次是打牌（73.3%）和打麻将（40%），超过30%的就这三项，说明农村居民空闲时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依然有待提高。此外有益于身心的“体育锻炼”虽然只占10%，但是说明居民们注重健康，注意提高生活质量的观念已经在形成。

2，旅游不是新鲜事

调查还谈及农村居民是否选择过年时外出旅游，结果表明有26.7%的家庭出去旅游过，看来最近几年的“旅游热”也影响到了农村。在出去旅游过的人中，去过省内景点（除本地外）的最多，占62.5%，其次是去过本地名胜（37.5%），去过省外的也占到了12.5%。由此看出，居民大多选择方便的短途出游为主。

在传统的意义上，过年主要就是待在家中，享受家人团聚的时光，要外出也是走亲访友，“旅游过年”说明这种传统观念已经在改变了。

记得以前村子里外出闯荡的人少，去过外面的人都被认为是“见过世面”的，村里人往往会对他们投以羡慕的目光；村里人对外面的了解少，对出门在外总是隐隐约约有着一种恐惧的心态。但现在随着交通、通讯的发达，居民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与外界的接触也越来越多，胆子也越来越大，外出也不那么希奇了。随着出去的人越来越多，居民外出也有了照应，想到某个地方去，总可以在那里找到亲戚熟人。以前出去，还担心语言不通，但现在家家户户在看电视，普通话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了。有了这些条件，在外旅游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3，气氛年轻人在闹

“现在过年，都是年轻人在闹了，同学聚会、朋友见面，你来我往添了不少热闹的气氛。”一位村民这样感叹。

“临近过年，我的短信、电话，以及QQ上的消息也多了起来，很多朋友、同学都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让我到他们家里玩。上初中、高中时有很多农村的同学，去年春节期间，七八个要好的同学结成队，轮流到各自的家里面去玩，那几天可真是过瘾。要招待这么多客人，各家的父母忙得不可开交，但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调查问卷中显示有26.7%的人表示过年是“与老友、老同学聚会的好时机”，这部分人多是年轻人或学生，现在是他们在带动这个过年的气氛了，这与过去不同。

过去过年，老人是受关注的焦点。很多传统的仪式，像祭祀祖宗、全族的人在一起吃饭，主角都是老人。现在随着传统大家庭的分解，全族的人吃饭也不大聚得起来了；祭祀祖宗的风俗仍在，但是这一传统也隐隐有了“断代”的危险。

老家的祠堂里，现在过年时仍然比较热闹，但在祝福祈愿的都是老一辈的人，稍微年轻一点的很少，而且都没有老人们那样的虔诚。

一位学生说：“年轻人很少会想到主动去祠堂，我虽然每年都去那边，但都是祖母提醒我去的。去了以后祈愿词我也不会说，是奶奶在一旁替我说，然后我跪下来向祖宗磕头。去祠堂的年轻人少，而且多半是像我这样外出读书的，由老一辈陪同去，希望得到祖宗荫庇，学业有成。很多年轻人都干脆不去那边了，嫌仪式太繁琐，又没什么意思,祭祀的那几天都早早地出去玩了。”

很多地方过去有过年时给老人磕头的习俗，小孩子和年轻人在村子里碰见老人都要磕头，老人是备受尊敬的。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已经由向村里所有老人磕头发展到向自家的老一辈磕头，也有人已经不在乎这种习惯了。

三，春节的“神圣”不会改变

1，团圆成第一要素

在接受调查的人中，73.3%的人表示过年是“与家人团聚的重要节日”，而当问及年初一最愿意干什么时，63.3%的人选择“呆家里”，这些说明在人们心目中，过年所代表的“团圆”、与亲人团聚的传统意义仍没有改变。虽然农村的变化很大，但是受调查的农村大学生们都表示，春节在他们心里的重要作用和神圣的价值不会改变。

只是在人们回忆中，过去的年是多么的红火热闹，它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它的重要性和全国范围的喜庆环境使人们对年抱有一种期望——今年能像过去一样的红火、热闹。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过年了。人们的期望得不到满足，便很容易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回到老家，经常会听到很多人皱着眉头说过年越来越没有意思了。

2，年味变淡是事实

调查中也反映了这一点，近2/3的调查对象认为“年味”越来越淡了。当问及年味变淡的原因时，42.1%的人认为是“传统的过年方式过时了”。社会变化的速度在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加快，传统的吃团圆饭、贴春联、放鞭炮等人们已司空见惯的过年方式难以推陈出新，跟上变化的潮流。

有1/3的人认为是外出打工、上学的增多，人聚不齐。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员的流动越来越容易，人们的生活不再限于农村这个小圈子了。

还有1/3的人认为是“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已经过得很不错，过年就不新鲜了”。传统过年所具有的“改善生活”的含义已经失去了，如何过新鲜、有意义的新年，给“过年”这个“旧瓶子”中装入“新酒”，是个亟待面对的问题。

第二篇：关于农村过年变化的社会调查报告

寒假社会实践报告

——关于农村过年变化的调查报告

每年正月初一的春节，是中国民间最重要的民族传统节日。中国的春节源远流长，集祈年、庆贺、娱乐为一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重要载体，凝聚着华夏人民的生命追求和情感寄托，传承着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观念。关于春节的传说有很多，这也使得民间基于此衍生出各式各样的节日活动。这些活动在岁月中逐渐消淡了本身的含义，演变成为了春节的民俗习惯，从辟邪之技幻化成对新一年的庆贺和美好希冀。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我国大范围的农村步入城市化的进程当中。春节的民俗习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无声地变迁,这次回到家过年，感觉又不一样了。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新的生活方式自然会产生新的民俗习惯。生活方式改变了，一些旧民俗也自然会消亡。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时很多不适宜在当今社会下流行起来的民俗，也必将被社会所淘汰。

我在与村民及家中长辈的交谈中，获得了不少有用的信息。谈话中，总有人经常提起小时候过年如何如何热闹，确实如此,我们小的时候过年确实玩得很欢乐,总盼望着过年.有各种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是保持着传统过年风俗和浓浓年味的一块圣地。农村的过年最为朴实和热闹，各地都有不同的风俗，传统习惯相对于城市保持的时间要长。但随着我国社会变化的加快，从90年代开始，农村传统的过年活动在慢慢地变化，有些持续了几百

年的活动慢慢地消失了，传统意义中的“年”所具有的价值正在被淡化，人们逐渐用新的方式来度过新年。过年越来越被其它因素诸如经济状况和文化教育等所左右。

1，年夜饭小家吃

在人们的印象中，在农村吃年夜饭，总是一大家人围坐在大圆桌前，上首坐着祖父母，一家子人轮流向二老敬酒、祝寿。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选择小家过年。传统的大家庭思想、四世五世同堂的观念已经逐渐在农村淡化，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人们更加注重小家年的质量，而不是“大家”的形式。这同时也反映出老人们的孤寂处境，分家以后，老人们平时和子女的见面机会就少了，要是吃年夜饭时也不能聚在一起的话，那么老人心中会作何感想？对那些丧偶的老人来说，他们心中的孤独尤甚。

过去农村普遍存在着逢年过节全家族的人聚在一起吃饭这样的风俗，但现在只有较少一部分人表示还有这样的习惯。传统的农村社会，血缘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现在随着四世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分散为一个个小家庭，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也不那么紧密了，各家都有各家过年的打算，所以也就很难像过去一样聚到一起吃饭了。

2.很多习俗都已经丢失

过去很多农村都有“杀年猪”的习俗。小时候每当年关临近，一些养猪的人家就把养肥的猪杀掉，过去人们的生活条件不如现在，平时很少吃猪肉，所以杀一次“年猪”相当改善了一次生活。但调查显

示这一年俗现在已经在逐渐减少，村里过年已经很少还能见到杀猪。的确，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猪肉平时就可以经常吃，所以杀年猪就失去了改善生活的意义。与“杀年猪”一样，“舂年糕”的风俗也已经衰退了，只有近1/3的人表示村里还有这风俗，老家现在也很难找到门前放着做年糕用的石臼和木柄石槌的人家了。我记得以前我家也做年糕，现在都只是一家做几家拿，都不再自己做了。

3.娱乐打牌看电视

在谈及农村居民过年期间的娱乐方式时，大多数回答都是“看电视”，其次是打牌和打麻将，很少有人做其他的，说明农村居民空闲时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依然有待提高。现在过年，都是年轻人在闹了，同学聚会、朋友见面，你来我往添了不少热闹的气氛。临近过年，我的短信、电话，以及QQ上的消息也多了起来，很多朋友、同学都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让我到他们家里玩。上初中、高中时有很多农村的同学，去年春节期间，七八个要好的同学结成队，轮流到各自的家里面去玩。

4.老人不再是过年的焦点

过去过年，老人是受关注的焦点。很多传统的仪式，像祭祀祖宗、全族的人在一起吃饭，主角都是老人。现在随着传统大家庭的分解，全族的人吃饭也不大聚得起来了；祭祀祖宗的风俗仍在，但是这一传统也隐隐有了“断代”的危险。很多地方过去有过年时给老人磕头的习俗，小孩子和年轻人在村子里碰见老人都要磕头，老人是备受尊敬的。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已经由向村里所有老人磕头发展到向

自家的老一辈磕头，也有人已经不在乎这种习惯了。我记得小时候跟着其他人走街串巷，转遍整个村子给老一辈儿的磕头，差不多要花一上午才能走完。现在我们村子也没有这个习俗了，不过相邻的村子还保留着。

过年是与家人团聚的重要节日”，而当问及年初一最愿意干什么时，大多数人选择呆家里，这些说明在人们心目中，过年所代表的“团圆”、与亲人团聚的传统意义仍没有改变。只是在人们回忆中，过去的年是多么的红火热闹，它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它的重要性和全国范围的喜庆环境使人们对年抱有一种期望——今年能像过去一样的红火、热闹。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过年了。人们的期望得不到满足，便很容易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回到老家，经常会听到很多人皱着眉头说过年越来越没有意思了。

社会变化的速度在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加快，传统的吃团圆饭、贴春联、放鞭炮等人们已司空见惯的过年方式难以推陈出新，跟上变化的潮流。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员的流动越来越容易，人们的生活不再限于农村这个小圈子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已经过得很不错，过年就不新鲜了”。传统过年所具有的“改善生活”的含义已经失去了，如何过新鲜、有意义的新年，给“过年”这个“旧瓶子”中装入“新酒”，是个亟待面对的问题。

第三篇：农村社会调查报告

农村社会调查报告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需要使用报告的情况越来越多，其在写作上具有一定的窍门。其实写报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农村社会调查报告，欢迎阅读与收藏。

俗话说的好：“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希望，是花朵…”。所以，城里的大人们千方百计地为“希望们”能茁壮成长创造最佳的条件：小学生负担太重，该给他们的书包“减减肥”;中学生的知识面不宽，要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很多孩子娇生惯养，生活能力差，要让他们多接受“磨难教育”。

我国有80%的居民生在农村，那里的孩子也是父母的命根子，那么，那里的小学生也有很多压沉书包的参考书吗?他们的全面素质如何?样样农活都能干，他们还需要“磨难教育”吗?

走向田野，看看那些“花朵们”在干什么，听听那里的同龄人说些什么，再拿我们自己与他们作个比较，或许能引起我们大家的一些思考……

我的家乡江苏省灌云县东王集乡离县城不过二十里，那里没有城市高楼林立的压抑，也没有马路上的喧嚣，这或许是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

带着看看农村孩子受教育情况，问问他们今后的打算及他们与城市差距何在等问题，我选择了本村十个组中的两个组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10—20岁的年轻一代，主要以谈话或间接询问等方式进行了解，具体情况如下：

小学(10—13岁)初中(14—16岁)高中、职专及其他(17—21岁)

47(人) 34(人) 34(人)

对于小学生，我并没有很深入地去问，只是从表面上进行了了解，比如：“上学累吗?”“想不想上学”“作业多不多”，当问到将来想不想上大学等，结果有90%以上的孩子很想留学校里，他们根本没有城市里孩子的那么多课外习题，更不用去什么补习班，是真正的“无忧无虑”的童年，而每个孩子都能流露出对“成为大学生”的向往，家长们也有80%左右希望孩子们能接受高等教育，问其原因，无非是“将来出息会大一点”;“将来不再去忙土地”。这些孩子年龄尚小。家长也尚未在真正意义上考虑孩子的将来，没有一个家长有超前教育的想法。也许是条件、思想上的多种因素，被问及有没有想过让孩子早点学外语，或者学一样“乐器”时，他们的回答是：“到哪里学呀?他(孩子)也没想学。”

对于初中生，也只问问他们“学校老师上课好不好”、“有没有搞素质教育”。了解他们现有知识的广度。课余都干什么及毕业后的打算。50%的学生觉得，虽然老师上课讲时能听懂，但有时看书却看不懂;另一半同学甚至听课都有些吃力。对于素质教育实施情况的调查令人失望，只有十多个同学从电视上听说过有这回事。34名学生中只有三四个对四大名著有所了解，他们家中没有购买很多好书的经济实力，便互相交换着看或去老师家借书看。大部分同学读过的课外书只有小说。对于为什么不看名著的回答，有20%的同学反映“看不到”，而80%的学生竟说没意思、不喜欢。95%以上的同学平时不关心国家大事，对于世界局势则更无从说起。那他们平时都在干什么?在被调查者当中，有90%以上的学生回家要做家务，其中有一半的同学却并不是这样，听其他人讲，许多人都是地地道道的网虫，据调查，有些家长是“赌王”，天天都坐在牌桌上，久而久之，孩子们也学会了，真是“无师自通”。其中竟有一位18岁的女孩，这是一个本该不倦汲取知识的年龄，可孩子们却走向与自己不相称的赌桌，真是让人痛心疾首。

初中生34人上高校继续就读14人

上大学4人上高中10人

毕业后打工14人

已成家5人

因身体状况欠佳辍学1人

说起将来的打算，每个人开头都是“也想上高中”，但是家长们考虑的更多：“孩子不是读书的料”、“供不起”、“还是早点儿有份安定的工作吧”、“中专也可以转城市户口”……。当然，孩子们也很体谅父母：“家里田多”、“上高中，大学要很多钱”……。结果表明，经济因素是农村孩子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令人欣慰的是，仍有一部分学生坚定地要圆“大学梦”。这不是小孩子的幻想，而是真真切切的理想，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其中有的学生家里并不富裕，一进屋我就担心，他们能负担得起今后的学费吗?但是当我听到家长的话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现在社会上竞争厉害，多学点文化总会有好处的，我们没有盖楼房，留着钱给他(她)读书呢!他们始终坚信，有了文化才会有出路。能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女们学成归来是他们一生最大的幸福。

17—21岁被调查者是我们的同龄人，34人中有6人上高中，33%的人读大学，1人读中专，还有的就是已经“毕业”了，在所有上高校者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就业压力大，社会竞争太激烈。

被调查的学生中，大多数舍不得拿钱去买漂亮的文具，新款的书包。在他们当中只有2个人家中有电脑，只有5个人吃过“肯德基”……

他们是我们的同龄人。

教育上，农村与城市的差别究竟有多大，怎么缩短呢?

再穷不能穷教育，学校教学设施不全，教学水平不高，可以由乡、市、政府出钱改善教学设施，提高教师水平。的确，我看到最漂亮的房子是小学校舍，乡里还投资盖好了教师楼，现在再有个像样的图书馆，让同学们都能看到想看的书，想看的.好书。

再苦不能苦孩子，这里的苦是经济上的贫穷，对于不能上学的孩子，政府应该重视;考上高校的学生，政府应该为其贷款，使他们能顺利完成学业，这样等他们不久学成归来又可以带动村里的发展，这将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啊;这里的苦还有知识上的贫乏，学校老师是否能根据学生的具体水平，制定一个合理的课程计划，确定适中的授课难度，并且在课外给确实有困难的同学“开开小灶”。在城里各学校相继进行素质改革时，村里的老师是否也能加点儿紧，哪怕是赶末班车，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他们多听听新闻，多看些好书。

无力为困，无计为困，无智为困。困则穷，穷又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再困不能困家长，家长的教育对子女的学习，以及今后人生道路方向的选择上起了很大的作用。10—20岁的学生自觉性本来就不强，若家长再不加以正确引导，“任其自然”，那怎能奢求其“努力学习”呢?我认为应该对家长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教育，让其参与到教育行列中去，并为他们进行“教育交流”创造条件，使一部分家长“以教育为本”的想法为其他父母所接受。若能把牌桌上不良“竞争”转变为“看谁能把子女教育得更好”

我们提供了若干个岗位，一个企业“以人为本”，人人都把其当作是自己的一部分，那企业的魅力是怎样的大啊。

暑期的实践生活虽然不长，只有那仅仅的两周，但却为我的人生刻下了一段铭心的经历。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看待这次的实践生活，但对我来说却是意义非凡的。使我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也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想要经营一个企业不是容易的，靠蛮劲和热血是无法解决的，谁能保证这些有效期有多长。

第四篇：农村社会调查报告

正文

结合“三个代表”指导思想针对当地村民自治问题展开调查，现将课题组对狼窝铺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议、民主监督四方面情况的调查总结如下：

一．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基础问题，关键要克服瓶颈制约，找准平衡基点，整体推进。

村委会民主选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村委会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经“海选”产生候选人，然后进一步选举出村委会领导班子成员。但是，调查问卷显示，村民虽然都对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表示赞成和肯定，但村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差，民主选举的主动性和优越性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在调查过程中，该村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选举中的瓶颈制约：

1、法律规定的前瞻性与文化传统的滞后性矛盾。一方面，在我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客观形势亟需法治民主的深化；另一方面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的滞后性有着较深的传统文化根基。反映在村委直选中，不少选民对村委班子成员的选择并非出于他们的主动，而往往是被“塑造”出来的。对候选人要素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低于对利益分配的关注或者政治象征背景的联系和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卖票”现象。因而，村级民主选举的规定与选民本身的需求明显地相背离，选举中投票率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反映选民民主意识的强弱。

2、法律规定的有限性与实际操作的复杂性矛盾。我国农村的民主法治化进程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各种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环境下形成的民主选举制度还是初步的，它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村委会组织法》对民主选举的条文规定不可能顾及全面。虽然地方法规的《选举办法》能给一定配套，但也有不少局限性。在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的空隙较大，有的规定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有的虽有行为模式，但没有法律后果；有的内涵模糊，不好统一理解等。

（二）整体推进民主选举中的对策措施：

1、在引导与磨合中，强化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增强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是农村民主自治的软环境。1

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这种理念与思想，再好的民主选举的法律规定也会走样变形。不断丰富的村级民主选举实践，是营造民主法治环境的大课堂。对于广大村民来说，只有他们认识到自己由权力的对象不同村里不同的条件所决定。对于实行民主管理，首先要坚持和完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其次，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明确规定民主议事的内容，凡属村务管理的重大事项以及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处理，都应先召集党员大会讨论，再分别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按大多数人的意见实行民主决策，坚决纠正不顾群众意愿而由几个干部自行其是的做法。要实行民主管理，还要切实加强群众对村干部的民主监督。

（三）为使我们的调查更加完整，我们用问卷的方式从村民口中了解一些情况。通过这个问卷，增加了村领导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的真实可信程度，同时也从村民的看法中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调查的一些数据如下：

（1）有42.1%的村民说没有开过全体村民大会，有36.8%村民不清楚这点,其它的说开过一两次。

（2）有58.8%的村民认为开会的内容是传达中央文件，讨论村内大事，有35.3%的村民认为开会无实质的内容，走形式。

（3）有76.2%的村民不知道中央要求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政策，只有23.8%的村民知道这一点。

（4）85.7%的村民认为没有乱收费的现象，只有14.3%的认为有乱收费。

（5）农民遇到不合理的负担项目，有50%的人士向上级领导，部门反应，有38.9%随大流，有11.1%选择了拒收，几乎没有人知道会向法院起诉。

（6）村民比较愿意统一搞，占了44.4%,另外还有33.3％愿意干部群众干部带头，农民志愿，有22.%的是乡村起头，农民志愿。实际上的时候有一些看法与这个基本相近。

从以上的这些数据可以表明，农民对村里的村务公开等等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甚至还有些人不知道。以后应该是农民们对这些事情多了解了，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总体上村民对本届的村委会还是挺满意的，唯一不足指出，要多对本村，以及中央及地方的文件精神进行宣传，使村民更加的了解其内容，从而可以更好的进行村民自治，取得更好的效果。

二．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

我国有八亿农民，实现村民自治是农民当家作主的一种体现，而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首先，决策关系重大，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最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决策的因素更为复杂，民主决策可以将决策失误的风险降到最低点。民主决策对农业更具特殊意义，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长，往往是一着不慎，几年难翻。其二，决策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需要民主决策的事，一般是比较重大的问题，不可能把一些琐事拿来“民主”一番。既然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没有群众民主参与，村民自治就失去重心。其三，民主决策影响其它三个民主。决策是否民主，是对民主选举质量高低的检验，所选的村委会成员素质高，决策一般会民主，反之，民主决策就会走形；民主决策是民主管理的先决条件，民主决策才能使决策科学，而科学的决策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民主决策是民主监督的重点，如前所述，民主决策对重要事项的决策，当然就是民主监督的重点了。

在这次社会实践活动中，我们狼窝铺村随机抽选的60位村民做了问卷调查。对“民主决策”所问的5个问题中：

（1）知道本村开展过村庄规划的占53%，其余对此不了解；而对村镇规划75%的村民表示满意，19%村民不满意，其余的则表示无所谓。

（2）对于村里的重大决策应该如何做出？有39%和35%的村民认为应该有村里的领导决定或由全体村民讨论后由领导人决定：另有17%和9%的村民认为应由村民代表或全体村民决定。

（3）在74%的村民眼中在乡村工作的干部是最有影响力的，其余则认为有能力在外面的人。

（4）48%的村民觉得自己在村里的地位一般；38%的村民认为没有地位；另有14%的认为有一定的地位。

（5）50%的村民偶尔被邀请参加村里的重大问题决策；14%被经常邀请；有36%的村民从未被邀请。

应当指出，农村的村务决策均已在一定程度的民主基础上运作，但离有关法律制度规定的民主决策的要求和原则还有一定的距离。以上数据表明，并非所有重大村务都由村民群众直接参与决策。在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过程中，重大村务事实可被区分为二类，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决策方式。一类为重要村决策，主

要由村社区领导集团集体决策。另一类是特大村务决策，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一定程度地吸纳了村民群众直接参与议决过程。但是，这种参与的机会不多，而且对决策的实际影响程度非常有限。根据国家制度规定，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直接参与本村重大村务民主决策的主要形式。但在村务决策实际运作过程中，无论是村民会议，还是村民代表会议，均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力。村领导集团决策村务对民主决策制度原则有一定的偏离。

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形成和倾向看，未能充分反映村民群众的意愿。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村领导集团应在广泛吸纳村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决策。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实际状况看，首先应当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决策确实是以村民群众的意愿为基础的。然而，从决策形成和决策倾向的角度进行分析，村领导集团的决策是各种机构、组织、群体或个人交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其所作的每一项决策总是代表着一定的利益倾向。不可否认，现实中相当部分的重要决策并不一定反映和代表多数村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

据文卷调查结果显示，81％的村民对现任村委会表示满意，对村委会干部表示相当的信任和支持。与此同时，数据表明，在三官村有61.9％的村民对当前的村务不太清楚，47.6％的村民不清楚村里是否有村务公开栏或村务公开室。而据村委会干部介绍，村里有相应的民主监督政策及举措，实践分队的同学们也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楼下看到了内容详尽的村务公开栏，这一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民主监督存在的问题。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村民民主意识、监督意识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三．结论

目前农村现状显示，村民委员会所具有的集中管理权，与分散的监督权呈现出非对称性，而这种非对称性往往又导致管理者权力意识的膨胀，引发与民主制度背道而驰的一系列问题。虽然，农村基层党组织肩负着监督的职能，但是这种监督在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待于进一步理顺的现实情况下，其监督作用的发挥是受到一定影响的。针对这一现状，农村民主监督的发展应抓好村务公开的普遍实行、村民民主理财小组的积极作为、村民罢免权的切实行使及对村委会成员实行工作过失追究制度等。从三官村村民自治现状来看，民主监督已经从抽象的“纸上权利”变成了实际行动，对于制约村干部的用权行为起到了

一定作用，在此基础上，提高村民民主意识、监督意识，使民主监督进一步深入人心，使加强农村村民自治的重中之重！

第五篇：农村社会调查报告（范文）

三官村村民自治问题调查报告

电子信息学院暑期社会实践课题组

6月29日，我校电子信息分院大学生实践“三个代表”小分队一行10人在 老师的带领下，结合“三个代表”指导思想,前往安吉市地铺镇三官村针对当地村民自治问题展开调查，现将课题组对三官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议、民主监督四方面情况的调查总结如下：

一、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基础问题，关键要克服瓶颈制约，找准平衡基点，整体推进。

村委会民主选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诸如选举的理念、选举的功能、选举的技术、选举的程序等构成了一系列民主选举中的理论和实践网络。据三官村村委会领导介绍，三官村村委会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经“海选”产生候选人，然后进一步选举出村委会领导班子成员。但是，调查问卷显示，村民虽然都对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表示赞成和肯定，但村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差，民主选举的主动性和优越性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在调查过程中，该村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主选举中的瓶颈制约：

（1）法律规定的前瞻性与文化传统的滞后性矛盾。一般说来，法律规定总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与客观现实需求相适应。我国的村级民主选举，本身是一种法治民主的助推剂，它既是对广大农民的培训，也是对整个社会的培训。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带有一定超前性的民主选举制度，推动着我国社会的民主进程。然而，这种推动作用是个渐进过程。一方面，在我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客观形势亟需法治民主的深化；另一方面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的滞后性有着较深的传统文化根基。反映在村委直选中，不少选民对村委班子成员的选择并非出于他们的主动，而往往是被“塑造”出来的。对候选人要素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低于对利益分配的关注或者政治象征背景的联系和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村委会选举办法》规定的三种投票形式，流动票箱投票仅作为一种辅助形式，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在具体实施中，大多数村没条件进行大会集中投票，而不少村民又不想去固定的投票场、投票站投票，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卖票”现象。因而，村级民主选举的规定与选民本身的需求明显地相背离，选举中投票率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反映选民民主意识的强弱。

（2）法律规定的有限性与实际操作的复杂性矛盾。我国农村的民主法治化进程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各种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环境下形成的民主选举制度还是初步的，它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村委会组织法》对民主选举的条文规定不可能顾及全面。虽然地方法规的《选举办法》能给一定配套，但也有不少局限性。在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的空隙较大，有的规定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有的虽有行为模式，但没有法律后果；有的内涵模糊，不好统一理解等。这里仅列举几点，以见一斑：一是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标准难把握。《村委会组织法》十二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村委会选举办法》第十三条对候选人的推选条件作了细化。如果选举委员会资格审定时，认为虽有被选举权但不符合推选条件的人被海推为候选人后，他可否被确定为正式候选人就比较难把握，尤其是在选举委员会与选民有较大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二是选举中的“拉票”现象难处理。拉票行为，既有正常、合理的行为，也有不合理，甚至带有“贿选”等痕迹的行为，同时又会有两者兼之的。如何界定它们之间的区别加以妥善处理，法律依据不足就带来了选举中的杂音。三是选举结果的有效性难认定。在一些细小环节上难免出现偏差或不妥，有的可以即时得到纠正，有的却事后难以操作，一旦选举结果产生后，如何认定其有效性就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2、民主选举中的平衡基点：

村民直选法律运行的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关键在于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中求得自身内部结构的相互协调。因而，在实际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需求与可能。任何社会关系都需要相应的社会规范加以调整，以维护正常秩序。村委直选的有序性也必须根据农村的客观需要，在“收支”平衡的运行中加以实现。一方面，村委直选具有通过一定法律规范实现广泛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乡村客观现实应具有支付法律运行成本的能力。因此，在规范民主选举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农村社会需求的各个要素对法律规定的制约作用及相互关系。有时候，就当地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而言，具有规范某个法律行为的需要，但不一定具备其相应的成本支付能力。

（2）效益与成本。在社会支付能力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法律的运行成本越低，那幺它的效率越高。村级民主选举的法律效益，应以最低的运行成本来获取最佳的选举目的。使一大批素质较好、群众信赖的农民走上村委会工作岗位，是民主选举最直接的目的，从而来辐射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以实现长远的整体效益。在村级民主选举的法律运行中，如何求得成本与效益的相对平衡，有不少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

（3）周密与简便。于法周密和于法简便相结合的原则，是农村民主选举中法律运行的内在要求。村级民主选举的整个过程必须一环扣一环，法定的程序不能变，规定的步骤不能少，不能怕麻烦，图省事，更不能走过场。但是受农村客观环境和村民文化心理素质的影响，从选举实践看，能达到同一选举目标，村民更乐于接受简单易行的选举方法。在有些地方推行的无候选人直选，之所以受到农村群众的欢迎，并且取得成功，组织严密、形式简便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3、整体推进——民主选举中的对策措施：

（1）在引导与磨合中，强化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增强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是农村民主自治的软环境。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这种理念与思想，再好的民主选举的法律规定也会走样变形。不断丰富的村级民主选举实践，是营造民主法治环境的大课堂。对于广大村民来说，只有他们认识到自己由权力的对象不同村里不同的条件所决定。

对于实行民主管理，首先要坚持和完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通常人口少且居住集中的村采用村民会议，而人口多且居住分散的村采用村民代表会议。明确规定村民代表会议的人员组成及其条件、职责、权利制定议事内容和议事规则，确定活动方式，活动程序和活动时间，并按规定严格执行。其次，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明确规定民主议事的内容，凡属村务管理的重大事项以及农民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的处理，都应先召集党员大会讨论，再分别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按大多数人的意见实行民主决策，坚决纠正不顾群众意愿而由几个干部自行其是的做法。要实行民主管理，还要切实加强群众对村干部的民主监督。

调查中发现，三官村在自治方面做得比较好。一走进他们村委会的办公室，就能看到整整齐齐挂在墙上的各

种规章制度，就如治保调节委员会成员，治调干部规定，治保调节信息员职责、帮教小组及其职责、护村队及其职责、禁毒禁堵宣传小组及其职责等等。从这上面来看，确实三官村的自治制度是比较完善的，而且操作起来还是比较规范。村里的负责人对我们介绍了他们平常的工作方式，方法。三官村是一个很大的村，总共有600多户，共2800多人，整个村的座落是比较狭长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要召开村民大会是很不容易实现的，因此村里决定什么大事情就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来参考。三官村总共分成16个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的队长要管理人员几十致上百人不等。队长是从他们队下由村民推选上来的，这点做得很民主。村里决定或是传达事情就是通过村长，书记等向队长们来共同探讨，具体的再由队长去负责实施他们队里的细节工作。在三官村村委会的外面有一个醒目的村务公开栏，上面详细具体的把村里的各项计划以及许多村里的开支，收入公布在上面。

为使我们的调查更加完整，我们用问卷的方式从村民口中了解一些情况。通过这个问卷，增加了村领导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的真实可信程度，同时也从村民的看法中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调查的一些数据如下：（1）有42.1%的村民说没有开过全体村民大会，有36.8%村民不清楚这点,其它的说开过一两次。（2）有58.8%的村民认为开会的内容是传达中央文件，讨论村内大事，有35.3%的村民认为开会无实质的内容，走形式。（3）有76.2%的村民不知道中央要求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政策，只有23.8%的村民知道这一点。（4）85.7%的村民认为没有乱收费的现象，只有14.3%的认为有乱收费。（5）农民遇到不合理的负担项目，有50%的人士向上级领导，部门反应，有38.9%随大流，有11.1%选择了拒收，几乎没有人知道会向法院起诉。（6）村民比较愿意统一搞，占了44.4%,另外还有33.3％愿意干部群众干部带头，农民志愿，有22.%的是乡村起头，农民志愿。实际上的时候有一些看法与这个基本相近。

从以上的这些数据可以表明，农民对村里的村务公开等等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甚至还有些人不知道。以后应该是农民们对这些事情多了解了，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总体上村民对本届的村委会还是挺满意的，唯一不足指出，要多对本村，以及中央及地方的文件精神进行宣传，使村民更加的了解其内容，从而可以更好的进行村民自治，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实行民主决策，是民主集中制在党委决策上的本质体现；加强民主决策，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这个重大课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提高党委民主集中制的质量，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我国有八亿农民，实现村民自治是农民当家作主的一种体现，而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首先，决策关系重大，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最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决策的因素更为复杂，民主决策可以将决策失误的风险降到最低点。民主决策对农业更具特殊意义，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长，往往是一着不慎，几年难翻。其二，决策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需要民主决策的事，一般是比较重大的问题，不可能把一些琐事拿来“民主”一番。既然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没有群众民主参与，村民自治就失去重心。其三，民主决策影响其它三个民主。决策是否民主，是对民主选举质量高低的检验，所选的村委会成员素质高，决策一般会民主，反之，民主决策就会走形；民主决策是民主管理的先决条件，民主决策才能使决策科学，而科学的决策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民主决策是民主监督的重点，如前所述，民主决策对重要事项的决策，当然就是民主监督的重点了。

在这次社会实践活动中，我们对安吉县三官村随机抽选的60位村民做了问卷调查。对“民主决策”所问的5个问题中：

（1）知道本村开展过村庄规划的占53%，其余对此不了解；而对村镇规划75%的村民表示满意，19%村民不满意，其余的则表示无所谓。

（2）对于村里的重大决策应该如何做出？有39%和35%的村民认为应该有村里的领导决定或由全体村民讨论后由领导人决定：另有17%和9%的村民认为应由村民代表或全体村民决定。

（3）在74%的村民眼中在乡村工作的干部是最有影响力的，其余则认为有能力在外面的人。

（4）48%的村民觉得自己在村里的地位一般；38%的村民认为没有地位；另有14%的认为有一定的地位。

（5）50%的村民偶尔被邀请参加村里的重大问题决策；14%被经常邀请；有36%的村民从未被邀请。

应当指出，农村的村务决策均已在一定程度的民主基础上运作，但离有关法律制度规定的民主决策的要求和原则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村民群众对重大村务决策的直接参与远未达到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要求

首先，按有关法律和制度规定，村民群众拥有自主决定本村重大事务的权利。以上数据表明，并非所有重大村务都由村民群众直接参与决策。在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过程中，重大村务事实可被区分为二类，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决策方式。一类为重要村决策，主要由村社区领导集团集体决策。另一类是特大村务决策，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一定程度地吸纳了村民群众直接参与议决过程。但是，这种参与的机会不多，而且对决策的实际影响程度非常有限。其次，根据国家制度规定，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直接参与本村重大村务民主决策的主要形式。但在村务决策实际运作过程中，无论是村民会议，还是村民代表会议，均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力。村民会议特别是议决重大村级事务的决策性全体村民会议，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基本不召开，当遇到与全体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村级事务，往往通过召集村两委会和村民小组长、自然村长联席会议，或村两委会和党员联席会议，有时也召集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全体党员联席会议进行决策。、村领导集团决策村务对民主决策制度原则有一定的偏离

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形成和倾向看，未能充分反映村民群众的意愿。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村领导集团应在广泛吸纳村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决策。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实际状况看，首先应当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决策确实是以村民群众的意愿为基础的。然而，从决策形成和决策倾向的角度进行分析，村领导集团的决策是各种机构、组织、群体或个人交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其所作的每一项决策总是代表着一定的利益倾向。不可否认，现实中相当部分的重要决策并不一定反映和代表多数村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

村级民主决策是村民自治的首要环节，但是，正是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总是在具体的村治环境中进行的。受环境因素影响，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难免发生对民主决策制度安排的偏离。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级民主决策，多数表现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特点。村级事务的决策权实际上主要掌握在少数人，特别是村第一把手（一般为书记）手里，与民主决策的制度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这种决策机制或许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有可能因决策权过于集中而容易出现决策的重大失误、决策脱离群众。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