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私募招贤纳士建立“开采”新三板

第一篇：阳光私募招贤纳士建立“开采”新三板

阳光私募招贤纳士建立“开采”新三板

[摘要]：朱雀投资预计，2015年底新三板挂牌企业总量会超过3500家，同比增长约80%，未来5年有望突破5000家，总市值突破1万亿元，年交易规模达4000亿元。

3月3日，最早参与新三板市场的阳光私募朱雀投资，在其官方网站发出招聘“创新投资部项目经理”启事，以便能积极探寻、挖掘质地优良的新三板挂牌或拟挂牌公司，深度研究新三板挂牌企业，了解其融资需求，把握相关投资机会。

朱雀投资预计，2015年底新三板挂牌企业总量会超过3500家，同比增长约80%，未来5年有望突破5000家，总市值突破1万亿元，年交易规模达4000亿元。今年，随着长安信托、联讯证券等公司的加入，新三板也告别了小公司领衔的局面，更多大市值公司的进入会成为常态，提高板块整体估值水平。新三板市场超预期的快速发展，部分机构设立新三板机构主题基金。鼎锋资产、理成资产均已经有新三板产品，其中，理成资产已经投了2个项目，都在两千万元以上。2015年初，朱雀投资成功发行了第一支新三板基金产品，和聚投资同样有此计划。

“展望羊年，竞价交易、分层管理和转板等重磅制度也将到位，新三板已步入历史性大发展阶段。”朱雀投资认为，兼顾成熟市场成功经验和本土特色的制度设计将推动新三板走向资本市场的舞台中央，成为培育中国新经济中坚力量的摇篮，助推中国经济华丽转型。

据记者了解，淘金新三板因调研工作量大专业水平要求高，很多阳光私募成立了新三板团队，比如鼎锋投资、朱雀投资和理成资产都有专业团队负责新三板业务，纳入投资、投行、法律等多方面人才。（来源：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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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如何购买新三板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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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的赚钱效应也随之显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新三板”。作为普通投资者，如何参与“新三板”呢？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除了少数符合条件的可以直接投资“新三板”以外，其他投资者可通过购买私募、信托、券商资管产品等金融产品的方式，“绕道”来掘金“新三板”。

个人投资者参与门槛为500万元并具有投资经验

当有人把“新三板”比作是继股票、房地产之后又一财富源泉时，一些投资者开始跃跃欲试，那么，作为散户，是否也能分食“新三板”这块大蛋糕？

根据此前发布的股转系统新业务制度，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投资者均可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但有一定的要求。那就是个人投资者需要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二是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或具有会计、金融、投资、财经等相关专业背景或培训经历。

说白了，如果你是兜里有500万元或者500万元证券类资产的土豪，你就可以利用新三板这把金钥匙，打开通往资本市场的大门。这里所说的证券类资产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在沪深交易所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票、基金、债券、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等，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

有500万元或者500万元证券类资产的个人投资者，有三种方式可以投资新三板。第一种方式就是公司挂牌后在做市交易之前通过协议转让购买；第二种方式就是挂牌公司转为做市交易后通过市商购买；第三种方式就是通过定增方式入股。

这些符合条件的个人投资者投资新三板非常简单，只有你已经开了A股股票账户，只需前往营业部申请开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买卖的权限”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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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户可“绕道”参与“新三板”

财富盛宴就摆在眼前，没有那么多资金的普通股民就只能望“板”兴叹吗？

答案当然是N0！除了500万元的土豪可直接参与投资“新三板”外，不符合标准的自然人投资人，也可以通过购买金融机构发售的相关产品投资“新三板”。《管理细则》指出，集合信托计划、证券投资基金、银行理财产品、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以及由金融机构或者相关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机构管理的金融产品或资产，都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所以达不到门槛的股民，可以通过定向投资产品，“绕道”参与“新三板”市场。

目前已有不少私募瞄准了新三板市场，比如理成资产、朱雀投资、鼎锋资产、景林资产等发行了新三板基金，并为此建立了专业的新三板业务团队。事实上，机构之所以瞄准新三板这块大蛋糕，主要是看中了新三板未来的制度性红利。

自从2014年8月做市商制度的出现，挂牌新三板的公司流动性好转，其估值整体提升，2015年新三板市场有望迎来分层管理制度的实施，这对新三板市场来说均是制度性利好。

目前新三板挂牌公司主要有四种退出机会，即做市商买卖、并购退出、转板或者IPO、回购。进出顺畅，市场才会健康发展。

新三板挂牌的企业越来越多，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挂牌公司进行投资呢？韩超说，选择任何新三板挂牌公司投资，都要坚持“特色”原则，不要只看现在的规模有多少，最重要是找到其经营特色、竞争优势，并且具备满足增长的条件。

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受限于500万元的高额投资门槛以及良莠不齐的新三板挂牌公司，直接投资新三板显得遥不可及，可又想淘金怎么办？私募机构作为专业管理人发行的新三板基金不失为一个好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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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投资者说，对私募基金的选择我也无从下手，我还想要追寻稳健的投资收益，建议这部分投资者，还可以选择“新三板”母基金这种投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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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阳光私募基金概述[定稿]

私募、创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PE/VC

阳光私募基金概述

阳光私募基金通常是指由投资顾问公司作为发起人、投资者作为委托人、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银行作为资金托管人、证券公司作为证券托管人，依据《信托法》发行设立的证券投资类信托集合理财产品。

阳光私募基金主要投资于证券市场，定期公开披露净值，具备合法性、规范性。具体如下图示：

阳光私募基金一般是指私募信托证券基金，主要投资于二级证券市场，与私募股权基金(PE,private equity)重点投资于一级股权市场在投资对象上有所区别。

阳光私募基金是借助信托公司发行的，经过监管机构备案，资金实现第三方银行托管，有定期业绩报告的投资于股票市场的基金，阳光私募基金与一般（即所谓“灰色的”）私募证券基金的区别主要在于规范化，透明化，由于借助信托公司平台发行能保证私募认购者的资金安全。与阳光私募基金对应的有公募基金。

信托私募证券基金一般存在两种形式：“结构式”和“开发式”。

阳光私募基金一般仅指以“开放式”发行的私募基金。所谓开放式，即基金认购者需要承担所有投资风险及享受大部分的投资收益，私募基金公司不承诺收益。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的盈利模式一般是收取总资金2%左右的管理费和投资盈利部分的20%作为佣金收入，这种收费模式即是俗称“2-20”收费模式（2%管理费+20%盈利部分提成）。这种2-20收费模式是私募基金国际流行的收费模型，著名的美国索罗斯基金，老虎基金，香港惠理基金等都采用这种收费模型。

国内主要的阳光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有：东方港湾，鑫地投资，朱雀投资，赤子之心。

国内主要发行阳光私募基金的信托公司有：华润深国投，平安信托，华宝信托。国内目前提供阳光私募基金排名的机构有：第一财经电视，好买网howbuy，中国私募网asimu，私募排排网，国金证券。

国内著名的私募基金经理：赵丹阳，但斌，蔡杰，李政宁，罗伟广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注册顾问：洪先生 ******

第四篇：关于阳光私募的解读

深度解读阳光私募的另一面：证券投资信托的潜在法律风险

时间：2015/1/19 15:37:52作者：刘光祥来源：用益信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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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阳光私募自从其诞生的第一天就隐藏诸多问题，投资者以为借着信托的刚性兑付与银行的储蓄保本形象能降住私募的不阳光与证券市场的高风险，但事实上阳光私募一样可能是天使的面孔与魔鬼的身材的结合，及具有诱惑人犯罪的天性。

本文结合被媒体曝光的相关案例，以阳光私募的主要参与者为载体，分析了阳光私募现存的诸多问题，同时指出阳光私募中潜在法律风险的更深层次问题是监管问题与机制问题，并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一、阳光私募概述

(一)阳光私募的概念：

广义上的阳光私募，是给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法地位，规范其运作方式，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包括证券投资信托计划、证券公司集合理财计划、基金公司多客户特定资产管理计划，其委托人与受托人关系都属于依照信托法下成立的信托关系，主要是监管机构不一样。从理论上看，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实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阳光化”的路径有四条：一是主要依据《公司法》成立公司制企业；二是主要按照《合伙企业法》实行有限合伙制企业；三是主要依照《信托法》，实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阳光化”。四是根据最新修改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非公开募集）基金可以合法作为基金管理人。证券投资信托计划被认为是最标准的阳光私募，其影响力与市场占有量远远超过合伙与公司制，私募（非公开募集）基金可以合法作为基金管理人，这对于阳光私募应当有较大影响。下文主要讨论的是狭义的阳光私募——证券投资信托计划。

根据《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二条：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将集合信托计划或者单独管理的信托产品项下资金投资于依法公开发行并在符合法律规定的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的证券的经营行为。

关于国内第一支阳光私募基金有两种版本：一种版本是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于推出的云南信托•中国龙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另一种版本是：华润信托的前身深国投公司推出的深国投•赤子之心(中国)集合资金信托，但按照时间来说云南信托•中国龙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立于2003年8月 1日，深国投•赤子之心(中国)集合资金信托成立于2004年2月20日。

(二)阳光私募运作模式：

在信托公司实际运作中，阳光私募有非机构化阳光私募（深圳模式）、结构化阳光私募（上海模式）、自主管理型模式（云南模式），还有一种TOT模式，它是在前三种模式上的创新。

1.非结构化阳光私募（深圳模式）：计划参与者不做等级区分，收益同享，风险共担，投资顾问即使投入部分资本也是普通受益人，此种方式产品在深圳市场发行较多，故称深圳模式。深圳模式以华润信托和平安信托为代表，其特点是私募机构在其中担任投资顾问角色，收取投资顾问管理费和超额部分的特定信托计划利益。

2.结构化阳光私募（上海模式）：将计划参与者分为优先受益人和劣后受益人，前者是普通投资者，后者投资顾问或其他投资人，通过投入一定规模的自有资金作为优先受益人的利益保障，但同时也拥有提取超额收益的权力，这种模式因在上海市场此种方式产品发行较多，故称上海模式。上海模式中以上海国际信托和华宝信托为代表。

3.自主管理型模式（云南模式）：此种模式无需聘请外部投资顾问，由信托公司自主打造投研团队独立决策以运作产品，可以有效提高信托公司对产品的控制能力，且符合监管层对信托公司业务模式的期望。云南模式下管理人与受托人同为信托公司,信托公司承担双重角色。

4.TOT(Trust of Trust)：即由专业机构募集资金成立母信托，再将母信托的资金分散到数只信托产品进行组合投资，投资对象不仅限于阳光私募，还包括ETF 或其他公募基金、甚至银行理财产品等。TOT产品投资目标一般设定为收益达到同类阳光私募产品收益率排名的前1/3水平之上，注重组合的风险控制。

二、解析阳光私募中各方参与人的潜在法律风险

阳光私募涉及参与者有六个群体：一是委托人即信托计划的投资者；二是负责销售信托的银行与第三方机构；三是受托人即信托公司；四是投资顾问（云南模式未有）；五是负责资金托管的托管银行；六是作为证券经纪人的券商，由于托管银行与券商在阳光私募中起到的作用有限，以下主要分析投资者、销售方、信托公司、投资顾问四方职责情况下容易出现的违规之处，并给以一定的分析。

(一)投资者，一般为委托人。

1.信托财产不合法，可能涉嫌非法集资：

根据《信托法》第七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集合信托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也规定，委托人应当以自己合法所有的资金认购信托单位，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信托计划。即投资者应保证投资财产为自己合法所有，严重的可能会触及刑事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信托投资一般最低额度100万元，募集资金额度或者造成额度极容易达到刑事犯罪标准。部分个人或单位机构或者公司为了获取信托受益，采取地下私募的形式，地下私募与客户间存在契约关系，但这种契约关系并未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承认。

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第一条的解释：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但一旦“地下私募”投资发生亏损，客户与管理人出现纠纷，两者之间所谓的“亲友”关系就很难认定。若客户告上法庭，法院极有可能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对“地下私募”管理人定罪处罚。

2.投资人违法且违反信托合同：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信托受益权转让有一批复（银监办发〔2005〕2号）：如信托文件没有限制性规定，受益人可以依法转让其受益权。2010年2月5日《关于加强信托公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结构化信托业务劣后受益人不得为他人代持劣后受益权。

媒体曝光的“A信托•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A信托案）中：信托合同明确信托计划的受益人不得转让和质押信托受益权的情况下，劣后受益人擅自将劣后信托受益权转让给第三人，事后A信托也未给第三人办理信托受益权登记，第三人相当于是劣后受益人代持人，劣后受益人、第三人同时违反法律与信托合同。

(二)销售方，除了信托公司直销以外，现在主要是银行、第三方财富中心代销。

1.第三方财富中心代销信托产品地位涉嫌违规：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八条：信托公司推介信托计划时，不得委托非金融机构进行推介；2011年底，银监会下发的《规范信托产品营销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信托公司营销信托产品，可选择其他金融机构代理推介信托产品；非金融机构只能“向信托公司推荐合格投资者，但不得以提供咨询、顾问、居间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推介信托产品”。

第三方财富中心涉嫌不具有合法地位，他们只能“向信托公司推荐合格投资者，但不得以提供咨询、顾问、居间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推介信托产品。但2012年底，银监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自查信托代销业务风险，银行渠道一度受阻。加上银监会此前发布的通知执行效果并不是很好，一些直销能力较弱的信托公司在银行碰壁以后只能借助第三方理财机构。

2013年5月10日，审计署就认为2010年至2011年某信托公司违规委托非金融机构销售部分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并以咨询费名义支付推介代销费3862.27万元。

2.银行可能存在诸多违规之处：

不少银行为完成理财产品的销售上，将目标客户群的标准一降再降，也不提示风险，甚至有虚假宣传的成分，出现亏损时容易出现不作为。

（1）.银行未充分提示风险：《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第二十九条：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的所有可能影响客户投资决策的材料，商业银行销售的各类投资产品介绍，以及商业银行对客户投资情况的评估和分析等，都应包含相应的风险揭示内容。风险揭示应当充分、清晰、准确，确保客户能够正确理解风险揭示的内容。

媒体曝光的“B信托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B信托案）中投资者投诉银行路演宣传的全是投资顾问系列产品过往的收益，而且后来投资者购买产品跟路演的产品完全不一致，这说明路演只是走走形式，银行完全是为了销售，并未考虑投资产品的风险。

“C信托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C信托案）中，银行销售的信托产品只是有预期收益率的说明，却并未注明保本及收益类型、风险等级等重要内容。而在展期版本说明书中，却明确标注了产品类型为高风险、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2）.预期收益率不科学：《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九条、四十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对理财计划的资金成本与收益进行独立测算，采用科学合理的测算方式预测理财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商业银行不得销售不能独立测算或收益率为零或负值的理财计划。对非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在与客户签订合同前，应提供理财计划预期收益率的测算数据、测算方式和测算的主要依据。

B信托案中银行在路演中称通过某证券历史数据测算，本产品预期收益率8%-25%”，显然仅仅一句根据历史数据测算并非科学。

（3）.未对投资者评估：《商业银行个人理财管理暂行办法》三十七条、《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二十三条、《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均规定：商业银行利用理财顾问服务向客户推介投资产品时，应了解客户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评估客户的财务状况，提供合适的投资产品由客户自主选择，并应向客户解释相关投资工具的运作市场及方式，揭示相关风险。对于市场风险较大的投资产品，特别是与衍生交易相关的投资产品，商业银行不应主动向无相关交易经验或经评估不适宜购买该产品的客户推介或销售该产品。

B信托案中投资者吴先生在签合同前签署的一份《委托人问卷调查》中自己对可以承担的风险指数选择为“较低”，信托合同明确说明：信托计划未设立专门的止损条款，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本信托计划收益率可能为零，但银行依然将此信托产品推荐给吴先生。

（4）.银行不作为：《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信托计划中信托财产可能遭受重大损的，信托公司应当在获知有关情况后3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披露，并自披露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书面提出信托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信托合同、银行理财合同一般也会规定此条；但事实执行起来却相当有争议。

B信托案中信托计划单位净值为0.5624元，即亏损达44%的情况下，投资者要求给说法时，银行人员解释只有在发生实际亏损时才叫重大亏损，银行当起了甩手掌柜，其涉嫌不作为。

C信托案中理财协议上写明，如遇到市场剧烈波动对产品有重大影响，将提前终止，在上证综指数大幅下跌58%的情况下，银行却没有采取相关解决措施。

(三)信托公司，其除了担任受托人角色，也有销售方角色。

1.异地推介：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七条：信托公司异地推介信托计划的，应当在推介前向注册地、推介地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省级派出机构报告。D信托公司为华南某信托公司，D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D信托案）中投资者称是从成都某报纸上获知D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推荐信息的；但D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并未提前报告四川省银监局。

2011年10月20日银监会颁布《关于规范信托产品营销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第十六条提议：“信托公司可在公司注册地之外设立异地营销中心。异地营销中心总数不得超过5个，但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除外。”异地推介是信托公司发展的方向，但显然D信托公司在当时是违法的，且此征求意见稿并未正式生效。

2.公开销售：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信托公司推介信托计划时进行公开营销宣传；公开营销宣传并未有明确定义，从修改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十二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不得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座、报告会、分析会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

D信托案中在成都某报纸上宣传也涉及了公开销售的问题。最近信托公司开始涉及微信、淘宝营销，通过网络方式进行营销以及募集资金，监管难度很大，在低成本和高回报的诱惑之下，很容易走进灰色地带。这一点可以借鉴美国做法：潜在投资者通过了推销阳光私募产品网站的前期资格审查，才能看的到相关阳光私募产品的信息。国内中信证券等较为正规的证券公司也开始推行此种做法。

3.银信合作架空评估投资者：

《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七条、第八条：信托公司应当对证券投资信托委托人进行风险适合性调查，了解委托人的需求和风险偏好，向其推介适宜的证券投资信托产品，并保存相关记录。信托公司拟推出的证券投资信托产品应当具备明确的风险收益特征，并进行详尽、易懂的描述，便于委托人甄别风险。

但在“E信托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E信托案）中投资人在第三次展期后才看到信托合同，他也从未向信托公司提交任何财产证明，事实上在理财计划面前，此条法律被架空，因为委托人是银行，银行不愿意将自己客户的信息告知信托公司。

为解决信托产品营销问题，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信托产品营销有关问题的通知》中代理推介机构应向信托公司提供全面、真实的客户信息，确保提供的客户信息能够满足信托公司甄别合格投资者的需求，并能够在产品存续期间及时有效地履行风险揭示、信息披露、后续服务等职责。客户信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身份证、职业、居住地、联系方式等。但是无论是银行还是第三方公司，谁都不愿意将自己客户的信息告知信托公司，面签并没有得到落实。但是因种种原因，通知也并未生效。

4.违规展期：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规定：召集受益人大会，召集人应当至少提前10个工作日公告受益人大会的召开时间、会议形式、审议事项、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等事项。受益人大会不得就未经公告的事项进行表决。受益人大会可以采取现场方式召开，也可以采取通讯等方式召开。

E信托案中双方信托合同中规定处理信托事务过程中的相关事项必须通过营业厅公示或双方同意的通讯地址，但通过展期的方式是通过网站公告，表决方式是通讯表决，投资人杨先生因此并不知晓展期通知，通过网站公示，显然不是信托合同中约定的通过营业厅公示或通知到双方同意的通讯地址，苛求投资者天天盯着E信托公司网站信息并不合理。

值得注意的现在信托资金池，将很多投资人资金放进一个资金池里，而资金和项目并非一一对应，造成事实上银信合作展期根本不需要经过资金投资方同意。

5.信息披露不规范：

《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十六条规定：信托公司办理集合管理的证券投资信托业务，应当按以下要求披露信托单位净值：

（一）至少每周一次在公司网站公布信托单位净值。

（二）至少每30日一次向委托人、受益人寄送信托单位净值书面材料。

（三）随时应委托人、受益人要求披露上一个交易日信托单位净值。

信托净值披露不合法的不在少数，一周一次改为一月一次，证券日报2010年曾报道： 45%阳光私募净值披露不合规。信托公司称不及时披露信息是为了避免投资人情绪波动，更重要的是披露越少，信托公司越省事，可操作空间也越多，这些是不太愿意见阳关的。

6.不执行预警线：

《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十四条 信托公司应当根据市场情况以及不同业务的特点，确定适当的预警线，并逐日盯市。信托公司管理信托文件约定设置止损线的信托产品，应根据盯市结果和信托文件约定，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2011年5月投资者认购F信托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F信托案），信托合同约定0.95元、0.85元分别为预警线和止损线，一旦收盘时跌破这两条线，F信托应及时以录音电话或传真形式”向一般受益人提示投资风险。

但信托计划跌破0.95预警线，他却未收到来自F信托的任何通知，直到27天后才从其他处得知。后经内部人士称信托公司通常只在净值快跌破0.85止损线时，打电话通知投资顾问补仓，预警线只是一个摆设。

7.投资顾问代为实施决策:

《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二十一条：信托文件事先另有约定的，信托公司可以聘请第三方为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提供投资顾问服务，但投资顾问不得代为实施投资决策。

A信托案、F信托案中投资者均指责投资顾问代为实施决策，B信托案中《2012年半投资报告》及关于路演产品与实际销售产品不一致的情况说明并非B信托公司所出具，而是由投资顾问公司代为出具，这都从侧面说明投资顾问可能代为实施投资决策。

(四)投资顾问

1.投资顾问资质不符合标准：

《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二十二条关于证券信托产品选聘投资顾问依法设立的公司或合伙企业，且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2009年12月银监会关于加强信托公司主动管理能力有关事项的通知（讨论稿）中第三条规定：专业顾问机构或其实际控制人应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行业声誉较高、专业能力突出、持续经营且业绩优良，无不良记录。

“G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G信托案）中，投资顾问T法人代表周某曾因操纵昌九生化股票价格而被判刑，投资顾问实际操作人陈某也因操纵市场被证监会处罚，但投资顾问T依然能担任G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顾问，操作人陈某依然实际操作证券账户。

2.投资顾问私自更换：

信托公司原则上应自主操作，即使选任投资顾问，也需严格按照银监会《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执行。因此《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信托公司应当制定第三方顾问选聘规程，并向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报告。实际运作情况是投资经常私自更换，变相规避银监会上述规定。

在“H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H信托案）中，T1为H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但T1又聘用另外两家公司为T1的投资顾问，实际操作均由另外两家公司来操作。

3.投资顾问操纵证券市场：

《证券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投资顾问T案陈某利用其控制的公司，收买证券公司研究员以证券分析师名义在互联网、电视台参加栏目上荐股，在荐股买人之后再卖出。

H信托案中T1聘用的另外两家公司通过信托账户频繁购买关联交易股份，其股价涨幅达到34.75%。

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了操纵证券市场罪：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陈某、另外两家公司等均涉及触犯操纵证券市场罪。

4.投资顾问老鼠仓：

老鼠仓是指庄家在用公有资金在拉升股价之前，先用自己个人（机构负责人，操盘手及其亲属，关系户）的资金在低位建仓，待用公有资金拉升到高位后个人仓位率先卖出获利。

2013年8月2日证监会新闻发布会：博时基金经理马某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获取博时精选基金交易的非公开信息，操作他人名下账户。据报道博时基金是某信托公司尊享5号、非凡17号、非凡18号的阳光私募产品的投资顾问，但上述阳光私募产品都出现与博时精选精准同进同出的情况，马某可能一边担任公募业务的基金经理，一边为阳光私募产品做投资顾问。

马某行为涉嫌构成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马某案涉及操作10亿的资金，显然马某交易额度已经达到犯罪标准了。

三、阳光私募潜在法律风险的深层次问题及其建议

上述阳光私募现存的诸多问题都有法律所明确规定，只是投资者、银行、信托公司、投资顾问并未执行相关规定而已。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监管问题与机制问题，他们表面看起来合法合规，但事实上在阳光私募健康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诸多漏洞。

(一)监管问题与建议：

1.机构监管现状与问题：

在分业经营条件下，由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对不同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即由银监会负责监管商业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证监会则负责监管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而保监会监管保险公司。随着金融分业经营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尤其是信托公司横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实业投资，传统“机构监管”模式的弊端也就会逐渐显露出来了。在混业经营的趋势下，即使监管机构确认各自的监管权力范围，但跨市场创新又会模糊这种边界。每个机构只监管属于自己的权利范围，各扫自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就不得不面对局部监管真空或者多头监管的尴尬。

比较典型的是阳光私募中的投资顾问资格问题，根据《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投资咨询机构等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证监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等规定也要求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从事投资顾问需要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

但银监会《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却并未要求投资顾问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格。《关于加强信托公司主动管理能力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投资顾问应定位于提供投资建议，投资决策应由信托公司自行作出。按照银监会精神，此时的投资顾问只是分担信托公司受托人职责。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证券投资基金法》颁布实施，担任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向基金行业协会履行登记手续。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及产品备案规则（征求意见稿）第五条规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1亿元以上的基本明确属于证监会监管了。

但信托法修改在即，若按照投资顾问是分享受托人职责的精神理解，信托法依然可以将投资顾问的监管纳入银监会管辖范围。

阳光私募中的投资顾问到底是否需要证券投资咨询资格，需要银监会、证监会作出相关说明与解释，H案、A信托案投资者均以投资顾问不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格为由投诉至银监会。

2.监管建议

(1).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周小川、吴晓灵、尚福林、刘明康都在不同场合提到改变监管思路，注重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结合，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过渡的转变。

功能监管重点关注的是金融机构所从事的经营活动，而并非金融机构本身，原因在于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比金融机构本身更具稳定性，所以功能监管能够更加稳定统一的发挥其监管功能，鉴于目前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国情，所以应将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以功能监管维护市场统一秩序，以机构监管保证单个机构的审慎合规经营。若采取此种监管形式，将不会再出现阳光私募中的投资顾问属于多个部门监管或者无人监管的问题。

(2).鼓励地方银监局先行一步。2006年2月，在银监局未做任何正式规定之前，上海市银监局主动推定证券投资信托的规范化发展，召集上海信托、华宝信托等上海六家信托公司商议《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业务自律守则》，地方银监局应该有更多这样先于法律更随市场的行为，因为法律总是滞后的。

(3).协会自律。在英国有对协会的权力相当大，可以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开除，并逐渐形成一种行业自律，成为协会会员是一种身份与荣誉，但在中国信托业协会并没有把这种自律与身份感发挥出来，协会只是监管机构的一个辅助部门，协会并没有独立性，最终还是都看监管部门的，协会也无任何处罚权力。

(4).第三方评价体系。虽然阳光私募基金定期公布净值数据，但是具体的持仓数据，资产配置等信息基本上不公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投资者的合法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尽快构建完善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对于阳光私募基金监管体系的完善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机制问题与建议：

1.机制问题及现状：

阳光私募中受托人、保管人的监督并非真正的安全，受托人对于投资管理人的约束缺乏力度：由于受托人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目标与委托人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又由于受托人拿固定管理费，在投资顾问契约中受托人更多的是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可能对投资顾问未尽勤勉忠实职责。

在信托计划运行过程中，受托人可能会玩忽职守，不能履行其在信托契约中的职责加强对投资管理人的监督管理，又投资管理人是受托人选择的，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导致受托人甚至可能与投资管理人达成“合谋”而损害投资者利益。

如何构建阳光私募中的反欺诈条款,保障投资者个人与集体的诉权,完善其中的民事赔偿责任等问题也尤为迫切，同时至今未有一起信托公司或投资顾问赔偿投资者的阳光私募案。

2.机制建议：

(1).引入独立的受托人委员会。针对目前我国阳光私募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借鉴印度的“监督人受托模式”，类似于离案信托的保护人角色，引入独立的受托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由信托计划发起人提名和任命，受益人大会享有任免权和更换权，受益人通过受益人大会换选不合格的独立委员来发挥监督作用。

根据这一构想，将转变信托公司受托人的角色，其主要充当信托计划发行机构，投资管理人和保管人将由受托人委员会选聘，并受其监督。当受托人委员会有足够理由相信管理人或保管人不称职时，有权向受益人大会提议更换管理人或保管人，并有权就此召集临时受益人大会做出决议。

(2).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及司法。银监会2013年8月30发布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其对金融消费者有一定保护，但此指引尚未生效，同时依然缺乏具体民事赔偿责任规定。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明确将金融消费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如此对于信托公司、银行、第三方财富中心等都多了一层法律监督，投资者也多了一层保障，但由于金融消费的特殊性，建议在制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时落实民事赔偿责任、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等更多保护消费者的具体条款。

最高院等司法机关也需在合适时候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同时让法院来几场确确实实的判决，而不是每逢遇到阳光私募上法院，都是以和解而告终，都是以和稀泥方式解决，问题依旧纹丝不动，司法救济之路依旧徘徊不前。

结语：《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规定：交易指令必须由信托公司向证券交易经纪机构下达，但据媒体报道：事实上实际决策人还是投资顾问。信托公司都会给投资顾问开一个远程终端。通过这个终端，所有交易指令显示为信托公司机房发出，但实际交易均由投资顾问直接操作，无论此报道是否为真，但我们更希望阳光私募更加阳光。当然有问题的不只是信托，银行、第三方理财机构、投资顾问都需要正规阳光化，阳光私募潜在法律风险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监管问题与机制问题，以上问题都是市场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市场的问题终究需要市场之手来解决。

第五篇：阳光私募发展之路

阳光私募发展之路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资本市场在20年的风风雨雨中，也正不断跟国际接轨，出现了各种各样适合不同类型投资者的理财产品。私募基金行业作为我国资本市场上新生代明星，倍受市场瞩目。作为一个“混血儿”，一方面它的原型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对冲基金，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环境、政策法规的不同，它又具有特定的本土特征。

回首中国私募基金业这8年的发展历程，从2003年几千万的市场规模到如今逾千亿的市场规模，从最初2003年的年发行量2只到2010年年发行量488只，阳光私募的发展速度令整个资本市场侧目。如果拿运输业来类比，那私募基金就有如运输业中的高铁，在传统铁路和航空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情况下，高铁以每小时四百多公里的最高时速和舒适的乘客体验闪亮登场并迅速占据了一定市场份额。有趣的是，打着“自主开发”牌子的高铁，实际上也是对国外领先技术的本土化成果，跟中国私募基金颇为相似。

尽管目前还存在着对高铁的质疑，但来自高铁的竞争威胁已经让航空业有所压力并开始着手改善，对于整个运输行业来说这无疑是个喜讯，竞争带来进步。同样，私募的发展壮大给予投资者更多的选择空间，它操作的灵活性也吸引了不少公募、券商的人才流入到私募行业，这已对相对传统的理财产品产生了威胁；其次，私募基金近几年优异的投资业绩和风险控制能力不断得到市场认可，尽管目前私募产品的整体规模和市场影响力与公募基金还相差甚远，但私募基金通过业绩树立的新标杆对公募、券商来说也是一大压力，行业内部竞争所带来的进步永远都是会惠及行业和客户的。

从立法角度来说，私募作为新生派理财产品，最初基金法并未对私募基金做出法律规范，从而导致私募基金法律地位不明确，长期处于“灰色地带”，市场认知速度相对迟缓，这些结果都导致了私募基金发展历程的曲折。但正是这些阻挠催生了创新，依托《信托法》发行证券投资类信托产品（阳光私募），把私募产品曝光于市场的监督之中，把私募这个无人管的幼苗放到银监会的监管之下，于是有了如今阳光私募业的灿烂。

信托账户暂停开户对于私募行业来说，又是一块大石阻碍着阳光私募过快成长，但私募行业仍然顽强生长着，有限合伙制、账号借壳……私募行业的智慧从未因为阻挠而停止发光。据私募排排网数据统计，从2009年下半年信托账户停开，迄今为止，有逾600只新产品发行成立。

总体上来说，法律地位的缺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私募基金业的发展，但从另外角度来说，正是由于无明确法规的贸然限制，阳光私募得以在观察摸索中更自由的成长；信托账号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了私募疯长、良莠不齐的情况，并促使部分信托公司对私募基金进行准入筛选和优胜劣汰机制。

在既存的信托账户资源即将枯竭之时，私募行业迎来了春天，历时一年半出台的《基金法》修订草案已于元月中旬向业内征求意见，该修订草案将私募基金、券商集合理财、VC（风险投资基金）、信托等都纳入监管范围，表现出了国家对私募行业的支撑。新的修订草案将在不久后的两会上提交并讨论，待其正式出台后，私募基金将会得到正名，实现真正的阳光化。修订草案当中也明确了私募基金在符合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开展公募业务。公募业务的证券监管机构将按照监管和自律相结合的原则，将私募基金分类监管，规范运作。此举将有望打破公募基金在发行资格上的垄断，让有能力参与的私募与公募竞争，促进行业多元化发展。

当私募行业为新基金法欢呼的时候，不少人又为阳光带来的影子而隐隐不安，监管是否会令私募基金丧失优势——操作灵活性。草案中提到“注册了的基金管理人，在非公开募集基金完毕之后需向证监会备案，达到规模却未注册的基金管理人，证监会有权要求其限期将规模和人数降低至规定数额以下，限制其开户、买卖证券，或者通知公司、企业登记机关不予通过年检。”如果能实现备案制度，推崇加强行业自律，那么私募基金投资操作上的灵活性可以得到相当程度上的保留，从而保有与公募的竞争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基金法》修订草案并未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做具体描述，这表明国家在支撑私募发展的同时，并未能有合适且成形的方法对私募基金这个新生事物进行有效的监管。即使是国际上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和诚信概念相对普及的国家，对冲基金也曾对市场产生了相当大的的冲击，我国要如何吸取经验并结合国内情况来监管不是一朝可成型的。在制度放松之后，大量资本流入、大量投资公司参与必将导致行业内参差不齐业绩分化的情况更为严重，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应加强自身管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投研和风控能力，私募行业也应加强诚信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