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石上的厦门佛教历史

第一篇：刻在石上的厦门佛教历史

刻在石上的厦门佛教历史

【摘要】 石刻具有重要的考古、文学、书法等价值，是镌刻在岩石上的具有证史、补史意义的文物。厦门佛教播迁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石刻种类，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摩崖石刻和碑刻是重要的历史见证。本文以万寿岩为例窥见厦门各岩寺的石刻文化，特别介绍万寿岩中的无量寿佛石刻，从这方厦门岛内年代最早的佛教石刻的历史意义进一步确立石刻在文物考古中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厦门佛教；石刻；无量寿佛石刻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在种类繁多的石刻中，有许多石刻记载的是宗教文化的播迁历史，其中包含与佛教相关的摩崖石刻、碑刻等。本文从厦门佛教的发展历史发现期间出现的佛教石刻文化，更深刻地理解石刻的历史价值。

一、石刻文化与厦门佛教播迁

石刻，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中华文明发展史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物之一。在天然石头的平面上雕刻文字的摩崖石刻和在加工过的石材平面上镌刻文字的碑、碣和墓志等都可称为石刻。远古时代，已有许多岩画在中国大地上存在；先秦时期，开始出现汉文字的石刻；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文字的发展，石刻的内容与形式越发丰富。到了汉魏时期，摩崖石刻和各种碑刻、墓志已基本上走向成熟发展阶段；唐代是中国石刻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宋元以后，石刻文化进一步遍及民间，其广泛的内容，多样化的形式，使其成为一种被社会认同且备受重视的文化。可以说，石刻是所有文物门类中既具有考古、文献价值，又具备文学和书法艺术价值，甚至具有实用价值的文物。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石刻文化，“其历史之悠久，精华之荟萃，品种之繁茂，书法之高妙，镌刻之精湛，史料之珍贵，内涵之丰富，涉及之广泛，功能之多样，风貌之壮观，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将石刻与纪念建筑物、革命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等同时列为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受到社会普遍的重视。

闽南，尤其是厦门的石刻文物不仅门类齐全，数量众多，而且颇具地方特色。明、清两代是闽南石刻的兴盛时期。明初闽南沿海的筑城禁海，中后期倭患和红夷的骚扰、漳州月港航海贸易的兴起，明末郑成功的抗清复台，以及清代厦门港的崛起，闽台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等因素，让闽南的社会生活愈发丰富。又因为明清时期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闽南民间的宗族组织以及佛教与民间信仰的活动空前活跃，这些社会现象都很好地反映在了石刻方面。明清时期，闽南石刻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数量之多与内容的丰富性都得到空前提高。

佛教在厦门的传播与发展，可以从隋唐时期说起。厦门历代多隶属同安，就建佛寺而言，始于隋代的同安梅山寺、黄佛寺（今圮）可视为厦门地区最早的佛教寺庙。如果就鹭岛而言，地方志书记载的最早进入鹭岛的僧伽，是五代时在五老山麓的岩洞中住修的僧人清浩。从清浩和尚穴居岩洞可知，五代之前鹭岛上还没有可供住僧的寺院。清浩之后至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才有第二位进岛的僧人文翠，但仍驻锡在清浩的岩洞旧居中。由文翠至明代的几百年间，再也没有僧人入居鹭岛的记载。由此可见，从唐代至明初的300多年间，厦门佛教一直处于缺寺少僧的民间自发信仰的萌芽阶段。

明代的厦门，越来越多的移民迁入，社会经济开始繁荣，逐渐发展成为福建海防要塞和对外交通的港口，厦门佛教也随之发展起来。明初，第一个建寺的是觉光和尚，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觉光和尚在五老峰前开建普照寺。随后有月照和尚开建万寿岩，万寿岩中尚存有清万寿岩住持普萌隐树氏所撰《万寿岩记》碑刻，从中可知万寿岩的诸多历史。本文提及的“无量寿佛石刻”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以来，岛上增建了虎溪岩、寿山岩、醉仙岩、白鹿洞、太平岩、莲花庵（后改称日光岩）等山岩。较著名的虎溪岩?层洞摩崖石刻群有许多石刻就在这个时期出现，如林懋时于万历丙辰年（1616年）自题自刻“?层”二个大字，位于洞口之上，字作楷体，字径1.2米。

明末清初，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展开抗清斗争，东南沿海的忠臣义士流寓厦门，与厦门诸多文人雅士交往密切，经常结伴悠游在虎溪、鹤岭、仙岩、鹿洞之间。其中一些文人雅士甚至削发为僧，遁入空门，其中有阮?F锡、姚翼明、杨秉机、谢元忭、纪保国等14人，分别驻锡在各寺岩中，极大地促进厦门佛教寺岩的开拓和建设。不可忽略的是，文人雅士游历山岩之时，留下许多摩崖诗刻，如云顶岩留云洞内明代叶普亮的诗刻，万寿岩吴楷“一片瓦”诗刻，丁一中在厦门诸多岩寺中留下的摩崖诗刻等。明末清初厦门佛教的发展已进入全盛时期，但很快又在清郑的反复战争以及后来的播迁中陷入低谷。

清世宗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统一台湾后被派往驻扎厦门。这个时期，施琅对清初被毁的许多寺岩进行了重建，复建普照寺，并拓建大悲阁，改称南普陀寺。南普陀寺院后山巨石上镌刻的“佛”字，是闽南寺院摩崖石刻中最大的一个字，高约4.7米，宽约3.3米，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振慧所书。之后，又修建了万石岩、太平岩。但是，清末民初，社会上兴起一股“庙产兴学”的浪潮，指责佛教是传扬封建迷信的风源，僧尼是不劳而作的蛀虫，因而到处发生“废寺逐僧”、“占庙兴学”的**，使衰落的佛教陷入覆灭的危机。

二、厦门石刻与万寿岩“无量寿佛石刻”

在厦门佛教的发展期间，出现了许多石刻种类。现已发现的厦门摩崖石刻，总共有456段，其中思明区413段，集美区6段，海沧区8段，翔安区5段。思明区是厦门的老城区，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辖区内有许多著名岩寺，因此摩崖石刻的数量非常之多，其中万石植物园（包括万石岩、中岩、太平岩、紫云寺和天界寺）有摩崖石刻111段，虎溪岩和白鹿洞共有84段，南普陀及后山的五老峰有70段，鼓浪屿日光岩有61段。厦门的摩崖石刻主要涵盖明、清两个朝代和民国时期。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是岛内云顶岩上题刻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天际”两字，其次是万寿岩题刻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的“无量寿佛”四个楷书大字，第三则为万寿岩年款为嘉靖六年（1527年）的吴楷诗刻。厦门摩崖石刻的内容大体包含了题记和诗文等。题辞是题记的种类之一，字较少，多刻在名岩胜景中，如明傅钺在天界寺所题的“仙岩”、“天界”，丁一中在鼓浪屿日光岩所题的“鼓浪洞天”，林懋时在虎溪岩所题的“?层”，清奕仁在太平岩所题的“石笑”，李?涝谕蚴?岩所题的“万笏朝天”等。字数较多的题记，如清普萌隐氏的《万寿岩记》、薛起凤的《榕林别墅记》、太平岩的《永禁毋许寄厝棺骸题刻》、鼓浪屿的《重兴鼓浪屿三和宫记》等，字数有上千之多。已发现的石刻中与宗教寺院相关的碑刻有74通，包括佛教寺院68方，内容有重建或重修同安铜钵岩、龙山圣果院、梵天寺、石室院、龙池岩寺、南普陀寺、云顶岩僧舍、松柏林观音堂、盈岭大士寺、梅山寺、万寿岩、普光寺、天界寺、白云岩寺、白鹿洞寺、万石岩寺、鸿山寺、太平岩寺等。

石刻记载的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其中也包括宗教文化。从摩崖石刻和碑刻来看厦门佛教的发展史也是有迹可循。本文选取年代较早的无量寿佛石刻为例，并从无量寿佛石刻所在的万寿岩中的石刻文化，窥见厦门岩寺的石刻文化情况。无量寿佛石刻位于万寿岩东侧的一块巨岩北面上，于明代正统七年（1442年）镌刻，日久风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太学生马世杰重镌。“无量寿佛”四字为楷书直题，每字字幅约1米见方，字体端重，笔划方折，镌刻平坦、浅显，题头款小字为“福建都司郡□贾定立”，左侧落款镌“正统七年四月□刻”及“康熙四十四年太学生马世杰□月重镌”。这方石刻为岛内最早的石刻之一，1982年公布为厦门市文物保护单位。无量寿佛石刻所在的万寿岩，又名“山边岩”。旧志称其“在阳台山之东，自太平岩越山二里许”。清万寿岩住持普萌隐树氏所撰《万寿岩记》碑刻记载了月照禅师于明永乐乙未年（1415年）创建岩寺，俞大猷和戚继光曾到此并有诗留壁，清康熙癸卯年（1663年）清军洗劫厦门，以及台湾归清版图后该寺重建经过等有关朝代兴衰更替的史实，是研究厦门地方史和佛寺沿革的宝贵物证。万寿岩内有一石洞，洞顶是一块天然巨石，洞口有著名高僧弘一大师20世纪20年代在此小住时题写的“潮音洞”三个字，这里就是名曰“一片瓦”所在。万寿岩内危石林立，岩石上留下许多珍贵石刻，潮音洞前巨岩上的“俞戚诗壁”和明嘉靖六年（1527年）吴楷的杂言诗就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俞戚诗壁”共有韵脚相同的七言律诗三首，共14行，字幅高3米，宽2.3米，均为楷书直题无款，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史料记载，明嘉靖四十一年（1563年），福建总兵俞大猷、副总兵戚继光，率领大军进剿倭寇。第二年冬天，戚家军在同安、漳浦等地斩杀倭寇数千人，溺死焚死倭寇近万人，基本荡平入闽倭寇。“俞戚诗壁”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来的历史印迹。至于吴楷的杂言诗，石刻年代之久远仅在云顶岩“天际”石刻和无量寿佛石刻之后，其左侧的题款为“嘉靖六年（1527年）八月之吉，将仕郎江浙桐庐吴楷书”，诗曰：“一片瓦，一片瓦，造化陶?F元不假。峦连上复碧???颍?瓴建周遭翠潇洒。?f岩垒块胡孙头，怪石低昂鸟兔马。几番风雨洗莓墙，千古月华穿破甲。掬灵泉，度杯?小＝鹇聘瑁?玉板?。览胜朋侪邀我耍。安得仙人王子乔，一双飞鸟舄游天下。”万寿岩里众多珍贵的僧众石刻，记载了万寿岩的发展历史，是一笔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万寿岩的石刻文化反映了厦门众多岩寺的情况，石刻遍布于各大岩寺，记载着佛教发展的历史，也是当时平民百姓与文人雅士生活的写照。无量寿佛石刻既是镌刻在岩石上的历史见证，也是厦门宗教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可窥见当时厦门佛教的发展情况。

三、小结

在厦门佛教的传入和发展过程中，许多摩崖石刻和碑刻应运而生。万寿岩的石刻文化，既有岩寺发展历史的碑刻和佛教符号的踪迹，又有文人游历留下的诗刻，还有反映人民抗争的历史石刻等等，这些种类在诸多岩寺中都有存在，可以说是厦门岩寺石刻文化的浓缩表现。石刻具有证史、补史的作用，岩寺里的石刻记载的是佛教的播迁以及当时社会生活发展的情况。明代时，佛教发展空前鼎盛，这种情况很好地反映在宗教石刻上。无量寿佛石刻作为厦门年代最早的石刻之一，正好反映了明代厦门佛教的历史。无量寿佛，也就是阿弥陀佛，又名无量佛、无量光佛。记载阿弥陀佛故事的经典，早在东汉就有翻译。六朝时强调往生极乐世界的思想，就是建立在阿弥陀佛信仰之上，并逐渐发展形成后来的净土宗。随着净土宗在中国的普及，阿弥陀佛成为最流行的佛陀之一。可见，“无量寿佛”四字被镌刻在巨岩之上，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符号绝非偶然。无量寿佛石刻是当时厦门佛教发展情况的一个缩影，很好地说明了石刻与历史相互补证、相互依存的关系。石刻的考古价值和历史意义再次突显，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第二篇：刻在木板上的入党申请书

【舟曲县抢险救灾工作情况专刊】

刻在木板上的入党申请书

8月12日13时许，参与抢险救灾的武警陇南市支队，正在抢险救灾一线原地休整，此时，有人发现有一名战士正埋头在一小块木板上用钉子写着什么，1

战友们悄悄凑上去一看，原来他正在写入党申请书。他叫刘宁，是武警陇南市支队二中队一名普通的战士。

武警陇南市支队支队长张峒介绍说，刘宁同志是一名战斗力强的战士，他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工作认真负责，军事素质过硬，担任二中队三班班长。

在此次抢险救灾中，刘宁是共青团抢险救灾尖兵。为竭尽全力搜救有生命迹象的幸存者，他不顾疲劳，始终冲锋在前，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在解救一名被困群众时，主动请缨，运用平时练就的攀登技巧，使这名群众得到了成功解救。刘宁从六楼高度下滑过程中磨烂了手套，手被划出了一道深深的血口。然而，当战友们劝他去包扎伤口时，刘宁坚决地摆摆手说：“我的伤没事。”在救援现场进行了简单包扎后，刘宁又投入到抢险救灾之中。

刘宁在向二中队临时党支部递交这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时，激动地说，在舟曲抢险救灾的70多个小时里，亲眼目睹了无数共产党员冲锋陷阵，吃苦在前，工作在前，连续奋战，不辞辛劳的感人事迹。共产党员在抢险救灾中表现出的先进性，深深地感染了他、教育了他，这一切更加坚定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了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追求。“成了共产党员，我就有更好的理由去冲锋在前。”

第三篇：金山打字《佛教历史》拼音注释

佛教历史，共1387个字

Fïjiàojīnɡdiǎnbāokuîjīnɡ、lǜ、lùn，tǒnɡchēnɡ

佛教经典包括经、律、论，统称“sāncánɡ”，nâirïnɡhàofánãrpánɡzáMùqián。

“三藏”，内容浩繁而庞杂目前，“sāncánɡ”yǒubālìyǔ、hànyǔ、zāngyǔsāndàtǐ

“三藏”有巴利语、汉语、藏语三大体xìLìshǐshànɡ，fïjiàojīnɡdiǎncãnɡjīnɡxiānhîu。

系历史上，佛教经典曾经先后jīnɡlìɡuîsìcìdàjiãjíSuǒwâidàjiãjí，shìzhǐ。

经历过四次大结集所谓大结集，是指fïtúmãnwãilejìchãnɡfïtuïdejiàofǎ，jīnɡɡuîjíhuì

佛徒们为了继承佛陀的教法，经过集会sînɡdú、tǎolùnãrjíjiãchãnɡfïdiǎnDàyuēzài。

诵读、讨论而集结成佛典大约在ɡōnɡyuánqián4shìjìjǔxínɡdì'ârcìdàjiãjíqiánhîu

公元前4世纪举行第二次大结集前后，fïjiàotúfāshēnɡledìyìcìdàfēnliâ，chūxiànlezūn

，佛教徒发生了第一次大分裂，出现了尊chïnɡchuántǒnɡ，bǎoshǒujiùɡuīdeshànɡzuîbùhãqīnɡ

崇传统，保守旧规的上座部和倾xiànɡjìnqǔ、zhǔzhānɡɡǎiɡãdedàzhînɡbùliǎnɡdàpai

。向进取、主张改革的大众部两大派Cǐhîu，shànɡzuîbùyîujīnɡɡuîqīcìfēnliâãrchãnɡwãi

此后，上座部又经过七次分裂而成为shíârpai，dàzhînɡbùjīnɡɡuîsìcìfēnliâãrchãnɡwãi

十二派，大众部经过四次分裂而成为bāpaiLìshǐshànɡchēnɡzhâyīshíqīdefïjiàowãibù。

八派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佛教为部paifïjiàoZhìɡōnɡyuán1shìjìqiánhîu，yîuyǒusuǒ。

派佛教至公元1世纪前后，又有所

佛教历史，共1387个字，zãxínɡchãnɡběichuánfïjiào

。，则形成北传佛教Běichuánfïjiàoshǒuxiānjìnrùdànɡshídexīyù，北传佛教首先进入当时的西域，ěrhîucáiyïuxīyùjìnrùzhōnɡyuándìqū“Xīyù”shì。

尔后才由西域进入中原地区“西域”是hàndàiqǐduìyùmãnɡuānyǐxīdìqūdetǒnɡchēnɡZhâyī。

汉代起对玉门关以西地区的统称这一dìqūlìláishìduōmínzúhuìjùdedìfɑnɡ，yěshìwǒɡuï

地区历来是多民族汇聚的地方，也是我国běifānɡxǔduōmínzúzhēnɡxiïnɡdelìshǐwǔtáiHàndài

。北方许多民族争雄的历史舞台汉代，xīyùdeyīxiēshǎoshùmínzújiànlìyǒuchãnɡɡuō

，西域的一些少数民族建立有城郭zhânɡquán，bâichēnɡzuîxīyùsānshíliùɡuï《Hàn。

政权，被称作西域三十六国《汉shū》cãnɡjìxùshuō：“xīyùzhūɡuïdàfânɡtǔzhù

书》曾记叙说：“西域诸国大奉土著，yǒuchãnɡɡuōtiánchù，yǔxiōnɡnú、wūsūnyìsú，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Zhâlǐdesuǒwâi“tǔzhù”shìzhǐyānxiānɡ、。

”这里的所谓“土著”是指焉香、qiūcí、shūlâ、hãtiánděnɡdìdetǔhuǒluïhãsùtâ

龟兹、疏勒、和田等地的吐火罗和粟特rãnZàiwǒɡuï，tāmãnbǐběifānɡqítāɡâɡǔdàimínzú。

人在我国，他们比北方其他各古代民族ɡânɡzǎodìjiēshîulefïjiàoFïjiàodàyuēzài。

更早地接受了佛教佛教大约在ɡōnɡyuánqián1shìjìshíjiùyǐjīnɡjìnrùlehãtián

。公元前1世纪时就已经进入了和田

佛教历史，共1387个字

xiǎochãnɡxuãzhě，ǒuěrcáiyǒuwailáidedàchãnɡ

小乘学者，偶尔才有外来的大乘sēnɡrãnchūxiànCǐwài，zàidàyuâshìběibùdekānɡjū。

僧人出现此外，在大月氏北部的康居，fïjiàoyěpōliúxínɡHàndìfïjiàodeyìjīnɡzhěduō。，佛教也颇流行汉地佛教的译经者多yǒukānɡjūrãnZhìliǎnɡjìnnánběicháoshí，xīyù。

有康居人至两晋南北朝时，西域fïjiàoɡânɡjiālïnɡshânɡZhâshídehãtiánjīhūyǐjīnɡ。

佛教更加隆盛这时的和田几乎已经quánmínxìnfï，jiājiāmãnqiándōujiànyǒuxiǎotǎ，全民信佛，家家门前都建有小塔，zuìxiǎodetǎyěyǒusānzhànɡzuǒyîuɡāoHãtiányǒu。

最小的塔也有三丈左右高和田有shùwànmínɡsēnɡrãn，duōshǔdàchãnɡ，shîuɡuïjiā

数万名僧人，多属大乘，受国家ɡōnɡyǎnɡQuánɡuïyǒu14ɡâdàqiãlán，zuìzhùmínɡde。

供养全国有14个大伽蓝，最著名的shìdímïdìsì，yǒudàchãnɡzēnɡsānqiānrãnJùliù。

是翟摩帝寺，有大乘增三千人据六shìjìchūdàoɡuîhãtiándesînɡyúnshuōHãtiánchãnɡ。

世纪初到过和田的宋云说和田城nánshíwǔlǐyǒudàsì，zhùsēnɡsānbǎirãnHãtiánde。

南十五里有大寺，住僧三百人和田的fïjiàowãnhuàhãfïjiàoyìxuãxiānɡdānɡfāzhǎn，yǐ

佛教文化和佛教义学相当发展，以zhìnãnɡɡîuchãnɡwãixīyǐnzhūduōmínɡsēnɡyïuxuã

至能够成为吸引诸多名僧游学jiǎnɡdàozhīdì，yǒuxǔduōzhînɡyàodehànyìfïdiǎn

讲道之地，有许多重要的汉译佛典

第四篇：镌刻在锦绣大地上-农业综合开发讲话

镌刻在锦绣大地上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王建国谈今后农业综合开发创新突破和过去取得的经验成就

以推进现代农业为目标谋划长远发展

王建国主任说，改革开放30年是历程碑，也是新起点。今后农业综合开发工作要始终把建设现代农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政策和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农业综合开发水平，持续改善农业生产设施和条件，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为项目区农民增收创造更多条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也是实施农业综合开发20周年。20年来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历程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农业综合开发今天取得的巨大成果。回顾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历程，虽然我们为取得的成绩而自豪和欣慰，但也深感今后农业综合开发工作任重道远。谈起农业综合开发，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王建国对今后工作有许多创新思路。

王建国主任说，目前国家农发办正在组织学习和讨论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边学习边思考，进一步理清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思路，牢牢把握工作重点。从总体上看，今后农业综合开发工作一定要按照《决定》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为目标，来思考和谋划农业综合开发的长远发展。

始终把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首要任务

在应对当前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中，我们国家之所以显得比较从容，一个重要原因是粮食连续五年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这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财政支农投入中，农业综合开发是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关系最紧密、作用最直接的一项投入，不管任何时候都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绷紧。今后，农业综合开发要全力落实《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在存量资金继续向粮食主产区倾斜的基础上，每年要将中央财政新增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大部分用于粮食主产区，不断加大对主产区的投入力度，支持其打造粮食生产核心产区，不断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步伐，改善农业生产设施和条件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一项根本措施，就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现有耕地、水源进行改造，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长期以来，农业综合开发致力于中低产田改造和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抓住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农业综合开发是改造中低产田的主角，越来越被领导肯定和社会认可。

今后，农业综合开发要千方百计增加中低产田改造的投入，扩大中低产田改造规模，提高中低产田改造投资标准，坚持土地集中连片治理，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努力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增效高标准基本农田，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同时也为有条件地方的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继续选择改造中低产田急需、投入少、见效快的中型灌区，加快进行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有效改善项目区的灌溉水源条件，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供有力保障。有了高标准农田和良好的灌溉条件，才能真正做到“藏粮于田”，才能对粮食作物种植或其他农产品作物种植进行有效调节，才能实现我国粮食供求的紧平衡。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这些年，农业综合开发通过扶持农业产业化项目，在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中做了大量工作。从国家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资金看，农业综合开发也占了大头。但目前农业综合开发扶持农业产业化项目总的看还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合力。

农业综合开发要引导农业综合开发种养、加工、流通设施建设项目向优势产区聚集。重点支持优势产区集中发展棉花、油料、糖料、马铃薯等大宗产品，推进蔬菜、水果、茶叶、花卉等园艺产品集约化、设施化生产，加大支持畜牧业规模化饲养。继续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专业协会，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条。通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进一步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

支持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既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又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我国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即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之路。

今后，农业综合开发要既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又注重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既有效开发利用农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又严格保护自然资源，确保资源的永续利用，从而有力地推动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具体而言，一要在项目区内逐步增加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投入，扶持科技成果推广应用项目。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大力推广节约型农业技术。紧紧围绕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能等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为重点，大力推广应用节约型的耕作、播种、施肥、施药、灌溉与旱作农业、集约生态养殖、沼气综合利用、秸秆综合利用、农机节能等节约型技术，促进我国农业尽快走上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道路。二要继续加强项目区农田林网建设，为建设高标准农田提供生态屏障。三要以西北地区、内蒙古、河北坝上地区等生态脆弱地区为重点，围绕土地沙化治理、小流域治理和草原建设等内容，加大生态综合治理的力度。四要搞好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防护林、太行山绿化、防沙治沙、长江黄河中上游和东北黑土区水土保持及土地复垦等部门生态项目建设。五要探索支持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和有机农业发展的有效形式，确保资源的永续利用，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项目区农民增收创造更多条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指出“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提出了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目标任务。因此农业综合开发要利用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为农民增收创造更多的条件。

因而，农业综合开发除了通过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实现农业节本增效，帮助种粮农民直接提高农田耕作收益以及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促进农民增收的常规途径之外，还要采取多种形式帮助农民增收：一是对以粮食、油料为主要原料的农产品加工、转化（包括养殖）项目加大扶持力度，帮助粮食核心产区拉长粮食生产的产业链，帮助粮食主产区提升粮食生产的附加值，不要让种粮农民吃亏。二是既要扶大扶强民营龙头企业，也要注重扶持经营机制活、安排就业人员多、经济效益好的乡村集体企业。三是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土地治理两类项目有机结合。建立健全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龙头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让农民从土地治理和产业化经营项目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四是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一方面要实行深度开发，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务工，农村出现“代耕”种田大户和“代耕”企业的新形势，探索和鼓励由种田大户和企业直接申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并优先予以扶持。

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政策和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农业综合开发水平

如何将农业综合开发各项重点工作落到实处？王建国主任说，关键在于调整农业综合开发扶持方式、改进管理模式。一是从2009年起，取消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有偿投入，进一步完善贷款贴息和无偿补助扶持方式，着力加大贴息力度，重点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基地建设、技术研发和节能减排等。二是推进国家粮食核心产区建设。通过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大幅度增加高产稳产农田比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打下坚实基础。三是在存量资金继续向粮食主产区倾斜、提高土地治理项目中央财政资金投入比例的基础上，每年将中央财政新增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70%以上用于粮食主产区，重点支持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粮食产业，稳步提高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四是继续探索引导支农资金统筹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新机制。搭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类资金整合平台，引导支农资金统筹支持新农村建设，提升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效果。五是在进一步下放项目审批权限的同时，加强资金和项目监督检查，深入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做到奖优罚劣，保证财政资金规范安全运行，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事业

王建国主任说，如何评价20年来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取得的作用和成效？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给予了一系列评价。这些评价，既是对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全国农业综合开发战线上同志们的极大鼓舞。它会激励我们百尺杆头更进一步,向新的高峰不懈攀登。

温家宝总理2001年7月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践证明，农业综合开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一条重要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一项关键措施，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2007年6月召开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回良玉副总理指出：“实践证明，农业综合开发是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一种有效手段，是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一项重大措施，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各地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已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支柱、农业科技示范的样板、标准化生产的楷模、现代农业建设的亮点。”

农业综合开发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1988年，农业综合开发之初，范围仅涉及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等11个省（区）的746个县和国有农牧场，到2007年，开发范围已扩展到全国31个省（区、市）、3个计划单列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总局的1916个县（市、区、旗，以下统称县）和220个国有农（牧、林）场，开发县数约占全国总县数的三分之二。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也从1988年的5.7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15亿元。农业综合开发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88—1993年），以提高粮棉油肉等大宗农产品产量为主要目标。这一时期，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内容是改造中低产田和适量开垦宜农荒地。

第二阶段（1994—1998年），将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稳步增产与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统一起来。这一时期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内容是：在坚持以改造中低产田为重点、适量开垦宜农荒地、提高粮棉油肉等主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搞活多种经营，发展养殖业，加大对优质高效经济作物的扶持力度，以龙头项目带动农产品的系列开发，把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阶段（1999年以来）。这一时期，农业综合开发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在指导思想上实行了“两个转变”：一是由过去改造中低产田和开垦宜农荒地相结合，转到以改造中低产田为主，尽量少开荒甚至不开荒，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二是由以往追求增加主要农产品产量为主，转到积极调整结构，依靠科技进步，努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上来。此后，根据农业和农村形势的变化，对“两个转变”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延伸，提出了“两个着力、两个提高”的指导思想，即以农业主产区为重点，着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着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四项主要成效

每年新建中低产田改造项目每亩增产粮食200-300斤，亩均增加收入约250元，约3000万农民从中受益。每年新建产业化项目直接带动受益农民约2200万人，年人均纯收入比项目实施前增加500元左右。同时，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提高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按照田地平整、土壤肥沃、路渠配套的要求，大力建设高标准农田。1988-2007年，农业综合开发共改造中低产田5.3亿亩，建设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226个，新增和改善农田灌溉面积4.85亿亩，新增和改善农田除涝面积2.13亿亩。累计新增粮食生产能力894.37亿公斤、棉花生产能力17.19亿公斤、油料生产能力44.79亿公斤、糖料生产能力264.2亿公斤，为推动我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增产增效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为机械化、规模化耕作创造基础条件同时，还在土地治理项目中安排适当比例财政资金，专门用于对农民购置的农业机械、配套机具进行补贴，靠发展机械化带动规模化经营。近年来，每年新建中低产田改造项目每亩增产粮食200-300斤，亩均增加收入约250元，约3000万农民从中受益。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农业综合开发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帮助农民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通过对龙头企业、种养业及流通设施的扶持，有效地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和对农民的带动作用，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明显增加了农民收入。近年来，每年新建产业化项目直接带动受益农民约2200万人，年人均纯收入比项目实施前增加500元左右。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提高开发科技含量，推动了农业科技进步。在项目区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尤其是发展节水灌溉和旱作农业，以及农产品贮藏、保鲜、加工等技术。积极开展农民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同时，实施了一批农业科技示范项目和现代化示范项目。这些“点面结合”的措施，既促进了项目区农业科技进步，又为普遍提高我国农业发展的科技水平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项目管理五个显著特色

实行“国家引导、配套投入、民办公助、滚动开发”的投入机制，既放大了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又扩大了农业综合开发投入规模。

多层次、多渠道筹集开发资金。实行“国家引导、配套投入、民办公助、滚动开发”的投入机制，同时，积极争取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外国政府赠款等外资。1988-2007年，中央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989.24亿元，引导和带动其他资金投入2204.17亿元，其中地方财政资金765.36亿元,银行贷款及农民自筹资金1438.81亿元。这种投入方式,既放大了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扩大了农业综合开发投入规模,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又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和农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保证了项目顺利实施和资金有效使用。

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突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20年来，农业综合开发始终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责无旁贷的使命。从2004年起，每年将新增中央财政资金的80％以上安排用于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同时，鼓励各省（区、市）适当集中资金，不断加大对粮食生产大县的扶持力度。2005－2007年24个重点县共投入各类开发资金14.66亿元，建成了299万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高标准农田。2007年全省24个重点县粮食总产量达到206.5亿公斤，占全省粮食总产的39.4％，比上年增产13.8亿公斤，占全省新增粮食产量的72.6％。

坚持规模开发和综合开发。对中低产田进行改造时，采取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农业措施、水利措施、科技措施综合运用，重点建设和改造小型水库、拦河坝、塘坝、排灌站、机电井等水源工程、农田灌排水渠道等，推广节水技术，着力解决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提高现有耕地的产出率，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同时，通过支持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和特色农产品生产、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行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加快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不断创新开发机制。近年来，农业综合开发围绕“三农”和财政中心工作，不断创新开发机制。主要包括：一是完善统筹开发机制。发挥农业综合开发的优势，搭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类和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类资金整合平台，引导支农资金统筹支持新农村建设，提升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效果。二是完善投入增长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改革和完善财政资金投入方式，通过有无偿扶持、贴息等多种形式吸引信贷资金、民间资本、工商资本等增加对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三是完善部门协同机制。建立完善多部门共同协商和参与的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机制，共同凝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力量。

实行严格的资金和项目管理。在资金管理上，实行奖优罚劣的资金分配办法，按照各地基础资源状况和工作质量优劣分配中央财政资金；推行县级财政报账制及专人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的“三专”制度，减少了资金拨付环节，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在项目管理上，建立严格的专家评审立项制度，确保了项目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农业综合开发扎根在希望的田野上

中央有关部门普遍认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是管理最为严格、投入效益最明显的专项支农资金之一。广大农民群众对农业综合开发交口称誉，衷心支持。

多年来，农业综合开发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连续出台的五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央1号文件中，都对搞好农业综合开发提出了明确要求。近几年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视察，并就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农业综合开发作了重要指示。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把农业综合开发放在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位置，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有力抓手。中央有关部门普遍认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是管理最为严格、投入效益最明显的专项支农资金之一。广大农民群众对农业综合开发交口称誉，衷心支持。

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农业综合开发在推进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的征途上，必将开出一片新天地。

第五篇：高铁让路世界遗产,铭刻在文明记录簿上

高铁让路世界遗产，铭刻在文明记录簿上

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当高铁与生态环境邂逅之时，高铁都会知趣地给生态环境让路。9月底，甘肃轨道交通运输学校西安至成都的西成高铁正式进入开通倒计时。然而早在9年前，这条643公里的高铁提交可行性报告时，就已经引发了全球瞩目。作为首条穿越秦岭山脉的高铁，西成高铁沿途经过陕西天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陕西观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菜子坪大熊猫走廊带等多个生态敏感区。为了保护这些生态环境区，铁路建设者深挖隧、高架桥，不仅可以保护珍稀动物，也有利于保护古建和文物。当“兰新高铁”驶入吐鲁番至哈密段时，以桥代路保护了著名的坎儿井；为了保护达坂城湿地，建起了5.6公里长的特大桥，桥墩下面还埋下了众多管道，便于地下水畅流。从这些小细节里可以看出，铁路建设者与生态环境同在，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的文明进步，就是保护金山银山。山重重，水重重，云淡风清洗碧空，啼莺伴道中。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重要水源地，花3亿，选线避让。汉十高铁线需从丹江口水库正中穿越，扰动南水北调中线水源保护区，随即被否；与襄渝铁路线平行布设，线路最短最直，但紧邻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玉虚宫，也遭舍弃；最终确定的南线，采取13公里隧道下穿武当山，绕避了武当山核心景区和古建筑群，甘肃轨道高铁学校距离最近的遗产点回龙观还有770米，同时也绕开丹江口水库大部分区域，对汉江湿地采取全线高架，不在水中设墩，完整保护生态保育区。同样，“京沪高铁”在修建过程中，为避让明皇陵，多花了2.3亿元，多建了近6公里的桥梁，多挖了285米隧道。足以可见，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铁路建设者一种责任和担当。让重量级“国宝”免遭打扰，涉及生态环保的各种设计细节都不敢马虎。西成高铁穿越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旦朱鹮撞上高铁，不但朱鹮会死亡，对高铁也造成极大安全隐患。为此，西成高铁线路两边设置了近16公里的鸟类保护网。这种鸟类保护网由细密的蓝色金属网构成，方便朱鹮识别，也防止朱鹮受伤，即使误撞也不至于被卡住，能轻松挣脱。西成高铁联调联试以来，还没有发生过一例朱鹮撞网的事件，确保了“国宝”的自然生存。

打开思路，创新发展，用科学的思路来保护“千岛湖”。在武夷山下，向莆铁路施工队不仅让铁路建设工地“风展红旗如画”，还保持了周边山水草木风景如画。高铁学校铁路竣工后，施工人员还重新平整施工场地，恢复地貌，播撒草籽，让融入山水的向莆铁路成了一条“看不见”的钢铁大道；千岛湖，国家一级水体，碧波之上的杭黄高铁进贤溪大桥，建设者们创造出一套“清水成孔”工艺，形成了一个与千岛湖大水域相对隔绝的桩基钻孔施工平台，守护了千岛湖的青山碧水。总而言之，当高铁邂逅了“世界遗产”时，铁路建设者钟情于世界遗产文化的保护，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总书记强调：“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世界遗产”的不可复制的文化和自然资产，也是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证和大自然赋予的瑰丽神奇的景观，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高铁，但是修建高铁不能破换环境为代价，更不能破坏世界文化遗产为代价。

中国经济需要要发展，更要文明发展。在修建高铁过程中，遇到世界遗产、国宝等，铁路建设者宁愿让高铁线路绕道而行，高铁专业学校甚至增加一些建设资金成本，都是可以的，但绝不会让高铁去影响生态环境，绝不会让高铁给世界遗产添堵。保护世界遗产就是保护历史文化，就是保护人类文明进步。同时，保护自然环境和文化，真正实现自然资源赋予价值，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铁路建设者在修建高铁的过程中，考虑保留文物，宁愿绕道，不管多花多少，都值！保护着生态环境、国宝、世界遗产，必然会永远铭刻在中国文明史的记录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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