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则案例看专利权如何维权

第一篇：从一则案例看专利权如何维权

上海海耀律师事务所

知识产权法律团队

一、案情简介

再审申请人泉州日新流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简称“日新公司”）持有“数显靶式流量计”、“内置式数显靶式流量计”两项实用新型专利，第一项专利于1998年10月27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1999年8月28日获得该局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证号为346040号，专利号为ZL98241837.X（简称98专利）。第二项专利于2000年1月6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同年10月7日获得该局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证号为第406296号，专利号为ZL00201624.9（简称00专利）。

2006年5月9日，日新公司以再审被申请人泉州恒劲机械有限公司（简称“恒劲公司”）、泉州恒劲科博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科博公司”）侵犯其实用新型专利为由，向一审法院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翌日，一审法院作出（2006）泉民保字第5号民事裁定，裁定对再审被申请人送交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用于申办“智能靶式流量计”生产许可证的相关申请资料、实物样品及图纸等与本案有关的证据予以保全。同年5月11日，一审法院执行上述裁定，到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保全了再审被申请人申办“智能靶式流量计”生产许可证时提供的有关申请资料、图纸等证据。2006年5月23日，日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

应再审被申请人的要求，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日新公司分别就其所享有的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先后提供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06年7月18日、8月10日出具的两份实用新型专利检索报告，以证明其所持有的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均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再审被申请人在答辩期内于2006年6月12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宣告上述两项专利无效的请求，该委员会业已受理。但是，本案各方当事人均不要求中止诉讼，同意本案继续予以审理。再审被申请人虽在答辩时要求日新公司赔偿因其误告造成的损失，但又表示将另行起诉。在一审法院主持下，经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对日新公司所生产之专利产品及再审被申请人送检的涉嫌侵权样品进行当庭拆解，并参照日新公司专利权利要求书、说明书的内容，就上述产品的构造、形状及其结合等进行比对。

一审法院判决再审申请人日新公司败诉，日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期间98专利被全部宣告无效，日新公司虽放弃对98专利的侵权追究，二审法院仍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日新公司不服二审判决，于2008年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最高院经审理裁定：指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二、案件焦点

本案从一审、二审到再审，可谓跌宕起伏，其中涉及诸多专利法问题，笔者认为其中两个问题应当着重关注：

一、再审申请人的00专利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将靶杆固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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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的筒体外”中的“固定”是否属上位概念，从而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将靶杆嵌入传感器的金属应变筒体的下孔腔内”的“嵌入固定”？

二、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的抗辩思路是否合理？

三、焦点剖析

1、再审申请人的00专利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中的“固定”应当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嵌入固定”，再审被申请人成立等同侵权。

笔者认为，就本案而言，专利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固定”是否属于上位概念，而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嵌入固定”？不是简单的物理上关于“固定”概念的界定问题。因为从物理学角度考量，固定包括多种方式，“嵌入固定”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种，如简单以此界定专利法侵权问题，会将诸多原属于“新颖的东西”认定为现有技术，明显过于保守，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再者，我们也不能像本案一二审法院一样，仅从形式上考量认定：因原被告在对应技术特征上形成了前者靶杆在“外”后者靶杆在“内”的区别，故被告不成立侵权。因为这种认定方式没有深入剖析产品技术特征的本质，仅以外观的差异推导实质的差异，将原属于“不新颖的东西”认定为先进技术，显然过于激进，不利于专利权人的权益保护。

那在“固定”认定的问题上，如何才能做到既不激进，又不保守呢？笔者认为，我们还需从专利法本身的立法价值取向出发寻求答案。众所周知，专利法虽为一个小部门法，但因其涉及发明创造，所涵括的产品不计其数，而每类产品各有特点，故专利法本身无法就各类产品作出具体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制。但这并不排除专利法就专利侵权问题进行类型化处理。正如此案，我们在认定“固定”问题时，应当从专利法侵权理论寻求突破口，即以“是否构成侵权”来考量“固定”这个概念。

毋容置疑，本案不成立相同侵权，但能否成立等同侵权呢？笔者认为，如果本案成立等同侵权，则可反推专利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固定”属于上位概念，从而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嵌入固定”；否则，上位概念不成立。而判断是否成立等同侵权，是专利法理论可以解决的问题，即被控侵权产品对比专利产品，是否满足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

结合本案，笔者认为：上述焦点针对的对象靶杆不管以何种方式固定，在整个装置中的主要功能仅为采样，而采样难以对流体流量的计量产生实质影响。故被控侵权产品虽然采取不同于专利产品的螺纹方式固定靶杆，但对比专利产品，其在整体上仍满足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即采用固定的方式）、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即实现流体采样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即通过流体采样，为流体流量的计量奠定基础）而成立等同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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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审被告的两点侵权抗辩思路值得学习。一是通过在先使用权主张免责；二是通过申请宣告原审原告的专利权无效主张无责。

先谈主张在先使用权。《专利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二）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该条规定给予被控侵权方一个合法的抗辩事由。因为在先使用权的行使必然会导致在先使用权人与专利权人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如果过多地限制在先使用权，那么在先使用权人未能得到其应当享受的合法权利，这对在先使用权人来说显失公平；反之，如果在先使用权人的权利过大或不受限制，势必影响专利权人的权利保护，同时也会严重破坏专利制度，甚至导致专利制度形同虚设。因此法律需要对两者权利予以平衡，确定在先使用权人行使在先使用权的合理尺度。司法实践中，在先使用权的成立必须符合一定条件，且被控侵权方需要充分举证，否则无法实现侵权豁免。

正如本案，被告虽试图采用在先使用权抗辩，但原告拥有的00专利申请日为2000年1月6日，而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在2007年2月才与案外人签订《专利使用许可协议》，故被告以在先使用专利权制造产品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无法免责。

进一步思考，假设被告的确在原告00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或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是否就一定可以实现侵权豁免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司法实践中，被告主张免责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作支撑，而一些企业防范意识薄弱，往往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忽视“证据保全”问题，最终在真正涉诉时，因举证不能而导致企业受损。当然，企业如何积极进行拥有“在先使用权”的证据保全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且实践中难题不断，需要进一步研究。

再谈主张原告专利权无效。专利侵权实务中，作为被告一方为证明不构成侵权，常用的“前置程序”是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所涉专利无效。其逻辑出发点在于推翻原告作为专利权人的主体地位。因为原告在诉讼中主张被告构成侵权的前提是自己享有合法有效的专利权，如果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原告的侵权请求便失去前提。

正如本案，两被告在法院审理中提出专利无效申请，且最终原告拥有的98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全部宣告无效。这直接导致原告放弃对98专利侵权的主张。本案被告通过专利无效程序有效应诉，不仅节约了时间成本，也控制了经济成本。

当然，实践中最难的是如何做好宣告专利无效工作。笔者认为，此项工作最好由专利代理人与专利律师合作完成。因为它不仅涉及专利相关技术领域的专业问题，还涉及专利无效程序中的代理技巧问题。比如专利检索最好由具备相关技术背景的专利代理人参加；而进入代理阶段，如有律师参加，则在程序问题以及相关的举证问题上可相得益彰。与此同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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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代理人与专利律师之间可相互协调，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确保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总之，专利无效申请，是侵权抗辩的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与否与诉讼方案的制定、服务团队的选择密切相关，是企业在维权过程中需要着重关注的问题。

四、案例思考

通过以上案件的焦点剖析，笔者引发如下两点思考：

一方面，就本案而言，原审原告的专利文件撰写质量影响其维权。

原告作为专利权人，从一审、二审到再审，虽最终历经艰辛获得最高院的再审支持，但实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而回顾其00专利的专利权利要求书以及说明书，不难发现其专利文献对本案焦点中的“固定”的撰写存在一些问题，最终阻碍了维权之路。这使我们联想到一对矛盾,那就是如何权衡“为成功申请而缩小专利保护范围”与“为有效维权而扩大专利保护范围”之间的矛盾？前者是专利代理人更关注的焦点，而后者是律师应当考量的重点。但基于行业之间的定位不一，一份专利文件的撰写难以达到完美。同时，企业为了尽早获得专利，也会放松对专利文件撰写质量的控制。即便如此，笔者认为，专利文件是企业维权的根基，如果事先的防范工作不到位，真正进入诉讼阶段，会遇到很多瓶颈，严重影响企业专利权的保护。当然，如何做到既尽早获得专利授权，又能保证专利权利益保护最大化，这是专利代理人和专利律师需要研究的课题。

另一方面，就专利维权而言，企业任重道远，未雨绸缪是关键。

因为全球科技迅猛发展，专利纠纷层出不穷，且专利案件日益复杂，因此，依靠专利生存的企业在面对国内外的激烈竞争时会遇到诸多问题。如何有效应对以上问题，确保企业正常经营并获取最高额经济利润呢？笔者提供如下建议：首先，企业应当具备全球性的战略眼光，敢于投入成本，充分做好知识产权管理与风险防范工作；其次，企业应加强外部交流与协作，有效运用专利战略，为企业的发展和维权发挥最大效力；最后，在面对专利相关纠纷时，应结合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专业团队以及切合实际的措施有效应对，为企业的知识产权保驾护航。总之，二十一世纪充满机遇和挑战，企业要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竞争中拔得头筹，未雨绸缪是关键。（作者：周超）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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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妇女维权讲座——从一起家庭暴力案例看妇女维权1

从一起家庭暴力案例看妇女维权

近年来，县妇联受理的家庭暴力投诉案件逐年上升，05年6件、06年8件、07年上升到15件，且施暴情节日趋严重，已危害到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危害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此，笔者就一起典型家庭暴力案例作一粗浅分析，并就今后做好相关工作提出建议。

一、家庭暴力典型个案

2007年底，我们接待了一名备受丈夫欺凌毒打长达 41年之久，现已57岁的老年妇女。自结婚以来，老人经常遭受其夫无理殴打，多次被毒打成轻微伤、轻伤，最严重的一次，左腿被打成骨折，花了3万多元治疗费，还落下残疾。而后，又因一小事将其耳膜打破。

老人到县妇联上访时，杵着拐杖，拖着跛腿，满身伤痕累累。接访后，我们仔细听完老人的哭诉，掌握到第一手基本情况。鉴于受害人遭受的伤害程度大、时间长等因素，加之其夫是文盲和法盲，我们将此案作为了典型家庭暴力案件办理。先对老人进行心理安抚，讲解有关妇女维权的法律知识;而后，及时和法律顾问联系，要求作为法律援助案例办理，通过法庭调解离婚解决;之后，我们协同律师调查收集了几十份证据，并通过近一个月的耐心细致劝说，男方终于同意协商离婚。法庭上，男方对自己的行为终于有所悔悟，认识到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物，夫妻之间地位平等，应相互尊重、体贴，并接受离婚。最后，在法院主持下调解离婚，夫妻双方都比较满意。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上述家庭暴力事件只是我县众多案例中的一个典型。当前，家庭暴力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产生原因较为复杂，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

1、历史方面。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相当数量受害妇女还存在男尊女卑、夫权等观念，认为自己完全附属于丈夫，甘于逆来顺受、委曲救全，因此，助长了施暴行为。

2、经济方面。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导致部分妇女经济不独立，没有经济地位，特别是农村妇女、城镇下岗妇女，在经济上的巨大依附性，迫使其长期忍受家庭暴力的侵害。

3、思想方面。在社会转型期，部分男性受各种腐朽思想影响，贪图享受，片面追求金钱和美色，家庭责任感缺失，由此导致的家庭暴力就成为达到离婚的重要手段。

4、素质方面。部分女性不同程度存在文化低，性情过于软弱，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不知如何寻求法律保护，缺乏自我保护能力。

5、社会方面。社会控制乏力是导致家庭暴力升级的重要原因，表现为调解家庭矛盾、家庭纠纷的社会调节机制不健全。

三、家庭暴力的特点

家庭暴力发生于家庭内部，受种种因素影响，受害者往往不愿公开，加之公众的漠视和司法机关的介入不够，使家庭暴力比其它暴力更具隐蔽性、复杂性和持久性。

1、家庭性。家庭性是指暴力行为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目前，家庭暴力事件中，绝大多数施暴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家庭性是家庭暴力犯罪和其他暴力犯罪的基本区别。正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特点，也使得人们对家庭暴力的态度不同于其他暴力行为。

2、隐蔽性。大多数受害人认为,家庭暴力系个人隐私,“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反映到司法机关,会使家庭矛盾激化,影响婚姻和家庭稳定,因而受害者大多采取隐忍态度。

3、持久性。由于受害者对家庭暴力无力反抗或不愿公开，导致施暴者更加为所欲为，长时间、屡次对受害者施暴。

四、家庭暴力的危害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当这个本应温馨和谐的空间被内部暴力侵蚀时，不论是主动施暴的一方，还是在恐惧中承受暴力的一方，在家庭维护失控的同时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妇女则是最主要的受害者。

1、导致家庭破裂。家庭暴力直接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伤害和威胁，破坏了家庭稳定和安宁，成为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原因。

2、影响社会安定。家庭暴力也同时影响社会安定。很多触目惊心的家庭恶性刑事案件，都起因于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或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而极端报复。

五、家庭暴力的维权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是社会安定的有力保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民认识的提高、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作为“娘家人”的妇联组织，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做好妇女维权工作。

1、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全民反“家暴”意识。充分运用各类新闻媒介，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和《重庆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等与妇女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妇女、保护妇女的浓厚氛围;同时加强对有关调处和执法人员的教育培训，增强依法处理家庭暴力的能力和责任感。

2、加强家庭成员素质建设，从根本上预防“家暴”发生。一是开展“五好文明家庭”争创活动，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抓好和睦家庭典型宣传，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努力提高家庭成员素质，建立平等、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提高婚姻质量，从根本上预防家庭暴力发生。二是继续加强对妇女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妇女的法律意识，引导她们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教育妇女发扬“四自精神”，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劳动技能，争取经济独立，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3、构筑“家暴”维权网络体系，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利的保护。一是单位和社区(乡村)要关心每一个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发现情况及时化解矛盾。同时，强化基层法律部门对家庭矛盾的调解、指导功能,发挥人民调解作用。二是健全防治家庭暴力的工作机制。各执法机构要重视家庭暴力的处理，完善执法监督系统，尤其是基层派出所要充分发挥“110”快速反应作用，形成调解、救助、处理家庭暴力的全程服务。同时，以公安部门为主体，建立“家暴投诉站”和“伤情鉴定中心”，形成防治家庭

暴力的打击保护网络。三是建立多个部门参与的妇女维权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调督查妇女权益工作。四是法院系统“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合议庭”要充分发挥妇女维权作用。五是针对很多受害妇女在遭遇家庭暴力后请律师难、打官司难和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等问题，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妇女权益保障社会化工作网络。六是由政府出资建立“家庭暴力救助中心”，为受害人提供临时居住的“庇护所”。可借鉴其它地方做法，以民政部门的救助站为载体，建立受虐妇女“救助中心”，为其提供临时食宿、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和简单的技能培训。

为情 妻子失手伤夫

韩某一直怀疑妻子史某有外遇，为此两个人感情冷淡，但为了孩子仍然勉强维持着婚姻关系。两人平时因为家庭琐事争吵不断。

今年4月14日21时许，两人又因琐事发生口角，韩某上来就打史某，史某慌乱反抗之时失手将韩某右眼部打伤，后经鉴定为轻伤。

一个多月后，史某被民警传唤到派出所，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被拘留。5月31日，史某经宣武分局决定被取保候审。

为财 前夫刀砍前妻

殷某怀疑其妻解某有外遇，夫妻感情因此亮起了红灯。

2005年9月，二人协议离婚，但因财产分割等问题两人之间一直有矛盾。2007年5月20日，殷某欲用暴力教训解某，遂于早8时许持刀找到解某，用刀将解某砍成重伤之后驾车逃跑。

一年后，殷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婚内遭受家庭暴力 离婚时获精神赔偿

因在婚姻期间遭受丈夫家庭暴力，刘女士在起诉离婚时要求丈夫张某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日前，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这起离婚诉讼，判决刘女士与张某离婚，由张某赔偿刘女士精神损失1000元。

刘女士与张某于1990年登记结婚，婚后生活还不错，1992年生育一女。但随着日子的推移，张女士与丈夫张某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两人经常因生活琐事生气打架，丈夫张某也出现了家庭暴力倾向，经常对刘女士大打出手，特别是2009年4月时，张某用开水将刘女士颈部烫伤，伤情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为此花费医疗费若干。刘女士因无法忍受张某不断增长的暴力倾向，遂向法院起诉，要求与张某离婚，并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

庭审中，张某虽然对殴打刘女士表示悔意，并保证以后不再殴打刘女士，希望刘女士再给一次机会，但长期遭受张某殴打的刘女士坚决要求离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婚姻关系的存续与解除，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为依据。家庭暴力为我国婚姻法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实施家庭暴力，侵犯配偶人身权益，依法可以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因刘女士与张某多年来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彼此不能包容，张某多次对刘女士实施家庭暴力并致受伤，导致

夫妻感情破裂，故对刘女士离婚诉讼请求，法院予以了支持。因张某的行为已构成家庭暴力，应对刘女士支付精神抚慰金，但具体数额由法院根据刘女士的伤情酌情确定，考虑到刘女士的伤情较轻，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家庭暴力人格侮辱 丈夫被判精神赔偿

法院以为，原告婚后不尊重对方，对被告实施残酷家庭暴力，并对被告母女造成人身侵害，严峻辚轹了妇女、儿童的正当权益。因为原告的过错导致双方感情破裂，使婚姻没有存续的必要，应予解除。离婚后，对双方财产，应依据保护妇女正当权益及照顾无过错方之原则予以分割。原告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对被告实施家庭暴力及对被告实施人格欺侮、毁坏被告个人用品及物品之行为，对被告构成精神损害，应给予精神赔偿，故作出上述判决。

2004年6月29日晚，原告乘其女及被告不在家之机，对被告之女实施不轨行为。2004年10月3日原告将共同栖身的房屋换锁，使被告有家不能归，只好寄宿在姐姐家里。但原告常常到被告姐姐家去骚扰，并将被告骑的自行车砸坏卖掉，还把被告的12双鞋和7件衣服用刀割坏，扔到被告姐姐所住楼下。至今被告与女儿无法回家栖身。

原、被告经人先容相识，于1997年6月20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再婚后，原告带一女(12岁)，被告带一女(12岁)，共同糊口。婚后因为原告有酗酒习性，常常酒后因琐事殴打被告，并常常在枕头下放置管制刀具，被告糊口在恐惊之中。1998年原告因琐事将被告打得鼻青脸肿，又将被告绑起来打，并对被告进行人身摧残，直至第二天早晨才将被告放开。在此之后，原告对被告实施家庭暴力从未中断。

由于家庭琐事，白某常常殴打、虐待妻子崔某。三八节“前夕，北京市向阳区人民法院酒仙桥法庭审结此案，依法判决解除原告白某(男，37岁)与被告崔某(32岁)婚姻关系，原告白某赔偿被告崔某精神损失费一万元，并依占有利于无过错方被告崔某的原则对双方财产进行分割，维护了被告崔某的正当权益。

第三篇：专利权案例

专利权案例

侵犯“一种治疗头痛的中药”发明专利权案

【案情】

请求人天津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合法拥有“一种治疗头痛的中药”的发明专利权，专利号为ZL 93100050.5，该专利的权利要求保护的是一种治疗头痛的药物的原料构成及各药味的重量配比。请求人发现被请求人广东某医药发展有限公司未经请求人许可，代理东莞某制药有限公司制造的养血清脑颗粒仿制药参加了2005年广东省某市药品集中招标（议价）采购活动，进行了药品投标，构成侵犯请求人发明专利权。为此，请求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处理。

【处理过程及结果】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经审理认为：请求人拥有的发明专利权真实有效，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被请求人用东莞某制药有限公司制造的养血清脑颗粒参加2005年广东省某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议价）采购活动，是一种许诺销售行为。被请求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许诺销售与该发明专利相同的产品，其许诺销售行为构成侵犯专利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据此，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作出处理决定，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即立即停止许诺销售东莞某制药有限公司制造的养血清脑颗粒产品的行为。

【评析】

《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因此，按照现行专利法的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作出销售专利产品等意思表示，也是法律所禁止的。

（江兰平供稿）

侵犯包装罐外观设计专利权案

【案情】

2004年8月25日，请求人香港某香料有限公司向广州市知识产权局提出请求处理被请求人广州某食品企业有限公司涉嫌侵犯其专利号ZL 03309848.4名为“包装罐（KOS高达椰浆）”外观设计专利的请求，广州市知识产权局于2004年8月30予以立案。

【处理过程及结果】

2004年8月31日，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向被请求人送达了请求书副本及相关附件材料，同时对其经营场地进行了勘验检查，发现被请求人正在销售被控侵权的产品，现场并有大量用于推销被控侵权产品的广告宣传页。2004年10月11日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对该案进行了口头审理，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口头审理中被请求人称，该专利不具有新颖性，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公知技术，但就此观点被请求人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为此，广州市知识产权局要求被请求人于口头审理结束后7日内补充应提交的证据，但被请求人并未提交。鉴于被请求人曾在口头审理中提出，其已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ZL 03309848.4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并请求停止处理该案，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再次于2004年12月22日向被请求人发出限期举证通知书，要求其提供证明已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ZL 03309848.4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的证据材料，并书面提交请求中止处理案件请求书，但被请求人在规定的时间内仍未提交。2005年1月21日，广州市知识产权局作出处理决定，判定被请求人侵权事实成立，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销毁侵权产品。被请求人不服，先后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被请求人向法院提交了大量在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处理案件处理过程中从未提交的证据。但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这些证据两审法院均未采纳，并且维持了广州市知识产权局的处理决定。二审判决作出后半年，该涉案专利因不具有新颖性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无效。

【评析】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案件先后经过了行政程序，行政诉讼的一审、二审，并且经过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专利无效程序。最后结果是，地方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判定被请求人专利侵权，当地中院、高院均维持了该处理决定，但是该专利最后却被宣告无效了。乍一看，这个结果好像有些矛盾，其实不然，这完全是被请求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结果。在行政处理程序中，从被请求人收到请求书副本到作出处理决定，中间长达近6个月的时间，被请求人既不及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专利无效，也不积极收集证据向广州市知识产权局提供，甚至在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发出限期举证通知书后仍不提交，这种情况必然造成现有证据对被请求人不利。在随后的行政诉讼中，被请求人提交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虽然对于其非常有利，但是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其一直掌握在被请求人手上却未在行政处理过程中向广州市知识产权局提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无论是中院还是高院都不会对这些证据予以采纳，被请求人在行政诉讼中败诉也是必然的。但是，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被请求人将相同的证据材料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进行了提交，并最后导致了该涉案专利的无效。这足以说明，在行政处理和行政诉讼过程中，被请求人会败诉完全是其怠于行使权利所承担的举证不能的责任。至于后来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并不会影响在先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诉讼判决，因为按照我国《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对在宣告专利权无效前人民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专利侵权的判决、裁定，已经履行或者强制执行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以及已经履行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专利权转让合同，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专利权人的恶意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

（刘凯供稿）

侵犯转椅扶手外观设计专利权案

【案情】

2005年7月，甲某请求佛山市知识产权局处理乙公司侵犯其专利号为ZL 00329613.X名为“转椅升降扶手（AD08）”专利权以及专利号为ZL 00323606.4名为“椅扶手”专利权的行为，要求乙公司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案件的有关费用。

【处理过程及结果】

佛山市知识产权局立案后，派出执法人员对乙公司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勘验，发现仓库中存有涉嫌侵权的301转椅升降扶手2000对、501转椅扶手105对以及用于制造上述产品的模具各1套、301和501扶手铁架共2800件。由于专利权人提出了封存的请求并提供了20万元的担保金，佛山市知识产权局对上述物品进行了封存。

乙公司及时提供了经公证认证的国外在专利申请日之前的公开出版物，证明其使用的是自由公知技术，并未侵犯甲某的专利权。经佛山市知识产权局调解，甲某主动撤案。乙公司被封存的物品于2006年2月获得解封。

乙公司迅速向法院起诉甲某，要求赔偿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甲某在佛山市知识产权局交存的20万元保证金。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评析】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同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或者国内公开使用过的外观设计不相同和不相近似，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本案中的乙公司，及时提供了经公证认证的国外在专利申请日之前的公开出版物，证明其使用的是自由公知技术，并未侵犯甲某的专利权，同时还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

（袁乐英供稿）

侵犯汽车方向盘锁实用新型专利权案

【案情】

2005年11月，深圳专利权人罗某请求佛山市知识产权局处理被请求人顺德容桂某锁具厂（简称被请求人）侵犯其名称为“汽车方向盘锁”的实用新型专利权（专利号为ZL 02231446.6）。要求佛山市知识产权局责令被请求人停止生产、销售涉案专利产品、在相关

行业杂志上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并承担案件的有关费用。

【处理过程及结果】

根据请求人提供的证据及线索，佛山市知识产权局派出执法人员对被请求人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勘验，执法人员在被请求人办公室的展柜中发现一把涉嫌侵犯请求人专利的汽车方向盘锁，并对该涉嫌侵权产品进行了登记、取样。

在佛山市知识产权局组织双方进行的口头审理中，办案人员当场把从被请求人处取样回来的汽车防盗锁以及请求人提供的、由被请求人生产的涉嫌侵权产品进行拆卸、分解，对比请求人专利权利要求，发现被请求人生产的汽车防盗锁完全落入请求人专利保护的范围。由于证据比较充分，办案人员建议双方当事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本次纠纷。经过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被请求人一次性赔偿专利权人损失3万元，回收市面上的侵权产品，并向专利权人赔礼道歉，承诺日后不再侵犯请求人的专利权。

【评析】

《专利法》第五十七条中规定：“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本案中的被请求人，自知其生产的产品落入请求人专利保护的范围，虽然其在请求人起诉前就已经准备停止生产侵权的产品，但由于其没有及时回收市场上的侵权产品，使请求人轻易地获得了其侵权的证据。在专利管理部门的调解下，及时停止侵权，避免可能招致更大的经济赔偿。而请求人也根据案情，主动降低赔偿要求，使本案得以迅速解决。

（黄建文供稿）

侵犯金色陶瓷制作方法发明专利权案

【案情】

2005年1月，请求人请求佛山市知识产权局处理被请求人侵犯其名称为“金色陶瓷制品的制作方法”、专利号为 ZL 03126756.4的发明专利的行为。要求被请求人停止侵权并登报赔礼道歉。

【处理过程及结果】

佛山市知识产权局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组，三次到被请求人处进行现场勘验，发现现场存有金色陶瓷地砖88块以及生产金色陶瓷的设备一批；并对其金色陶瓷的生产方法进行了拍照、摄像，对有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调查，还取回金色陶瓷地砖、靶材等样品。

被请求人辩称其生产镀金膜产品、使用磁控溅射多弧镀方法先于请求人，享有先用权；并提供了20多个证据。

佛山市知识产权局经查明后认定：被请求人提供的证据中，有的是签订时间在本案专利申请日之后的合同；有的是广州某厂的注册资料、广告、委托试验报告表、产品调拨单、结算单、调查笔录，无法证明该厂使用了何种镀金方法，尤其是这些证据所显示的主体是广州某厂，而不是被请求人，主体不一致，均不能用于证明被请求人有在先使用权；即使广州某厂有先用权，也只能在原有范围内，而广州某厂与被请求人共同出资建立钛金车间显然超出了原有范围。

通过技术对比，佛山市知识产权局认定被请求人的生产方法与专利权人的技术特征一致，落入了专利权人专利保护的范围，于是作出《处理决定》，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在佛山市知识产权局的监督下销毁使用侵权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被请求人不服，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佛山市知识产权局多次调解后，请求人和被请求人达成和解，被请求人撤诉。

【评析】

《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二）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本案中，被请求人提供的证据要么在专利申请日之后，要么主体不一致，要么超出了原有范围，均不能证明其享有先用权。

（袁乐英供稿）

侵犯“手提照明灯”外观设计专利权案

【案情】

请求人区某是专利号为ZL 01347820.6、名称为“手提照明灯”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申请后，他将该专利在自己的企业实施生产，由于该专利设计新颖，结构紧凑，使用方便，效果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销售情况很好，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从2004年开始，专利权人发现市场上有中山市横栏镇某五金工艺厂生产和销售的与上述专利完全相同的产品出现，为保护专利权，专利权人于2005年1月请求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对涉嫌侵权的中山市横栏镇某五金工艺厂进行处理。

【处理过程及结果】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执法人员于1月27日到被请求人的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勘验检查，查获了大量涉嫌侵权的产品成品和半成品，同时查获用于生产涉嫌侵权产品的模具一套。经广东省知识产权局调解，双方于2005年2月27日达成和解协议。按照协议内容，被请求人同意并保证从协议签订之日立即停止制造、销售涉嫌与ZL 01347820.6号专利相同或相近似的产品；在中山市知识产权局的监督下销毁用于生产被控产品的模具，以及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在现场勘验检查发现的成品的外壳、半成品和包装盒；支付赔偿金额；请求人不再对被请求人之前的生产、销售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评析】

本案从查处到以被请求人销毁模具、产品和支付赔偿金结案不到一个月时间，充分体现了专利行政保护速度快这一特点，是较为典型的专利行政执法案例。

（钟国强供稿）

侵犯“多功能工具”发明专利权案

【案情】

请求人瑞士某公司于1997年2月4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名称为“多功能工具”的发明专利，2001年10月24日被授予发明专利权。被请求人阳东县某多用钳剪塑金厂未经请求人许可，制造、许诺销售、销售与请求人上述发明专利相同的产品。

请求人认为：被请求人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侵犯专利权行为。根据《专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请求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处理。

被请求人认为：请求人的上述发明专利，与在其申请日之前在市场上公开销售和在出版物上公开的已有产品的技术方案相比，以及与现有技术相比，不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因此该发明专利的授予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授权条件。被请求人据此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该专利权无效的请求。因此，请求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依法驳回请求人的请求。

【处理过程及结果】

经查明，被请求人制造、销售的被控产品“剪线钳”、“电筒钳”（产品名称由被请求人提供），以及通过散发产品介绍宣传册和在其网页介绍宣传产品的展示和广告方式许诺销售相关产品，与上述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中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相比较，具有该发明专利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落入该发明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两者属于相同的产品。被控产品“多用钳”、“咪咪钳”因其不具有上述发明专利权利要求1及其说明书的解释所限定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因此未落入上述发明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两者属于既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产品。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依据《专利法》有关规定，作出以下处理决定：被请求人立即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即立即停止制造、许诺销售、销售与上述发明专利的技术方案相同的侵犯专利权产品；被请求人立即删除其网页上的侵犯专利权的产品广告。

被请求人不服上述处理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处理决定正确，作出维持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的处理决定的判决。当事人未提出上诉。

（江兰平供稿）

比×迪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某公司专利纠纷达成和解

2005年1月，比×迪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某公司在美国圣地亚哥正式达成和解。

2002年9月，日本某公司以侵犯其两个电池专利为由，将比×迪公司告上了美国圣地亚哥法院。被起诉后，比×迪公司积极应对，并聘请美国知名律师参与诉讼。经过专利文献分析，比×迪公司发现日本某公司是在上世纪90年代申请的专利，但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有大量类似的专利申请，日本某公司的专利实际上是将类似专利的范围作了限制，实质上属于改进专利。因此，比×迪公司作出了没有侵犯日本某公司专利权的判断，而且日本某公司的专利本身也有弱点。经过双方充分交流后，日本某公司主动提出和解，经双方协商，比×迪公司仅以微小的代价达成和解协议。

（赵晖供稿）

深圳市某有限公司涉外发明专利侵权案件

【案情】

1999年1月9日，塞浦路斯尤尼宾德有限公司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名称为“装订元件”的发明专利（专利号：ZL 93114430.2）。该公司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深圳市某有限公司，诉称被告生产、销售的钢脊热熔封套设备产品侵犯了其发明专利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处理过程及结果】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深圳市某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钢脊热熔封套设备产品的技术特征完全落入了原告ZL 93114430.2号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告生产、销售钢脊热熔封套设备产品的行为构成了对原告专利权的侵犯，被告依法应当承担责任。被告辩称其销售的钢脊热熔封套设备产品是从哈尔滨某商行购进的，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院依法不予认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深圳市某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销毁专用于生产侵权产品的模具和库存侵权产品；赔偿原告尤尼宾德公司损失人民币40万元；驳回原告尤尼宾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深圳市某有限公司没有上诉，判决已生效。

第四篇：从一个案例看企业文化实质

作为一名从事多年企业管理与咨询的人士，笔者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企业文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或者说，企业文化如何真正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在此，笔者想从一个著名的企业文化案例——科龙集团“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谈起，通过这一个案例来解答企业文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

一、科龙：文化塑造活动案例获金奖后的巨亏

1、案例简介

科龙集团是位于广东顺德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国最大的家电企业之一。自1984年创业后的十多年里，科龙集团以务实、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取得极大成功，从一家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大型家电企业集团。科龙集团是国内第一家同时在香港、深圳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曾亲临视察，由此可见其当年的辉煌。

随着市场形势的不断发展，科龙集团所在的家电行业逐渐呈现严重供过于求的竞争态势，竞争日趋激烈，企业遭遇极大的经营压力。

在此背景下，1998年，科龙聘请以CI策划而闻名的台湾某策划专家及某大学教授为顾问，实施一项命名为“万龙耕心”的企业文化塑造工程，希望借助这一“耕心”工程能够进一步凝聚人心，提高士气，以适应家电市场日益惨烈的竞争。

下面是“万龙耕心”工程及相关的重要事件回放：

1998年8月18日，项目启动；

实施了样本数为5000人的内部文化问卷调查；

召开了3000人的新闻发布会；

12000名员工在10面“万龙耕心”旗帜上亲笔签名；

举办一场集团高层参加的，为时三天两夜的文化研讨营；

形成了文辞精美的“科龙文化纲领”；

“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获得第四届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金奖；

2000年，科龙公告亏损7亿元；

2001年，科龙再次公告亏损15.7亿元；

2001年底，科龙被民营企业格林柯尔收购，成为民营企业；

2002年，科龙集团在顾雏军的领导下，通过严格的成本控制实现扭亏为盈；

2003年，顾雏军通过成本+资本的运作，占据了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重塑冰箱格局。

2、问题思考

通过对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重大事件的回顾，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科龙这一文化活动的过程。当年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声势浩大，外部反响热烈。从文字结果来看，其企业理念、奋斗目标非常具有振奋性，没有理由说不好，要不怎么会得到一个“金奖”呢？

然而，文化工程金奖与业绩巨亏这两幅图像似乎组合成了一道令人啼笑皆非的“风景线”，科龙2000、2001年的经营业绩表现及后来被收购的结局又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下面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第一，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工程是否真正成功？

第二，如果说“万龙耕心”工程是成功的，那科龙为什么会巨亏？

3、案例分析

众所周知，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的经营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对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大家毫不怀疑是按照这一思维逻辑去预想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一工程，大家的心理预期是：科龙应该会更上一个台阶。因为科龙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大型企业，知名度非常高，其产品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拥有极高的地位，在过去十多年里科龙集团也一直是先进管理的典型。在这样的光环下，加之科龙集团在“万龙耕心”文化工程活动本身的宣传造势比较到位，使得这一案例影响巨大。

当外界还不知道科龙巨亏的时候，其影响是正面的，甚至可以说，科龙通过这一活动推进了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但后来的事实无情地将人们的愿望打破。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在金奖与巨亏之间，使很多人对企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疑惑。但必须认清的是，企业文化本身并没有错，而是当时的科龙做错了。

让我们继续对科龙这一文化案例进行分析。

早在198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特伦斯•迪尔和麦肯锡顾问阿伦•肯尼迪在其著名的《企业文化》一书就提出，企业环境是塑造企业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企业文化的塑造必须以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基本的考虑依据。进入21世纪，中国家电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已经成为市场竞争程度最高的行业。技术成熟、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供过于求成为家电产业的明显特征。在这样的产业状况下，品牌与价格已经成为竞争的最关键手段。

价格的后面是成本，成本的高低成为企业竞争胜利、能够获利的根本性问题。而科龙的致命问题是，缺乏对这一竞争形势的根本性判断，并据此进行真正的文化变革，建立以成本管理为核心要求的企业文化。这才是科龙最后失败的本质性。因此，科龙最终的结局，要么继续亏损直至被淘汰；要么被收购兼并，让新主人来完成适应新形势的文化变革。

当然，现在来说，科龙是幸运的，因为它被格林柯尔顾雏军收购了。顾雏军入主科龙，彻底改变了科龙的旧文化，把成本降低作为其最根本、最核心的工作，从根本上适应家电竞争环境的要求。而科龙也在被收购后的2002年实现了扭亏为盈，经营业绩得到完全改观。过去的2003年，顾雏军通过资本+成本的运作，成功地占领了中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

二、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什么

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案例被不断地被一些文化专家们拿来作典型案例，请注意，不是失败典型而是成功典型，这是有点可笑的。这说明，在中国，企业文化已经被一些所谓的专家们给空洞化、片面化、表面化了。对事实已经证明失败了的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大肆引用为成功经典就是一例。这当然让很多企业管理才特别是从事企业文化建设的人士感到困惑。因此当谈到此话题时，笔者不得不要先从企业的本质说起，以便为企业文化正本清源。

1、认清企业文化建设的本源

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它生来就是为实现利润这一目标而存在的，实现经济利益是企业的根本目标，它只有一个恒等的公式，即：

企业利润=企业销售收入—成本费用

更进一步地，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让公式左边的利润最大化，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又需要努力促进销售收入的最大化和成本费用最小化。因此扩大销售收入和降低成本费用就成为企业经营的根本性目标任务。企业的一切活动为此而来，为此而去。企业文化及其活动莫不如此。当然，我们谈企业经营目的的时候，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符合社会道德、法规的前提之下的。

思考企业文化问题，只有基于上述思维，才不至于被一些所谓的“专家”们拖入“庸俗”的、只做表面化文章的危险之地。就如当年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已经被后来的巨亏无情地宣告彻底失败后，还有所谓的文化专家将该案例列入优秀企业文化建设案例一样，这对企业文化来说是多么的悲哀。如何增加企业的利润、销售，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是企业文化的本源问题，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围绕这一本源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2、企业文化的实质

根据一般的解释，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所坚持的价值观、理念及其具体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规范等，包含了精神、制度、物质三个层面的内容。但是，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中性，很难让人懂得企业文化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实现优秀文化的塑造，或者进行文化上的变革。科龙集团 “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及后来的变化，让我们对企业文化建设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企业必须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以达到对外部的适应性，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进而实现持续发展。打造持续、有效的内部资源整合能力，以达到持续的外部适应性，这才是企业文化的要义所在。经过长期的思考与研究之后，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寻求最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道路上所逐渐形成的生存方式。例如，惠普是世界公认的优秀企业，它的“惠普之道”其实就是惠普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所形成的生存方式。而“惠普之道”其实也就是惠普的核心企业文化表现。

因此，作者对企业文化给出这样的解释：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为保证企业获得持续发展而选择或努力去营造的适应外部竞争的生存方式。这才是企业文化的实质所在。由此，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是，让企业适应竞争。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企业文化的时候，也就给企业文化建设即企业开展文化管理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建立能够对外部竞争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并能根据环境变化作出迅速反应的行为方式的能力，这种能力其实也就是企业所拥有的根据外部竞争环境需要而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运用的能力。企业文化建设应促进这一能力系统的形成并维持好这一能力系统。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所著的《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中，将企业文化的建设归纳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企业的价值观，二是企业的行为方式。根据科特的观点，企业文化的实质应是指适应外部竞争环境的企业价值观及其价值观指导下的行为方式。企业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包括愿景、理念等，将决定你可能走多远，爬多高；企业所建立的行为方式将最终决定你能走多远，能爬到什么样的高度。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

第五篇：我从一个交通事故案例看[推荐]

我从一个交通事故案例看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

指导老师

2008年7月15日至8月30日,在人民法院我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在这期间我参与了一个交通事故现场清理引起的诉讼案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对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执法与处理谈一谈自己的见解:

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这一规定赋予了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下面就交通执法工作中这一原则的适用和把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一、案情主要内容如下：2008年4月的一天,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广源贸易货栈(以下简称广源货栈)雇佣司机尹某驾驶载有文具、小百货、小电器等货物的东风牌大货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我县省道（泾川-甘谷）线庄浪段南河大桥上时,由于该车右后轮螺丝断裂发生侧翻,占用了两条机动车道(该路有三条机动车道)和紧急停车带.庄浪交通大队接报案后派事故科民警赶赴事故地点,清理现场,疏导交通.为保证道路畅通,需要迅速清理货物.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非常危险.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由于现场系省道（泾川-甘谷）线主路,车流量大,并且以大型货车居多,故民警拒绝了尹某提出的人工清运方式.先后调集,拦截了1辆铲车,5辆自卸车,耗时6个多小时,清运7车次,至清晨8时30分将现场清理完毕,恢复交通.事故车及所载货物运至密云县事故停车场,由尹某及随车人员保管.在清运过程中,该车部分货物发生损坏,后由于尹某等人保管不善和天气下雨,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也有部分丢失,受损.3天以后,广源货栈在庄浪县公证处见证下,与平凉货主共同对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进行清点,后将所有货物拉回天水市.2008年4月,广源货栈向庄浪交通大队申请国家赔偿。庄浪交通大队于当月作出事故科行为不违法确认书.2008年4月,广源货栈向庄浪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事故科的清理行为违法,赔偿损失75000余元.二、争议焦点:事故科民警在依法履行清理事故现场职责中有无滥用职权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原告提出,被告清理现场时,调来铲车和翻斗车象铲砂石一样将货物铲装到翻斗车上,翻卸到密云事故停车场,致使货物绝大部分损坏,部分丢失,给原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5000余元,被告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属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的行为违法.交通大队事故科答辩认为,原告单位的车辆在南河桥上发生故障,造成省道（泾川-甘谷）线主路南河桥由南向北一带主路严重堵塞;交通民警及时赶到现场,为保证勤务和交通畅通,采取措施清理了现场,履行了公 1

安机关的法定职责,不构成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诉讼经过：

庄浪县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不仅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明文规定,亦应符合法律原则.《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收集证据,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这一规定赋予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正当履行上述职权.交通民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警察,在处理现场时,应当考虑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车辆的型号,损坏程度,货物的种类,数量等相关因素,采取适当措施以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在这一过程中应当避免因行使职权造成财产损失.由于被告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只是采取了严重不当的清理方式清理事故现场,使相对人的合法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坏,违反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清理交通事故现场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法律原则,已构成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被告因为违法清理事故现场,致使货物严重受损,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2008年6月作出(2008)庄行初字第74号行政判决,确认交通大队事故科2008年4月在省道（泾川-甘谷）线南河桥段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方式违法;同时作出(2008)庄行初字第53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交通大队事故科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3000余元,诉讼费649.50元亦由交通大队事故科承担.交通大队事故科和原告分别上诉.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8月分别作出(2008)中行终字第177,180号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四、调查分析

分析此案,我认为:

(一)交通大队事故科交通民警清理现场的行为的合法性

该东风大货车在省道（泾川-甘谷）304线主路发生的交通事故,经查是由于该车右后轮两条螺丝陈旧性断裂致使车辆失控导致侧翻,车上货物随车厢一同翻倒并损坏,事故原因完全是大货车司机行车前对车况疏于检查,没有及时发现车辆存在隐患造成的.事故发生后,尹某等人无能力自行搬运货物,只能由交通民警组织清运.当时正值深夜,现场无法组织人工清运,交通堵塞也不允许事故车辆在此地长时间停留.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为的是保证车载货物少受损失.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对辅路的车辆,行人会带来极大危险.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车上装载的7600只箱子随即散落在道路上.当时现场的紧急情况不允许,也没有条件组织人工搬运.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赶赴现场的交通民警在查明事故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抢救财产”和“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的法定职责对他们来说就同等重要.尤其在此案中,现场是省道（泾川-甘谷）线,这条路是连接天水、平凉两市的重要通道.经我局指挥调度中心测算,当时机动车日平均流量三千辆,平均每小时的车流量123辆,每天七至八时的高峰时段,每小时的车流量二三百两.当日又赶周末,如果该事故车辆造成长时间的交通堵塞,会给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失.在当时情况下,“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比“抢救财产”更为重要.交通大队事故科在时间紧急,车,货整体吊装又失败的不得已情况下,紧急征用车辆,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恢复交通,兼顾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这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合法的.(二)交通大队事故科交通民警在特定情形下所采取的清理现场的行为方式也并无不当

交通民警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是行政事实行为,是依行政职权作出的,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因此这种行为的具体方式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规定.实施这种行为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危急情况,受事故直接影响的道路状况和车辆通行情况及所具备的人力物力条件,来决定所应采取的必要方式.由于整个清理过程是在动态变化之中,其间也常常会发生事先不能预料的情况,从而使这种方式也会随之变化,以适应客观需要.对这种行为方式的客观评价,不能仅仅以结果定论,而更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其选用的方式,所要追求的目的与其依法应当履行的职责是否相一致.在此案中,负责清理事故现场的交通民警在车货整体吊装不能的情况下,紧急征用,调用铲车和自卸车,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完成了清理工作.其采用的方式在当时的特定时间,地点和情况下是唯一的,而不是事后人们坐在房间里可以设想若干个最佳方案可以实现的.经验和教训是事后总结的,指挥和决策是现场最需要的.现实的交通执法活动中,交通民警在现场处理交通事故,经常是为了抢救伤者,不得已而采取二次损坏事故车辆的方式来实现;也常常为了清理因违章超高被卡在桥下阻断交通的大货车,经常采取切割车辆的方式以实现恢复交通的目的.如果都以行为的结果来评价行为方式的正确与否,那么将会出现交通民警履行了清理现场的法定职责后,其所属的交通管理机关确因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给当事人造成损失而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从当事人角度看是维护了其合法权益,但对行政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行政管理权造成一定的误导,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因此,法院司法审判对行政机关执法的行为方式应当有统一,客观的评判标准,这种标准应当是法治层面的,即衡量它是否做到了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事,正当地履行了法定职责,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免受损害.(三)对清理现场过程中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重大财物损失,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国家可以给予适当行政补偿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中无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就不应当承担国家赔偿义务.行政侵权通常起源于行政机关或公务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行政机关适用法律行为不产生行政侵权.在此种情况下,国家给予受损失的公民或法人的补偿属于行政职责或义务范畴,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出于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属于合法行为,不应当确认为滥用职权.“滥用职权只限于那些出于不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交通民警处置交通事故现场,为了抢救伤者有时会造成事故车辆的二次损坏;有时为了道路畅通,不得不采取解体事故车辆的等方法,这当中都不可避免会给当事人的财产带来损失.对这种损失,交通管理机关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据了解,我国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将这种由于当事人的过错造成公共利益受损,行政机关依法进行清理的,有过错的当事人还要承担清理费用.如果当事人无过错,行政机关对其遭受的损失,可以给予适当行政补偿.此案中,原告由于自身过错致使车辆发生故障造成侧翻,使其车载财物遭受损失,清理的过程中再次造

成损坏,如前所述是不可避免的;清理后的货物存放在停车场,由于原告方的保管不善和下雨,又使货物发生部分丢失和雨淋,因此,原告所遭受的损失是多因一果.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交通管理机关可以承担适当行政补偿.在当今依法行政,国家强调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法治大环境下,如何在处理交通事故中调动最快捷,最科学的人力,物力资源清理事故现场,减少事故当事人的损失,更合理地兼顾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利益,追求最大社会效益,是交通管理机关不断思考和总结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