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一则案例看土耳其海关规定
从一则案例看土耳其海关规定
一、案情简介
本案买卖双方于2005年11月11日达成供货协议，价格条件为FOB，20%货款预付，80%货到付款。12月8日，买方支付了订金，随后出口商在20天内完成生产，货物经买家检验符合要求后装船出运。2006年2月7日，买方致函确认货物到港，承诺将于3月16日前付款。但应付款日届至后，买方未能如约付款，但保证将于下周初付款。
3月24日，卖方通知买方，如在三天内未收到货款，将选择退运。其后买方一再故意拖延还款时间，谎称已经在安排，或在未来几天内会付款，但始终没有履行承诺。
接下来是无休止的催促、承诺、再催促„„出口商一方面气愤于进口商的背信，另一方面也因为退货手续复杂、费用高昂而寄希望于买方尽快提货。
在这里，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土耳其海关在退货方面的规定和流程：
（一）出口方向海关提交书面声明，解释退货理由及原因（如未收到货款），并要求将货物退回；
（二）进口方出具同意退货的声明（如果是定牌生产的货品，进口方还需提交声明，表明同意出口方出售其产品）；
（三）出口方支付清关费、海运费、码头操作费（THC）、装货费（Loading Fee）等各项费用（实务操作中基本不可能迫使没有收货的进口方承担上述费用）。
4月29日，中国货代接到出口商的退货指示，并告知土耳其的工作人员去办理相关手续。货代在土耳其的工作人员与买方取得联系，通知买方：还款日期不得晚于海关没收日期前的20天，如未能如期付款，则买方必须同意退货。
5月2日，货代称已经联系到买方，对方称将立即付款，不需退回货物。
但买方仍迟迟未实际付款，而且对确认退货一事不置可否。货代与买方反复磋商退货事宜，直至六月底，买方一直未按承诺付款，并且拒绝出具同意退货的声明，货物一直滞留港口。7月初，由于不能继续容忍买方的拖延，卖方向货代确认同意支付货物运往土耳其及退回中国的所有相关费用，并出具了授权书，授权货代将货物退回国内。7月11日，货代向海关申请退货，但海关当局以缺少海关拍卖部门的授权证书为由，不同意放货。原来在7月初，这批货物已经被列入海关拍卖清单。7月18日，货代通知出口商：由于货物已经进入了拍卖名单，海关不同意放货。出口商退运货物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最终“钱货两空”。
二、案情分析
本案的出口商最终未能追回货物或款项，令人遗憾。反思整个案件处理过程，问题的症结何在？
（一）对出口商不利的海关规定，奠定了这场悲剧的主旋律。
在船只到达土耳其港口前，货代即需要将货物登记在收货人名下，将来如有任何变更，均需获得原收货人的书面同意。这样的规定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所有权在货物实际交付前已经转移至收货人，而不论收货人是否完成了其在贸易合同中的各项义务。
毋庸置疑，土耳其海关的规定是以保护本国进口商利益为首要考量的，而要改变这种显失公平的规定，需要土耳其立法机关的自觉，因而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扭转的可能性不大。
（二）在货物到港后至提货前，土耳其进口商一直处于主动地位，进口商的蓄意拖延致使出口商遭受巨大损失。
根据土耳其海关规定，货物到港后进口商应在45天内完成提货手续，否则货物将被罚没（confiscate）并进行拍卖。不过45天届满后，收货人（买方）有两次申请延期的机会，每次30天，且不需要提交延期理由。此后，收货人还有一个申请延期30天提货的机会，但需向海关解释延期原因。因此，在收货人的配合下，货物在到港后135天内通常不会进入拍卖程序，不过在此期间产生的滞港、仓储等费用难以避免。
在本案中，货物到港时间是2006年1月30日，135天之后（也就是6月中旬）货物必然会转入土耳其海关仓库，以待拍卖。但海关准备拍卖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通常在第135天之后的一个月内，进口方有机会在支付相当于货值1%的罚金后中止拍卖程序，重新获得提货权。本案由于缺乏买方的配合，货物进入海关拍卖仓库，对于出口商而言，则意味着货物推定全损。
三、本案启示
运用相关海关规定欺诈的土耳其案件近年来屡见不鲜。即使出口商选择诸如即期付款交单等较为谨慎的付款方式（一般来说可以减小风险发生的概率），也不能彻底杜绝进口商的欺诈风险。面临买方要求先行放货或延期付款，出口商必然会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一方面担心买方收货后不付款的信用风险，另一方面担心如不放货导致货物被拍卖而遭遇全损。那么，以本案为鉴，广大出口商应该如何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呢？
（一）掌握转卖或退运的时间要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首先，要清楚办理转卖和退运手续所需的时间都是较为充裕的；其次，办理这些手续又都有一个时间限度，如不能在货物到港后135天内完成，就难保货物的安全。因此，在与土耳其进口商交易时，如有任何迹象表明买方发生违约风险时，出口商都应未雨绸缪，立即着手做好退运或转卖的准备工作。当出现本案中债务人拖延付款又拒绝配合退货的情形时，通常意味着买方有意图谋利用海关规定从中渔利。本案中，出口商的犹豫不决、消极等待是最不可取的解决方式。
（二）土耳其海关虽然要求提交买方的同意退货声明，但在实务操作中，卖方也可以尝试通过其他替代性文件谋求海关的认可。
在本案中，卖方制作了一份授权书，解释了买方不能履行付款责任又拒绝提供同意退货声明的情况，请求海关同意卖方安排退回货物，以免货物全损；同时指定货代为其全权代理，在土耳其办理相关手续。卖方的授权书经过其注册地公证处的公证和土耳其驻华领事馆的认证，确保了该文件在土耳其具有法律效力。通过货代从中积极斡旋，海关最终接受了卖方的陈述，只可惜为时已晚，货物已被列入海关拍卖名单。
如果从货到开始计算，买方超过45天未付款，卖方就应该开始操作上述手续。授权文件的公证、认证一般至少需要两周时间，加上正本文件的邮寄、传递，又是30天。货代手里有了授权书，货物就有了转卖或退运的可能性，卖方的劣势地位就会因此发生扭转转。
（三）在准备授权书、催促付款的同时，应继续与买方保持良好沟通，争取灵活处理。
由于卖方所处的不利地位，在拒收风险发生时，出口商应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要求买方立即支付全款。考虑到可操作性及回款的安全性因素，一般可以要求买方提供票据作为担保放货，是一个相对较好的选择。总之，本案中货代为促成退货投入了大量精力，如果不是卖方在前期浪费了宝贵时间，本可通过退货减小部分损失。牵扯到拒收案件，时间是关键，如果卖方感觉自行处理力不从心，可尽早与有能力处理此类情况的机构联系，寻求专业协助。
第二篇：从一则案例看专利权如何维权
上海海耀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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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简介
再审申请人泉州日新流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简称“日新公司”）持有“数显靶式流量计”、“内置式数显靶式流量计”两项实用新型专利，第一项专利于1998年10月27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1999年8月28日获得该局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证号为346040号，专利号为ZL98241837.X（简称98专利）。第二项专利于2000年1月6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同年10月7日获得该局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证号为第406296号，专利号为ZL00201624.9（简称00专利）。
2006年5月9日，日新公司以再审被申请人泉州恒劲机械有限公司（简称“恒劲公司”）、泉州恒劲科博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科博公司”）侵犯其实用新型专利为由，向一审法院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翌日，一审法院作出（2006）泉民保字第5号民事裁定，裁定对再审被申请人送交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用于申办“智能靶式流量计”生产许可证的相关申请资料、实物样品及图纸等与本案有关的证据予以保全。同年5月11日，一审法院执行上述裁定，到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保全了再审被申请人申办“智能靶式流量计”生产许可证时提供的有关申请资料、图纸等证据。2006年5月23日，日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
应再审被申请人的要求，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日新公司分别就其所享有的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先后提供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06年7月18日、8月10日出具的两份实用新型专利检索报告，以证明其所持有的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均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再审被申请人在答辩期内于2006年6月12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宣告上述两项专利无效的请求，该委员会业已受理。但是，本案各方当事人均不要求中止诉讼，同意本案继续予以审理。再审被申请人虽在答辩时要求日新公司赔偿因其误告造成的损失，但又表示将另行起诉。在一审法院主持下，经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对日新公司所生产之专利产品及再审被申请人送检的涉嫌侵权样品进行当庭拆解，并参照日新公司专利权利要求书、说明书的内容，就上述产品的构造、形状及其结合等进行比对。
一审法院判决再审申请人日新公司败诉，日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期间98专利被全部宣告无效，日新公司虽放弃对98专利的侵权追究，二审法院仍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日新公司不服二审判决，于2008年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最高院经审理裁定：指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二、案件焦点
本案从一审、二审到再审，可谓跌宕起伏，其中涉及诸多专利法问题，笔者认为其中两个问题应当着重关注：
一、再审申请人的00专利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将靶杆固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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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的筒体外”中的“固定”是否属上位概念，从而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将靶杆嵌入传感器的金属应变筒体的下孔腔内”的“嵌入固定”？
二、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的抗辩思路是否合理？
三、焦点剖析
1、再审申请人的00专利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中的“固定”应当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嵌入固定”，再审被申请人成立等同侵权。
笔者认为，就本案而言，专利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固定”是否属于上位概念，而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嵌入固定”？不是简单的物理上关于“固定”概念的界定问题。因为从物理学角度考量，固定包括多种方式，“嵌入固定”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种，如简单以此界定专利法侵权问题，会将诸多原属于“新颖的东西”认定为现有技术，明显过于保守，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再者，我们也不能像本案一二审法院一样，仅从形式上考量认定：因原被告在对应技术特征上形成了前者靶杆在“外”后者靶杆在“内”的区别，故被告不成立侵权。因为这种认定方式没有深入剖析产品技术特征的本质，仅以外观的差异推导实质的差异，将原属于“不新颖的东西”认定为先进技术，显然过于激进，不利于专利权人的权益保护。
那在“固定”认定的问题上，如何才能做到既不激进，又不保守呢？笔者认为，我们还需从专利法本身的立法价值取向出发寻求答案。众所周知，专利法虽为一个小部门法，但因其涉及发明创造，所涵括的产品不计其数，而每类产品各有特点，故专利法本身无法就各类产品作出具体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制。但这并不排除专利法就专利侵权问题进行类型化处理。正如此案，我们在认定“固定”问题时，应当从专利法侵权理论寻求突破口，即以“是否构成侵权”来考量“固定”这个概念。
毋容置疑，本案不成立相同侵权，但能否成立等同侵权呢？笔者认为，如果本案成立等同侵权，则可反推专利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固定”属于上位概念，从而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嵌入固定”；否则，上位概念不成立。而判断是否成立等同侵权，是专利法理论可以解决的问题，即被控侵权产品对比专利产品，是否满足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
结合本案，笔者认为：上述焦点针对的对象靶杆不管以何种方式固定，在整个装置中的主要功能仅为采样，而采样难以对流体流量的计量产生实质影响。故被控侵权产品虽然采取不同于专利产品的螺纹方式固定靶杆，但对比专利产品，其在整体上仍满足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即采用固定的方式）、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即实现流体采样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即通过流体采样，为流体流量的计量奠定基础）而成立等同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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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审被告的两点侵权抗辩思路值得学习。一是通过在先使用权主张免责；二是通过申请宣告原审原告的专利权无效主张无责。
先谈主张在先使用权。《专利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二）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该条规定给予被控侵权方一个合法的抗辩事由。因为在先使用权的行使必然会导致在先使用权人与专利权人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如果过多地限制在先使用权，那么在先使用权人未能得到其应当享受的合法权利，这对在先使用权人来说显失公平；反之，如果在先使用权人的权利过大或不受限制，势必影响专利权人的权利保护，同时也会严重破坏专利制度，甚至导致专利制度形同虚设。因此法律需要对两者权利予以平衡，确定在先使用权人行使在先使用权的合理尺度。司法实践中，在先使用权的成立必须符合一定条件，且被控侵权方需要充分举证，否则无法实现侵权豁免。
正如本案，被告虽试图采用在先使用权抗辩，但原告拥有的00专利申请日为2000年1月6日，而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在2007年2月才与案外人签订《专利使用许可协议》，故被告以在先使用专利权制造产品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无法免责。
进一步思考，假设被告的确在原告00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或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是否就一定可以实现侵权豁免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司法实践中，被告主张免责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作支撑，而一些企业防范意识薄弱，往往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忽视“证据保全”问题，最终在真正涉诉时，因举证不能而导致企业受损。当然，企业如何积极进行拥有“在先使用权”的证据保全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且实践中难题不断，需要进一步研究。
再谈主张原告专利权无效。专利侵权实务中，作为被告一方为证明不构成侵权，常用的“前置程序”是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所涉专利无效。其逻辑出发点在于推翻原告作为专利权人的主体地位。因为原告在诉讼中主张被告构成侵权的前提是自己享有合法有效的专利权，如果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原告的侵权请求便失去前提。
正如本案，两被告在法院审理中提出专利无效申请，且最终原告拥有的98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全部宣告无效。这直接导致原告放弃对98专利侵权的主张。本案被告通过专利无效程序有效应诉，不仅节约了时间成本，也控制了经济成本。
当然，实践中最难的是如何做好宣告专利无效工作。笔者认为，此项工作最好由专利代理人与专利律师合作完成。因为它不仅涉及专利相关技术领域的专业问题，还涉及专利无效程序中的代理技巧问题。比如专利检索最好由具备相关技术背景的专利代理人参加；而进入代理阶段，如有律师参加，则在程序问题以及相关的举证问题上可相得益彰。与此同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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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代理人与专利律师之间可相互协调，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确保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总之，专利无效申请，是侵权抗辩的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与否与诉讼方案的制定、服务团队的选择密切相关，是企业在维权过程中需要着重关注的问题。
四、案例思考
通过以上案件的焦点剖析，笔者引发如下两点思考：
一方面，就本案而言，原审原告的专利文件撰写质量影响其维权。
原告作为专利权人，从一审、二审到再审，虽最终历经艰辛获得最高院的再审支持，但实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而回顾其00专利的专利权利要求书以及说明书，不难发现其专利文献对本案焦点中的“固定”的撰写存在一些问题，最终阻碍了维权之路。这使我们联想到一对矛盾,那就是如何权衡“为成功申请而缩小专利保护范围”与“为有效维权而扩大专利保护范围”之间的矛盾？前者是专利代理人更关注的焦点，而后者是律师应当考量的重点。但基于行业之间的定位不一，一份专利文件的撰写难以达到完美。同时，企业为了尽早获得专利，也会放松对专利文件撰写质量的控制。即便如此，笔者认为，专利文件是企业维权的根基，如果事先的防范工作不到位，真正进入诉讼阶段，会遇到很多瓶颈，严重影响企业专利权的保护。当然，如何做到既尽早获得专利授权，又能保证专利权利益保护最大化，这是专利代理人和专利律师需要研究的课题。
另一方面，就专利维权而言，企业任重道远，未雨绸缪是关键。
因为全球科技迅猛发展，专利纠纷层出不穷，且专利案件日益复杂，因此，依靠专利生存的企业在面对国内外的激烈竞争时会遇到诸多问题。如何有效应对以上问题，确保企业正常经营并获取最高额经济利润呢？笔者提供如下建议：首先，企业应当具备全球性的战略眼光，敢于投入成本，充分做好知识产权管理与风险防范工作；其次，企业应加强外部交流与协作，有效运用专利战略，为企业的发展和维权发挥最大效力；最后，在面对专利相关纠纷时，应结合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专业团队以及切合实际的措施有效应对，为企业的知识产权保驾护航。总之，二十一世纪充满机遇和挑战，企业要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竞争中拔得头筹，未雨绸缪是关键。（作者：周超）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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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一个案例看企业文化实质
作为一名从事多年企业管理与咨询的人士，笔者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企业文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或者说，企业文化如何真正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在此，笔者想从一个著名的企业文化案例——科龙集团“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谈起，通过这一个案例来解答企业文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
一、科龙：文化塑造活动案例获金奖后的巨亏
1、案例简介
科龙集团是位于广东顺德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国最大的家电企业之一。自1984年创业后的十多年里，科龙集团以务实、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取得极大成功，从一家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大型家电企业集团。科龙集团是国内第一家同时在香港、深圳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曾亲临视察，由此可见其当年的辉煌。
随着市场形势的不断发展，科龙集团所在的家电行业逐渐呈现严重供过于求的竞争态势，竞争日趋激烈，企业遭遇极大的经营压力。
在此背景下，1998年，科龙聘请以CI策划而闻名的台湾某策划专家及某大学教授为顾问，实施一项命名为“万龙耕心”的企业文化塑造工程，希望借助这一“耕心”工程能够进一步凝聚人心，提高士气，以适应家电市场日益惨烈的竞争。
下面是“万龙耕心”工程及相关的重要事件回放：
1998年8月18日，项目启动；
实施了样本数为5000人的内部文化问卷调查；
召开了3000人的新闻发布会；
12000名员工在10面“万龙耕心”旗帜上亲笔签名；
举办一场集团高层参加的，为时三天两夜的文化研讨营；
形成了文辞精美的“科龙文化纲领”；
“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获得第四届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金奖；
2000年，科龙公告亏损7亿元；
2001年，科龙再次公告亏损15.7亿元；
2001年底，科龙被民营企业格林柯尔收购，成为民营企业；
2002年，科龙集团在顾雏军的领导下，通过严格的成本控制实现扭亏为盈；
2003年，顾雏军通过成本+资本的运作，占据了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重塑冰箱格局。
2、问题思考
通过对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重大事件的回顾，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科龙这一文化活动的过程。当年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声势浩大，外部反响热烈。从文字结果来看，其企业理念、奋斗目标非常具有振奋性，没有理由说不好，要不怎么会得到一个“金奖”呢？
然而，文化工程金奖与业绩巨亏这两幅图像似乎组合成了一道令人啼笑皆非的“风景线”，科龙2000、2001年的经营业绩表现及后来被收购的结局又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下面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第一，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工程是否真正成功？
第二，如果说“万龙耕心”工程是成功的，那科龙为什么会巨亏？
3、案例分析
众所周知，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的经营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对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大家毫不怀疑是按照这一思维逻辑去预想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一工程，大家的心理预期是：科龙应该会更上一个台阶。因为科龙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大型企业，知名度非常高，其产品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拥有极高的地位，在过去十多年里科龙集团也一直是先进管理的典型。在这样的光环下，加之科龙集团在“万龙耕心”文化工程活动本身的宣传造势比较到位，使得这一案例影响巨大。
当外界还不知道科龙巨亏的时候，其影响是正面的，甚至可以说，科龙通过这一活动推进了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但后来的事实无情地将人们的愿望打破。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在金奖与巨亏之间，使很多人对企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疑惑。但必须认清的是，企业文化本身并没有错，而是当时的科龙做错了。
让我们继续对科龙这一文化案例进行分析。
早在198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特伦斯•迪尔和麦肯锡顾问阿伦•肯尼迪在其著名的《企业文化》一书就提出，企业环境是塑造企业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企业文化的塑造必须以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基本的考虑依据。进入21世纪，中国家电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已经成为市场竞争程度最高的行业。技术成熟、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供过于求成为家电产业的明显特征。在这样的产业状况下，品牌与价格已经成为竞争的最关键手段。
价格的后面是成本，成本的高低成为企业竞争胜利、能够获利的根本性问题。而科龙的致命问题是，缺乏对这一竞争形势的根本性判断，并据此进行真正的文化变革，建立以成本管理为核心要求的企业文化。这才是科龙最后失败的本质性。因此，科龙最终的结局，要么继续亏损直至被淘汰；要么被收购兼并，让新主人来完成适应新形势的文化变革。
当然，现在来说，科龙是幸运的，因为它被格林柯尔顾雏军收购了。顾雏军入主科龙，彻底改变了科龙的旧文化，把成本降低作为其最根本、最核心的工作，从根本上适应家电竞争环境的要求。而科龙也在被收购后的2002年实现了扭亏为盈，经营业绩得到完全改观。过去的2003年，顾雏军通过资本+成本的运作，成功地占领了中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
二、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什么
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案例被不断地被一些文化专家们拿来作典型案例，请注意，不是失败典型而是成功典型，这是有点可笑的。这说明，在中国，企业文化已经被一些所谓的专家们给空洞化、片面化、表面化了。对事实已经证明失败了的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大肆引用为成功经典就是一例。这当然让很多企业管理才特别是从事企业文化建设的人士感到困惑。因此当谈到此话题时，笔者不得不要先从企业的本质说起，以便为企业文化正本清源。
1、认清企业文化建设的本源
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它生来就是为实现利润这一目标而存在的，实现经济利益是企业的根本目标，它只有一个恒等的公式，即：
企业利润=企业销售收入—成本费用
更进一步地，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让公式左边的利润最大化，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又需要努力促进销售收入的最大化和成本费用最小化。因此扩大销售收入和降低成本费用就成为企业经营的根本性目标任务。企业的一切活动为此而来，为此而去。企业文化及其活动莫不如此。当然，我们谈企业经营目的的时候，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符合社会道德、法规的前提之下的。
思考企业文化问题，只有基于上述思维，才不至于被一些所谓的“专家”们拖入“庸俗”的、只做表面化文章的危险之地。就如当年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已经被后来的巨亏无情地宣告彻底失败后，还有所谓的文化专家将该案例列入优秀企业文化建设案例一样，这对企业文化来说是多么的悲哀。如何增加企业的利润、销售，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是企业文化的本源问题，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围绕这一本源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2、企业文化的实质
根据一般的解释，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所坚持的价值观、理念及其具体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规范等，包含了精神、制度、物质三个层面的内容。但是，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中性，很难让人懂得企业文化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实现优秀文化的塑造，或者进行文化上的变革。科龙集团 “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及后来的变化，让我们对企业文化建设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企业必须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以达到对外部的适应性，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进而实现持续发展。打造持续、有效的内部资源整合能力，以达到持续的外部适应性，这才是企业文化的要义所在。经过长期的思考与研究之后，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寻求最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道路上所逐渐形成的生存方式。例如，惠普是世界公认的优秀企业，它的“惠普之道”其实就是惠普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所形成的生存方式。而“惠普之道”其实也就是惠普的核心企业文化表现。
因此，作者对企业文化给出这样的解释：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为保证企业获得持续发展而选择或努力去营造的适应外部竞争的生存方式。这才是企业文化的实质所在。由此，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是，让企业适应竞争。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企业文化的时候，也就给企业文化建设即企业开展文化管理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建立能够对外部竞争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并能根据环境变化作出迅速反应的行为方式的能力，这种能力其实也就是企业所拥有的根据外部竞争环境需要而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运用的能力。企业文化建设应促进这一能力系统的形成并维持好这一能力系统。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所著的《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中，将企业文化的建设归纳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企业的价值观，二是企业的行为方式。根据科特的观点，企业文化的实质应是指适应外部竞争环境的企业价值观及其价值观指导下的行为方式。企业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包括愿景、理念等，将决定你可能走多远，爬多高；企业所建立的行为方式将最终决定你能走多远，能爬到什么样的高度。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
第四篇：我从一个交通事故案例看[推荐]
我从一个交通事故案例看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
指导老师
2008年7月15日至8月30日,在人民法院我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在这期间我参与了一个交通事故现场清理引起的诉讼案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对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执法与处理谈一谈自己的见解:
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这一规定赋予了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下面就交通执法工作中这一原则的适用和把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一、案情主要内容如下：2008年4月的一天,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广源贸易货栈(以下简称广源货栈)雇佣司机尹某驾驶载有文具、小百货、小电器等货物的东风牌大货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我县省道（泾川-甘谷）线庄浪段南河大桥上时,由于该车右后轮螺丝断裂发生侧翻,占用了两条机动车道(该路有三条机动车道)和紧急停车带.庄浪交通大队接报案后派事故科民警赶赴事故地点,清理现场,疏导交通.为保证道路畅通,需要迅速清理货物.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非常危险.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由于现场系省道（泾川-甘谷）线主路,车流量大,并且以大型货车居多,故民警拒绝了尹某提出的人工清运方式.先后调集,拦截了1辆铲车,5辆自卸车,耗时6个多小时,清运7车次,至清晨8时30分将现场清理完毕,恢复交通.事故车及所载货物运至密云县事故停车场,由尹某及随车人员保管.在清运过程中,该车部分货物发生损坏,后由于尹某等人保管不善和天气下雨,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也有部分丢失,受损.3天以后,广源货栈在庄浪县公证处见证下,与平凉货主共同对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进行清点,后将所有货物拉回天水市.2008年4月,广源货栈向庄浪交通大队申请国家赔偿。庄浪交通大队于当月作出事故科行为不违法确认书.2008年4月,广源货栈向庄浪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事故科的清理行为违法,赔偿损失75000余元.二、争议焦点:事故科民警在依法履行清理事故现场职责中有无滥用职权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原告提出,被告清理现场时,调来铲车和翻斗车象铲砂石一样将货物铲装到翻斗车上,翻卸到密云事故停车场,致使货物绝大部分损坏,部分丢失,给原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5000余元,被告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属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的行为违法.交通大队事故科答辩认为,原告单位的车辆在南河桥上发生故障,造成省道（泾川-甘谷）线主路南河桥由南向北一带主路严重堵塞;交通民警及时赶到现场,为保证勤务和交通畅通,采取措施清理了现场,履行了公 1
安机关的法定职责,不构成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诉讼经过：
庄浪县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不仅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明文规定,亦应符合法律原则.《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收集证据,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这一规定赋予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正当履行上述职权.交通民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警察,在处理现场时,应当考虑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车辆的型号,损坏程度,货物的种类,数量等相关因素,采取适当措施以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在这一过程中应当避免因行使职权造成财产损失.由于被告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只是采取了严重不当的清理方式清理事故现场,使相对人的合法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坏,违反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清理交通事故现场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法律原则,已构成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被告因为违法清理事故现场,致使货物严重受损,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2008年6月作出(2008)庄行初字第74号行政判决,确认交通大队事故科2008年4月在省道（泾川-甘谷）线南河桥段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方式违法;同时作出(2008)庄行初字第53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交通大队事故科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3000余元,诉讼费649.50元亦由交通大队事故科承担.交通大队事故科和原告分别上诉.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8月分别作出(2008)中行终字第177,180号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四、调查分析
分析此案,我认为:
(一)交通大队事故科交通民警清理现场的行为的合法性
该东风大货车在省道（泾川-甘谷）304线主路发生的交通事故,经查是由于该车右后轮两条螺丝陈旧性断裂致使车辆失控导致侧翻,车上货物随车厢一同翻倒并损坏,事故原因完全是大货车司机行车前对车况疏于检查,没有及时发现车辆存在隐患造成的.事故发生后,尹某等人无能力自行搬运货物,只能由交通民警组织清运.当时正值深夜,现场无法组织人工清运,交通堵塞也不允许事故车辆在此地长时间停留.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为的是保证车载货物少受损失.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对辅路的车辆,行人会带来极大危险.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车上装载的7600只箱子随即散落在道路上.当时现场的紧急情况不允许,也没有条件组织人工搬运.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赶赴现场的交通民警在查明事故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抢救财产”和“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的法定职责对他们来说就同等重要.尤其在此案中,现场是省道（泾川-甘谷）线,这条路是连接天水、平凉两市的重要通道.经我局指挥调度中心测算,当时机动车日平均流量三千辆,平均每小时的车流量123辆,每天七至八时的高峰时段,每小时的车流量二三百两.当日又赶周末,如果该事故车辆造成长时间的交通堵塞,会给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失.在当时情况下,“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比“抢救财产”更为重要.交通大队事故科在时间紧急,车,货整体吊装又失败的不得已情况下,紧急征用车辆,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恢复交通,兼顾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这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合法的.(二)交通大队事故科交通民警在特定情形下所采取的清理现场的行为方式也并无不当
交通民警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是行政事实行为,是依行政职权作出的,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因此这种行为的具体方式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规定.实施这种行为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危急情况,受事故直接影响的道路状况和车辆通行情况及所具备的人力物力条件,来决定所应采取的必要方式.由于整个清理过程是在动态变化之中,其间也常常会发生事先不能预料的情况,从而使这种方式也会随之变化,以适应客观需要.对这种行为方式的客观评价,不能仅仅以结果定论,而更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其选用的方式,所要追求的目的与其依法应当履行的职责是否相一致.在此案中,负责清理事故现场的交通民警在车货整体吊装不能的情况下,紧急征用,调用铲车和自卸车,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完成了清理工作.其采用的方式在当时的特定时间,地点和情况下是唯一的,而不是事后人们坐在房间里可以设想若干个最佳方案可以实现的.经验和教训是事后总结的,指挥和决策是现场最需要的.现实的交通执法活动中,交通民警在现场处理交通事故,经常是为了抢救伤者,不得已而采取二次损坏事故车辆的方式来实现;也常常为了清理因违章超高被卡在桥下阻断交通的大货车,经常采取切割车辆的方式以实现恢复交通的目的.如果都以行为的结果来评价行为方式的正确与否,那么将会出现交通民警履行了清理现场的法定职责后,其所属的交通管理机关确因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给当事人造成损失而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从当事人角度看是维护了其合法权益,但对行政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行政管理权造成一定的误导,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因此,法院司法审判对行政机关执法的行为方式应当有统一,客观的评判标准,这种标准应当是法治层面的,即衡量它是否做到了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事,正当地履行了法定职责,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免受损害.(三)对清理现场过程中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重大财物损失,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国家可以给予适当行政补偿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中无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就不应当承担国家赔偿义务.行政侵权通常起源于行政机关或公务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行政机关适用法律行为不产生行政侵权.在此种情况下,国家给予受损失的公民或法人的补偿属于行政职责或义务范畴,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出于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属于合法行为,不应当确认为滥用职权.“滥用职权只限于那些出于不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交通民警处置交通事故现场,为了抢救伤者有时会造成事故车辆的二次损坏;有时为了道路畅通,不得不采取解体事故车辆的等方法,这当中都不可避免会给当事人的财产带来损失.对这种损失,交通管理机关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据了解,我国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将这种由于当事人的过错造成公共利益受损,行政机关依法进行清理的,有过错的当事人还要承担清理费用.如果当事人无过错,行政机关对其遭受的损失,可以给予适当行政补偿.此案中,原告由于自身过错致使车辆发生故障造成侧翻,使其车载财物遭受损失,清理的过程中再次造
成损坏,如前所述是不可避免的;清理后的货物存放在停车场,由于原告方的保管不善和下雨,又使货物发生部分丢失和雨淋,因此,原告所遭受的损失是多因一果.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交通管理机关可以承担适当行政补偿.在当今依法行政,国家强调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法治大环境下,如何在处理交通事故中调动最快捷,最科学的人力,物力资源清理事故现场,减少事故当事人的损失,更合理地兼顾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利益,追求最大社会效益,是交通管理机关不断思考和总结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五篇：从一个失败案例看IT战略规划
从一个失败案例看IT战略规划
2012-07-19 17:09:12 来源：CIO时代网 互联网
C运输公司位于华中某地，是中国较大的运输企业之一。主要从事货运、油运、集装箱运输及其他特种运输服务，除此之外，该公司还经营旅游、房地产、制造等多种业务。
公司业务众多，同时该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在地域上分布也比较散，下属的八个大型一级子公司分布在四省两市，作为整个集团企业的C公司在综合协调管理方面存在非常大的难度。
为了搞好全公司的综合管理，使总公司能够全盘了解整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协调各方面有效运作，使各个分公司步调一致地运转，从而发挥整体优势，总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经营活动分析决策小组。组长由副总经理林刚担任，小组全盘负责整个集团的经营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并提出决策思路。C公司有一个信息中心，主要负责企业的计算机管理系统的维护和开发，其中，开发这块是一个叫梅铁的人负责。
数据拖经营后腿
工作组工作的头几个月里，已有不少问题显现出来。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下属子公司数据难以及时汇总提交。除了子公司统计上报有时不及时外，各公司数据上传方式也各不相同--传真、邮寄书面报表、通过电话线直接报数据，还有的是通过软盘（那时互联网还不普及），五花八门。这些数据到总公司各部门后又经过手工汇总填表才成为决策分析能够用的数据。整个传递、汇总、分析填报的 过程要花2到3周。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数据收集齐了、报表出来了，工作组开会作经营决策分析的时候，决策的内容是上个月的，也就是事后决策，毫无意义了。
二、数据不一致，即经过汇总的数据，通过各部门的报表出来后，相同的指标具体数值却不一样。如财务处的人员工资总额与劳资处报的不一样，运输处报的每吨公里耗油量与技术处报的不一样，如此种种，虽然差别不大，但常常使经营分析小组无所适从。
三、数据和分析手段有限，无法进行深入分析。各部门提交的数据是经过层层汇总填报出来的，到了工作组就只有一个总数了，当发现一项数据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时往往只能向下追索一层数据，如果还找不到问题就只有作罢。同时作为手工计算难以运用数学模型作出复杂的分析计算。
这三个方面问题的存在，使得经营活动分析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在这种情况下，林刚想到通过计算机数据快速传输和快速处理，应该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具体任务落在了梅铁身上，并要求在两个月内完成。
边界问题
信息中心有一定的开发力量，而开发这套系统需要对C公司各部门业务和现在使用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很熟悉，梅铁决定由信息中心自身承担起这项开发工作。随着开发的进展，梅铁意识到这是一个混乱和充满变数的项目。
首先是系统的边界问题。各部门已经不同程度地用了计算机管理。财务这一块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财务管理系统，总公司、二级和三级子公司都应用了统一开发的财务管理系统，并且能够通过点对点的数据传输实现报表的汇总；技术处也已有燃耗统计系统，但是数据是由各子公司报上来再由技术处录入后生成各种报表；劳资处是信息中心自己开发的管理系统，有什么进一步的需要都好说。其他部门基本上还没有相应的计算机管理系统。
如果系统边界定在各子公司，那么财务系统不仅没有充分利用，而且还要增加财务人员的数据录入量。这样的话，等于又重复开发了部分财务报表系统，不仅得不偿失而且在时间上也是来不及的。燃耗系统和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都有相同的情况。边界统一划在子公司，还面临是否与子公司现有系统接口的问题。经过反复考虑，梅铁决定不统一划定边界，如果总公司现有的系统能够连接就与之连接，从现有系统中抽出分析所需的基础数据。没有系统的就由子公司相关人员录入再将数据传输到总公司汇总。至于子公司的系统一律不考虑连接。
系统边界定下来后，接着就是数据的统一问题。在上报的数据中，来源于不同部门的指标相同但数据值有很多不一致。
能不能通过计算机来解决，如何解决，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梅铁认为，有些可以通过计算机解决，有些是管理方面的问题，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可以解决一部分。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运用各种数学模型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考察了相关工具和平台后，梅铁认为这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确定了这些大政方针后，梅铁就带领开发队伍边作详细设计边开发了。然而当他们着手具体的开发工作时，才发现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
统一数据
首先是与现有系统相衔接的问题。财务系统是由子公司投资的一家计算机公司开发的，该公司在技术上十分配合，但问题是两套系统在技术平台上很难结合。
财务系统开发的比较早，同时也考虑到可靠性的问题，应用的是UNIX操作系统和INFORMIX数据库，这种平台与当前系统的WINDOWS NT和MS SQL SERVER很难直接连接。
好在财务系统的开发商非常配合，共同研究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那就是在财务系统上开发一个小程序，将需要的财务数据传换成通用格式的文件，通过这个文件将数据导入新的系统。
同样的问题也在燃耗系统发生，具体原因倒不是平台不一致，而是数据结构不清楚。该
系统是3年前请某高校的一个教研室开发的，由于人事变更当初的开发者早就去无踪了，又没留下相关文档，直接分析现有系统又不现实。面对大量的数据而无从下手，只好放弃该系统，自己从基础做起。
人力资源系统相对要顺利一些，可以直接与现有系统相连并可以实时取出数据。对于子公司五花八门的应用系统，信息中心是再也没有精力和耐心与它们一一对接 了，统一做一个录入程序，让子公司各部门有关人员各自录入。虽然数据总量比较大，好在分散在各子公司各部门，录入人员基本上能接受。
数据是能够收集上来了，但由于数据的来源不一，这些数据是按照不同的格式和标准组织的，相同的数据在不同的数据表中按照不同的字段名和不同的格式存储。这种不一致的数据格式在整个数据库中占20％多，而这些相同指标的数据只有统一对应起来才能进行与其他数据的关联比较，否则的话数据再多也只是一盘散沙。
数据分析功能的开发相对数据采集和整合要容易一些。原先的构想是对运用一些商业智能工具如BO、SPSS来对集中的大量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但是后来改变了这一思路。一是因为购买正版的商业智能工具所花费用不是一个小数目，一套基本版的BO就要40万人民币，这大大超出了预算，同时也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来熟悉使用。另一方面作为分析系统的用户——工作组，主要还是需要他们自己设计的一些表格，至于进一步的数据挖掘，要求并不很高。梅铁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先完成必要的报表，再运用一些分析工具制作一些常用数学模型分析。
经过历时2月的紧张开发，整个系统终于完成了。把历史数据拿来试一试，结果基本正确，为了赶在月度分析会上使用，系统测试就这样简短而匆忙地完成了。通过连接、安装、分发，系统基本到位，万事具备只等数据了。
建设没有变化快
工作组在系统开发的这两个月里，仍然采用老一套的报表收集和分析方法，问题是越来越大。工作组大部分时间不是用在分析上，而是花在数据的收集和计算上，决策工作难以推进。现在希望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套新上的系统上。信息中心也不负众望，在工作组的督促和信息中心人员的指导下，数据通过各种渠道陆陆续续汇集到总公司计算机房服务器的数据库中。开会的那天，林刚着实得意了一把。看着投影屏幕上哗哗翻动的表格、流畅滚动着的数据、色彩丰富形式各异的分析图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除了赞叹计算机应用的美妙外，也把信息中心的工作大大肯定了一番。
这次分析决策系统的亮相算是一切顺利，再往后，问题就慢慢地暴露出来了。由于这套系统本身就搭建在一个不统一不坚实的基础上，就像建筑在一堆乱石上的楼房，一旦有那一块石头发生松动，整栋楼房就会分崩离析。而基础的改变，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是无法避免的，系统的崩溃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第一块松动的石头就是人力资源系统。该系统是公司自己开发的，系统的开放性较好，数据的提取很方便。但从功能上讲比当前市场上成熟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要简单，只能够满足人员管理的一般需要。同时计委和经贸委共同推荐了一套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虽然没有要
求必须购买，但是很多要上报的报表在该系统中都有现成的。在劳资处强烈要求下，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更换了，于是分析决策系统的问题就来了。
第二块松动的石头就是工业子公司的组建。总公司下属的很多子公司都是综合性公司，有运输的也有制造的、房地产的。现在总公司实施了一个工业重组的方案，把所有子公司下属的工业企业合并一个独立的子公司，由总公司直接管理。这样一个合并不仅带来机构人员的变化，也带来了数据上报来源、统计数据指标以及统计分析方法的变化。这些变化都需要分析决策系统做出相应调整。
第三块松动的石头是部分业务统计指标的增加。由于分析决策系统采用了大量的关联对照表来解决基础数据规则不统一的问题，因此每次涉及到这些关联数据的运算 都要一一查询相关的关联表，大大降低了系统的运行效率。而这些关联表的数量会随着不一致指标的增加呈几何级数增加。这些关联的增加不仅降低系统性能，也使 系统复杂度大大增加，达到一定数量后，系统就达到崩溃的边缘了。以燃耗统计指标为例，为了降低燃耗成本，总公司在一定范围内推行一种新型的燃油，以替代原 来使用的燃油。新燃油的使用情况需要通过报表数据反映出来。这一个燃耗指标的增加，相应增加了3个关联对照表，燃耗统计数据的速度大大下降。
接着第四、第五块石头松动了……
变化的速度大大快于信息中心开发速度，问题不断产生，开发人员也不断修改，但缺口是越来越大。在第二个月的分析会上就已经有少数数据出不来，到第三个月就有不少的数据出不来，到第四个月就只有少数数据出来，第五个月……
一年以后，当梅铁看着桌上刚刚完稿的厚厚的一本公司信息化规划时，才感到由一年前一个失败项目所背负的责任稍稍减轻了一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是他制定信息化规划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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