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学的理论结构、根本精神与当代启示(宁波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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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阳明学的理论结构、根本精神与当代启示(宁波会议)

阳明学的理论结构、根本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吴 光

【内容提要】本文从王阳明在上世纪到本世纪的两种不同命运谈起,具体阐述了阳明学的内涵定位以及阳明学的理论结构、基本精神,并结合矫正时代弊端阐述了阳明学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阳明良知学、致良知、知行合一、亲民。

【作者简介】吴光,浙江淳安人。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任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等职。

【以下正文】

王阳明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而对儒学的理论贡献尤其卓著。其学远承孟子,近继象山,而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近年以来,由于最高领导的重视与提倡,阳明学似乎成了“显学”,然而,对于阳明学的学术定位、理论结构、根本精神及其当代意义等问题,仍存在诸多分歧。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简略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小引:从挨骂到受赞——王阳明在当代的命运转变

回顾上世纪80至90年代(1986—1995),国际著名阳明学家、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先生(1908-2004)先后组织了七次王阳明遗迹考察活动,对浙江、贵州、广西、广东、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及上海“八省一市”的王阳明遗迹进行了系统考察,可以说是当代中日文化学术交流的一大创举。我有幸参与了其中四次考察。其首次考察之旅,是在1986年7-8月,考察了江、浙两省的王阳明遗迹。浙江境内到了杭州、绍兴、余姚、宁波等地。当时,经过长期对王阳明及其思想的批判否定,学术界对王阳明的研究刚刚复苏,甚至心有余悸,民间老百姓对王阳明不是无知便是误解,政府官员则对王阳明抱着观望存疑、模棱两可的态度。那个时候,有三顶大帽子扣在王阳明头上,即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刽子手。当时,我陪同冈田先生到绍兴,接待我们的是绍兴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我们问:“知道王阳明吗?”回答说:“不知道。”我说:“他的名字叫王守仁。墓地在绍兴。”回答说:“这里倒是有个明代文学家王思任,是不是他?”可见当时普通老百姓对王阳明的疏离与无知。后来我们是通过绍兴县文物局(文管会)才找到王阳明墓址的。时移世异,30年后的今天,绍兴的老百姓,对王阳明几乎是家喻户晓。过去扣在王阳明头上的帽子被摘掉了。就连总书记都说“王阳明既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王阳明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这是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时代不同了,人们的观念起了变化。过去是批儒反孔骂阳明的时代,现在是崇儒、尊孔、敬阳明的时代了。王阳明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命运也随着时代思潮的转化从挨骂变为受赞,其道德文章也就受到普遍的重视、传播与发扬光大。

一、阳明学的学术定位

王阳明是中国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也是孔、孟、朱熹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儒家思想家与教育家。他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浙江余姚,死于江西南安,葬于绍兴兰亭。他身前屡受毁谤,所谓“功髙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黄绾评语)者也,甚至被褫夺了“新建伯”封爵。死后三十八年即明隆庆元年获得“平反”,被追赠为新建侯,谥“文成”。

王阳明文武双全。他在学术上建立了独具风格的思想学说,创立了遍布全国的阳明学派(《明儒学案》记载了王门七派:浙中、江右、泰州、北方、楚中、闽越、南中。今人张新民又考定“黔中王门”可立一派)。他有四大事功:一是平定了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四省交界地区的寇乱和广西思恩、田州少数民族土司的武装叛乱;二是平定了明朝宁王朱宸濠的宗室叛乱;三是在平乱之后,奏请朝廷设立了福建平和县、广东和平县、江西崇义县三个新县,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四是在贵州、江西、浙江、南京等地聚徒讲学、兴办教育,促进了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因此,王阳明被尊称为立德、立言、立功的“真三不朽”者。

王阳明的学说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在当代仍有其普遍性的价值与现实意义。其学被称为王学、阳明学、阳明心学等等。那么,我们在当代,应该对王阳明的学说如何定位?我认为,所谓阳明学,就是由王阳明所奠定、其弟子后学所传承发展,形成于明代中叶、兴盛于明末、转型于明清之际、开新于近现代的良知之学。这个良知学,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心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它和陆九渊、陈白沙、湛甘泉心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良知”为心之本体的良知心学。

二、阳明良知学的理论结构

关于阳明学的理论结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概括,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不一。主要有三种概括:一种认为其思想结构包含知行合一、亲民论、致良知三大门类 ① 参见习近平:《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与师生的谈话》(2011年5月9日)。(黄绾等);一种认为其思想包括“心即理”论、“知行合一”论、“致良知”论(陈来、钱明、余怀彦等),一种认为包含良知本体论、“致良知”方法论、”知行合一”实践论、“亲亲仁民的”民本论等四大部分。本人持后一种说法,兹论述如下:

一是良知本体论。

学者通常以主张“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陆九渊为“心本体论”,故称象山心学。王阳明也多次肯定“心即理”的命题(见《传习录》),但他进一步探索了“心之本体”的问题,如答徐爱问题时说:“‘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徳’到‘至精至一’处便是。”,又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㑹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隠,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说:“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这是很明确地说明了“心之本体”即良知,良知即天理的观点。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良知”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主体。第二,“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但主要是指道德心。简言之,良知既是知识智慧,又是道德自觉,而从根本上讲是道德自觉,是德性本体。

二是致良知的方法论。

在王阳明看来,所谓“天理”就是内存于心的“良知”,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就是用良知做标尺去衡量一切事物,这样就自然能认识事物的道理所在,这就叫“致良知”。

王阳明说: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的《咏良知》诗说: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王阳明又说:

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

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这说明,致良知是王阳明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阳明学的根本宗旨。三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论 陆九渊:《象山集》巻二,《与吴显仲书》。

王阳明:《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上册卷一,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简体字本,第2页(以下简称上古本)。

③ 同上,第6页。④ 同上,第24页。⑤ 王阳明:《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见《王阳明全集》上册卷二,上古本,第39页。⑥ 王阳明:《咏良知四首示诸生》,见《王阳明全集》中册卷二十,上古本,第652~653页。⑦ 王阳明:《传习录下》,见《王阳明全集》上册卷三,上古简体字本,第96页。⑧ 王阳明:《又与克璋太叔书》,见《王阳明全集》中册卷二十六,上古本,第818页。②①

①②

③④

⑧ 王阳明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所以,王阳明的良知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

四是“亲亲仁民”的“民本”论。这是王阳明良知学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王阳明一反程朱理学家提出的《大学》首句改本“在新民”之说,而坚持《大学》古本的“在亲民”之说。他指出:“‘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已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 王阳明“亲民”说的基本思想,是保民、爱民与富民,以民之好恶为好恶,主张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亲民”。这明显继承了孔孟“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传统而体现了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民本”特质。

三、阳明学的根本精神

阳明学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我认为,明代理学的根本精神在阳明,而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

第一是道德自觉精神。“良知”即天理,是心之本体,是进入圣门的秘诀。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良知”就是阳明学的核心价值,就是文化自信、道德自觉。这正是阳明良知学的根本精神。

第二是人文精神。阳明学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修订。因为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阳明根据《大学古本》把“在新民”恢复到“在亲民”。这个“亲民”就像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亲之即仁之”,就是孔子所说的“安百姓”。这种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正是体现了王阳明的人文精神。

第三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王阳明虽然与朱陆有差异,与佛老不同质,但他很想折衷朱陆,会通佛老。他会通朱陆之论见于其《答徐成之》一书论朱陆异同是非之辨,及其所编《朱子晚年定论》。其《答徐成之》曰:

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晦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引《传习录》语,见沈善洪、吴光主编《黃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增订版,第222页。

② 王阳明:《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上册卷一,上古本,第12页。③ 同上卷,第2页。①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而象山辨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已之道,其功亦宁得而尽诬之!在这篇书函中,王阳明批评了学者以为陆象山偏于尊德性而失于道问学、以为朱子长于道问学而失于尊德性的片面性,而认为无论象山还是朱子,都是既尊德性又重道问学的,这确实显示了王阳明折衷朱陆的主观意图。而王阳明兼容佛老则见之于与弟子张元冲的论学语录。张元冲说:“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王阳明回答说:

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王阳明虽不赞同“兼取”之说,但却是认为儒学是兼容佛老的。他认为儒家圣学与佛老之别在于,圣学取其全而佛老取其偏,圣学总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佛老只管了修身养性的小道理,但“儒、佛、老、庄皆吾之用”,儒佛道三教本来兼容互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王阳明这种折衷会通的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精神,是应当大力发扬的。

第四是力行实践的精神。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致良知”,重点是放在“行”上。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这个工夫就是“致良知”。黄宗羲解说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时说:

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愼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经过黄宗羲的解说,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成了“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了。这正是一种力行实践的精神。

概言之,阳明学的真精神就是以良知为核心价值的道德自觉精神,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包容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精神。

四、阳明学的当代启示

我们可以从阳明学的根本精神体会阳明学的当代启示,其要有四:

第一,阳明学确立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自觉,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非人性化弊端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当今社会存在着极端功利主义倾向。当政者一味追求高速发展,以GDP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准。企业家一心追求利润财富,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开发。结果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危害人民的生存条件(在我看来,各大 ①② 王阳明:《答徐成之》,见《王阳明全集》中册卷二十一,上古本,第667~668页。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下册卷三十五,上古本,第1059页。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序》,见《黃宗羲全集》第七册,第197页。中城市的经常性雾霾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应该明白,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下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正确的,但当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中国进入和平崛起新阶段以后,我们就应该强调“适度的可持续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了。政府要更重视全社会人文素质的提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多提倡一点“含文量”,而不是含金量。提倡有节制地适度发展,提倡“多元和谐”发展观。所谓生态文明,不要仅仅理解为自然生态的平衡,更重要的是人类生存条件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我们要大声疾呼当政者确立“良知”为核心的道德自觉,像王阳明教导的那样“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与发展观,抛弃昧着良心求“发展”的虚荣心态。

第二,阳明学提倡“亲民”、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在当今社会中尤其显得重要。儒学传统历来强调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王阳明的良知心学高扬主体精神,启发了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民主启蒙思潮。黄宗羲在王阳明“亲民”思想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既揭露批判了两千年君主专制的危害性,同时也确立了“民为主宰,君为客卿”的新民本思想,较之孟子、王阳明的民本思想又前进了一大步。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充分肯定人民的主体作用,坚持民为主宰的民主精神。王阳明、黄宗羲的“亲民”、“民主”思想对于现代中国走向民主仁政的治理模式是有借鉴作用的。

第三,阳明学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体现了一种多元和谐的文化取向,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现在学术界比较活跃,有主张全盘西化,引进自由主义的学说;也有主张全盘东化的国粹主义派,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甚至还说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纪”。我是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中国世纪”论的。而主张多元和谐文化观与多元和谐发展观,这也是从孔子“和而不同”、王阳明的“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思想方法受到启示的思想观点。

第四,阳明学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现在我们有不少官员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知”与“行”完全脱节,台面上高喊廉政,暗地里贪污腐化。浙江杭州有个“许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市长,四川雅安有个“徐三多”书记,甚至连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与中国政协副主席,都成了贪腐成性的大贪官,真是令人震惊与深恶痛绝。他们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不知天理良心为何物,结果是身败名裂,遭到应有的惩罚。但他们的罪恶行径,极大地破坏了党政军的形象与权威,使得执政者失去民众信任,招致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提倡“知良知”、“行良知”、提倡“知行合一”,以提升干部队伍的道德人文素质,使我们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真正“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戴。

总书记的2011贵州行,在贵州大学强调王阳明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精神,指出“王阳明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号召大家“学习王阳明,敬重王阳明”,值得 ①①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载《黃宗羲全集》第一册,浙古本,第1页。我们深思体悟,付诸实践。总书记的2013曲阜行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突出强调了以德兴国、以德立人的道德自觉,如此等等,充分体现了习总书记对阳明学真精神的正确把握,同时也具体指明了阳明学的现代意义与当代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言,阳明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并加以发扬光大。

第二篇:论长征精神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论长征精神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一百年来,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抗战岁月,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改革开放,在一代又一代人民的努力奋斗,才迎来了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是由一代又一代的战士抛头颅、洒热血,拼死换来的,我们应当珍惜。而当代青年,更应该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爱国观,在新时代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发展越来越迅速,人民生活也越来越好,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也逐渐丰富,各种文化产业也应时而生。一方面自媒体的发展、大荧幕的兴盛,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也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各种明星选秀、综艺,互联网的门槛太低以及娱乐圈发展太快导致了一些畸形文化的产生,比如,追星文化。许多追星的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在畸形的娱乐圈影响下,在网上对他人进行网络暴力,对国家进行抹黑,更有甚的,在现实做出了伤害自身以及他人的违背道德的行为。

近日,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一个“追星倒牛奶”事件,在一些选秀成团真人秀节目中,票数最高的几位选手可以“成团出道”,如果粉丝们想为喜欢的选手打榜投票,就要买与节目联名的品牌饮料,取得留在瓶盖内侧的二维码或者包装箱里的刮刮卡。一些粉丝为打榜投票疯狂购买牛奶,将牛奶瓶盖取走之后就把牛奶倒入沟渠中,这种丧心病狂的追星行为,铺张浪费。中国能走到今天来之不易,我们经历过长征,经历过十年文革,那时候的中国,温饱都成问题,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贫困地区的人民吃不上饭念不上书,更别说喝牛奶了。而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不应该沉溺在选秀节目包装出来的明星光环之下,不应该受饭圈畸形文化影响。我们该心疼的,不是那些卖惨的选秀明星,而是我们勇敢的消防战士,英勇的边防战士,他们中大多数,都还很年轻,其中不乏00后,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们才能安心地念书,在课余时间还能观看自己喜爱的电视节目和喜爱的电视明星,如果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根本就不能够有现在的生活,更遑论追星?!我们该崇拜的,也不是明星,而是一代又一代的革命烈士,是他们,用他们的鲜血,铺成我们新中国成立的道路。所以,我们新一代的青少年,应该向红军长征战士学习。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一群年轻干部,带着一群孩子来完成的。长征途中,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仅只有25岁,而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还不足20岁。采访过红军的美国记者斯诺感叹:“长征是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级远征,然而这样的创举,其实是一群年轻人走出来的。”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转战了14个省份,渡过了24条大江大河,翻越了5座高海拔大雪山,趟过了600里沼泽草地,平均每天行军37公里,进行了600多场战斗,平均每天一场遭遇战。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征途,其精神可以跨越时间、跨越疆域、跨越种族,震撼心灵。其中孕育出的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更是激励着、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这难道,不比那些明星更值得我们去崇拜、去学习吗,这难道不比选秀包装的故事更燃吗?!

从中共一大的召开,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再到如今的大国崛起,都证实了两个道理。第一,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所以我们广大青年,要志存高远,勇做时代的弄潮儿。第二,个人理想与伟大的时代,是相互塑造、相互成就的。一个人只有当他把他的理想,跟国家及民族的事业融合在一起时,才能最有力量。

我们青年人,只有把个人追求放在远大抱负中,只有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的价值,才能更容易取得人生的成功。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一段历史,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经久不息。长征的伟大足迹将始终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为国家所铭记,为人民所铭记。让我们一同秉持着一颗崇敬之心,铭记那段艰苦却闪耀的岁月,让长征精神永存不灭、历久弥新。

第三篇:论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使命

论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使命

自上世纪之初,1919年五月,北京的青年学生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最后发展成为全国人民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时至今日,五四精神的核心: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始终未我们所铭记,成为热血青年们自发并逐渐凝成的一种神圣的精神追求,其血脉世代相承,升华为爱国主义的一种体现。

什么是五四精神?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青年。五四时期,五四精神集中表现为救亡图存;新中国建立后,表现为报效国家的拳拳之心;拨乱反正时期,表现为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未来命运的关切。那么,今天的五四精神新内涵是什么呢?

与过去几十年的爱国主义不同,当代爱国主义更为集中反映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维护国家利益的愿望。这愿望,又以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日益强大为心理依托,力求实现百年以来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想,赢得我们在世界上真正的平等地位。当代爱国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思考,一种基于国家、民族和个人现状与未来的思考。基于和平、发展和开放的现实,探索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新内容,乃是我们民族未来的立身之本,也是我们当前无法推辞的责任和义务。正是此时,青年由于其敏感和活跃,开始自发地以爱国主义的形式进行探索和尝试。对于当代爱国主义的实质内涵,我们还需要思索。如:在面对别国敌对行为时,是否抱着不分析不鉴别的横扫一切的偏激态度?对于被侵略的历史记忆,我们应当怎样既以史为鉴,又面向未来?我们在表达个人情绪时,是否负责任地考虑到国家大局和民族利益?在手段与目标之间,是否应该遵守合理合法的表达方式?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精神追求,除了情感表达,又将如何具体地落实到我们的学习和工作中?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思考并寻求答案。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承担起我们作为新一代青年的使命?

对大学生来说,爱国是个太大的话题,我们做不到像八九十年前的青年一样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具体能做的又是什么呢?“人生一场虚空大梦,韶华白首,不过转瞬。惟有天道恒在,往复循环,不曾更改”。我们若仅仅为自己的利益和目的着想,也许在虚荣和喧嚣中只能匆匆了却此生,当你回过头,看到的,只是浮云而已。碌碌无为的一生是对生命的玷污。作为这个时代的青年,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一腔热血,是这个名族的中坚力量,是这个世界的拯救者。

从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大势来看,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大趋势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进程持续发展,由此所带来的繁荣与进步既为我国新时期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又使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复杂的外部环境。虽然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基本保证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还是不少,首先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这是美国的长期战略,美国已经卷入了中国的台湾问题、人权问题、西藏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它企图利用日本、印度、韩国、东南亚等一些国家来围堵中国,想插手中国南海问题。“中国和平崛起”是中国学者针对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明确提出的,对和平发展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有力的回应了国际上的质疑和猜测。2003年12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标志着“和平崛起”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国家战略。我们更要注意的是,西方敌对势力进行西化、分化的重点是中国青年一代。他们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实施渗透,施加影响,试图改变年轻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改变我们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

我们青年要抵制这种“和平演变”的攻势,经受住各种考验,就必须系统学习和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运用这个理论一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成为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爱国主义者。

所以作为当代青年,我们责无旁贷,弘扬五四精神,用青春的臂膀勇敢地肩负起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开拓进取,矢志不渝地向着现代化的光辉目标、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进。

第四篇:论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的使命

论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的使命

时值建党90周年的五四青年节,不得不说全国上下都是一片浮夸的风气。因此也出现了诸如万人大合唱这种形式远大过实质的活动。表面化的工作已然太多,这里便不再赘言。然而关键是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以及该以何种途径何种手段对其继承发扬的问题。

什么是五四精神呢?有的认为是爱国主义,有的认为是民主与科学,有的认为是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有的认为是理性精神、个性解放,有的认为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有的认为是破旧立新的革命或变革,有的认为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等等。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经过分析不难看出: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泉源,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因此,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应该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

总之,五四精神代表着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统一体。

自上世纪之初,1919年五月,中国热血青年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伟大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之后,91个春秋过去了,以爱国主义、振兴中华为核心的五四精神一直激励中国青年去争取实现祖国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然而在新时期新环境下,五四精神的内涵也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

纵观历史,五四精神是热血青年们自发并逐渐凝成的一种神圣的精神追求,其血脉世代相承,升华为爱国主义的一种体现,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其主旨各不相同。五四时期,爱国主义集中表现为救亡图存;新中国建立后,表现为报效国家的拳拳之心;拨乱反正时期,表现为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未来命运的关切。那么,今天的爱国主义新内涵是什么呢?回顾近年来影响较大的爱国主义思潮和行为,从1999年抗议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到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直到最近发生的抗议日本政府和

右翼势力对历史倒行逆施的诸般行动,实际上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爱国主义新增添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述求: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浪潮中,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在中国发展世人瞩目的背景下,寻求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全新的定位和方向。在对外开放交往日益扩大的现实中,探讨构成我们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新内容。

我们应当认识到,当代爱国主义是一种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期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愿望。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爱国主义应该体现出理性的思维、开放的心态和发展的眼光。如果发挥充分得当,她将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成为振兴中华的强大动力。而且,像过去任何重大历史时期一样,青年群体必将在其中扮演积极而具有建设性的角色。

与过去几十年的爱国主义不同,当代爱国主义更为集中反映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维护国家利益的愿望。这愿望,又以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日益强大为心理依托,力求实现百年以来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想,赢得我们在世界上真正的平等地位。

当代爱国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思考,一种基于国家、民族和个人现状与未来的思考。青年,作为爱国主义思潮和行为的主力军,我们有必要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群体10年间一种显而易见的转变——从热衷模仿西方文化,到爱国主义成为广泛的情感共鸣?

答案是:我们发展了,以及发展中由于各种冲突而产生的反思。基于和平、发展和开放的现实,探索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新内容,乃是我们民族未来的立身之本,也是我们当前无法推辞的责任和义务。正是此时,青年由于其敏感和活跃,开始自发地以爱国主义的形式进行探索和尝试。对于当代爱国主义的实质内涵,我们还需要思索。如:在面对别国敌对行为时,是否抱着不分析不鉴别的横扫一切的偏激态度?对于被侵略的历史记忆,我们应当怎样既以史为鉴,又面向未来?我们在表达个人情绪时,是否负责任地考虑到国家大局和民族利益?在手段与目标之间,是否应该遵守合理合法的表达方式?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精神追求,除了情感表达,又将如何具体地落实到我们的学习和工作中?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思考并寻求答案。

所以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究竟应该以何种途径来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八十九年前的中国学生用他们的爱国行动创造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经由代代青年相传至今。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能做的该做的就是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将这一精神传播给更多的人。

我们具体可以做些什么呢?作为大学生,我们首先要做好的是要学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正如培根所说的“ 知识就是力量”,有了知识才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再者,要怀有一颗爱国之心,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与小到学校大到国家的建设进程中,并为此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是切忌“假、大、空”,多做实事,从身边小事做起,比如与我们密切相关的环保事业。五四精神不是空洞虚无的,它的传承就蕴藏在生活点滴小事中,我们做到了做好了就是传承了。”

谈到爱国,真正让祖国发展强大起来才是真正的爱国。青年,是一个容易冲动的群体,一个缺乏理智的年龄段。冲动虽然能显示出爱国之情的强烈,但它的效果怎么样呢?盲目的冲动不但起不到什么积极效果,反而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真正的爱国是让祖国发展强大起来。近代史上的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被评为真正的爱国运动,因为这一运动主张发展经济,“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是真正的强大祖国。

爱国离我们并不遥远,爱国应从小事做起。爱国不是口号,爱国需要实际行动。作为大学生,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才是真正的爱国。如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时刻关注我们祖国的发展;如支持民族工业,节约水电等资源;如提高自身素质,维护国家形象等。

青年,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们一直以自己的敏锐和热血青春推动历史进步。同时,青年也与这种进步一道成长,肩负起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责任,塑造起具有时代光芒的民族精神。相信,赢得过巨大光荣的中国青年,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赢得更大的光荣。

对于上述思考和反思,我组组员通过参加万人大合唱以及参观游览东方红广场等积极向上的活动进行了实践与切身体会。

第五篇:当代课程与教学论流派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分析当代课程与教学论流派对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教育系统的基石,是教育之本,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和标志,对个人、国家的未来发展都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国家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占重要地位。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知识经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推进,对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使我国未来的基础教育改革与21世纪国际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同步,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仅对我国基础教育传统理论进行继承和批判,还需要有一个开放的视野,汲取国外各流派理论中的精华,不是完全照搬的拿来主义,而是应该根据我国基础教育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灵活的运用到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之中,这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意义深远。

一、结构主义课程与教学理论

二、发展性课程与教学理论

三、范例教学论

四、人本主义课程与教学理论

五、后现代主义课程与教学理论

六、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对我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几点启示

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在广泛继承当代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把能动的认识论渗透到教学理论的构建中去,注意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强调教育者要对学习者施加更多的人性关怀,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强调教学活动的主动性、建构性和交往性,引导学生在活动与交往中运用原有知识经验探究学习和合作学习,促使学生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帮助学生养成主动求知的技能、情感、态度和习惯。这些颇具创新意识的观点构成了完整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体系,对当代教学理论的科学化、现代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对我国基础教育正在进行的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核心的教学改革有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1.教师要转变教育观念,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学习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的教学方法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国外一些新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如发现法、暗示教学法、问题教学法等)被介绍到国内,一些中小学教师尝试着用新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如目标教学法、学导式教学法等)进行教学,但注入式、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仍然继续存在于中小学的课堂教学中,它确实妨碍了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也影响了学生探究能力和习惯的培养。

现代教学理论认为,教学过程不是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外界信息的活动,而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地在活动和交往中运用原有知识经验进行的知识建构活动。国内外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倘如学生亲身参与某些与学科内容有关的活动,他们就更容易学到这种内容。„„积极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不但要成为知识的接受者,还要成为知识的探索者、创造者”[3]51。“正像肌肉离开劳动和锻炼就会变得萎缩无力一样,智慧的发展离开紧张的动脑,离开思考,离开独立的探索,就得不到发展”[4]139。“学习——这并不是机械地把知识从教师的头脑里灌输到学生的头脑里。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道德关系,在这种关系里起主导作用的、决定性作用的特征,就是培养儿童的荣誉和自尊心,并在

此基础上培养他要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教师的任务就在于,要敏锐而巧妙地,坚持不懈而严格要求地培植儿童的智力和道德力量,帮助儿童把学习看成是一种要求做出很大努力的劳动,这种劳动只有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难而取得成果的时候才是一种愉快的劳动。这里有三个阶梯:做出自己的努力,靠劳动取得成果,享受脑力劳动的欢乐。儿童沿着这三个阶梯走上去,就会掌握牢固的、理解透彻的知识”[4]139。“教育当然需要传授知识,把人类已有的文化知识传授给新的一代。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学生运用获得的知识去解决面临的新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继续获得新的知识,善于总结新的经验、发展新的理论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即使是传授知识,也不能是灌输式的,而应该是启发式的,使学生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2]52。

因此,我国教育工作者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就要尽快转变教育教学观念,真正把教学活动看作教师指导下的学生的知识建构活动,真正把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切实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改变传统的注入式、满堂灌的教学思想,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让他们积极参与知识的产生与发展的建构过程,使他们在研究性学习中不断提高认知能力,培养他们勤于动手、勇于探究、善于创造、善于合作、不断追求新知识的良好习惯。

2.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要注意加强课程的研究,尽量体现课程内容的多样性、实用性、趣味性和探究性

各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充分说明,课程内容及其编排直接决定了教师教的方式和学生学的方式,是影响教学改革进程和效果的关键,仅仅改革传统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式而不改革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要加快我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步伐,就要借鉴国外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功经验,用现代的课程与教学研究的新成果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稳妥的改造,要尽可能地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周围实际生活的有机联系,体现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多样性、趣味性和探究性,要有利于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引导他们运用原有的知识经验在活动与交往中去探究新知识的产生与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

3.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要注意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

国内外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充分说明,学校的教育教学环境对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具有重大影响。从20世纪初我国教育学者就大力提倡实行启发式教学,但直至今日注入式教学方式在各级学校教学中依然盛行,启发式教学方式在各级学校的教学中则很难推广应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我国各级学校缺乏实施启发式教学的教育环境则是不容忽视的。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常年对基础教育投入偏少,基础教育办学经费特别是教学经费极其缺乏,造成我国许多地方教学设施老化,难以满足基础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内容更多地适合教师的系统讲授,而不适合学生的探究学习。我国各级学校的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科学研究素养偏低,难以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探究学习进行有计划的指导。我国各级学校的教学评价方式更加偏重结果,偏重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与质量,偏重统一的标准答案,而忽视了学生活的知识的过程„„,这一切都限制了启发式教学方式在各级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推广应用,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要在我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中推广启发式教学思想,引导学生探究学习,就必须注意为我国基础教育教学创设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要为学生编写适合他们探究学习的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要注意提高各级学校教师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学研究素养),改革传统的教育教学评价方式,确保启发式教学方式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推广实施。

4.尽早建立科学的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

各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充分说明,教学评价制度是影响教学改革进程和效果的重要因素,“促使智力劳动积极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正确评价学生的知识。现行的知识评估体系有许多缺点。其一是,学生得到的评价仅仅表明工作结果(实际上是知识),而远非工作本身,即远非学生付出的努力”[5]142。这也确实值得我们反思。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教学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效果不佳。造成我国教学改革进展缓慢,效果不佳的原因很多,其中缺乏科学、完善的教学评价制度则是不容忽视的。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学校教师进行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但却继续沿用应试教育的指标体系去评价教师和学生,使广大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无所适从。为了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取胜,许多学校只能口头上轰轰烈烈高喊素质教育,行动上扎扎实实搞应试教育,因而影响了素质教育教学改革(包括教学方法改革)在我国中小学的全面推行。因此,我国教育主管部门既要向中小学教师介绍新的教育理念(如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是教师指导下的学生的知识建构过程,课程是经验等)和新的教学方法(如研究性学习法、程序教学法、暗示教学法等),又要注意不断完善教学改革环境,尽快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实用的教学评价制度,使教学评价的过程成为促进教师和学生共同探究学习,全面提高素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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