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中的权界式公民义务规范浅论_宪法中的权界式公民义务规范浅论

第一篇：宪法中的权界式公民义务规范浅论_宪法中的权界式公民义务规范浅论

宪法中的权界式公民义务规范，关于宪法权利之限制规定能否被视为公民义务规范的争议.可通过形式与实质的双重视角予以化解。

一、权界式宪法中公民义务规范形式之一 对于宪法中公民义务规范的表现形式问题，学界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自觉不自觉地仅把公民有义务或者是公民的义务这种直接、明确的规定形式(可称之为明示式)识别为公民义务条款。事实上，无论在我国宪法还是很多外国宪法之中，公民义务规范的表现形式绝不仅限于人们熟悉的明示式，还有一种权界式的义务规范。宪法在确认某项公民权利的同时又规定公民应当做什么、不得做什么，或者针对所有宪法权利而规定应当如何行使、不得如何行使，这些规定属于对公民义务的规定。这种义务，用李龙教授的话来说叫做遵守法定权利界限的义务。简言之，宪法以义务性规范的形式对公民权利作出的限制规定，笔者就称之为权界式的公民义务规范。在各国宪法中，权界式义务规范是比明示式义务规范普遍得多的公民义务规范形式。1.权界式义务规范的依据 普芬道夫曾说:义务是对权利和自由的约束，它是通过对我们做一定行为的必要性的抑制来实现的。法理学上一般认为，规定主体不得做出什么行为或者必须做出什么行为的规则(规范)就属于对义务的规定。学者指出，识别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主要根据法律规范行为模式部分的文字表述形式，对于义务性规范而言，其文字表述形式多为必须、应当、不得、禁止，等等。所以，宪法若以这些文字对公民权利作出限制规定，就可以看作义务性规范。有德国学者就指出，德国基本法(1949)将公民义务作为基本权利之内涵范围与限制而个别规定，如第5条第3款第二句:教学自由并不免除对宪法的忠诚，第14条第2款: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利于公共福扯。笔者提出权界式这种公民义务的规范形式，并非一己之见。事实上，有不少学者持此观点，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权界式这个概念而已。例如，日本学者青柳幸

一、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都认为日本宪法(1946)第12条本宪法保障国民之自由及权利，应由国民不断努力以保持之。国民不得滥用之，负有常为公共福社而利用之责任规定了公民的义务，乃是宪法上的自由与权利之一般义务。我国一些学者认为宪法第S1条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规定了一项公民基本义务，可称之为不得滥用权利的义务。我国还有些学者则以宪法第38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为例说明，公民在享有充分权利的同时，又负有不滥用这些权利的义务。德国学者Hasso Hofmann认为，基本权利的限制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基本义务。青年学者王错博士认为，既然基本权利存在限制，那么，该限制的部分就成为公民的义务f9]。韩大元教授总结道:基本义务的存在形式主要有:一是基本权利中包含的伦理或道德意义上的基本义务;二是宪法文本中直接规定的基本义务。但是，并非所有宪法权利的限制规定都可以看作权界式义务规范。例如，荷兰宪法(1983)第23条第3款:除议会法令另有规定者外，任何人都有出境的权利。印度宪法(1949)第21条:保护生命和人身自由除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外，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和个人自由。这种宪法权利的法律保留限制式规定，不应视为公民义务规范。因为从其文字表述来看，并没有指出公民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要从中获得有关的公民义务内容，只能通过逻辑推导，而宪法上的义务是不可以根据宪法规范推定的。所以笔者所讲的权界式义务，绝非从宪法权利规范中推导公民义务的意思，推导出来的只是义务的内容甚或说存在，它不能等同于义务规范。2.权界式义务规范的两种类型(1)概括限制型的权界式义务规范 这是指对各种宪法权利加以总括性、原则性的限制，并以义务性规范予以表述的权利限制规定。除了上文提到过的我国宪法第51条、日本宪法第12条之外，还有如俄罗斯宪法(1993)第17条第3款:实现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不得损害他人的权利与自由。罗马尼亚宪法(1991)第54条:罗马尼亚公民、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必须忠实地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但应指出，有些宪法权利的概括限制规定不宜视为权界式义务规范，因为它们属于直接针对国家的义务性规定，对于公民行使权利时所负之义务，是以设定权利之范围或条件的表述方式予以规定的。例如，日本宪法第13条:一切国民都作为个人受到尊重。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社，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2)具体限制型的权界式义务规范 这是指对某项宪法权利加以具体的限制，并以义务性规范予以表述的权利限制规定。例如，意大利宪法(1947)第17条第1款规定:所有公民均有不携带武器和平地举行集会的权利。第2款规定:在公共场所举行集会时，须预先通知当局。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款:艺术和科学，科研和教学是自由的。教学自由并不免除对宪法的忠诚。但应指出，有些宪法权利的具体限制规定不宜视为权界式义务规范，因为它们也属于直接针对国家的义务性规定，对于公民行使权利时所负之义务，是以设定权利之范围或条件的表述方式予以规定的。例如，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1791);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挪威宪法(1814)第100条规定新闻出版自由。任何人，不论其写作内容如何，均不得因其所出版或发表的著作而受惩处，但蓄意和明显地表示本人或煽动他人反对法律，藐视宗教、道德或宪法权力、对抗法令，或对人进行诬告和诽谤者除外。

二、权界式义务规范的实质 张千帆教授认为，在宪法中，规定义务和界定权利的范围是性质全然不同的两件事情:前者要求个人通过积极行为履行义务，后者则只是将个人权利的保障限于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因此，更准确地说，我国宪法第51条不是在规定公民不得侵犯国家或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义务，而是将尊重集体或他人权利作为自己的权利也享受宪法保护的前提条件。德国学者Volkmar Gotz等人认为，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之限制，在内涵、理论基础以及功能上都不相同。Volkmar Gotz指出，基本权利之限制的作用在于引导各种不同的自由、法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形成归属和界定的整合，透过基本权利之限制的概念，显示出个人自由的范畴，应该是一种经由宪法与法律所划定的以及各种自由彼此之间所界定的空间，因此，这一空间并非基本义务的作用对象。可见，如何看待宪法权利的限制规定，颇有争议。依笔者拙见，从规范表现形式的角度来讲，不将那些以禁止性规范或者命令性规范予以表述的宪法权利限制规定视为义务性规范，是缺乏法理依据的。然而，规范的形式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虽然权界式与明示式都是宪法中公民义务的规范形式，但二者在内容上和实质上都有重大区别。内容上的区别很明显，凡是纳税、服兵役、受教育、劳动等义务，在各国宪法中皆以明示式规范的形式出现，对此无需赘述。本文着重分析实质上的区别，这可从规范的创设目的、出现位置、表述转换等三方面人手。1.权界式义务规范的创设目的 从创设目的来分析，权界式义务规范的存在，主要不是为了课公民以义务，而是由于一些权利或自由本身不可能是无限的，制宪者为了使权利不至于被滥用，协调不同主体的不同权利(如某甲的言论自由与某乙的名誉权或某丙的隐私权可能冲突)，才在确认权利时附加上不得用此权利做某事或者行使该权利应负某种积极责任的规定。可见，这种规定虽然用义务性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目的在于更好地规范权利。换言之，制宪者要充分展示其理性，在确认权利的同时，还要划定其边界、设定其条件，才创设出伴随着权利规范的、被笔者称为权界式的义务规范来。例如，根据我国宪法第51条，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的一般界限或者说条件是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根据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款，教学自由的界限是不免除对宪法的忠诚。根据意大利宪法第17条，集会权利的条件是不携带武器、和平地举行，在公共场所举行集会的条件是预先通知当局。英国法学家迪亚斯指出过，义务的目的会决定规范的形式。遵守权利界限的义务如果要以义务性规范予以表述，就只能是权界式的形式。2.权界式义务规范的出现位置 从在宪法典中出现的位置来看，权界式义务规范总是伴随于权利条款而出现。概括限制型的权界式义务规范，要么出现在列举完宪法权利之后，这是大多数宪法的做法;要么出现在开始列举宪法权利之前，如土耳其宪法(1982)第二篇基本权利和义务之第一章一般规定中，第三部分即第14条专门规定禁止滥用基本权利和自由。具体限制型的权界式义务规范，总是在确认一项具体的宪法权利之后紧跟着出现，要么规定于同一款，如前引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款;要么规定在同一条的不同款，如前引意大利宪法第17条第1,2款。而明示式义务规范在宪法中的位置是相对独立的。从整体来看，明示式义务规范当然是与权利规范分离的，有的宪法设立专章予以规定，如泰国宪法(1996)第四章泰国人民的义务(第49-57条);有的宪法在一个条文中以若干项予以列举，如蒙古宪法(1992)第17条。就单个条文来说，明示式义务规范也一般是与权利规范分离的(当然，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这类极少数的规定除外，这样规定只是为了语言简洁)，极少出现一个条文既有权界式义务规范又有明示式义务规范的情形。权界式义务规范与明示式义务规范在宪法中位置的区别，正是由权界式义务规范的特有目的所决定的。3.权界式义务规范的表述转换 从表述方式的转换来说，正如前文所举例的，有些宪法权利的限制规定由于其表述方式而不宜被视为权界式义务规范，相反，权界式义务规范也可以转换为这类权利限制条款，即把对公民行使权利时所负之义务以设定权利之范围或条件的表述方式(如除外，在前提下予以规定。例如，俄罗斯宪法第29条第1款:保障每个人思想和言论自由。第2款:禁止从事煽动社会、种族、民族或宗教仇视和敌对的宣传和鼓动。禁止宣传社会、种族、民族、宗教或语言的优越性。这第2款就属于权界式义务规范。但从技术上说，表述方式是可以转换的，即可以把这两款合并，作如下表述:保障每个人思想和言论自由，但从事煽动社会、种族、民族或宗教仇视和敌对的宣传和鼓动，以及宣传社会、种族、民族、宗教或语言的优越性的除外。这样，按照本文的立场，就不将其视为义务规范。申言之，权界式义务规范在表述方式上具有可转换性，它可用典型的义务性规范来表述，也可不用典型的义务性规范来表述，而且这种转换，并没有改变原条文规定的主体，没有使原条文的宗旨和主要内容发生变化。而明示式义务规范则不具有这种可转换性。例如，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这一明示式义务规范若要在转换表述方式之后仍然含有公民纳税义务的意思，就只能转换为授予政府征税权的授权性规范，如国会有权规定赋税或者政府有权依法征税，显然，如此转换已经改变了原条文规定的主体，条文的宗旨和主要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这说明，权界式义务规范所具有的这种表述形式的可转换性是特有的，这正是由其不同于明示式义务规范的实质所决定的。张千帆教授曾说，对宪法权利的限制不宜以义务性规定的方式出现，但他只是以限制权利的根本目的来论证的。笔者在此提出的权界式义务规范在表述上的可转换性可以作为一条新的论证理由。综上，权界式义务规范绝非单独的、纯粹的公民义务规定。权界式义务规范附属于甚至从属于公民宪法权利规范本身，它可以转换成非义务性的表述，其实质是表达权利应当有所约束。本文以形式与实质的双重视角，化解了中外宪法学界关于宪法权利之限制规定能否被视为公民义务规范的争议。一方面，没有理由认为宪法中的义务规范与普通法律中的义务规范存在着不同的识别标准。宪法中的权界式公民义务规范如果对宪法权利的限制规定采用义务性规范的形式，就不妨视为权界式的公民义务规范。另一方面，权界式义务规范在实质上区别于明示式义务规范，这决定了二者在宪法中的地位、功能和效力都将有巨大差别

第二篇：我国宪法文本中“受教育义务”的规范分析

——兼议“孟母堂”事件

关键词: 宪法/受教育义务/孟母堂 内容提要: 从宪法学的角度看，“孟母堂”事件实际上主要涉及的是公民受教育义务的性质及履行。有必要在受 教育义务与受教育权利关系的把握中，对受教育义务的主体、性质以及责任进行宪法上的规范分析。在此基础上，将会对“孟母堂”事件的解决提供一种宪法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从宪法角度看“孟母堂”事件

2005年9月，一家名为“孟母堂”的教育机构在上海松江开设。在该教育机构中，记诵中国古代经典是最主要的教学方式，其教学内容包括：语文学科所读的是《易经》、《论语》等中国古代传统典籍；英语以《仲夏夜之梦》起步；数学则由外聘老师根据读经教育的观念，重组教材，编排数理课程；体育课以瑜珈、太极之类修身养性的运动为主。因为其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近似于我国古代私塾，因此媒体普遍将“孟母堂”视为“现代私塾”。在“孟母堂”求学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除部分短期补习的以外，还有一些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学生。这一所谓的“现代私塾”被媒体广泛报道之后，因其对传统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回归，构成对我国目前教育模式的挑战，而导致争讼纷纭。2006年7月24日，“孟母堂”被上海市教委定性为违法办学，并责成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对该学堂紧急叫停。

关于“孟母堂”事件，人们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孟母堂”违法，主要是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等相关规定。理由有：“孟母堂”属于违法办学；父母有义务送子女到经国家批准的教育机构接受义务教育；“孟母堂”的教学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违规收费而且过高等。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孟母堂”并不违法。“孟母堂”只是在家学习或在家教育的一种方式。既然不是办学，也就无所谓违规和违法。显然‘孟母堂’这种形式，不适合于用‘社会力量办学’的有关规定来框定它。国家义务教育法的“义务”首先是指国家义务。不入公学，是家长的权利，这属于自由选择，他人无权干涉，国家也无权干涉。家长有权利不让自己的子女上公立学校，而去“孟母堂”求学，政府理应尊重。

笔者认为，对于“孟母堂”事件有必要从宪法角度去看待它。其一，“孟母堂”事件涉及宪法和法律的关系问题。人们探讨“孟母堂”事件，争议的焦点即它是否违反《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但是，在我国任何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任何法律都不得违反宪法。所以，任何法律还存在一个根据的问题，这个根据就是宪法，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和绕开的问题。《义务教育法》本身有无存在与宪法的理念、原则和规范相抵触的地方，以及在宪法依据上审视人们对《义务教育法》等法律的理解是否是正确的等等，这都需要从宪法角度来看待“孟母堂”事件。其二，“孟母堂”事件涉及对公民受教育权和受教育义务本身的正确理解以及两者关系的合理界定问题。自从1919年《魏玛宪法》规定了公民受教育权以来，该项权利成为世界各国宪法普遍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受教育义务也是1919年写进宪法的，与公民受教育权具有相同的宪法地位特征。“孟母堂”事件里面的关键问题是对公民受教育权和受教育义务的正确理解，如果仅仅从《义务教育法》等角度，是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

鉴于此，笔者主要从宪法的角度，并着眼于对我国宪法上“受教育义务”的规范分析，来尝试为“孟母堂”事件的研究和解决提供一种视角。

二、我国宪法文本中“受教育义务”的规定

自1949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另外，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被认为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所以本文的考察从1949年共同纲领开始。

共同纲领没有规定受教育义务，当然也没规定受教育权，是在文化教育政策里面提到了关于受教育的事项。

1954年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但是没规定受教育义务。1954年宪法第94条是这样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1975年宪法在第27条简单提到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但是没有规定受教育的义务。

1978年宪法与前几部宪法相同，也是仅仅规定受教育权利而无义务。其第51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逐步增加各种类型的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设施，普及教育，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国家特别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1982年宪法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1982年宪法，也即现行宪法是建国以来唯一规定受教育义务条款的。至于原因，有学者分析，建设强大国家需要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所以在宪法里面需要规定受教育义务，这是带有强迫性的。[1]也有学者解释1982年宪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受教育也是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也是自我完善的需要。[2]

三、受教育义务与受教育权利的关系

受教育义务和受教育权利有密切的关系，对我国宪法上受教育义务条款的规范分析，有必要在受教育义务与受教育权利关系中，从理论上把握受教育义务。可以从三个角度思考。

（一）受教育权是什么性质的权利

公民受教育权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的前提下，并在福利国家理念下产生的一项公民权利。从性质上看，该项权利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双重属性，但是本质上还是属于社会权。有学者认为，受教育权包括教育权、受教育自由、教育自由和教育目的等四方面内容。受教育权同时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两种权利的特性。在受教育权的四方面内容中，受教育自由与教育自由侧重自由权，而教育权与教育目的则侧重社会权利特性。[3]此种观点应该来说有较多的新颖性和较大的启发性，但笔者不太同意该观点。首先，我们要确定公民受教育权的主体是“公民”，而不是国家或别的什么人。所以，笔者不同意受教育权还要包括教育权、教育自由的说法。有学者认为，一般而言所谓的“教育权”应是专指“受教育之权利”而言。[4]其次，从公民受教育权的产生理念和实质内容来看，是社会权而不是自由权成为公民受教育权的特性。该权利本身是在国家理念和宪法理念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法律社会化的潮流必然会使新出现的权利受到潮流的影响。该权利的本质是为了公民个人更高层次的发展，更有尊严的生活，同时也是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素质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因素也应该使公民受教育权具有更多的社会权属性。当然，并不是说“自由”在公民受教育权中毫无体现，但“自由”是非常局限的、次要的、非本质的。一名学生，他有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择校的自由，但他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同时他必须要接受教育，这是对现代社会一个公民的最起码的要求，此时，他也是不自由的。所以，从自由权和社会权并列在一起的角度来看，公民受教育权可能会有一些自由权的性征，但这是次要的，是以社会权的性征为前提的。

从受教育权的社会权属性上出发，公民受教育权是积极的受益权。我国台湾地区有许多学者认为，有一种权利可称之为受益权。受益权又可分为消极的受益权和积极的受益权。刘庆瑞认为：“受益权系人民站在积极的地位，为自己之利益，而向国家要求一定行为之权利。以前，各国宪法多注重于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关于受益权，甚少规定。其有规定者，亦仅以保护自由权之受益权为限，例如司法上的受益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宪法渐趋向于经济上的平等主义，对经济上的弱者，采取种种保护办法。于是教育上的受益权和经济上的受益权，遂规定于宪法之中。他认为，受益权可分为司法上的受益权，行政上的受益权和教育上的受益权等。”[5]林纪东认为：“受益权，谓人民为其一己之利益，请求国家为某种行为之权利。”他将受益权分为消极性之受益权和积极性之受益权。救济权即为消极性之受益权。“积极性之受益权，亦有多种，如生存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6]笔者认为，台湾学者的分析颇有道理，公民要想享有受教育权，须依赖于国家创造必要的条件，提供基本的设施，实质上即要求国家履行必要的积极义务。

第三篇：宪法第五章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答案

宪法练习题（第五章）(答案)

一、名词解释

1.公民,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作为法律概念，公民依法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同时，承担宪法所规定的义务。

2.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信教自由和不信教自由；信此宗教自由和信彼宗教自由；在同一宗教内，有信此教派自由也有信彼教派自由；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自由，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自由；有按宗教仪式信教自由，也有不按宗教仪式信教自由。

3.基本权利，由宪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表明了公民的宪法地位，反映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基础。

4.选举权，是指选民依法选举代议机关代表和特定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权利。

5.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个国家的一种法律上的身份。国籍反映了一个人同某一特定国家固定的法律联系。基本义务，公民的基本义务即宪法义务，是指由宪法规定的，为实现公共利益，公民必须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必要性。它是公民对他人、社会和国家的首要法律义务，是国家和社会创制公民普通法律义务的应当性宪法依据。

7.庇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庇护权，又称为“政治避难权”、“居留权”，是指一国公民因政治原因请求另一国准予其进入该国居留，或者已进入该国请求在该国居留，经该国政府批准而享有不被驱逐或不被引渡的权利。

8.平等权，是指公民依法平等地享有权利，不受任何不合理的差别对待，要求国家给予同等保护的权利。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一切其他权利实现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选择题

（一）单选题

1．A 2．D 3.A 4．B.5.D

6、D 7.D 8.B 9.A 10.C 11.C 12.A

13.C 14.B

（二）多选题

1、AC

2、BD

3、ACD

4、ABD

5、ACD

6、ABC 7.AB 8.ABCD 9.ABD 10．ACD 10．ABD 11.ABCD

12.ABCD 13.ACD 14.CD `15.AB 16.ABCD 17,.ABCD 18.BC 19.ABCD 20.ABD 21.ABD 22.ABD 23.AC 24.ABC 25.BD 26.BCD

27.BCD(正确的）

28.ABD

三、判断说明题

1．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正确。

2．宪法规定：国家保障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映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机构之间的价值取向，亦即由国家机构管理人民改变为国家机构的权力来自人民。第二，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有所增加，内容更加充实具体。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1954年宪法是14条，1975年宪法是2条，1978年宪法是12条，而现行宪法则增加到18条，而且内容更加充分、具体、明确。第三，更加强调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条件。在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宪法还确定了相应的物质和法律保障，使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具有现实基础。

第四，更加强调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一致性。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宪法还要求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不可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4．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

1、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广泛性 第一，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主体的广泛性。第二，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范围的广泛性。

2、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平等性

第一，公民在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方面一律平等。A、任何公民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一律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B、公民的正当权利和合法利益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歧视任何公民，公民有权要求得到平等的对待； C、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以外的特权。第二，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即司法机关根据事实和法律，平等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平等地追究一切违法犯罪的法律责任。

3、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现实性 第一，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内容的现实性。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的，因而切实可行。具体表现在：一是客观上的确需要而又非确认不可的就坚决予以规定；二是能做到的就规定，能做到什么程度就规定到什么程度。第二，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既有物质保障又有法律保障，因而是可以实现的。

4、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第一，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主体是一致的，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第二，公民的某些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结合的，如劳动、受教育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第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相互促进。公民基本权利的有效保障将促使公民自觉地履行义务，义务的自觉履行将为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扩大创造条件。第四，权利的享有上附有条件，即公民在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5．简述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义务。

1、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宪法第52条）维护国家统一即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同一切分裂祖国的行为进行斗争，是实现公民权的必要条件之一。维护民族团结是指公民有责任维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和互助关系，同一切迫害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进行斗争。

2、遵守法纪和公德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宪法第53条）

3、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宪法第54条）

4、保卫祖国义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宪法第55条）

5、依法纳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宪法第56条）。

第四篇：论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

论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规定拥有最高法律效力。现行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自由公民的大宪章。宪法规定的权利叫基本权利，它决定着公民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是公民在国家和社会中最主要、最根本和不可缺少的权利。这些权利理应也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否则将对宪法的权威以及尊严造成极大的挑战。同时也会阻碍我国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目前我国现行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不够周密，体系也不完备，许多基本的公民权利并没有被列入宪法典之中，虽经多次修宪但始终为能触及筋骨。所以针对一些案例，对此问题做出一些分析。

首先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采用的是列举的方式，使公民基本权利的种类更明确，保护起来更方便，可以根据宪法进行立法或者直接适用对基本权利加以保护。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现实等原因，我国宪法对基本权利种类规定还有不足之处，与其他国家宪法和世界公约相比，我国宪法对一些基本权利还没有规定，因此在宪法中增加一些公民基本权利很有必要。记得2009年十大宪法案例中有个“躲猫猫”事件。大致是说24岁的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死在了看守所，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晋宁县公安机关对此事件的解释是，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结论遭网民一片质疑，后经调查系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对于这件事，可以反映出一系列宪法本身存在的漏洞。第一，是关于人犯的生命权、健康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包括宪法保障、法律保障。因为根据《看守所条例》的规定，看守所仅仅是依法羁押人犯的机构，它的任务就是羁押并且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人犯一旦进入看守所以后，他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等等都应该受到保障。李荞明仅仅是一个犯罪嫌疑人，即使法院宣告他有罪，他的生命权、健康权仍然要受到保障，而保障人犯的生命权是监管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宪法》第38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人格尊严权存在具有普遍性，不能因为公民触犯了法律而丧失，也就是说即使是罪大恶极的犯罪人也不能够剥夺其基本的人格尊严权，然而李荞明只是受犯罪嫌疑暂时被羁押而已，他涉嫌盗伐林木的行为是否确实构成犯罪都没有确定，却遭到了非人的待遇，乃至死亡，其依据宪法所享有的人格尊严，已经在“躲猫猫”事件当中被践踏殆尽。按照云南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的说法，李荞明是被看守所的一个牢头、狱霸，以玩游戏的名义殴打致死，《看守所条例》明文规定，看守所里，有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应该坚守岗位，随时巡视监房。怎么会出现严重的伤及、危及他人生命健康的游戏呢？所以其中反映出坚守工作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集中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担当。比方说，管理层的疏松，以及玩忽职守，基宁咸看守所的管理既不严格，也不文明，而且漏洞很多，缺乏人性化的管理，助长了牢头狱霸的这种恶性事件的出现，而且据说牢头狱霸是我们国家监狱、看守所一个普遍的产物。同时按照《看守所条例》的规定，人犯在羁押期间如果有犯罪行为，看守所应当及时将情况通知相关机关依法处理。但是当时看守所发生此事件后，却回避责任，没有在第一时间将事件报道，而是谎称李荞明受伤是由于玩“躲猫猫”游戏，并不小心撞到墙上致死的，以此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缺乏起码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另外据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杨建平的透露，晋宁县看守所一些监管设备损坏达半年，因为监视镜头损坏半年，看守所没有进行修理，所以无法提供监控录像，这样就使社会和公众永远无法明了事件的真相，无法还原事件的原貌，也许真正的死因也随之被埋没。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看守所的死亡，所引发的对特定主体生命权的保障问题，虽然与某一个看守所有关，但反映出我们国家目前现行宪法与法律对这一权利保障的盲点。比如说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以及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但是缺乏对犯罪嫌疑人特殊人权的保护。同时也缺乏相关法律对这一特殊群体的一个具体保障问题。第二，“躲猫猫”事件涉及看守所条例合宪和合法问题。已经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非常明确，看守所显然与宪法、法律的规定相抵触。首先是违法的、无效的。关于合宪性的理解，《看守所条例》首先将依法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界定为人犯。什么是人犯？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犯了罪，这里显然是存在一个先罪后定的问题，是由罪推定的一个体现，违反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与人权保障。第二，既然将人犯界定为犯了罪的人，当然除了羁押以外，《看守所在条例》明确担当起对人犯进行管理、教育、生活、生活、保障、侦查、起诉、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那么看守所应该对人犯进行法制、道德，以及必要形式的劳动教育，同时组织人犯进行适当的劳动等等，集羁押、侦破、教育、奖励于一身的多功能职能，具体涉及到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监狱管理权集权的机构。在权利过分集中的地方，权利就失去了保障，因此看守所定位的混乱和权利的集中，不仅使看守所自身的管理无法法制化，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刑讯逼供这种现象直接诱发的一个原因。犯罪嫌疑人一旦进入看守所，就好比关进一个黑洞洞的房子里，他们的基本权利很难得到保障。由此可见，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实现羁押与侦查分离的原则，目的就是约束公安机关的权利，最大程度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从而使看守所的管理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宪法人只有活着才能够享受应有的权利和自由，没有生命其他的一切权利根本无从谈起。因此生命权是人的首要权利，也是最高的权利。任何人不得用任何非法手段致其死亡，剥夺其生命权。作为确认和保障基本权益的根本大法宪法，应当也必须将生命权确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将生命权入宪有助于保护我国公民的生命，完善我国宪法，同时也是我国实施国际公约的需要在宪法上设定生命权一方面意味着当有非法侵害生命的行为或危险发生时，公民有权采取防御措施，防止侵害生命的结果发生。同时也意味着当公民的生命遭受非法侵害时国家有义务对公民的生命进行救济。建议宪法对于生命权条文可以如下表述：“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任何人不得以非法手段剥夺公民的生命，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生命。” 还有就是中国现行宪法中对公民出版自由的保护，公民出版自由的合理限制方面做的也不够充分。例如被评为2010年十大宪法案例之一的谢朝平出版作品遭刑事拘留案。事件回放：2010年8月19日，55岁的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从北京家中带走。“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在《火花》杂志出版了增刊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其中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2010年9月17日，陕西渭南检察机关对谢朝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谢被取保候审。对此事件，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上官丕亮教授对此做出评说说第一，渭南警方因谢朝平在作品中揭露了真实的情况和腐败的问题，就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其进行追捕和拘留，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断定，警方明显侵犯了谢朝平的出版自由权。第二，渭南警方因为谢朝平的作品披露了真相，批评了当地的公务员，就对作者进行打击报复，这明显侵犯了谢朝平的批评、建议等监督的权利。第三，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有很多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序规定，渭南警方没有遵守这些规定，超期羁押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国家工作人员一定要有宪法意识，应当按照宪法的精神来理解法律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法律在执行中不与宪法相抵触，所有的部门法中的“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而我国宪法也该对这类特殊言论自由做出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屡屡发生的“因言获罪”、“因言治罪”的冤案不再发生。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中国的现行宪法是从1982开始实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漏洞，所以需要修改一部分宪法，以适合时代的发展。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这句至理名言提示了法律的本质要求：即良法至上。纵观世界上法治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不论他们人口多寡、地域大小以及历史文化概貌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有一部良法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宪法权威的确立又有赖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动态和谐。宪法必须保持足够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如果频繁的行使修宪权和制宪权，就无法保持宪法的应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损害宪法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宪法的稳定性与宪法的权威不一样,后者是绝对的,而前者则只能是相对的。”所以宪法规范又必须有适应性。“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民的尊重，然后才有尊严，然后才会发生作用，但‘法’也唯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换言之，即科学的宪法是宪法权威确定的前提。一部科学的宪法能够完整的反映人们的宪法观念和价值追求。而使宪法科学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修改宪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宪法必须随着时间和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宪法不在变化中自变,就会因其不变而为社会所推翻。在这种情景下，更不能奢谈宪法权威和法治。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宪法修改机制并保障修宪权的恰当行使，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我国现代宪政建设的必然要求。

第五篇：公民在家庭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

《公民在家庭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案例分析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

父母或子女未履行家庭关系中的法定义务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要承担法律责任；父母有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能力方面

使学生能够初步运用法律知识、辨别家庭中各种现象的能力和自我教育的能力。

3、情感态度方面：

使学生认识到人间处处有真情，从而增强他们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的意识，做一个孝亲敬长的好孩子。

教学重点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义务”是本节的教学重点。这一问题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重要内容。

教学难点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是本框的教学难点

注意问题

1、本节重点是公民在家庭关系中的义务，对于权利让学生了解即可。

2、让学生多读、多议，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3、课本基础知识为载体，重视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例，提高学生思想觉悟。

4、法律知识掌握与道德品质教育要紧密结合。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用歌曲《让爱住我家》引出如下问题，“让爱住我家”学生讨论，教师引导。

关于“父母要抚养、教育、保护子女”的教学

1、教师展示流浪街头的孩子的图片，请学生分析，这些孩子成为“野孩子”与家庭有没有关系？我们有什么办法帮助这些孩子？

2、教师图片，请学生讨论，妈妈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吗？为什么？你能对妈妈们说些什么？

3、案例分析，教师展示材料，学生判断，如果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不参加劳动，父母是否还要继续履行抚养的义务？

关于“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的教学

1、教师播放歌曲《常回家看看》，请学生思考本歌曲反映的主题。

2、让学生谈自己的父母在赡养扶助老人方面有哪些典型的事例。

3、教师展示《真情如金》的材料，让学生思想进一步得到升华。课堂总结：

我们的行动：

1、学生讨论，作为未成年的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父母？

2、让学生各抒己见，怎样以实际行动孝敬父母

课堂结尾：教师播放歌曲《家和万事兴》

教后反思：

课堂上，我们不能把学生看成是无知无能的被动的受体，看成是只能接受教师指令的工具，而要把学生看成是有着独特个性、鲜活生命力的个体，他们有着自己的真情实感，有着自己判断是非的能力，有着自己的知

识经验，有着自己的成长背景，每一个学生都是有真情实感的个体。教师所要做的是从内部去激发他们的求知欲，由内而外地引导学生去认识周围的世界、感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