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试点丨重庆篇

第一篇：改革试点丨重庆篇

改革试点丨聚焦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之三：重庆篇

夏阳（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同仁：大家好！很荣幸能够受邀参加第十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并就我院关于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试点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学习。下面，我主要从三个方进行汇报我们院的情况。

一、我院实施改革的背景。我院所处的渝中区是重庆的“母城”，全区水陆域面积为23.7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2万，流动人口约1 0 0万人次。我院在编干警160人，平均年龄36岁。在实施分类管理改革前，我院实行“承办人建议、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审批”三级审批的办案模式，但随着检察职能的精细化和刑事案件的高发态势，三级审批的模式已难以适应检察工作发展的新形势，推进改革势在必行。2002年我院被最高检确为全国首批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试点单位，我院踏上了改革探索的征程。2013年底，我院又被最高检确定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单位，在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基础上，继续推进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工作。

二、改革试点的情况。一是实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我院将检察人员分为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检察行政人员三大类。我们又依照改革要求将检察人员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大类，实行检察官员额制。根据我院出台的《检察官选任管理办法》，直接任命或选拔任命了41名检察官，占我院总人数的33%；检察辅助人员81名，占检察人员总数的53%；司法行政人员22名，占检察人员总数的14%。

二是充分赋权予检察官。1.厘定了《检察官职权》。详细列明了247项权力清单。近三年来，我院刑检部门19名检察官共依法独立作出批捕决定4592人和起诉决定6413人，分别占批捕人数的96.7%和起诉人数的93.5%。2.将部分终局性的案件处理权适当赋予检察官。2014年，主要是将部分不批捕权和否起诉权下放至检察官行使。

三是制定了检察官办案组织岗位职责规范。1.规定了检察长、检委会委员等具有较高法律职务的检察官应当以亲历性方式参与一定数量的案件办理。2.明确了业务部门主任检察官的岗位职责。3.强调了检察官在阅卷、讯问犯罪嫌疑人、法律文书审核、案件汇报、普通程序出庭等关键诉讼节点的亲历性。4.分清了检察官和检察辅助人员的岗位职责。

四是建立了检察官晋升及监督考核机制。首先，出台了《检察职务晋升办法》，严格规范法律职务晋升工作，在《检察官法》规定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检察员的任命条件，严把检察员质量关。近三年，我院仅任命了6名检察员，基本实现了新任检察员的职业化、专业化。其次，出台了《检察官评价暨执法档案管理办法》，确立了以法律素养、办案禽邑力、职业操守为内容和以检察官互评为机制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了以年度办案记录为载体的检察官执法档案。其三，制定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暨人员分类管理绩效考核办法》，根据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的不同岗位职责，明确各岗位的执法标准和责任，实行奖惩制度，有效增强各序列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三、改革试点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建议。一是关于检察长和检委会的职责定位问题。目前改革就检察权在检察长或检委会与之间的运行关系进行了较大调整，赋予了检察官更大自主权。在赋予检察官更大执法办案自主权的背景下，检委会或检察长的工作职责应当从对案件的审批决定转移到亲自办理本区域内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保证法律、政策在本区域准确适用上来，减少个案干预。同时，让其丰富司法经验在对检察官指导和监督中充分发挥作用。

二是关于内设机构整合的可行性问题。从我院改革的实践看，内设机关整合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且强行整合内设机构至少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行政事务无人承担。从目前的的现实情况上看，检察机关并非纯粹的执法办案单位，日常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学习、培训交流、行政管理等事务，一旦取消内设机构，上述事务将无法落实。第二，对内影响晋升。在单独的检察官职务晋升序列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内设部门机构负责人几乎是干警唯一的晋升通道。相较于党政机关而言，检察干警的晋升本来就比较困难。试点一开始，就将干警本来就狭窄的晋升通道几乎完全堵死，影响干警参加改革的积极性。第三，不符合检察分工专业化的方向。

另外，关于检察官等级待遇的问题。根据最高检试点方案，主任检察官享受本院内设部门正副职领导待遇，也只是正副科级待遇。同时，我们建议通过行政级别解决检察官的职级待遇不符合检察职业特点和司法规律。谢谢！

钟勇（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各位领导、专家、检察同仁大家好，2005年根据最高检的要求在重庆市院指导下，我院进行了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此次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工作，我认为是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深化和发展。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科学分类人员。2005年试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时，我院将检察人员划分为检察官、检察官助理、检察行政人员。此次按照要求将检察人员重新划分为主任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这种划分更加科学合理。目前我院共有在编干警133人，从人员分类来看院领导8人，包括两名专职检委会委员，占6%；主任检察官30人，占22.6%；检察辅助人员78人，占58.6%；行政人员17人，占12.8%。人员各项比例符合最高院改革试点要求。

二、稳定内设机构。2005年试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时候，根据突出司法属性、淡化行政色彩的原则，我院将内设机构整合为三局两部一室六个部门，即：职务犯罪侦查局、刑事检察局、诉讼监督局、政治部、检察事务部、检察长办公室。2011年按照重庆市检察院的要求设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局，最终形成了四局两部一室的机构设置。同时在四个业务局和检察长办公室设立了若干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织，每个办案组织设主任检察官一名、检察辅助人员二到三名，由于内设机构设置符合改革试点要求，所以此次我们没有进行变动。

三、权限有放有收。2005年试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时候，我院对检察官进行了大胆授权，如批捕权、起诉权等。从九年的实践看，总体效果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经认真研究，此次对主任检察官的权限进行了完善，有放有收。

四、理论业务关系。2005年试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时候，我院对检察长、检察官、检察官助理、检察行政人员的关系进行了界定，此次改革试点对这些关系进行了重申和完善，主任检察官独立办案、独立负责、独立决定，遇到重大复杂疑难和有影响的案件，主任检察官不能决定的时候可以提请主任检察官联席会议，进行研究提出参考意见，确实无法决定时由分管检察长决定或者提请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

五、加强监督制约。2005年试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时，我院制定了内勤管理办法、检委会办公室工作细则等，建立了命案审查制等机制，此次为了加强对主任检察官的监督又出台了检察官执法办案监督办法，进一步完善了检委会监督、检察长监督、业务部门负责人监督、案件管理中心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办案组织间监督、办案组织内部监督等监督措施，同时每年随机抽取两名主任检察官向区人大常委会作述职报告，接受外部监督，形成了内外结合、点线交叉的全方案监督制约模式。

六、强化机制保障。按照最高检试点方案，主任检察官享受内设部门正职或者副职领导待遇，目前，我院30名主任检察官中有副调研员5名、正科22名、副科3名。今年又向区委提出了增加内设机构领导职数，经书面提获得同意。至此，我院内设机构领导职数由17名增至40名，同时还向区委提出享受部门政策待遇及副调研员的主任检察官应占主任检察官总数的1/4，因此副调研员的名额由原来的5名增加为8名。

七、严格人才选拔。按照最高检试点方案，结合队伍建设实际，在选拔任命主任检察官方面，我院规定新任主任检察官采取竞争上岗和选拔任命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主任检察官每年考核一次，任期三年，实行淘汰一次，如任期内不能胜任或者有违法违纪的行为，可及时免除主任检察官职务。

存在的问题，一是放权与能力不适应的问题。二是关于调动大多数人积极性的问题，衡量一项改革成功与否，就是看它是否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对主任检察官在职级晋升、机制保障上进行了倾斜，激发了主任检察官的工作乐趣，但有可能挫伤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的积极性，要最大限度地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三是相关规定需细化。最后一个问题，我院治理的办法虽然详细规定了主任检察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但实践中可能会遇到个别主任检察官往往因案情复杂等理由将案件过多地提交主管检察长，从而推卸责任，责权利相统一难以落到实处。我相信通过此次高级检察院论坛取得的成功，专家指点，兄弟检察院好多做法、好多经验，存在的问题会逐渐得到解决。谢谢大家！

程晋意（重庆市武隆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主持人，各位领导、专家，大家下午好！2013年12月以来，武隆县院认真落实最高检《试点方案》及政治部《指导意见》，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实施，新机构、新机制于今年8月1日开始运行。现从三个方面汇报：

一、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情况。首先，认真总结分类管理改革试点工作，奠定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的坚实基础。2004年12月，重庆市院确定我院为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试点院（40人）。取消原内设机构，设立检察事务部、政治部、检察长办公室、职侦局，选任7名直接对检察长（副）负责的独立检察官依法行使侦监、公诉、控申、民行、监所等5个部门的检察权。业务工作由“三级审批”变成了 “二级审批”的办案模式。特别是公诉部门一直实行主诉检察官责任制，凸显了检察官在业务中的核心地位，强化了司法属性，淡化了行政色彩,为本次试点提供了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扎实开展试点准备工作。一是专题汇报，成立了以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为组长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二是赴广东顺德、湖北随州、渝北、渝中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学习，深入调研形成方案初稿。三是召开专家论证会，并有幸向检察业务专家专题咨询。四是方案经县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市检察院初审，再经县委常委会审核同意后报批、报备。

第三，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实施，新机构新机制有序有效运行。一是思想发动充分，干警参与热情较高。二是实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和组织调整相结合，体现了人力资源配置原理。三是助理检察员选任后经人大常委会法定程序任命为检察员，中层干部及主任检察官任用经县委政法委法批复，院内外认可度高。8月1日，新机构启动，新办案机制运行。方案实施和工作交接平稳有序，党组成员分工和专委联系工作同时进行调整，全院干警很快进入了新的状态。

二、主要内容及特点。第一，立足于为同等规模的县级检察院改革提供参考。我院在总体方案和实施办法上，充分体现高检和市检察院的要求，特别注重结合武隆小县小院（政法干警专项编制63人）的实际情况，立足于为全国相同规模的县级检察院提供借鉴。为此，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联合成立课题组，深入调研运行情况，持续跟踪问效。

第二，根据职权、职能类别和编制工作原理整合内设机构为“三部三局一队一室”模式。根据检察权的类别将七大具体业务部门整合为刑事检察局、职务犯罪侦查局、诉讼监督局；根据职能性质将综合管理部门整合为院务部、政治部、检务部，另按规定设置司法警察大队和监察室，成为 “三部三局一队一室”模式（主要内设机构只有6个），县编委给予充分肯定并印发正式文件。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综合部门称部、具体业务部门称局，在基层党政事业单位、法检两院及军队也在使用，很常用、易理解，也与法律监督地位相适应，便于与原有机构承接对应、与上级职能部门对口对接。二是院务部作为检察政务和检务保障部门，对应对口办公室、检察事务部等部门；“检务部”作为综合业务管理部门，吸收案件管理中心、检委会办事机构、检察长办公室、研究室的职能。二者称谓比较贴切、规范、名实相符，全面、准确地反映部门职能性质，符合机构设置原理。三是重庆的职务犯罪侦查局、其他省市及2004年重庆渝中区、渝北区改革试点的刑事检察局、诉讼监督局也已成共识。设置“捕诉合一”的刑事检察局，整合民行监所控申为诉讼监督局，对小院来说更是较好选择。三是保留司法警察大队，实行归队管理、统一派警，其人员作为检察辅助人员配属到其他部门工作。四是按规定设监察室，与政治部合署办公。

第三，所有业务部门配备主任检察官组成基本办案组织。在所有业务部门配备14名主任检察官, 任期三年，其中刑检5名，职侦4名、诉讼监督3名、检务部2名，每名主任检察官根据部门不同配备1—4名检察辅助人员，组成基本办案组织。如果案件大量增多、人员临时不足时，还可由检务部临时调配检察辅助人员。制定检察官权限分配方法，进一步放权于主任检察官，但授权比渝中区和渝北区小。在主任检察官与部门负责人关系上体现强化司法属性、淡化行政色彩化，但又不是去行政化，部门负责人不负责案件审核，但仍然负有行政管理和案件管理权责。

第四，具体实施上结合人员分类管理要求和现有人员结构素能情况。我们考虑了检察业务人员与检察行政人员的比例设置，检察业务人员占82.5%，行政人员占17.5%，主任检察官人数设置考虑了主任检察官人数加上检察长（副）和专委不超过编制总数的33%。其中刑检局、职侦局、诉监局等一线办案的检察人员力量。在实施中，除政治部主任、职侦局局长系党组成员外，刑事检察局、诉讼监督局的主要负责人由分管检察长兼任，另设副局长由主任检察官兼任。检务部作为综合业务管理部门，主任由检委会专职委员兼任，副主任由主任检察官兼任。

第五，试点过程中始终坚持完善检察组织体系与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相统一。我院认为在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框架下，检察权的运行是检察权纵向配置和横向配置的检察组织体系有机运行的结合。从纵向配置来看，检察长统一领导全院工作，检察长授权主任检察官行使检察权。从横向配置来看，检察长通过授权若干副检察长、分设若干内设机构并授权若干主任检察官行使相应的检察权，纵横交织形成检察组织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扁平式配置方式、大部制管理模式、多点式办案单元的检察权运行体系，从而构建权责明晰、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检察一体化格局，来更好地落实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

第六，新机构、新机制运行成效逐步显现。一是新人新面貌、新气象，精气神比较足、干劲比较大、积极性比较高。二是机构职能职责更加明确，一线办案力量得到加强。特别是检务部综合业务部门的管理、监督、服务三位一体的作用显现；刑事检察局的办案质量和效率有所提高；职侦局4个主任检察官分成2个大组，办案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三是执法办案责任更加明确，检察人员特别是主任检察官对办案质效及执法规范化更加重视。四是健全专门场所、设立检察庭，开展公开审查案件、公开宣告不起诉决定。五是选派主任检察官就近到全国模范检察院——重庆渝北区检察院刑事检察局挂职跟组办案，感到受益很大。

第七，试行检察官办案责任津贴制度并与绩效考核挂钩。鉴于目前现有津贴已有国家规定的检察官津贴、办案补贴、加班津贴，我院提出试行检察官办案责任津贴制度，主任检察官（不包括检察长、副检察长等领导）的责任津贴明显高于其他人员，年度考核合格后发放。

三、工作打算及思考建议。第一，坚持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与司法改革、法治建设新动向协调一致。坚持依法有序、积极稳妥，密切关注司法改革新动向，确保试点的正确方向。在先行先试中增强前瞻性，密切关注试点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解决。在强化主任检察官主体地位、强化司法属性的同时，一方面加强领导和业务指导，注重发挥检委会决策咨询和主任检察官联席会议的业务咨询作用，切实提高办案水平；另一方面内设机构是检察权运行的载体，应当将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整合和检察权内部配置同等重视、同步进行，体现弱行政化而不是去行政化。内设机构整合及名称是检察权的外化形式，建议高检多指导，试点院之间多交流，加强这方面的调查研究。

第二，建立完善和落实配套制度机制。一是落实《关于成立主任检察官考评委员会的通知》的指导意见，探索切合检察人员实际、具有操作性的考评方法，试行主任检察官向人大常委会述职制度。二是进一步明确领导、指导、教育管理、监督和配合制约的权责，落实和健全检务公开和人民监督制度、办案责任制度机制体系。三是加强学习培训，继续选派人员就近到模范检察院、先进检察院挂职锻炼、跟组办案。四是加强职业保障，落实责权利统一，需要下一步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津贴，年终考核后会发放。

第三，进一步提升检察工作质效和水平，彰显试点工作实际成效。加强检察人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特别是进一步强化现代司法理念、改进司法办案方式，在推进司法过程公开、主任检察官亲历办案程序、注重运用司法技术等方面下功夫见成效，提高办案质效和水平，提高检察公信力，以检察工作的实际成效彰显改革试点成果。

最后，武隆县是一个人口小县，又是一个新兴的旅游大县，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和“国家AAAAA景区”二块金字招牌，县委提出要建设“中国武隆公园”，检察院也担负旅游营销任务，欢迎各位到“中国武隆公园”走一走，看一看，谢谢！

第二篇：浅谈房产税改革——以上海、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为例

2010年5月31日公布的《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员会的通知》首次具体提出“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又进一步提出要“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2011年1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上海、重庆作为房产税改革试点城市，开始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房产税改革从提出到至今已两年有余，其实行成效是否达到预期目的是国人所关注的。本文试图从房产税实施目的出发，结合目前房产税改革所采取的措施，分析房产税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弊端，并提出相关的意见及建议。

房产税，又称房屋税，是国家以房产作为课税对象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对房产征税的目的是运用税收杠杆，加强对房产的管理，提高房产的使用效率，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配合国家房产政策的调整，合理调节房产所有人和经营人的收入。2010 年国务院同意发改委《关于2010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重庆市、上海市为开征房产税试点，于2011 年1 月28 日起正式开征房产税。

一、房产税改革的原因

国家实施房产税改革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房产税并不能体现房产税本身所具有的调控职能。具体为以下三点：

（一）征税范围过窄

现行房产税征税范围限定在“经营性用房”，而居民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房产并未纳入房产税的征税范围，这不利于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二）计税依据不能反映房地产的真实价值

目前我国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有两种，分别为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这种计税依据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即以房产原值作为计税依据无法反映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也无法抑制房地产租赁市场的膨胀发展。

（三）税率设计缺乏灵活性

我国现行房产税的税率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并没有根据不同收入的人群设置不同的税率，没有体现出“差别化”的税率。这意味着无论房地产的持有者持有多少价值的房产，其在纳税数额的比例上是完全相等的。这也成为房地产投机者对房地产进行大量投资，以致大量房产空置积压的原因之一。

二、实施房产税改革的目的

针对现阶段我国的房产税不能体现房产税本身所具有的调控职能的现状，国家实施房产税改革的主要目的为以下几点：

（一）完善房产在保有阶段的税收制度缺失

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地理位置的唯一性决定了土地价值的巨大差异性，更造就了特殊城市和某些城市特殊地段房产价格的高企性。同时，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的税费主要集中在投资和开发环节，而在个人房地产的保有阶段并没有相配套的税收制度。个人持有多套房产几乎没有成本，因此，投机性炒房的收益随着房价的上升越来越高，这样的高收益又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进而又推高了房价。目前土地资源相对有限，特别是大中城市土地资源日益枯竭，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城市房价上涨的恐慌。由于我国现阶段房产在保有阶段的税收制度不健全，全国各地大量出现“空置房”现象，如鄂尔多斯空置新城，海南的空置小区等。

（二）扩大政府财政收入，调整地方财政收入结构

我国1994 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拿走了全国税收的大部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出现了严重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现象。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将眼光投向了土地开发，这直接造成了今天的“土地财政”现象。全国土地出让金从2006 年的7000 亿元增加到2010 年的2．7万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40.1%。“土地财政”不仅助推了房价，而且不具有可持续性，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所以，目前急需调整现阶段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

纵观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物业税或房产税都是其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英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全部来自房产税，法国为69%，加拿大为85%，美国为50%-80%。但在我国，近几年房产税的收入仅占地方税收收入的6%左右。从长期角度来看，房产税将会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收入，因为房产税的征收不仅能解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土地财政”问题，调整地方财政收入结构。

（三）调整我国目前畸形的投资方向，遏制投机性购房

目前我国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投机性炒房现象的存在。买房子，等升值，再卖房子。这个循环将大量的资本吸引进入房地产市场，一路推动房地产市场向畸形的方向发展，使得我国楼市超过股市成为第一大资金的蓄水池。开征房产税的目的之一就是逐渐降低房产作为投机品的价值。因为在未来市场面临不确定的条件下，征收房产税使投机者要直接面对确定的税负，从而使房屋投机属性大大降低，进而引导民间资本重新关注商业市场的发展，引导资金进入生产领域和高科技制造领域，从而逐渐调整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四）通过税收手段调控我国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之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特殊背景，中国将迅速产生一批超大型城市，如北京、上海等。随着大城市群发展的提速，世界性大城市所面临的难题必然会出现：城市资源的有限性与城市人口增长的爆发性的矛盾。城市越发展，人口越增加，越会推高土地价格和房屋价格；并且城市交通、公共卫生、新增人口就业、社会治安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也更为凸显。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居高的房价和滞堵的交通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面对这样的情况，北京采取的“限购令”手段不仅效果十分有限，而且产生了大量的副作用，如人才流失，资本流失等。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等都采取了城市化向城郊化的发展。即在城市周围建立多个卫星城，每个卫星城都有自己的配套设置，同时也和主城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卫星城市的规划建设是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项目，需要大量的配套设施来有效地吸引居民。政府的资金投入、政策导向、规划水平是影响卫星城成败的重要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政策调控手段就是房产税。

综上所述，房产税改革的目的不是打压房地产市场，而是引导包括房地产行业在内的多行业健康发展，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正常享受，维护广大人民的合法利益。

三、实施房产税改革的措施自房产税改革通知公布以后，上海和重庆作为全国的试地区，率先在全国实行了房产税改革。虽然同为国家首批房产税试点城市，但是沪渝两市的方案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上海房产税征收范围主要是全部新购住房，且涉及全部行政区域，影响的范围是新购房群体。然而，其税率为0.4%-0.6%，为固定的税率且税率较低，存量房没有纳入到征税对象之中。

重庆主要是打击高端住宅和投机性购房，其采取了分档征收的方案，操作起来难度较大。不会影响大多数老百姓的正常购房需求，但其征收对象的范围较窄，影响范围不如上海。重庆开征房产税主要是在心理层面上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

四、房产税改革实行措施的成效及弊端

至今，上海、重庆两地的房产税试行虽没有达到预期的显著效果，其征收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是很高，但实行至今在各方面都取得一定的成效。房产税试行至今，重庆、上海两市的高端房产成交量明显下降，而高端房产成交量的下降也使得整体房价成交水平趋于平稳，房价至今未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重庆在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中排名比较靠后，这说明房产税改革具有一定的成效。据相关资料统计，2012 年1-6 月份，上海商品房销售面积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3.8%；重庆多数高档住宅商品住宅楼盘访客量下降30%-50%，且主城区应税住房交易价格也都有所下降，较房产税实施前同类房屋成交价下降10.48%。另外，上海通过此次税制的具体设计，取得了很好的实际调节效果。由于公众都倾向在中心区购置不动产，上海的房产税试点方案里设计的一个很小的杠杆，即中心区域的税率是0.6%，周边区域的税率是0.4%，这个细微的差距就使成交量被引流到周边区域。另外，有“人均60平方米”和“均价两倍”这样的数量界限来区分不同的税负，明显促进了小户型的销售占比上升和均价的稳定。并且，2011 年重庆房产税税收收入为1 亿元人民币，上海房产税收入为22.1 亿元。虽然收入额相对较小，但其收入全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这对房地产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但是，在上海、重庆的试点试行中也发现房产税改革目前存在的一些弊端，主要为：目前信息登记、联网等配套制度不完善，使房产税的征收有一定的困难，效果堪忧。并且房产税的设计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高房价的现状，税收改革的征税对象最终会以房租或者房价的形式转嫁给普通购房者，从而使房产税不能更好地行驶其调节房价的功能。而且，从此次试点方案的各项课税要素来看，目前房产税实施仍存在与税法公平原则相悖之处，而这些相悖之处将影响调节收入差距、完善房地产税制等长期目标的实现。

五、个人对房产税改革的意见及建议

从房产税改革的目的出发，结合目前上海、重庆的试点试行情况，现提出个人对房产税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一）完善房产税的配套制度。

房产税改革必须要建立和完善房地产产权制度。只有产权关系明晰，才能合理界定纳税人并准确界定纳税人财产的评估价值。其次，为保证税负公平、杜绝偷漏税，国家也可以参考公司年检制度，实行房产年检制度。即房产无论何种性质，持有人须每年到房产管理局办理年检手续，未通过上年年检的房产，不得进行出租、出售、抵押等任何交易，从而保证税收的征税对象不转嫁给普通购房者。

（二）统一纳税人标准

就纳税人而言，目前试点方案中对其区分主要是基于经济宏观调控的目的，即调控高居不下的房价，故其主要目的在于限制非本市人口的购房行为，遏制房地产投资。以经济调控为目的的立法具有暂时性，而作为需长期存在的税收制度，则需要以公平原则作为立法指导。因此，在今后的立法中，应当对现行的区分纳税人的做法进行统一，以拥有房产的数量作为统一纳税人标准的方向，从而保证税法的公平原则。

（三）降低房地产流转环节的税负并进行“清费立税”

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存在名目繁多的税费，这些税费不仅增加了房地产开发成本．而且与房产税有很多重合。因此，在推行房产税的过程中，必须减少或者合并这些税费。这样能使房产税在打击房地产投机的同时降低房价的成本。从而使得房产税更好地履行其调控房价的功能。

（四）对于房产税的支出，要实行“专款专用”

要保障房产税的“专款专用”，需将征收的房产税用于地方公共事业的建设和住房保障体系的建立，并在实行过程中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切实落实好社会舆论监督。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房产税改革的顺利执行，才能真正把房产税改革的目的落到实处。与此同时，征收房产税还将给地方政府带来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缓解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

（五）应以不增加普通老百姓的负担为原则

目前，房地产改革的侧重点应放在遏制投机炒房囤地、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方面；放在调节收入分配和缩小贫富差距，而不是着眼于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因此，在房产税制度设计时，应该特别注重保护中低收入家庭。如实行起点税率较低的累进税率，住房面积越大、套数越多，税率就越高；对首套房免征房产税，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低税率等。

参考文献：

[1]喻景忠,杨蔚.我国房产税改革的困局与思路[J].当代经济,2011,3（下）.[2]任宇.房产税改革简析[J].高教论述,2012(20).[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负责人就取消城市房地产税———统一征收房产税问题答记者问.[4]祝林林.房产税改革研究[J].大观周刊,第14期.[5]王清川.我国房产税征收成效及创新[J].税务管理，2012(3).[6]孙新翔,陈诚.关于房产税征收若干问题的再思考[J].中国外资，2012(3).[7]贾学智.房产税改革的经济效应分析[J].北方经济,2011(4).（作者：陈霞 边江璐）

第三篇：重庆户籍改革

重庆户籍改革：推动重大理论创新

2010年8月15日，重庆在全国率先全面启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并计划在2011年实现300万农民转为城镇居民，到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1000万，城镇化率由现在的29%提高到60%改革目标。尽管是一个单项改革，但却触及到我国社会一系列深层问题。随着重庆户籍改革方案的完善，不仅一些改革难题逐渐被破解，而且也推动了改革中重大理论的创新

消灭城乡差别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无论是实现全面小康目标还是实现更加宏伟的和谐社会目标，都必须以消除我国社会二元结构为前提。说我国社会二元结构支撑了城乡两种完全不同的保障福利体系，那终究还是表象。我国社会二元结构，在本质上维系的是一个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农产品非市场定价的、保证城镇居民基本生活和粮食安全与稳定的社会目标。社会二元结构，是我国农民贫困的制度根源，在社会进入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必须坚决拆除。但是，如果来得太猛，让农产品一下子完全实现市场定价，完全消除劳动投入到工业，与投入到农业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不仅不可能，还必然危及普通城镇居民基本生活，影响社会稳定。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其一是将户籍改革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同时纳入城镇化过程这样一种渐进方式，通过放开城镇户口和不断增加城镇人口、减少农业人口，最终实现农民占有的农业资源和经济收益成倍增加；其二是通过农民转市民的过程，运用土地市场机制，积极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其三是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和投入力度，逐渐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最终通过劳动力在城镇与乡村之间的自然选择和流动实现城乡一体化。总之，不打破城乡户籍分割壁垒，不撤销社会二元结构，就不可能实现我国农业由非市场模式向市场模式之间的转变；不完成农业向市场化机制与模式的转变，不仅无法在理论上解释“刘易斯拐点”在我国产生的可能性，而且，更不能最终建立起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能够消除城乡差别，使农民致富的制度体制与机制。从这一角度讲，重庆户籍改革，已经为我们描述了一条解决我国“三农”最深层次社会问题的理论与现实路径。

避免城镇化过程中的城市“贫民窟”现象

重庆户籍改革，1000万农民转市民，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新的城市贫民群体，产生“城市病”。特别在我国城乡长期分割、经济差距悬殊、城镇就业矛盾突出、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有限的社会背景下，这一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重庆户籍改革，坚持科学发展观，一方面，通过深思熟虑，以农民工为户籍改革和城镇化的突破口，将那些已经在城市生活多年，经过市场证明具有城镇就业竞争能力的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另一方面，继续加大力度培训新生代农民工，清理与废止对农民工带有不平等和歧视性的政策制度，进一步涵养农民工，使农民转为市民的城镇化过程，变为他们不断提升和获得城市生活与竞争能力的过程。按照这样的思路推动的户籍制度改革，就能够有效地避免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

怎样看待农民手里的土地权利

户籍制度改革，首先涉及的理论问题，就是农民的承包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等三项保障性权利与城镇保障待遇取得的关系问题。即人们形象比喻的：农民变市民，放弃与保障相关的三项土地权利，同时获得城镇居民在住房、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社会救济等六个方面的权利。就是社会上常说的脱去三件“衣服”，再穿上六件“衣服”。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涉及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农民以生存保障为基础无偿取得的承包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是否真正属于农民。如果按照农民取得权利时的社会保障理念，因为土地是农民的生存需要，因此才无偿地提供给农民，现在你变为市民了，所有的生存需要都由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给覆盖了，如果再不交出土地，不就重复享受了吗？这就不公平。一些学者之所以坚持享受城镇保障待遇必须同时放弃农村土地权利的观点，其逻辑基础也在于此。这虽然从理论上讲并没有错，但它却是过去社会二元结构的逻辑。改革开放之前的我国社会二元结构，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是严格按照农民生存保障价值目标进行的制度设计，并奉行着“需要就是权利”的社会保障制度理念和平等原则，集体成员一出生就享有保障性权利，譬如当年的基本口粮，一旦去世或不再是集体成员就丧失权利。这种价值目标的制度，在当时土地作为农民唯一生存依赖的社会环境下，可以说是最好的制度设计。而现在改革开放已经历30多年，城乡分割已被打破，农民生存依赖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效率价值观念已成为社会主导，原有集体土地制度的生存保障价值目标与现行社会需要的农村土地制度效率价值目标已形成尖锐矛盾，二者不可能兼顾。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怪圈，就在于：当强调农民生存保障时，就会拿老制度理念与规则说事，当强调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时，又拿市场经济理念与规则说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逻辑，用其中的任何一种制度逻辑去评价另一项制度，都只能得出一个错误结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等党和国家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现行政策与原则，表明我国实际上已经选择了农村土地制度的效率价值目标，放弃了过去制度的生存保障价值目标。农民手里的三项土地使用权，不仅已经在最近一轮土地承包时，固化给

了现在拥有土地的农民，而且通过《物权法》形成了农民长期稳定的私权。农村集体土地，不再肩负对农民直接的生存保障社会功能，这已经是一个事实，并非理论。2005年我们在制订《重庆市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时，经调查统计的重庆新增无地农民已经超过400万，那时重庆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才仅仅过了8年，即便现在又增加了更多的新增无地农民，也并没有出现农民生存社会问题。可以预见：在现有制度下，新增无地农民比例还会逐年提高，最终必然形成种地农民并非最初土地承包人的现实。这一事实，既说明我国构建农村土地市场效率法律制度机制的社会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也证明党和国家稳定农民土地权利关系，明晰农民土地用益物权的政策与立法判断准确。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运行的制度逻辑。按照这样的制度逻辑，重庆户籍改革明确规定：农民转市民享受城镇居民保障待遇和城镇居民应有权利，是没有附加条件的，是不与放弃农村土地权利挂钩的。农民在农村的土地使用权，早已在法律上固化成了一项独立的财产权，怎么处置，什么时候处置，均由农民自己决定。那种将农民变市民享受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权利与放弃农村土地财产权利挂钩的观点，不仅是以一个已经过时的制度规则在评价现在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制度，而且事实上也是对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误读。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社会可以无视那些考大学出来现在已经身为处长或者大学教师的人仍然拥有承包地，却不能容忍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多了一项保障性权利呢？这本来是一个长期未能讨论清楚的深层次理论问题，重庆的户籍改革，不仅在理论上把它说清楚了，而且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将这一理论用于了户籍改革的社会实践。农民土地用益物权独立地位得以真正确立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涉及的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就是农民手中的承包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等土地物权的独立法律地位问题。按照《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的规定，这些土地使用权都是独立的物权。但在我国特有的土地公有制背景下，它们的独立性始终难以完全实现。因为在传统民法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中，上述三项权利是由所有权派生的，它没有处分权，所有权人随时可以控制和制约它。受这种根深蒂固理论的影响，才在譬如国家征收农民承包土地时，承包土地使用权人始终没有独立的谈判地位和独立签订土地补偿协议的主体资格。户籍制度改革，当农民转市民，想通过土地市场处置自己的土地财产权时，是否还要经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同意？土地使用权人能否以自己的名义独立签订合同？处置宅基地使用权或者承包土地使用权获得的收益是否可以完全归农民个人等等，都是需要在理论上说清楚的重大问题。重庆户籍改革，将农民手里的承包土地使用权等土地财产权，完全作为一项独立私权，交由农民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自由处置，所获收益归农民所有。

可以说，这是对《物权法》确立的承包土地使用权等独立物权的最彻底、最完全的体现和实践。这种改革实践，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非私法性的本质认识，而且也首次确立了解决集体土地所有权与承包土地、宅基地、林地使用权相互关系的理论基础。

破解城市化用地与耕地保护难题

城市化过程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这个阶段的城市用地扩张，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因此，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背景下，满足城镇化过程的城市用地基本需要，与耕地保护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重庆户籍制度改革，计划到2020年实现1000万农民有序、稳定地融入城镇，在重庆农民人均占有宅基地达250多平方米情况下，仅此一项释放出来的存量建设用地，其价值和意义就不容低估。这些建设用地，无论是用于复垦耕地，还是用于城市发展需要，其本质都是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因此，户籍改革与城镇化过程，也是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土地潜能发掘的过程。

户籍制度改革，是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一个方面，因此，重庆在对存量土地盘活整治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与农村土地交易所和地票交易改革相统一综合措施，不仅开创了一条“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有效路径，而且还建立了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城郊农村土地资源性利益与边远农村土地利益调节共享机制。

第四篇：采矿用地改革试点

国土资源部批准云南磷化磷矿露天采矿用地改革试点

近日，国土资源部下文批准云南磷化磷矿露天采矿用地模式改革试点方案，同意在云天化集团所属企业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的昆阳、晋宁、海口、尖山4个露天磷矿开采区开展采矿用地模式改革试点。这是云南省唯一获国土资源部批准的采矿用地试点单位。云南磷化磷矿露天采矿用地改革试点该试点工作由云南省国土资源厅负责组织实施。国土资源部要求，在试点矿区范围内，在不改变农村土地所有权性质、不改变规划土地用途的前提下，采取分区实施、到期归还的做法，以临时用地模式使用农民集体土地；要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采矿用地复垦规划，明确复垦还地的时间、周期和质量要求。在试点过程中，要加强监管，采矿作业完成后，要按照土地复垦的要求和标准，做好采矿用地的复垦工作。云南磷化采矿用地模式改革试点方案获准实施后，将有效解决长期困扰公司的采矿用地问题；同时试点方案也对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推进“绿色矿山”建设都将产生重要作用.河北省尾矿库用地审核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探索尾矿库用地管理新模式，建立合理的用地机制，严格规范尾矿库用地管理，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尾矿库用地有关问题的函》（国土资厅函【2010】399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科学规划。尾矿库用地规模要符合选矿厂设计方案及尾矿定额指标规定。

第三条 尾矿库用地不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由用地单位与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使用协议，经设区市国土资源部门核准后使用土地。

第四条 用地单位按照国家有关复垦规定承担复垦义务。尾矿库用地原则上只占用荒山、荒坡、荒滩等未利用地，确需占用农用地（耕地除外）的，用地单位在尾矿库服役期满后，及时将尾矿库复垦为农用地，交还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第五条 申请用地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当地县级以上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采矿（选矿）手续合法完备的采矿（选矿）企业；

（二）经过有批准、核准权限的县级以上发展改革部门的批准、核准立项；

（三）环境评价报告通过县级以上环保部门批准；

（四）安全预评价报告经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备案；

（五）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在相应的国土资源部门备案。第六条 申请用地单位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尾矿库用地申请书；

（二）用地单位与被占用土地的村委会签定《尾矿库用地协议书》。协议中应包括拟使用土地面积、地类、使用方式、年限、补偿标准及《尾矿库复垦设计方案》，尾矿库服役期满经复垦后交还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承诺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三）有批准、核准权限的县级以上发展改革部门批准、核准的立项文件；

（四）县级以上环保部门批准的环境评价报告；

（五）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关于尾矿库安全预评价报告备案文件；

（六）在设区市国土资源部门评审备案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文件；

（七）尾矿库用地勘测定界报告、图件和电子坐标。第七条 用地审核程序：

（一）用地单位向县（市）、区国土资源部门提出用地书面申请；

（二）县（市）、区国土资源部门会同同级规划、安监部门到现场核查，确定用地位置，核实地类和用地面积；

（三）县（市）、区国土资源局对提交资料进行初审，设区市国土资源局审批后出具尾矿库用地的批准文件。

（四）在与尾矿库有直接关系的村庄公示七天。

第八条 尾矿库用地核准使用年限须与尾矿库设计服役期限一致。超期用地需在生产服役设计期满前半年内提出用地延期申请。

第九条 认真做好复垦验收工作。设区市国土资源部门根据闭库手续，组成验收小组按照《尾矿库复垦设计方案》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用地单位必须按要求重新复垦或向县（市）、区国土资源部门缴纳土地复垦费，由县（市）、区国土资源部门组织复垦。各设区市国土资源部门可视情制定尾矿库复垦保证金制度。

第十条 尾矿库用地应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内容和权限审批，不得随意改变审批环节。

第十一条 对违法违规操作、不按程序报批、违法占地建设尾矿库并造成损失的，要依法追究当事人和相关部门的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在此之前形成的在用尾矿库，可参照本办法试行。

二0一0年八月二十六日

灵活供地 明确退出——解决采矿用地“两头难”的突出问题

2011-4-29

根据《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法实施条例》、《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采矿前应依法取得采矿权和地面的土地使用权。并对采矿用地的性质进行了规定，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采矿用地与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同属工矿仓储用地，具体指采矿、采石、采砂（沙）场，盐田，砖瓦窑等地面生产用地及尾矿堆放地。实践中采矿用地则主要包括地面生产用地以及尾矿堆放用地。

一、采矿用地的特殊性

采矿用地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受使用目的、矿产资源赋存条件和开采方式的影响，其用地方式、用地类型、使用期限及采矿用土地可恢复程度与一般的建设用地相比，具有很强的特殊性：

一是采矿用地对地表土地产生影响，具有复杂性。采矿用地对土地的使用不是为了建造建筑物或构筑物，而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或措施获取地下的矿产资源，对地表土地不是直接使用而是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对表土层进行剥离或采矿后出现地表沉降、塌陷、开裂等现象。这些影响的程度主要由开采方式决定，采取露天开采的，主要对表层土造成破坏，开采结束后容易形成采空区，而采取地下开采的，则表现为对地表土地进行局部压占，采矿结束后造成地表的塌陷、沉降或开裂等。

二是采矿用地对土地的使用取决于矿产的开采年限，具有阶段性。采矿用地的目的是为了开采出地下的矿产资源，而矿产资源的储藏是有限的，一旦资源枯竭或开采结束，采矿对土地的使用也随之终结。因此，采矿对土地使用期限的长短由矿产资源可供开采的年限决定，一般露天开采为4-6年，地下开采为50-60年甚至更长时间。

三是采矿用地的位置取决于矿产赋存区位，具有不可替代性。在选址上，一般的建设用地在区位选址上主要考虑的是成本或市场价值，但对于采矿用地而言，因为受地下资源赋存和开采技术的限制，区位却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采矿区位确定后，用地位置随之确定。目前，根据我国已勘查探明的矿产资源储量情况分析，90%的煤炭资源储量集中于华北、西北和西南，70%的磷矿资源储量集中于云、贵、川、鄂四省；铁矿则主要集中在辽宁、河北、四川和山西省，且多地处较为偏远的农村地区，因此，采矿用地的市场经济效益远不如一般意义上的工业用地或经营性用地。

四是采矿用地实际用地类型多，具有多样性。实践中根据开采作业程序要求，采矿用地可包括具体不同类型的用地。如露天开采中主要包括采矿区用地和尾矿库用地，地下开采中主要包括钻井生产用地、井场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管道用地及一些场站配套设施用地。这些不同类型的用地，其范围、利用方式、利用强度及对原土地权利人的权利限制等都存在很大差异，具有多样性。

二、当前采矿用地存在“两头难”的突出问题

目前，我国有关采矿用地的规定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矿产资源开采必须依法取得采矿权、土地使用权，并实行重要矿床不得压覆和重要地区限制采矿的制度。二是特定项目限制或禁止供地，为促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产业结构调整，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土地供应政策，对特定项目实行限制供地或禁止供地。三是因采矿破坏的土地应进行复垦，恢复到可利用状态，对采矿用地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破环的，应按照“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履行土地复垦义务，没有条件复垦或者复垦不符合要求的，应依法缴纳土地复垦费。前述关于采矿用地的规定主要散见于《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文件中，但缺乏专门统一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系统的规定，由于前述分析的采矿用地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造成了实践中采矿用地取得、退出“两头难”的突出问题。

（一）采矿用地取得难

采矿用地“取得难”主要体现在：一是采矿权与土地使用权设置难以统一，影响采矿用地的取得。采矿用地的取得必须以取得采矿许可证为前提，且必须遵循《土地管理法》和《矿产资源法》的相关规定。但是随着矿业权有形市场的建立，除国家审批的特殊矿种外，其他的矿种都必须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取得；在土地供应上，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也都必须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取得。这就造成了实际工作中，通过两个招拍挂市场取得的采矿权和土地使用权难以实现统一，或者取得采矿权后，由于国家对矿产资源政策的调整，将其用地纳入限制或禁止供地目录，从而导致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难以顺利取得土地使用权。

二是采矿权审批与其他建设项目用地审批脱节，造成相互争地。同一宗土地可能既涉及采矿权的审批，又涉及其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建设用地审查，目前各项审批或审查由国土资源系统内的不同主管部门按各自程序办理，由于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极为容易产生相互争地的现象。如2009年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已经依法取得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开发区大渡河路北300米、东四路西150米处辛181区块的采矿权，但在办理该区块的用地手续时，却发现该区域属开发区的商业及住宅区，并已办理了土地出让手续，造成油田取得了采矿权但无法进行勘探开发的困境。

三是受地方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限制，难以满足采矿用地的需求。为控制我国的建设用地规模，确保国家耕地占有量，国家实行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每年由国家根据各省的经济及发展需求给予一定数量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受国家对各地经济发展的要求，各地政府为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对新增建设用地的指标的分配使用控制非常严格。而多为国家企业的矿产资源开发为满足国家能源生产的安全，每年需要大量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中就造成了指标之间分配调剂不够的局面。如中石油长庆油田每年在陕西省境内油气生产建设需要用地26000－30000亩，而国家配置给陕甘省的建设用地指标十分有限，为平衡地方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陕西省每年给长庆油田配置建设用地指标只有4000亩，造成了油气用地的建设用地指标多达22000亩的缺口。国家为提高油气的自给率，对油气开采给予特殊政策，允许油气开采先以临时用地方式使用，再按规定办理用地手续，但往往由于地方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紧张，无法顺利办理相关手续。如长庆油田32万多亩用地之中，2000年以后使用的19万亩土地中有近18万亩土地未取得政府批准，仍然以临时用地的形式存在，造成大量历史遗留问题。

（二）复垦后采矿用地退出难

复垦后采矿用地“退出难”体现在：一是采矿用地取得年限超过实际使用年限，闲置土地难以处理。按现行规定，采矿用地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年限没有限制；以出让方式取得的，按工业用地最高使用年限为50年（国家虽然规定最高出让年限为50年，但由于缺乏低于50年的年限出让的相关规定，实践中工业用地的取得基本都按50年）。根据前面的分析，采矿用地的实际用地年限最短的才4年，远远低于取得的使用年限，采矿结束后，企业不再需要使用土地，土地如何处置就成为问题。

二是缺乏收回或退出机制的规定，复垦后采矿用地难以退出。虽然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土地使用者不再使用土地或土地使用期限届满的，国家可收回相应土地使用权，但对如何收回、如何“退出”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政策文件都没有具体规定，从而导致滞留在企业中的土地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成为企业的负担。如中煤平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近几年投入大量资金，复垦土地多达55000亩。这些土地都通过征收后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仍剩余几十年的使用期限，为避免复垦土地的荒芜，企业只能投入大量精力用于农业生产。导致企业偏离主营方向从事农业生产，而农民无地耕种的尴尬局面。

三是由于复垦土地“退出”难，影响采矿塌陷地的及时恢复治理。采取地下开采矿产资源时，由于开采的特点、难以实现回填，一方面采矿辖区内的土方根本无法满足回填的需要；另一方面开采深度在地表以下500米甚至更深的，从技术上也根本难以实现回填。因此，很多地下深层采矿的地表土地只能等地表沉降、塌陷稳定后，再安排使用。虽然国家原则性地规定了由于采矿造成的塌陷土地无法恢复的由国家进行征收。但实践中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办法或相关政策指导，对塌陷土地的认定、征收的程序、征收后土地的恢复治理以及再利用等不明确，同时受土地利用计划指标或农用地转用指标的限制，造成大量塌陷土地难以履行征收、难以落实搬迁村庄的安置点，严重影响农民生产、生活，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如截止2009年安徽省淮北市由于采煤已累计塌陷土地约25万亩，且每年以不低于8000亩的速度递增。塌陷区内需要搬迁村庄274个，需安置居民20多万人，新村需用地25000多亩，但目前塌陷地由于属煤矿建设用地之外的土地，仅有14万亩办理了土地征收程序，仍有11万亩由于指标的限制难以履行征收，新村安置的用地受建设用地指标的限制，也迟迟难以落实，严重影响了塌陷土地的恢复治理，农民生产、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山东省济宁市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由于采煤造成的土地塌陷达525万亩，且以每年45万亩的速度递增。采煤造成的土地塌陷已使济宁市累计搬迁了49个村庄和55个机关、企事业单位，涉及近10万人。塌陷区的恢复治理与利用，保障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一直是当地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搬迁农民只能依靠煤矿每年提供的种植作物补偿维持生活，一旦资源枯竭、矿空人去，农民将彻底失去生活来源。

三、改进采矿用地管理的政策建议

为提高采矿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解决前述采矿用地取得、退出“两头难”的突出问题，建议：

（一）结合采矿用地的特殊性，灵活供地

针对采矿用地使用期限、实际用地类型多样化的特点，建议对采矿用地采取区别化的政策，对土地破坏程度低、用地周期短、生产结束后能恢复为可耕种土地的采矿用地、尾矿库用地等，以临时用地的方式使用土地，并允许延期一次，但土地使用及复垦恢复的总时限不超过五年为宜。临时使用土地可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手续，但必须进行合理补偿，与当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协商一致；采矿生产结束后不能恢复为可耕种土地的，按建设用地管理，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手续。

对使用期限超过5年，但少于工业最高使用年限50年的采矿用地，结合采矿用地的区位特点，建议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供地，并根据采矿用地的需要灵活确定出让期限；对既服务服务于矿产资源开采，又同时服务于当地群众的道路等基础设施占用的土地，建议与当地土地利用规划充分衔接，及时纳入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尽快出台采矿用地复垦退出的相关规定

针对目前国家对土地使用权收回的细化规定仍是空白的情形，建议尽快出台采矿用地收回或复垦后采矿用地“退出”的具体规定，包括塌陷地的复垦退出，明确收回或退出的主体、条件、程序及收回或退出土地的再利用等内容，以指导、推进采矿用地的复垦和退出；明确塌陷地办理征收的具体程序，并对资源城市在指标或程序上给予一定的支持，尽快解决资源城市由于采矿塌陷带来农民生产、生活及社会不稳定等问题。

（三）规范采矿用地方式改革试点的实施

为探索新的采矿用地方式，促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2005年部积极支持广西平果铝探索实践采矿用地方式改革。将采矿用地由原先征收后出让的方式，改革为临时用地的方式，使用完毕后及时复垦交还给农民；对于矿山工业场地、矿山运输公路及尾矿设施等永久性建（构）筑用地，仍按建设用地管理，以出让方式供地。广西平果铝试点的实施，促进了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有效保护耕地、缓解指标压力的同时，维护了农民土地权益。

2010年第35次部长办公会原则通过了《采矿用地方式改革扩大试点方案》，根据部领导的批示精神，将选取少数几个省继续开展采矿用地的试点工作，为确保试点实施的规范，避免试点走样或扩大，建议在总结广西平果铝试点经验基础上，研究制定采矿用地改革试点的管理意见，明确试点范围内用地的方式、还地的办法程序、农民权益的保障、制度建设及监督管理等内容，以指导和规范采矿用地方式改革试点的推进。同时，及时跟踪、进一步总结试点经验，起草出台短期采矿用地管理办法，使试点经验尽快上升为国家法律或政策。

信息来源：法律处

第五篇：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总结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总结

农村税费改革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分配关系，巩固基层政权，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搞好乡镇机构改革，分流乡镇富余人员，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重要措施之一。为深入贯彻省第四次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和市XX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精神，根据+++税费改革工作方案的任务分解，编办作为税改工作的成员单位，主要承担撤并乡镇的协办任务和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主办任务，至XX年3月，各项工作已结束，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现就涉及编办的改革试点工作总结如下：

一、工作完成情况

（一）完成乡镇撤并任务情况：

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和++部分乡（镇）行政区划的批复》（++复〔XX〕++号）及《++委、++人民政府关于部分乡镇区划调整工作的实施意见》（+发〔XX〕++号）文件精神，在XX年区划调整中，全区共撤销4个乡镇（++镇、++乡、++乡、++乡），其中++镇撤销后，新设立++、++2个街道办事处，撤并后，全区共有++个乡镇和2个街道办事处，精简10%。涉及撤销的4个乡镇的所有机构全部撤销，所有人员按区划调整分流。

（二）完成乡镇机构改革情况：

XX年乡镇机构改革，我办根据《中共++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机构改革的批复》（+复〔XX〕++号）文件精神，结合++乡镇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行政机构改革于XX年12月底结束，事业机构改革于XX年8月底结束。改革后，乡镇行政编制由++名减为++名，精简10%，实有人员由++人减为++人，精简7%；事业编制由++名减为++名，精简20%,实有人数由++减为++名，精简16%。上划整合后，乡镇事业机构由17个减为4个，精简76%；乡镇行政机构由8-10个减为1-2个，精简80%以上。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和规范机构设置，基本实现政企分开，优化人员结构，提高工作效率的目标。

XX年乡镇机构改革，我办根据《++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试行）》（+发〔XX〕+=号）文件精神，结合++乡镇实际，在XX年10月，就XX年配合农村税费改革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工作开展了调研，就涉及改革方面的有关问题与各乡镇党政领导、部分事业单位负责人交换了意见，形成了“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区乡镇、区级政府机构改革中竞争上岗的实施方案”、“人员编制调整方案”初稿，并征求了区直各有关单位的意见，经区委常委会讨论审批通过并予实施。在实施中严格审批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的“三定方案”，严格按照明确定位政府职能、推进政事分开和综合设置的要求，合理设置党政机构，精简整合乡镇事业站所。改革至XX年3月已全部结束，改革后，乡镇党政机构由++年的12个减为3个，精简75%，事业站所由++年的17个整合为7个，精简59%；乡镇行政机构由++年的10个减为3个，精简70%。

（三）乡镇行政事业站所整合情况：

XX年机构改革前，乡镇事业机构设置:党校、农经站、农科站、水管站、水产站、文化站、广播站、畜牧兽医站、成人技术学校、计划生育服务站、计划生育办公室、教育办公室、企业办公室、村规办、农机站、土地管理所、林业站、财政所、司法所、卫生院、中小学共21个。公安派出所、工商、法庭、税务由区直部门垂直管理。

XX年机构改革，按照理顺事业单位的人、财、物管理，精简压缩事业机构和人员的要求，设置综合性服务机构。乡镇事业机构除管理体制改革职能上划外，设置“三个中心两个所”，即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国土规划建设综合管理中心、社会事业综合管理中心、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所、财政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为服务性的事业单位，承担原农科站、农机站、兽医站、水管站的职能及企业办的部分职能；国土规划建设综合管理中心为行使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承担原土地管理所、村规办的职能及企业办的部分职能；社会事业综合管理中心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承担原文化站、广播站、成人技校的职能；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所承担原计生办的职能，仍为行使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保留党校，其机构归并社会事业综合管理中心；保留林业站、司法所、卫生院、中小学校，其机构上划区直主管部门管理。乡镇行政机构设置1-2个综合性办公室，即党政综合办公室、财经社会办公室。对原有的办公室（党委办公室、政府办公室、人大办公室、农业综合办公室、经贸办公室、社会事业办公室、教育办公室）和分设的小部门（民政办公室、统计办公室、老龄办公室等）全部撤销，并按职能划入相应办公室管理。

XX年乡镇机构改革，按照合理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职能的基础上实行分类管理的要求，整合乡镇事业站所。事业机构设置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农业（经济技术）服务中心（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劳动和社会保障所）、文化（广播）服务中心、村镇（社区）建设服务中心、畜牧兽医站、（党工委）党校，简称“一校一站四中心”，在++、++两个乡设海事所，++、++两个办事处设计划财政管理所。“一校一站四中心”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海事所为行使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农业服务中心包括原（XX年前）农经站、农科站、水产站、水管站、农机站职能，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包括计划生育服务、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劳动和社会保障职能，文化服务中心包括原文化站、广播站职能，村镇建设服务中心包括原村规办、路政管理职能。乡镇行政机构设置3个综合性办公室：党政综合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社会事务办公室（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科学技术办公室）。

（四）政府职能转变情况：

XX年末，结合中央、省、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精神，配合农村税费改革深化乡镇机构改革而进行的乡镇机构改革，通过明确定位乡镇政府职能，合理设置乡镇党政机构，合理整合事业单位，规范乡镇人员编制管理等，进一步理顺了区乡关系，实现了政事分开，转变了乡镇政府职能。通过改革，乡镇政府职能得到初步转变，工作由指令型向指导型转化已经成为乡镇领导干部的共识。税改前，乡镇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管春种、管秋收，要统筹、要提留，催还贷、催公粮、催税收”。随着税费改革的实施，乡镇政府失去了以往的工作重心，原有的工作思路、方法、手段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其政府职能

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由指令型向指导型转变已成为乡镇政府必然的选择。目前乡镇干部已明显感受到这种变化，绝大多数乡镇领导对乡镇政府工作由指令型向指导型转化有了共同的认识，并开始实施这种转化。

二、存在的问题

机构改革后，乡镇政府与事业单位、企业在人、财、物方面已基本脱钩，政事、政企得到分开，以前乡镇政府承担的技术性、辅助性、服务性的职能已交给了乡镇事业单位承担，政府职能得到逐步转变。但是，与农村税费改革的要求相比，乡镇机构改革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职能定了，但政事分开仍难以实现。不少乡镇在改革中都对乡镇政府职能重新做了定位，严格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科学界定了职能，但是组织实施中，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实现严格的机构和人员的分开，不少乡镇行政事业仍在一块，工作任务仍在一块，在乡镇中心工作得到强化的同时，中心站所职能被淡化，并且有不少行政人员兼任事业单位法人，不少事业人员被乡镇政府长期借用。

二是机构撤并了，但实际运作并没有完全到位。不少乡镇按照综合设置事业机构这个思路，整合了原有的站所，将职能相近或相关的站所组成一个中心，但在实际运作中，新组建的事业服务中心却难以磨合到位，表现在新牌子未挂，帐务、资产未清，法人登记手续不办理、不规范，办公地点未归并、统一，人员关系和实际工作未柔和理顺。

三是区乡两级都进行了机构改革，但衔接上仍存在问题。往往在不少区直各部门及部分干部的观念中仍然承认的是改革前的站所，承认的仍是改革前的对口站所，这给乡镇机构改革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四是不少乡镇干部不能真正理解乡镇改革的重大意义。不少乡镇干部仍认为不应该精简机构，认为精简机构、整合机构只不过是增加了层级关系，增加了领导人数。

三、对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整和乡镇事业站所、强化乡镇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工作方式的建议

乡镇政府作为人民政权的基石，是政权的基础、改革的前沿、发展的重点、稳定的关键，和人民群众联系最直接、最紧密。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乡镇工作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工作的重心和方法发生了很大转变。最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因此，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必须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提高对乡镇机构改革重要性的认识，审时度势，搞好推进。

一是要明确乡镇、街道办事处的功能定位。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社会管理的要求，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针，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是适应为“三农”服务、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二是要明确乡镇机构的职责定位。即要进一步明确究竟管理哪些东西，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做到权随责走，人随责配，逐步建立起权责一致的政府管理体制。

三是要根据职能需要严格规范乡镇机构和岗位、人员设置。要按照减少机构、整合资源、综合设置、提高效率的要求，结合乡镇规模和经济实力以及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工作要求，从紧设置乡镇内设机构，从严控制乡镇领导职数和人员编制。

四是要深化用人制度改革，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基层干部的选拔任用、教育培训、保障激励和监督管理等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乡镇干部的综合素质、服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要通过深化乡镇机构改革，推进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断理顺各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

五是应建立严格的淘汰机制。根据设岗定责的情况，对工作不能胜任，工作不在状态，甚至违背党纪国法的人员坚决予以淘汰，或分流，或待岗，畅通干部出口。

六是应理顺管理体制，逐步完善政绩考核体系。要理顺各级政府间“压力支配型”层层转嫁任务的管理体制和以各种“责任书”并明确“一票否决”指标的做法，逐步完善乡镇政府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七是要加强法制建设，提高乡镇政府依法行政水平。必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紧解决法律规范缺失的问题，使乡镇政府的管理行为有法可依，依法行政。

八是应加大对乡镇机构改革的检查监督力度，确保乡镇精兵简政，以巩固改革成果。在历次改革中，部分乡镇出现走过场，明改暗不改，精简内设机构，整合事业机构，难以真正到位。因此，应以刚性的措施，加强检查监督力度，防止有关部门以资金、项目审批等方式干预，要严格控制新机构的成立，防止有关部门把机构设置情况纳入检查、达标、验收内容。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二○○六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