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中国迎来新挑战

第一篇：大数据时代：中国迎来新挑战

大数据时代：中国迎来新挑战

日期：[2012年11月26日] 版次：[SA26] 版名：[深圳读本 深评]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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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涂子沛，知名信息管理专家、专栏作家，先后为《南方都市报》、《IT经理世界》多个报刊网站撰写专栏，著有《大数据》。涂子沛先生在中美两国都有广泛的技术、管理从业经历。

赴美之前，曾在中国省、市、县几级政府的不同部门工作过，现担任K IT Solutions软件公司亚太事务主任、中国旅美科技协会董事、匹兹堡分会主席。涂子沛先生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获信息技术科学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关于大数据，我会讲三方面的内容：第一，解读一下大数据现象；第二，谈谈大数据这个现象的意义；第三，讨论一下这个时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挑战？

五因素促成大数据形成

首先讲讲大数据现象。“数据”不是“数字”，对数字可以有很多解读，但是对数据来说，它就是一个有根据的数字，是对客观事件的记录，所以它不仅仅是数字。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数据”的概念和内涵在不断丰富。因为人类发明计算机之后有一个外来词就是“database”，翻译成中文是“数据库”。人类的计算机最早只能处理数据和数字，后来计算机技术不断向前发展，可以处理图像、文档、视频、音频。这一切的东西，无论是文档还是视频、音频，都存放在数据库中，所以，后来大家就把它们统称为“数据”。

不仅是数据的内涵在扩大，数据的体积也在扩大。但是这个“大”的含义也是在不断演变的，最早提出“大数据”的时候，这个“大”意味着重要。到2000年，这个定义又开始慢慢转变，这时很多企业的数据业绩有“太”级别的数据了。2000年，有一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定义说“200太的数据是大数据”。我认为大数据不仅仅是从容量来看，容量不是那么重要，而是要从大含量、大价值方面来看。

“大数据”现象是怎么形成的？我认为有5个因素，包括摩尔定律、普适计算、数据挖掘、社交媒体、云计算，它们促成了“大数据”的形成。首先说摩尔数据。1965年时，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总结出一个规律。他说同一个面积的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在成倍增长，每一到两年就增长一倍。这意味着存储量越来越大，计算量、计算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密集，同时价格在不断下降。从上世纪50年代人类开始有存储器之后到现在，它的价格下降了300万倍。

1988年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叫做“普适计算”，是马克·韦泽提出的。1988年，他说人类计算机浪潮应该有三组：第一组是主机阶段，很多人共用一个主机，这个主机非常大。然后，可以人手一机了，但是他说这不是终结，未来时代计算机变得非常微小，计算机会无处不在，甚至融入到日常环境中，你发现不到它在计算。我们现在是否已经进入这个时代了？个人的手机已经很小了，其实它就是一台个人电脑。还有无处不在的传感器。我们现在谈的互联网就是普适计算的一部分，覆盖全球的互联网就是它的一个子概念。它又为我们解决了一个新问题，这时人类收集数据的能力得到增强，不仅仅是保存数据了，我们还可以广泛收集数据，无处不计算。1989年时，一个新的东西成为热点，这就是“数据挖掘”。超市通过数据挖掘、购买记录，判断出顾客的需要，定向投放广告。数据挖掘有两种：一种是对过去进行挖掘，发现规律，把这种规律提炼出来；一种是对未来进行预测。数据挖掘解决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现在人类不仅收集、保存数据能力很强，分析数据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2004年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现象，社交媒体出现了。这时不仅是信息系统，每一个人都在贡献数据。原来的信息记录是一个严整的、有格式的，数据库也是这样的，这个长度是一致的。但是到微博时代就变成了非结构化的数据，每个人都在贡献数据。微博不仅在中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全世界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前两天在北师大和别人交流，他们谈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一个学生总结了一个现象，“信息只能传播信息，行动才能够引发行动”。其实公民社会就是一个可以产生集体行动的社会。

2006年，“云计算”出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公用电话网解决不了私密通话的问题，后来有一个新技术叫做虚拟技术(VPN)，它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在想与别人通话时，立刻运行这个软件，就可以架设一条虚拟专线。他们就把这种服务称为“云”。1997年时，就有教授把“云”和“计算”结合到一起。为什么？他们认为计算也会变成这样。不要你去买芯片、处理器，计算会成为一种服务，想要的时候就来。云计算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软件即服务，也就是用互联网上的软件，而不用自己装软件。第二种是平台即服务，用它的软件后，连操作系统都不要装了。第三种是设施即服务，不仅系统不需要了，自己的计算机也不需要了，只需要一个显示器就可以了。很多专业机构都认为“大数据”这个现象非常重要，是人类下一个创新竞争的前沿。2012年3月份，大数据甚至成为了美国的国家战略、国家行为，美国联邦政府把它上升到与当年的互联网和超级计算一样的高度。当年的互联网，美国政府投资5亿美元，现在对大数据的第一次投资也达到2亿多美元。

从“信息时代”走向“智能时代”

我认为大数据这个现象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它意味着我们从“信息时代”迈向“知识时代”，最后再走向“智能时代”。

在信息时代，信息无所不在。信息时代再向前迈进就是知识时代，知识无所不在。知识是系统化的、有规律的、经过了分门别类整理的信息。进入大数据时代，不仅仅是知识无所不在，而且是智能无所不在。计算机最后就是发展到智能，能自己算，自动识别很多东西。大数据时代出现之后，数据成为一个重要的资源和创新的基础，成为这个生产过程当中一个基本的要素和资产。我们看到数据也可能成为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数据最大的作用就是可增值性，通过整合可以发现新的知识。人类已经从软件时代进入了数据时代，正因为数据的重要，基于数据的创新和竞争成为企业、组织，甚至国家之间的一种竞争形式。

大数据还催生了很多管理创新。美国、英国三所大学合作，把240年庭审记录输入到电脑中去，进行分析，并且与其他数据进行整合，分析犯罪情况与社会的运行，经济情况的改变有没有关系。

社会科学在以前是很难量化的东西。你来研究我，我就会有一种抗拒，行为就被扭曲了。而这个时代的数据那么多，你的个人行为已经在网上被广泛记录了。当这些记录被整合到一起时，人的行为就可以量化了。

怎么去理解大数据？这绝对不能从体积上去理解，而是说人类现在分析数据的能力得到增强了。即使是小的数据，也能从中发掘出大的价值。美国为什么会有一些创新？因为数据是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来挖掘。数据已经成了资产，成为一个创新的前沿，是一定要开放的，只有数据开放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中国需要法律规范数据发布

大数据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从知识时代向智能时代的迈进。最后来看一看大数据时代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挑战？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挑战？

互联网数据是如何产生的？主要是互联网和手机产生的。本来我们应该是个数据大国，但是很可惜，中国的数据很少。为什么？我认为是我们收集数据的意识比较差。即使有这种数据，数量也是比较低的，公信力也是比较差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标签，就是你每发一条新的信息都要标签化，给这条信息来打标签。W eb3.0，这是一个什么时代？简单说，就是一个“打标签”的时代，它也叫做“羽翼网”，这时的搜索就会完全改变。“羽翼网”不仅仅是每个网站都有一个网址，每一个数据在网络上都有一个地址，你都可以找到那个数据。然后那个数据有很多标签对它进行定义，相同标签的数据可以自动联系起来。w eb2.0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一个“推时代”，是被动的时代。而未来时代是“拉时代”，主要权利在你，你想用什么数据在网上拉就行，而不是“推”。

中国数据质量低、公信力差，我们的传统也不重视数据，数据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数据一致性低，这也是全世界面临的挑战。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要进行整合，这个系统和那个系统的数据要连接起来。这就牵涉到数据的定义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各种不同的信息系统加总起来？现在在设计新系统时就要考虑数据定义必须和其他系统是兼容的，是可以对接起来的。

美国有《数据质量法》，公民、公司、组织对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是可以质疑的，可以提起审核、质疑，甚至最后可以打官司。中国也需要这样的法律来规范数据的发布。

在根本上，我们的文化传统或者我们这个国家，按文化传统来说是轻逻辑、轻数字的传统，在别的国家实现了数字化管理时，我们还是不能合理运用数据来进行管理。这就是“数据治国”。当然我们在用它的时候，不能说取代“依法治国”，这是两码事，不能把它极端化。因为数据代表了对客观世界的记录，数据的精神归根到底是一个尊重事实的精神，是一个理性的精神。你把角色建筑在数据之上，而不是建筑在意识形态之上，不是建筑在利益关系之上，而是建筑在事实之上。

还有一个挑战，这就是隐私权的挑战。我们认为隐私权是个人自由的一道屏障。大数据时代，如果有一种力量把所有的信息系统都加总，那你个人还有隐私吗？1974年时，美国就设立了《隐私法》，保护的主体就是数据。信息时代的个人隐私权也集中体现个人控制、编辑、管理自己数据和信息的一种权利。关于隐私权的变迁，在信息社会，隐私权的重心就体现在你的个人数据上。

数据开放和公开不一样

最后谈一谈开放数据。数据的价值在于整合，谁在这个社会中有最多的数据？政府是其中一个，你的数据需要整合，首先就要与人口、地理、天气、经济的信息这些最根本的数据进行整合，所以这部分数据是应该开放的。而开放这部分数据实际上也是有法理根据的，政府是纳税人供养的，它收集了我们的数据，但不开放给我们使用，这在法理上肯定是不合理的。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个概念，数据开放和数据公开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例如你到商店中买东西，很显然，所有商品的价格是公开的，但是这不叫开放，什么叫开放？例如沃尔玛，把所有商品的价格以电子数据库的形式放到网上，这时另外一个公司可以把它的数据完全下载下来，立刻就与自己的数据对接起来。想象一下，如果所有的商店把它所有销售商品的价格开放到网上，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就是开放的效果，而不是公开的效果。

不能仅仅从数据公开的角度来理解数据开放，数据开放是能推进经济由粗放型增长向精细型发展转型的，是有利于经济转型的，是可以推动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发展的。数据开放还有什么作用？如果把数据库上的原始数据开放给公民，那么数据的公信力是否会提高？这可以让公民自己去计算。

数据开放的运动在海外绝对不仅仅是停留在政府层面，商业数据也在开放。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有一个新的词叫做“数据权”。它首先在英国产生，而不是在美国。开放数据不仅仅是一个知情权的问题，现在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是如何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的问题。涂子沛

(本文为嘉宾2012年11月18日演讲稿，有删节。)

第二篇：中国餐饮业迎来整合时代

中国餐饮业迎来整合时代

统计显示，餐饮行业的资本运作脚步在加大，避风塘、俏江南、一茶一坐等知名餐饮企业均在近两年内获得过风险投资。今年1月，净雅餐饮就得到了来自深圳创新投资集团的投资。事实上，目前已经有小肥羊、味千拉面等餐饮企业陆续上市。

“未来几年内很可能看到中国餐饮业异常活跃的情况。”AlixPartners中国区董事ChristianPaul表示，由于现有本土连锁企业继续寻求扩张以及西连锁餐厅将进入中国市场，未来几年内很可能看到中国餐饮业异常活跃的情况，部分领先的国内连锁餐厅已经筹集资金准备扩张，餐饮业未来非常可能出现进一步的并购。”

品牌化、工业化、一体化整合发展

根据全球商业咨询公司AlixPart 鄄ners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餐饮公司数量虽然多达510万家，但整个行业比较分散。其中百强餐饮企业份额只占整个餐饮行业的6％，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接近一半。

该项研究包含了对行业的深入考察和一项对1030个消费者的调查，样本取自中国的13个主要城市，平均年龄介于20—25岁，旨在确立这一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去年百胜餐饮集团收购小肥羊20％股权这样的交易，这使得他们成为国内最大和最多样化的连锁餐厅，另外像英联投资(Actis)向呷哺呷哺投资5000万美元以及鼎辉(CDH)2008年底向俏江南投资4300万美元。”Paul表示，部分领先的国内连锁餐厅已经筹集资金准备扩张，餐饮业未来非常可能出现进一步的并购。”

这样的结论在清科资本的研究中有体现，清科资本近期发表的研究报道指出，未来餐饮行业将沿着多品牌化、工业化以及餐饮与食品一体化的方向上整合式发展，并由此催生出若干巨型餐饮航母。而这些企业将是未来餐饮行业IPO的主角，亦是行业购并整合的主角。清科的报道同时指出，未来餐饮企业的旗舰应该是跨业态的餐饮平台。这种餐饮平台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化餐饮需求。如果是现在的领先者是单一业态，未来也必然通过购并等方式向跨业态餐饮平台发展。

分享2万亿元餐饮蛋糕

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餐饮业零售额达 15404亿元，比 2007年增长24.7％，连续18年保持两位数的速度。根据历年数据分析，预计到2010年，中国餐饮业零售额将达到2万亿元。

根据AlixPartners调查，西方餐厅同样有望分享中国的增长。目前，美国企业在中国拥有大约 1％的市场份额，并且仅有美国快餐连锁，如肯德基、麦当劳和必胜客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AlixPartners中国区董事 ChristianPaul称，“对任何未来想在中国保持竞争力的餐厅来说，经营者必须提供高质量的食品和始终如一的良好服务。与在美国相似，食品质量是中国消费者决定总体价值时最重要的因素。中国消费者对服务比美国消费者重视得多，后者更重视价格。在中国，其他的重要因素是价格、氛围和近便，并且口碑是最有力的广告形式。”而清科则关注更多的是卓越的职业化餐饮管理团队。清科资本分析师表示，中国餐饮的快速发展仅仅10余年的时间，在此土壤上积累的职业化餐饮管理团队可谓凤毛麟角。优秀的餐饮企业是个精细化管理的企业，对中高层人才要求具有很强的战略规划能力、管理能力以及执行力。

同时，清科资本还分析了多样化菜品研发能力和超群的品牌化运营能力同样是该行业发展的条件。（南方财富网股票频道）

第三篇：大数据时代金融业面临挑战及应对

大数据时代金融业面临挑战及应对

大数据是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信息技术领域又一次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大数据已成为各行业“兵家必争之地”。大数据时代到来, 首先引起全球高度关注的行业之一就是金融业。大数据的特点，第一是容量大；第二是速度快；第三是类型多样；第四是强调海量数据之间的关联性而非因果，金融业是信息密集型服务产业, 在数据特征和数据处理要求方面基本符合“大数据”概念与特征。大数据是重塑金融竞争格局的一个重要支撑和抓手，给金融业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大数据给金融业带来的挑战。第一，金融机构提升自身能力的挑战。近年来，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在诸多方面与传统商业银行既相互竞争，也蕴藏着巨大的合作空间。传统银行必须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互联网金融，变被动为主动，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服务能力。通过着力提升自身的资产管理、风险管控及金融服务能力，才可能从根本上留住客户资金。首要工作是控制好信贷风险，应提高风险管控能力，由加快发展向稳健发展转变。第二，外部机构组织的挑战。技术环境的革新使得传统金融模式面临着巨大变革。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快速发展，银行的传统经营模式面临革新。互联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信息交流方式，迅速改变着传统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行业内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甚至是行业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银行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支付方式也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第三，大数据对信息安全的挑战。伴随着数据大集中的实现，风险也相对集中.一旦数据中心发生灾难，将导致金融业的所有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和全部的业务处理停顿，或造成客户重要数据的丢失，其后果不堪设想。近年来，国内外金融机构因为信息技术系统故障导致大面积、较长时问业务中断的事件时有发生。第四，对金融大数据分析人才的挑战。现代社会，人才在金融业核心竞争力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面对大数据时代和信息化金融的发展，金融机构要“居安思危”。及时准确研判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和金融发展的趋势，充分认识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素质的人才才是最稀缺的资源。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重视现代金融人才培养，特别是挖掘和培养既懂业务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大数据时代金融业发展应对策略。一是建立完善的大数据工作管理体系。银行业应充分认识大数据的重要性，在总行层面建立大数据工作推进机制，制定大数据工作规划，主管数据部门对大数据工作进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集中管理，业务部门承担大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的职责，全面定义、收集、多方式整合集团内外部各类数据，形成管理数据、使用数据和推广数据的有效工作机制。二是增强数据挖掘与分析运用能力。在银行内部全面推广基于数据进行决策、利用信息创造价值的观念，引进数据挖掘和大数据运用专业方法和工具，培养专业数据挖掘分析人才队伍，重视人才的经济金融、数学建模、计算机新型算法等复合型技能，建立前瞻性的业务分析模型，把握、预测市场和客户行为，将数据深度运用到业务经营管理过程，利用数据来指导工作，设计和制定政策、制度和措施，做到精准营销和精细管理。三是建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定价体系。当前，资金的交易变动频率和流动性加快，大数据从更宽广角度，预判负债的波动情况，能更灵活测算是否满足监管要求和贷款需求变化，从而为银行以存定贷、以贷吸存策略提供量化支撑，可有效降低资金成本。银行还要运用大数据分析，建立起综合服务和信贷差异化定价体系，做到对不同产品、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实施差别化定价，最终实现一户一策的综合化、差异化服务，提升精准营销水平。四是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大数据能较好地解决传统信贷风险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提升贷前风险判断和贷后风险预警能力，实现风险管理的精确化和前瞻性。大数据时代，银行业可以打破信息孤岛，全面整合客户的多渠道交易数据，以及经营者个人金融、消费、行为等信息进行授信，降低信贷风险。

第四篇：中国何以迎来自信时代

中国何以迎来自信时代

要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引导大学生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摘自2013年上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中国何以迎来自信时代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发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时代最强音，这是对新中国60多年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的高度肯定。它所产生的背景，纵向看，跨越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横向看，则横跨1949年以来的世界。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好的时期，今天中国的制度是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1949年以来的中国是全球主要国家发展最好的。这三个事实判断，构成了中国自信的基础。

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

一、近代以来的纵坐标

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自此中国由一个“中央帝国”被带入强雄林立的国际体系。不管是满清还是随后的中华民国，尽管努力不止、代价不休，却都无法适应历史、回应历史，从而将中国带出五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低谷，国家和民族都沦落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

据中国当代国际法专家王铁崖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共缔结过1175件约章，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势力范围林林总总，将中国层层锁定，成为全球大小国家任意欺凌的对象。19世纪美国外交官、精通中国事务的何天爵曾愤怒地指出：“现代的万里长城主要是由鸦片箱构筑起来的”。

中国彼时的国运正如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所叹息的：“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未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见得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法招架，于是只要他们报出一个国名，清政府就一一跟他们签订条约。他们虽然没有把中国打败，结果却每一个都是战胜国，跟蝗蚁一样叮在中国身上吸血„„在这些弹丸小国眼中，中国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大肥佬，如果不乘机坑骗一下，简直良心上过不去”。

在世界新老列强瓜分中国达到高潮时，竟然出现了人类文明史前所未有的荒唐现象：日本要求中国保证福建省不割让他国，法国要求清政府保证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以及海南岛不割让他国，德国要求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而这些列强瓜分时连最起码的外交程序也没有，直接派军舰占领，声称有租借的必要，就万事大吉；英国先是强迫中国向它借钱，当日本收到清政府以此借款支付的战争赔款而撤出威海卫时，英军就开进了。所有这一切，清政府都不得不全盘接受。

这样的国家，其国民在世界上自然也备受歧视。美国政府允许日本留学生攻读军校，却不给中国学生同等待遇。中方交涉，美国国务院竟回函称“美国大学没有你们中国学生立足之地”。1882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更使华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国会和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

尽管清政府如此不堪，相对而言，它毕竟对内还能勉强维持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对外则还能保持一个国家形式上的主权独立，而且战争结束和内乱平定之后还能有短暂的和平与喘息时机。到了所谓的“亚洲第一共和国”亦即中华民国时期，则连这一点能力都丧失殆尽，甚至西方列强即使想签订不平等条约也不知道要和哪一个政府打交道了，百姓则是在接连不断的内战、外战和灾荒中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残喘苟延。

中华民国时代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在其短短的37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 岁，文盲高达80%。中国几千年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挑战都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

在民国初年，中国有三条道路选择。一是旧体制内的新人物袁世凯选择走向帝制。二是代表体制外民间力量的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三是孙中山主张继续革命。然而，一番博弈下来，袁世凯固然称帝失败，横死而身败名裂。梁启超心仪的开明专制——君主立宪也同样没有实现。至于一向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也仍然一败涂地，抱憾离世。中华民国堪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所有博弈者全盘皆输的历史阶段：帝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共和的胜利，而是无一胜者，从而使中国陷入绝境和死路。《剑桥中华民国史》总结道：“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似乎彼此促成了各自的灭亡”。

对民国，当时记者黄远庸（笔名远生,有“民国第一名记”之称）曾有如下评论：“一国受人欺凌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 中华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商人、身体力行实业救国的张謇（他曾被票选为民众“最敬仰人物“）1926年临死有如下遗言：“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使成为一战、二战战胜国时也依然没有多少改变。一战后，中国代表团去参加巴黎和会，欲向法国总理颁发大总统勋章，却被一口回绝，最后什么权宜也没有争回。二战后，同盟国英美苏仍然侵害中国的主权，三国均在中国有军事力量存在，享有治外法权。

蒋介石时期的中华民国究竟如何，不妨听听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口述自传》中打破外交惯例直言不讳的评论：

“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30.5亿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真正改变中国积弱积贫，一举消除了自曾国藩时代起就困厄国人的兵随将有的军阀化倾向，完全摆脱了国际强权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涉，重建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还是1949年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完成这上述任务用了100年。

二、六十年一甲子的横坐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已过一个甲子。纵向比，用台湾李敖大师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早就超越汉、唐。那么横向呢？我们不妨先从亚洲两大强国日本和印度说起。

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完成工业化，是世界五强之一。这也是它在二战期间能够同时挑战美国、英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等世界大国的原因。二战它虽然是战败国，但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仍在。而且它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和保护之下，享有巨大的和平红利。由于冷战的因素，得到了美国单方面的贸易优惠。60年间，它没有发生过战争、内乱，没有走过任何弯路。

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20年后的今天，它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全球第一，高达225%——其政府预算中的一半要靠借债！2012年经济再度出现负增长，国民储蓄率（家庭储蓄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例）竟然连续5年仅为一向没有储蓄传统的美国的一半！与经济失去的20年相对应的，则是日本政治上混乱的20年。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了7任首相、9个内阁——这其中还发生了6次内阁改组。这期间最短命的羽田内阁仅存在了两个月零两天。21世纪头12年，更出现8个首相，11个内阁——这其中还有10次内阁改组。最短命的小泉第三内阁仅维持了一个月零十天（另一个短命的森喜朗内阁仅持续了三个月），实际已经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鸠山上台后竟然异想天开地“疏美亲中”、2011年日本发生百年一遇地震和海啸，时任首相的菅直人虽然无能还亲自指挥，结果导致核电站爆炸而在下台后被检方起诉！灾难过去几个月了，灾民还得不到安置，处于生活无着的状态。野田佳彦上台后竟然在主权问题上向中国挑衅（国有化钓鱼岛）。一个经济上20年无法摆脱困境、政治上20年持续混乱的制度，算是一种什么制度呢？

印度1947年独立建国，被认为接收了其殖民时代宗主国英国留下的民主、法治、行政体系以及流行全球的英语等优势资产。虽然前30年，发生过三次印巴战争、短暂的中印战争、全国性**引发的长达一年半（19个月）之久的全国戒严，但总体上来讲，其弯路要比中国小得多。尽管如此，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整体上仍然略优于印度（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是中华民国时期）。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印度和中国的差距迅速拉大。据印度媒体分析，经济发展上，它比中国落后10年，社会发展上，则落后30年。印度今天的GDP为1.8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2年的水平。贫穷人口比例，印度也相当于2002年时的中国水平。城市人口水平，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95年时的水平。在改善卫生条件上，中国领先印度17年。儿童死亡率，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世界还记得，2012年7月31日，印度发生了11年来最严重的断电事故，全国超过一半地区、约6.2亿人无电可用，受影响人数超过欧盟国家人口总和、美国人口的两倍。这不仅是印度10余年来最严重、也是全球历来最大规模的停电事故。此时世人也才知道原来这个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竟然有1/3的家庭所获得的电力供应，还不足以点亮一个灯泡。

尽管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耕地，但根据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2011年全球饥饿指数(2011 Global Hunger Index)显示，印度在81个国家中排名第67位（中国是第4位）——后33位被指饥饿是最主要的威胁，有两亿人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是世界上饥饿人数最多的国家。(全球饥饿指数根据一个国家营养不良人口的百分比，五岁以下体重过轻儿童的比例以及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等指标来衡量饥饿程度。)2012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将印度的营养不良问题称为国家的耻辱，因之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有42%的儿童体重过轻。

日本和印度，还有一个共性，即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发表的2012年全球性别报告，日本和印度男女不平等程度在135个国家中分别名列第101名和105名，远远低于众多非洲国家、中东国家。中国是第69名，名列亚洲最佳五强行列（该指数都分列各洲前五名国家），优于欧洲的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和匈牙利等国。

最近，印度首都新德里一起强奸案引发全国愤怒和抗议浪潮，就是对女性长期所受歧视不满的总爆发。根据路透社的调查，对女性而言，印度是全球危险程度第四高的国家，比索马里还要糟，略好于战乱不断的阿富汗。新德里更是以“强奸之都”而恶名远扬。印度除了严重的男女不平等，还有更触目惊心的种姓制度。目前印度低种姓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群体遭遇到全方位的歧视，再加上广大受歧视的妇女，这等于是说在印度，绝大多数公民是二等公民。

1月8日，印度新德里，学生抗议轮奸事件。

虽然日本和印度一个号称亚洲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一个号称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一个没有平等或者严重存在不平等的社会，是一个好的制度吗？

再来看看美国。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陷入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5年间搞了四轮量化宽松却于事无补，其债务却已经高达16万亿——奥巴马上任时还只是10万亿，他竞选时声称第一个任期要减少一半至5万亿，结果却是不减反增。今天的美国每花出1美元，其中的45美分就来自借债。经济危机中，许多中小城市宣布破产。如果不是宪法规定州政府无权破产，许多资不抵债的州也早踏上破产的境地。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设有债务上限的国家之一，但其债务上限自1960年以来，已经提高了78次，平均一年接近两次。债务上限的作用早就形同虚设。

如果以冷战后20年来看，美国先是搞出互联网泡沫，后又搞出房地产泡沫，最后以次贷危机为标志，出现大崩盘。对外则战略性错误地发动一场又一场战争，将其软硬实力无谓地大量消耗。

从国家进步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内外战略显然都出了严重的问题，和同时期中国抓住每一个机会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面前，美国正在丢失一个个桂冠：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美国超越英国后，100多年来第一次被另一个国家反超）、全球第一大汽车销售国、专利申请全球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200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达到50%！

对于美国的制度，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读。倒是美国前总统卡特一席话，颇令人寻味。卡特2012年年末参加“三亚财经国际论坛”表示，他本人很讨厌攻击中国的言论，但很不幸，这就是美国政治生活运转的一部分，幸好选举结束后，这些言论会自动消失。

和卡特只谈现象不同，美国也有人开始把矛头指向美国民主制度本身。保守派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有如下的评论：现在大家把民主奉为神圣的信条，殊不知建国之父很少谈民主，他们是以共和的原则来建构国家。民主与共和的一大区别在于，民主相信多数人，共和则对人性高度不信任，要设计一套制度来抑制变幻不定的人性所可能带来的破坏力。

和强调自由企业法则的美国不同，欧洲则是以福利制度为基础的庞大官僚体系、持续升高的收入再分配制度（税收）和政府控制企业为特征的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也同样不可持续。今天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最重的希腊，失业率高达25%，青年人失业率高达60%，百姓生活整体倒退10多年，许多孩子被父母抛弃至学校、幼儿园、政府机关。希腊原本是欧洲自杀率最低的国家，希腊东正教更拒绝为自杀者举行葬礼。根据希腊卫生部报告，2011年上半年的自杀率与2010年同期相比暴增40％，甚至发生了在雅典宪法广场举枪自尽、带着90岁老母亲一起跳楼的骇人案例。

西方在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挑战面前，既没有出现指点迷津的思想大师，提不出指向性强、思路清晰的改革路线图，也没有出现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那样的政治领袖，以推进大刀阔斧的改革。整个社会依然处于混沌、迷茫、束手无策的境地，其精英的制度自信心迅速下降。

中国崛起过程中，西方一直都在质疑中国模式能否持续。应该说，谁都不是预言家，中国模式未来是否能够持续只能由历史来验证。但历史（这场危机）已经告诉我们，欧美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进行重大、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否则将很难渡过难关。

类似于今天西方经济危机的考验，自中国崛起以来已经几乎成为常态。上世纪80年代，是拉美经济危机，90年代先是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再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和俄罗斯经济危机。但中国大陆不但没有发生类似的危机，而且顶住了各种危机的冲击，进而又不得不担负起克服危机的区域或全球性责任。今天的中国，被称为金砖国家，但在五大金砖国家中，中国GDP的总量是其他四国总和的两倍还要多（广东一省GDP2008年就超过南非，和荷兰不相上下），全球竞争力更是以名列第29位而远远把另外四国抛在身后（巴西排名第48，南非排名第52，印度排名第59，俄罗斯排名第67）。反腐败问题，中国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也是表现最好的。根据透明国际2011年排名：巴西73位，中国75位，印度95位，印尼100位，墨西哥100位，孟加拉国120位，巴基斯坦134位，尼日利亚143位，俄罗斯143位。

三、中国制度模式的特点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当回顾历史，环顾全球，只要尊重客观事实，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制度不仅是100多年来中国最成功的制度，也是60年总体看来全球表现最佳的制度。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读中国的制度模式呢？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说中国的政改是未雨绸缪，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则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以领导权力的更替为例。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最后，不妨借用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一段话作为中国复兴的注脚。他在2008年7月参加中国经济变革3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说：“过去30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以外的人对此并不十分了解，但我们都清楚中国的变化，对全人类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是全人类的奋斗。”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并不仅仅是担当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不是从欧洲每年进口

1000亿美元的商品，不是入世10年每年平均进口7500亿美元商品，也不是对欧洲的投资超过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不是减免了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多少债务和提供了少援助,而是中国走出了了一种新的而且是十分成功的模式。这也难怪《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托巴斯·弗里德曼不无忧心地感叹：我很不愿意地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显然，当西方精英开始失去自信的时候，中国正迎来自己的自信时代。

第五篇：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机遇和挑战

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机遇和挑战

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因为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特别是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融合，使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无处没有数据的存在，大数据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

一、大数据显示的是过去，但揭示的却是未来

“大数据”之大，就在于将各种分散的数据（信息），彼此联系，由点而线，由线至面，由面到层，多维度综合，彰显出事件（事物）更完整、更全面的真貌，让人们能更清楚地理解事件（事物）的本质和未来的趋势。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将像传统的“人、财、物”一样，逐步成为社会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创新资源，并将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力和社会创新的新活力。

研究表明，从人类文明开始到2003年，人类共创造了5TB（兆亿字节）的信息，而现在，这样的数据量却仅需两天就被创造出来，且速度仍在加快。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创建和复制的数据总量，就达到了1.8ZB(1ZB等于10的21次方比特)，相当于全球每人产生300GB以上的数据。目前这个数字仍在快速增长，预计2020年，全球产生的数据量将超过80ZB。

数据就是信息，信息就是数据。移动互联网在线，让数据24小时随身随时可复制、可传播、可整合。同一份数据可以在不同的服务器上快速流转、重复使用，不同的数据可以快速互相整合、产生新的效用，数据的价值越来越凸显，而它们的保存成本和分享成本却越来越降低。人们使用数据，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用数据说话、用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是要通过数据获得启示，发现新的知识和规律。

大数据对人类带来的影响主要有：1.“大数据资源”将成为重要战略资源。2.“大数据决策”成为一种新决策方式。3.“大数据应用”推进信息技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4.“大数据开发”推动新技术和新应用不断涌现。5.“大数据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安全。

大数据显示的是过去，但揭示的却是未来。我国“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就是通过对巨大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建模，可视化分析，沙盘演练后做出的科学决策。中国高铁建设、中国路桥建设、中国通信技术、中国金融业……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中国“大数据”在支撑，这也是党中央作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战略的坚实基础。

二、大数据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党现有8800多万名党员，这本身就是一个大数据。这个大数据也表明，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动员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发有为，开拓创新，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奇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就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然而，大数据的“精准营销”对“三贴近”的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机制、内容、方式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必须与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特征相融合。也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必须贴近时代特征、贴近社会热点。比如，传统的电影、电视剧的制作理念，强调的是好本子、名导演、名演员、封闭式拍摄和强势广告宣传。而“互联网+”的制作理念则是开放、协同、共赢，在操作层面上：一是采取互联网调查、统计出民众的期待热点，再写剧本。并且在边拍摄、边上映过程中不断听取观众反馈意见调整剧情；二是采用植入式广告降低成本；三是采取网上调查，起用“偶像型”演员；四是采用开放的“粉丝探班”形式，来炒作“热点话题”。可见，今天微博、微信、APP、二维码、电子考勤等等“大数据”载体都可以成为思想政治工作多维度整合考虑工具，并可作为“精准营销”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依据。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的机制必须与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节奏要求相融合。也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机制必须贴近生活节奏、贴近“社会生态区”。淘宝十多年发展的颠覆性数据故事的背后，是商业模式和运营机制顺应“互联网+”时代要求的创新。首先，是大数据统计指导下的“精准销售”商业模式的创新，数据是社会规律、商业规律的载体，统计分析则是发现这种规律的手段；其次，是扁平化管理机制告别了官僚式分层管理，节点化驱动模糊部门界限，依据工作流程为导向建立临时工作团队，让每一个发起流程“节点”的人来驱动业务发展总进程。人人都将成为核心，人人又都不是核心，流程完成，部门解散。这些“精准营销”商业模式和运营机制的创新为思想政治工作机制的创新提供了范本。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必须与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人民群众的需求相融合。也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必须贴近人民群众，贴近人民群众的中国梦。不同的历史阶段，人民共同的向往和追求是不同的，当前，我们必须要把实现中国梦，实现企业（集体）梦，实现个人（家庭）梦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思想政治工作才可能在人民群众中“走心”。总书记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时期，我们要结合实现中国梦的大目标，通过互联网开放数据（信息），将原来由少部分社会精英垄断的知识和资源，向人民大众开放，集合大众智慧，推动创业创新，这就是“众创”。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大数据”的收集、统计、分析、提炼、利用等工作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大数据”时代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精准营销”提供了广阔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