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的精神及分权原则(讲稿)

第一篇：美国宪法的精神及分权原则(讲稿)

美国宪法的精神及分权原则—— 讲稿/廖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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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的精神及分权原则 —— 讲稿  开场。。

美国宪法制定的目的有两个——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在此我想通过简短的例子和通俗的文字简要的阐述自由精神、分权制衡原则。

在讲分权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谈谈美国宪法的精神，我想了解美国宪法的精神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宪法、法律而不至于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什么是美国宪法的精神——那就是自由、自律。美国的自由建筑在对人性善良的信心，即使偶有穷凶极恶之人，除非大权在握，否则也不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和大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宪法只是阐明了人民的权利，而对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却自一字未提。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多少美国人中有多少愿意为自由而牺牲生命或爱情的，我们虽未可知，但好莱坞的电影电视常常给外国观众一个典型的印象：美国人是开放的、自由的、充满个人主义的。我们看到屏幕上美国西部牛仔的“光辉”形象——穿着牛仔裤、嚼着香口糖，边走边哼着摇滚或黑人音乐，身体左游右摆，衣服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们吃的是汉堡喝的是可口可乐，离离合合当是家常便饭。。。这样一个放任的社会怎么成为世界的一号强国呢？（或许你会有…..疑问）下面这个小小的例子可能让大家对此有所改观：

1989年10月19, 加州旧金山市发生7级大地震。桥断了，交通瘫痪了，房子、汽车、工厂严重受损，所幸的是人员伤亡还不是很多。地震后的几天，该市的市民遵循政府的劝告留在家中把街道让给救援人员和车辆。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抢购、趁火打劫。好几个取得居民被疏散到露天公园里，市内的餐厅立刻弄好食物送到灾区；市民将家里的罐头、毛被等急用物品送到灾区。街道的灯坏了，市民自动用手电筒轮班指挥交通，维持秩序。

在一个集体社会里，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自由的兄弟是“自律”，自由的另一方面是自我约束和尊重别人的权利。在旧金山大地震中，美国人在自律、公德、相互尊重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水准。了解这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美国宪法的精神和原则。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国家做个比较，“非典”时期许多物品的抢购，记得我们家乡得醋买到近100块钱一瓶，板兰根十几块钱一袋，还得我们家乡吃醋都没得吃了。当然我想这只是一个局部现象吧！

说到自由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例子是：我们中国有一位音乐家吧（当然是后来才出名的）到美国去，环境所迫在美国做过一段时间的“街头艺术家”，和他一块演出的有一个美国人。多年之后这位华人音乐家出了名偶然遇见当年的街头搭档仍然在原来的地方卖艺，他很真挚的对那人说：“朋友，怎么你还在这里，以你的表演技术，我可以帮你找一份正当的职业！”那位外国朋友谢绝了，笑笑说：“我在这里表演也是一种职业啊！”这个小小的例子我想可以从侧面反映美国人和我们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上的差异吧！

当然我上面所讲的两个小小的例子只是阐述了我所理解的美国的自由，更深层次的东西还有待以后有机会和大家一块探讨！

 在讲下来的内容之前，我向大家对美国总统的大权多少有点崇拜甚至是妒嫉。那美国总统是否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为所欲为，想打阿富汗就大阿富汗，想打伊拉克就大伊拉克呢？接下来我讲的内容相信大家会有一个更好的答案！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是美国宪法的原则里边的分权原则。

{-学界对美国宪法并不像我们国家的宪法一样有比较统一的定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有：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学者认为美国宪法的制宪精神包含四个原则：

（一）法律至上原则（宪法是全国最高法律，但人民经过一定程序，有权随时修改宪法）

（二）政府制衡原则（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且相互制衡，以防止任何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

（三）联邦分权原则（尊重各州自治范围与能力，并防止联邦政府的权力过于强大而影响人民权益）

（四）代表而非代理原则（代表不仅需权衡国家整体利益，更重要是反映地区选民的意见）-} 在这里我只就分权制衡原则稍作展开，分权和制衡往往并不是独立的两部分而是紧密联系的，分权的同时必有制衡！

正如上节课将英宪的同学所指出的，三权分立制最早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国。但以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妥协而告终，未制定成文宪法。最早对这种权力配置方式作较彻底运用，且写进宪法的，是美国。美国资产阶级运用三权分立制实现了内部不同私有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分享，比较充分的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精神。

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即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分别由三个不同机关掌握的制度。

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是“分权”与“制衡”。资产阶级之所以采取三权分立，其主要目的是要造成没有一个人或单独一个机构能够取得绝对统治权，以便更好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示图——（如图 所示）

美国实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总统、法院掌管，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平衡。

 国会有立法权，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否决，国会又有权在一定条件下推翻总统的否决；

 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须经国会认可，国会有权依法弹劲总统和高级文官；  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经国会认可，最高法院又可对国会通过的法律以违宪为由宣布无效。

。。。。(图示展开)具体如何体现呢，美国国防就是一个典型。一个政府没有什么比国防更重要的。美国故意把国防的责任一分为二：总统是三军统帅和外交领袖；国会则控制财政，包括军费，并且只有国会才有权正式对外宣战。珍珠港事件当日，并不是由罗斯福总统直接宣战，而是在总统要求下召开国会，国会一致通过对日宣战，“一个巴掌打不响”用在这里正的是最合适不过了。以美国为首的政府每年都要提交联邦政府的工作计划和财政预算，由国会通过拨款执行。国会没有权力指令总统做什么活不做什么，但掌握财政是国会的有力武器。国会对不想政府做的项目不予拨款，政府就难以进行了。

一般来说，国会过半数投票决议了的事情，必须由总统签署，政府才可以实行。假如总统反对国会的决议，亦可以不签署或实行总统否决权。总统否决后以安徽被送回国会讨论投票，这回国会必须3/2大多数票通过，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迫使总统执行。实际上如果总统运用到否决权，一定会有较为有利的理据，因此国会也就不得不认真的重新考虑总统的意见。所以，国会和总统僵持的局面并不多见。

不过，国会和总统互不妥协的情况还是时会出现的，我们试举下前些年的例子。1995年底，国会和克林顿总统因财政预算僵持不下，互不让步。国会不通过预算案而另提一个预算案，总统不妥协而宣布联邦政府关门。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与国会谈不拢而关门的第5次，不过以前关门一天半天就解决了，这次竟然持续了20多天才收场。如果最后国会和总统都不做出让步的话，则须将该问题提交联邦最高法院以法律的途径解决了。

说了这么多关于美国政府的分权和运作，目的是说明，美国一切运作都要根据法律，国会与总统也一样要受罚。美国一切都以美国宪法为本，而宪法的最终诠释权是联邦最高法院，所以在三权当中似乎司法权力最大。可是，联邦最高法院终身制法官由总统提名，由国会任命，而经费全部来自国会，所以也受国会和总统的制衡。所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力的领袖之一的美国大总统，在国内的政治体系中也没有左右一切的权力。即使是在总统分内的国防、外交等范围内，也难免要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向国会游说，威迫利诱、陈明利弊，或者直接争取民众的支持，才能推动他的政策。最后我想说的是——“做人难，做美国总统更难!” 谢谢大家！

第二篇：浅谈宪法中的分权制衡原则

宪法原则是宪法对国家形式的基本决定，是国家对其基本结构状态的决定，是宪法赖以存在的基础。现代国家管理是以权利分工为基础的，以对权力的制衡为手段。当国家机器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事务复杂而日益庞大，国家权力渐进膨胀而形成垄断，必然产生官僚体制，使国家权力变的脱离人民群众，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对权力加以分立和制衡。由此产生了分权制衡原则。分权制衡原则的确立对世界各国的政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历史演变

分权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其在《政治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职能、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它们共同构成政体的基础。随后，古罗马思想家波利比阿在继承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又结合了罗马混乱的政治实践，初步提出了分权制衡的主张。他把政府分为人民大会、元老院、执政官三部分，并认为执政官是民主政体的因素，而元老院和和人民大会则分别是贵族政治和民主政体的因素。他认为国家权力的这三个方面要相互配合、彼此合作，才能保证一个均衡、正常、稳定的国家结构。“任何越权的行为都必然会被制止，而且每个部门自始就得担心受到其他部门的干涉„„”

近代分权学说是由洛克所倡导，由孟德斯鸠加以发展并完成的。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三种。其中立法权为最高权力，应属议会；而执行权在君主制国家中应属于国王；对外权是关于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开展一切事务的权利，也应属于国王所有。洛克还特别强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因此他的分权其实是两权分立。此外他认为如果由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就会给人们的弱点极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

孟德斯鸠在总结洛克分权理论的基础上，主张把国家权力一分为三：议会有立法权、国王有行政权（关于国际法事项行政权力）和法院有司法权（关于司法权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三权”相互分开、互相制衡，并保持平衡。用这种方法来限制王权，防止国王暴政。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的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同时，孟德斯鸠还主张权利相互制约。因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限制权力。

美国的立国者对政府普遍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为了保障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他们接纳了孟德斯鸠的想法，在美国宪法之内清楚地把行政、司法、立法分开，而且让它们互相制衡。在当时这种宪制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尝试。直至今日美国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仍然是众多民主政体中最彻底的，在后文会有详细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虽从人民主权的理论出发，对“三权分立”理论有过深刻的批判，但他们从未完全否定其理论的历史合理性。恩格斯曾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分权制评论说：“在那些确实实现了各种权力分立的国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是完全独立的。在法国、英国、美国就是这样的，这两种权力的混合必然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这种混乱的必然结果就如让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长、侦查员和审判官。但是司法权是国民直接所有的，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团来实现这一权力，这一点不仅从原则本身，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早已证明了的。”马克思也曾说过：“没有哪一部宪法对执行机关的权限做过这样严格的限制，在更大程度上使政府从属于立法机关，并且给司法机关如此广泛的监督权。”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但它在现阶段也只能用代表作为实现

民主的主要形式，这也就出现了权力所有的主体与权力行使的主体不相一致的情况。因此，为了保证权力的运行不出现违背人民的意志的异化，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

二战后，为加强宪法的实施，保障人权，很多国家设置了宪法法院，而宪法法院所行使的权利被人称之为第四种国家权力，认为是独立于三权之外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考察西方三权分立政体的基础上，又结合了中国封建政治的考察权和检察权，提出了五权宪法思想。尽管分权理论的演变仍在进行，但毫无疑问的是，权力的制衡是必然需要并存在的。

二、具体分析（以美国为例）

（一）、文化背景

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典型。

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成文宪法——1787年美国宪法, 经历200 余年, 今天仍为美国的根本法, 它在世界上最早系统地规定了权力分立制衡原则, 有效地限制了政府权力, 保障了人民权利, 保持了政局稳定, 有利于美国的发展。美国能运用分权制衡原则，以此来促进其本国的发展，这是由其独特的法律文化背景所决定的。

美国的前身是英国在北美东部的十三个殖民地。作为英王臣民的殖民地居民，他们深受英国法律传统的影响，尤其是自由精神和权力观念。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后，又不断受到启蒙学者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经由北美居民的咀嚼和消化，与他们的国民性中固有的自由精神和权利意识相融合，从而使他们愈加珍视自由和权利，将自由和权利视为生活的最高价值和政治的终极目的。这在1764—1775 年间的政治辩论中得到充分反映，自由和权利成为这场辩论的核心话语。殖民地人士相信, “一种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就会颠覆所有的自由”。要维护自由, 就必须限制权力。于是, 从自由和权力的性质及其关系推导出了“限权政府”的理论。推动了“分权与制衡”等政治设计的实施, 其目的都在于维护人民的自由。此外，美国政治领袖们还深刻领悟出了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制衡原则的内涵。他们接受孟德斯鸠的“人性论”。即对人性的不信任。他认为，人性不完善，靠贤人政治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引入各种权力和各种利益相互牵制以致平衡，这样才能保证“纸面上的规定”。此后美国人把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加以改造，将之运用于各州宪法的制定之中，通过总结经验，最终在1787年的美国宪法中确立了权力分立制衡原则，制定出了西方法学家所称的“成文宪法的典范”——美国宪法。

（二）、体制概述

1787年《美国宪法》按照典型的分权、制衡原则，确立了国家的政权体制。其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属于法院。国会有权要求总统条陈政策，有权批准条约，有权建议和批准总统对行政官员和法官的任命，有权弹劾总统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总统有权否决国会的法律，有权提名联邦法院的法官。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国会制定的法律，可以判定国会立法与宪法相抵触而无效。

通过上述规定不难看出在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下, 总统是美国国家元首、行政首脑、事实上的主要立法者、武装部队总司令、外交最高决策者、执政党当然领袖。行政权属于总统。与责任内阁制不同,总统不对国会负责, 对宪法负责, 宪法至上。总统在内政外交方面握有广泛的权力, 宪法具体列举了总统的任命权、缔约权、军事权、赦免权、对国会法案的否决权, 在实际政治中, 总统还享有建交权、免职权、缔结行政协定权、宣布紧急状态权。在立法和战争问题上, 总统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由于宪法规定总统负责使法律切实执行, 总统有权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美国虽然实行三权分立, 但三权并不是绝对地平分, 总统是美国政治的中心, 是美国内外政策的主要设计师, 可以说美国政治制度最根本的特征, 就是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分立。

国会是美国政治中另一个独立的、重要的权力中心。总统无权解散国会, 国会不听命于总统, 其参众两院各自通过独立的选举产生, 各有自己独立的任期、权力。美国宪法第l条第1 款规定立法权属于国会, 议案必须由议员提出, 宪法第l 条第8 款列举了国会的17 项权力, 还规定国会有权制定为行使宪法授予政府的权力所需要的一切“ 必要而适当” 的法律。国会掌握的一些重要权力, 例如征税权、拨款权、宣战权、弹勒权, 国会拥有的广泛的调查权以及参议院在任命官员和批准条约方面的权力等等, 使国会在美国内政、外交方面都享有重要的发言权.美国制宪者们认为三权中力量最弱而且危害最少的是司法权。“ 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 , 它既不像国会那样握有钱袋, 也不像总统行政当局那样手持刀剑, 它有的只是“判断”，因此只要使司法机关保持独立, 就能成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利的可靠保障。美国宪法规定司法独立, 国会和总统虽然在任命法官和规定、设立低级法院方面有决定的权力, 但法院独立办案, 国会和总统行政当局都无权干涉。为了保证法院不受外界干扰影响, 宪法还给法官以特别保障, 即法官终身任职制, 目的在于提高法院防止总统和国会侵犯的能力。

权力的分立是美国宪法的特点，但不是唯一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教授理查德· 纽斯泰特提出一个著名论断, 他认为，准确地说, 美国政府是“ 机构分立、权力共享”。例如，法律由国会制定, 但国会制定的法律, 要由总统签署, 总统“ 负责使法律切实执行”。在法律问题上出现纠纷, 由法院裁决, 最高法院握有对法律的最后解释权。国会立法、总统执法、法院司法, 三家互为一体、异曲同工。此外，三个机关之间的相互合作也日益重要。例如立法权由国会行使，但法院有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法官造法、法院也在一定程度上担负着立法的职责。又例如司法权，虽由法院行使，但一些带有裁判性质的权力正越来越多的有行政机关行使。这些都说明了严格意义上的权力分立是不存在的。

（三）、利弊分析

对“三权分立”原则应实事求是的予以评价。首先，“三权分立”体制可以在美国存在并适用了200余年，并推动了美国的发展，必有其合理、科学之处。这已在很多相关论文中有了具体分析和论述，此处只略析一二。

三权分立在国家生活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四点：

1、区分功能。现代大多数国家在实践上都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机关的设置（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使得国家职能得到合理的区分和实现，这的确是有目共睹的。

2、平衡功能。国家权力在区分的前提下，根据其职能配置不同的权力机制，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部门的权力都是有限的，不致使某一部门因权力过大而导致权力运行失衡。

3、制约功能。立法、行政、司法职能的差异，机构的分离，职权的划分，相互间权力运行的牵制，使得三种权力能够达到有效的制约。

4、补救功能。当三种机关中的某一机关在行使权力不当招致社会不满时，其他的机关可以行使权力，挽回影响和损失，从而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

三权分立制度的重要就在于：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这是它必须完成的任务。三权相互制约以致平衡正是其价值所在，利端所在。

然而，权力分立带来的利端，由于其行使者受私有制的价值观的影响，最终转化成了弊端。三种权力相互分立，但也相互合作，这在上文中已有提及。但既然是相互合作就有可能会在私欲的支配下转变成相互妥协甚至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而相互制约则有可能在私立的驱使下转变为相互攻击、相互倾轧甚至造成极其严重的内耗，致使国家权力被滥用，公民权利无法得到妥善的维护。众所周知，三权分立制度存在的基础是私有制，私有制所派生出的价值观使三权分立制度中的合作与制约注定了要为私欲所支

配、为私利所服务的命运。因为私有制社会中的价值是依占有的私有财产的多少来评定的，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其占有的私有财产越多，那么体现出的价值越大。此外，三权分立制度的弊端还有其不可克服性。要三权分立制度将三权的行使控制在只能为公的范围内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三权分立制度力所不能及的事。从浅层次来说，这不利于操作。正如法理学界的一个观点：实体上的完全公正是不可能的，只有尽量追求程序上的公正。因为制度所能控制的是人的行为，而不能控制人的主观思想，三权行使职权为公为私的行为，可能在程序上表现得一样，但在实体上却会因为主观目的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效果。从深层次来说，这是与三权分立制度基础相关的。三权分立制度的弊端是由于私有制的价值观的影响所转化来的，但这种价值观不是可以随意更改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私有制价值观只能是私有制这种经济基础。因此，这种弊端的不可克服性是存在的。

三、借鉴

三权分立原则的历史性进步意义是无法否认的，但其缺陷也是确实存在的，它从一开始在本质上就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的，而不像他本身所宣称或者表现的那样没有阶级性。

三权分立，是权力行使民主化原则的表现，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行使民主化原则则表现为民主集中制。这一原则强调政权建设和权力行使过程中民主与集中的结合，特别强调作出决定、进行集中必须有民主的基础，并且构造了一种层层民主并集中，最后又归于对人民负责的独特权力运行体制，即所有其他机关都要向权力机关负责，而权力机关又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对人民负责，这实质上是通过权力的民主化集中达到实现民主的目的。其权力行使的民主性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从集中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权力机关对人民意志的汇集，还是权力机关拥有对其他机关的组织、监督和控制权，也都是保障多数人以法定程序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因此，民主集中制权力运行机制在实践中存在民主充分而制约不足的弊端，甚至有的权力行使环节发生异化而成为独裁专制的情况也存在。此外，上文提到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但它在现阶段也只能用代表作为实现民主的主要形式，这也就出现了权力所有的主体与权力行使的主体不相一致的情况。因此，正视并不断改进我国的政治制度，使之趋于完善刻不容缓。

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而言，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在权力的相互制衡方面则很突出，值得借鉴。例如宪法解释权，在我国是立法机关解释制度。现行《宪法》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这样规定自然有其好处和合理性的：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宪法实施保障机关，大量的宪法解释问题是在宪法实践的过程中出现监督权与解释权的统一有利于保证宪法解释的权威性。其次，宪法解释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作为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是经常开展活动的专门性机关，其组成人员富有政治经验、社会经验以及专业知识，他们可以承担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合宪合理地进行宪法解释的职能。当然，凡事都有其两面性，这种制度也有其弊端。立法机关本身就负责制定法律，在制定过程中自然认为其制定的法律是合宪的，然后再由自己负责对这些法律进行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重复性工作中思路的一致性使其往往难以发现问题，这种自纠自查的方式使得宪法解释的实际效果不会很好。再加上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社会主义国家中并不存在权力制约的观念，所以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绝对监督，而本身不受其他机关的监督，因此更容易导致宪法解释过程中的失误和缺漏。因此，借鉴美国三权分立制度中的权力制衡原则，是很有必要的。

美国的宪法解释权是归司法机关所有。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时任首席大法官的马歇尔在判决中认定最高法院有解释宪法的权力。虽然其宪法中并未明确规定最高法院有宪法解释权，但美国人民却接受了这一结论，因为三权之中，司法权力最为弱小，要保持三权平衡，需要加强司法权力的实力。

但是在借鉴的过程中也应注意，三权分立制度与我国的国情并不相符，不可照搬。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民情。“ 三权分立” 制度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国家行得通, 是因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状况、经济基础、政治制度、阶级力量对比和民族心理素质等各种因素相适应的。如果把这种制度照搬到我们国家来, 肯定是行不通的, 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民情。第一, 中国没有实行“ 三权分立” 的历史条件。历史证明,中国只是当代表新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产生以后,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人民才能真正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权。第二, 中国没有实行“三权分立” 的经济基础。我国目前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制度决定人民内部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不存在私利集团之间的利害关系，这与西方国家的私有制截然不同。第三, 中国没有实行“ 三权分立” 的政治基础。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政权意味着绝大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 只对极少数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第四, 中国没有实行“ 三权分立” 的群众基础。中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切身体验深深认识到,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使国家富强生活安康。中国人民现在需要的不是改弦易辙, 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进行完善和提高。

正如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说的那样：“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三权分立”指的是这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它的本质就是制约权力的滥用。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而应该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学习借鉴“三权分立”其中的科学成分，创造性地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

四、结语

作为一种学说，三权分立在历史上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洛克、孟德斯鸿的分权学说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削弱王权、参与统治的强烈愿望, 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勇敢挑战。

作为一种制度, 三权分立在美国政治制度中体现得最为典型。在封建专制占统治地位的18 世纪,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民选总统制而不是世袭君主制, 是对当时整个旧世界的巨大冲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经有一句有名的话:“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维护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民主, 作为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一种统治模式, 它比独裁专制更高明、更巧妙一些,也会更长久一些。美国制宪者们在设计美国政府的权力结构时, 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实现资产阶级政权的长治久安。

三权分立, 不是简单的分权。分权不分家,三权既分立,又互为一体,既相互制约,又通力合作,其根本利益完全一致。三位一体、异曲同工, 这是美国三权分立制的实质。三权分立是美国政府制度最重要的原则, 一些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它是完美无缺的设计,但亦有许多学者看出三权分立的严重弊病, 批评它造成政府的分裂、低效、无能。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其成就、进步，一方面也要去其糟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根本制度，它直接反映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性质，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愿望的基本形式和途径。但是同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有其弊端，这就要求我们要借鉴各国制度中的精华之处，加以改善，化为己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动我国的稳定、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焦洪昌 主编：《宪法学（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06

2、秦前洪 著：《宪法原则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01

3、董和平著：《宪法学（第二版）》 法律出版社 2007.07

4、胡锦光 主编：《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10

5、季金华，金成富：《美国宪法的成长及其法律文化意义探析》 南京师大学报

2001.03第二期

6、樊体宁：《论美国分权制衡制》 世界历史 1998年第一期

7、黄金桥：《美国宪政中的分权制衡机制》 行政论坛 2009年第二期

8、钟头朱：《浅论美国宪法分权制衡原则形成的法律文化背景》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年第一期

9、邱郭红：《“三权分立”与中国国情》

10、董慎兵：《三权分立的功能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第三篇：宪法讲稿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同一般法律相比，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从地位看，宪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统一到哪里?统一到宪法。从法律体系内部来说，宪法是“母法”，一般法律是“子法”，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第二，从内容看，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解决的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带全局性、长期性、根本性的问题。一般法律只是解决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问题。

第三，从法律效力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里，“各政党”当然包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各族人民”当然包括作为人民的一部分的共产党员。宪法上述规定同《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致的。

正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维护宪法的稳定，就是维护国家根本制度的稳定，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宪法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因此，对宪法的修改也就需要格外严肃、慎重，按照不同于制定和修改法律的特别程序来进行。宪法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建国前夕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外，先后有四部宪法，即一九五四年宪法、一九七五年宪法、一九七八年宪法、一九八二年宪法。

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由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形式上看，这部宪法是对七八宪法的修改；实际上则不然，而是以五四宪法为基础，重新制定的新宪法。因为五四宪法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是一部好宪法；七五宪法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的，反映了那个阶段“左”的错误，存在着严重问题；七八宪法是在党和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清理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存在着严重缺陷。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精神，为全面修改宪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现行宪法从启动到出台，历时两年三个月，在此期间宪法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全民讨论四个月，讨论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上是空前的；1982年12月4日，几经修改的宪法草案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方式表决，参加投票的代表3040人，投票结果，赞成的3037票，弃权的3票，弃权票不到千分之一，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之后，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会二次会议先后四次对宪法部分内容作了修改。

四个宪法修正案，共31条，其中21条集中在宪法序言和总纲，主要内容：一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是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从而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宪法中的表述更加完整；四是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五是确定了农村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六是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七是确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八是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九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十是确定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对宪法所作的这些重要修改，都是关系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修改后的宪法包括序言共五个部分、138条。

宪法序言回顾了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其中有四件最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外，其他三件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三件大事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基本上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序言明确了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并对民族关系、对外政策等问题予以明确。

第一章总纲共32条，大体分为五个部分。

（一）国家政权和组织建设（上层建筑）：第1—5条

第一条规定了国家性质（人民民主专政）和根本制度（社会主义），第二条规定了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人民），人民有权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及政权的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条规定国家机构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国家机构的组成、产生以及职权划分，第四条规定民族方针、政策和区域自治，第五条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宪法的最高地位。

（二）政权经济基础（历次修改较为集中）：第6—11条

第六条规定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第七、第八条分别规定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形式，第九、第十条规定自然资源以及土地的权属和开发利用与保护问题，第十一条规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及其保护与管理。

（三）物质文明建设：第12—18条

第十二、十三条规定了对公共财产、私有财产的保护，第十四条规定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第十五、十六、十七条明确市场经济属性以及公有制经济民主管理与经营自主权问题，第十八条规定对外企和合资企业的保护。

关于市场经济—交通部强制安装北斗导航：2012年1月，交通部下发《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运输过程监控管理服务示范系统工程”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自2013年1月1日起，江苏、安徽、河北、陕西、山东、湖南、宁夏、贵州、天津共9个示范省份在用的“两客一危”车辆（旅游包车、三类以上班线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需要更新车载终端的，应安装北斗兼容车载终端；所有新进入运输市场的重型载货汽车和半挂牵引车应加装北斗兼容车载终端。自2013年6月1日起，所有新进入示范省份运输市场的“两客一危”车辆及重型载货汽车和半挂牵引车，在车辆出厂前应安装北斗兼容车载终端。凡未按规定安装或加装北斗兼容车载终端的车辆，不予核发或审验道路运输证。

此事涉及三个问题：第一，需要安装的终端是怎样采购的，是否进行了公开招标；第二，安装设备的钱到底是谁出，北斗导航的实际使用者是否需要另外付费；第三，如果不安装北斗导航的车辆就不能运营，那么这次通知就给那些原来已经符合运营条件的公司，设臵了新的运营许可条件，这涉及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违反《行政许可法》。如果安装费用由运输公司出，不装北斗导航就不能上路，那就是“指定销售”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第七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此事归根结底还是政府和企业之间如何确立边界的问题。政府应该知道，在哪些事情上可以干预，哪些不能干预。北斗导航的研究开发成本已由纳税人承担，现在还要指定使用，让纳税人继续贡献利润。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如果很好，市场上自然会有人购买。只有提供更高性价比的服务，才能够占领市场。但是现在通过行政手段来指定或者强迫企业购买，这是很有问题的。

必须肯定，运输车辆安装北斗系统有一定好处，但好事必须办好，要遵循自愿的原则，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涉嫌侵权。运输车辆必须安装北斗系统首先要有法律支撑。但据目前的有关法律法规还没有任何条款规定所有运输车俩必须安装此系统。此系统属于新生事物，是一种高科技装备。在推广此产品时，只是一种倡议而非法律义务，车辆司机或车主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权。否则就有绑架消费之嫌。同类产品中，还有美国“GPS”系统、欧洲“伽利略”系统、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即使安装也应由车主自己自由选择。

（四）精神文明建设：第19—24条

分别规定发展教育、科学、卫生、文化事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培养专业人才，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五）政治文明建设：第25—32条

分别规定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国家机关的工作责任制、惩治犯罪、国防建设、行政区域划分、特别行政区、外国人的权益保护等内容。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一）基本权利：第33—50条

1、平等权：3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青岛考生状告教育部：2001年7月末8月初，同往年一样，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及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年各地录取分数线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同一试卷、同一时间考试的山东和北京为例，当年北京市文科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为454分，一般本科429分，专科360分；山东文科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为580分，一般本科539分，专科为509分。也就是说山东的考生分数在454分至509分之间的，如果在北京可以入读重点本科院校，但在山东却没有入读一般专科院校的资格。各地录取分数线划定的依据是教育部下发的招生计划，即《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下达2001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

青岛3名考生拟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教育部，请求判决确认教育部所作出的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违反《宪法》和《教育法》。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答复：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4条的规定，对国务院各部门所作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因此，你向我 院起诉，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向国家教育部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起诉材料。

宪法问题简评：教育部规定的不同地区不同分数线的规定是否违反了平等的受教育权？

宪法规定和保障的平等权一般意义是“形式上的平等”，即通常所说的“机会平等”，要求人们参加自由的竞争，保障人们在各种活动中起点上的平等。但社会的各个公民由于自身所不能改变的客观原因如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先天拥有和分配不均，自然和历史形成的社会和个体差异等等，绝对的实行和保障形式上的平等就可能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现代宪法或多或少的吸收了“实质上平等”的原理，即在起点时给与“弱者”以合理的优待。如在选举法中所规定的在人大选举中，少数民族代表所代表的人口基数可以少于汉族代表所代表的人口基数。体现对少数民族的照顾。又如在男女平等上，由于妇女生理上的特殊原因，在劳动中对妇女的特殊照顾和保护等。实行实质上的平等必须以“合理的差别”为前提，对于何为合理的差别，法律上还未有明确的界分标准，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加以确认。同时合理的差别还要限定在合理的限度以内，以免造成新的不平等。

从本案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经济和历史等诸多的原因，教育水平较低，教育资源，特别是师资资源相对于东部贫乏等，致使考生的分数相对较低，与东部考生，如山东等事实上存在着“合理的差别”。在全国统一试卷、统一考试的情况下，适当降低西部考生的分数线，为西部培养更多的人才，是实质平等的体现，但分数的差距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应在充分考虑东西部招生考试人数、计划人数和实际分数的基础上确定，否则就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恣意”行使，必然造成对东部考生的不平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分数线低于山 东，明显违反了平等权原则。因为北京、上海的教育水平高于山东。从相关报道来看，北京、上海等地的分数线低于山东的原因一般是：山东考生较多，而高校相对较少，北京、上海考生较少，而高校较多。这不应成为“合理的差别”，恰恰是“不合理的差别”，是对平等权的明显违反。

2、政治权利：34条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参与国家管理、35条政治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以表达观点意见。

（35条政治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彭水诗案：2006年8月15日，彭水公务员秦中飞写了一条名为《沁园春·彭水》的短信，“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竟向百姓放空炮。更哪堪，痛移民难移，徒增苦恼。官场月黑风高，抓人权财权有绝招。叹白云中学，空中楼阁，生源痛失，老师外跑。虎口宾馆，竟落虎口，留得沙沱彩虹桥。俱往矣，当痛定思痛，不要骚搞。”并用手机发送给了十几个亲朋好友。该诗在彭水县教育界被迅速流传开，甚至传到县政府高层的手机上，领导怒斥此诗严重影响“安定团结”，并指示县公安局介入调查。

在后来的审讯中，秦中飞一直不承认它有公安机关所追查的深意。但它的前三句，嵌进了前任县委书记马平、现任县委书记蓝庆华和县长周伟的姓名，语含讥刺。后面的内容，则涉及到本县广受注目的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件。

8月31日，警察搜查了秦中飞办公室的电脑，没收了他的手机。他被带进公安局，当晚铐在二楼值班室。第二天，警察对秦中飞进行了两次审讯，同时搜查了他的家，查收了他的电脑，令他交出QQ号。9月1日晚，公安局决定以涉嫌“诽谤罪”对他 实行刑事拘留，转移至彭水县看守所。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警方按照短信里的句子逐条提问。从9月2日开始，数十位收到过秦中飞这条信息的朋友和同事被传唤到公安机关询问，以追查短信背后的动机。9月11日，秦中飞被正式执行逮捕。9月28日，变更为取保候审。总共关押29天。

9月19日，李星辰（彭水籍，住重庆市）在个人博客上记载了这桩公案。消息迅速传开，引起全国舆论哗然。10月24日，县公安局对秦中飞宣布无罪开释，并表示道歉。县检察院主动提出给予国家赔偿，仅仅隔了一天，赔偿兑现。这可能创造了中国司法赔偿速度之最。

但就在几个星期以前，县里是把这起“诽谤案”当成大事来抓的，为此开过几次会议。有关领导公开发表意见，认为秦中飞“不是写着玩的”。而县公安局高度重视这起“诽谤案”的理由，却是它“肯定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然而，这个一开始进展得一帆风顺，表面上看不到任何争议的“诽谤案”，却连“被诽谤人”的自诉都没有（法律规定诽谤罪属于“不告不理”类案件）——如果有的话，应该是该短信提到的前县委书记和现任书记与县长，但他们并没有起诉，而公安机关却迅速提交了起诉意见，检察院也迅速批准了逮捕。

同一个案子，事实简单明确，审讯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新的案情，为什么前抓而后放？错案是如何发生的？官方思路是如何转变的？案件在体制里是如何运行的？为什么开始时县里的党政领导认识一致，公安检察如临大敌，雷厉风行，又在突然间发现“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并积极提出国家赔偿？既然是一个错案，又将如何追究错案责任？所有这些疑问，对官方来说，仿佛并不存在。即便在“由错误走向正确”的正面意义上，官员也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对民众也没有任何说明。县里的几个主要网站，如彭水农业信息网，彭水县政府公众信息网，彭水之窗，彭水人事人才网，也没有一字相关信息——一切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重庆市调查组认定，秦中飞的短信诗词中除个别句子与县领导姓氏相同外，其他内容基本属实。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说：“因为一首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而遭到刑事拘留，这简直是现代版的„文字狱‟。”“„彭水诗案‟是民主法治时代粗暴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让法制社会和司法公正蒙羞。”

3、宗教信仰自由：36条

4、人身自由：37条人身自由不受侵犯，38条人格尊严不受侵犯，39条住宅不受侵犯，40条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37条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强制妇女引产案：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妇女冯建梅2007年时曾生育一女孩。2012年3月，镇坪县曾家镇计生服务站发现冯建梅二次怀孕已3个月，镇计生办要求她迁移户口、补办二孩生育证，并向冯建梅及家属提出先交纳4万元保证金、待冯建梅迁移户口并办理第二孩生育证后再退还保证金的要求，冯建梅及其家属均未予以回应并准备外出生育。6月2日，冯建梅被强行送往镇坪县医院并实施了引产手术。6月4日上午，冯建梅丈夫的大姐在医护人员不在场时，将死胎从产房拿到病房拍照，之后冯建梅的家人将图片上传互联网。

镇坪县曾家镇政府对冯建梅政策外怀孕实施大月份引产，违反了国家及陕西省人口计生部门关于禁止大月份引产的规定，要求冯建梅及其家属交纳4万元保证金无法律法规依据。曾家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在动员冯建梅终止妊娠过程中，违背当事人意愿，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了大月份引产的责任事件。这起事件，充分暴露了一些基层干部依法行政观念不强，以人为本、执 政为民的意识淡薄，执行政策水平低，影响恶劣，教训深刻。

唐慧案：湖南永州居民唐慧的女儿“乐乐”被强奸及强迫卖淫案、唐慧因上访而被劳动教养、后唐慧起诉永州劳教委等一系列案件及事件，该案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引发对中国劳教制度的讨论质疑。此案还引发了信访与“稳控”合力导致的司法不公，对判决结果因压力导致量刑过重的讨论质疑。

2012年8月3日，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理由，对唐慧作出劳动教养一年半的决定。具体为：在案件审理期间和案件判决后，唐慧为了达到“判处7名被告人死刑”的目的，分别于2011年3月至今年7月，先后7次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党代会代表住地、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大门口、长沙市雅礼中学、长沙市南门口和湖南省公安厅大门口，大吵大闹、堵门拦车。特别是2011年3月15日至3月29日，唐慧和其家人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无理取闹，晚上睡在立案大厅，连续滞留15天，致使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无法正常办公；2012年5月22日上午8时许，唐慧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大门口手举状纸跪地喊冤，欲冲进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大门，执勤武警极力劝阻，院里有关领导出面做工作，唐慧根本不予理睬，反而趴在大门处，影响车辆正常通行；2012年6月2日下午五点钟，唐慧与其婆婆到湖南省党代会代表住地，唐慧跪在地上，强行拦阻正在接送党代表的车辆；2012年7月3日上午，唐慧及其丈夫到湖南省公安厅大门口举牌跪地喊冤，拒不理睬工作人员劝解，工作人员将其搀扶到信访接待室后，唐慧在信访接待室跪地并以撞墙相威胁，后又到公安厅大门口哭闹。唐慧上述行为，严重扰乱了单位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8月10日，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撤销了劳教决定，原因为“鉴于唐慧的女儿尚未成年且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需要特殊监护等情况，对唐慧依法进行训诫、教育更为适宜，可以不予劳动教养。”。

2013年1月，唐慧就国家赔偿问题提起行政诉讼，后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唐慧的赔偿请求。2013年7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唐慧胜诉，并获得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9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但唐慧要求永州劳教委书面赔礼道歉的请求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对此法院称永州劳教委已经进行了口头当面道歉，因此不再要求其作出书面道歉。

2013年11月中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8日通过废止劳教制度的决定，决定自28日公布之日起施行。与会人员认为，劳动教养制度依法施行50多年来，教育挽救了一批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人员，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近年来我国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处理违法犯罪的法律不断出台和完善，对适用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依照现行法律，基本都能予以相应处罚教育矫治，程序上更加严格规范，劳动教养的适用逐年减少乃至基本停止。现在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

黄海波嫖娼案：2014年5月15日黄海波因嫖娼事发，在遭行政拘留15天后，又被裁定收容教育6个月。涉案女子刘馨予，被曝也已经解除收容教育，但又被丰台分局以介绍他人卖淫罪对其刑事拘留。在劳动教养被废止之后，收容教育制度成了公民提请违宪审查的焦点。借助于黄海波嫖娼事件，收容教育的存废之争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2014年6月7日，国内法学泰斗江平、应松年、樊崇义、陈光中等人在收容教育制度存废问题上集体发 声，建议废止该制度，并联署了《关于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议书》。

在法律性质上，收容教育可以长达6个月至2年，属严厉的惩罚，与刑罚基本等同。在刑事司法中，就算法院要判处被告人最轻的管制或拘役，也得按侦控审走完刑事程序，被告人还可获得律师帮助。而收容教育却只在公安系统内部运行，并由行政机关自查自裁自定自执。如此集中的权力无疑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将之纳入法治轨道是必然趋势。收容教育制度之所以受到诟病，就在于这一制度被认为是违宪之规、违法之规。收容教育的制度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1991年）以及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1993年）。依上述规定，公安机关可将卖淫嫖娼人员臵于特定场所强制学习、教育、劳动六个月至二年之久。而2000年颁行的宪法性法律《立法法》，则在第八条明文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这里的“法律”，专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依“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及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中与《立法法》相抵触的内容，似乎都应归于无效。

5、监督权与取得赔偿权：41条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获得赔偿。

（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举报人李文娟事件：李文娟原在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计会科工作，负责税收款 项的账目登记。2002年5月底，李文娟去北京，把反映鞍山市国税局中直分局税收问题的举报信分别送往中纪委、审计署和国家税务总局，反映中直分局人为调节税款、违法退税、扩大征收范围代收价调基金、改变预算级次、真假两套提成账等五个问题，并把复印的相关账目和票据附在了举报信中当作证据。在信的末尾，李文娟特别请求“为避免意外请你们保密。”

2002年6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派出的调查组到达鞍山，开始对李文娟所举报的问题进行调查。随后，李文娟在单位的处境急转直下。频繁的查岗，连上厕所也需要请假；计算机的共享程序被删除；2002年8月，鞍山市国税局不顾李文娟反对，将她调往铁东分局。过完2003年春节，李文娟第二次进行实名举报，她把举报的锋芒直指鞍山市国税局局长。这次举报被转回鞍山市国税局进行自查，2003年4月，鞍山市国税局要将其调回中直分局配合自查，李文娟拒绝。2003年6月，鞍山市国税局以旷工为理由正式辞退了李文娟。

在李文娟被辞退期间，也就是2003年10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核查组向她宣读了《关于举报鞍山市国税局中直省直企业分局涉税违法问题的核查报告》，经过税务总局法规司核查，举报信中反映的“违规办理企业所得税及改变税收预算级次”问题属实；其余三个问题事实存在，但问题的性质与举报信反映的不同。

因为李文娟不断向中纪委、国家税务总局反映被辞退的问题，在中纪委的干预下，被辞退八个月之久的李文娟终于恢复了工作。2004年6月8日，网民“踹踹”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布题为“鞍山国税局长大贪官刘光明花50万元美容自己屁股”的帖子，该帖子6月23日被“领导批示”，以“领导交办”的形式于8月25日转到鞍山市公安局网监支队，网监支队认为构成对刘光明人身 攻击，同意立案调查。

2004年9月3日，李文娟以涉嫌诽谤被鞍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事拘留。6日，拘留时间又因案情复杂、需异地侦查，有流窜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而两次延长达23天。2004年10月3日，就在案件侦办没有进展、李文娟被解除刑事拘留的同时，她却接到了鞍山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劳动教养决定书》，被劳动教养一年。教养原因并不是诽谤，却变成了无理上访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劳教决定的日期是2004年10月2日，正值国庆长假。劳教中的李文娟还收到了鞍山市国税局以党组的名义作出的决定，对旷工的李文娟二次辞退。

为了尽快地获得自由，李文娟很快向劳教所所在地法院—沈阳市于洪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对她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同时她也向上级机关申请辞退公务员复核，要求恢复工作。沈阳市于洪区法院于2004年12月10开庭，但判决结果迟迟没下达。直到2005年7月18日劳教结束，法院的判决都还没下来。为了早日获得判决，李文娟的家人曾几次到全国人大等单位上访，并获得了全国人大的关注。于洪区法院在2005年10月27日做出一审判决，被告鞍山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提供的21份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而李文娟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向有关机关举报问题是正当行为，因此对李文娟所做的劳动教养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对她的劳动教养决定。而此时，李文娟早已服满劳教期而被释放。

2006年3月27日，央视《新闻调查》播出节目《举报人李文娟》，引起巨大反响。

2006年11月，李文娟被安排到某市国税局工作。2007年7月，李文娟获得鞍山市公安局对她每天83.66元的国家赔偿。

2008年10月，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给予时任鞍山市国税 局长刘光明，纪检组长秦长安，中直分局局长张长虹，副市长、公安局长朱文杰，副局长刘贵涛、丁炳刚，法制处处长隋振钢分别以警告和记过处分。

6、社会经济权利：13条财产权，42条劳动权，43条休息权，44条退休保障，45条物质帮助。

7、文化教育权利：46条受教育权，47条科研、文艺活动权利。

8、特定主体的权利：45条残废军人、烈士家属、军人家属、残疾人，48条妇女、49条儿童老人、50条华侨、归侨和侨眷。

（二）基本义务：第51—56条

第三章国家机构

国体总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制度来体现、来保证。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各级人大的常设机关是它的常委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基本组织形式（政体），是全国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是：

（一）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定程序选举代表，并有权依照法定程序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二）各级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

（三）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和它的常委会的职责是审议、决定国家全局的、长远的、重大的问题。它并不代替依照法律规定属于 政府、法院、检察院的职权。在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明确划分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以便各个国家机关各司其职，既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又使国家的各项工作能够有效地进行。

（四）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充分发挥地方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方的建设事业的主动性、积极性，以有利于加快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五）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除行使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同时行使自治权，它们享有比一般地方国家机关更大的自主权。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7—78条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79—84条

第三节 国务院：第85—92条

第四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第93—94条

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第95—111条

第六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第112—122条

第七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第123—135条

（97条选举代表：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梁广镇身兼两地人大代表：梁广镇身兼广东省云浮市与广西省百色市两地人大代表。2006年7月,云浮市在破获一起犯罪时查明，梁广镇涉嫌挪用公款，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云浮市检察院对梁广镇涉嫌挪用公款一案立案侦查,并按程序报请云浮市人大常委会对 梁采取强制措施,该市人大常委会对此予以许可。然而，广西百色市人大常委会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原因是梁广镇同时也是当时广西省百色市人大代表,未经其许可，云浮市检察院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并移送法院进行刑事审判。两地人大常委会意见相左，检察机关无所适从，案件被迫搁臵。

此案是有关我国选举制度与选举法适用的比较典型的案件。明显反映出在选举中的选民登记程序、对人大代表提名候选人的监督方面，原选举法的规定存在不足。

当时的选举法、代表法对于公民身兼数个代表资格的问题，只规定可以兼任不同级别（还必须有行政区域上的隶属关系）的人大代表，但是否可以兼任同一级别的不同行政区域的人大代表，或不同级别的无行政区域隶属关系的人大代表，法律并未作明确规定。由此引发了不同的判断，以致出现“梁广镇现象”。

其实，当时法律的规定已经隐含对这一问题的答案。选举法规定了选区划分以及区域与代表资格的不可分割性。这是因为，根据代表法的规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同时接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既然两地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没有隶属关系，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可能性，那么，各自的代表当然应当分别代表不同选区的利益，代表名额的分配规则也不能允许一人兼任两地代表。这也是选举权平等原则的内在要求。公民在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居住、投资，在该地方担任人大代表是可以的，但不能同时在两个以上地方兼任人大代表。如果流动人口要在工作或者居住地参加选举，必须由户口地派出所出具未参加当地选举的证明。梁广镇在两地兼任人大代表，正是没有依法履行选民登记程序的结果。

退一步讲，即使梁广镇的双重同级代表资格是有效的，这里 也还有一个对“人大代表的人身自由保障权”的理解问题。实际上，代表法所规定的“豁免权”只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是为了保障人大代表能够更好地履行代表职务，决不是说人大代表涉嫌违法犯罪不能追究。许可程序设臵的初衷，是保障代表更好地履职。人大常委会进行许可审查时，着眼点应放在强制措施是否会影响、干涉人大代表履行职务，而不是判断其是否存在犯罪行为以及司法机关的逮捕决定是否符合条件。只要排除故意阻挠代表履行职责的情况，人大常委会就应当及时予以许可，配合司法机关展开调查。

2010年修改选举法时增加第四十五条：公民不得同时担任两个以上无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01条法检两长选举区别：县级以上各级人大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选出或者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不批准任命许庆生检察长职务：2007年1月，郴州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许庆生任郴州市检察院检察长。2007年09月，湖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检察院检察长何素斌提请审议的“关于提请不批准任命许庆生同志职务的议案”，决定不批准任命许庆生的郴州市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后郴州市于10月份重新任命了来献明为代理检察长。郴州市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于2008年1月选举来献明为郴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湖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任命。

检察官法第十五条：对于不具备本法规定条件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被选举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有权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批准。

（104条重大事项决定权，撤销不适当的决定权：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监督本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深圳小汽车限牌政策合法性审查：2014年12月29日，深圳市政府临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深圳实施限牌政策，从当日下午6时起正式实施。现场不设记者提问环节，宣布限牌政策后，台上相关人士离开发布会现场。至此，继北京、上海、广州、贵阳、石家庄、天津和杭州之后，深圳成为国内第八个实施小汽车限牌的城市。

1月6日，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顾大松以公民身份致信广东省法制办，建议依法审查《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的通告》的合法性。建议书提出三个质疑：深圳市政府的《通告》明确规定通过“竞价方式”取得小汽车增量指标的收费事宜，但依据《深圳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八十六条规定，应经公开听证方式听取公众意见，方能出台。《通告》未能履行公开听证等听取公众意见法定程序，应属违法行为；深圳市政府《通告》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系违法增设行政许可条件的行为；未能综合权衡其他合理调控城市机动车规模方式进行决策，系违反行政法必要性原则的行为。

1月23日上午，广东省法制办称已正式启动对深圳限牌的合法性审查，进入审查程序。1月26日，广东省法制办复函，认为《通告》符合有关规定，主要依据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9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以下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76条规定：“市政府可以 采取下列交通拥堵治理措施：

（一）实行机动车保有量增量调控……”。

三、2014年12月29日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市政府治理交通拥堵和交通污染情况专项情况工作报告的决议》规定：“会议同意市政府关于治理交通拥堵和交通污染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市政府可以立即组织实施《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76条第1款第1项、第2项规定的交通拥堵治理措施，并将措施的实施情况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四、《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规定：“特大城市要严格限制机动车保有量。”

限购是对个人对市场非常直接的干涉，是对个人行为自由的限制。限购是额外地增加许可，本来我拿钱就能买东西，现在不行了。但是有些东西确实不能随便买，比如我不能随便买枪，买管制类。限牌令限制了公民的自由，但是对自由的限制，只能通过法律来限制。

对于这样一个政府的重大决策，应交由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如果通过，那么就是代表了多数民众的意见，就可以说是合法的。地方政府有没有权力做这样的事情值得探讨。

深圳市此次的限牌令最不合理的是没有严格地按照决策法定程序来走，是否有公众参与？是否有专家论证？是否有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并不清楚。有可能是他们没有对社会公开，但这样的重大决策应该采取公开透明。当然，也有可能是政府出于一些考虑，认为公开后会引发一些问题。

“未提前公布是为防止抢购引发不稳定因素。”对于“神速”限牌，深圳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民生周刊》采访时回应说。他解释说，限牌是一项高度敏感的举措，若提前向社会公开，极可能引发集中抢购。稍微不慎将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使限牌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之所以说此次限牌是“突然袭 击”，是因为此前一周，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负责人还在首届北上广深交通会议上表态，“深圳不会学习北上广（实行限牌）”。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引起舆论的广泛质疑。

第四篇：宪法讲稿

小学生宪法演讲稿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校有校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所学校假如没有严格的规定，就不能得到长久的发展。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都离不开法律。在学校，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在家里，要遵守家里的规矩;而在社会中，更要遵守人民规则，而这个人民规则便是“遵纪守法”。

什么叫遵纪守法呢?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遵守有关纪律，依法办事，严格恪守法律规范就叫遵纪守法。有的同学认为，讲纪律就没有自由，讲自由就不能受纪律的约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俗语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自由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人走在马路上是自由的，但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乱走马路，被车辆撞倒，那就失去了行走的自由。因此，世上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此外，纪律限制自由，又保护自由。

现在我们三唐中心小学有教学楼，当你上下楼梯时几个同学一起走，就要排好对靠边走，队伍应竖排，不要横着走，以免妨碍别的同学走；同时上下楼梯时注意不要追逐、打闹、嬉戏，以免发生危险。若有学生不守纪律，高声谈笑，这自由就消失了。

在学校里，同学间总会有些矛盾和摩擦，同学们要互相关心和尊重，友爱相处，团结合作。如在做什么事时意见不同、出现矛盾，一定要冷静处事，决不可意气用事，更不可挥拳相向，伤及自身或他人。我建议同学们遇事要冷静，要有法纪观念，不能做害人害已的事。我们学校有着严肃的校纪和优良的校风，我们作为小学生，更应该与同学和睦相处，理智冷静地对待和处理问题，让我们严格要求自己。

同学们，让我们加强法律知识学习，增强法律意识，与法同行，摆脱冲动与鲁莽，拥有理智与稳重。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在与法同行的道路上，描绘和谐美好的明天!

第五篇：美国宪法1

200余年来，人们常常感叹美国宪法的神奇：如此简短而又简洁（只有六七千字）的宪法，经过法律家特别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演绎和诠释，居然会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历时210多年而依然鲜活如初、充满活力。要知道，这200多年，从地理上讲，美国从大西洋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的13州扩张到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横跨北美大陆的世界第4大国；从人口上讲，从人种相对单一（白人加上数量不多的黑人和没有统计在内的印地安人）的360万增加到今天几乎包含世界所有种族和族裔的2.8142亿；就社会性质而言，从一个农耕社会发展为以信息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就国际地位来说，从一个不起眼的新生共和国，愣是成长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一句话，过去的210多年中，美国国内面貌、社会结构、人口构成和国际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如此巨大的转变，又老又旧的美国宪法居然能够基本上在维持原貌的框架内，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从容应对，游刃有余，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政治史上一个奇迹。

必须承认，美国的成长史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最了不起的发展之一。为此，无数的学者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地理的、人口的、资源的、经济的、政治的、国际环境等诸方面）探索美国成长的奥秘。但宪政学者却认为，美国的宪法及不断发展完善的宪政实乃一切发展的基础，而且，美国宪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是美国贡献给现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创新。

对此，美国人颇为自得。美国著名法学家、纽约大学讲座教授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曾经指出：“美国对人类进步所作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它在技术、经济或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于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法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他甚至不无偏见地声称：“在其他国家，权力之争由武装部队来解决；在美国，权力之争由法律家组成的大军来解决。”（伯纳德·施瓦茨著、王军等译：《美国法律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第2页。）

显然，施瓦茨断言的前一部份过于武断（施瓦茨教授似乎把南北战争忘得一干二净了），后一部份大体正确。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难题的司法解决，无疑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无独有偶，《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著名评论家汤姆斯·弗雷德曼（Thomas Friedman）对大选案的评论与施瓦茨的看法惊人一致。在他看来，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Wall Street），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

没有人想否认这一让美国人倍感自豪的宪政制度是美国人的独特贡献。但是，细究起来，在精神和思想上美国宪政制度却深深地根植于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法治传统。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中，中国留美学者王希教授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美国宪法产生的制度背景：独立前，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治理都以法律上的契约关系为基础，并建立了内部的自治体制；独立后，各邦都制订了宪法。在争取和维护这一自治体制中，早期殖民者看重和强调的就是两条：

1、他们赋予以特许状形式表现出来的成文法以“几近神圣的地位”；

2、他们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相互承诺的契约关系。

但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些殖民者何以有这样的一种理解和见解呢？或者通俗地说，何以会有这么高的政策和法律水平呢？显然，一个制度的形成既需要社会的现实需求和环境条件，同样也需要政治文化和法律思想的滋养。王著对前者着墨较多，对后者虽然谈到洛克政治哲学的影响，但对英国普通法的传统却语焉不详——很自然，作为历史学家一般都关注前者。但是，作为法律学者却会较多地关注后者。因此，美国著名宪法学者爱德华·考文（Edward Corwin）的旧作《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释。虽然用一位美国建国之父的话说，美国宪法“是一个反抗的民族在迫切需要的困境中给逼出来的”，但是，为什么逼出了这样一个确定共和制和联邦制的宪法，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如君主立宪之类的解决办法呢？考文的解释是：美国的宪法和宪政来源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文明中自然法的观念，来源于英国悠久的普通法传统。

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的观念，认为在政治正义中既有自然的正义，也有法律的正义。前者与后者不同，它不是国家设计出来的，而是从自然中发现的，具有永恒性、普世性和至高性。他的思想到罗马伟大的法律家西塞罗（Cicero）那里就变成与理性融为一体的自然法的观念：“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确的理性，它与自然和谐一致，它散播至所有的人，且恒古不变、万世长存。它以其命令召唤人们履行义务，以其禁令约束人们为非作歹。„„（这种法律）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无论何时何地它都有效。” 甚至在通常认为是黑暗时代的欧洲中世纪，自然法的思想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且有所发展。考文认为，如果说古典的自然法观“融入更审慎的、人类权威的法令之中而施以其主要好处，而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则是另外一种，即自然法从外部制约和限制权威”。

不过，在中世纪的欧洲大陆，这样的自然法还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而在隔海相望的英国不仅有观念，而且还发展出一套制度，这就是它的普通法（common law）。

13世纪中期，英王亨利三世（Henry III）时代有位了不起的大法官叫布雷克顿（Henry de Bracton）。在其终生都未完成的巨著《英格兰的制成法和普通法》（The Statute and Common Law of England）中，布雷克顿明确提出了“国王本人不应该受制于任何人，但他却应受制于上帝和法律，因为法律造就了国王。因此，就让国王将法律赐予他的东西——统治和权力——再归还给法律，因为在由意志而不是由法律行使统治的地方没有国王”。他的“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的名言更是广为传颂。布雷克顿甚至提出了约束国王的具体办法：“如果国王没有约束，就是说如果没有法律约束，那么法官和男爵们就应当给国王施以约束”。

1215年英王约翰与他的男爵们所签署的《大宪章》无疑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化。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大宪章》不仅像普通法那样可以作为诉讼的依据，而且拥有了“高级法”的特征：任何制成法如与《大宪章》相悖，则“必然是无效的”。于是，不承认君主的意志具有法律效力的观念变成一项英国普通法的准则。而且，君主也无权改变法律，更不能未经民众的同意便剥夺属于民众的东西。这样，法治的传统而非人治的选择在英国初露端倪。

但是，《大宪章》的影响在都铎王朝（1457 1603）时期明显削弱。这一时期，英国国王巧妙地把中世纪的英国议会从对付王权的基地改造为对自己有利的工具。17世纪初，因为没有继承人，都铎王朝寿终正寝，给《大宪章》的支持者以新的机会。趁着第一个斯图亚特王朝（1603 1649）权力未稳之际，《大宪章》的支持者对王权进行了反击，其中最出色的代表便是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

柯克爵士是英国宪政史上最出色的法官和法学家。他毕业于剑桥大学，1578年成为律师，11年后成为议员，1592年担任皇家的副检察长（solicitor general），1606年成为高等民事法院院长（chief justice of the Court of Common Pleas）。尽管英王一再委以他王座法院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theKing' Bench）和枢密院成员（the Privy Council）的重任，但丝毫改变不了他用普通法约束王权的政治理想。1620年代，柯克参与起草了《权利请愿书》，使之成为英国不成文宪法的一部份。

此外，柯克还是位勤于著述的法学家。他把自己当大法官时审理的案件编为法院《报告》（Reports）逐年发表。他生前和和死后出版的四卷《英格兰法总论》（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奠定了他作为英国法集大成者的地位。

政治上，柯克继承并发展了布雷克顿的法治思想。在限制王权的问题上他进一步明确提出：“除了法律与国家认可的特权外，国王没有特权。”而且，国王自己不能解释这种特权，只有法官才是权威的解释者。在《大宪章》的性质问题上，他认为《大宪章》之“大”“不是由于它的篇幅，而是由于它所包含的内容至关重要且崇高伟大，简而言之，它是整个王国所有的基本法律的源泉”。他重申，任何与它相悖的判决和法规“皆为无效”。（考文前引书第55页。柯克甚至还大胆地提出：“如果议会的行为背离基本人权和理性，那么普通法应对这一行为进行监督控制，并宣告它无效。”见庞德（Roscoe Pound）著、唐前宏等译：《普通法的精神》，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52页。此书也是本经典性著述，1921年在美国出版，但中译本译文有欠完善。）

考文认为，柯克提出的司法审查观念、既应约束国王也应约束议会的基本法观念、法律之下的议会至上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制宪先贤和美国宪法。的确如此，美国革命时期的领导人，特别是有法律背景的领导人，无一不从布雷克顿和柯克的著述中获益非浅（在北美殖民地《独立宣言》这个历史性文件上签名的56位大陆会议的代表中有25人是律师，因此，美国革命也可以说是律师领导的革命）。在当时的北美殖民地，柯克的书和其他英国法律教科书卖得跟在英国一样火。尽管美国革命的领导人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和汤姆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作为学生研习法律时都曾经抱怨过柯克乏味单调的文风和只言片语、缺少连贯的评点，但后来他们都承认柯克的书让他们终身受益。亚当斯称柯克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启迪者”。杰弗逊赞扬说：在论述英国宪政和公民权利方面，没有人比柯克造诣更深。为此，在向渴望学习法律的年轻人推荐书目时，杰弗逊总是选择柯克等人的普通法著作。

不仅美国第一代领导人制宪时受英国普通法传统的影响，第二代领导人在巩固宪政方面也从其中汲取不少养份。有“伟大的首席大法官”美誉的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自学法律时用的就是他父亲用过的一本威廉·布莱克斯通(Sir 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的《英国法注释》（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在美国革命前此书在美国已售出大约2500册左右，而当时的殖民地白人总人口不过150万上下。考文前引书第88页。据马歇尔自己讲他父亲并没有多少墨水，可见当时殖民者对法律的重视。）威廉是牛津大学法学教授，著名英国法权威。而马歇尔的同时代人、曾经在美国独立之初担任纽约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被认为是州法院系统中最了不起的大法官詹姆斯·肯特（James Kent）则回忆说：“这部著作鼓舞了我，使我产生了敬畏之情。”

对威廉和柯克的影响美国学者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美国一本标准的法律辞典就称：“威廉的法律理论基本上造就了殖民地居民的态度，并且在费城制宪会议上激烈地反映出来。”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Roscoe Pound）——在20世纪上半叶对美国法律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法学家——则认为：正是在美国最初两代法律家的努力下，“柯克以人权和理性作为约束议会的基本原则思想在美国得以实现”。

除了普通法传统外，美国宪法另一个思想源泉无疑是英国思想家洛克的政治理论，他借用自然法的观念提出了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s）和有限政府的理论。对于洛克的影响，考文和王希都有充份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考文指出了洛克和柯克两人之间在观念上的联系和差别。他认为，洛克的自然法观突破了柯克就英国论英国的狭隘眼界，用普遍性的语言强调了一个普遍性的原理：“柯克努力使普通法历史上形成的程序成为约束权力、特别是英国王权的永久手段，而洛克给立法权施加的限制，更看重于保护个人权利。”此外，柯克的论述常常有“托古改制”的味道，而洛克则直截了当进入主题。但在突出制度建设（如司法审查）方面，洛克却没有柯克的先见之明。显然，他们俩人的区别既是因为时代不同：洛克的论述出现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而柯克的看法却是发表在1640年英国革命之前；也因为身份不同：洛克是位政治哲学家，看重的是理性、观念、原则和普遍性，而柯克是位法律家，强调的是经验、历史、个案和特殊性。

美国制宪先贤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们通过妥协的方式把两位英国思想家的见解、英国普通法的传统与北美殖民地的自治及制宪经验有机结合，融会贯通，炮制出既有明确原则又有具体条款、既可以操作又富有弹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