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孝行与家庭生活——以江南方志记载为中心的解读[5篇范文]

第一篇：明清时期的孝行与家庭生活——以江南方志记载为中心的解读

三、文本的解读1．文本的真实性 问题 对后 现代 主义者来说，文本的是否真实可能并不成为问题，因为 历史 的真实不过是神话而已，史料亦无所谓真实与否，文本一旦形成，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这无疑是极具深意和启发性的，不过在操作层面，做具体历史 研究 时，却恐怕很难不去考量史料的真实性而将所有史料等量齐观。不仅如此，通过对文本真实性的考察，其实亦正可藉此考量历史记载的形成过程与史料的性质。当我们以现代眼光来阅读以上所列举的孝行记录，一定会感到很多 内容 实在匪夷所思，故也往往会将其视作封建迷信和传统文化中需予剔除的糟粕。概括起来，我们的疑虑大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方志记载中的情节不合事物之常理，缺乏现实可能性。像割股疗亲，人肉怎么可能治病？“母病，割股，愈”之类的记载实在是无稽之谈。而众多有关孝感的说法，比如，有人千里之外寻找父骸骨，不得，“日夜号泣，俄大雨溃封，得凾骨以归”，[1] “母丧，邻居失火，（江）士琇伏棺愿与俱焚，忽回风返火”，[2] 以及为母埋儿得银，为母捕鹿，有鹿就缚等等，更是荒诞不经，难以徵信。二是不少记载中的孝子之孝行是如此完美无缺，如此为了父母全然忘我，也不能不令人产生怀疑，疑心这些记载是否存在人为扩大之嫌疑。这样一些疑虑势必会进一步引发人们对文本整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怀疑其是否有或者有怎样的事实依据。然而，对当时人来说，这些可能并非问题。地方志除了乡镇志和山水、寺庙等志外，大都属于地方官府主持编纂的官修史书，其严肃性和正统性是勿容质疑的。方志中所记录的人和事都会有严格的 文献 和当时采访记录为依据。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会编造或篡改史实。比如，尽管其中记载了大量有关孝行获得报效的内容，像割股疗亲获效，遭遇火灾突然反风火熄等，但不效或未言及结果的记载也同样常常出现在方志中，如，（明）汤秉廉，字惟洁，家贫耕田鬻盐以养父母。父年七十余，病笃，医药无效，割股疗之。[3] 赵座，„„嗣父殁时，座方馆白下，不得视含殓，归而哭至死者三。本生父病剧，刲股疗之，卒，仍服丧三年。[4] 孟春，钱塘县芝松坊羊霸头人，„„成化九年三月初六日夜，邻右火延燎迫其居，母王氏方卧不觉，春闻以归，不顾延焰，入负母，或止之，不听，遂与母俱焚死。[5]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呢？首先，应该指出，今天我们在阅读文本时产生的种种疑惑可能正是现代观念的使然。长期的唯物主义与现代 科学 理性思想的熏染以及“现代人”的骄傲，让今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超 自然 的联系是不存在的，所谓的“孝感”不过是无稽之谈，纯属“迷信”，反映了古人的愚昧。同时，随着近代以来 社会 文化的剧烈变动，孝已不再是社会伦理之根本，社会对孝性的重视和推行程度亦随之极大减弱，这些，都可能使今人对文献中一意于双亲而不虑及自己的种种极端的孝行感到离奇、不解乃至怀疑。然而，这些在当时人看来，可能不仅不会觉得“愚昧”或“可笑”，相反，还可能会成为仿效的对象。比如，清代句容的俞璟妻王氏，有次俞璟“赴省应试，适姑病甚剧，王仓皇失措，默祷灶神曰：古有割股疗亲之事，妾愿效之。遂割股肉和药以进，姑获愈”。[6] 当然，我们不是说古人对这些都笃信不疑，争相效仿，但从诸如正史、方志等文献中不断丰富的孝行记载看，至少当时的主流意识是对这些现象和行为是相信和认可的。所以，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古今观念的差异所造成的。其次，也应该看到，方志中种种孝行的集中记载乃是对广大时空的浓缩，这些并非俯拾皆是的普遍行为。若能置身于历史的情景之中，大概就会理解其中的很多行为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因为一者这些行为在当时的社会上亦是少数；二者在当时，孝乃百行之原，伦理之本，深受国家和社会的推崇和提倡。不仅明清国家极力倡导孝道，主张“以孝治天下”，而且民间社会也以各种形式积极宣传推广孝道[7]。此类多方位的倡导和说教无疑会对当时人的观念产生一定的 影响，在当时的文献中，孝几无例外地被认为乃人之天性，这说明，通过文化的建构，孝已成为当时至少是部分人性情的组成部分，尽管因为追逐情欲或功名利禄，很多人并不依性情行事，但对时人行为与社会舆论氛围的影响必然是深远的。同时，一般来说，人总是希望自己的作为有所回报，或为物质上的报酬，或是精神上褒奖等“符号资本”的获取，从而使自己得到各不相同的认可。行孝固然需要付出艰辛的代价，但其可以因此获得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认可和奖赏、自我心里的满足等也是非常明显的。在方志的记载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众多孝子因为行孝而获得种种的嘉益。比如，（清）曹声远，幼贸易吴门，闻母蒋氏病笃，星夜奔驰，途遇劫贼，声远泣而告之故，贼义而释之。至家吁天请代，刲股煎汤以进，母获愈，年九十四终。[8] 陈子远，徐田村人，明季父为盗所害，痛心饮泣，誓不与盗俱生。俄盗败窜，匿他境。远探得其所在，即率力士往擒之，斫其首以祭曰：“盗伏诛，可瞑目矣。”事闻有司，以其能复父仇，此孝子也，勿问。[9] 计甫草，好学能下人，吴门黄孝子向坚寻亲滇南归，甫草执挚事孝子，为门下生。或言孝子少文采，子何师？甫草曰：“子夏论学备矣，人固有能独身徒步求亲万里，蛮瘴之乡，虎豹、虺蛇、盗贼、**、险阻、饥寒、疾病出，百死得生，又奉其二亲涉万里以归者乎？天地鬼神实敬之，而何吾之不师为？”[10] 支琮，字敬，将为庠生时，家贫，事母甚孝。每冬寒，母不能寐，尽以己衣覆之，自暖其足。有郡倅素慕其人，晨往候焉，良久不出迎。倅怪，问故，乃知其以青布袍覆母，恐惊动不敢启耳，且贫无他袍，竟以便服出见。倅叹息而去。周文襄公时抚吴中，尝厚恤之。仕终南京留守卫经历。[11] ]许伯基立，以进士知海丰，每出见一老父月扫墓无间，使人问曰：“吾父母平生畏蛇虫，今虽殁，恐其潜挠，使体魄不安耳。”基感其孝，遗以洁服，请与乡饮大宾席，以励风俗。[12]（明）夏汝复，字仲修，父石涯生六子，汝复幼出为朱氏后。石涯被罪，将远戍，诸子拥圜扉俟父出，汝复从众中抱父足哀号乞代，有司为更檄具其事，遣之。军吏睹檄叹曰：此孝子也，纵之归。[13] 哑儿，南里莫宅人。生而哑，幼即行乞于市，以所得钱养母，必市酒肉脯以供，人拎其孝，皆喜施予之。[14] 此类事例着实不胜枚举，仅以上所举，就可以看到，孝行在当时受到国家和官府以及民间社会的广泛敬重。文人学子可以因此声明大起而获得晋身的机会，普通人亦可因此在乡里社会得到高尚的声誉以及超出常人的资助，即便是乞儿，也会因孝而获得更多的施与。不仅如此，孝还可以使当事人免除灾难，官府可以因为孝而免治孝子之罪，就是盗贼也往往会对孝子网开一面。我们固然不能说这些孝子行孝就是为了获取这样那样的好处，但这样的回报至少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值得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对后来者的行为起到引导作用。除了以上这类可以预期的现实回报外，行孝还可能因为感动天神而得到上苍意外的赐福，上文所述当时文献中众多有关孝感的记载充分地表达了行孝此类功效。孝感不仅可以使孝子们获得各种实际的酬谢，比如天赐钱物等，还能因此逃过人力难以避免的灾难，比如，无锡县民顾成，娶钱氏女为媳。女暂归宁，时疫疠盛行，转輾缠染，成一家咸伏枕。女闻欲归，父母力阻之。女曰：“夫之娶妻，原为翁姑，今疾笃，何忍不往？即死无恨也。”只身就道。成昏愦中，见鬼物相语曰“孝妇至矣，我辈当速避，不然且获谴。”于是一家数口俱得无恙。[15] 沈如松，字子节，少好读书，善属文，家贫授徒得束脯以养父母。母病膈，取药三桥埠，归遇雷雨，同行两人震死，松亦昏眩不能言。雨止，两人闻空中云：沈孝子不可击。[16] 孝感之类的报应尽管不易得到证实，但在人们普遍信任这种联系的情况下，其对时人会起到激励作用也是勿庸置疑的。最后，仅据以上两点，孝感之类记载的真实性依然是个问题。无论我们怎样解释，股肉疗亲获瘳、孝妇驱除疫鬼、伏柩反风火灭、雷电不击孝子等等，恐怕都不可能证明它们是真实的，然而，时人却是将其作为真实的事例加以记录的。要真正解释这一矛盾，还需对这些“荒唐”的“真实”文本可能的形成过程作出检视。为说明问题，先来看以下事例：来衡，字一之，成化乙未，海溢塘崩，捐资修筑。父为义子诬辟，公伏阙奏辨，获释后，从东粤还舟，溺于江，闻空中呼救孝子，忽一杖浮至，得凭以济。其杖至今尚存。世传其孝感云。[17] 赵维枚，父仁渊，年五十始举维枚，性至孝，母疾思食鲜蘑菇，不得，因上惠山顶寻之，力倦坐石上，旁有白如灵芝者，鲜蘑菇也。闻者异之。[18] 杨作鼎，字西京，事父母以孝闻。兄子章五已孤，与作鼎子同时出痘，章五症危，作鼎谓己年方富，尚可育子，章五死，兄无后矣。乃夜铸（祷）于庭，愿以己子代章五，翼日子殇而章五无恙。不数年，果复生子。[19] 林甲乙，早丧父，常佣作养母，母亡，家贫不能得美榇，遂以薄棺敛（殓）之。越数日，尸坏腐流液，淋漓不能止，秽闻于外，居邻皆恶之。甲乙因以瓷器盛其汁，捧之仰天恸苦，自咎曰：“此吾亲之遗体也，何狼戾若是哉？”遂尽饮之，流液遂止，秽气亦息。乡人异之，以为孝感所致。[20] 从前两个例子中，可以明显发现，在众多关于孝感的记载中，当事人的行为和结果其实均是现实社会中完全可能发生的事，只是有些偶然而已。后两则故事表面上似乎有些玄，但仔细 分析，也同样可以看到行为与结果在现实中都是完全可能发生。两人同时出痘，症状危急的获愈而先表现出顺症的反殁在当时并非希罕之事，晚清时，周作人就和他的妹妹同时出痘，“当天花出起时，我的症状十分险恶，妹妹的却很顺当”，但结果他有幸不死，而其妹却未能躲过劫难。[21] 至于林甲乙父尸的“流液遂止”也不奇怪，因为尸体流浓水只是在腐烂过程中一个阶段的现象，流到一定程度自然停止。由此可见，孝感故事中让今人感到荒唐而不能理解的主要并不是行为和结果本身，而是行为与偶然的结果之间的联系。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种种互不关联的现象在历史长河中，偶然地联系在一起是完全可能的，出于孝与孝感的既有观念，人们又往往将这种偶然视为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的必然，而这种本不存在的联系一旦形成，后人又会戴着放大镜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极力搜寻类似的偶然并加以附会，于是一个个离奇的孝感故事形成了。前面已经谈到，明清方志中大量孝行故事，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孝感故事，大都不无长期以来逐渐编纂成的“二十四孝”中故事的痕迹。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孝行故事如上的形成轨迹。当然，在有些事例中，由于加入了一些人为的因素，还可能使得偶然变得更为可能，比如割股疗亲，孝子的股肉固然于治病殊难取效，但从当时的记载可以知道，当时割股后，一般都是“和药以进”，由于有了药物的作用，产生效果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另外，也不能排除有些故事中的情节的形成，是因为由孝感之类既有观念导致的当事人的某种主观幻觉，或者当事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声誉和地位而有意编造。比如，在上举无锡顾成之媳因孝却疫鬼的故事中，极有可能是出于以上两个方面原因中的一个，而以下故事似乎更有可能出自有意编造。江皋，字嘿含，„„幼丧父，（哀）如成人，母病，吁天请代，遂得愈。丙戌避乱，为盗所伤，昏晕中若有神曰：“江孝子无恙，天将佑汝。”後得瘥。[22] 这些故事由于与主流观念合拍，且又迎合了国家与社会宣扬孝道的需要，故易于为国家和主流社会所采信。这些无疑都使得原来玄虚的故事变得更加“真实”，得越来越多的离奇孝行被“真实”记录下来。2，愚孝问题上文业已指出，愚孝行为的日渐突出乃是明清时期孝行的一大特征，所谓的愚孝，不仅是指孝行本身，比如割股、殉身等在今日看来缺乏合理性，同时，从权利义务关系来说，具有孝子责任与义务的单向性和无限性，也就说，孝子对父母的责任和义务的绝对的、无条件的，而不必顾及子女的权利和父母的责任。很明显，就 理论 上讲，这样的孝道伦理并不具有公平、正义的原则，事实上，从上文围绕愚孝所举的事例中，很容易看到，若从孝子的立场而言，很多事迹非但没有公平正义和人权可言，甚或简直就没有人性和人道。如果父母不仁不义，孝子不仅不能反抗或怨恨，长大后反而应以德报怨，以孝易暴。为了疗救双亲，孝子不仅要侍奉汤药，而且应不惜一切直至生命，于是祷神请减己算以益父母，刲股、割肝乃至剖胸以进等等孝行便不绝于书。对于这些行为，国家和主流观念并没有严加申饬和禁止，反而大加褒奖和倡导。这似乎就给人一种印象，当时的主流社会在有关孝行的宣传倡导方面，既没有公正原则，又不讲人情。然而，无论是公正抑或人情，几乎都是人人不可或缺的，一个不讲公正、人情的社会能长期延续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当时的统治者往往以“勤政爱民”相标榜，而且国家和社会均将对这类孝行的旌表宣扬视为敦励教化、移风易俗的重要举措，所以地方官每每以此作为自己的守土爱民之责，一些文人还把发掘孝行故事看作是“士君子居乡之责”。[23]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明清时期愚孝行为的相对盛行呢？首先，应该指出，“愚孝”之说并非始自今日，像刲股疗亲之类的行为，当时就被目为愚孝。为此，清大儒焦循还专门作《愚孝论》以辩之，他说；李氏之子以亲疾刲股肉至于死，或诮其愚且诋其非，焦子称之，何也？称其愚也，刲股之为愚，不独智者知之，愚者亦知之。余尝与湖荡中绝不知书之人语说及此，皆知刲股愚孝不可为。李氏之子居郡城，素读书，其知之当更过于湖荡中诸无识者，一旦临亲之疾而行之，自若向所知为愚者固忘之，其忘之何也？心一于亲，不知其愚，一不知其为不愚也。盖当是时为之亲者奄息欲，呻吟在床，求之医药弗效，求之鬼神亦弗效，苟有可以活亲者无弗为也。斯时之可以活亲者，诚舍刲股之事，别无所出，而且传之故老，载诸简编者，皆刺刺称其效之如响，奈何以其愚不一试之？„„余恐邪说之惑人，急为论而明之。[24] 也就说，虽然当时几乎谁都知道“刲股之为愚”，但因为当事人出于至诚之孝，其心可嘉，故仍值得褒扬。正因如此，乾隆《吴江县志》的编纂者一方面认为此事“盖以事非中道，旌之则愚民转相仿效，而伤生绝嗣者日多也。是则传其事以列于孝友，于义固未当。”但另一方面，“其爱亲之极，杀身不顾，一念之精诚，足以感人心脾，故宋元皆旌之。而莫、徐二志，并为立传，今亦循其例”。[25] 可见，时人对愚孝行为的彰扬，并不是看不到其中的问题，而是认为相对于“孝心”，其他问题比较次要而已。其次，除了认为“孝”为最高伦理之外，时人对愚孝的宣扬可能还有更为现实的考虑，毕竟在现实社会中，人贪图自己的功名利禄和生活享受而不顾或少顾父母者要远远多于不顾自己而一心为了双亲的孝子。正因如此，当时的文人君子才觉得更有必要彰扬这些超人的孝行，一者“上以绍前徽，即下以励后起可也”，[26] 二者，鉴于时人之所以会由声色货利之诱而使孝之本性反遭蒙蔽，往往是因“无大声疾呼者之发其聋聩故也”，[27] 所以榜样的树立无疑可以对业已遭受蒙蔽的天性起到振聋发聩之功效。同时，相对于子女不孝，父母不慈出现的概率毕竟微乎其微，所以专注于子女的责任与义务而忽视父母的责任，从现实层面上讲，也是有针对性的合理之举。而且，对于榜样的效法来说，往往是取法乎上而得乎其中，因此，并不用担心愚孝行为中的种种不合理的超人之处会人人完全效法，后人能得其中之一二，目的也就算达到了。由此可见，对愚孝彰扬并表明时人不懂人情事故，而是一方面乃观念的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现实策略。通过上面论述，我们已可以理解当时的国家和士人之所以要宣扬今人看来缺乏人性的愚孝行为，不过，何以他们会将这类不够人性的行为视为爱民和敦教化之举，依然是个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正体现出了出当时社会甚至 中国 社会的一种思想文化取向，即追求整体秩序的稳定而甚少关心个人的责权。因为他们的爱民和敦教化、移风俗，追求的是整体民风的淳朴、民心的安定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唯有如此，民众才能安居乐业，才能沐浴浩荡之皇恩，社稷江山也才得以稳固。作为整体社会一分子的个体，其所作所为、所欲所愿，只有在成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过程中一环时才有意义，否则，便是无关宏旨的细微末节，不足挂齿。因此，个人其实只是追求整体社会安定的道具而已，本身并不具有目的性。

第二篇：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设计与实施

摘 要：本文主要论述在一体化教学的改革中，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开展与实施，并以车刀体设计制作为例，讲述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设计，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专业技能，而且也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社会能力。

关键词：“学”为中心 模式 设计 实施

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多数都是高考落榜或者中考成绩较差的学生，他们多数对理论课很厌烦，导致了在应试教育中的失败。他们来到职业技术学校后，学校如果继续用原来的教学方法，难以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使学习效果达不到教学的要求。

因此，职业技术学校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快速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的技能型人才，就必须改变教学方法，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专业技能，也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社会能力，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从而提高职业教育的教育质量。

一、以学生为主体，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教学的根本目的是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增长学识。这一过程，如果离开学生这个主体，便变得没有意义。正如宋玲在《建构主义学习设计》一书前言中说：“老师一直都是绝对的权威，而我们这些学生曾经做过的、最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聆听老师的谆谆教诲，当我拿着参考课程标准并以教科书为蓝本设计出的教学方案走进课堂时，整堂课几乎都是我在唱独角戏，提出的开放性问题时常引来一片难以忍受的沉寂。”这段话，是一个学生成长成为老师后，对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生动描述。

以“学”为中心，教师要树立学生是主体的思想，把规定的教学内容，对应教学对象――学生，进行创新性设计。正如萝卜白菜，既可以炒食，也可以煲汤，既可以切丝，也可以切片，最终目的是让我们能消化吸收营养。反之，如若学生对所学内容听不懂，且脱离实际，他们就会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课堂睡觉。曾有一位学者提出“职业技术教育教学改革首先要解决学生上课睡觉的问题”，这不无道理，解决学生上课睡觉的问题就是必须围绕学生去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挖掘其自觉学习的潜力。

二、以“学”为中心，教师要主动转变教学观念

古语云：“活到老，学到老”。老师也是教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教亦然。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加涅认为，所谓的教学，是为促进学习者内部学习过程而设计的一系列外部学习事件，教学是经过一系列设计的，旨在引起、激发和支持学习者学习的事件。

教师如何使“传递”的内容更有效，这是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部分，传统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忽略学生学习的接受情况，以“学”为中心能更好让学生掌握知识，如表1所示两种不同教育模式对比。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中的学习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教师应该认识到：学习必须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因此在课程改革中，必须以学生为中心来进行设计，而不是以教学为中心而去设计的。学生才是真正的主体，教学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做教育者首先要在思想上进行改变，这样才能在课堂上进行有效设计。以“学”为中心是以小组课堂形式，这种形式有利于学生形成自我学习，相互讨论的学习方式，如图1所示。

传统以教师为中心课堂 以“学”为中心课堂

图1 课堂组织形式

以“学”为中心形式的教学课堂与传统教学不一样，它更注重以学生为主体地位，利用行为导向教学，注重在“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方法。只有通过不断改变教学手法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积极地学习。图2所示是学生以小组形式在讨论问题的情景。

图2 讨论问题

三、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设计

一般的教学模式都是由教师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的方法。但若要提高职业技术教学的质量，就必须重视课堂教学改革，积极创新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任务驱动模式，小组成员先单独练习取得一定的学习效果，然后再以团队形式完成任务，最终以小组为单位展示作品。通过此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认真对待任务，就像在企业一样，尊重劳动成果，把教学方法的改革作为一体化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如表2所示。

在教学设计过程中，教师并不是以完整不变的形式来表达所有步骤的实施情况，而是根据任务的难与易以及学生的学习情况等进行合理的设计。通过合理的设计，使学生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新的情景中，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知识的迁移，达到更高层次的发挥。

四、以“学”为中心的教学实施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由分组，合作完成车刀体加工的任务，在拓展训练方面引导学生进行机夹式车刀体的制作，小组成员体现团结协作精神，实施时运用头脑风暴法，重视发挥集体的智慧，积极确定加工工艺。在得到老师的肯定和指点后，学生兴趣有了明显的提高，加工过程中能相互探讨、交流技术，起到了化被动为主动的学习效果。

教学安排开展的顺序不一定是机械刻板、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每一堂课都必须提供全部教学事件。现以加工车刀体任务为例，做出实施过程的安排，如表3所示。

五、实施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成效

1.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第一，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在以“学”为中心的教学中，学生在一体化教室中，以不同方式进行学习，教师不再单一把知识讲授给学生，而是让他们在课堂上出现“在做中学、在学中做”的过程中很好地完成实际任务，达到自主学习效果（如图3所示）。

图3 学生在进行操作 图4 学生讨论加工工艺

第二，学生适应共同学习。教师一般不提倡学生单独学习，而是在日常教学中，引导学生以小组形式合作学习。在学习活动中，学生一起学习，互相探讨、交流观点、提供反馈，促进彼此共同进步的学习机会（如图4所示）。通过小组讨论合作融为一体，提高了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为今后走向工作岗位增强了适应能力。

2.提高了学生综合能力

以“学”为中心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教与学的良好互动，学生能较好地掌握理论和技能知识，同时也能把理论与实践知识结合在一起（如图5所示）。

在实施过程中，教师要把握好课堂良好的秩序，让学生拥有良好的学习氛围。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能主动展示自己的成果。这样不仅能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和自信心，更能提升学生自我管理、自我学习、自主创新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团队的协作能力、交际能力和工作规划的能力，使学生体会到帮助他人的快乐，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3.多方面评价学生

在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关心、爱护、鼓励学生，并理解和尊重学生的人格，以此赢得学生的尊重和信赖，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在课堂上，教师不能只靠书面测试，应通过多种途径去评价学生，突破传统评价方式，重结果的同时更加注重学生学习过程，以学生自我评价、小组评价和教师评价三位一体的方式进行综合评定。图6所示为学生自检、互检和教师检测的情景。

图6 检测工件

评价中应尊重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图7所示是学生作品展示。让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充分地发挥本身技能，达到教学目的。

第三篇：明清家庭小说的恶妇描写及其文化成因 ——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为中心

明清家庭小说的恶妇描写及其文化成因

——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为中心

许芝丹

摘要：明清时期是中国家庭小说繁荣阶段，出现了《金瓶梅》、《红楼梦》等一批杰作，广泛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面貌及多种人生图景。在这些丰富的人物画廊中有一批性格特异的恶妇形象，她们胆大妄为、狭隘多疑、乖伦悖理，令人侧目。恶妇群像的出现应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封建婚姻制度及自身性格缺陷相关，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成因。

关键词：家庭小说；恶妇形象；文化成因

Famil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ovels Described the Evil

Woman and Cultural Causes ——For the Center with“Jin Ping Mei”“Xing Shi Yin Yuan Zhuan”“Hong Lou Meng”

Xu Zhidan

Abstrac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the family novel prosperity stage, the emergence of a “Jin Ping Mei”, “ Hong Lou Meng ”and a number of masterpiece, widely reflects this period of social life and face life together.In these rich characters gallery in a group of character specific evil woman image, they rampant, narrow suspicious, good Aaron paradox, remarkable.The evil woman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group should be of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in history, the feudal marriage system and their own character flaws associated with complex historical cultural causes.Key words: Family novel；Evil woman image；Cultural causes 家庭小说，是指通过人物的家庭生活以及家族（家世）的兴衰荣枯来反映社会人生，反映某一时期社会生活本质的小说。[1]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家庭小说最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小说这种艺术体式的萌芽时期，但由于中国文学前期叙事文学不发达，一直到《金瓶梅》的出现，家庭家族小说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型。《金瓶梅》开始完整地描写家庭环境，第一次用丰富多彩的画面描绘出形态完整的家庭场景。在它的影响下，《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歧路灯》、《蜃楼志》相继地产生了对家庭环境、家庭场景进行了完整描写的小说，使明清小说创作增添了家庭家族小说这一新类型。

明清其它类型的小说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中，女性一直未曾被重点描写过，即使有一些，也是无足轻重。《三国演义》的女性角色相当稀少且面目模糊；《水浒传》的女性也只是对男性故事的点缀而已。但从《金瓶梅》开始，家庭小说以一系列女性的命运来进行小说的设计，女性开始作为独立的艺术形象出现在小说中，开始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女性视角。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明清家庭小说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成海霞《明清家庭小说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明清长篇家庭小说“家庭矛盾”之解析》，刘畅《明清家庭家族长篇小说的文化解读》等。在《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这些丰富的人物画廊中有一批性格特异的恶妇形象，她们胆大妄为、狭隘多疑、乖伦悖理，令人侧目。恶妇群像的出现应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封建婚姻制度及自身性格缺陷相关，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成因。

一、明清家庭小说恶妇形象特点

家庭小说主要取材现实生活，描写家庭见闻、日用起居这一类家庭琐事，包括生日、宴会等家庭活动，也有家庭内部无休止的矛盾斗争，如妻妾矛盾、夫妻矛盾等等。在人物描写上，家庭小说对家庭中的女性特别关注。可以说，直至家庭小说的出现，女性才有了自己活动的天地，才有了表现自己的机会，才有了丰富的性格。无论是打情骂俏，还是争风吃醋，她们都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明清家庭小说主要刻画了这样几类女性形象：一类是遵守封建妇德规范的传统女性，《金瓶梅》中的吴月娘，《林兰香》中的林云屏等，她们都是“以柔顺贞静为专德”[2]的传统女性。一类是泼悍奇妒的女性，《金瓶梅》集悍、妒、淫于一身的潘金莲，《醒世姻缘传》中对丈夫用尽一切手段的薛素姐，《红楼梦》中见识粗鄙、无事生非的赵姨娘等。一类是才识俱佳的女性，《林兰香》中的德、才、色兼备的燕梦卿，《红楼梦》雍容闲雅、大方得体的薛宝钗。小说从各个侧面充分展示了她们的个性、欲望和才能。这几类女性中，泼悍奇妒这一类女性是在其他类型小说中很少见到的，她们有着与传统女性不同的特点：胆大妄为、狭隘多疑、乖伦悖理，读者论者习惯将这类女性形象称之为恶妇。

1、胆大妄为

明清小说中的恶妇性格首要特点是胆大妄为。胆大妄为主要是指做事不经过思考，毫无顾忌的做出许多令人发指的事情，完全违背了当时社会的道德标准。

潘金莲的胆大妄为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她不仅仅是辱骂他人，更狠毒的是 制定计划，一步步的将人置于死地。潘氏在王婆的挑唆下杀害了武大，之后又逼死了宋惠莲，最令人发指的是她设计杀死幼儿官哥。

潘金莲养了一只猫，这猫喜吃生肉，金莲常在房里用红绢裹肉令猫扑而食之。训好后放入瓶儿房中令扑挝官哥，将其諕死。（第59回）

李瓶儿不久也伤情而亡，潘氏训一猫而送母子二人性命，能行这样的计划的人古往今来能有几人？古人云：“歹毒不过妇人心”，也就是潘氏这样的人了，她的狠毒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

薛素姐的胆大妄为表现在很多方面，主要就是她对丈夫的态度上，为了管束花心的丈夫狄希陈，素姐可谓用尽各种招数“扭肩膀，拧大腿，掏胳膊，打嘴巴，七十二般非刑，样样演试，拷逼的狄希陈叫菩萨，叫亲娘”（52回）。在封建传统观念中，妻子应该顺从丈夫。薛素姐不仅对丈夫不顺从，还对丈夫又打又骂，完全与传统相背离，可见薛素姐的胆大了。

赵姨娘在贾府这个大家庭中是贾政之妾，算得上是二等主子。但她总想着为自己和贾环争得家政大权，采用下作歹毒的法子，买通马道婆作“魇魔法”，欲置贾宝玉与王熙凤于死地。她急切地对马道婆说：“你若果然法子灵验，把他两个绝了，明日这家私就不怕不是我环儿的，那时你要什么不是？”夺嫡的希望，变成了大胆的行为。《红楼梦》第25回细写赵姨娘与马道婆密商诡计，签字画押，终于达成协议：

马道婆看看白花花的一堆银子，又有欠契，并不顾青红皂白，满口里应着，伸手先去抓了银子掖起来，然后收了欠契。又向裤腰里掏了半晌，掏出十个纸铰的青面白发的鬼来，并两个纸人，递与赵姨娘，又悄悄的教他道：“把他两个年庚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作法，自有效验。千万小心，不要害怕。”

“法术”把凤姐、宝玉弄得神魂颠倒，疯疯癫癫，“登时园内乱麻一般”，“赵姨娘、贾环等在外面假作忧愁自是称愿”。就在贾宝玉奄奄一息，贾府上下“油煎火燎”之时，赵姨娘又抓住机会，以关心为名劝告贾母，显然是迫不及待了。

赵姨娘在旁劝道：“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哥儿已是不中用的了，不如把哥儿的衣服穿好，让他早些回去，也免些苦，只管舍不得他，这一口气不断，他在那世里也受罪不安生”。明为劝告，实则绵里藏针，暗隐杀机。毒施“魇魔法”是最能表现赵姨娘胆大妄为的。

所以说，这三位女性虽然在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她们都有狠毒的心肠，大胆的行动，是不遵守传统道德的，是受到人们批判的。

2、狭隘多疑

潘金莲、薛素姐、赵姨娘这三位女性都有内心狭隘、性情多疑、嫉妒成性的特点，特别是在妻妾关系上，心怀机诈。

潘金莲性情多疑，心怀机诈，在藏春坞山洞外偷听宋惠莲，在翡翠轩偷听李 瓶儿。为达目的，她用尽手段，颠倒黑白。与孙雪娥口角，即“卸了浓妆、洗了脂粉，乌云散乱，花容不整，哭得两眼如桃，躺在床上”，单等西门庆来后放声号哭告状，使孙雪娥一顿暴打。第七十五回中吴月娘对她有段很贴切的评语：“在前关干的那无所不为的事，人干不出来，你干出来了。她台灯不照自己，还张嘴说人浪„„曲心矫肚，人面兽心。我洗着眼儿看着她，到明日还不知怎么样儿死哩。”

薛素姐也丝毫不比潘氏逊色：

狄希陈一日在房檐底下，看见调羹揉的眼红红的，从那里走来。狄希陈上前询问。谁知他二人立在檐下说话，人来人往，那个不曾看见？却有甚么私情？不料素姐正待出来，看见二人站着说话，随即缩住了脚，看他们动静。说了许久，狄周媳妇走来，问调羹量米，三人又接着说了话。素姐走到跟前，唬的众人都各自走开。素姐发作到：“两个老婆守着一个汉子，也争扯得过来吗？没廉耻的忘八淫妇！大白日里没个廉耻！狄周媳妇子，替我即时往外去，再不许进来！这贼淫妇，快着提溜脚子卖了！我眼里着不得沙子的人，您要我的汉子！”

本来就是很普通的谈话，人来人往，都看见了的。在素姐那里就变成了不正当的事情，素姐先是躲在旁边看，然后走出来骂。其实，素姐并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是凭自己的猜想，认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由此可见素姐的狭隘多疑。

赵姨娘也同样如此，第六十回赵姨娘大闹怡红院足见其狭隘多疑，贾环向芳官要蔷薇硝，芳官因是好友蕊官所赠，所以不愿意转送给像贾环这样的人，便听从麝月的主意把茉莉粉给了贾环，贾环兴兴头头地给了彩云。当知道不是蔷薇硝时，贾环并不计较，反而笑道：“这也是好的。”赵姨娘却无中生有、借机发作。她先是愤愤地说：“有好的给你！谁叫你要去了，怎怨他们耍你！依我，拿了去照脸摔给他去„„吵一出子，大家别心净，也算是报仇„„”接着又挑唆道：“乘着抓住了理，骂给那些浪淫妇们一顿也是好的。”这位泼妇似的姨娘在不绝的恨骂声中真的去找芳官算账去了。路上遇到夏婆子的一番风风火火的挑唆，一见面就把茉莉粉摔到芳官脸上，还臭骂、暴打了芳官，激起了丫鬟们的愤怒，联合起来反击赵姨娘，并扭打在一起，上演了“大闹怡红院”的丑剧。

本来这就是一件很小的事，可赵姨娘不这样认为，她从自身出发进行联想，越想越严重，想到怡红院里的下三等丫头都欺负自己，使她怒火中烧，不大闹一场，难解心头之恨。大闹怡红院反映了赵姨娘搬弄是非，小题大做，无事生非的恶妇特点。总之，她们都是心胸狭隘，尖酸刻薄，得理不饶人，容不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一丁点儿的损害。

3、乖伦悖理

中国古代讲究伦理道德，特别是对女性，提出了很多的道德规范，如在中国古代的妇德教育中，“三纲五常”是女子从小就接受的教育。在《醒世姻缘传》中，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母慈子孝的关系，而是背叛、亵渎、扭曲、伤害等关系。薛素姐把传统孝道践踏的体无完肤，表现出对“三纲五常”的极端蔑视。

薛素姐打骂丈夫：

素姐跑上前把狄希陈脸上兜脸两耳拐子，打的那狄希陈半边脸就似那猴腚一般通红，发面馍馍一般暄肿。狄希陈着了急，捞了那打玉兰的鞭子待去打他（素姐），倒没打的他成，被他夺在手内，一把手采倒在地，使腚坐着头，从上往下鞭打。（48回）

等得狄希陈出寄姐房来，从后边一把揪住衣领，右手把一烫斗的炭火，尽数从衣领中倾在衣领之内，烧得个狄希陈就似落在滚汤地狱里一样。（98回）

“夫为妻纲”是传统的家庭道德规范，但薛素姐不仅不把丈夫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而是坐在了丈夫的头上鞭打，完全没有一个作妻子的样子。她将炭火到入丈夫的衣领中，这不仅仅是违背道德，更是对人身的虐待与伤害，在现在看来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素姐还忤逆公婆，素姐鞭打丈夫，婆婆救子心切，却不想素姐起了杀心，夜晚趁着公婆睡觉时，想放火烧死他们。她训斥婆婆，当着婆婆的面骂丈夫是“有老子生没老子养的东西”（52回），把婆婆气成半身不遂。公公纳妾，她骂道：“没廉耻老儿无德，鬓毛都白了，干这样老无耻的事。”她唯恐公公的妾生个孩子分家产，昼夜算计要阉割公公。最后公公被她气死（76回）。可见，素姐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更是一种变态的行为。

潘金莲勾引武松，这在传统观念看来显然是违背伦理的，结果遭到武松的拒绝，却反过来诬陷武松调戏她，从这里就可以初步看出她不把伦理道德放在眼里。当武大捉奸，西门庆慌忙中躲在床下面，潘金莲说道：“你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杀好拳棒，临时便没些用儿，见了纸虎也嚇一交。”硬是煽动西门庆飞起一脚踢中武大心窝。此处可以看出，潘氏根本就不把丈夫放在眼里，完全将“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抛之脑后，这里进一步说明她对道德的违背。更有甚者，她还亲手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武大：

那妇人（潘金莲）先把砒霜倾在盏内……将那药抖在盏子里，讲白汤冲在盏内，把头上银簪儿只一搅，调得匀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药便灌……武大“哎”了一声，这妇人便去脚后扯过两床被来，没头没脸只顾盖。这妇人怕他挣扎，便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的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松宽。那武大当时“哎”了两声，喘息了一回，肠胃迸断，呜呼哀哉，身体动不得了。（5回）这便是潘氏杀武大的全过程，由此可见，潘氏不仅是对伦理道德的蔑视，更是一种犯罪，这在现在社会都是杀头的死罪，而在当时的社会中，潘氏都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足以看出潘氏的乖伦悖理。总之，这几位女性的行为不仅仅表现出对伦理道德规范的蔑视，更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二、明清家庭小说中恶妇形象的文化成因

明清家庭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恶妇形象，这样的形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1、个性解放潮流引发个人欲望膨胀 明中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新兴的市民力量得到了最初的发展。这种变革的新动向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便出现了肯定“人欲”的思想潮流。个性的解放和自由不仅仅是针对男性，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就不可能真正的实现个性的解放。因此在这样的思想潮流的影响下，封建传统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催醒了女性的自由意识。明代的正统哲学是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到了明中叶以后，王学崛起，指出“人欲”就是“天理”，“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3]，王学主张满足个人的自然要求，是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说教相对立的。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有个性的女性形象。《水浒传》中的“巾帼英雄”，如孙二娘，扈三娘等，她们机智勇敢，有自己的个性。高濂在《玉簪记》中写到的陈妙常，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她们为了爱情不惜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林兰香》中才华出众的燕梦卿。这些女性都是有思想有个性的女性，她们在要求个性解放上面是积极的，是有正确的价值取向的。但潘金莲，薛素姐和她们不同，潘金莲要求的个性解放主要是性的解放，且是过分的追求，她为得到西门庆的专宠，极尽谄媚奉迎之能事，甚至帮助西门庆与宋惠莲、李瓶儿偷情。她是纵欲的，消极的。薛素姐是对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欲求，这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但素姐都没有保障的，因此对生存危机就处于严重的焦虑状态，也就造成了个人欲望无休止的膨胀。这些恶妇不把伦理纲常放在眼里，敢于殴打丈夫，忤逆公婆的恶妇。她们都自觉或不自觉的要求个性的放纵，为此不惜和社会传统观念决裂，以致被社会所不容，背上了恶妇的骂名。

2、封建家庭伦理激起多重不满和反抗

中国传统婚姻道德中最突出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男尊女卑。在周代官方就提出了对妇女“四德”的要求：“女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4]对妇女“四德”的要求，实际上已把女性置于被支配、被约束的地位。

随着专制主义的加强，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伦理规范也随之加强，夫妇伦理也最终发展成夫尊妻卑的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即“三从四德”、“夫为妻纲”。“三从”讲女性的一生置于父兄、丈夫、儿子的监管之下，“四德”要求女性一生以顺从依顺丈夫、成为贤妻良母为职志，如若不然，则唯有被休弃一条路：

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 去，窃盗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嗣也；淫，为 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5] 在这样的伦理规范中，妻子在婚姻关系中已失去了自主权，沦为丈夫的私有财产。

按照封建家庭的性别分工，“家庭”是女性主要的活动空间，她们在丈夫的 管辖下负责料理家务、服侍公婆、传宗接代等工作。女性的自由是被限制的，“家庭几乎是专门为女性而设的特殊强制系统，它具有显而易见的性别针对性和性别专制意味”。[6]，可见父系社会关于妇女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都是为了约束女性而制定的，在这样的约束和压迫下，出现了众多背离传统的恶妇形象。她们不事丈夫，不事姑舅，对家庭伦理中敬顺、无违的为妻和为媳之道置之不理。这种状况在小说中多有反映，如《聊斋志异》中的尹氏，丈夫“少降之，辄以鞭挞从事”，让他“跪受巾帼，操鞭逐出”，惹得“观者填溢”；将年逾六旬的公公“以齿奴隶数”，“衣败絮，食粗粟”。[7]江城对翁姑的话“柢牾不可言状”，别说晨昏定省，还敢当着翁姑的面捶打丈夫，逼得翁姑只好“别院居之”。臧姑“役母若婢”，“涤器洒扫之事皆与焉”[8]，婆婆卧病之时，她不仅置之不理，甚至还不许丈夫前往探视。《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嫁入狄家后，家中再无宁日可言，不是打骂汉子，便是忤逆公婆，又打丫头，骂父亲，逼得薛教授说：“我没这个闺女，从此以后不许他进门。”(48回)她不但不许狄希陈与使女勾勾搭搭，设置种种严刑酷罚，就连公公娶妾，她也唯恐调羹生了儿子夺了她的家私，日夜算计要为公公去势，处心积虑要加害调羹(58回)。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一夫多妻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一名男子除了正妻之外，还可以纳多名女子为妾。陈顾远在《中国婚姻史》中具体解释道：

妾来源有出于犯罪者，有出于购买者，有出于私奔而不备礼者；其中除奔则为妾，有近于“姘外”，大都与后世婢类无异。然因周创宗法，严嫡庶之别，儒贵正名，为妻妾之判，于是一夫多妻制中之次妃副妻，媵制中之正媵及侄娣，皆一律称其为妾。[9] 随着妻妾数量的增多，人性的占有欲以及爱情的排他性使得家庭的日常相处变得困难起来，妻妾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如《笔生花》中九华出嫁后，其母花氏(二房)僭正妻之权会亲家也曾引起嘲笑，甚至带累女儿在夫家饱受折磨(7回)。由于妻妾制度的不合理，导致小妾的不满，如《红楼梦》中的赵姨娘她虽是妾但处处与王夫人做对，并将王熙凤、贾宝玉视为自己争得家权的障碍，通过“魇魔法”加害他们。

与传统贤良女性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主动认同、遵守不同，恶妇们是以一种泼悍的极端方式在争取自己基本的生存需求了，对传统女性应遵守“妇德”规范来说，这就成为社会难容的“变态”行为了。

3、性格缺陷导致恶妇人性扭曲

“嫉妒”一向被认为是一种最古老、最顽固的“女性病”，父权文化视“妒”为女性特有的偏狭症，把它作为论证女性为劣等性别的理由之一。

在传统的封建家庭中，妒忌是女性的恶德。在两性关系上，明确规定“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从夫，死从子，无所取自遂也”，也就是说女性对丈夫要绝对的服从，不能对丈夫出言不逊，更不能凌驾于丈夫之上。但在明清家庭小说中有许多的女性根本就不在乎封建礼教的道德传统，尽情发泄自

[10]己的嫉妒之情，表现出对传统要求的蔑视。爱情本来就具有独占性，不希望自己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配偶，嫉妒是人的本性，但随着婚姻形式的不断变化以及父系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嫉妒逐渐成为一种病态。“妒原是爱的极致, 在平等的两性关系中, 是具有相当价值的, 但在奴视女性的时代, 妒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反抗, 且只能引起对手方的反感, 被视为‘恶德’。” [11]

尽管历代都将妒忌列入女性的“七出”之条，但仍有不少女性，为了生存，为了追求自由违背社会道德，成为社会所不容的恶妇，她们抛开“三从四德”，冲破封建传统道德伦理，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获得人生的自由，不断反抗男权社会对她们的压迫，这样一来，就会做出许多违背社会道德甚至是犯罪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她们人性的扭曲。

在传统伦理道德中，淫邪与嫉妒同样是女性的缺陷之一，而且这两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姑妄言》中作者借老道之口说道：

妇人未有而不妒，妒而未有不淫者。若果能遂他的淫心，那悍妒之气自然就渐渐消磨下去。居士试想，任你万分悍妒的妇人，他到了那枕席上心．满意足的时候，可还有丝毫妒之气否?皆因不能饱其淫欲，使忿怒之气积而成悍。阴性多疑，以为男子之心移爱与他人，故在他身上情薄，此人一起，悍而又至于妒。(十五回)可见，淫、妒是密不可分的，《大戴礼记·本命》就说“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将二者同等视之。表现淫妒乱家逻辑的首推《金瓶梅》，兰陵笑笑生对女色之种种危害发表了许多感慨，诸如“二八佳人体似酥，腰中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等诗不断见于纸端。在封建社会看来，妇女犯淫、肆妒，是破坏家庭的伦常秩序的，是一种人性的扭曲。

明清家庭小说塑造的恶妇形象表现出了对伦理道德自觉或不自觉的背离，她们是“异常”的，她们的行为对男权社会制度产生了冲击和动摇。她们的出格表现从表明封建末世道德沦丧的现实，以负面形式反映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

参考文献：

[1]成海霞《中国古代家庭小说专学建构的可行性报告——家庭、家族文化视域下的明清小说解读系列论文之一》,《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5卷第9期，第64页。[2]成海霞《明清长篇家庭小说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运城学院学报》，2008年第26卷第6期，第70页。

[3]李心壮《明儒学案·下》，正中书局，1945年，第363页。[4]佚名《周礼·天官·九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5](清)王聘珍《大戴礼记·本命》，《大戴礼记解诂》，王文锦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5页。

[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页。

[12] 8 [7]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六《马介甫》，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32页。[8]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珊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9-63页。[9]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40页。

[10]高明注《大戴礼记今注今译（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67页。[11]陈东《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77页。

[12]（明）兰陵笑笑生《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上》，齐鲁书社，1991年，第10页。

第四篇：民众教育馆与基层政权建设——以1928—1937年江苏省为中心

民众教育馆与基层政权建设——以1928—1937年江苏省为中心

摘要：作为社会教育中心机构，抗战前江苏的民众教育馆面对九一八事变后内忧外患的危局，在旧精英失势、基层社会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产生协助政府重建基层社会秩序的意识；而国民政府因“官办自治”成效甚微及基层控制能力脆弱，也欲借助民众教育馆支持其参与基层政权建设。民众教育馆在其施教区组建以“改进会”为核心的基层自治组织，协助政府选举和训练基层领袖，召集各种“谈话会”协调基层社会的利益关系，承担大量调解民间纠纷的事务，投入“馆长兼区长”的政改实验等。这些作为，旨在协助政府在现有基层政治架构中强化官治系统，同时运用教育手段推进地方自治的政治理想。民众教育馆在协调与基层民众以及地方政府关系时颇能如鱼得水，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官方代理人和民间社会组织者的双重角色，一定程度上疏通了已经淤塞的基层政治轨道。

关键词：民众教育馆 基层政权 地方自治 社会教育 江苏省

民众教育馆(以下简称民教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政府推动建立、面向基层社会的新兴社会教育组织。它源于民初的通俗教育馆和通俗教育会，是政府规定的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1928年，江苏省率先成立民教馆。随后，民教馆逐渐遍及全国各地城乡。民教馆除了对失学民众施以补习教育外，还凭借政府赋予的社会教育“中心机关”的地位，协助政府推进基层政权建设。①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

大致说来，民教馆是由政府主导的，具有“官民二重性”、“中介性”、“教育性”等特征的基层社会组织。②民教馆虽然被纳入政府的社会教育系统③，可以说是“官办”机构，但是它也兼具一定的“民间”色彩。当时民众教育界的领袖人物如俞庆棠、高阳、李蒸等人均有留美经历，不同程度都受到杜威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从他们身上可以体察到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人格；另一方面，虽然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教育”(核心为“党义教育”)为教育圭臬，不过，由于西方民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无论是民教界领袖还是各地民教馆的具体办理者，他们的教育理念与工作方式难免与政府的思路略有出入。换言之，民教馆毕竟不是官府衙门，其在辅助政府重建基层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亦不时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

学术界对民教馆的研究，近年来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④，但多侧重于对其教育活动的教育史考察，或者基于现代化史观探讨民教馆与社会变迁之关系，并无专文从民教馆与基层政权建设的视角予以探讨。鉴于此，本文以1928—1937年间江苏民教馆为中心⑤，探讨民教馆介入基层政权建设的轨迹和原因，揭示其内容和方式，及其与党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藉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曾经风靡一时的民教馆的认知。

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地方自治”的旗号下强化基层政权建设。在县下设置“事权甚广”的区公所，使之成为县政府的行政辅助机关，增强了乡镇的行政色彩。不过，中央政府虽有强烈的渗入基层社会的意图，然基层政权建设却步履维艰，国民政府无力派遣一支数量庞大、训练有素的官僚队伍充实基层政权，政府的政治触角囿于上层和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终被土豪劣绅所垄断，这有碍国家政权的伸张，政府由此陷入两难境地。1928年国民党政权实施训政后，在地方建立党政分治的制衡体制。地方上“自治之督促”、“民众训练”概归各级党部办理⑥，然而县党部在与县政府的权力博弈中，党权日趋弱化，党部组织松懈，无力履行相关职责。据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1928年对省内各县党部的调查，“党务工作，差不多全部停顿”。⑦不仅如此，基层党部骨干纷纷“上浮”，不少人借故勾留省城，以致1930年省党务整理委员会通令各县党部，要求今后如因公须来省请示，“非经本会核准，不得离县，否则以旷职论”。⑧时人观察到，“平时党找不着党员，党员找不着党”，组织纪律“松懈到无可言说”⑨；一般民众“对于党的信仰观念，亦日渐薄弱”。⑩1930年起新建的地方自治机关，因为“不得其人”也“无补时艰”。(11)这样的客观情势为致力于“唤起民众”、擅长宣教的民教馆(尤其省立民教馆)知识分子提供了契机。历史的际会使民教馆得以在基层社会政权建设方面施展身手。

然而，江苏民教馆在兴起初期，无论省立还是县立民教馆，都致力于办成一种集识字、图书、博物、娱乐等于一体的混合机构，“要民众到馆内来受教”(12)，至于馆外的活动，仅限于流动教学、巡回文库、巡回讲演等。说到底，民教馆初期的工作重心在办学校式的“补习教育”，而关涉基层政权建设范畴的“非教育的工作”甚少参与。1930年秋，江苏省立南京民教馆对办馆三年来的工作进行回顾，其大部分的时间、力气都花费在馆内向民众灌输常识方面，尽管在馆址附近划定了实验区，但也只是举办流动千字课及设立识字处、壁报而已。(13)

对于民教馆的工作重心，教育界也有不同的声音。1929年，赵步霞就认识到：“训政和民众教育实在是一体之两面。”他认为：“民众教育应以政治训练为中心，养成民众建设新政治秩序的能力。”(14)次年，他毫不讳言地直陈：“过去的民众教育馆，不能做活动的工作，很少教育之价值。”他告诫民教馆不要忘记各种“非教育的工作”，要将整个社会之改造作为工作着力点。(15)李蒸的表述似乎更有深意。他指出，要让民众认识到民教馆是“自己的产业”，民教馆“要负为全体民众谋最大的福利之责任”，“引导民众了解并注意自身的义务和权利”。言下之意，民教馆要积极参与地方社区管理，成为民间社会的组织者、代表民众与政府打交道的“中间人”。由此，让民教馆扮演传统地方士绅的角色。为了便于民教馆介入地方公共事务，他甚至建议民教馆与区公所不妨设在一起。(16)事实上，批评的声音并不仅仅来自教育界。在政府要员中，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钮永建1929年11月致函江苏省民众教育院院长高阳，指示民众教育应“以党义及国民职责、自治能力为归宿点”，从组织自治机关为入手方法。(17)

尽管教育界、政界对民教馆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民教馆自身也有不少反省，但是民教馆在初期一直囿于传统的工作内容和方式。江苏民教馆真正“改弦易辙”，参与基层政权建设是从1932年前后开始的。之所以将工作重心转到协助政府重建基层社会秩序方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九一八事变后，民教界人士观察到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非常薄弱，当局也深感对基层社会不能有效地行使治权。这种情形使民教馆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参与基层政权建设的社会责任感，当局提出的实施地方自治的救济方法(18)，也颇吸引知识分子的关注。

李蒸注意到，当时“中央不能指挥地方，地方亦不能自治”。他疾呼道：民教馆这类社教机构要担负起地方“领袖地位之工作”。(19)江苏省政府公开承认：“各县政治尚未有健全之基础，一切施政无从着手。”(20)各县国民党基层党部组织松懈，且党员自视为特殊阶层，“以至民众都有党老爷、党官之称”。(21)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提醒人们注意，“苏省江北多土豪，江南多劣绅”，“而当地人民智识浅薄，甘受其害。此种痛苦，党不为之解除，固失革命意义；若一旦彼辈觉悟，受共党煽惑，滔天之祸，将不能免。”(22)这段话颇耐人寻味。就是说，如不能迅速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不仅土豪劣绅横行地方，而且如若任由基层权力、民众训练处于“真空”状态，民众极有可能受所谓“共党”的宣教，其后果将直接危及政权巩固。统治力量在基层社会的“缺位”以及内忧外患的政治情形，促使民教馆投身于协助政府建设基层社会组织的活动。

其二，由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官办自治”成效甚微，而民间“乡村建设”则如火如荼地开展，引起政府高层的关注。政府不愿真正推广“民办自治”，但是其基层控制能力脆弱，因此兼具官方和民间色彩的民教馆被推上了历史前台。

按照1929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县组织法施行法》规定，江苏等五省应于1930年6月率先完成区、乡镇、闾邻机构的组建。然而直至6月中旬，江苏省民政厅称，乡镇闾邻选举，只有“无锡一县办理将竣”，而“江都、铜山等县办理困难”。省政府据此训令该厅，要求上报展期理由及展期至何时为限，指出“事关要政，毋任延缓”。(23)其后虽然形式上完成基层组织的组建，但是“有名无实”，“不能收到组织民众推行政令的效果”。(24)正值“官办自治”陷入困境之际，民间教育机构和学术团体推动的、以建立实验区为核心内容的“乡村建设”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931年春，蒋亲自召见晏阳初，随后指示中央相关部门派员赴定县实地考察。(25)此时，民教界、知识界也认识到民众教育与地方自治的关系。曹克明指出：“地方自治与民众教育，其实是一体之两面”，“要人民有此种自治之能力，必须依赖民众教育的过程”。(26)就是说，政府推行地方自治、基层政权建设，必须依赖民众教育的力量。钟灵秀认为，在施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各地方民众教育馆，当然应负此项重责”。(27)朱亚云指出：通过训练自治人员，可以造成基层“政治之领袖”，使之成为“新国家之基本人员”。(28)在这种社会舆论氛围下，江苏民教馆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加入由政府主导的以“自治”为名的基层政权建设运动。

其三，1932年前后，受经济危机、江淮大水等因素影响，农民日益穷困，社会矛盾激化，这使民教界强烈地意识到“中国之民众教育非向乡村去努力不可”(29)，“要救济农村衰落与经济崩溃，要从行政上着手”。(30)由此民教馆知识分子毅然“脱下长衫”，深入乡村，介入乡村社会治理。

1933年1月，全国民教专家会议通过了《推行民众教育办法草案》，提出“知识分子下乡”，“以各乡镇分别施教入手”，“由乡镇而及区，由区而及县”，推动地方自治及基层政权建设的民众教育新思路。(31)从官方来说，欲重构基层政治秩序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民众教育的帮助。这不仅因为基层党政力量薄弱，而且官吏与民众之间通常是有心理距离的，民教馆知识分子却能体现民间的、类似传统士绅的特质。这一点，陈礼江的观察比较透彻，他指出：“乡村建设之必借助于民众教育，或说采取民众教育的方法”，因为“中国乡间尊师重道，古风犹存。官吏是不好逢的，但教师却是可亲近的。官与民之间是有隔绝的，师生关系却是亲密［的］。”“我们若用政治力量教人民讲自治爱地方，终不如用教育者的态度去教人民那样亲切和彻底。”(32)陈氏的这段话将民众教育辅佐基层政权建设的优势刻画得入木三分。

江苏省由此将目光聚焦于民教馆。1932年1月省教育厅决定各县以自治区为单位，分为若干民众教育区，每区设置民教馆或农教馆一所，作为实施民教的中心机关。(33)次年8月，省教育厅要求各县民教馆、农教馆就各所在地划定附近相当区域为基本施教区，其范围之大小，城镇以一里至二里，乡村以三里至五里为度，区内住户约二百户至五百户，并就自身经济能力将本民教区内其余区域划分为若干推广区，其范围与基本施教区相同。(34)省教育厅指示民教馆要在施教区指导组织乡镇改进会，进行地方自治工作，发挥民教中心机关的作用。(35)1932年前后，江苏大部分民教馆陆续转移工作重心，通过设置施教区介入基层政权建设。

二

民教馆是以“教育”的手段介入基层政权建设的。所谓教育，本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民教馆里的读书识字固然是教育，而其举办闾邻长训练班、保甲长训练班以及旨在训练民众自治能力的诸多地方“公务”也是“教育”，且这些“教育”是围绕政府的基层政权建设展开的。而这些形式的“教育”活动是如何开展并为政权建设服务的？民教馆在处理这些教育“公务”时，又是如何协调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一)致力于组建以改进会为核心的基层自治团体

1932年前后，江苏民教馆大多在施教区组建了改进会(或称促进会、推进会、协进会等)，开始介入基层政权建设活动。改进会协助政府改善基层社会治理，在政府权力“缺位”的情形下，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公共权威”的角色。

这些改进会大都得到地方士绅的协助，由民教馆直接或间接控制。省立徐州民教馆1932年在坝子街实施区组织市民改进会时，首先拜访镇长刘敬修得到他的支持。继而，馆长赵光涛任筹备会主席，以“改进地方事业”为号召，联络刘敬修、王云耕、朱润芝、朱依仁、刘席忠、彭玉珩、王砚农等地方领袖共同筹备，经过各方努力，于是年6月3日在省立徐州民教馆成立。(36)省立镇江民教馆1930年在范公桥实验区筹备市民改进会时，也注意联络镇长及当地热心公益人士。该馆聘请鲍公宾、潘佑安、刘镜波、何建德、沈廷奎任筹备员，11月2日改进会成立后，“实验区的事业，十有八九多得到他们援助”。(37)省立清江民教馆1933年在北门施教区组建民教协进会，也是“经地方人士，先后连开三次筹备会”(38)，于是年10月20日成立。考察这些改进会不难发现，不仅筹备须依靠地方士绅及民众领袖的力量，成立后，其核心层也大体上成为地方领袖、民教馆的主要职员等。如徐州坝子街市民改进会由馆长赵光涛、镇长刘敬修以及苏企

六、朱润芝、蓝仲华、彭玉珩、朱依仁、刘席忠、王汝让等9人担任执行委员，会址设在徐州民教馆。(39)1933年10月18日，省立镇江民教馆在高资镇乡村施教区组建地方事业改进会，“举凡地方领袖及公正人士多罗致入会”(40)，区长王孝贤、镇长王海秋以及吴士源、杨之成、洪培元、丁宝森、彭德曾等7人为执行委员，施教区办事处人员坦言：“本区处于指导地位。”(41)地方领袖、士绅大多被选为改进会的执行委员或常务委员，民教馆在改进会中处于牵头或指导的地位。改进会的成立还依赖权力机关扶持。民教馆组织改进会需要向县政府、县党部等党政部门报告。1930年4月6日，无锡高长岸实验民教馆组建乡村改进会以后，8月6日将该会简章、会员名单、成立经过、组织机构等情形向无锡县县长孙祖基呈报，请求县政府备案。8月13日，县政府批复准予备案。(42)南通金沙民教馆1934年1月指导组织乡镇改进会时，也曾将具体情形分呈县政府、县党部备案。(43)有些民教馆虽未见于官府备案，然而在筹备期间即与官方有所互动，举行成立大会时也往往邀请县政府、县党部、公安分局等权力部门的代表参加。如徐州坝子街市民改进会成立前夕，馆长赵光涛曾致函时任铜山县县长杨蔚及县党部，诚邀官方派员出席成立大会。6月3日召开成立大会，县党部吴祗尚以及县政府、坝子街警察队等机关的代表应邀参加，吴祗尚并在会上致辞。(44)

在推进地方自治过程中，改进会更是离不开政府机关的支持。1932年5月，省立南京民教馆在大中桥实验区组织地方事业促进会，为了小西门一带的道路维修、下水道疏通及路灯安装等事宜，曾致函南京市政府工务局、社会局及路灯委员会。6月，工务局派工翻修了小西门碎石路面和两旁阴沟，不过路灯一事却迟迟未获解决。(45)1932年5月4日，徐州坝子街市民改进会筹备会曾致函铜山县建设局，指出坝子街区人烟稠密，商业旺盛，但因疏浚黄河旧址之故，由该街区至城之干路中断，“不惟本街居民有望河兴嗟之感，而往来旅客亦将舍坝子街而不由，本街商业固将因此跌落，而奎东路一带之繁荣，因之亦不无影响”。因此该会函请建设局速对坝子街至奎东路一段线路进行测量修筑，架设桥梁，以改善当地交通。5月16日建设局局长李楹至改进会接洽修路事宜，并派员勘察线路。不过，建设局终以“局中经费十分艰窘”为由而搁置。(46)是年9月，改进会转向徐州警备司令部求援，得到警备司令李延年的帮助，派出陆军第9师两个团的士兵与两区民众合作修路。(47)

除改进会外，民教馆还建立了其他自治团体，如青年励志团、少年团、妇女会、救火会、兴国会等，这些自治团体在基层政权建设中也都发挥了或大或小的作用，但是它们都是针对青年、妇女、儿童或者某一事项、行业的“专业性”团体，而改进会则是综合性的，为“地方社会改进活动之动力”(48)，既能罗致民众领袖，又能对之进行政治训练，收协力之效。(49)无锡高长岸民教馆明言，乡村改进会“为全乡最高权力机关”。(50)省立镇江民教馆范公桥实验区市民改进会成立后，“实验区事业十有八九，得该会协助”。(51)当然，对改进会的作用也不能过高估计。南京民教馆大中桥实验区的地方事业促进会就感到“凡有所决议，赖区民协作或遵守者，往往不能执行”。(52)其推进基层政权建设的难度亦可见一斑。

就江苏范围来看，当时著名的乡村建设团体或机构大多建有改进会等自治组织，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徐公桥实验区内最高权力机关是乡村改进会(53)，江宁实验县设有村里会议、乡镇自治委员会等类似组织。民教馆的改进会与之有何异同？其实，它们所从事的地方自治工作，基本上大同小异，无非筑路修桥、公共卫生、保安消防、风俗改良、调解纠纷、协助选举等。但是深入考察，亦能发现若干不同之处：首先，从建立主体来看，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由民间力量举办；江宁实验系官府操办，村里会议实际并未举行姑且不论，乡镇自治委员会附设于乡镇公所，人员均由县政府委派，属于挂着“自治”招牌的官办组织(54)；而民教馆的改进会因建立主体的“官民二重性”而必然带来不同于前两者的特质。其次，从实施目标来看，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以“普及教育，提高娱乐，促进健康，增进经济能力”为宗旨(55)，区内虽也设置教育馆，然侧重识字、娱乐、风俗改良等方面(56)；江宁实验县注重简化自治层级，提高行政效率，强化对地方的统治；民教馆以“力谋民众生活之改进，使能促成地方自治，推行训政工作”为诉求(57)，其改进会之事业虽然繁杂，但着力于推进地方自治以及培养基层领袖。第三，从工作方式来说，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主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江宁乡镇自治委员会虽也注意宣传教育，但以行政命令为主；民教馆则以宣传教育配合行政手段开展工作。第四，从人员及与政府关系来看，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由热心公益的村民组成，与政府的关系相对疏离，但也正因其民间本色，当事者才不无感慨地说：若“无政治力量的帮助”，“则纵有极少数的热忱改进家，苦心经营极少数的区域，仍是无济于事”(58)；江宁乡镇自治委员会的成员基本由县政府指定；民教馆的改进会注意吸纳区长、乡镇长以及有声望的民众领袖，成为国家权力通过行政资源与民间力量相整合的方式渗入地方社会的一种新形式。

学界一般认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公共权威是民间自治机构和其他民间组织。(59)但是，上述讨论似乎说明，民国时期，纯粹民间自治组织未必能很好地担当“公共权威”角色，倒是民教馆改进会这样“亦官亦民”的自治组织，在地方自治活动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二)协助选举基层领袖，推动基层权力重组

国民政府建立后，面对民初以来社会秩序失范的情形，建立中央集权、重构基层统治秩序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费孝通曾精辟地指出：“中央集权并不是说地方上的事由中央代办，真正做地方上事务的还是地方上的人”，只是“中央不信托原有在地方上办事的人，而要自己去挑选执行法令的人”。(60)在重构基层统治秩序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借助民教馆这样的社会教育机构，在行政的监控下，协助选举“素孚乡望”、“热心任事”的基层领袖，推动基层权力结构的重组。1935年3月，江苏省政府函复省党部时，曾提出可由民教馆职员等基层教职员、公务人员兼任保甲长。(61)不过这种情形似不多见。20世纪30年代前期，江苏民教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协助当局选举闾邻长、保甲长、乡镇长。虽然当时在许多地方，基层领袖的选举实际上并未真正施行，更多时候还是由区长或乡镇长指定；而区公所办事拖沓延误选举(62)，或当选后辞不就职者也不在少数。(63)在吴县，乡镇长“半为拉弄而来，半为钻营而来”，“染有恶嗜者十居三四”。(64)不过，在一些民教馆的施教区，选举基层领袖的工作似乎有声有色。

1933年2月，省立徐州民教馆将坝子街实施区分为30闾154邻，组织民众选举出闾邻长，报镇公所转县政府备案。(65)3月5日，闾邻长齐聚省立徐州民教馆，参加宣誓就职仪式，铜山县政府、区公所、区警察队等机关代表，以及市民改进会全体执委、河北镇镇长及民众等200余人出席了典礼，镇长刘静修主持仪式，县政府代表给闾邻长颁发了证章。(66)同年4月初，该馆下淀实施区也开始选举各村闾邻长，并很快选举完毕。(67)25日，下淀实施区各村闾邻长，亦在该区办事处大会堂举行了宣誓就职典礼，由下淀乡乡长主持仪式，八里乡乡长监督宣誓。(68)从上述比较隆重的宣誓就职典礼可见，在民教馆的操办下，县、区及乡镇机关对选举相当重视。

1934年春，江苏省推行保甲制度后，4月，省立徐州民教馆实施区即协助区公所举行了保甲长选举。(69)在徐州坝子街实施区，初次编组保甲时，由于甲长未选出者较多，还有选出而实际未能出任或不能胜任者，于是在同年9月由该馆会同区公所职员及镇长，分赴各保，实行补选及改选，共改选保长二人，补选及改选甲长数十人。(70)

江苏民教馆还协助政府选举乡镇长。如镇江县高资区分高南、高北二镇，1933年秋，镇长任期届满，区公所通令选举，省立镇江民教馆积极予以协助。在民教馆职员的指导下，高资区两镇的居民选出了热心地方事务的镇长。(71)

当然，基层领袖选举也遇到各种困难。其中选举拖沓的情形较为普遍。吴县推选闾邻长，直至1932年初，“依法办竣者尚不多觏”(72)；江都区各县保甲于1934年11月即已施行，然至次年5月，泰县的有些乡尚未选出新乡长，只好请旧乡长代为办理。(73)时人也观察到，即便选举了基层领袖，奈何“乡镇长负责者少，保甲长辞职者多”(74)，更有甚者，有的被选为乡镇长以后，“对于乡镇内人民，每颐指而气使；对于乡镇内办事，每独断而独行”。(75)吴县士绅注意到，“每逢乡镇长选举，则纠纷叠起，人言啧啧”。(76)不过，由于民教馆对选举之事相当投入，选举过程亦获得县政府、区公所、乡镇公所的支持，再配以对基层领袖的训练活动，从而比较有效地推动了其施教区范围内的基层权力的重组。

(三)协助训练基层领袖，以培养政府信赖的地方精英

20世纪30年代初，在民教馆的施教区、实验区，官方赋予民教馆及其改进会担负相当一部分行政职能，大约只能说是应急之举，并不合乎法理逻辑。在推进基层政权建设进程中，国家似乎更希望民教馆充当政府主导下的“教练员”而非“运动员”。政府一方面强化“区”及“乡镇”机构的“行政”成分；另一方面要在最基层的“准行政”组织——闾邻，培养、训练地方精英。在重构基层社会权力模式的进程中，国家需要对这些地方精英在观念、知识、能力等方面进行训练，以形塑符合国家利益的基层领袖。基于此，政府支持民教馆协助训练地方精英，而民教馆人士也敏锐地感到，“过去，地方自治不发达、区乡闾邻组织不完整的原因，由于缺乏训练的工作”。(77)

铜山县民教馆在创办之初，即筹设馆址所在地公安镇闾邻长训练班。1933年9月，该馆与区公所接洽，商量联合举办闾邻长训练班事宜。按照《区乡镇现任自治人员训练章程》，训练闾邻长本是区公所之职责所在，民教馆愿意承担教务等训练事项，区公所自然乐观其成。9月25日，由区长陈希哲、镇长吴奎生等参加的筹备会议决定，闾邻长训练班由区公所和民教馆共同负责；课程包括：中国国民党党义、地方自治实施法、现行自治法规、民权初步、刑民法要义、警政要义、民众教育概论等7门，教师由民教馆主任岳仲坚、县党部委员戴志强、县政府秘书张冠群、区长陈希哲、公安局局员冯庆升等担任，闾邻长由民教馆协同镇公所负责召集。9月28日，铜山县民教馆会同镇公所在该馆召开闾长会议，敦促闾长召集邻长谈话，限期将受训人员名单送交镇公所。会后，由镇公所发文，训令各闾邻长报名入学。10月8日，训练班开学，参训闾邻长达97人。次日，即正式上课，每晚两门课程，各1个小时。11月20日，训练班举行隆重的毕业仪式，县长、县党部代表、县教育局长等地方党政官员出席典礼，县长亲自向学员发放加盖县印的毕业证书，为期一个多月的闾邻长训练班至此圆满落幕。(78)

从筹备到实施，闾邻长训练班可以说是民教馆与区公所、镇公所密切合作的产物，县政府、县党部也在教学、资金等方面给予协助。县长、县党部代表出席毕业仪式以及县长亲自颁发加盖县政府大印的毕业证书这件事所蕴含的政治寓意也不可忽视，它实际上通过这种形式赋予参训的闾邻长以国家认可的基层领袖的资格；同时也昭示：基层领袖不仅要在地方上具有良好的声望和胜任基层工作的起码学识，而且还需要官方通过集体仪式赋予其权威地位及其支配权的合法性。当然，也有缺席训练的闾邻长，本可将之撤换，然而，民教馆也意识到，“彼等多系地方之前辈，若强行更换，不无惹起反感，恐于事业进行，发生掣肘，因此不能不为之敷衍”。(79)可见对于某些地方势力，民教馆即便有官方为后盾，似乎也只好暂且“维持现状”，以图逐步改良。

1934年，国民政府通令各省普遍推行保甲制度。从闾邻到保甲，表明政府已将最基层的自治机构完全纳入官方行政系统。问题是，政府要延展国家权力，而政权越深入，人员越芜杂。以保甲长而言，“一般正式有职业有地位的人，都怕麻烦，不肯担任”(80)，“能努力办事及热心地方公益等，不过恐怕在少数”。(81)当时不识字的乡镇长(82)，以及连本乡镇有几保几甲都一问三不知的乡镇长也大有人在。(83)因此，江苏省教育厅希望民教机关帮助训练基层领袖(84)，省民政厅也希望民教馆“协助我们进行这件工作”。(85)1934年9月，江苏省政府规定社教机关是实施训练的主要机构之一。(86)为解除保甲长后顾之忧，江苏省政府还训令各县，规定保甲长受训期间，其职业应指定人员代理，“不得藉此将其更换，致因公受训，反遭失业”。(87)由于政府的赋权和支持，民教馆积极实施训练保甲长的相关活动。

民教馆主要通过举办训练班(所)、讲习会等方式训练保甲长。1935年3月，省立清江民教馆在馆址所在地荷生乡，联络专员公署、县政府、省淮师、县党部、公安分局、乡公所等机关人员，组织了推进保甲设计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训练保甲长，促进地方建设。4月6日，民教馆牵头召开教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荷生乡保甲长训练所，所长由淮阴县县长担任，清江民教馆担任具体教务，教材由县政府统一编印。4月10日训练所在该馆举行开学仪式，至5月10日结束，历时1个月，共计培训保甲长134人。上课时间均在每日晚间。课程有公民常识、新生活须知、保甲须知、党义、导淮浅说等5门。除了上课，训练所还有保甲长个别谈话、实习保甲会议等活动。保甲长训练结束后，清江民教馆还继续跟踪指导，每月在该馆举行保甲长会议1次，由民教馆职员及区公署、县政府等政府官员对保甲长予以辅导。(88)

民教馆训练基层领袖的重点在闾邻长和保甲长，不过有时也协助训练乡镇长。1934年，江苏省东海区行政督察专员李亚平在筹办东海区乡镇长训练所时，就请了省立东海民教馆协助办理。民教馆代拟训练所的相关制度，训练所由专员李亚平任所长，馆长葛任远任训练主任。从1934年11月开始，分三期对东海区所属各县乡镇长进行轮训，每期训练为1个月。训练员除了省立东海民教馆的职员外，还包括东海区专员公署的科长、科员，县区党部特派员，东海师范学校的党义教员等。训练课程有公民常识、新生活纲要、国耻纪要等。(89)1934年冬，铜山区办理所属7县乡镇长训练时，第1届铜山区乡镇长训练班由铜山区专员公署主持，省立徐州民教馆协助从事训练工作，馆长赵光涛被聘为训练主任(90)；第2、3两届则完全由省立徐州民教馆主持。第2届毕业243人，第3届毕业300人，每届为期均为3星期。课程主要有：党义、保甲须知、军事学科、乡村教育、合作事业、国耻史略、农业推广、公民常识等8门。(91)客观地说，在政府支持下，江苏民教馆对基层领袖的训练活动取得一定的效果。铜山县民教馆举办公安镇闾邻长训练班后，闾邻长在地方事业推进上“均有良好成绩表现”。(92)无锡南门民教馆在蓬户区的保甲实验及保甲长训练，受到无锡县县长严慎予的赞赏。(93)无锡县政府后来将南门内外4镇1乡的保甲工作悉数委托南门民教馆办理。(94)当然，各地训练的成效不一，不过总体上似乎优于单纯由政府组织的训练。因为那些训练，冒名代训、逃训，以致“公安局传捉”者并不鲜见。(95)教员多由党政职员杂凑而成，如吴县举办保长训练，省民政厅派来的指导员讲课，学员根本听不懂，区长吴尔昌只好为之翻译(96)，其训练效果可见一斑。更有借机“培植私党，布置爪牙，以广植一己势力”的情形，不但“未能收预期的效果”，反而成为弊政的源泉。(97)

(四)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协助政府重构基层社会秩序

在协助当局选举、训练基层领袖外，江苏民教馆还充分利用其介于“官”、“民”之间的身份以及擅长教化的特点，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协助政府重构基层社会秩序。

江苏民教馆处理基层社会各方关系的办法之一，是召开各种“谈话会”。由于民教馆由官方推动建立，具有官方赋权；同时它又不同于地方官衙，其作用侧重于宣传教育，具有接近民众且与基层社会无利益瓜葛的社会形象，这就便于其利用这种介于官、民之间的“中间人”权威召集各种“谈话会”，协调基层社会的利益关系。“谈话会”主要有两种：

1.基层领袖的谈话会。如省立徐州民教馆下淀实施区于1933年9月召集全区间长谈话，交换意见。谈话内容包括：(1)筹备兵工筑路落成典礼；(2)民众贷款事项；(3)本区事业进行计划。(98)省立清江民教馆荷生乡实施区于1935年4月举行保甲长个别谈话，谈话内容包括：(1)各保甲长个人及家庭情形；(2)对于办理保甲之意见；(3)对于保甲训练所之意见；(4)对于民教馆之意见；(5)对于地方事业改进之意见。(99)

2.基层民众的谈话会。(1)主妇谈话会。如铜山县立民教馆于1934年6月举行公安镇施教区主妇谈话会，馆长葛子霞为她们演讲《妇女之新生活》，岳仲坚演讲《不识字之害》，并散发《读书唱》，朱允青演讲《缠足之害》等。(100)(2)户长谈话会。如省立徐州民教馆下淀实施区，为了解区民的家庭生活状况，以便予以指导，于1933年9月每晚举行户主谈话会。(101)(3)行业从业人员谈话会。如萧县民教馆鉴于各皮匠铺，因定价不一，屡起纠纷，于1934年2月召集各皮匠谈话，指导其成立工会，并代为订立各项价目，通过公决程序，使各皮匠遵行。(102)

指导区务会议及乡镇会议，也是民教馆协调各方关系的方式之一。1933年，省立南京民教馆与句容县政府合作，建立下蜀自治实验区。区长由民教馆遴选。民教馆特别注重指导区务会议及乡镇会议。区务会议每月举行一次，参加区务会议的主要是乡镇长，由于民教馆的指导，使之“不啻为乡镇长之训练会”。(103)参加乡镇会议的则主要是闾邻长(后为保甲长)，各乡镇会议时，区公所均派人指导，既督促事业之推进，也藉以引起乡镇长工作之兴趣。

民教馆还承担了大量调解民间纠纷的事务。无锡南门民教馆将调解蓬户施教区炒米浜、灰场浜民众的纠纷，作为重要工作之一。炒米浜蓬户居民中的纠纷很多，原因亦五花八门，既包括邻里争吵、经济债务，也涉及亲情伦理、家庭纠纷等许多方面。(104)1933年，该馆指导炒米浜蓬户居民建立调解委员会，使这些纠纷均得以妥善解决。(105)调解的结果，包括“分别训诫”、“限期交还”、“分别劝解”、“照约处罚”、“赔偿损失”、“清算账目”、“照章缴税”等等。(106)兹将1933年10月至次年6月无锡南门民教馆在炒米浜指导调解过的民间纠纷列表如下：

由上可见，调解大都能根据具体情形，秉公作出裁决，如该归还欠款的令其归还欠款，该赔礼道歉的令其赔礼道歉。此其一。其二，很注意维护弱势一方的利益，如雇主克扣雇工的工钱，即便彼此为叔侄关系，也责令雇主“交付欠款”。其三，调解还注意“刚柔并济”。如对童养媳之父欲接女回家小聚而婆家不允这种关涉亲情伦理的纠纷，努力说服婆家同意，并使双方“各备酒食相待，以资联络，而增戚谊”；另一方面，如对某些有明显过错的行为人，毫不客气地对其“训诫”，对个别性质恶劣、超出调解范畴的当事人，则果断地将其“交公安局处罚”。

区长一职处于“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间关键性交接点”(107)上，然而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江苏省各县遴选区长，大都“仅凭一纸履历，率予圈定，难免滥竽充数”，而真正“乡望素孚”之士因“不愿受考询之拘束”而无法罗致。(108)1934年，江苏省政府尝试民教馆“馆长兼区长”的基层政改实验。1934年8月14日，江苏省政府决定，以宜兴、昆山、南通等县县立农教馆馆长兼任区长。(109)事实上，在实验“馆长兼区长”之前，丹阳等八县实验农教馆馆长已获准出席县政务会议。(110)在泰县，至迟1934年1月，民教馆已与区公所合并，区长即是馆长。(111)在省立南京民教馆与句容县政府合作设置的下蜀自治实验区，因区长为民教馆遴选，区公所实为民教馆所掌控，实验区承担了各项地方公务，操办人员深切感到“事务之繁，承转文件之多，实骇人听闻”。(112)

在下蜀自治实验区，还出现民教馆兼理公安事务的情形。根据相关法规，县公安局在区设立公安分局，“公安分局长实与区长处于对等之地位”。(113)换言之，警察行政“不属于自治范围之内”。(114)虽然1933年2月省方曾有“裁并不健全之公安分局”，“划归区公所办理”的训令(115)，但并未普遍实施。下蜀自治实验区成立后，句容县政府一度应实验区之请设置公安分局，1934年灾荒后，县政府压缩行政开支，将该区公安分局裁撤，改由区公所兼理。实施两年来，未向民众征收一文钱，遇到违法之事，情节较轻者，交给保甲长负责调处；严重者则直接送往县政府法办。虽是兼办，人手极少，效果似乎还不错，“地方纠纷赖以逐渐减少”。当然，民教馆也需要维护其在官民之间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因此实验区人员抱怨“每因各方人士情面关系，或遇有重大变故时，区公所方面，实有左右应付为难之苦”。(116)

从总体上看，民教馆协助政府重构基层政治秩序取得一定的成效，尤其在实验“政教合一”以后，由于政府赋予民教馆更多的权力，所取得的效果也更加明显。1936年，省立南京民教馆在总结经验时认为，政教合一“可以化阻力为助力”。(117)宜兴县农教馆馆长兼区长后，“经数月来之努力，已有相当结果”。(118)当然，探索“政教合一”，政府似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面对基层行政力量“捉襟见肘”的困境，当局无非冀图民教馆能“以教弼政”，不可能赋予民教馆很大的权力。民教馆人士曾感慨道：县的权力即有限，“区的权力更小，往往连教育也没有全部的权力，警政财政更谈不到”。(119)不仅于此，掌握区政以后，事务骤增，民教馆也颇难应付。时人注意到，泰县民教馆馆长兼区公所区长后，“所中日行事务”，“汲汲皇皇，日不暇给”。(120)至于区长人选，时人亦指出：“今之主持民教者未必皆可兼任区长。”(121)

在地方层面，国民党政权采取党政双轨体制，在名为“自治”实为“官治”的基层政权建设中，县政府是“实施者”，县党部仅处于“监督”的地位，“‘予以宣传推行之助力”。(122)而且，县党部的“监督”、“建议”，不能强制县政府执行。(123)就是说，党部只是协助政府作一些“宣传”、“调查”、“督促”的工作。党部并不与政府为同级之衙门，所谓“监督”只能纸上谈兵。民教馆是政府推动建立的教育机构，其参与重建基层秩序的“权力”来自行政系统的赋予，其工作业绩也须接受省、县教育行政机关或县政府的考核。(124)在江苏，虽然偶见县党部与县教育局等合建教育馆的例子，如青浦县党部与县教育局、黄渡乡师合办坍石桥农教馆，但是该馆的活动主要在改良作物、诊病送药、娱乐休闲等方面，甚少涉足基层政权建设。(125)一般而言，民教馆或农教馆与基层党部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馆方在组织城乡改进会等基层自治组织时，一般邀请国民党基层党部委员参加，然党部委员仅为成员之一，并不掌握领导权，仅构成其支持民教馆的象征意义。通常民教馆开展某些重要活动时只须在请示行政机关的同时也报告党部，使其知悉，请其支持；或者遇有重要典礼时邀请党部代表出席，既表尊重，又添声势。更何况抗战前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力量相当薄弱，即以其统治核心区域江苏来说，县以下“党部如空壳，党员如散沙”，“党部与民众不发生关系”。(126)1936年江苏省党部的统计资料表明，党部的职责被限定在办理党务、宣传政策、公民训练以及管理民间团体等方面，并不包括民教馆及其基层政权建设活动。(127)

三

1936年春，为了适应抗战需要，鉴于不少县立民教馆存在用人不当、工作太杂、绩效不明显等情形，江苏省政府裁撤大部分县立民教馆，将之改办为民众学校，但仍保留省立民教馆及部分实验民教馆。(128)虽说大规模的江苏民教馆活动从此步入低谷，不过省立民教馆依然存在，而且抗战前较多介入基层政权建设的主要还是各省立民教馆及某些实验民教馆。

1935年，孙晓村将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归纳为7种类型(129)，当中多数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基层政权建设。这些类型中包括从教育入手的定县模式、邹平模式，不过孙晓村未提及民教馆。诚然，民教馆具有半官半民的特征，其事业也涉及城乡，然而1932年以后其工作重心已逐渐移至乡村，它对乡村的改造活动理应被纳入乡村建设运动进行考察。客观地说，这些类型或模式均不能涵盖民教馆模式。定县模式和邹平模式，虽然都是从教育入手的，但是定县的基层政治设计是探索建立一套从县政委员会到公民服务团的组织系统，结果“盛名之下，其实难副”(130)；邹平模式则是用“村学”、“乡学”代替基层行政机关，虽然乡学很快都建立了，但是村学的设立十分缓慢。(131)它们均止于实验层面，“实际做过的工作寥寥无几”。(132)相比之下，江苏民教馆一方面与政府紧密配合，在现有基层政权组织架构内，协助政府建立官治系统；另一方面也运用教育手段，致力于推进地方自治的政治理想。时人曾说：仅以自下而上的办法或者自上而下的办法，均不能有效解决基层的政治问题，“中国现在的情形”，“是要双管齐下”。(133)江苏民教馆模式大致即是循着“双管齐下”的路径走的。显而易见，这种模式所获得的官方及民众的支持较大，不仅在江苏全省得以推广，且影响及于全国。事实上，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依然坚持举办民教馆。抗战结束不久，当局即督促收复区省市迅速恢复原有之民教馆，要求各地增设省立及县立民教馆(134)，由此可见政府对江苏民教馆模式的重视程度。

审视江苏民教馆的活动轨迹可以看出，其参与基层政权建设始于1932年前后，至1934年达到高峰。江苏省教育厅在1933年即有择定数县，将农教馆与区公所合并办理的意向；1934年1月，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会议议决：“请教育部咨商内政部指定各省之一县或若干县，以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或农民教育馆馆长，兼任区长，试行政教合一案”(135)；不久，教育部“着苏、皖、浙三省先行择区试办”，江苏省民政、教育两厅奉令后乃“指定南通、宜兴、昆山三县择一二区先行试办”。(136)由此，江苏民教馆介入基层政权建设活动进入高潮。作为教育机构的民教馆，之所以参与基层政权建设，主要是九一八事变后“内忧外患”的危局，激发了民教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国民政府“官办自治”成效甚微，也欲借助民教馆兼具官方和民间色彩的有利条件使之助一臂之力；加之中国社会尊师重道的传统，故而民教馆在协调与基层民众以及地方政府关系时多能如鱼得水。在旧精英失势、基层社会权力转移过程中，民教馆因为政府的赋权以及多数职员素质良好、办事公道而赢得民众信赖，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民间社会组织者及官方代理人的双重角色。费孝通提出的“双轨政治”学说认为，国民政府权力向下延伸，特别是施行保甲制度，基层新的机构并不能有效的去接收原有的自治机构来推行地方公务，导致“自下而上的轨道被淤塞”，地方公务陷于僵持。(137)不过，我们看到，民教馆因其具有“非官非民”的角色，从闾邻(保甲)而乡镇乃至区级政权建设，在其施教区、实验区范围内，着意疏通已经淤塞的政治轨道，部分缓解了因原有基层政治结构的破坏而导致的紧张。

注释：

①1930年6月，江苏省政府已将“促成地方自治，推行训政工作”作为社会教育的工作要项和最高原则(《十九各县社会教育设施注意要项》，《江苏省政府公报》第473期，1930年6月25日，第1页)；1932年1月，江苏省政府再次将“促成地方自治”列为各县社会教育的最高原则(《江苏省各县社会教育设施标准》，江苏省教育厅秘书室编：《江苏省现行教育法令汇编》，江苏省教育厅1933年编印，第131页)。

②私立民教馆为数极少。一般规模较小，经费较少，举办的活动以书刊阅览为主，除个别私立民教馆外，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大。其办馆宗旨与公立民教馆基本相近。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必须接受政府的管控。因此事实上私立民教馆也被纳入政府的社会教育体系。

③抗战前江苏省教育行政体制迭有变更，大体而言，省立、县立民教馆分别归江苏省教育厅和各县教育局管理。见曹余濂编著《民国江苏权力机关史略》，《江苏文史资料》第67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4年编印，第180页。

④代表性成果有：周慧梅《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朱煜《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毛文君《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发展及活动述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李冬梅《抗战前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事业活动述评》，《扬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⑤就全国而言，江苏民教馆最具代表性，创设最早、馆数领先、普及率最高。⑥《训政时期党务进行计划案》(1929年6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29页。

⑦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部：《视察总报告》(1928年)，江苏省镇江市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江苏省镇江县委员会档案，A3/1/1。

⑧《各县党部委员如有要公来省请示非经本会核准不得离县》，《江苏党务周刊》第43期，1930年12月15日，第29页。

⑨尚肇：《中国革命与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第2卷第5期，1933年8月，第5页。

⑩邵元冲：《困难期中党员与国民应有的努力》，《建国月刊》第6卷第2期，1931年12月，第1页。

(11)陈冰伯：《今日之县政》(1933年)，孙燕京、张研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37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影印版，第21页。

(12)黄竞白：《五年来的民众教育馆》，《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8期，1934年4月，第1481—1482页(卷页)。

(13)《本馆三年来工作概况》，南京《民众教育月刊》第2卷第11、12期合刊，1930年10月，第1—8页(文页)。

(14)赵冕：《训政时期民众教育方针之商榷》，《教育与民众》第1卷第2期，1929年6月，第3—

5、8页。

(15)赵步霞讲，孙恭、李百达笔记：《民众教育馆的研究》，南京《民众教育月刊》第3卷第1期，1930年11月，第16—17页。

(16)李云亭讲，王璋、杨汝熊合记：《民众教育馆概论》，《教育与民众》第2卷第8期，1931年4月，第20页。按，李云亭即李蒸，李蒸字云亭。

(17)钮惕生：《钮惕生先生致高践四先生函》，《教育与民众》第1卷第8期，1930年3月，第1—2页(文页)。

(18)邵元冲：《地方自治与建国基础》，《建国月刊》第8卷第1期，1933年1月，第1页(文页)。

(19)李蒸：《适应吾国目前迫切需要的社会教育》，《教育与民众》第3卷第6期，1932年2月，第1063—1065页(卷页)。

(20)孙祖基：《江苏省县自治区设置计划》(1928年)，江苏省镇江市档案馆藏，民国镇江县政府档案，A8/1/459。

(21)吴保丰：《改进地方党务的要点》，《江苏旬刊》第61期，1930年5月21日，第2页。

(22)倪弼：《江苏省党务情况》(1928年)，江苏省镇江市档案馆藏，民国镇江县政府档案，A8/1/459。

(23)《令报乡镇闾邻长选举何时完成》，《江苏省政府公报》第472期，1930年6月24日，第12页。

(24)张立瀛：《江苏保甲》，江苏省民政厅1948年编印，第9页。(25)《晏阳初谒蒋后前日北返》，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3月19目，第3张第3版。(26)曹克明：《地方自治与民众教育》，南京《民众教育月刊》第3卷第2期，1930年12月，第12、16页。

(27)钟灵秀：《推广民教助成地方自治促进社会生产的我见》，《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4期，1935年12月，第617页(卷页)。

(28)朱亚云：《地方自治实施之商榷》，《政治评论》第29号，1932年12月14日，第21页。

(29)赵敦荣：《今后中国之民众教育》，南京《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10月，第6页。

(30)诸家：《中国农村衰落的原因和救济方法》，《申报月刊》第1卷第4号，1932年10月，第38页。

(31)高践四：《推行民众教育办法草案》，无锡《社友通讯》第1卷第7、8期合刊，1933年2月，第3页。

(32)陈礼江：《民众教育与乡村建设》，《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第59页。

(33)《江苏教育厅改进各县社教》，《申报》，1932年5月20日，第3张第12版。(34)《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普及民众教育办法》，《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1期，1933年9月，第58页。

(35)《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标准工作》，《金山县教育季刊》第2卷第1期，1933年9月，第53页。

(36)《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周年纪念特刊》，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1933年编印，第319—323页。

(37)《一年半来之范公桥实验区》，《民众教育通讯》第2卷第2期，1932年4月，第90页。

(38)《北门民教处事业概况》，清江《民教半月刊》第19、20期合刊，1935年2月25日，第23页。

(39)郭萃章：《三个月来之坝子街实验区市民改进会》，《教育新路》第2期，1932年9月20日，第11页。

(40)《高资第三年》，《民众教育通讯》第6卷第4、5期合刊，1936年8月，第150页。(41)《高资第一年》，《民众教育通讯》第4卷第4、5期合刊，1934年8月，第4页(文页)。

(42)《高长岸实验民众教育馆概况》，《教育与民众》第2卷第9、10期合刊，1931年6月，第13—14页(文页)。

(43)《南通社会教育之概况》，《农民教育》第4卷第10期，1934年12月，第2页。

(44)郭萃章：《三个月来之坝子街实验区市民改进会(续第2期)》，《教育新路》第6期，1932年10月30日，第8页；江苏省铜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铜山县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4页。(45)《大中桥实验区两个报告》，《民众教育周报》第39期，1933年2月15日，第5页。

(46)郭萃章：《三个月来之坝子街实验区市民改进会(续第2期)》，《教育新路》第6期，1932年10月30日，第6—7页。

(47)郭萃章：《本馆办理军民合作筑路的经过》，《教育新路》第8、9期合刊，1932年11月30日，第5—6页。

(48)《本馆施教工作全貌》，《教育新路》第83、84期合刊，1935年5月10日，第4页。(49)王凤桐：《标准工作施行后苏常十县之民教机关》，《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9期，1935年5月，第1740页(卷页)。

(50)《无锡高长岸乡村改进会近讯》，《教育与职业》第123期，1931年4月1日，第293页(卷页)。

(51)陈升桥：《一个实验区二年半来努力记》，《民众教育通讯》第3卷第2期，1933年4月，第66页。

(52)《大中桥实验区两个报告》，《民众教育周报》第39期，1933年2月15日，第6页。(53)孙月平：《全国乡村运动概况》，《乡村建设季刊》创刊号，1935年7月，第8页(文页)。

(54)吴椿：《江宁自治县政实验》(燕京大学政治学丛刊第29号)，1936年，第37、39页。

(55)江恒源编著：《徐公桥》，中华职业教育社1929年编印，第16页。

(56)金轮海：《农村复兴与乡教运动》，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75—376页。

(57)《十九各县社会教育设施注意要项》，《江苏省政府公报》第473期，1930年6月25日，第1页。

(58)江问渔：《农村改进之路(二)》，《教育与职业》第143期，1933年3月1日，第231—232页(卷页)。

(59)徐秀丽、俞可平：《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徐秀丽主编：《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60)费孝通：《乡土重建》，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2页。

(61)《函复省党部解释保甲疑义六项请查照》，《江苏省政府公报》第1922期，1935年3月19日，第3页。

(62)1931年9月，吴县县政府训令各区，指出乡镇长选举一事“经迭次令电催办”，而候选人“延未报核者尚居多数”，限令各区迅将候选人呈报，“如再故延，定予从严惩戒”。《快邮代电》，《吴县县政公报》第64期，1931年9月16日，第11页。

(63)1932年5月，内政部以民字第37号代电答复江苏省政府，指出闾邻长辞不就职，“如果无相当辞职理由”，应“酌予限制”。《解释闾长邻长辞不就职法无明文是否限制案》，孙燕京、张研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0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影印版，第168页。

(64)莉莉：《烟镇长辞职》，《吴县晶报》，1935年9月18日，无版次。(65)《坝子街实施区选举闾邻长》，《教育新路》第16期，1933年2月28日，第11页。(66)《坝子街实施区闾邻长宣誓就职》，《教育新路》第18期，1933年3月20日，第22页。

(67)《下淀实施区选举闾邻长》，《教育新路》第21期，1933年4月20日，第20页。(68)《下淀实施区闾邻长就职典礼》，《教育新路》第23期，1933年5月10日，第20页。

(69)《协助保甲》，《教育新路》第120期，1937年4月1日，第10页。

(70)《协助补选改选保甲长》，《教育新路》第65、66期合刊，1934年9月20日，第16页。

(71)《协助高南高北两镇长副选举》，《民众教育通讯》第3卷第8期，1933年12月，“消息”，第72页(栏页)。

(72)《县府令推选闾邻长》，《苏州明报》，1932年1月24日，第2版。

(73)《区令旧乡长办保甲》，泰县《江东》，1935年5月1日，第3版。

(74)拭：《宣传保甲》，泰县《江东》，1935年5月11日，第2版。

(75)成伯孚：《论乡镇长》，泰县《江东》，1935年5月12日，第2版。

(76)王叔介：《实施二十二标准工作应有之准备》，《吴县教育》第2卷第11、12期合刊，1934年1月31日，第10页。

(77)严清：《改造农村生活的途径》，《云南民众教育》第1卷第3期，1933年9月，第16页。

(78)《铜山县民教馆办理闾邻长训练班总报告》，《教育新路》第53期，1934年4月20日，第1—

6、11页。

(79)《铜山县民教馆办理闾邻长训练班总报告》，《教育新路》第53期，1934年4月20日，第14页。

(80)勃盼：《故乡所见》，《独立评论》第177号，1935年11月17日，第11页。(81)陈升桥：《训练保甲长之意义及其方法》，清江《民教研究通讯》第4期，1935年5月10日，第13页。

(82)《解释当选之乡镇长不识文字者是否有效案》(1932年10月)，孙燕京、张研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0册，第219页。

(83)青青：《乡镇长送省志闻》，《吴县晶报》，1935年9月4日，无版次。

(84)相菊潭演说，张心弼、袁叶中笔记：《实施民教的技术》，《江都教育》第4期，1934年12月，第3页。

(85)《江苏办理保甲的经过及现状》，《新江苏报》，1935年2月27日，第2张第6版。

(86)《江苏省各县乡镇保甲长训练大纲》，《江苏省政府公报》第1775期，1934年9月22日，第11页。

(87)《保甲长受训期保障》，镇江《大众导报》，1935年5月16日，第2版。(88)洪宝林：《荷生乡推进保甲之经过》，清江《民教研究通讯》第6期，1935年6月10日，第22—33页。(89)《八个月来之江苏省立东海民众教育馆》，江苏省立东海民众教育馆1935年编印，第211、213页。

(90)《参加训练铜山区各县乡镇长》，《教育新路》第71期，1934年12月10日，第9页。

(91)《铜山区乡镇长训练》，《教育新路》第83、84期合刊，1935年5月10日，第10页。

(92)《铜山县民教馆办理闾邻长训练班总报告》，《教育新路》第53期，1934年4月20日，第14页。

(93)《严县长昨晚参观南门民教馆》，无锡《民报》，1933年11月23日，第2版。

(94)茅仲英：《保甲制度之实验》，《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10期，1935年6月，第1877页(卷页)。

(95)黛黛：《公安局提逃训保长》，《吴县晶报》，1935年8月14日，无版次。

(96)《保长训练趣事多》，《吴县晶报》，1935年8月10日，无版次。

(97)陈柏心：《中国县制改造》，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第498—499页。

(98)《下淀实施区闾长谈话》，《教育新路》第39期，1933年11月10日，第17页。

(99)洪宝林：《荷生乡推进保甲之经过》，《民教研究通讯》第6期，1935年6月10日，第31页。

(100)《铜山县立民教馆举行主妇谈话会》，《教育新路》第59期，1934年6月20日，第15—16页。

(101)《下淀实施区户主谈话》，《教育新路》第39期，1933年11月10日，第16页。

(102)《萧县民教馆鞋工谈话会》，《教育新路》第49、50期合刊，1934年3月20日，第25页。

(103)《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乡村工作概况》，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民国丛书》第4编(16)，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影印版，第145页。

(104)茅仲英：《保甲制度之实验》，《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10期，1935年6月，第1895页(卷页)。

(105)茅仲英：《城市劳苦大众教育之新努力——蓬户教育之实验》，《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10期，1934年6月，第1844—1846页(卷页)。

(106)茅仲英：《保甲制度之实验》，《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10期，1935年6月，第1895页(卷页)。

(107)［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98页。

(108)陈果夫主编：《江苏省政述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969)，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民政”，第26页。

(109)《指定农教馆馆长兼任区长》，《民众教育通讯》第4卷第6期，1934年9月，“消息”，第17页(栏页)。

(110)《训令丹阳等八县实验农教馆馆长援例出席政务会议》，《江苏省政府公报》第1662期，1934年5月11日，第2页。(111)《民教馆归并一区所讯》，泰县《泰报》，1934年1月21日，第3版。

(112)《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乡村工作概况》，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民国丛书》第4编(16)，第144页。

(113)《区长与公安分局长》，《江苏省政府公报》第348期，1930年1月28日，第2页。

(114)师慎：《地方自治改革案》，《建国月刊》第8卷第2期，1933年2月，第18页(文页)。

(115)《乡村公安机关》，《苏州明报》，1933年2月5日，第2版。

(116)王育诚：《下蜀自治实验区三年来工作报告》，《教育辅导》第2卷第4期，1936年7月，第27页。

(117)王育诚：《下蜀自治实验区三年来工作报告》，《教育辅导》第2卷第4期，1936年7月，第37页。

(118)《宜兴县农教馆长兼区长办事处的消息》，《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9期，1935年5月，第1846页(卷页)。

(119)朱坚白：《谈政教合一》，《教育辅导》第1卷第7号，1935年6月，第2、4页。

(120)公言：《区公所与民教馆》，泰县《泰报》，1934年1月28日，第2版。

(121)索园：《推行政教合一》，《新江苏报》，1935年11月25日，第2张第7版。

(122)《训政时期党务进行计划案》(1929年6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128页。

(123)《县党部与县政府之关系条例》，《江苏省政府公报》第2期，1927年9月22日，第67页。

(124)《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标准工作实施情形考查办法》，《江苏省政府公报》第1635期，1934年4月9日，第6页。

(125)黄光祖：《青浦县党部、青浦县教育局、江苏省立黄渡乡师共立坍石桥农民教育馆进行计划》，《苏声月刊》第1卷第3、4期合刊，1933年10月，第88—91页。

(126)潘觉民：《对于整理县以下各级党部的意见》，《江苏党务周刊》第6期，1930年2月16日，第40页。

(127)江苏省党部总务科统计组：《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概况统计表》(1936年7月)，江苏省镇江市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江苏省镇江县委员会档案，A3/1/13。

(128)陈果夫主编：《江苏省政述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969)，“教育”，第35页。

(129)孙晓村：《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估价》，《大众生活》第1卷第4期，1935年12月，第93—95页。

(130)忧患生：《定县之谜》，《独立评论》第97号，1934年4月22日，第18页。(131)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132)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独立评论》第196号，1936年4月12日，第4页。

(133)涛鸣：《定县见闻录》，《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12日，第17页。(134)《教部订计划改进民教馆》，《苏北日报》，1947年2月24日，第2版。

(135)顾良杰：《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会议经过及感想》，《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5期，1934年1月，第967页(卷页)。

(136)吴剑真：《三年来之江苏社会教育》，《江苏教育》第4卷第1、2期合刊，1935年2月，第192页。

(137)费孝通：《乡土重建》，第40、43页。

第五篇：中国文化的西传与李白诗-以英、美及法国为中心

中国文化的西传与李白诗——以英、美及法国为中心*

2000年第2期 美国唐学会

秦寰明

与我们现在已经写的或将要写的有关这个大帝国的记载相比，一个杰出的中国文学作品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精神。

伏尔泰

当德国的康拉德•豪思孟(Conrad Haussmann)在其1920年出版的《“兰露”——三千年中国诗选》(“Im Tau der Orchideen“ und andere chinesische Lieder aus drei Ja hrtausender,1中引用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上述名言作为该书的书前题辞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对此是深有会心的。书名“兰露”出自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记得初读此书，其封面设计曾给笔者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封面四周的边框里每一边都镶嵌了一个同样的名字：“李太白”。大概在豪思孟的心目中，李白是足以作为中国诗代表的伟大诗人。英国汉学家克兰默-宾(L.CranmerByng)为其1909年出版的中国诗译本取名为《玉琵琶》(A Lute of Jade)，他的封页的这个标题下面特地补题了一句：“With lutes of gold and lutes of jade:Li Po”(以金镶玉饰的琵琶——李白)。李白《江上吟》有“玉箫金管坐两头”之句，《江夏赠韦南凌冰》有“玉萧金管喧四筵”之句，《上崔相百忧章》有“金瑟玉壶”之句，克兰默的书名或借意于此。1922年，安东尼•卡斯特罗•费若(Antonio Castro Feijó)的《中国诗选》(Cancioneiro Chinês)在葡萄牙出版，此书系从法国俞第德•戈蒂那(Judith Gautier)的《白玉诗书》(Le livre de jade)转译，所收作品包括李白、杜甫、苏轼等多位诗人的作品。同年英国乔丹•赫伯特•斯泰布勒(Jordan Herbert Stabler)将费若此书转译成英文时，书名径题《李太白之歌》(Song of LiTaiPè)6也是以李白诗代表中国诗。1929年，维特•宾纳(Witter Bynner)与江亢虎合译《唐诗三百首》出版，取名为《(群)玉山(头)》(The Jade Mountain)7，取李白《清平调词》“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之句。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著名作家赫门•黑塞(Hermann Hesse)在评论1907年出版的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的中国诗歌的德译本《中国笛子》(Die chinesische Flte)时说：“这是一部中国各世纪的优秀抒情诗选，构成其峰顶的是李白。他的豪放气质使我们想起希腊人、意大利人和恋歌诗人。”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圣卢西亚岛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曾谈到中国诗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李白的作品。

年来阅及数量不少的西方有关中国诗的材料，深深感到当西方人像伏尔泰所说的那样从中国的文学了解中国的精神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中国诗是中国文学的最权威的代表，而李白，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中国诗的代表。尽管中国最先传入西方的是《诗经》，但那是作为儒家经典而为西人所译介，远不如李白之声名广播。西方人从李白开始了解中国诗，接受中国诗的影响。在西方，对中国稍有知识的人，言中国诗往往首及李白，李白的声名远在杜甫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西方人的眼中，李白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表征。因此，李白在中国文化西传的历史中起着中国其他诗人所不可相比和替代的作用。我们的讨论拟从这个角度切入。希望本文对国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李白学史或李白影响史的研究有所裨补。不过，李白传入西方，时间既久，国别又多，以笔者阅历及语言之限，难以尽得，而文章的篇幅也有一定的限制，故本文以英、美及法国为评述的中心，时间的下限则大致至二十世纪中期为止。即便如此，挂一漏万及错误之处，仍所难免。尚望方家教正。 一、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汉学家对李白的初步译介

李白的名字，在西方有过许多不同的拼法，根据美国学者艾龙(Elling O.Eide)《李白传》(手稿)的统计，至少曾有过以下若干种：Lii Bor,Lii Taybor;Li Bo,Li Taibo;Li Pai,Li Taipai;Lei Pak,Lei Taipak;LèPih,Lè Taépih;Lype,Ly Taipe;Li pé,Litapé;Lipe,Lithape;Lipo,Litaipo。从我们下面所引用的材料看，则除上面所列举之外，早期西方还有些不同的拼法，如：LeeTaypeh(James Wilkinson)，L i tsao pé(J.B.Du Halde,法文版)，Li tsau pe(J.B.Du Halde，英译版)，Lypê,LyTaypê(JeanJosephMarie Amiot)，Letaepih(Sir.John Francis Davis)。现在则一般拼为Li Po或Li Bai。李白的名字之为西方人所知，肇自十八世纪初。1761年托马斯•珀尔西(Thomas Percy)整理编译的中国小说的第一个英译本《好逑传》出版，1774年该书再版。根据1774年的版本我们知道，此书的原译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商人，名叫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他曾长期住在广东。在他的《好逑传》译本手稿的空白页上，他记下了五位他所知道的中国杰出诗人，第一位就是李白，其他四位是董其昌、高士奇以及两位难以由其拼音详知其所指中文名字的近代作家。他注明列出这一名单的时间是1720年。这份名单被附印于后来出版的《好逑传》书末。1735年，法国著名学者杜哈德(J.B.Du Halde)出版了他的极有影响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 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y chinoise)。该书述及中国诗歌时说：“在唐代，诗人李太白和杜子美不让于阿那克里翁和贺拉斯。”阿那克里翁(Anacreon)是古希腊宫廷诗人，诗多醇酒与爱情。贺拉斯(Horace)是古罗马诗人兼诗论家，他继承古希腊诗学模仿说的传统，强调寓教于乐，论诗偏于理性，对后来古典主义很有影响。杜哈德所作的这个比类，已表现出西方对李白杜甫一豪逸一谨严的风格差异的初步认识以及“醇酒与爱情”的李白观，后者曾在西方延续了很长时间，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李白较易为西方所接纳的一个原因，尤其在李白初传西方的阶段。我们现在尚无法知道这个比类是杜哈德自己所作还是得之于他人，比如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因为从他的这部书来看，他并不熟悉李白。书中在谈到中国的教育时，曾列举了中国古时候用来教育幼儿的一些故事，其中就有大家熟悉的“铁棒磨成针”的故事，但他似乎不知道这故事中的李白(Lipe)就是他在介绍唐代诗歌时所举的大诗人李太白。以上两例，是笔者所见西方人提及李白的较早记载。

1776至1814年，法国来华传教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等人的《北京耶稣会士杂记》(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 rs,les usages,etc.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12在法国陆续出版。这也是一部对中国文化西传和欧洲汉学影响巨大的著作。在该书第五卷(出版于1780年)中，李白、杜甫得到了专门的介绍。在这篇出自钱德明之手、长达八页的“李白”专章中，撰者从李白的出生、取名、幼年的读书诵经、习诗作赋，到出川入京，以诗见赏于贺知章，贺为之引见于玄宗，赋诗沉香亭，得罪高力士，高进谗言于杨贵妃前，玄宗遂赐金让其离京。尔后李白浪迹各地，常纵酒豪饮。后又因入永王李瞞幕，罪在死刑，幸得郭子仪营救，改流夜郎。遇赦还。遂至采石，寄迹于此，偶因醉，落江而死。其所述主要在李白生平，虽沿中国史书传闻之旧。以今观之，颇多谬误。但在西方人的著述中，对李白作如此长篇介绍，此为最早。文中说，李白与杜甫的诗，“与其他有名的诗人相比，就像光焰万丈的火炬与一般的火把相比。”(第396页)唐代韩愈《调张籍》有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与钱德明同时的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随园灯词》其七有云“寻常灯火休相比，李杜光芒万丈长”，此诗见《潜研堂诗续集》卷三，有四部丛刊本。钱德明或取其意，但也表明了西方人对这一评价的认可。由于钱德明长期在华，他的这篇李白传又是在西方出现最早的，所以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常为人们所引用。1829年，英国汉学家德庇时(Sir.John Francis Davis)以论文形式发表了他的《汉文诗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根据其修订本(1870年出版，此时此文已增订补充为书)，该书第二部分谈中国诗的风格时对李白生平作了简单介绍，并且推荐了钱德明的李白传。

无论文化的传播还是学术的研究，其方向都是逐渐向宽泛走向专门化。杜哈德偶及李白杜甫；钱德明对李白杜甫作专章介绍，但重在生平；德庇时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诗这一专门的文体上，但还只是概略的通论性质。到法国汉学家圣-德尼(Le Marquis Marie Jean Léon dHerveySaintDenys)则开创了对断代诗歌——唐诗的研究。1862年，他的译著《唐诗》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出版。这是笔者所见西方第一本唐诗断代外译本。可以说它是西方人对唐诗作家作品进行较为认真严肃的研究的开始。下面的几个特点可以证明这一点。其一，该书采择有据。译者所依据的主要是《唐诗合解》(王尧衢)、《唐诗合选详解》(刘文蔚)、《李太白文集》、《杜甫全集详注》。这与此前西方人对唐诗偶有涉及、多述传闻不同。其二，体例周详。该书前冠长序，首先详述中国诗歌从《诗经》到唐诗的源流变化，对唐诗作了高度评价。然后讲述中国诗歌的形式特点。所选诗人，前有小传。每一作品，后有注释。译者这样做，很可能是借鉴中国古人选注诗歌的方法。其三，有选家自己的眼光。全书共选唐代三十五位诗人九十七首诗，以李白冠全书之首，选诗也最多，计二十四首。其余如杜甫、王勃、杨炯、骆宾王、宋之问、孟浩然、高适、王昌龄、王维、白居易、戴叔伦等，亦多名家名篇。以李白冠领唐诗，这在《唐诗合解》或《唐诗合选详解》中没有这样明显的倾向。可见这是圣-德尼自己的看法。

稍后于圣-德尼，在英国有翟尔思(Herbert A.Giles)。翟尔思著述甚丰。主要有《中国文学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中国文学史》Chinese Literature。前者分上下两册。上册选文。下册选诗，共选有二百三十余首诗，其中李白仍居其首，选二十二首。杜甫次之，白居易又次之。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中外最早的中国文学通史之一。尽管在翟尔思之前，1867年曾在上海出版过怀列(A.Wylie)所著的《中国文学札记》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或被认为是西人著中国文学史之嚆矢，但严格讲那只是一本有关汉籍的目录学著作，中有对中国文学史的简要叙述，述及李白和李白集。1880年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著有《中国文学史概论》，惜未寓目，但至少在西方影响不大。真正让西方人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清楚地看到李白的身姿的是翟尔思的《中国文学史》。该书第四部分第一章“唐诗”，对李白生平和创作有专门介绍，虽然还很简略，但开先之功不可没。 二、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戈蒂耶、庞德等人的创造性译作使李白在西方的影响迅速扩大

如果说杜哈德、钱德明对于中国诗人的介绍，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工作；圣-德尼、翟尔思对于中国诗的译介，已推进为汉学研究之事；那么，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初一些非汉学家或仅有很少汉学根底的知名文人或作家对于中国诗的译介，则更多是出于对东方文化和诗歌的倾折。他们的译作大多不甚忠实于原作。甚至可以称之是一种创造性的译作。但他们的译作影响广泛，似乎使学院派望尘莫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他们改变了中国诗在西方社会寂寞无闻的状态。此中，法国的戈蒂耶和美国的庞德可为代表。

俞第德•戈蒂耶(Judith Gautier)是法国著名唯美主义诗人、对东方诗歌颇有向往的特欧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女儿。她从小就培养了对东方文明的爱好。十七岁时，她父亲为她聘请了一位叫TinTunLing的中国人作为她的家庭教师。她从此开始学习中文和翻译中国诗。五年后(1867年)，她的中国诗译集《白玉诗书》(Le Livre de J ade)出版。在该书后来的增订版的前言中，她评杜甫诗：“杜甫的崇拜者不仅认为他与李白比肩，而且甚或认为他超过李白。他的诗，虽短少奇异意外之处，但逼真如绘，适如他视之为师长和朋友的李白的作品一样。这些诗，因其更真率，更清晰，更富于温和的情感和对被悲苦所袭的人的怜悯，故更易于翻译。”(第5页，1928年版)评李白诗则云：“李白的诗采用一种简练和独特的形式，择难而行，举重若轻，风格奇异多彩，精于选择意象，富于引喻、暗示和反讽。就像欧玛尔•海亚姆(笔者按：Omar Khayyam，波斯诗人，以四行诗称，有《鲁拜集》)，他任情醉饮，视酒为唯一的安慰。”(第3页，1928年版)似乎对李白的评价并不高于杜甫。但在实际效果上，书中收李白诗十九首，居第一，杜甫居其次。所选李白诗，如《陌上赠美人》、《乌栖曲》、《乌夜啼》、《采莲曲》、《渌水曲》、《少年行》、《清平调词》、《玉阶怨》、《送友人》、《静夜思》、《江上吟》、《春夜洛城闻笛》等，大多篇幅较短而富于色彩感、韵律美，在西方人眼中，这些诗一定是异国风情十足，无疑最引人注目。而且，李白诗也最能体现戈氏全书的特点。此书以类选诗，在初版《白玉诗书》中每一类都有一句中文题句”，第一类“爱情”，题“黄金柳叶浮水”，第二类“月”，题“玩月谈情诗词”，第三类“秋”，题“秋诗游景快乐”，第四类“旅怀”，题“游花船观娥词”，第五类“酒”，题“谈酒作乐提(题?)诗”，第六类“战争”，题“织锦回文给诗”，第七类“诗人”，题“诗家胜百君王”。在对中国所知未深的西方人看来，这里的东方情调鲜明丰富，易于感受。而在西方人心目中“醇酒与爱情”型的诗人李白，自当是此中的主角。因此在戈氏此书中李白诗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同时，戈蒂耶是本文汉诗译者中敢于最大距离离开原诗的译者之一。例如，李白的《江上吟》，在圣-德尼的译本中尚是忠实于原作的一句一句的翻译，到戈蒂耶手里则只是略取其意，稍取其词，典故均不予译。这里我们把李白的原诗和戈蒂耶的译诗同时列出以便对比。

李白《江上吟》原诗戈蒂耶的法译(1928年版)

木兰之NFDA3沙棠舟，Mon bateau est débène;ma flte de jade 玉萧金管坐两头。est percée de trous dor.

美酒樽中置千斛，Comme la plante,qui enlève une tache

载妓随波任去留。sur une étoffe de soie,le vin efface la tristesse 仙人有待乘黄鹤，dans le coeur.

海客无心随白鸥。Quand on possède de bon vin un bateau

屈平词赋悬日月，gracieux et lamour dune jeune femme,on

楚王台榭空山邱。est semblable aux génies immortels.

兴酣落笔摇五岳，

诗成笑傲凌沧洲。

功名富贵若长在，

汉水亦应西北流。

我们把戈蒂耶的法译再回译成中文，其文如下：

我的船是乌檀木所制；我玉笛的孔镶嵌着金。

就像有种植物能去掉丝绸上的污淖，酒消解心头的悲恼。

当一个人有好酒、精美的船和年轻女子的爱，他就像仙人。

可见戈蒂耶只是取了李白诗中“木兰之籱”、：、“玉箫金管”、“美酒”、“载妓”这些词面所表示的情事，由此最多只是从消极的方面透露出对功名富跺的藐视。而李白诗的中心内容：通过“楚王台榭”的不保和“屈平词赋”的永存，反映对文学生命的珍视与自信，在戈蒂耶的笔下荡然无存，而变成了一首及时行乐的颓废之作。但正是这种“轻浅”的“改作”，却迎合了当时法国乃至西方社会的诗学趣味以及他们的对于东方文化的口胃。由于不求忠实于原作，在《白玉诗书》中有若干首题名李白的作品至今找不出它们的原诗。1890年，纽约哈泼尔兄弟出版公司(Harper & Brothers)出版斯图亚特•莫瑞尔(Stua rt Merrill)的《散文的粉画》(Pastels in Prose)，这是一个法国散文选译本，选译了多位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法国作家的散文，戈蒂耶亦在选内，但选入的竟都是《白玉诗书》中的译诗(从上面所引的《江上吟》我们可以看到戈蒂耶的译诗采用的是类似散文诗的形式，故被当作散文选入)，其中李白诗有六首，编译者特别注明“拟李太白”(af ter Li Tai Po)，也就是说选译者把戈蒂耶的这些译作当作戈蒂耶自己的作品(拟作)加以收入了。如果从翻译的角度来看，《白玉诗书》

颇有可以非议之处，但它的社会影响是连戈蒂耶自己恐怕也没有预想到的，此书不仅在法国多次重印，还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1918年詹姆斯•怀特尔(James Whitall)的《中国抒情诗》(英文)Chinese Lyrics、安东尼•卡斯特罗•费若(Antonio Castro Feijó)的《中国诗选》(葡萄牙文，Cancioneiro Chinês)、以及根据费若此书再转译成英文的乔丹•斯泰布勒(Jordan H.Stabler)的《李太白之歌》(Song of L iTaiPè)，译诗数量或有多寡，但其祖本都是戈蒂耶此书。1907年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根据圣-德尼的《唐诗》和戈蒂耶的《白玉诗书》译出德译本《中国笛子》Die Chinesische Flte。奥地利著名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从 贝特格的这个译本中选取了李白、孟浩然、王维、钱起的诗共八首诗写成六首歌词，谱成了 著名的合唱交响曲《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其中用李白诗最多。根据日本大野实之助的研究，其所用李白诗为《悲歌行》、《题元丹丘山居》、《江南春怀》、《采莲曲》、《春日醉起言志》等五首。不过《大地之歌》中《青春》这一首歌词原本于戈蒂耶的题名为《瓷亭》的译诗，其原作究竟是李白的哪一首诗，一向未有着落，大野实之助认为是对李白《题元丹丘山居》和《江南春怀》两诗的合译，这还是可以讨论的。总之，李白的名字随着戈蒂耶的《白玉诗书》传遍欧美大陆。乃至戈蒂耶七十二岁去世后，人们在悼念她时还说：“在永恒之春的花树下，她正与温文而雅的李太白从容交谈。”

二十世纪初，在英语国家流行最广的中国诗译本之一。是埃兹尔•庞德(Ezra Pound)的《神州集》(Cathay)。21庞德是美国现代诗歌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1912年，年轻的庞德刚刚在英国开始崭露诗歌的才华，美国著名东方学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mest Francisco Fenollosa)的遗孀玛丽•费诺罗萨(Mary Fenollosa)物色他作为整理她丈夫遗稿的理想人选。费氏曾两次较长时间居于日本。在1896-1900年第二次赴日期间，曾向日本学者森槐南(Mori Kainan)学习汉诗，做了详细的笔记，对所学汉诗注以日本读音，或加逐字英译，不过没有全篇英译。其中所学李白诗最多，共有四十九首诗，记了两本厚厚的笔记。这些笔记随同费氏的其他遗稿到了庞德手中，庞德对这些汉诗作了自己的选择。他从中选译了十九首(其中有十二首是李白诗)，题名为《神州集》，出版于1915年。集前庞德题注说：“大部分作品来自于李白。”

从《神州集》开始，庞德似乎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后来又翻译了《诗经》、《论语》、《孟子》(部分)、《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对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特别的兴趣。但他始终只是作为一个诗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在译《神州集》前，他可能读过圣-德尼的《唐诗》。但他不通汉语。在《神州集》中，李白的《江上吟》与《侍从宜春苑奉诏赋„„》两诗被当作一诗加以连译，不知是他不通汉语的原因，还是他明知是两诗但却出于某种考虑而故意放在一起翻译。他的翻译，虽不似戈蒂耶那样与原作离得那么远，但也仍不能合于汉学家的所谓忠实。然而，《神州集》的成功又是不可否认的。《神州集》出版后，西方的评论家用“最美的诗”、“至美的境地”、“新的气息”等词来称赞它。著名诗人、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艾略特(T.S.Eliot)甚至说庞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诗的发明者”。《神州集》之所以能够成功，究其原因，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

其一，《神州集》的选诗有着较为一致的情感主题或主题思想，而这个主题又是那样紧密地扣合着当时的时代精神。美国研究庞德的著名专家休•肯纳(Hugh Kenner)联系《神州集》出版时正值欧洲一战之际，而《神州集》选篇以《诗•小雅•采薇》、李白《古风•胡关饶风沙》、《古风•代马不思越》三首战争诗分布开头、中间及后部，同时联系其它的一些外证，认为《神州集》是一本战争诗集。儿玉实英(Sanehide Kodama)则指出庞德对《诗•采薇》的翻译与费诺罗萨的译文不一致：如“戎车既驾”一句，费氏动词用“tied”，意为“系上”，而庞德则改为“tired”，意为“倦了”，这样，“马匹已被系上了战车”就变成了“他的马匹倦了”；再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一句，费氏译为“为何我们要休息?我们必须征服敌人，哪怕在一个月中有三次战役。”而庞德则译为“我们没有休息，一月三次战役。”根据这些不一致，从而进一步肯定《神州集》的反战倾向。然则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在费氏笔记中有李白《战城南》一首，显系反战之作，而庞德不取。但庞德的选篇，确实透露着此书宗旨的某些消息。李白《古风》五十九首，费氏记有十四首，庞德只取《代马不思越》、《胡关饶风沙》两首边塞诗和《天津三月时》一首刺权贵诗，而对于其它内容的诗均所不取。费氏所记李白乐府诗共十首，庞德取《长干行》之写离别之苦，《玉阶怨》之叙宫怨，《静夜思》之传思乡之情。在李白集“古近体诗”这一大类中，费氏记有二十五首诗，庞德仅取《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江上吟》、《登金陵凤凰台》之感慨身世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友人》、《送友人入蜀》之叙离别之情。从以上的取舍情况看，我们认为庞德的主旨并非明确在反战，但意在借这个译本表达身处战乱和异国、伤时事、感遭际的忧思愁苦之绪。其人物景事仍不乏异国的情调，而其情感内容则相当贴近生活，扣合着当时时代的脉博和一般人的心弦，与西方诗歌常有的“神性”与夸饰不同。

其二，《神州集》之得到时人的喝彩，还因为它艺术上的成功。庞德不仅在形式上一反老派翻译家如翟尔思等用英语格律诗翻译中国诗这种做法，改用英语自由体诗的形式，无削足适履之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正在探索的意象派的诗路，在这些中国诗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标本。一反传统英语诗歌偏重叙事或直接抒情议论的特点，而直接处理描述对象，专注于意象的营造和并置、叠加等艺术安排，以描述性短语为主，使句法与意象的凸现相谐，音节语言上不求铿锵雄辩而求简约传神，这些在英语诗的新的艺术尝试，可以在费诺罗萨提供的中国诗中找到创作的例证和久远的传统，可以在费诺罗萨由中国文字而引发的诗歌美学理论(主要见于由庞德整理、后来以《中国文字作为诗的一种手段》［The Chinese Writte 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为题发表的论文)中找到理论的启迪。庞德在1918年《今日》(Today)杂志第三期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诗》(Chinese Poetry的文章，从其中对李白《玉阶怨》的分析或能看出他对这种艺术方法的理解。他说：“我从未发现任何一个西方人把这诗读一篇就能得到很多，但通过仔细的检验，我们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已在此。不仅仅是凭借暗示，更是凭借一种精确的约简程序。让我们想一想产生这首诗需要什么样的情境。„„首先，‘玉阶’，故场景是在一个宫中；其次，‘罗袜’，故所述是一个宫妃，而不是一个仆人或偶在宫中的普通的人；第三，‘侵罗袜’，故此女已然久等，而非乍到；第四，‘玲珑秋月’，故失约的男方没有借口说这个晚上不宜于约会；第五，如你问我们怎么知道她在等一个男的，这个，诗题为‘怨’，„„读者可能不是不熟悉这种类型的中国诗。差不多每一个撰文谈过有关中国语文的人都提及这种短小隐微的诗的存在。在最为精确的程序上与它们对比，我们发现最具活力和最澄彻的诗，我们发现一种直接性和现实主义„„。”

《神州集》这本以李白诗歌为主的译集，适合着当时西方的社会生活和诗歌艺术发展的需求应运而生，很快传播开来。李白(在《神州集》中用的是李白的日文译名“Rihaku”)的诗歌也因此而在西方更加深入人心。诚如罗纳德•布什(Ronald Bush)所说，由于《神州集》的出现，“李白一跃而成为甚至比他在中国传统中更为突出的形象。”

稍后于《神州集》，在美国还有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和弗洛伦思•艾思库(Florence Ayscough)于1922年合译出版的《松花笺》(Fir FlowerToblets)。这个译本同样是以李白为大宗，全书译诗119首，李白占83首。艾思库在书前介绍中谈到李白诗中有一种普遍的抒情性，而杜甫诗则因很难翻译而较少出现在西方的中国诗译本中，这道出了到那个时代为止在西方李白声名大于杜甫的一个原因。艾米•洛厄尔是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后期的领袖，对中国文字的象形性、绘画、诗歌的特点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兴趣，并将其认识施之于具体的翻译实践上。其译法曾引起一些汉学家的批评和讨论。例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ot)在同年的《通报》(Toung Pao)上撰文对此书进行了评论，并重译了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后来，奥地利汉学家厄温•冯•扎赫(Erwin von Zach)对伯希和的翻译提出自己的看法，伯希和又撰文予以回应。作家与学者虽不能尽合，但他们共同张扬了中国诗、尤其是李白诗的影响。 三、二十世纪上半期外译李白专集和李白研究专著的出现

应该说，在李白诗歌向西方传播的同时，西方学术界对于李白的研究就已经开始。这里值得提到的是约瑟夫•艾德肯斯(Joseph Edkins)，他可能是最早撰写并在刊物上发表李白研究论文的西方的人。1888年他在《中国评论》(Chian Review)第十七卷第一期上发表题为《作为诗人的李太白》(“LiTaiPoas a Poet”)的论文。同年又向北京东方学会递交并宣读了他的论文《论李太白及其代表作》(“On Li Taipo,with Examples of his Poetry”)。此文后来发表于《北京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Pek ing oriental Society第二卷［1890年］)。他的论文总是扣住一系列具体的作品 展开论说，并时而与西方诗人进行比较，在前文中他分析了《公无渡河》等三首诗，对李白喜欢表现激动、惊惧、悲怆的题材和感情，诗意丰富多变，笔力无施不可，不受格律束缚，备为惊叹。在后文中他分析了李白《静夜思》等二十二首诗，时有新见。例如，他分析《独坐敬亭山》一诗中：“当众鸟皆去，诗人把这山当作自己的一个同伴。他描绘这山满意地看着他，就像他同是这样满意地看着这山。写出如此诗歌的诗人是有着理想主义的因素在他心中的。虽然他非常现实主义，但他并非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与自然有着神交，而这，也可以在华兹华斯和拜伦那里找到。”在西方人看来，中国诗无论如何都是偏于现实的。何况李白此诗是仅仅四句的小诗。但论者却从作者与“敬亭山”这一自然的“相看两不厌”的无间的交融中，敏感到一种理想主义因素的存在，并进而与华兹华斯和拜伦相联系，这样的见解至今读来仍有新鲜感。他分析李白的《春日归山寄孟浩然》，认为这是唐代诗人受佛教影响的一个好例子。分析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指出作者对道教文献的熟悉。但他认为尽管李白揉合三教，却始终只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诗人)而存在。这些看法都值得我们参考。

但像艾德肯斯这样的研究者，在十九世纪末可谓寥若晨星。文化的传播还未为身在西方的学者准备应有的条件，特别是书籍的提供和社会的重视。但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随着中国诗的外译本的不断推出，出现了李白诗选的外译专集，尤以德国以及德语地区较为突出。而在英语国家，影响较大的是日本留美学者小?薰良(Shigeyoshi Obata)的《李白诗集》(The Works of Li Po)。这个选本是英译李白诗选的最初尝试。激发其译作的原因之一是庞德《神州集》的成功。全书共选译李白诗一百二十四首及杜甫等有关李白诗八首，书后附译李阳冰序、新旧唐书本传。后来再版时又附了所译李白诗的中文原文。译者在前言中批评了此前西方对于李白的传闻和作品理解上的许多错误。在向西方介绍李白的著作中，此书最早涉及到了李白坎坷身世的现实内涵和作者的爱国精神。译者在书前的介绍中说：“壮年的李白，有着像普通中国人一样的谋取高位、为国效力、经邦济世的抱负，尽管他有自然的爱好和禀性。但他无任何指望赴朝廷商讨军国大事于帝王之前，只能写诗，以狂放的外表掩盖内心的苦恼。后来，当在战乱中被招入永王幕中，他雄心复萌。然所得仅是被压抑在失败和放逐的痛苦之中。他晚年凄凉，承受着年岁和悲哀的重负，精神崩溃，筋疲力尽。但他的爱国热情仍在心中燃烧。他焦虑地注视着国家的危险困境，„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虽仅数语，却似空谷足音。而由于选篇较多，覆盖面较广，亦较有利于让西方人看到李白的全貌。因此此书可以说是后来居上。它出版于二十年代，再版数次，流行了数十年，有一定影响。关于此书在翻译上的具体优劣，可参看闻一多《英译李太白诗》一文。在1930至1933年之间，美国著名作曲家哈里•帕奇(Harry Partch)曾从这个选本中选取十七首诗，将其谱写成了小提琴曲。

李白自从传入西方以来，可以说是声名直上。但也有对其持批评态度的。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著名翻译家、东方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他在1918年向中国学会宣读、并于次年在伦敦正式出版的的《诗人李白》(The Poet Li Po)这篇论文中，首先引述了我国唐人和宋人对李白的批评，认为李白诗有两个缺点，一是长篇欠安排，往往开头精彩，后半则不免重复。二是读李白大量的诗，便能感到他的诗缺乏多样性。同时也赞同宋代王安石所说李白诗十首之中九首写妇人与酒的说法(第3页)。其所据材料均见于王琦本卷三十四附录四丛说。进而，韦利认为李白的最单调和令人生厌的特点，是作为与自然的永恒不变性相对立的反映人事短暂性的机械重复，差不多半数以上的诗包含着江河东流不复、人事时时变化的内容。对这种短暂性的执著是有可能升华到伟大的神秘主义的诗歌境地的，但在李白，却仅仅止于对这种明显的事实的无休止的复述；又认为李白诗歌的长处不在内容而在形式，不在思想的美而在词汇的美；批评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太多用典(第3-4页)。在谈到李白身后声名的沉浮，韦利认为，李白身后声望的提高是出于偶然。在宋代遭到一度冷落之后，到十六世纪，许多流行的选本出现了。这些选本给他以过多的篇幅。这样，主要局限于从这些选本得到关于诗的知识的公众给予他一定的推崇。韦利感叹从那个时代起，中国的严肃的批评家就已经死了，以至于这种评估至今仍被接受。但如有一打代表性的英国诗人能读懂中国诗的原文，他们将无一会给予李白以第一或第二的地位(第5页)。韦利的《李白的生平与诗歌》(The Potery and Career of Li Po)1950年在伦敦出版。这是西方英语世界出现最早影响较大的一本关于李白的评传。从撰写第一篇李白论文到出版这本评传，经过了数十年，但韦利对李白的看法并没有改变。而且不仅批评其诗，更批评其人；不仅误解其人，更误解其时代。譬如，他在书中把安史之乱称为“革命”(rev olution，第67页)。把李白的幽州之行系于天宝三载，猜测李白是想去安禄山部下谋个文官职位(第28-29页)。这些都与事实不符。安史之乱爆发后，韦利认为李白的态度是事不关己。理由是李白在《与贾少公书》中说过“才微识浅，无足济时。虽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的话(第72页)。此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同文中李白还说自己将“扶力一行”，“报国荐贤”。又如，韦利列举了盛唐十三位诗人，唯一只有李白未参加进士考试，便猜测李白害怕自己知识不够，或怕醉酒难以终场，而官员也不会推荐他(第98-99页)。这些都是臆测。他认为在李白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是自负的、冷漠无情的、放荡的、不负责任的和不诚实的(第102页)。李白走入异域异质的文化圈，受到误解并不足怪，但大家如韦利竟走得如此之远，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当然，此书也有若干可取之处，如对于李白诗歌中道教成份的理解和道教术语的阐释。关于韦利的这本评传，詹NFDA4曾有专文评论，可参考。尽管如此，韦利此书仍然表示着西方对于李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自觉研究的新阶段。

四、西方诗人(以英、美为例)对李白的题咏

李白作为中国诗歌的代表，随着中国文化的西传进入了西方文化人的生活，也进入了西方诗人的视界，成为他们题咏东方文明和中国诗歌的一个象征。这从另一个方面见证了李白在中国文化西传中所起的作用。在这里我们仅以英、美诗人为例，以见出这种影响的存在。

从十八世纪以来，李白频频出现于西方诗人的笔下，他们或引述，或题咏，有长篇，有短章。就长篇而言，笔者所发现的最早以李白为主人公的长诗，是英国诗人约翰•司各特(John Soctt)作为1780年前后的长诗，题为《李白；或者好官：一首中国牧歌》(“LiPo:or The Good Governor:A Chinese Eclogue”)。司各特创作这首诗，主要是受他的前辈诗人威廉•科林斯(William Collins)的影响。科林斯在1742年发表了他的《波斯牧歌》，1757年重印时改题《东方牧歌》，一组四首。在那个时代，所谓东方主要是指中近东而非远东，故科林斯以波斯为东方。司各特曾专门撰文评论科林斯的这组诗，同时自己动手亲自创作了同题《东方牧歌》一组三首。第一首写阿拉伯人的爱情故事。第二首写东印度的人为的饥荒。第三首即写中国，而以李白作为中国政治的代表或者化身。当然作者并不了解李白身世，根据作者的自注我们知道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而那上面对李白只是稍一提及。钱德明等人的《北京耶稣会士杂记》大概是最早向欧洲介绍李白的书籍，但与作者写作此诗同时或者稍后，作者未必及见。其所据或当还有其它一些传闻材料，然不详。杜哈德的书中，描述了带有理想化的、或者至少与当时的欧洲相比较为完善的中国的政治和为官制度。司各特据此以李白为人物把它具体化和形象化。诗中写李白是一个王子，又是一个地方官。而根据杜哈德的书，在中国皇族子弟若非关注臣民的福利，他将失去他的荣誉。于是一开始出现于长诗中的李白面对政务繁杂，颇感焦虑厌闷，经过一番内心的矛盾思索，终于振作起来，去为百姓办案理政。诗也暴露了现实中贪婪严重、贫困日甚、老弱病残成为猎物、佩带着正义神徽的手保护掠夺者、并且坐地分赃的现象。同时出现了李白梦见孔子的场景：

Where old Confucius revrend form reposd

Loose Oer his limbs the silks light texture flowd

His eye serene etherial lustre showd

“My son ,”said he,as near his seat Idrew,...

可敬的孔老夫子神情泰然：

丝质的轻纱宽松地披在臂上，

他目光安详眼神微妙：

“我的孩子，”他说，当我靠近他的身旁，……

以及由孔子描绘的乐土景象。作者当然不知道李白曾是“凤歌笔孔丘”的人物。在这长达一百十余行、以英雄偶句诗体(heroiccouplets)写成的诗歌中，作者把对东方中国政治伦理的向往，倾注或寄托在李白身上。我们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早期中国文化西传的过程中，李白还曾扮演过这样的角色。

如果让历史跨越两百年，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中期美国著名诗人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同样以李白为主人公，写下了共十二章、四百二十四行的抒情长诗《李白来信》(“A Lette r from Li Po“)。从诗的注我们知道，诗中所用材料主要依据小?薰良《李白诗集》和韦利《李白的生平与诗歌》，作者以李白越过三峡寻亲朋访旧爱和给失去的孩子写信引起全诗。诗中所用李白诗意，涉及《月下独酌(天若不爱酒)》、《寄东鲁二稚子》、《荆州歌》、《自代内赠》、《侠客行》、《江夏赠韦南陵冰》、《古风(庄周梦蝴蝶)》、《江南春怀》、《蜀道难》、《清平调词》以及杜甫《饮中八仙歌》等诗和一些史传材料。所有这些，构成了长诗的背景和抒情的引发点，并随着诗歌抒情线索的进展而渐次展开。但作者意不在让李白叙其身世，而意在借李白的故事表现作者的哲学意识和心理感受。这种意识和感受中有相当的成份与《易经》哲学和老庄思想相合。选择李白这样一位身世不平、道教色彩浓厚、东方传奇式的人物，便于容纳和展现这样丰富复杂的哲学内涵。尽管由于研究程度的不够，学术界似乎还未形成对此诗的具体的确解，但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从十八世纪司各特写李白之侧重于社会层面的寄托，到二十世纪艾肯写李白之侧重于意识层面的哲学和心灵的探索，他们都愿意以李白为“载体”，李白的形象在这里伴随了西方诗人对于诗意的追求不断深化和内转的历程。

在西方诗歌中，题咏李白的短章多于长篇。出版于1866年的英国诗人佛郎西斯•多伊尔(Fra ncis Hastings Doyle)的诗集《卫兵的归还》(The Return of the Guards)中有一首诗，题为《沮丧中的诗节》(“Stanzas Written in Dejection”)。诗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

The sun of yesterday which leaves me

No earthly skill can woo to stay,

Todayspale gollom which chills and grieves me No human arm can hold away.

The brids of passage,ever flying past,

In coungless locks stream down the autumn blast;

I mount my tower to gaze far off,and fast

Fill winecups from the waning jar.

这是诗的第一节，诗共三节。细读之，方知是译李白《宣州谢緿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上面的诗节相对于李白此诗的首四句：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

对此可以酣高楼。

多伊尔并非汉学家，其所本应是圣-德尼法译《唐诗》中此诗的译文。他注明他的这首诗出自中国诗人李白，并引述了圣-德尼对李白的赞语。从他译此诗并收之于自己的诗集中，我们不难想象到一个西方诗人与李白诗的内心共鸣。这是笔者所见李白此诗的最早的英译。1913年英国诗人阿伦•厄普尔德(Alan Upward)在美国的《诗刊》(Poetry:A Magazin e of Verse)该年九月号(第二卷第六期)上发表了一组中国题材的诗《取自中国花瓶的香瓣》(“Scented Leaves:from a Chinese Jar“)。诗共二十九首，大多数是不分行的散文诗。其中《玫瑰》(“The Rose”)一首写李白在京以诗为皇帝所赏识，臣下有进谗言者，而皇上未予听信：

When the delicious verses of Li Po were Praised in the Court of Heaven an envious mandarin complained of the poets scandalous life.The Divine Emperoe,whowas walking in his garden,held out a rose and asked him,”Do you smell the gardener smanure?“

当李白的美妙诗篇在朝廷大得赏誉，一位心怀妒忌的大臣进谗言说诗人的生活并不光彩。圣明的皇上当时正在御花园散步，他擎起一朵玫瑰问这位大臣：“你闻花匠施的粪吗?”

皇上的话问得很幽默，似乎颇符合唐代特有的开放和宽容。诗中的李白是一个天才的但却在生活上不够检点的诗人。这多少符合西方对诗人的标准以及他们对李白的已有的印象。厄普尔德的这组诗在当时的诗坛上很受欢迎。前面我们提到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是美国新诗意象派后期的领袖，她写过一组东方情调的诗，题《汉风集》(Chinoiseries)。其中有《李太白》一诗。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They erected a temple to you:他们为你建起了一座祠：

“Great Doctor,“大学士，

Prince of Poetry,诗之王子，

Immortal man who loved drink.”酒中仙。”

I detest wine，我憎恨酒，

And I have no desire for the temple，我也无奢望于圣殿，

Which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在这个环境中

Is fortunate.那是侥幸的事。

But I would sacrifice even sobriety 但我甚至愿意把清醒作为牺牲

If,when I was thoroughly drunk，如果，当我沉醉时，

I could see what you saw 我能看到你所见的一切

Under the willowclouded water,在那柳云般的水下，

The day you died.在你去世的那一天。

诗所写的，是西方人谈到李白就经常谈到的题目：酒。但通过对李白与酒的描写，表现的是作者对李白及其天才想象力的仰慕。曾以与江亢虎合译《唐诗三百首》而著称的诗人维特•宾纳(Witter Bynner)也写过有关李白的诗。在他的一首《致李白》(To Li Po)诗中，他在西方人中少有地突出了李白傲岸不屈的品格，这里是他的诗中间的几句：

You meant,pausing as I do for a dram,你的意思是，如同我为杯酒驻步，

That the Emperor might call and we not come.或许皇上召见而我们不赴。

You were as independent as I am 你像我一样自在

Of purple canopies and bell and drum...不管紫色的华盖与钟鼓……

此外，还有一些诗人也写过题咏李白的诗，限于篇幅，这里就不枚举了。西方人题咏李白，应该说也是表现了李白在西方的影响，这个方面，是我们过去研究李白影响史时所忽视的。

五、简要的分析

纵观李白传入西方的两百多年的历史，我们不能不萌生这样的好奇：为什么在中国诗人中唯有李白而不是其他诗人在西方受到如此礼遇?至少与杜甫相比，当西方人开始接触中国诗时(十八世纪)，中国国内扬杜抑李的风气已然形成。但西方人没有被这一风气所左右，而是几乎一致地选择李白作为中国诗的代表。原因何在?

把中国文化(特别是思想)的西传和西方对于中国诗歌的接受结合起来并作历史性的考察，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某种答案。 十七、十八世纪，西方人借助传教士的东来和商业的交流开始了解中国，对中国的社会管理和伦理政治深为钦佩。所以中国书籍中最先为西人译解的是儒家经典。如果在那时候中国诗得以与中国文化同时进入西方，至少从思想的角度讲，那时西方的先进知识分子可能首先愿意接受杜甫。那么杜甫的声名说不定会远在李白之上。最早把李白当作主人公写进诗的约翰•司各特，正是把李白当作古代中国伦理政治的化身来描写的，可以说颇得那个时代的风气。如果他了解杜甫的话，他一定会觉得杜甫更适合于代表中国的伦理文化。但较之中国思想向西方的传播来说，诗歌远远滞后。而十九世纪以来随着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学的接受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和文学的选择，呈现了一条大致清晰的线索，即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由中近东向远东扩展。其所谓“东方”，原先主要指从埃及到印度这个地区。尔后逐渐向远东伸延。前面所引述的从科林斯到司各特在《东方牧歌》同题之下的选材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西方人的视野在逐渐向远东伸延的一个例子。中近东文学在情感上对于生命的叹息和艺术上富于色彩、幻想、激情乃至神秘的特点，易于吸引西方人的视野，尤其当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时。当他们在这样的思想和艺术框架下进而接触中国文化时，思想上，道家思想较前受到青睐；艺术上，追求异国情调、色彩、激情、幻想这样一些审美要求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西方人的选择。在这样的审视下，李白显然较杜甫更易于为西方所选中，而传入较早但风格简古的《诗经》自然也不会赢得众多的读者。西方人如此热衷于李白身世的传奇性：出生以及长相的奇异，以诗见重于帝王及沉香亭赋诗的情事，好酒的个性，诗中对歌伎的描写，以及落水捉月骑鲸升天的传说，都是“事”出有因。戈蒂耶的《白玉诗书》的出现及其之所以如此风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倾向。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西方人之选择李白，一开始更多的是取其貌，符合着旧式的东方主义的情感和艺术的要求。到二十世纪初，西方人才开始意识到李白诗中表现的人生遭际和时代忧患的现实内容的存在，以及在艺术创造上既有丰富的想象，又贴近现实、迹近自然、简澍凝练、清新素朴的特点对于西方诗歌创作的借鉴意义，从而进入到一个取其神的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庞德的《神州集》可以被认为是这个新阶段开始的一个标志。因而戈蒂耶与庞德虽然在翻译上均有创造性(不甚忠实于原作)的共性，但在诗歌审美观念的进展上，却实际上代表了本质不同的两个阶段，表现在对李白诗之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质的理解上也就有所不同。当然，从更为深远的渊源来看，西方人与儒家思想之不甚相融，有其深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历史原因。在诗歌观念上，西方人对李白的优先选择，表现了他们对于天才的倾折和对于诗歌创作的想象力和激情的推重，以及对于艺术之为美而更甚于艺术之为善的追求。而这些观念，远者可以推源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贤为西方诗学所奠定的基础，近者可以在西方近代唯美主义文学思潮中找到踪迹。如果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来检讨和审视这些原因，将不仅有利于加深我们对李白在中国文化西传历史中所起作用的认识，或亦可开阔我们的视野，引起我们对诗歌的思想和艺术规定性的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