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成就、问题与出路——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分析

第一篇：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成就、问题与出路——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分析

内容摘要：关键词: 司法改革/成就与问题/改革路径/司法理念/改革方法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呈现出从司法规范重建——审判方式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司法改革不仅开启了当代 中国 司法 现代 化的崭新历程，也有效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 发展 步伐。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突出问题是司法改革的全局性缺失问题，具体表现为司法改革缺乏统一性、计划性和系统性。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明确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确定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司法制度的整体现代化；确立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的现代司法理念是推动司法改革深入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走反思性司法改革道路是推进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其关键是要反思司法改革的方法，尤其要注重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方法、综合研究方法和局部试点方法的运用。

关键词: 司法改革/成就与问题/改革路径/司法理念/改革方法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以来的30多年，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经济 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迅猛发展、快速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人民法院及时回应社会发展需求，积极推行司法改革[1]，开启了当代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崭新历程，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发展步伐。如何梳理和 总结 当代中国司法改革30多年来的总体进程和成就，透视当下中国司法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而探寻在全球化时代和司法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和方法，此乃当代中国法学界和司法界必须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也是当代中国 法律 人应该勇敢担当的 历史 使命。

一、司法改革的总体进程及其成就

从改革开放30年来司法改革的总体进程来看，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呈现出一条由司法规范重建——审判方式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在重建司法规范制度和恢复司法秩序的基础上，以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为切入点，不断深化改革，逐步推进到审判组织、审判程序、机构设置、法官职业化、法官人事制度、管理制度等法院制度的各个层面。司法改革走过的30多年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恢复重建司法规范为主的阶段，以审判机制及方式改革为主的阶段和以司法体制改革为主的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到90年代初为司法改革的第一阶段，核心是重建司法规范制度和恢复司法秩序，致力于变革一般司法审判工作方法，规范审判行为和诉讼程序。在这一阶段中，人民法院积极消除“文革”中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拨乱反正，复查纠正冤假错案，恢复法院建制，重建司法规范。1988年6月召开的第十四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提出要搞好法院自身的改革，加强和完善自身的机制。会议指出，要认真执行公开审判制度；要切实改进合议庭工作；要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提高办案效率；要改革法院干部 教育 培训管理体制，建立多层次、正规化的法院干部教育培训体系；要推进法院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很显然，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法院改革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设想与方案。[2]在这样的思路下，人民法院自发地在法院内部进行着“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审判逐步由一般工作方法转向司法工作方法，强化了司法的程序性和规范性。但这一规范过程直到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颁布实施才真正完成。

90年代初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是司法改革阶段区分的一个重要标志。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的这十年间，我国各项立法逐步完备，群众法治观念、权利意识越来越强，法院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法院受理案件持续保持大幅上升的势头，审判力量与任务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原有的审判方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于是，法院改革开始在更加广泛的背景下和更大的范围内逐步展开，由此，司法改革步入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法院改革的主要领域之一为全面推进审判方式改革。公正、效率、平等、独立、罪刑法定、程序正义、无罪推定、人权保障等价值理念，在程序完善、机制创新和审判方式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不少法院自觉借鉴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为切入点，庭审模式由以法官为主的“纠问式”向以当事人平等“对抗制”转变，要求当庭举证、质证、认证[3]，强调法官中立，当事人双方平等。这一阶段前期主要以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为核心，围绕一条具有内在联系和逻辑发展关系的主线展开，即从强调举证责任到重视审判公开，再到重新认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4]受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成效的激励，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也逐步展开，到1996年修改形成新的《刑事诉讼法》时，已经基本确立了控辩式的刑事庭审方式。1996年，最高法院召开全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内容和基本要求。进入新世纪，公正与效率成为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指出：“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主题，人民法院在21世纪的主题就是公正与效率。”[5]为了更好地实现公正与效率，后期的司法改革向广度和深度延伸，扩展至整体法院制度。最高法院于1999年颁布的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就从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建立符合审判工作 规律 的审判组织形式、科学 设置人民法院内部机构、深化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以及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部署了39项改革任务。在最高法院的统一指导下，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由自下而上转变为自上而下，取得了多方面成效：其一，改革内部机构职能，实行立审分开、审执分离、审监分立。其二，改革审判权行使方式，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还权于合议庭和法官，强调司法独立。其三，探索法官职业化建设，尝试推行法官员额和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其四，改革司法礼仪，脱下大盖帽，换上法官制服、穿上法袍、敲响法槌，强化法官职业特点[6]。等等。

司法改革第三阶段的启动标志是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司法改革的主要指向是宏观司法体制安排。继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之后，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2003年5月，中央宣布成立由罗干担任组长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指导全国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进行。该领导小组的设立实际上标志着主导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核心机构的出现，以及一种全新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策略和模式的最终确立。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于2004年推出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表明我国宏观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积极推进[7]。为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改革，最高法院又于2005年颁布了第二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在改革和完善诉讼程序、法律统一适用机制、执行体制与工作机制、审判组织与审判机构、司法审判管理与司法政务管理、司法人事管理、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以及探索法院体制改革等八个方面，部署了50项改革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司法改革指向宏观体制层面的信号越来越强，在强化司法统一、合理和优化配置审判检察等司法职权，推进司法职业化，健全法官职业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值得期待。

从司法改革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司法改革确实是透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法治建设和司法发展状况的一个窗口。司法改革客观推动了司法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发展，审判队伍的素质普遍提高，司法程序更为完善，社会法律意识明显增强，中国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司法改革不仅开启了当代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崭新历程，也有效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发展步伐。

相对于宏观体制性司法改革而言，虽然法院前期“改革只是司法机关内部工作机构的改变、工作方式的转换，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改革。”[8]但这并不表示前期司法改革不重要，因为在审判方式、工作机制和司法程序方面的改革均属于深层次司法改革的量变阶段，其对深层次司法改革的积极影响需要一个蓄势待发的过程。

虽然第三阶段的过程会很长、很缓慢，但法治是对顺应社会结构转变的治理方式重大变化的一种回应，当前司法调整不到位的内在紧张关系会使得司法改革不断完善[9]。也就是说，司法能力难以应对社会纠纷是当前司法工作的主要矛盾，这一现实矛盾会不断作用于制度变革，促使宏观政治体制层面重新定位司法的功能与地位。当然，这一阶段改革难度很大，需要调整的利益关系重大而复杂，必须积极推动立法来实现。

二、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突出问题

司法改革是实现司法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其对于法治国家建设和个人权利的影响意义深远。司法改革本身具有的重要性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司法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施，当前尤其要对30多年的司法改革进行多向度的反思，在全面总结30多年司法改革经验与得失的基础上展开问题分析，为下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指引和借鉴。

客观地说，30多年来的司法改革实践活动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例如，司法改革主要集中在法院制度，改革措施局限在中观、微观和技术层面；又如，“这些措施大体上还是在现行司法制度和现行司法体制下进行的，没有触及制度和体制本身。”[10]再如，司法改革的自发性、分散性、随意性较为明显，缺少必要的价值目标指引和整体规划设计，从宏观审视呈现出零打碎敲、杂乱无章的态势。这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是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全局性缺失问题。这种司法改革的全局性缺失，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统一性问题

司法改革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牵涉因素纷繁复杂，需要强有力的统一协调指挥。在司法改革初期，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是改革的主体，省、市法院协调指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司法改革不协调、不平衡、不统一的问题十分突出。进入90年代后期，司法改革得到了最高法院的关注，以第一个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为标志[11]，最高法院开始统一协调指挥全国法院的司法改革。但由于司法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上升为国家整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所以，对统一协调指挥的要求大大增加，最高法院的力量明显不足，来自司法系统内外的重重阻力使得司法改革举步维艰。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任务，中央于2003年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承担统一指挥协调全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职能。但是，由于专门机构的地位不高，协调相关部门的能力不强，司法改革依然无法打破僵局，在国家宏观层面上整体、统一推进司法制度改革的力量仍显不足。改革基本仍由司法机关在各自管辖范围内进行，使得改革缺乏整体设计乃至整个社会的广泛参与。司法统一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司法原则，司法改革的思路和步调不统一，不但制约了司法改革的进展和深度，也加剧了全国各地司法尺度不统一的问题，进而可能损害司法公正。

（二）计划性问题

庞大繁杂的司法改革需要周密的计划安排，以保证司法改革的目的性、规范性和有序性。但从前期司法改革的实际过程分析，即使最高法院以下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形式，对各地法院推进司法改革提出了宏观要求，但其规定的内容多属粗线条，在缺乏相对成熟的司法理论作指导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一些改革措施被误读或曲解。近年来，尽管最高法院关注到这一问题[12]，并以多种方式加大了对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进行统一规范的力度，且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各级法院在改革中各自为战，做法不一的现象仍较为普遍，这也使司法改革的整体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亦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和法治的统一。同时，由于缺乏统一规范和有力监督，缺乏严格的审批备案制度，致使各地在改革措施的推行上，随意性大，偶然性强，激情超越了理性。一方面，改革措施频频，如2002年全国各地就出台改革措施100多项，主要有证人宣誓、辩诉交易、法官后语、量刑答辩等等[13]。另一方面，有的法院改革措施没有论证和评估，就仓促出台，往往缺乏实效，甚至有可能起到负作用。如，有的法院不能正确理解审判流程管理的制度价值，片面地从加强对法官的监督的角度出发，规定立案庭负责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不利于承办案件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全面、准确把握；有的法院推行“审调分离”制度，将调解人为地从审判过程中分离出去，并由专人负责，调解不成再由法官通过审判程序进行审理，既浪费了审判资源，也不利于案件的快捷有效解决。再者，由于法院改革“自上而下”的运行态势，有的基层法院在改革中取得的良好经验，欲在更广泛范围内进行推广，因缺乏总体协调，导致推广颇费周折且实效甚微。

（三）系统性问题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和审判工作均处于一定的系统中，受到系统内外相关因素的制约。司法改革的理性模式应是系统性的创新和完善。反观司法改革实践，多从法院自身出发、从某个具体问题出发，局限在一个狭小范围，对改革涉及的主体客体、上下层级、前后衔接、系统内外等密切相关的要素，缺少必要的逻辑分析和制度照应。改革措施不能对相关因素作出预先反应，就必然受到系统其他要素和条件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突出表现为保障措施、配套制度跟不上，制度衔接和部门配合经常出问题，部门割据、地方割据现象严重，从而严重影响司法改革的效果。比如，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各自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内容有不少地方相互冲突，几经协调也难以统一，最后不得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联合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及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样一个既非立法解释也非司法解释的不伦不类的规范性文件。又比如在法院人事制度改革方面，一些地方的党政部门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法官助理制度、书记员单列等改革积极性不高，支持力度不大，致使这几项改革至今难以全面实行。同时，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日益加剧。在司法改革初期，就刑事、民事审判机制的改革大多局限于法律制度框架内开展。这些改革措施主要是针对原来的审判方式或者审判习惯，而这些审判方式或审判习惯，实际上大部分都不符合法律规定。尽管有的审判方式或审判习惯已经被制度化，但这些制度化的审判方式或审判习惯与法律的既有规定是冲突的。因此，当时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回归法律规定的内容。随着改革的深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推进司法改革已没有太多的回旋空间，如何在大胆进行改革探索与遵循法律规定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是司法改革的推进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实践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有些改革措施已经无原则地突破了现有法律规定，因其涉嫌“越权违法搞改革”[14]，司法改革措施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引发了广泛争议，也在社会大系统中受到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学者和社会大众的批评。当前，司法改革的系统性问题已经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

三、司法改革的目标取向

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走向何方？

改革开放30多年是我国社会不断加速转型的重要时期，“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转变，治国方略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社会环境由封闭型逐步向开放型发展，以及国家社会高度统一的一元结构向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构过渡”[15]，社会转型对我国司法改革影响深刻，尤其表现在司法改革宏观目标的选择上。目标具有决定司法改革基本走向和制度选择的作用，当前，司法改革最关键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明确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确定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我国宪法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而司法制度的现代化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因此，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应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司法制度的整体现代化。近百年来，世界各国积极推行司法改革，其基本目标都指向了公正与效率。公正（justice）即公平正义，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它包括与司法权运作有关的各种因素，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容到形式，从实体到程序，从静态到动态，均达到合理而有序的状态。”[16]公正是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核心价值目标，在司法制度创新过程中应把能否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作为司法改革制度选择和成效评估的首要标准。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应作为司法改革的整体价值取向。但传统司法观念和现有司法制度中，忽视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及程序对保障实体的积极意义，重实体、轻程序的价值倾向时有表现，危害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西方有句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司法改革不仅要把结果公正当成目标，还应当保证当事人在规范、公开、平等的司法程序中实现公平正义。因此，深入推进司法改革，必须按照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原则，积极对司法制度进行调整和创新，建设富有公正性的司法制度。

效率（efficient）指“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17]，司法效率是指通过充分、合理运用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佳的司法效果。[18]高效是对司法制度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及时性要求，尤其是在诉讼案件数量不断大幅增加[19]的趋势中，更应通过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司法效率。同时，“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高效司法也是公正司法的内在要求。司法工作拖拉、延迟，不仅表明了司法程序本身不合理，也会直接损害结果公正和法院形象。因此，制度创新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制度的实际应用，保证最短时间、最少司法审判资源投入生产出最佳司法审判效果。在结果正义传统深厚的现实司法环境中，我们更应该充分意识到效率价值对于司法制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诉讼效率低、周期长是世界司法活动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应把保证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高效性作为司法改革的持久目标，通过创新简便、快捷、低成本的司法程序，实现富有效率的司法。

权威（authority）指“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20]，司法权威是指通过公正高效的司法活动和裁判终局性、强制性的保障，使司法具有的力量和威望。权威与公正、高效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权威是公正、高效价值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的基本保证，而司法制度的权威依赖于制度本身设计的公平、公开和公正程度，也有赖于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司法水平。树立司法权威是近年来由司法现实反压出来的一个突出而迫切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前期司法改革对司法权威建设的缺位。因此，我们应当在推进司法改革的过程中特别重视权威目标的指向，在制度创新时注意司法权威的树立和体现，保证司法裁判的公正性、高效性和终局性，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和法官的职业化，保证足够的国家强制力支持，实现富有权威的司法。

公正、高效、权威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内在要求，是司法制度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目标取向。司法改革的具体措施都应当以追求司法制度整体现代化为基本目标，充分考虑公正、高效、权威价值对制度具体设计的要求。积极稳妥地通过司法改革，不断完善审判制度及运行机制，逐步实现司法制度的现代化。

四、司法改革的现代理念

理念是行为的先导，“司法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司法观念的现代化”[2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确立现代司法理念，是当前推动司法改革深入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司法活动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司法的独立、中立、民主、公正、公开、效率、廉洁、职业化、终局性以及程序正义、无罪推定、人权保障等诸多内容。可以说，没有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引，就难以保证司法改革的公正性、正确性和目标性，也就无法继续推进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司法改革必须坚持的现代司法理念，是抉择改革措施、判断改革成效的基本标准。

第二篇：农村小学英语课程改革的问题与出路研究

农村小学英语课程改革的问题与出路研究

摘 要：自2001年小学英语开设以来，它就成为了争论的焦点，而小学英语的课程改革更是成为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根据新课程标准，重点讨论农村小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必要性，通过对当前农村英语课程改革的问题研究，试图找到未来农村小学英语课程改革的改进方法和努力方向，从而促进每个适龄儿童在合作、友好的环境中健康、幸福、有尊严、有个性、有责任感地成长与发展。

关键词：新课标 课程改革 小学英语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突破口。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课程改革在我国教育领域内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农村小学课程改革是基础教育课程易被忽视的环节，尤其是农村小学英语课程改革更是在不断的挑战与开拓下艰难前行。[1]

一、农村小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美国威斯康星白水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Whitewater）终身教授，国际教育荣誉学会（KDP）国际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席梁国立教授曾提出“不要带血泪的学习成绩和分数”，“不要把孩子与洗澡水都泼了”等观点引起广泛关注和深思：传统的小学英语教学是很死板老套，缺乏趣味儿的，即使是一个很有效的教学方法在重复单调的使用下，也变得无新意和乐趣，这样奉行分数至上的理念，完全以完成认知性目标而开展的教学，以知识和技能为教学关注中心的课程，无法达到师生间的平等交流，积极对话，智慧分享；它不符合新课程标准，和现实社会教育需求背道而驰，更没能体现新式教育对广大学生的人文关怀。在农村地区，受地方政策约束，语言环境影响，经济发展制约和认知观念等因素的限制，英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开展小学英语农村课程改革势在必行。[2]

二、农村小学英语课程改革现状问题分析

从2001年全国大规模开设小学英语以来，小学英语课程改革走了十多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全国范围内的小学英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杂乱分散到统一管理的阶段。然后，问题与困惑总是伴随着进步与突破。通过对当前农村小学英语的调查研究，我们总结分析了小学英语课程改革十多年后的突出问题，以期对未来的课程改革有所帮助。[3]

1.社会层面：城乡发展存差异、缺乏语言大环境

对于社会来说，能够推动小学英语课程改革的最大动力应该是来自于政府和整个社会大环境。首先，政府对教育资源配置关注度不够，对教育资源的支持度有待提升，尤其是对偏远农村小学的资源配备极不均衡。目前很多学校，比如乡村教学点英语课程资源比较匮乏，教学挂图不足，器材设备缺乏，甚至没有最基本的录音机和配套磁带……诸如此类，直接导致学生学习内容少、学习氛围不浓、家长不重视等问题。其次，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教师英语水平有限等原因，学生语言环境受限。

不可否认，小学英语的发展确实存在城乡不均衡的问题，但也不能一蹴而就，目前可以做的，就是认清这个现实，积极面对问题。社会各方尽最大努力、最大程度的促进小学英语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

2.学校因素：小学英语地位不高，教学目标的设定“亚健康”

通过对多所学校的走访，我们不难发现，英语课的开设受限，通常会被迫给语文数学这些所谓的“主课”让路，大家一致认为，英语小学学了，中学还要学，学不好以后再说……长此以往，英语老师的积极性受挫，英语课的质量也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学校重视了，教师才有信心和动力，家长和社会才能给予更多的重视与尊重。学校应该成为促进小学英语学科发展的领导者、促进者与管理者。

小学阶段是学生成长，学习的基点，然而小学阶段来自升学的压力也并不小，于是这就给小学阶段的学习目标的设立增高了门槛。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百分之八十的学校课堂教学过分强调认知性目标，知识的价值是本位的，首位的，智力能力情感态度等其他方面的价值是附属的，可有可无的。国家英语课程要求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毕业时学生需达到“听说读写”和“玩演视听”等内容要求，英语基础知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功能和话能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可是为了达到“出成绩，出名”的教学“效果”，这些学校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只要考试会写，其他能力即使没有达到也无所谓。Who cares ？ Nobody。学习英语只是为了期末那张纸。这种氛围之中教育出来的孩子是什么？考试机器而已。我们需要的是有血有肉、有灵魂、会思考的独立个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只是为了达到我们的“教学目标”而“存在”。

3.教师原因：数量不足、素质不

一、发展空间受限

课程改革是人的改革，课程发展是人的发展，没有教师就没有课程发展。教师是整个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最直接参与者。课程改革能否成功，教师的素质、态度、适应和提高是一个关键点。

目前，我所在学校有3位英语教师负责全校12个班级，共543位学生的英语教学。这3名老师中，有一位是今年的新招聘教师，并且下学期就要休产假，到时就要再次面临英语教师缺乏的艰难局面。就全镇来看，有一半英语教师都是从语数转岗过来的，这就存在专业素养不够，说、唱、跳、演的能力较弱，发音不准，仍旧使用传统教学方法等。所以，即使这些教师能勉强维持教学工作的进行，但是队伍数量不足、素质堪忧，师工作压力愈大，接受专业化培训的机会和时间更缺失，这些均使小学英语在课程改革中面临重重困难。[4]

4.学生因素：学习兴趣难以维持，两级分化严重

教与学的改革是课程改革的核心问题。教师是参与者，学生更是不可替代的主力。通过对湖北省襄阳市小学英语教师的问卷调查，对校长、教研员、教师和学生的访谈，发现学生对英语的兴趣日渐衰退，两级分化也日益严重。

“我最开始可喜欢上英语课了，可以玩游戏、看视频、做表演，但是要是让我背单词、写句子，我就有?c不愿意了，到了六年级还有好多语法，越来越听不懂了，我就想放弃了”，这是来自目前我所任教班级里一位后进生的真实声音，我想，这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对英语的兴趣被大量的“学习任务”给淹没和扼杀了，这是多么让人心痛的事情。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兴趣愈来愈低，分化问题也日趋明显。此外，小学生英语学习在农村与城市也有较大差异，这是另一个层面的分化问题。

三、农村小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出路

针对农村小学开设英语教学的现状及问题，我们设法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寻课程改革的出路：

1.教育行政部门的力量支撑

小学英语作为一门新兴课程，需要大力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撑。从目前我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看，对英语学科的重视不够，体现在农村偏远地区的英语教师数量不足，教学资源配备不到位等。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加大人事制度保障，加强科研经费的保障，提高英语教师工作待遇，特别是在英语教师的配备标准、教学工作量、课时安排、职称评定、职务聘任、继续教育和工资待遇等方面与其他主要学科教师同等对待。其次，相关教育部门要为英语教师工作、学习、进修提供必要条件，为英语教师提供更多的专业培训，把英语学科纳入综合质量评估之列。

2.学校的大力支持

学校是课程得以实施、效果得以展现的场所，为此学校是小学英语课程开设的基本土壤。小学英语课程改革离不开学校的支持。当小学英语落户到一个学校，它就变成了一门具体的课程，一节生动的课时，这就意味着小学英语也是义务教育课程的主人，她应该享有和其他课程同等的待遇，不应该也不允许作为其他课程的补充甚至是附属品，更不能被其他“主课”“排挤欺负”。学校要对英语开足课、配齐资源，要对本校英语教师开展针对性的校本培训。英语教研员要增加学习机会，促进城乡英语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切磋，缩小城乡差距。

3.教师的“多员化”教学

英语作为一门课程，它应使学生陶冶情操、磨炼意志、拓展视野、丰富生活经历、开发思维能力、发展个性和提高人文素养。这也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使每一位学生得到全面发展。教师要想达到这种教学效果，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课程设计多样化，如听做、说唱、玩演、视听、书写等，激发孩子学习兴趣。（2）教学方法多样化，如猜谜语、讲故事、排序、学唱英语歌曲、小诗歌、绕口令、chant等多种方式，开发孩子的头脑风暴，或者把孩子带到野外去，表演各种真实的交际场景。（3）教学评价多样化。教师要注意孩子的长处和不足，在评价的时候及时反馈。比如，对那些能力素质高的学生，教师可指出他需要改善的地方。但对不擅长英语的学生，教师要说出他们表现好的地方，这样有助于提高孩子学习英语的自信心。

4.家庭的熏陶与重视

家庭是教育不可或缺的场所，教育教学的效果需要在家庭中得以巩固和提升，小学英语作为“弱势群体”更应该得到各个家庭的帮助和呵护。目前许多城市的家长也已开始重视到英语的重要性，但农村家长对英语的态度仍然非常冷漠。“又不出国，学好英语有什么用！”，正是这样的消极态度，他们对孩子的英语也缺少必要的重视与支持，学生们的英语也难以突破。所以，家长的意识要提高，家庭教育要重视英语，要经常与学校进行沟通，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切实明白英语不是小学课程中的“花架子”，也并非要出国才需要英语。只有这样，孩子们才能在良好的氛围中快乐学习英语。

总之，在提倡城乡教育和谐发展的今天，教育成败的关键在农村，小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关键在农村。我们要理智的面对目前农村小学英语的现状，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当农村小学英语得到一批又一批无私奉献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者的支持，得到学校的重视，拥有一批高素质、可持续发展的一线教师队伍，得到广大农村家庭的认同，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农村小学英语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目前小学英语的现状让人无奈：领导决心很大，家长期望很高，学生兴趣一般，学校困难很多，总体效果不佳。农村小学英语课程改革任重而道远。但是，为了共同的教育理想，我们走在了一起，道路崎岖，效果也不能马上显现，也许还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退缩，要顶住压力，坚守到底。

我们一直在说小学英语需要改革，改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做并且会一直坚持下去做的事情终究是为了谁呢？我想，可以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陈锁明教授的话作为回应：“做我们能做的事，做好我们能做好的事情，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的，给我们的孩子做点好事。”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全日制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6

[2]龚亚夫等著，任务型语言教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3]?琰，把小事做好，也是为中华民族教育振兴的大事做贡献「M」.杂志：第一时间.2012年7月，第103期。

[4]尹弘飚，李子建.基础教育新课程实施的影响因素分析.[J].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第三篇：以治理司法领域突出问题为重点(检察院)

以治理司法领域突出问题为重点

推进服务年活动深入开展

大同区人民检察院（2009年11月23日）

自“服务年”活动开展以来，我们把治理司法领域突出问题作为当前检察工作的中心任务，摆上日程，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坚持做到正思想，在统一认识上求深化；真查摆，在清理问题上动真章；深剖析，在揭短亮丑上不回避；出实招，在推进工作上求实效，保证了专项活动迅速启动，高标准展开，并取得一定的成绩。今年以来，共受理各类呈捕案件262件363人，受理各类移送审查起诉案件245件342人，批捕、公诉准确率均达100%；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5件22人次，全部实现息诉罢访，案结事了；实施了以建立涉检求助基金、开通检察服务热线、实行六调联动等为主要内容的“五项惠民措施”，经验被省委政法委和省人民检察院推广。

一、层层动员，深化认识，增强专项治理活动的自觉性 针对一些干警认为，多年来，无论搞什么活动，都要查摆一番，整改一番，因而感到很厌烦的情绪，党组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一是三会动员，统一思想。我院通过多次召开党组会、科室长会、全院干警大会，层层发动，深入学习掌握专项活动的内容，明确工作目标，认清重大意义，确保人人认知开展这次专项活动是为了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执法不公、为检不清、作风不硬、监督不实”的问题，从而促使全院干警真学、真查、真改，真心实意地投入到了专项治理活动之中。

二是三级小组，狠抓落实。为强化组织领导，首先，成立了以院党组为中心的“专项治理活动领导小组”，检察长作为第一责任人，直接抓；副检察长结合分管工作，协助抓；各科室长作为部门负责人，主动抓。其次，建立了以政工、纪检为中心的“督导小组”，抓好各阶段的督促检查。最后，建立了以调研室为中心的“宣传小组”，由各科室抽调一名干警为兼职宣传员，通过媒体和三级网络对本院专项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及时进行报道。活动开展以来，我院已在“龙剑网”上发表文章30余篇，在省、市级报刊上发表文章37篇。

三是三项制度，保证实效。为保障活动效果，我院建立了学习培训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情况通报制度，把干警学习情况、分析检查情况、活动开展情况定期公布在局域网中，纳入年底目标考评，进一步提升了干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深入查摆，找准问题，把握专项治理活动的着力点 我院本着有什么问题查找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采取自查和他查、全面排查和重点排查相结合的办法。

一是畅通渠道公开查。我们由纪检、政工及案件承办部门组成走访小组，到发案单位及案件当事人家中去“访”；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来“议”；设立社会监督举报电话、发放征求意见卡让广大群众来“评”，通过“访、议、评”的方法，查实了近年来我院干警没有刑讯逼供、违法办案、插手经济纠纷、经营和参与经营娱乐场所或为娱乐场所非法活动提供保护、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问题。

二是内部交叉全面查。我们坚持敢于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儿”。采取办案人自查、科室交叉查、纪检部门会同查、接受上级部门对口纵向查等形式，对2006年以来，发生的不立案、不起诉、不批捕、撤案、法院宣判无罪的“五类案件”，严细认真复查。并组织召开案件剖析会、研讨会，对有疑点的地方进行探究，再分层次梳理。经查：2006年以来共办理不起诉案件4件4人，不批捕案件66件97人，均依法律程序进行了审批，没有当事人申诉现象发生；共办理自侦案件28件，均被法院做出有罪判决；没有有案不立、撤案和法院判无罪案件。

三是重点问题深入查。为避免查摆问题结合实际不紧、遮遮掩掩、避重就轻、跑粗跑偏、不痛不痒等现象，党组要求由控申科牵头清理复查了三年来的涉检访案件；由纪检、反贪牵头清理了三年来的扣押款物情况；由监所科对在押人犯进行了集中清理检查。通过对重点案件、重点问题的深入查摆，查实，所有涉检访案件全部案结事了，息诉罢访，无缠访缠诉案件。共扣押涉案赃款71.9万元，全部依法上缴区财政。没有违规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情况。

四是以案析理逐案查。为深挖问题根源，我们开展了“以案析理”活动。组织部门干警采取重点案件、个性案件大家剖析，每起案件主办干警自我剖析的方法，找成功的经验，找存在的问题，找问题的原因。对剖析的每起案件，做到“七个明确”，即：案件名称明确、具体责任人明确、结案时间明确、处理结果明确、存在问题明确、问题原因明确、整改措施明确。

五是纪检牵头暗访查。针对内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散的问题，我院由纪检、政工、办公室人员组成暗访组，对各科室不定期抽查检查，重点放在脱岗漏岗、擅离职守、车辆管理、“禁酒令”落实等方面，对违反规章制度的干警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努力形成积极进取、作风严谨、纪律严明、管理有序的工作状态。共暗访六次，发通报六期，对部分违纪干警分别给予了通报批评、大会检讨等处罚措施。

三、健全机制，强力推动，确保专项治理活动取得实效 针对专项治理活动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院党组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人员，本着边查找、边整改、边建设的原则，使专项活动环环相扣，步步深入。

一是细化流程，确保公正。针对有的案件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如有的卷宗有错字、装订顺序颠倒、材料不全等问题。按照市院印发的《检察管理手册》的内容，重新修订完善了《案件跟踪考核制度》、《错案追究制度》，分门别类地制作案件操作流程图，并以“一套工作流程、一张流程图解、一张运行表格、一份检察网页”为载体，力争使案件从受理、初查、诉讼到案卷的整理归档都做到有条可参、有据可依，把干警的执法行为和案件流转过程置于严密的约束和控制之下，卡死每个办案环节，以程序的严密和内部制约的到位，保证案件公平公正。

二是绩效管理，严格考评。针对个别干警存在迟到、早退、脱岗、漏岗现象，还有部分干警纪律松懈，得过且过，工作缺少积极性、主动性等问题。我院以三级网为平台，引进了绩效考核软件，对干警实行日写实、周小结、月考评。推行网上绩效考核后，进一步激发了干警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好的解决了管理不严、作风散漫的问题。

三是两卡四书，规范执法。针对个别执法人员态度生硬，对待当事人缺乏耐心，大局意识不强，机械执法，就案办案，不注重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等问题。我院对办案人员建立了“两卡四书”监督制度。坚持对案发单位和当事人发放办案纪律监督卡和案件回访卡，实行干警违纪苗头谈话书、责令做出说明书、限期整改书、纪律处罚通知书，主动接受案件当事人的监督，促使干警养成“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自觉性。

四是同步录像，提高质量。针对个别案件质量不高，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等问题，我院投入资金10万余元，为业务部门完善了同步录音录像设备和多媒体示证系统，在提审犯罪嫌疑人时，将审讯过程同步录入笔记本电脑，通过刻录机刻成DVD光盘保存，有效地防止了刑讯逼供、引供诱供等违法现象的发生，进一步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提高案件质量。

五是规范纪律，加强约束。针对干警八小时之外的纪律约束不严，车辆管理使用、“禁酒令”的落实尚不到位等问题。我院组织干警深入学习各项检察纪律，对“四条禁令”、“九条卡死”、“八要八不准”、“错案追究”、“禁酒令”等规章制度做到了熟记于心，并建立完善了劝诫、警示、除名三个等级的责任追究制度，使干警不敢闯红灯，不敢触高压线，较好地约束了干警的办案言行。

六是争做表率，示范引领。针对办案中个别干警存在畏难情绪，不愿监督，不敢监督，刑事立案监督与去年比呈下降趋势等问题。我院充分发挥班子及科室长的表率作用，主动承办大要案，为干警撑腰打气，把关决策。今年以来，班子成员人均办案20余起，较好地排除了办案中外界“挤”、“压”带来的干扰，真正做到以行示人、以能服人、以志励人，大力弘扬了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维护正义的良好风气。

第四篇：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的研究_刑事证据的简单理论分析_.

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的研究 ——刑事证据的简单理论分析 伍 竞

摘 要 刑事诉讼法在 1996年再次修订, 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化发展刑事司法的程序化问题, 国际人权组织在刑 事诉讼过程中的统计公民权利数据突显的问题与国家司法程序与实体的矛盾使得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又被提上议程。作为 我国制度改革与创新的阶段, 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修改的问题已经凸显, 辩护人制度、强制手段导致的超期羁押、刑事侦查 阶段的刑讯逼供问题、证据边缘化问题和简繁审判分流体系这五大内容都是目前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本文就其证据的 一般理论进行简单的分析以窥蠡测。

关键词 证据特征 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 作者简介:伍竞, 西南政法学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 07-292-02

一、证据的概述(一 证据的概念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对 “证据” 的含义作出了三种解释:一是 “证据事实” , 即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二是 “证据材料” , 即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在内的七种法定 证据形式;三是 “定案根据” , 即经过查证属实的证据材料。当然 在现在的学界对也有一些学理上的定义, 如形式定义为证据是指 与案件有关联的、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方法定义为证据是 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手段或方法, 原因定义为证据是指法官对于 案件事实的认定形成的内心确定的原因等。为了便于理解, 我引 用徐静村教授的观点:蕴含了证据信息的物质载体是证据, 这种 载体有两类, 即自然人或物。① 根据徐教授的分析, 法定的七种证 据(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和 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 在现实的刑事司法活 动中都蕴含有证明案件事实的 “证据信息” ，通过办案人员的审查 鉴别, 剔除原件不相关的部分, 将相关部分提交与法官, 然后经法 官采信后成为定案的证据事实, 故证据信息所载的自然人与有形 或无形的物为证据的源, 所以七种证据中包含证据信息的相关人 员的陈述、辩解、供词, 以及勘验纪录、鉴定结论、视听资料不是证 据, 由此法定证据的形式只剩下两种, 即人证和书证。

(二 证据的特征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研究, 证据的基本特征有三个: 1.客观性, 又称真实性。是指作为案件证据的客观物质痕迹 和主观知觉痕迹都是已发生的案件事实的客观反映, 不是主观想 象猜测和捏造的事物。即 “事实之所以为事实在于它是对事物感 性呈现的如实陈述, 是对事实实际情况的一种断定。” ② 所以作为 证据就应该能证明案件中的特征事实, 同时具有证明力和证据能 力。如前所述, 证据分为人证和物证, 人证如证人、鉴定人、被害 人的证言, 物证如书证, 纪录等, 这都可能被参入人的主观因素, 就有可能被人利用、伪造, 而且在收集的过程中亦可能人为失误 而造成证据真实性的残缺。所以在对证据的评判上一定要注意 审查那些带有瑕疵的证据以免其影响法官自由心证从而损害司 法公正和当事人的权利。

2.关联性, 也称相关性, 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客观联系, 他 是证据的一种客观属性,根源与案件与证据事实之间的客观联 系, 不以办案人员地主观意想或强加联系, 他的表现形成多元化, 而且十分复杂。其表现的主要方式为因果联系, 又分为直接与间 接, 必然与偶然, 肯定与否定等, 具体而言就是与案件情节, 诸如 犯罪动机、犯罪人情况、犯罪手段、犯罪过程和实施犯罪的环境条 件等。由此就关联性的紧密而言就是决定对案件事实证明力的 强弱。

3.合法性, 也称法律性, 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应当由法 定人员依法定程序收集;二是必须具备法定形式和合法来源;三 是必须经法定程序出示和查证。该特征核心问题就是确保证据 的能力, 而我国目前的问题是非法取证和刑讯逼供。

以上的三个特征是我国证据的基本特征, 可以综合归纳为两 点:一是证据为事实和逻辑上的可采信, 二是法律上的可采信, 以 此来确保证据真实客观。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非法证据, 二是排 除规则。非法证据从广义来讲学者们归纳为主题不合法的证据、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以及程序和手段不合法的证据三类。为了理 论研究的整体性, 学者们从狭义上将其定义为:在刑事诉讼中通 常指政府一方通过违反宪法或法律的方法所收集到的言词证据 和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并没有渊源, 这是起源于英国早期 对传闻证据的排除, 后来美国沿袭了该项规则, 其理论依据就是 传闻证据没有剥夺了被告人询问证人的权利, 而且陪审团也无从 对没有宣誓的言词证据进行公证客观的判断。

大陆法系的国家以德国为代表, 排除规则指的是 “非自主性 证据使用禁止” , 确切来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侦查权或调查 权的国家季候在手机证据中有错误或有违法行为导致的证据使 用禁止。综合以上两个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政府一方以 非法的方法或违反法定程序所取得的证据资粮应当在刑事诉讼 中被排除的规则。根据各国的立法来看, 该项规则主要包括对非

◆理论新探

法言词证据、非法实物证据和 “毒树之果” 的排除。我国的刑事立 法上却没有过多的规定, 从形式上来讲也只有 《刑事诉讼法》 43条、最高人民法院 《解释》 61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 《规则》 265条 有所涉及。普通的教科书也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定义为执法、司 法人员经由非法程序或使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 不得在刑事诉 讼中用作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的规则。只是简单说 非法证据的 “不得” 并没有严格规定将其排除。可以看出从刑事 诉讼法再修改提上议程以来,我国初步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 内容只是涉及到非法言词证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诉、被告 人供述 , 同时在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具体程序 等方面的操作性太小。

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模式我们应学习什么?我国 以后的排除规则应当如何建立?考虑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基本国 情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理性的分析, “人们从事活动或建立制度, 通常确实抱有不止一个目的, 并且这 些目的相冲突时, 人们要对之进行调和或平衡” ③ 所以我们在建立 这个规则时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的模式或者是日本模式, 正如德 国赫尔曼教授指出, “我们探讨的不是中国是否应当设立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设立该规则, 而应当是为什么设立 该规则。” 就以往的司法实践来看, 刑讯逼供和程序违法是照成刑 事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 所以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于对人权的 保护和对程序公正性的维护。我们在现在就应该明确对被告和 犯罪嫌人的人权保护在刑事诉讼的地位。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首先要去除 “非法 ” 二字, 已订立完备的法 律为起始点, 建立详尽的刑事诉讼规则。对于改革我国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 主要应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明确非法证据的派出范围, 首先对侵犯人权而取得的证据资料,应当通过立法形式予以排 除, 特别是侵犯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 即侵犯嫌疑人或被告的 身体健康权和意志自由权, 其次对于一些侵犯公民权利的程度较 轻或者是违反法定程序不是出于人为的主观故意没有与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的目的相冲突的证据, 法官可以裁量不予排除。二是 在立法之外进行程序化的构建以支撑该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可 行性, 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 首先应当确保凡是人权受到侵犯的 受害人都应当有权提起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 其次提出排除非法 证据的申请时间应该以审前提出为主要原则, 有法定的情形出现 可在庭审中提出并由法官裁量是否予以接受, 若申请人无正当原 因超过法定期限的则可以认为放弃该权利, 再次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的审理方式应采取直接言词和辩论原则, 然后法官根据双方的 书面陈述和证据自由裁量, 最后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再救 济, 为此建立上诉制度以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三是确定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占有优势, 为了保护嫌疑人应该由控方就其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 若不能 排除法官的合理怀疑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 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规则又叫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这个规则的核心词就 是传闻证据, 指非证人亲自所看到、听到或以其他方式观察到的 证据, 而是来自他人就调查中的事实所听到的证据。主要包括两 个要素:一是该陈诉是在法庭审理之外形成的;二是提出该项陈 诉证据的目的是证明其所说内容的真实性。主要形式是指他人 在审判期日以证人亲身感知事实向法庭所作的转述。传闻证据 的特点有三个:第一, 至少涉及两个陈述主体;第二, 至少涉及两 个陈述环节;第三, 提出该项陈述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该陈述所属 的内容为真。由此传闻证据规则就被定义为除具有法定例外情 形, 传闻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不得提交法庭调查质证的规则。为 了更好的将其适用于司法实践, 我们应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传 闻证据规则的适用阶段是什么?传闻证据在立法上应该如何去 界定?传闻证据规则适用哪些证据种类?传闻证据应该建立怎 样的排除程序? 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回到传闻证据的普通法渊源。这种 规则是普通法上最为复杂、争议最大、不断修正和变化的规则。在各个国家的适用实践中皆有差异, 对于我国的诉讼模式来说, 传闻证据的最大缺点是不经过交叉询问。这就使得该证据首先 不利于发现案件真实的情况;其次不能在诉讼中实现双方当事 人攻击和防御上的平等性,保障诉讼的公开性和当事人的主体 性和主导性;再次会造成诉讼的延迟, 影响诉讼的效率;这就使 得我国向庭审对抗制改革又添新烦恼。所以基于以上几点我们 在对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需要明确以下要求:陈述者要亲自出 席法庭作出陈述并且经过双方交叉询问。所以根据学术界的研 究, 在构建传闻证据规则是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开始:一是明确传 闻证据一般原则, 即 “传闻证据, 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 应当予 以排除,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是应当合理设定该规则的适 当例外。三是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立以法院审判为中 性的诉讼模式。

(三 补强证据规则

补强证据规则在我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干规定》 于 2002年首先确定, 是指某一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 但没有完全的证明力, 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必须 有其他证据以佐证方式补强其证明力的情况下, 才能作为案件的 定案根据。补强证据在我国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主要意义:第一, 建立证据

补强规则有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第二, 在证明 责任上减轻辩护方的责任, 更加明确辩护人的证明方向。在实践 中同时应该注意以下主要问题:(1 我国证据补强规则所适用的 证据 , 其本身并不属于补强证据, 而属于被补强的证据;(2 补强 证据是证据种类中的一种;(3 犯罪嫌疑人供述也是一种被补强 证据;(4 补强证据需要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 实的依据,通说认为最低标准为补强证据与被补强证据相互结 合, 共同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

注释: ①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前沿研究(第二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 5页.②彭涟漪.事实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 72页.③ [美 ]迈克尔・ D ・贝勒斯著.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1996年版.第 21页.◆理论新探

第五篇：浅谈我国当前财税体制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出路

浅谈我国当前财税体制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出路

刘华光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LiuHuaGuang

（GuangDongpolytechniccollege, Guangdongguangzhou, 510520）

作者简介：

刘华光（1976—），男，汉族，广东广州人，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会计税务

摘要：

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体制框架，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了财政税收的稳定增长。然而，由于现行财税体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致使其在执行过程中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难以满足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利于我国财税体制的科学发展。为此，进一步深化我国当前财税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本文在分析我国当前财税体制面临问题的基础上，对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出路进行探析。关键词：财税体制；分税制；税制改革

一、我国当前财税体制面临的问题

（一）分税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然而其在执行的过程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上下级政府之间呈现出事权模糊不清的现状，导致财政与事权不相匹配。虽然分税制财政体制在原则上明确了中央与地方地府的事权和财权，但是在执行中两者矛盾依然突出；其二，尚未规范划分财政收入预算级次，国地税的收征管不协调，同时在地方税收方面，其税收权利被严重弱化，财政收入空间一再被积压；其三，税收立法滞后，中央政府没有赋予地方政府足够的税权，并且其自身的税收管理制度也尚未健全；其四，转移支付制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宏观税负不合理

这里的宏观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而宏观税负则可通过国家一定时期政府获得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政府获得收入总量的表示方法有以下几种：

税收收入、财政收入、政府总收入等等。收入表示方法的不同，会使判断宏观税负高低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以2010年为例，通过计算得出的宏观税负比重如下：18.03%、20.4%、30.51%。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在2010年宏观税负的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非常接近，但是，这与我国的现状却极为不符。现阶段我国的经济还并未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社会发展程度也并不是很高，而宏观税负偏高，会造成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加重，这极其不利于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企业的长远发展，若是宏观税负始终保持这种偏高不下的情况，势必会对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扩大内需战略方针的实施带来影响。

（三）税制结构缺乏合理性

目前，我国税制结构存在十分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上：其一，税收的整体覆盖范围较窄且税收的种类也不够完善。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尚未建立与不动产保有环节相关的财产性税种，并且与提供公共服务相关的税种也比较缺乏，如社保税、教育税等等，除此之外，一些可以对社会分配功能起到调节作用的税种也尚未纳入到税种体制当中。由此可见，对我国当前的税种进行健全和完善已经势在必行；其二，主体税种的结构十分不合理。我国虽然已经实行了双主体税制，即流转税与所得税并重，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双主体税制结构却并未形成，税制基本上仍是以流转税为主。若是不能尽快改变这一现状，会对主体税种间的配合以及收入的再分配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三，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弹性不足。一直以来，我国的资源税采取的都是从量定额征收的方式，这种征收方式很难对资源过度开采起到抑制作用，极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四）预算管理体制不完善

我国预算管理体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预算的覆盖面积较小。现行的财政预算没有全面覆盖到政府财政收支活动，存在庞大的预算外资金收支情况，尚未将其纳入到政府预算体制和财政监管的范围内；其二，预算体系不健全。我国没有对社会保障预算，以及覆盖政府资产经营活动的独立资本预算进行单独编列；其三，预算管理体制存在缺陷。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的职责没有切实划分开来，使两者集于一身，在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前提下，没有充分披露财政收支

信息，导致预算资金的分配不完善、不透明。预算在执行时，随意调整预算的情况频频发生，严重影响到财政预算的严肃性、规范性和执行效果。此外，财政预算与国家计划、中长期发展规划缺乏必要衔接，使得财政预算与国家发展规划呈现出脱节的状态；其四，我国现行预算编制方法有待于改进，存在准确性和科学性不足的问题。

（五）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性和透明性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现行转移支付项目设置过多，且实际操作不规范，难以与国际接轨；其二，“税收返还”仍然在中央对地方财政补助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其三，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较小，不足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比例的十分之一，而相比之下，专项转移支出规模过大，同时存在使用不规范、种类设置不科学的问题；其四，我国转移支付标准一直沿用“基数法”的方法进行确定和分配，导致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情况不合理

二、我国当前财税体制的改革出路

（一）建立健全分级分权财政体制

现阶段，我国税制新一轮的改革内容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几项：出口退税制度改革；对各类企业的税收制度进行统一；对消费税进行完善，并合理扩大税基；增值税由传统的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并将设备的投资归入到增值税抵扣的范围当中；对个人所得税进行改进，实施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实行城镇建设税费改革，并在具备一定条件时对不动产征收统一的物业税，同时取消一部分相应的收费；在对税政进行统一的基础上，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政管理权；为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创造良好的条件。为了适应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要求，应当建立健全分级分权财政体制。该体制应当符合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和税制改革的需要。可在合理设定政府层级的条件下，对各级政府的事权及支出责任进行明确划分，并对收入权利和能力进行合理划分。一方面应当持续不断地提高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并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入比例进行合理划分；另一方面应当强化中央与省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合理适当地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支出责任，并对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支出比例进行合理划分。

（二）建立高效的财政管理体制

加快建立并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首先，应当逐步实行一体化的税收征管机构；其次，应建立以省、市为基础对县级财政进行管理的新型体制；再次，应对现有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最后，应建立地方公共债务管理制度，借此来对县乡政府的历史遗留债务问题加以解决。为此，应当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债务融资权利，并为其创造一些正常的融资渠道，同时还应加大对地方债务的管理力度，可在对现有债务进行分类和分类处理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地方债务管理的新方法，有目标、有步骤、有计划地允许地方政府以收入债券的方式为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进行融资，随后按照实际情况，逐步扩展为一般责任的债券融资，进而形成规范、完整的地方公共机构债券融资制度。

（三）建立健全税收制度，构建公平合理的税负结构

我国应当建立健全税负结构公平合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首先，为了确定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应当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税外负担，强化政府性收入的规范性，逐步取消体制外收入，在完善预算管理体制的基础上，稳步提升宏观税负水平；其二，提高国家税收收入中直接税的比例，使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接近，推动以直接税为重逐步向以间接税和直接税并重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转换，并对间接税和直接税进行优化配置；其三，促进增值税转型，完善各级政府的主体税种。我国可适当借鉴国际经验，将增值税和所得税全部纳入到中央财政主体税种的征收范围内，而将营业税作为省级政府的主体税种进行征收。同时，将新增加的物业税纳入到市、县乡政府的主体税种结构中，并建立健全环境税收，完善资源、环境税收的相关制度规范。

（四）建立健全预算管理体制

我国要根据国情需要，建立预算编制和执行相分离、国家中长期预算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相协调的新型预算体系，并制定与此相应的预算管理制度。国家要不断扩大预算覆盖范围，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新型预算体系，使预算体系涵盖资本性预算、经常性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等，尽最大能力将政府所涉及的财政性收支活动均纳入到预算管理体系中。

（五）建立合理搭配的转移支付体系

该体系应当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支付合理搭配为前提。首先，应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整体比例，并对其结构比例进行合理安排；其次，应对增值税

分享以及税收返还制度进行改革，借此来稳定转移支付资金的来源；再次，应对现有的转移支付分配方法进行改革，建立公开、透明、科学、合理的公式化资金分配制度。应对现有的以基数法为基础来确定转移支付数额和支付水平的作法进行改变，并积极探索采用包含以土地面积、区域人口、人均财政收支状况、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以及公共服务成本等因素在内的因素法对转移支付数额和支付水平进行测算，这样可以使计算的结果更加科学合理、详实具体。

结论：

总而言之，在当前的新形势下，为了解决我国财税体制面临的诸多问题，对其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不但能够对社会资源配置进行合理优化，而且还能够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这既有利于维持我国当前经济秩序的稳定，确保科学发现观的贯彻落实，同时，还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此可见，财税体制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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