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社会学研究方法——以“案件社会学”与“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为分析视角

第一篇：浅析法社会学研究方法——以“案件社会学”与“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为分析视角

《法律社会学专题》期末论文

浅析法社会学研究方法

——以“案件社会学”与“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为分析视角

摘要：作为纯粹法社会学的创始人和行为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布莱克开创了一个法社会学新的研究方法；案件社会学以“法律量”为分析变量，距离、亲密度等可量化因素成为关键自变量；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倾向于用社会学理论来剖析现实中的司法活动、法律适用，涉及组织与个人、合作社团、社会信息等，并尝试提出解决司法歧视现象的方法；这两个视角都关注社会结构对法律适用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排除价值因素，在法律因素的基础上更关注社会性因素的作用；而在适应法社会学要求方面，都有其优势与不足，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建立起更为完善的体系。

关键字：纯粹法社会学案件社会学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社会结构

一、案件社会学

案件社会学是布莱克纯粹法社会学的组成部分，其最显著的就是它关注点在于研究案件的社会结构，基于日常生活中一些情况基本类似的案件，经审理后却得出截然不同的判决的这样奇怪现象，于是法律的运用并不严格地遵循既有的规定，已有的法律没有显现出其应有的约束力、预测力和解释力。那么是什么在“主宰”或影响着案件的判决呢？案件社会学将视角集中于社会结构，认为“每一个案件都是社会地位和关系的复杂结构”①，只有对案件的社会结构进行研究，才可预测和解释案件的判决和处理方法。

在研究案件的社会结构这一最重要的变量时，布莱克提出了“法律量”的概念，将其细分为四个小变量，即对手效应、律师效应、第三方效应和讲话方式。概括而言，即关注的是案件中的当事人（原被告、律师、法官、证人等）所牵引到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每个群体内部、与他人的距离、亲密度等，都将这些方面作为可量化的因素。案件社会学认为以上的各个要素构成了案件的整个社会结构，每个因素都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只要认识了这些要素，即可对案件的处理作出预测和解释。在1976年布莱克发表的《法的行为》中，“提出把法作为可变量, 全面考察法的量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函数关系”②，将社会生活领域分为五个方面，“即分层（纵的方面）、形态（横的方面，包括分工、亲密性、结合性）、组织（合作方面）、文化（符号方面）和社会控制（规范方面）”，③，论述法的量是如何随着以上几个方面的变化而变化的。通过这样的分析方法，布莱克提出了各项公式，如法于分层的量之间关系的公式是“法的量与分层的量成正比”，换言之，即“政府的社会控制是随着分层的出现而产生的, 并随着分层的量的增加而增加, 没有分层也就没有法”。④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

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关注法律实践中的诉讼、协调、法律的非社会特征化和社会的非法律化，其中司法过程中的社会歧视现象是重要的研究焦点。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就是分析社会学知识是如何被运用于律师、诉讼等司法实践中的。日常生活中“犯罪分子等违法者可运①

② 详见课件《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朱景文，“论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第1页，《当代法学》1993年03期

③同上，第3页

④同上，第3页

用其来逃避惩罚，律师可用各种社会特征来标榜自己”①。比如，在分析冲突的协调时，注意到“组织”这一要素在实践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个人主义，个人相对于组织而言是处于劣势的一方，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个人会归属于某个组织，在遇到冲突陷入困境时，寻求组织的庇护和帮助，“法律合作社团”孕育而生，它能够“提供一种社会技术，赋予个人与组织相同的优势”②；司法过程中存在或多或少的歧视，布莱克将其归咎于社会异质性，即案件之间的社会结构差异、双方当事人的社会异质性、第三方的影响等，在这个层面上类似于案件社会学的分析。再者，将法律与社会信息相联系，把社会信息作为定量变量，首先是法律环境的变化会引起社会信息的量的变化，然后社会信息影响法律对案件的适用。在法庭的审理过程中，将其进行非社会特征化，即排除社会性因素，减少社会信息对审判过程的影响；当然，这是在承认社会性因素对司法的影响的基础上作出的为减少歧视的措施。而相对应的，另一种研究视角则是社会的非法律化，即通过削减社会中的法律来达到法律更好适用的目的。比如增加法律的替代物、降低对法律的过分依赖、创造出一种反法律的环境来达到法律的最小化程度等。

三、分析——与法社会学研究要求的契合以往在对法律现象进行研究时，忽略了法律中的社会学维度，特别是法律条文主义在研究中占据着主要位置，其只适用于同质性很高的缺少个人特征的社会中，所以只有当案件在法律技术上、社会结构上都高度相似，这样法律条文才能得以发挥作用。③而现代社会早已没有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多样化和民主化的法律生活，异质性的提高等，都更加注重社会因素的影响，一味的只强调法律因素已无法得到大家的认可。

法社会学不同于传统法学，其研究方法应更契合法社会学的特点和要求。举例而言，传统法学研究注重用既有的规则来评价案件，更倾向于机械化和固定化，将法律规则作为评判的工具和尺度；而法社会学需要转移视角，集中研究案件的社会结构，案件社会学“法律量”中涉及了诸多社会因素，如对手、律师、法官、陪审员等，就可以较好地满足这一研究需求，特别是不是单独得考察社会角色，更是将其角色的社会阶级、亲密关系、文化状况等作为自变量，涉及度较广。再者，与法学研究的逻辑过程不同的是，法社会学研究事实层面，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将法看着是可变的，用社会因素来“解释判决与审判过程中参与者之间实际发生的行为的关系”④比如，法律因素基本相同的案件，由于参与者社会因素的不同，最后会得出不用的处理判决。法律因素固然应该是研究法律现象的重要方面，但却无法完全很好得解释日常现实生活中的审判差别；这就是法学研究所存在的漏洞，而法社会学就担当其了弥补这一缺陷的任务，因此就需要考察社会因素的影响，即案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作为纯粹法社会学的开创者，布莱克认为法社会学是研究法律事实的一门科学，要能明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批评传统研究中一味注重效率。这就是布莱克研究方法中的价值中立无涉的立场。法理学与社会学模式在研究的焦点、过程、范围、视角、目标等存在着相异，法理学将社会特征、社会结构排除出考察视野，社会学则相反。

布莱克不赞同塞尔兹尼克提出的法社会学与自然法、价值判断不可分的观点，认为“法

⑤社会学是经验的, 可以用科学立法证明的, 它不应对法律政策作出评价”。由于法律政策涉

及了太多的价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价值立场的体现，因此不能作为法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传统法社会学在对法的效用的研究中的特点就是将法律现实与某种法律理想相比较，力图展示出两者的差距，而这也是布莱克所反对的。传统法社会学所具有的两种形式都存在不①

②详见课件《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同上

③详见课件《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

④朱景文，“论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第2页，《当代法学》1993年03期

⑤朱景文，“论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第1页，《当代法学》1993年03期

可克服的缺陷；如应用法社会学中，“将法律现实与制定法或判决相对照, 当制定法或判决的含义清楚时, 这类研究有希望表明它们在实际上是否被执行,①”但是这严重依赖于纯粹法社会学，独立性较差；而另一种形式是把法律现实同某种理想（如“法治”“合法性”“正当程序”等）相比较，但因缺少确定的经验内容作为铺垫，研究者会很容易地将自己的理想当着法律理想，这样的研究就涉入太多的道德因素，因研究者价值立场的不同，其研究成果各式各样，也就存在偏见，缺乏说服力。因此，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更注重法律现象（法律事实）的研究，坚持“实然与应然被严格区分，客观的、价值中性的实证主义立场”②。这当然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它倾向于法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中的行为主义，排除价值影响，关注现象和经验世界；延续孔德实证主义社会学，布莱克寻找所有能够影响司法裁判的社会因素（当然，无法完全包含），将其进行系统分类，建立起一套体系，在量化后用其进行预测和解释。

张乃根教授在《法社会学分析：框架与范例》中提出了法社会学分析的理论框架，即以“狭义的实证法”为起点，以“广义的实证法”为分析重点，将“理想的法”作为分析的价值尺度，从而将分析的归宿落脚于“实现的理想法”；作者认为“法社会学家的研究不应以主观性的概念, 而以客观性的事实为起点”③，寻找实证的法作为分析对象。法社会学的分析不应局限于法律条文或规范本身，要能够透过条文或规范内容去准确把握法与社会的关系，摆脱“司法中心论”的束缚，建立起“狭义实证法一广义实证法一实证法反映的社会现实”的分析框架。④

案件社会学存在一定缺陷，用“法律量”作为自变量对案件的运作过程进行分析、推论，应该注意这种方法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模式，忽视了法律实际运作中所固有的正义或公正的各种规则和要求，如程序正义、证据规则、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等；这样的量化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且能提高操作的可能性，涉及社会结构中的多个层面和要素，但是始终无法完全涵盖了所有的会对法律运用产生作用的因素。要想做到将所有要素进行分析，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完成的可能性极低。

四、小结

在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选择中，我赞同老师在课堂上所论述的那样，“关键是建立起一套符码体系，它将用一套科学、客观有效的知识符码体系，去破译和解码社会中既存的法律现象与法律事实”。法社会学最大的特点或者本质就是用社会学理论去研究法律现象和法律事实，如何产生、如何形成、如何消亡、有何影响等；而形成一套统一的符码体系就是研究的基础和工具。布莱克案件社会学中用接近与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起的一套以“法律量”为基点而涉及众多社会因素的分析模型具有借鉴意义，特别是在法律因素之外，将重点转移至社会因素对法律适用实施的影响上，案件的社会结构成为分析焦点。但其也存在不足：社会结构纷繁复杂，社会因素多样，这套模型只能将其一部分纳入研究范围，而无法完全涵盖。这也就使得研究结果存在片面性。而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大致延续着纯粹法社会学的特点，认为案件本身的社会结构会对案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相比于案件社会学，在其细化的研究因素上有所不同，更倾向于对现实司法实践进行分析，组织与个人、合作社团、社会信息等社会异质性的构成，特别是法律适用中歧视现象的存在；根据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法律的非社会特征化和社会的非法律化。

因此，我认为这两者都各有千秋，有值得借鉴之处，应该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更有效的方法论模式。①

②同上张凌鹰，“布莱克纯粹法社会学理论概要及其借鉴意义”第2页，《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02期 ③ 张乃根，“法社会学分析：框架与范例”第2页，《社会学研究》1993年06期

④ 同上，第3页

参考文献：

陈明华，“法社会学研究引论”，《社会学研究》1988年01期

丁卫，“法律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法律科学》2010年03期

张乃根，“法社会学分析：框架与范例”，《社会学研究》1993年06期

张凌鹰，“布莱克纯粹法社会学理论概要及其借鉴意义”，《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02期

张文显，“西方法社会学的发展、基调、范围和方法”，《社会学研究》1988年03期

朱景文，“论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当代法学》1993年03期

第二篇：法社会学视角下城中村主体研究

法社会学视角下城中村主体研究

-----结合城中村改造矛盾（注：本文尚未发表）

作者简介潘佳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1986-

【内容摘要】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引发了城中村拆迁矛盾和城中村问题，主要是拆迁与否的矛盾和征地补偿的矛盾。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型农民的现代意识空前觉醒，经济地位相对抬升，谈判能力增强。迫于法制，体制机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村领导角色尴尬，拆迁方态度坚决，村民意见不尽统一。城中村改造，宜考虑不同方案，着重保护农民土地收益。发挥城市化推进，制度改革，领导干部作风转化和主流文化影响的合力。

【关键词】法社会学城中村村民拆迁

城市化进程关系整个社会的运动方向。[1]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各地正在进行着新的探索，诸如重庆的土地换社保，北京市朝阳区与土地出让金相关的惠农社保等等。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产阶层的队伍日渐壮大，该阶层的地位极为尴尬，下则沦落底层贫民，上则跻身富裕阶层。对于后者，有这么一类群体极为相似，常常被忽略。他们的名义角色和实质角色开始分化，从空间布局考察，该类群体往往集中在城市市区，城乡结合部，这就是城中村村民民，（本文所指代的的城中村村民概念外延广泛，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所有居民，只要居住在城中村的都囊括在内，便于整体考察），包括拥有常住非农户口或者是仅仅居住在城中村的转化完尽的城市市民以及外来住户。城中村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拆迁与否的矛盾，二是强制拆迁和补偿数额村民不满引发的群体性实践和政府失信。城中村村民，对待城中村改造意见不一，分歧明显。近年来一些地区传统矛盾和新矛盾叠加升级，造成城中村改造陷入僵局，或者区域型城市化步伐搁置不前。以城中村改造为逻辑起点，城中村村民问题成为新的社会难点和热点。深入考察这一阶层的社会特点，辨析村民的的社会意识状态，有助于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稳步进行，城中村矛盾的化解，特殊群体的利益保障乃至基层民主制度的进步。

一，群体特点辨析

以河北省保定市城中村为例，几乎七成以上的私营企业主来自县乡，其中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城中村。据考察，城中村的常住人口多为中老年人和孙子女，且妇女居多。他们的子女有的在市里工作，有的在外地打工，也不乏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外来人口，二三产业工人，自营职业者。据不完全统计，城中村的村民在拆迁中享受的利益与其他区域拆迁村民相比，享受的利益想对丰厚。他们是城镇化的受益者。当然不乏激烈冲突乃至群体性抗议的个案。笔者只是说明，对于改造成功的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结果，使得城中村村民相对于远郊，县乡农民，城市工薪阶层，不再是弱势群体。相对政府而言，他们还是弱势的，除非你的个人影响力超越当地的权力架构。强弱之别，如同周孝正先生所言，总是相对的。对这部分群体的利益分配结果，城市工薪阶层和远郊农民意见较大，贫富差距格局出现了微妙变化导致的社会心理失衡是问题的诱因。

对于没能成功进行改造或准备进行的城中村村民，他们的心理状态同样特殊。事实上，政府，拆迁单位和核定范围内的单位及居民的关系是两层窗户纸，互相猜忌矛盾背后是心理战。谁能推到双方互不信任的这堵墙，谁就解决了这个顽疾。理论上讲，在与政府和开发商的谈判中，城中村农民和被拆迁居民的谈判优势是明显的。他们集体观念极强，纳什均衡关系稳固，拆则希望最大化争取利益，不拆也无所谓，因为自己享受的城市待遇越来越多，越来越平等，不少居住在城中村的工薪阶层已经是城市户口，况且大家伙几代都过来了，乡里乡亲，其乐融融。这样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所有城市居民羡慕的，既拥有城市的体面生活，也保留了乡

村恬静。事实上，中国特色的城中村群体，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他们在政策转型中通过与政府的博弈，在拆迁活动中，拥有一定的的话语权，有着和远郊村农民不同的智识和和谈判能力，自组织能力较强，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相对高涨，社会关系城市化和熟人化相结合。总之，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型农民的现代意识空前觉醒，经济地位相对抬升。二，利益主体心态博弈

我们不难发现在钉子户事件层出不穷的今日，钉子村往往被我们忽视。从一个角度而言，利益分配方案的精英化，利益分配机制和程序的不透明，双方互信机制的缺位和政府的不履行承诺是矛盾的症结所在。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无论民间还是社会都是善于讲究策略的，解决互信问题引发的拆迁矛盾有两个基本思路。其一立足于公开，民主，程序公正分配公平的的制度改革。其二，在体制制度外从村领导班子着手，各个做工作。现实中，村长和书记的地位很尴尬，看似沟通协调，百姓心中大多成为了政府的利益共同体。当然了，迫于种种压力，不可否认他们确实在集体谈判中为争取本村利益作出了贡献，有着和政府不同的利益诉求。正是这方面的属性，才造成了他们的双重角色。费孝通先生和黄宗智先生早就谈到过，中国政府一向统而不治，国家权力在县以下就终止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基层的统治力量实则掌握在乡绅，长老，黑恶土坝等精英群体手里。时至今日，产生这么两种现象。其一，干群关系的脱离以及代议制的实施造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权合法性认同逐渐降低。其二，地方利益表达机制不畅，渠道阻塞，中央改革的信心强化，社会改革持续推进，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认同提升。可是一到基层工作开展仍然困难重重，这里面既有传统统治的弊病，也有二元结构的问题，还和不公正的利益格局的稳固有关。

城中村改造的问题，政府的态度较为一致，即将村宅基地统一收归国有，农村村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村建设纳入城市整体规划范围。城中村村民的意见不尽一致，有的支持改造，有的坚决反对，有的无所谓改造不改造。在“钉子村"中，不乏一些青年中年朋友希望政府拆迁，对补偿款项基本满意。他们知道城市化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也希望反对的村民转变思想。在笔者看来，农民内部越来越多的利益分化，加大了了政策协调的难度。现实的尴尬在于社会利益的保护，常常是以相对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新拆迁条例方案的出台，仅仅禁止了强制拆迁，不会根本上化解矛盾。前面谈到，城中村改造矛盾的症结在于民主决策和利益分配方案的公平性等方面。笔者以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人民向后看的思想相当牢固，这种观念在反对改造的城中村村民中不占少数。（笔者曾在网上做调查，并不是仅仅对利益分配方案的不支持而不愿搬迁，有相当一部分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苏格拉底，老子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反对取代化，替代化的生活方式，及期望享受城市化的待遇，又留恋小国寡民的乡土生活。意识形态依赖的削弱，决策信息膨胀选择的加大，竞争中短期失败的人群增多，更多的不平衡使得我们安全感下跌，使得向来老年人为主的人群结构出现了微妙变化，她们的后代，中青年人中也不乏这种观念的。客观讲，这种常常被认为保守的观念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一定历史时期也具有延长社会生命，减少社会矛盾，减少资源浪费的功效。

三，从城市化的价值看矛盾的化解

城市化的目的不仅是简单的把大量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大量的农用地市变更国有。而是立足于我国土地资源的极度贫乏，人地矛盾的尖锐的国情，通过结合适度农业人口规模发展现代农业，更多的城市人口发展二三产业业。不是追求GDP指标的攀升，而是让每一个国民富裕起来，人的价值素质的全面进步，解决长期以来的二元矛盾，使每一个社会公民民享受平等的社会待遇，解决从古至今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关键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作为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城中村改造难题的突破口。土地问题的科学评判是找到解决思路的前提。在笔者看来，土地不是一个简单的所有权关系，是集合产权的载体。城中村土地关系，如前所述，涉及国家，村集体，村官员，村民的利益。各方合法不合法的享受部分利益，农民尽

管权利意识觉醒，争取权利意愿强烈，影响利益分配格局的能力弱小，享受的利益处于价值链的最底层。

基于这一状况，城中村改造问题的解决要利于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尤其重视农民土地利益的保障为。

笔者以为，城中村是否拆迁首先有待值得探讨。前面已经论述，城市化的实质是人的现代化。城市化不代表千篇一律的城市建设，大搞粉刷工程。城市村是可以融入城市空间的。政府可以在村民民主，合理补偿地基础上制度化地收回农村宅基地，富裕城中村农民土地使用权。况且，不少城中村往往是历史形成的，集人文价值于旅游价值为一体，就地保护开发也不失为一条途径。事实上该理论诉诸实践短期内可能性不大，很大情况下取决于地方政府财政制度的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既得利益群体格局变更，民主力量的进一步强大以及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环境的好转。

如果拆迁，需要做好如下方面:

其一，坚定不移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化是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与法制结合，城市化的目标之一是集商品社会陌生人社会工业社会为特色的法律取代熟人社会的规则，习惯，礼教束缚，构建全球一体化的平等，公正，民主，透明的交往规则。小国寡民，不求改变，安土重迁的生活思想尽管有益于生命的延续，根本上上阻碍了市场化的步伐，资源的流转范围和速率和资源配置效果，影响了社会进步的速率。

其二，决策机制，分配方案民主化，透明化，程序化，以信息公开问责机制形成为起点，构建适度民主的权力问责模式。建立从中央到基层各级明细的拆迁补偿办法，标准和条件。行政权力的运作以信息公开为起点，始终围绕信息公开推进。信息公开领域问责实效弱化，民主参与不够是信息不公开，假公开，双方猜忌，政府失信的直接原因。现实中老百姓埋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工作不透明，政府不履行承诺，而不在于当事人争取额外利益。信息公开制度改革的一要要在信息统计，制作，修改，发布的各个环节引入民主化监督机制，而要将发布的科学性，履行效果纳入详细的政府工作，部门工作和人事考评范畴。

其三，从领导干部作风转化着手，建立基层和乡镇区县乃至省级公务员和村民的直接沟通制度，纳入政府考评指标，逐步形成官民互信的良好社会氛围，缓解官民对抗，逐步扭转官员脱离群众的局面。不可否认，良好的作风传统，领导人人格魅力，在熟人社会的影响力比法律要大得多。同时我们有着老一辈领导集体亲民近民的传统。中国的国情表明，基层工作的展开离不开乡土社会有威信的，品行高尚的县乡领导，支部书记，村长，长老等等。没有他们的辅助，生人社会，工业社会的国家政策在乡土社会推行，相当困难。

其四，面对新媒体语境，进行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创造科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氛围。在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的时代，主流文化价值在传统媒体的宣传在受众的影响力和舆论的引导力，已经力不从心。近年来很多拆迁矛盾的出现，源于新媒体。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功能的弱化，极大地迸发了人们虚拟空间的泄愤心理。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利用新媒体泛滥式的发表粗俗，甚至是低俗的言论。主流文化价值的破坏是在无形中剧烈的爆炸。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产生的种种违背社会主流文化价值的价值观，暴露出来的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文化价值宣传的危机，尤其应当引起党政机关，尤其是文化宣传部门的警觉和反思。需要我们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深入到网民中去，成为“围脖”中的一份子，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深入到每一个“围脖”行为的环节，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都能渗透进去。我们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不是所谓的“高、大、全”，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对人民文化行为的影响，对人民文化思维的引导，进而促进社会历史文化的前进。国家层面应从战略高度与时俱进的深入融合进新媒体的发展，让宣传进入日常化、规范化、和谐化。人人都可以拥有这些简单、方便、快速的新媒体模式，宣传部门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都可以参与qq博客等等。榜样的力量是伟大的，带头形成一种规模效应，让更多的不相符的庸俗倾向远离这个未来主流文

化价值宣传的主阵地。

参考文献:

[1]邹农俭：中国城市化的探索，载邹农俭《社会学的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47页。

Research On Villagers in context of the Sociology of Law-----With Contradiction of Reconstruction in the Village

【Abstract】 advancing urbanization led to contradictions and villages demolition problems, mainly the demolition or land acquisition compensation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making the new farmers unprecedented awakening of modern consciousness, the relative uplift the economic status, bargaining power increased.Forced by the legal system,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ole of village leaders embarrassment, demolition party was adamant, the villagers are not the unified opinion.Re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should be considered different options to protect farmers focus on land revenue.Play in urbanization, reform, transformation and style of leading cadres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the force.Key words demolition for town of Sociology

第三篇：法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司制度执行情况研究

法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司制度执行情况研究

关于怎样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才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已有较多学者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讨论。其中，笔者比较赞成邢鸿飞及许根宏的观点：当下中国诸多社会问题在法律层面往往集中表现为法律制度在社会现实中的运行问题，那么法律制度运行的实效到底是如何受到影响的，抑或影响我国法律实现的‘社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从而通过客观准确的分析来指导我国法律的设计和运行。本文通过以案例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某个具体制度在组织中的执行情况，以期回答这个问题。

一、研究方法与对象笔者为深入了解某个组织内的制度执行情况，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将已工作一年多的E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文献梳理以及重点访谈等方法对其进行研究。E公司系东南沿海城市一家专门为政企单位提供云计算解决方案的公司，它自成立后发展迅速，仅两年时间就从一家小公司发展出四家子公司/关联公司，注册资本也从100万元增加至1400万元。笔者挑选E公司的日报制度进行研究，是因为该制度系员工每日都要实际操作的规则，且由笔者亲自参与制定、监督执行，对相关信息掌握清楚、详实，便于进行研究分析。

二、E公司日报制度执行情况——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从制度制定者的角度来看，一个制度的理想执行情况应该是：所有目的都得到实现，每个条款都被100%执行到位，没有任何打折。但日报制度即便简单，却依然在执行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达不到100%执行的状态，这让笔者发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一）关于发送形式的理想与现实——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两难E公司日报制度规定统一使用内部软件发送日报，目的之一是统一日报发送形式，方便接收者阅读。但由于部门主管需发送部门工作，而软件是按时间、任务、完成情况的固定格式设计，无法另行编辑，不利于部门之内还有各类不同性质分组的主管总结发送本部门工作日报。因此，多个部门的主管改变了发送形式。在笔者看来日报形式的改变并不会对其目的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在监督执行过程中，默认了各部门主管的上述日报发送形式，而没有要求其进行更改，总经理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但其实该类变通，已经与正式颁发的书面制度内容产生差异，该项制度执行情况未达到100%。但若强制要求所有主管采用统一的形式，对一些内部还有分组或者直接兼管几个部门的主管而言的确不太方便，日报制度不仅没有帮助工作反而对其造成负担。二者之间的冲突正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两难之争，在E公司因为过程环节少，过程执行对结果的影响也小，程序正义的牺牲可以达到实现实体正义的目的。但就大型组织而言，牺牲程序正义最终是否可以真正实现实体正义就有待商榷。

（二）关于发送人员与时间的理想与现实——监督执行人员面对特殊情况时的两难日报制度是针对公司所有成员制定的，因此原本应该是所有在职人员都要每天按时发送两次日报。但因为E公司处在高速发展期，人员变动较快，时有试用期人员离职现象。另外，有些刚报到的主管级别成员，甫进公司有很多其他事项需要交接、学习，因此对这些新进人员，其上级主管都没有即时安排其执行日报制度。笔者作为制度监督执行者，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尊重各部门主管的安排，但该类情况，并没有在制度上得到体现。因此，笔者在接纳此部分人员的执行情况时，严格来说，其实也是对制度的一种违背。

（三）关于罚则的理想与现实——违背制度后果的衰减效应E公司日报制度明文规定：工作日内无故不上报当日工作开展情况的，予以通报批评；累计两次不上报当日工作开展情况的，罚值日一次，另扣当月绩效2分/次。根据E公司的组织结构，从检查执行情况到落实全部处罚措施，至少要经过三个部门：总经理助理负责检查每日日报发送情况，未发送的，总经理助理将即时通知运营部人员予以记录并通报批评，当月超过两次运营部人员将在扣绩效之外通知行政部人员罚值日。经过这几个环节，衰减效应产生了：首先是检查执行情况阶段的衰减。笔者对一贯遵守得很好没有任何不良记录的人员，有时他们直接口头说发了笔者就会略过邮件记录直接记为已发送。另外，笔者的检查方式未形成书面制度，抽查的频率等也未有强制约定，笔者自己决定每周抽查一次，但当事情一多人一忙，有时会一整周都忘记抽查，而变为两周一次。其次是处罚落实阶段的衰减。运营部每个月记录清单里都有要被批评、被罚值日以及被扣绩效分的人。但是，制度执行几个月之后，笔者未见一次通报批评或罚值日名单。笔者为此访问过运营部人员，他说扣绩效分落实到位了，而其他没有，因为：我是不想罚别人而已。就这样，三项罚则中有两项形同虚设，日报制度的执行情况若要进行打分则还需再降一些。

三、日报制度无法100%执行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对策与建议源于实践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实践的超越。理论对实践的超越，更在于它能够把握到实践的‘规律’。因此，对于E公司日报这种简单的制度，依然不能被100%贯彻落实的原因，除了上面笔者据实记载的各类实际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从理论高度予以找寻、分析最根本的原因，以利于更好的解决问题。

（一）日报制度无法100%执行的根本原因1.人的理性有限人的心理设施对信息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由人集合而成的组织就更因为注意力分配、利益分配及信息等因素仅具有限理性。虽然E公司总经理本人极重视公司制度及其执行情况，但他在公司中除了担任制度总设计者、日常经营管理者外，还是软件产品总策划者，存在严重的时间与注意力分配困难，这导致他最多只能对制度提出主旨并审查大纲，无法顾及每一个细节的策划与落实。制度的具体制定人，也因为有限理性，无法预计制度将来执行情况的每一个细节并设计出相应对策。制度的监督执行人则是因此无法完美处理实践中遇到的每一种特殊情况使其满足制度规定。

2.E公司决策者在发展与稳定间，首选发展公司处在快速发展期，变化很多，制度的本质却是寻求秩序与稳定，希望以根据对过去经验的总结而得的制度来应对将来产生的变化，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发展与稳定，经济目标（提高效率创造利润）与制度目标（100%落实），为实现各自目的对组织资源进行抢夺。公司决策者很重视制度的落实，但更重视公司的生存发展。罗家德教授对系统崩解现象的研究对笔者的启发很大，将其套用到本文中，大概可以描述为：发展与稳定各自利用一部分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最理想状态当然是双方各自依设计利用自己轨道上的资源实现目标。但实际情况不断变化，总有一个轨道上急需更多资源而另一个轨道上的资源相对空闲的时候，于是急用资源的就抢占了另外一个目标的轨道，这时若不影响另一个目标的发展，则总体而言就不是在浪费系统资源。但是如果抢占者没有及时返回自己轨道或给被占轨道的真正目标实现造成影响，则会造成系统集体效率下降甚至系统崩解。因此，系统使用者若要以最佳方式行动，就必须在有效率及无效率两种模式间动态地变换。如何在不抑制整体效能的状况下变换模式，正是这些系统显得难以管制的原因。

（二）日报制度100%执行的对策与建议1.将制度内容限制在必然范围内周雪光教授在《组织社会学十讲》中提到，道格拉斯认为制度的产生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还举了学校选定八点钟上课这个例子来说明制度一开始产生的偶然性。笔者却以为偶然之中有着必然，也就是说学校选定八点这个时间点虽然偶然，但它是根据地球自转规律、人们的日常作息决定的。人类理性有限，无法找出完美的临界点，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刚刚好，即便能找到某个时刻的临界点却也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因此，笔者的建议是找出合理的必然范围然后在其中选择一个可被接受的偶然点。2.给制度一个试行期限人类通过有限理性制定出来的制度，在遇到各类特殊情况时常常不得不做出变通，尤其当他身处一个本身就充满变通文化的大环境中时。若此时强制进行100%执行，则会造成组织内各类资源损耗，包括组织信任、内部社会网络、员工士气等等，但若不进行100%执行，则制度本身的地位将变得很低，最终可能导致制度形同虚设甚至系统崩解。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先给制度一个试行期限，清楚规定这段时间内按制度执行但允许有特殊情况，并在遇到时记录在案，试行期满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样既不会降低制度的权威，也不会造成确有特殊情况者的抵触心理，还可更好的完善制度。3.定期整理、修订制度组织及其所处的大环境都在不断变化，制度在某段时限也许合理，但过一段时间又会因为各类新情况的出现而显得不够合理。这种情况如果不予正视，则过往制度僵化死板不符合实际；如果随时予以关注修改，其实是制度目标对经济目标轨道的侵占，是对组织资源的浪费，最终反而伤及制度目标本身。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对制度进行整理、修订。具体的期限可以是半年、一年甚至更长，要根据组织具体情况而言。相关人员包含制度拟订者、监督执行情况者、惩罚措施落实者等，必要时包含所有被制度规范的对象。4.设立制度相关的常见问题库笔者发现，尽管很多事情制度上都已有明文规定，大部分员工，只要与自己关系不大，都不会去在意。而当遇到想要了解某一制度细节的情况时，很多员工又懒得去翻看近百页的《员工手册》，都是直接询问身边同事或者制度监督执行者。这类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常见问题库进行解决。建立此类问题库，不仅利于员工更好的了解并遵守制度，也可以为下一次的定期整理、修订提供最好的素材，使笔者的第3点建议得到最好的执行。笔者针对E公司这一特定组织的日报制度进行研究分析，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也以方法为主，其他同等重要的因素或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的解决方案，诸如建立专门的制度制定部门、完善制定流程与编制方法、制度内容精细化、必要的员工激励、提高员工素质、完善考核评估、组织的制度文化培养、公司领导层的重视、制度制定者与监督执行者的人选应具备的相应素质等等，已有诸多相关专门研究论著，笔者在这里都不再重复声明。

第四篇：法社会学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控制网络的构建

近年来根据司法部门统计的情况表明，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较为突出且呈上升趋势。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未成年人犯罪的控制预防的机理，更多取决于各种社会资源的共同努力，取决于社会防护网络的有效建立和运行：

1、立法应当明确赋予司法机关在组织、预防、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权力。多年来司法部门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出发，在受理、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和羁押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尝试，受到较好的效果。如人民法院建立“少年审判庭”专门办理少年犯罪案件。但是，目前司法机关在办理少年犯罪案件中尚有不足之处，如至今未能形成专门受理、处置、审查、羁押少年犯的组织和制度，而且缺乏法律上的制约条款。特别是在如何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法律法规还需进一步健全。

2、政府对该项工作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为此项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一是设置专门机构和专兼职人员，招募志愿者参加此工作；二是所需经费应纳入地方财政支出预算；三是建立责任制，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本地区教育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控制情况。

3、建立完善社区青少年行为档案管理体系。一是为相应的对策研究提供基本的依据；二是可以针对未成年人各自的性格特点、爱好、日常习惯，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及个别帮扶、心理疏导；三是可以根据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为其接受教育深造提供帮助；四是有助于及时发现未成年人群中违法违纪苗头及趋势，适时进行矫治和重点预防。

4、对有不良行为习惯者作分类分析，为重点预防提供目标和方案。在此，学校和社区教育应当有机进行结合，要在有关科研部门的指导下，针对产生不良习惯的不同原因，诸如家庭、交友不良、压力、心理障碍等进行分析，重点把握一个时期中的重点地区、重点人物、重点问题，并由有关部门提出阶段性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趋势的预测报告，从而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和控制起到指导作用，为心理咨询、青少年热线等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利有益的科学参考依据。

5、有针对性地开展家长教育培训工作，削减家长与子女交流的障碍。基于年龄阅历及时代文化的差异，家长与子女间在沟通方面往往存在较大的困难，不利于相关家庭教育的顺利开展。为此，有针对性地举办家庭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家长与子女的沟通能力，对于家庭教育的有效开展无疑具有较大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6、形成合力，进一步净化社会环境。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暴力淫秽文化的影响，对其进行模仿。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赖于健康良好的文化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针对目前文化市场尤其是影视作品充斥暴力淫秽内容现象，立法执法等各个环境应当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规范整顿。政府必须从立法、执法以及法律监督等方面予以保证：加大执法力度，禁止所有店铺向未成年人售烟、售酒；禁止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容留未成年人；禁止影、剧院上映未成年人不宜的节目而容许未成年人入场；禁止各书店出售黄色书刊、暴力书刊；禁止电视播放黄色、暴力片，等等。

在此基础上，社会的各种力量要形成合力，形成优势互补、纵横交错、环环相扣的综合治理预防控制网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