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教育馆与基层政权建设——以1928—1937年江苏省为中心

第一篇：民众教育馆与基层政权建设——以1928—1937年江苏省为中心

民众教育馆与基层政权建设——以1928—1937年江苏省为中心

摘要：作为社会教育中心机构，抗战前江苏的民众教育馆面对九一八事变后内忧外患的危局，在旧精英失势、基层社会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产生协助政府重建基层社会秩序的意识；而国民政府因“官办自治”成效甚微及基层控制能力脆弱，也欲借助民众教育馆支持其参与基层政权建设。民众教育馆在其施教区组建以“改进会”为核心的基层自治组织，协助政府选举和训练基层领袖，召集各种“谈话会”协调基层社会的利益关系，承担大量调解民间纠纷的事务，投入“馆长兼区长”的政改实验等。这些作为，旨在协助政府在现有基层政治架构中强化官治系统，同时运用教育手段推进地方自治的政治理想。民众教育馆在协调与基层民众以及地方政府关系时颇能如鱼得水，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官方代理人和民间社会组织者的双重角色，一定程度上疏通了已经淤塞的基层政治轨道。

关键词：民众教育馆 基层政权 地方自治 社会教育 江苏省

民众教育馆(以下简称民教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政府推动建立、面向基层社会的新兴社会教育组织。它源于民初的通俗教育馆和通俗教育会，是政府规定的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1928年，江苏省率先成立民教馆。随后，民教馆逐渐遍及全国各地城乡。民教馆除了对失学民众施以补习教育外，还凭借政府赋予的社会教育“中心机关”的地位，协助政府推进基层政权建设。①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

大致说来，民教馆是由政府主导的，具有“官民二重性”、“中介性”、“教育性”等特征的基层社会组织。②民教馆虽然被纳入政府的社会教育系统③，可以说是“官办”机构，但是它也兼具一定的“民间”色彩。当时民众教育界的领袖人物如俞庆棠、高阳、李蒸等人均有留美经历，不同程度都受到杜威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从他们身上可以体察到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人格；另一方面，虽然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教育”(核心为“党义教育”)为教育圭臬，不过，由于西方民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无论是民教界领袖还是各地民教馆的具体办理者，他们的教育理念与工作方式难免与政府的思路略有出入。换言之，民教馆毕竟不是官府衙门，其在辅助政府重建基层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亦不时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

学术界对民教馆的研究，近年来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④，但多侧重于对其教育活动的教育史考察，或者基于现代化史观探讨民教馆与社会变迁之关系，并无专文从民教馆与基层政权建设的视角予以探讨。鉴于此，本文以1928—1937年间江苏民教馆为中心⑤，探讨民教馆介入基层政权建设的轨迹和原因，揭示其内容和方式，及其与党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藉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曾经风靡一时的民教馆的认知。

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地方自治”的旗号下强化基层政权建设。在县下设置“事权甚广”的区公所，使之成为县政府的行政辅助机关，增强了乡镇的行政色彩。不过，中央政府虽有强烈的渗入基层社会的意图，然基层政权建设却步履维艰，国民政府无力派遣一支数量庞大、训练有素的官僚队伍充实基层政权，政府的政治触角囿于上层和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终被土豪劣绅所垄断，这有碍国家政权的伸张，政府由此陷入两难境地。1928年国民党政权实施训政后，在地方建立党政分治的制衡体制。地方上“自治之督促”、“民众训练”概归各级党部办理⑥，然而县党部在与县政府的权力博弈中，党权日趋弱化，党部组织松懈，无力履行相关职责。据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1928年对省内各县党部的调查，“党务工作，差不多全部停顿”。⑦不仅如此，基层党部骨干纷纷“上浮”，不少人借故勾留省城，以致1930年省党务整理委员会通令各县党部，要求今后如因公须来省请示，“非经本会核准，不得离县，否则以旷职论”。⑧时人观察到，“平时党找不着党员，党员找不着党”，组织纪律“松懈到无可言说”⑨；一般民众“对于党的信仰观念，亦日渐薄弱”。⑩1930年起新建的地方自治机关，因为“不得其人”也“无补时艰”。(11)这样的客观情势为致力于“唤起民众”、擅长宣教的民教馆(尤其省立民教馆)知识分子提供了契机。历史的际会使民教馆得以在基层社会政权建设方面施展身手。

然而，江苏民教馆在兴起初期，无论省立还是县立民教馆，都致力于办成一种集识字、图书、博物、娱乐等于一体的混合机构，“要民众到馆内来受教”(12)，至于馆外的活动，仅限于流动教学、巡回文库、巡回讲演等。说到底，民教馆初期的工作重心在办学校式的“补习教育”，而关涉基层政权建设范畴的“非教育的工作”甚少参与。1930年秋，江苏省立南京民教馆对办馆三年来的工作进行回顾，其大部分的时间、力气都花费在馆内向民众灌输常识方面，尽管在馆址附近划定了实验区，但也只是举办流动千字课及设立识字处、壁报而已。(13)

对于民教馆的工作重心，教育界也有不同的声音。1929年，赵步霞就认识到：“训政和民众教育实在是一体之两面。”他认为：“民众教育应以政治训练为中心，养成民众建设新政治秩序的能力。”(14)次年，他毫不讳言地直陈：“过去的民众教育馆，不能做活动的工作，很少教育之价值。”他告诫民教馆不要忘记各种“非教育的工作”，要将整个社会之改造作为工作着力点。(15)李蒸的表述似乎更有深意。他指出，要让民众认识到民教馆是“自己的产业”，民教馆“要负为全体民众谋最大的福利之责任”，“引导民众了解并注意自身的义务和权利”。言下之意，民教馆要积极参与地方社区管理，成为民间社会的组织者、代表民众与政府打交道的“中间人”。由此，让民教馆扮演传统地方士绅的角色。为了便于民教馆介入地方公共事务，他甚至建议民教馆与区公所不妨设在一起。(16)事实上，批评的声音并不仅仅来自教育界。在政府要员中，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钮永建1929年11月致函江苏省民众教育院院长高阳，指示民众教育应“以党义及国民职责、自治能力为归宿点”，从组织自治机关为入手方法。(17)

尽管教育界、政界对民教馆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民教馆自身也有不少反省，但是民教馆在初期一直囿于传统的工作内容和方式。江苏民教馆真正“改弦易辙”，参与基层政权建设是从1932年前后开始的。之所以将工作重心转到协助政府重建基层社会秩序方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九一八事变后，民教界人士观察到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非常薄弱，当局也深感对基层社会不能有效地行使治权。这种情形使民教馆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参与基层政权建设的社会责任感，当局提出的实施地方自治的救济方法(18)，也颇吸引知识分子的关注。

李蒸注意到，当时“中央不能指挥地方，地方亦不能自治”。他疾呼道：民教馆这类社教机构要担负起地方“领袖地位之工作”。(19)江苏省政府公开承认：“各县政治尚未有健全之基础，一切施政无从着手。”(20)各县国民党基层党部组织松懈，且党员自视为特殊阶层，“以至民众都有党老爷、党官之称”。(21)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提醒人们注意，“苏省江北多土豪，江南多劣绅”，“而当地人民智识浅薄，甘受其害。此种痛苦，党不为之解除，固失革命意义；若一旦彼辈觉悟，受共党煽惑，滔天之祸，将不能免。”(22)这段话颇耐人寻味。就是说，如不能迅速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不仅土豪劣绅横行地方，而且如若任由基层权力、民众训练处于“真空”状态，民众极有可能受所谓“共党”的宣教，其后果将直接危及政权巩固。统治力量在基层社会的“缺位”以及内忧外患的政治情形，促使民教馆投身于协助政府建设基层社会组织的活动。

其二，由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官办自治”成效甚微，而民间“乡村建设”则如火如荼地开展，引起政府高层的关注。政府不愿真正推广“民办自治”，但是其基层控制能力脆弱，因此兼具官方和民间色彩的民教馆被推上了历史前台。

按照1929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县组织法施行法》规定，江苏等五省应于1930年6月率先完成区、乡镇、闾邻机构的组建。然而直至6月中旬，江苏省民政厅称，乡镇闾邻选举，只有“无锡一县办理将竣”，而“江都、铜山等县办理困难”。省政府据此训令该厅，要求上报展期理由及展期至何时为限，指出“事关要政，毋任延缓”。(23)其后虽然形式上完成基层组织的组建，但是“有名无实”，“不能收到组织民众推行政令的效果”。(24)正值“官办自治”陷入困境之际，民间教育机构和学术团体推动的、以建立实验区为核心内容的“乡村建设”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931年春，蒋亲自召见晏阳初，随后指示中央相关部门派员赴定县实地考察。(25)此时，民教界、知识界也认识到民众教育与地方自治的关系。曹克明指出：“地方自治与民众教育，其实是一体之两面”，“要人民有此种自治之能力，必须依赖民众教育的过程”。(26)就是说，政府推行地方自治、基层政权建设，必须依赖民众教育的力量。钟灵秀认为，在施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各地方民众教育馆，当然应负此项重责”。(27)朱亚云指出：通过训练自治人员，可以造成基层“政治之领袖”，使之成为“新国家之基本人员”。(28)在这种社会舆论氛围下，江苏民教馆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加入由政府主导的以“自治”为名的基层政权建设运动。

其三，1932年前后，受经济危机、江淮大水等因素影响，农民日益穷困，社会矛盾激化，这使民教界强烈地意识到“中国之民众教育非向乡村去努力不可”(29)，“要救济农村衰落与经济崩溃，要从行政上着手”。(30)由此民教馆知识分子毅然“脱下长衫”，深入乡村，介入乡村社会治理。

1933年1月，全国民教专家会议通过了《推行民众教育办法草案》，提出“知识分子下乡”，“以各乡镇分别施教入手”，“由乡镇而及区，由区而及县”，推动地方自治及基层政权建设的民众教育新思路。(31)从官方来说，欲重构基层政治秩序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民众教育的帮助。这不仅因为基层党政力量薄弱，而且官吏与民众之间通常是有心理距离的，民教馆知识分子却能体现民间的、类似传统士绅的特质。这一点，陈礼江的观察比较透彻，他指出：“乡村建设之必借助于民众教育，或说采取民众教育的方法”，因为“中国乡间尊师重道，古风犹存。官吏是不好逢的，但教师却是可亲近的。官与民之间是有隔绝的，师生关系却是亲密［的］。”“我们若用政治力量教人民讲自治爱地方，终不如用教育者的态度去教人民那样亲切和彻底。”(32)陈氏的这段话将民众教育辅佐基层政权建设的优势刻画得入木三分。

江苏省由此将目光聚焦于民教馆。1932年1月省教育厅决定各县以自治区为单位，分为若干民众教育区，每区设置民教馆或农教馆一所，作为实施民教的中心机关。(33)次年8月，省教育厅要求各县民教馆、农教馆就各所在地划定附近相当区域为基本施教区，其范围之大小，城镇以一里至二里，乡村以三里至五里为度，区内住户约二百户至五百户，并就自身经济能力将本民教区内其余区域划分为若干推广区，其范围与基本施教区相同。(34)省教育厅指示民教馆要在施教区指导组织乡镇改进会，进行地方自治工作，发挥民教中心机关的作用。(35)1932年前后，江苏大部分民教馆陆续转移工作重心，通过设置施教区介入基层政权建设。

二

民教馆是以“教育”的手段介入基层政权建设的。所谓教育，本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民教馆里的读书识字固然是教育，而其举办闾邻长训练班、保甲长训练班以及旨在训练民众自治能力的诸多地方“公务”也是“教育”，且这些“教育”是围绕政府的基层政权建设展开的。而这些形式的“教育”活动是如何开展并为政权建设服务的？民教馆在处理这些教育“公务”时，又是如何协调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一)致力于组建以改进会为核心的基层自治团体

1932年前后，江苏民教馆大多在施教区组建了改进会(或称促进会、推进会、协进会等)，开始介入基层政权建设活动。改进会协助政府改善基层社会治理，在政府权力“缺位”的情形下，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公共权威”的角色。

这些改进会大都得到地方士绅的协助，由民教馆直接或间接控制。省立徐州民教馆1932年在坝子街实施区组织市民改进会时，首先拜访镇长刘敬修得到他的支持。继而，馆长赵光涛任筹备会主席，以“改进地方事业”为号召，联络刘敬修、王云耕、朱润芝、朱依仁、刘席忠、彭玉珩、王砚农等地方领袖共同筹备，经过各方努力，于是年6月3日在省立徐州民教馆成立。(36)省立镇江民教馆1930年在范公桥实验区筹备市民改进会时，也注意联络镇长及当地热心公益人士。该馆聘请鲍公宾、潘佑安、刘镜波、何建德、沈廷奎任筹备员，11月2日改进会成立后，“实验区的事业，十有八九多得到他们援助”。(37)省立清江民教馆1933年在北门施教区组建民教协进会，也是“经地方人士，先后连开三次筹备会”(38)，于是年10月20日成立。考察这些改进会不难发现，不仅筹备须依靠地方士绅及民众领袖的力量，成立后，其核心层也大体上成为地方领袖、民教馆的主要职员等。如徐州坝子街市民改进会由馆长赵光涛、镇长刘敬修以及苏企

六、朱润芝、蓝仲华、彭玉珩、朱依仁、刘席忠、王汝让等9人担任执行委员，会址设在徐州民教馆。(39)1933年10月18日，省立镇江民教馆在高资镇乡村施教区组建地方事业改进会，“举凡地方领袖及公正人士多罗致入会”(40)，区长王孝贤、镇长王海秋以及吴士源、杨之成、洪培元、丁宝森、彭德曾等7人为执行委员，施教区办事处人员坦言：“本区处于指导地位。”(41)地方领袖、士绅大多被选为改进会的执行委员或常务委员，民教馆在改进会中处于牵头或指导的地位。改进会的成立还依赖权力机关扶持。民教馆组织改进会需要向县政府、县党部等党政部门报告。1930年4月6日，无锡高长岸实验民教馆组建乡村改进会以后，8月6日将该会简章、会员名单、成立经过、组织机构等情形向无锡县县长孙祖基呈报，请求县政府备案。8月13日，县政府批复准予备案。(42)南通金沙民教馆1934年1月指导组织乡镇改进会时，也曾将具体情形分呈县政府、县党部备案。(43)有些民教馆虽未见于官府备案，然而在筹备期间即与官方有所互动，举行成立大会时也往往邀请县政府、县党部、公安分局等权力部门的代表参加。如徐州坝子街市民改进会成立前夕，馆长赵光涛曾致函时任铜山县县长杨蔚及县党部，诚邀官方派员出席成立大会。6月3日召开成立大会，县党部吴祗尚以及县政府、坝子街警察队等机关的代表应邀参加，吴祗尚并在会上致辞。(44)

在推进地方自治过程中，改进会更是离不开政府机关的支持。1932年5月，省立南京民教馆在大中桥实验区组织地方事业促进会，为了小西门一带的道路维修、下水道疏通及路灯安装等事宜，曾致函南京市政府工务局、社会局及路灯委员会。6月，工务局派工翻修了小西门碎石路面和两旁阴沟，不过路灯一事却迟迟未获解决。(45)1932年5月4日，徐州坝子街市民改进会筹备会曾致函铜山县建设局，指出坝子街区人烟稠密，商业旺盛，但因疏浚黄河旧址之故，由该街区至城之干路中断，“不惟本街居民有望河兴嗟之感，而往来旅客亦将舍坝子街而不由，本街商业固将因此跌落，而奎东路一带之繁荣，因之亦不无影响”。因此该会函请建设局速对坝子街至奎东路一段线路进行测量修筑，架设桥梁，以改善当地交通。5月16日建设局局长李楹至改进会接洽修路事宜，并派员勘察线路。不过，建设局终以“局中经费十分艰窘”为由而搁置。(46)是年9月，改进会转向徐州警备司令部求援，得到警备司令李延年的帮助，派出陆军第9师两个团的士兵与两区民众合作修路。(47)

除改进会外，民教馆还建立了其他自治团体，如青年励志团、少年团、妇女会、救火会、兴国会等，这些自治团体在基层政权建设中也都发挥了或大或小的作用，但是它们都是针对青年、妇女、儿童或者某一事项、行业的“专业性”团体，而改进会则是综合性的，为“地方社会改进活动之动力”(48)，既能罗致民众领袖，又能对之进行政治训练，收协力之效。(49)无锡高长岸民教馆明言，乡村改进会“为全乡最高权力机关”。(50)省立镇江民教馆范公桥实验区市民改进会成立后，“实验区事业十有八九，得该会协助”。(51)当然，对改进会的作用也不能过高估计。南京民教馆大中桥实验区的地方事业促进会就感到“凡有所决议，赖区民协作或遵守者，往往不能执行”。(52)其推进基层政权建设的难度亦可见一斑。

就江苏范围来看，当时著名的乡村建设团体或机构大多建有改进会等自治组织，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徐公桥实验区内最高权力机关是乡村改进会(53)，江宁实验县设有村里会议、乡镇自治委员会等类似组织。民教馆的改进会与之有何异同？其实，它们所从事的地方自治工作，基本上大同小异，无非筑路修桥、公共卫生、保安消防、风俗改良、调解纠纷、协助选举等。但是深入考察，亦能发现若干不同之处：首先，从建立主体来看，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由民间力量举办；江宁实验系官府操办，村里会议实际并未举行姑且不论，乡镇自治委员会附设于乡镇公所，人员均由县政府委派，属于挂着“自治”招牌的官办组织(54)；而民教馆的改进会因建立主体的“官民二重性”而必然带来不同于前两者的特质。其次，从实施目标来看，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以“普及教育，提高娱乐，促进健康，增进经济能力”为宗旨(55)，区内虽也设置教育馆，然侧重识字、娱乐、风俗改良等方面(56)；江宁实验县注重简化自治层级，提高行政效率，强化对地方的统治；民教馆以“力谋民众生活之改进，使能促成地方自治，推行训政工作”为诉求(57)，其改进会之事业虽然繁杂，但着力于推进地方自治以及培养基层领袖。第三，从工作方式来说，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主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江宁乡镇自治委员会虽也注意宣传教育，但以行政命令为主；民教馆则以宣传教育配合行政手段开展工作。第四，从人员及与政府关系来看，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由热心公益的村民组成，与政府的关系相对疏离，但也正因其民间本色，当事者才不无感慨地说：若“无政治力量的帮助”，“则纵有极少数的热忱改进家，苦心经营极少数的区域，仍是无济于事”(58)；江宁乡镇自治委员会的成员基本由县政府指定；民教馆的改进会注意吸纳区长、乡镇长以及有声望的民众领袖，成为国家权力通过行政资源与民间力量相整合的方式渗入地方社会的一种新形式。

学界一般认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公共权威是民间自治机构和其他民间组织。(59)但是，上述讨论似乎说明，民国时期，纯粹民间自治组织未必能很好地担当“公共权威”角色，倒是民教馆改进会这样“亦官亦民”的自治组织，在地方自治活动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二)协助选举基层领袖，推动基层权力重组

国民政府建立后，面对民初以来社会秩序失范的情形，建立中央集权、重构基层统治秩序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费孝通曾精辟地指出：“中央集权并不是说地方上的事由中央代办，真正做地方上事务的还是地方上的人”，只是“中央不信托原有在地方上办事的人，而要自己去挑选执行法令的人”。(60)在重构基层统治秩序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借助民教馆这样的社会教育机构，在行政的监控下，协助选举“素孚乡望”、“热心任事”的基层领袖，推动基层权力结构的重组。1935年3月，江苏省政府函复省党部时，曾提出可由民教馆职员等基层教职员、公务人员兼任保甲长。(61)不过这种情形似不多见。20世纪30年代前期，江苏民教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协助当局选举闾邻长、保甲长、乡镇长。虽然当时在许多地方，基层领袖的选举实际上并未真正施行，更多时候还是由区长或乡镇长指定；而区公所办事拖沓延误选举(62)，或当选后辞不就职者也不在少数。(63)在吴县，乡镇长“半为拉弄而来，半为钻营而来”，“染有恶嗜者十居三四”。(64)不过，在一些民教馆的施教区，选举基层领袖的工作似乎有声有色。

1933年2月，省立徐州民教馆将坝子街实施区分为30闾154邻，组织民众选举出闾邻长，报镇公所转县政府备案。(65)3月5日，闾邻长齐聚省立徐州民教馆，参加宣誓就职仪式，铜山县政府、区公所、区警察队等机关代表，以及市民改进会全体执委、河北镇镇长及民众等200余人出席了典礼，镇长刘静修主持仪式，县政府代表给闾邻长颁发了证章。(66)同年4月初，该馆下淀实施区也开始选举各村闾邻长，并很快选举完毕。(67)25日，下淀实施区各村闾邻长，亦在该区办事处大会堂举行了宣誓就职典礼，由下淀乡乡长主持仪式，八里乡乡长监督宣誓。(68)从上述比较隆重的宣誓就职典礼可见，在民教馆的操办下，县、区及乡镇机关对选举相当重视。

1934年春，江苏省推行保甲制度后，4月，省立徐州民教馆实施区即协助区公所举行了保甲长选举。(69)在徐州坝子街实施区，初次编组保甲时，由于甲长未选出者较多，还有选出而实际未能出任或不能胜任者，于是在同年9月由该馆会同区公所职员及镇长，分赴各保，实行补选及改选，共改选保长二人，补选及改选甲长数十人。(70)

江苏民教馆还协助政府选举乡镇长。如镇江县高资区分高南、高北二镇，1933年秋，镇长任期届满，区公所通令选举，省立镇江民教馆积极予以协助。在民教馆职员的指导下，高资区两镇的居民选出了热心地方事务的镇长。(71)

当然，基层领袖选举也遇到各种困难。其中选举拖沓的情形较为普遍。吴县推选闾邻长，直至1932年初，“依法办竣者尚不多觏”(72)；江都区各县保甲于1934年11月即已施行，然至次年5月，泰县的有些乡尚未选出新乡长，只好请旧乡长代为办理。(73)时人也观察到，即便选举了基层领袖，奈何“乡镇长负责者少，保甲长辞职者多”(74)，更有甚者，有的被选为乡镇长以后，“对于乡镇内人民，每颐指而气使；对于乡镇内办事，每独断而独行”。(75)吴县士绅注意到，“每逢乡镇长选举，则纠纷叠起，人言啧啧”。(76)不过，由于民教馆对选举之事相当投入，选举过程亦获得县政府、区公所、乡镇公所的支持，再配以对基层领袖的训练活动，从而比较有效地推动了其施教区范围内的基层权力的重组。

(三)协助训练基层领袖，以培养政府信赖的地方精英

20世纪30年代初，在民教馆的施教区、实验区，官方赋予民教馆及其改进会担负相当一部分行政职能，大约只能说是应急之举，并不合乎法理逻辑。在推进基层政权建设进程中，国家似乎更希望民教馆充当政府主导下的“教练员”而非“运动员”。政府一方面强化“区”及“乡镇”机构的“行政”成分；另一方面要在最基层的“准行政”组织——闾邻，培养、训练地方精英。在重构基层社会权力模式的进程中，国家需要对这些地方精英在观念、知识、能力等方面进行训练，以形塑符合国家利益的基层领袖。基于此，政府支持民教馆协助训练地方精英，而民教馆人士也敏锐地感到，“过去，地方自治不发达、区乡闾邻组织不完整的原因，由于缺乏训练的工作”。(77)

铜山县民教馆在创办之初，即筹设馆址所在地公安镇闾邻长训练班。1933年9月，该馆与区公所接洽，商量联合举办闾邻长训练班事宜。按照《区乡镇现任自治人员训练章程》，训练闾邻长本是区公所之职责所在，民教馆愿意承担教务等训练事项，区公所自然乐观其成。9月25日，由区长陈希哲、镇长吴奎生等参加的筹备会议决定，闾邻长训练班由区公所和民教馆共同负责；课程包括：中国国民党党义、地方自治实施法、现行自治法规、民权初步、刑民法要义、警政要义、民众教育概论等7门，教师由民教馆主任岳仲坚、县党部委员戴志强、县政府秘书张冠群、区长陈希哲、公安局局员冯庆升等担任，闾邻长由民教馆协同镇公所负责召集。9月28日，铜山县民教馆会同镇公所在该馆召开闾长会议，敦促闾长召集邻长谈话，限期将受训人员名单送交镇公所。会后，由镇公所发文，训令各闾邻长报名入学。10月8日，训练班开学，参训闾邻长达97人。次日，即正式上课，每晚两门课程，各1个小时。11月20日，训练班举行隆重的毕业仪式，县长、县党部代表、县教育局长等地方党政官员出席典礼，县长亲自向学员发放加盖县印的毕业证书，为期一个多月的闾邻长训练班至此圆满落幕。(78)

从筹备到实施，闾邻长训练班可以说是民教馆与区公所、镇公所密切合作的产物，县政府、县党部也在教学、资金等方面给予协助。县长、县党部代表出席毕业仪式以及县长亲自颁发加盖县政府大印的毕业证书这件事所蕴含的政治寓意也不可忽视，它实际上通过这种形式赋予参训的闾邻长以国家认可的基层领袖的资格；同时也昭示：基层领袖不仅要在地方上具有良好的声望和胜任基层工作的起码学识，而且还需要官方通过集体仪式赋予其权威地位及其支配权的合法性。当然，也有缺席训练的闾邻长，本可将之撤换，然而，民教馆也意识到，“彼等多系地方之前辈，若强行更换，不无惹起反感，恐于事业进行，发生掣肘，因此不能不为之敷衍”。(79)可见对于某些地方势力，民教馆即便有官方为后盾，似乎也只好暂且“维持现状”，以图逐步改良。

1934年，国民政府通令各省普遍推行保甲制度。从闾邻到保甲，表明政府已将最基层的自治机构完全纳入官方行政系统。问题是，政府要延展国家权力，而政权越深入，人员越芜杂。以保甲长而言，“一般正式有职业有地位的人，都怕麻烦，不肯担任”(80)，“能努力办事及热心地方公益等，不过恐怕在少数”。(81)当时不识字的乡镇长(82)，以及连本乡镇有几保几甲都一问三不知的乡镇长也大有人在。(83)因此，江苏省教育厅希望民教机关帮助训练基层领袖(84)，省民政厅也希望民教馆“协助我们进行这件工作”。(85)1934年9月，江苏省政府规定社教机关是实施训练的主要机构之一。(86)为解除保甲长后顾之忧，江苏省政府还训令各县，规定保甲长受训期间，其职业应指定人员代理，“不得藉此将其更换，致因公受训，反遭失业”。(87)由于政府的赋权和支持，民教馆积极实施训练保甲长的相关活动。

民教馆主要通过举办训练班(所)、讲习会等方式训练保甲长。1935年3月，省立清江民教馆在馆址所在地荷生乡，联络专员公署、县政府、省淮师、县党部、公安分局、乡公所等机关人员，组织了推进保甲设计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训练保甲长，促进地方建设。4月6日，民教馆牵头召开教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荷生乡保甲长训练所，所长由淮阴县县长担任，清江民教馆担任具体教务，教材由县政府统一编印。4月10日训练所在该馆举行开学仪式，至5月10日结束，历时1个月，共计培训保甲长134人。上课时间均在每日晚间。课程有公民常识、新生活须知、保甲须知、党义、导淮浅说等5门。除了上课，训练所还有保甲长个别谈话、实习保甲会议等活动。保甲长训练结束后，清江民教馆还继续跟踪指导，每月在该馆举行保甲长会议1次，由民教馆职员及区公署、县政府等政府官员对保甲长予以辅导。(88)

民教馆训练基层领袖的重点在闾邻长和保甲长，不过有时也协助训练乡镇长。1934年，江苏省东海区行政督察专员李亚平在筹办东海区乡镇长训练所时，就请了省立东海民教馆协助办理。民教馆代拟训练所的相关制度，训练所由专员李亚平任所长，馆长葛任远任训练主任。从1934年11月开始，分三期对东海区所属各县乡镇长进行轮训，每期训练为1个月。训练员除了省立东海民教馆的职员外，还包括东海区专员公署的科长、科员，县区党部特派员，东海师范学校的党义教员等。训练课程有公民常识、新生活纲要、国耻纪要等。(89)1934年冬，铜山区办理所属7县乡镇长训练时，第1届铜山区乡镇长训练班由铜山区专员公署主持，省立徐州民教馆协助从事训练工作，馆长赵光涛被聘为训练主任(90)；第2、3两届则完全由省立徐州民教馆主持。第2届毕业243人，第3届毕业300人，每届为期均为3星期。课程主要有：党义、保甲须知、军事学科、乡村教育、合作事业、国耻史略、农业推广、公民常识等8门。(91)客观地说，在政府支持下，江苏民教馆对基层领袖的训练活动取得一定的效果。铜山县民教馆举办公安镇闾邻长训练班后，闾邻长在地方事业推进上“均有良好成绩表现”。(92)无锡南门民教馆在蓬户区的保甲实验及保甲长训练，受到无锡县县长严慎予的赞赏。(93)无锡县政府后来将南门内外4镇1乡的保甲工作悉数委托南门民教馆办理。(94)当然，各地训练的成效不一，不过总体上似乎优于单纯由政府组织的训练。因为那些训练，冒名代训、逃训，以致“公安局传捉”者并不鲜见。(95)教员多由党政职员杂凑而成，如吴县举办保长训练，省民政厅派来的指导员讲课，学员根本听不懂，区长吴尔昌只好为之翻译(96)，其训练效果可见一斑。更有借机“培植私党，布置爪牙，以广植一己势力”的情形，不但“未能收预期的效果”，反而成为弊政的源泉。(97)

(四)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协助政府重构基层社会秩序

在协助当局选举、训练基层领袖外，江苏民教馆还充分利用其介于“官”、“民”之间的身份以及擅长教化的特点，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协助政府重构基层社会秩序。

江苏民教馆处理基层社会各方关系的办法之一，是召开各种“谈话会”。由于民教馆由官方推动建立，具有官方赋权；同时它又不同于地方官衙，其作用侧重于宣传教育，具有接近民众且与基层社会无利益瓜葛的社会形象，这就便于其利用这种介于官、民之间的“中间人”权威召集各种“谈话会”，协调基层社会的利益关系。“谈话会”主要有两种：

1.基层领袖的谈话会。如省立徐州民教馆下淀实施区于1933年9月召集全区间长谈话，交换意见。谈话内容包括：(1)筹备兵工筑路落成典礼；(2)民众贷款事项；(3)本区事业进行计划。(98)省立清江民教馆荷生乡实施区于1935年4月举行保甲长个别谈话，谈话内容包括：(1)各保甲长个人及家庭情形；(2)对于办理保甲之意见；(3)对于保甲训练所之意见；(4)对于民教馆之意见；(5)对于地方事业改进之意见。(99)

2.基层民众的谈话会。(1)主妇谈话会。如铜山县立民教馆于1934年6月举行公安镇施教区主妇谈话会，馆长葛子霞为她们演讲《妇女之新生活》，岳仲坚演讲《不识字之害》，并散发《读书唱》，朱允青演讲《缠足之害》等。(100)(2)户长谈话会。如省立徐州民教馆下淀实施区，为了解区民的家庭生活状况，以便予以指导，于1933年9月每晚举行户主谈话会。(101)(3)行业从业人员谈话会。如萧县民教馆鉴于各皮匠铺，因定价不一，屡起纠纷，于1934年2月召集各皮匠谈话，指导其成立工会，并代为订立各项价目，通过公决程序，使各皮匠遵行。(102)

指导区务会议及乡镇会议，也是民教馆协调各方关系的方式之一。1933年，省立南京民教馆与句容县政府合作，建立下蜀自治实验区。区长由民教馆遴选。民教馆特别注重指导区务会议及乡镇会议。区务会议每月举行一次，参加区务会议的主要是乡镇长，由于民教馆的指导，使之“不啻为乡镇长之训练会”。(103)参加乡镇会议的则主要是闾邻长(后为保甲长)，各乡镇会议时，区公所均派人指导，既督促事业之推进，也藉以引起乡镇长工作之兴趣。

民教馆还承担了大量调解民间纠纷的事务。无锡南门民教馆将调解蓬户施教区炒米浜、灰场浜民众的纠纷，作为重要工作之一。炒米浜蓬户居民中的纠纷很多，原因亦五花八门，既包括邻里争吵、经济债务，也涉及亲情伦理、家庭纠纷等许多方面。(104)1933年，该馆指导炒米浜蓬户居民建立调解委员会，使这些纠纷均得以妥善解决。(105)调解的结果，包括“分别训诫”、“限期交还”、“分别劝解”、“照约处罚”、“赔偿损失”、“清算账目”、“照章缴税”等等。(106)兹将1933年10月至次年6月无锡南门民教馆在炒米浜指导调解过的民间纠纷列表如下：

由上可见，调解大都能根据具体情形，秉公作出裁决，如该归还欠款的令其归还欠款，该赔礼道歉的令其赔礼道歉。此其一。其二，很注意维护弱势一方的利益，如雇主克扣雇工的工钱，即便彼此为叔侄关系，也责令雇主“交付欠款”。其三，调解还注意“刚柔并济”。如对童养媳之父欲接女回家小聚而婆家不允这种关涉亲情伦理的纠纷，努力说服婆家同意，并使双方“各备酒食相待，以资联络，而增戚谊”；另一方面，如对某些有明显过错的行为人，毫不客气地对其“训诫”，对个别性质恶劣、超出调解范畴的当事人，则果断地将其“交公安局处罚”。

区长一职处于“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间关键性交接点”(107)上，然而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江苏省各县遴选区长，大都“仅凭一纸履历，率予圈定，难免滥竽充数”，而真正“乡望素孚”之士因“不愿受考询之拘束”而无法罗致。(108)1934年，江苏省政府尝试民教馆“馆长兼区长”的基层政改实验。1934年8月14日，江苏省政府决定，以宜兴、昆山、南通等县县立农教馆馆长兼任区长。(109)事实上，在实验“馆长兼区长”之前，丹阳等八县实验农教馆馆长已获准出席县政务会议。(110)在泰县，至迟1934年1月，民教馆已与区公所合并，区长即是馆长。(111)在省立南京民教馆与句容县政府合作设置的下蜀自治实验区，因区长为民教馆遴选，区公所实为民教馆所掌控，实验区承担了各项地方公务，操办人员深切感到“事务之繁，承转文件之多，实骇人听闻”。(112)

在下蜀自治实验区，还出现民教馆兼理公安事务的情形。根据相关法规，县公安局在区设立公安分局，“公安分局长实与区长处于对等之地位”。(113)换言之，警察行政“不属于自治范围之内”。(114)虽然1933年2月省方曾有“裁并不健全之公安分局”，“划归区公所办理”的训令(115)，但并未普遍实施。下蜀自治实验区成立后，句容县政府一度应实验区之请设置公安分局，1934年灾荒后，县政府压缩行政开支，将该区公安分局裁撤，改由区公所兼理。实施两年来，未向民众征收一文钱，遇到违法之事，情节较轻者，交给保甲长负责调处；严重者则直接送往县政府法办。虽是兼办，人手极少，效果似乎还不错，“地方纠纷赖以逐渐减少”。当然，民教馆也需要维护其在官民之间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因此实验区人员抱怨“每因各方人士情面关系，或遇有重大变故时，区公所方面，实有左右应付为难之苦”。(116)

从总体上看，民教馆协助政府重构基层政治秩序取得一定的成效，尤其在实验“政教合一”以后，由于政府赋予民教馆更多的权力，所取得的效果也更加明显。1936年，省立南京民教馆在总结经验时认为，政教合一“可以化阻力为助力”。(117)宜兴县农教馆馆长兼区长后，“经数月来之努力，已有相当结果”。(118)当然，探索“政教合一”，政府似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面对基层行政力量“捉襟见肘”的困境，当局无非冀图民教馆能“以教弼政”，不可能赋予民教馆很大的权力。民教馆人士曾感慨道：县的权力即有限，“区的权力更小，往往连教育也没有全部的权力，警政财政更谈不到”。(119)不仅于此，掌握区政以后，事务骤增，民教馆也颇难应付。时人注意到，泰县民教馆馆长兼区公所区长后，“所中日行事务”，“汲汲皇皇，日不暇给”。(120)至于区长人选，时人亦指出：“今之主持民教者未必皆可兼任区长。”(121)

在地方层面，国民党政权采取党政双轨体制，在名为“自治”实为“官治”的基层政权建设中，县政府是“实施者”，县党部仅处于“监督”的地位，“‘予以宣传推行之助力”。(122)而且，县党部的“监督”、“建议”，不能强制县政府执行。(123)就是说，党部只是协助政府作一些“宣传”、“调查”、“督促”的工作。党部并不与政府为同级之衙门，所谓“监督”只能纸上谈兵。民教馆是政府推动建立的教育机构，其参与重建基层秩序的“权力”来自行政系统的赋予，其工作业绩也须接受省、县教育行政机关或县政府的考核。(124)在江苏，虽然偶见县党部与县教育局等合建教育馆的例子，如青浦县党部与县教育局、黄渡乡师合办坍石桥农教馆，但是该馆的活动主要在改良作物、诊病送药、娱乐休闲等方面，甚少涉足基层政权建设。(125)一般而言，民教馆或农教馆与基层党部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馆方在组织城乡改进会等基层自治组织时，一般邀请国民党基层党部委员参加，然党部委员仅为成员之一，并不掌握领导权，仅构成其支持民教馆的象征意义。通常民教馆开展某些重要活动时只须在请示行政机关的同时也报告党部，使其知悉，请其支持；或者遇有重要典礼时邀请党部代表出席，既表尊重，又添声势。更何况抗战前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力量相当薄弱，即以其统治核心区域江苏来说，县以下“党部如空壳，党员如散沙”，“党部与民众不发生关系”。(126)1936年江苏省党部的统计资料表明，党部的职责被限定在办理党务、宣传政策、公民训练以及管理民间团体等方面，并不包括民教馆及其基层政权建设活动。(127)

三

1936年春，为了适应抗战需要，鉴于不少县立民教馆存在用人不当、工作太杂、绩效不明显等情形，江苏省政府裁撤大部分县立民教馆，将之改办为民众学校，但仍保留省立民教馆及部分实验民教馆。(128)虽说大规模的江苏民教馆活动从此步入低谷，不过省立民教馆依然存在，而且抗战前较多介入基层政权建设的主要还是各省立民教馆及某些实验民教馆。

1935年，孙晓村将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归纳为7种类型(129)，当中多数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基层政权建设。这些类型中包括从教育入手的定县模式、邹平模式，不过孙晓村未提及民教馆。诚然，民教馆具有半官半民的特征，其事业也涉及城乡，然而1932年以后其工作重心已逐渐移至乡村，它对乡村的改造活动理应被纳入乡村建设运动进行考察。客观地说，这些类型或模式均不能涵盖民教馆模式。定县模式和邹平模式，虽然都是从教育入手的，但是定县的基层政治设计是探索建立一套从县政委员会到公民服务团的组织系统，结果“盛名之下，其实难副”(130)；邹平模式则是用“村学”、“乡学”代替基层行政机关，虽然乡学很快都建立了，但是村学的设立十分缓慢。(131)它们均止于实验层面，“实际做过的工作寥寥无几”。(132)相比之下，江苏民教馆一方面与政府紧密配合，在现有基层政权组织架构内，协助政府建立官治系统；另一方面也运用教育手段，致力于推进地方自治的政治理想。时人曾说：仅以自下而上的办法或者自上而下的办法，均不能有效解决基层的政治问题，“中国现在的情形”，“是要双管齐下”。(133)江苏民教馆模式大致即是循着“双管齐下”的路径走的。显而易见，这种模式所获得的官方及民众的支持较大，不仅在江苏全省得以推广，且影响及于全国。事实上，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依然坚持举办民教馆。抗战结束不久，当局即督促收复区省市迅速恢复原有之民教馆，要求各地增设省立及县立民教馆(134)，由此可见政府对江苏民教馆模式的重视程度。

审视江苏民教馆的活动轨迹可以看出，其参与基层政权建设始于1932年前后，至1934年达到高峰。江苏省教育厅在1933年即有择定数县，将农教馆与区公所合并办理的意向；1934年1月，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会议议决：“请教育部咨商内政部指定各省之一县或若干县，以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或农民教育馆馆长，兼任区长，试行政教合一案”(135)；不久，教育部“着苏、皖、浙三省先行择区试办”，江苏省民政、教育两厅奉令后乃“指定南通、宜兴、昆山三县择一二区先行试办”。(136)由此，江苏民教馆介入基层政权建设活动进入高潮。作为教育机构的民教馆，之所以参与基层政权建设，主要是九一八事变后“内忧外患”的危局，激发了民教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国民政府“官办自治”成效甚微，也欲借助民教馆兼具官方和民间色彩的有利条件使之助一臂之力；加之中国社会尊师重道的传统，故而民教馆在协调与基层民众以及地方政府关系时多能如鱼得水。在旧精英失势、基层社会权力转移过程中，民教馆因为政府的赋权以及多数职员素质良好、办事公道而赢得民众信赖，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民间社会组织者及官方代理人的双重角色。费孝通提出的“双轨政治”学说认为，国民政府权力向下延伸，特别是施行保甲制度，基层新的机构并不能有效的去接收原有的自治机构来推行地方公务，导致“自下而上的轨道被淤塞”，地方公务陷于僵持。(137)不过，我们看到，民教馆因其具有“非官非民”的角色，从闾邻(保甲)而乡镇乃至区级政权建设，在其施教区、实验区范围内，着意疏通已经淤塞的政治轨道，部分缓解了因原有基层政治结构的破坏而导致的紧张。

注释：

①1930年6月，江苏省政府已将“促成地方自治，推行训政工作”作为社会教育的工作要项和最高原则(《十九年度各县社会教育设施注意要项》，《江苏省政府公报》第473期，1930年6月25日，第1页)；1932年1月，江苏省政府再次将“促成地方自治”列为各县社会教育的最高原则(《江苏省各县社会教育设施标准》，江苏省教育厅秘书室编：《江苏省现行教育法令汇编》，江苏省教育厅1933年编印，第131页)。

②私立民教馆为数极少。一般规模较小，经费较少，举办的活动以书刊阅览为主，除个别私立民教馆外，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大。其办馆宗旨与公立民教馆基本相近。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必须接受政府的管控。因此事实上私立民教馆也被纳入政府的社会教育体系。

③抗战前江苏省教育行政体制迭有变更，大体而言，省立、县立民教馆分别归江苏省教育厅和各县教育局管理。见曹余濂编著《民国江苏权力机关史略》，《江苏文史资料》第67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4年编印，第180页。

④代表性成果有：周慧梅《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朱煜《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毛文君《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发展及活动述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李冬梅《抗战前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事业活动述评》，《扬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⑤就全国而言，江苏民教馆最具代表性，创设最早、馆数领先、普及率最高。⑥《训政时期党务进行计划案》(1929年6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29页。

⑦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部：《视察总报告》(1928年)，江苏省镇江市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江苏省镇江县委员会档案，A3/1/1。

⑧《各县党部委员如有要公来省请示非经本会核准不得离县》，《江苏党务周刊》第43期，1930年12月15日，第29页。

⑨尚肇：《中国革命与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第2卷第5期，1933年8月，第5页。

⑩邵元冲：《困难期中党员与国民应有的努力》，《建国月刊》第6卷第2期，1931年12月，第1页。

(11)陈冰伯：《今日之县政》(1933年)，孙燕京、张研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37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影印版，第21页。

(12)黄竞白：《五年来的民众教育馆》，《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8期，1934年4月，第1481—1482页(卷页)。

(13)《本馆三年来工作概况》，南京《民众教育月刊》第2卷第11、12期合刊，1930年10月，第1—8页(文页)。

(14)赵冕：《训政时期民众教育方针之商榷》，《教育与民众》第1卷第2期，1929年6月，第3—

5、8页。

(15)赵步霞讲，孙恭、李百达笔记：《民众教育馆的研究》，南京《民众教育月刊》第3卷第1期，1930年11月，第16—17页。

(16)李云亭讲，王璋、杨汝熊合记：《民众教育馆概论》，《教育与民众》第2卷第8期，1931年4月，第20页。按，李云亭即李蒸，李蒸字云亭。

(17)钮惕生：《钮惕生先生致高践四先生函》，《教育与民众》第1卷第8期，1930年3月，第1—2页(文页)。

(18)邵元冲：《地方自治与建国基础》，《建国月刊》第8卷第1期，1933年1月，第1页(文页)。

(19)李蒸：《适应吾国目前迫切需要的社会教育》，《教育与民众》第3卷第6期，1932年2月，第1063—1065页(卷页)。

(20)孙祖基：《江苏省县自治区设置计划》(1928年)，江苏省镇江市档案馆藏，民国镇江县政府档案，A8/1/459。

(21)吴保丰：《改进地方党务的要点》，《江苏旬刊》第61期，1930年5月21日，第2页。

(22)倪弼：《江苏省党务情况》(1928年)，江苏省镇江市档案馆藏，民国镇江县政府档案，A8/1/459。

(23)《令报乡镇闾邻长选举何时完成》，《江苏省政府公报》第472期，1930年6月24日，第12页。

(24)张立瀛：《江苏保甲》，江苏省民政厅1948年编印，第9页。(25)《晏阳初谒蒋后前日北返》，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3月19目，第3张第3版。(26)曹克明：《地方自治与民众教育》，南京《民众教育月刊》第3卷第2期，1930年12月，第12、16页。

(27)钟灵秀：《推广民教助成地方自治促进社会生产的我见》，《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4期，1935年12月，第617页(卷页)。

(28)朱亚云：《地方自治实施之商榷》，《政治评论》第29号，1932年12月14日，第21页。

(29)赵敦荣：《今后中国之民众教育》，南京《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10月，第6页。

(30)诸家：《中国农村衰落的原因和救济方法》，《申报月刊》第1卷第4号，1932年10月，第38页。

(31)高践四：《推行民众教育办法草案》，无锡《社友通讯》第1卷第7、8期合刊，1933年2月，第3页。

(32)陈礼江：《民众教育与乡村建设》，《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第59页。

(33)《江苏教育厅改进各县社教》，《申报》，1932年5月20日，第3张第12版。(34)《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普及民众教育办法》，《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1期，1933年9月，第58页。

(35)《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标准工作》，《金山县教育季刊》第2卷第1期，1933年9月，第53页。

(36)《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周年纪念特刊》，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1933年编印，第319—323页。

(37)《一年半来之范公桥实验区》，《民众教育通讯》第2卷第2期，1932年4月，第90页。

(38)《北门民教处事业概况》，清江《民教半月刊》第19、20期合刊，1935年2月25日，第23页。

(39)郭萃章：《三个月来之坝子街实验区市民改进会》，《教育新路》第2期，1932年9月20日，第11页。

(40)《高资第三年》，《民众教育通讯》第6卷第4、5期合刊，1936年8月，第150页。(41)《高资第一年》，《民众教育通讯》第4卷第4、5期合刊，1934年8月，第4页(文页)。

(42)《高长岸实验民众教育馆概况》，《教育与民众》第2卷第9、10期合刊，1931年6月，第13—14页(文页)。

(43)《南通社会教育之概况》，《农民教育》第4卷第10期，1934年12月，第2页。

(44)郭萃章：《三个月来之坝子街实验区市民改进会(续第2期)》，《教育新路》第6期，1932年10月30日，第8页；江苏省铜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铜山县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4页。(45)《大中桥实验区两个报告》，《民众教育周报》第39期，1933年2月15日，第5页。

(46)郭萃章：《三个月来之坝子街实验区市民改进会(续第2期)》，《教育新路》第6期，1932年10月30日，第6—7页。

(47)郭萃章：《本馆办理军民合作筑路的经过》，《教育新路》第8、9期合刊，1932年11月30日，第5—6页。

(48)《本馆施教工作全貌》，《教育新路》第83、84期合刊，1935年5月10日，第4页。(49)王凤桐：《标准工作施行后苏常十县之民教机关》，《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9期，1935年5月，第1740页(卷页)。

(50)《无锡高长岸乡村改进会近讯》，《教育与职业》第123期，1931年4月1日，第293页(卷页)。

(51)陈升桥：《一个实验区二年半来努力记》，《民众教育通讯》第3卷第2期，1933年4月，第66页。

(52)《大中桥实验区两个报告》，《民众教育周报》第39期，1933年2月15日，第6页。(53)孙月平：《全国乡村运动概况》，《乡村建设季刊》创刊号，1935年7月，第8页(文页)。

(54)吴椿：《江宁自治县政实验》(燕京大学政治学丛刊第29号)，1936年，第37、39页。

(55)江恒源编著：《徐公桥》，中华职业教育社1929年编印，第16页。

(56)金轮海：《农村复兴与乡教运动》，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75—376页。

(57)《十九年度各县社会教育设施注意要项》，《江苏省政府公报》第473期，1930年6月25日，第1页。

(58)江问渔：《农村改进之路(二)》，《教育与职业》第143期，1933年3月1日，第231—232页(卷页)。

(59)徐秀丽、俞可平：《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徐秀丽主编：《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60)费孝通：《乡土重建》，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2页。

(61)《函复省党部解释保甲疑义六项请查照》，《江苏省政府公报》第1922期，1935年3月19日，第3页。

(62)1931年9月，吴县县政府训令各区，指出乡镇长选举一事“经迭次令电催办”，而候选人“延未报核者尚居多数”，限令各区迅将候选人呈报，“如再故延，定予从严惩戒”。《快邮代电》，《吴县县政公报》第64期，1931年9月16日，第11页。

(63)1932年5月，内政部以民字第37号代电答复江苏省政府，指出闾邻长辞不就职，“如果无相当辞职理由”，应“酌予限制”。《解释闾长邻长辞不就职法无明文是否限制案》，孙燕京、张研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0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影印版，第168页。

(64)莉莉：《烟镇长辞职》，《吴县晶报》，1935年9月18日，无版次。(65)《坝子街实施区选举闾邻长》，《教育新路》第16期，1933年2月28日，第11页。(66)《坝子街实施区闾邻长宣誓就职》，《教育新路》第18期，1933年3月20日，第22页。

(67)《下淀实施区选举闾邻长》，《教育新路》第21期，1933年4月20日，第20页。(68)《下淀实施区闾邻长就职典礼》，《教育新路》第23期，1933年5月10日，第20页。

(69)《协助保甲》，《教育新路》第120期，1937年4月1日，第10页。

(70)《协助补选改选保甲长》，《教育新路》第65、66期合刊，1934年9月20日，第16页。

(71)《协助高南高北两镇长副选举》，《民众教育通讯》第3卷第8期，1933年12月，“消息”，第72页(栏页)。

(72)《县府令推选闾邻长》，《苏州明报》，1932年1月24日，第2版。

(73)《区令旧乡长办保甲》，泰县《江东》，1935年5月1日，第3版。

(74)拭：《宣传保甲》，泰县《江东》，1935年5月11日，第2版。

(75)成伯孚：《论乡镇长》，泰县《江东》，1935年5月12日，第2版。

(76)王叔介：《实施二十二年度标准工作应有之准备》，《吴县教育》第2卷第11、12期合刊，1934年1月31日，第10页。

(77)严清：《改造农村生活的途径》，《云南民众教育》第1卷第3期，1933年9月，第16页。

(78)《铜山县民教馆办理闾邻长训练班总报告》，《教育新路》第53期，1934年4月20日，第1—

6、11页。

(79)《铜山县民教馆办理闾邻长训练班总报告》，《教育新路》第53期，1934年4月20日，第14页。

(80)勃盼：《故乡所见》，《独立评论》第177号，1935年11月17日，第11页。(81)陈升桥：《训练保甲长之意义及其方法》，清江《民教研究通讯》第4期，1935年5月10日，第13页。

(82)《解释当选之乡镇长不识文字者是否有效案》(1932年10月)，孙燕京、张研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0册，第219页。

(83)青青：《乡镇长送省志闻》，《吴县晶报》，1935年9月4日，无版次。

(84)相菊潭演说，张心弼、袁叶中笔记：《实施民教的技术》，《江都教育》第4期，1934年12月，第3页。

(85)《江苏办理保甲的经过及现状》，《新江苏报》，1935年2月27日，第2张第6版。

(86)《江苏省各县乡镇保甲长训练大纲》，《江苏省政府公报》第1775期，1934年9月22日，第11页。

(87)《保甲长受训期保障》，镇江《大众导报》，1935年5月16日，第2版。(88)洪宝林：《荷生乡推进保甲之经过》，清江《民教研究通讯》第6期，1935年6月10日，第22—33页。(89)《八个月来之江苏省立东海民众教育馆》，江苏省立东海民众教育馆1935年编印，第211、213页。

(90)《参加训练铜山区各县乡镇长》，《教育新路》第71期，1934年12月10日，第9页。

(91)《铜山区乡镇长训练》，《教育新路》第83、84期合刊，1935年5月10日，第10页。

(92)《铜山县民教馆办理闾邻长训练班总报告》，《教育新路》第53期，1934年4月20日，第14页。

(93)《严县长昨晚参观南门民教馆》，无锡《民报》，1933年11月23日，第2版。

(94)茅仲英：《保甲制度之实验》，《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10期，1935年6月，第1877页(卷页)。

(95)黛黛：《公安局提逃训保长》，《吴县晶报》，1935年8月14日，无版次。

(96)《保长训练趣事多》，《吴县晶报》，1935年8月10日，无版次。

(97)陈柏心：《中国县制改造》，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第498—499页。

(98)《下淀实施区闾长谈话》，《教育新路》第39期，1933年11月10日，第17页。

(99)洪宝林：《荷生乡推进保甲之经过》，《民教研究通讯》第6期，1935年6月10日，第31页。

(100)《铜山县立民教馆举行主妇谈话会》，《教育新路》第59期，1934年6月20日，第15—16页。

(101)《下淀实施区户主谈话》，《教育新路》第39期，1933年11月10日，第16页。

(102)《萧县民教馆鞋工谈话会》，《教育新路》第49、50期合刊，1934年3月20日，第25页。

(103)《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乡村工作概况》，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民国丛书》第4编(16)，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影印版，第145页。

(104)茅仲英：《保甲制度之实验》，《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10期，1935年6月，第1895页(卷页)。

(105)茅仲英：《城市劳苦大众教育之新努力——蓬户教育之实验》，《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10期，1934年6月，第1844—1846页(卷页)。

(106)茅仲英：《保甲制度之实验》，《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10期，1935年6月，第1895页(卷页)。

(107)［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98页。

(108)陈果夫主编：《江苏省政述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969)，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民政”，第26页。

(109)《指定农教馆馆长兼任区长》，《民众教育通讯》第4卷第6期，1934年9月，“消息”，第17页(栏页)。

(110)《训令丹阳等八县实验农教馆馆长援例出席政务会议》，《江苏省政府公报》第1662期，1934年5月11日，第2页。(111)《民教馆归并一区所讯》，泰县《泰报》，1934年1月21日，第3版。

(112)《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乡村工作概况》，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民国丛书》第4编(16)，第144页。

(113)《区长与公安分局长》，《江苏省政府公报》第348期，1930年1月28日，第2页。

(114)师慎：《地方自治改革案》，《建国月刊》第8卷第2期，1933年2月，第18页(文页)。

(115)《乡村公安机关》，《苏州明报》，1933年2月5日，第2版。

(116)王育诚：《下蜀自治实验区三年来工作报告》，《教育辅导》第2卷第4期，1936年7月，第27页。

(117)王育诚：《下蜀自治实验区三年来工作报告》，《教育辅导》第2卷第4期，1936年7月，第37页。

(118)《宜兴县农教馆长兼区长办事处的消息》，《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9期，1935年5月，第1846页(卷页)。

(119)朱坚白：《谈政教合一》，《教育辅导》第1卷第7号，1935年6月，第2、4页。

(120)公言：《区公所与民教馆》，泰县《泰报》，1934年1月28日，第2版。

(121)索园：《推行政教合一》，《新江苏报》，1935年11月25日，第2张第7版。

(122)《训政时期党务进行计划案》(1929年6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128页。

(123)《县党部与县政府之关系条例》，《江苏省政府公报》第2期，1927年9月22日，第67页。

(124)《江苏省各县民众教育区中心机关标准工作实施情形考查办法》，《江苏省政府公报》第1635期，1934年4月9日，第6页。

(125)黄光祖：《青浦县党部、青浦县教育局、江苏省立黄渡乡师共立坍石桥农民教育馆进行计划》，《苏声月刊》第1卷第3、4期合刊，1933年10月，第88—91页。

(126)潘觉民：《对于整理县以下各级党部的意见》，《江苏党务周刊》第6期，1930年2月16日，第40页。

(127)江苏省党部总务科统计组：《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概况统计表》(1936年7月)，江苏省镇江市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江苏省镇江县委员会档案，A3/1/13。

(128)陈果夫主编：《江苏省政述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969)，“教育”，第35页。

(129)孙晓村：《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估价》，《大众生活》第1卷第4期，1935年12月，第93—95页。

(130)忧患生：《定县之谜》，《独立评论》第97号，1934年4月22日，第18页。(131)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132)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独立评论》第196号，1936年4月12日，第4页。

(133)涛鸣：《定县见闻录》，《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12日，第17页。(134)《教部订计划改进民教馆》，《苏北日报》，1947年2月24日，第2版。

(135)顾良杰：《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会议经过及感想》，《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5期，1934年1月，第967页(卷页)。

(136)吴剑真：《三年来之江苏社会教育》，《江苏教育》第4卷第1、2期合刊，1935年2月，第192页。

(137)费孝通：《乡土重建》，第40、43页。

第二篇：以基层基础建设年为重点,主题实践活动方案

五法发[2012]17号 签发人：姚明辉

关于印发《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

以基层基础建设年为重点，深化“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庭（局）科、室、人民法庭：

现将《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以基层基础建设年为重点，深化“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三月十日

主题词：基层基础建设年 主题实践活动 方案 通知 抄 送：黑河中院、市人大、市政协、市委政法委 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办公室 2012年3月10日印发（共印28份）

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

以基层基础建设年为重点，深化

“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按照省院、黑河中院的工作部署，结合全市法院工作会议要求，经院党组研究决定，今年开展以基层基础建设年为重点，深化“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思路

紧紧围绕“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抓基层夯基础树公信”的工作思路，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弘扬“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和司法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以提升办案质效为中心、以提升队伍素质为保障、以提升司法公信为检验标准，重点抓好基层基础建设，努力创建“四优”法院和法官，树立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良好形象。

二、工作目标

通过活动的开展，夯实基层基础工作，使广大干警政法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树立，司法理念进一步端正，队伍素质、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得到明显提升，诉讼矛盾得到有效化解，便民利民措施得到真正落实，违法违纪问题得到有效遏止，信息化建设得到切实加强，切实发挥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在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五大连池市实现科学发展、跨越赶超、强市富民的目标提供有力 的司法保障。

三、主要任务

按照以基层基础建设年为重点，深化“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根据全市法院司法办案的新形势、新要求，2012年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推进法院思想文化建设

我院要以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为载体，把法院文化建设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平台，培育和弘扬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着力加强思想文化、道德文化、行为文化、廉洁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六项建设”，进一步增强法院队伍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

1、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把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作为当前法院队伍建设的载体，强化思想和政治认同，强化知行统一，强化教育效果。要深入开展忠诚教育，群众观点教育，职业道德和纪律作风、行为规范教育，党的十八大精神学习教育，坚定共同理想信念，树立共同价值追求和司法理念，塑造滋养法官良知，养成法官职业道德操守。要通过“讲案例、辨理念、促办案”，“讲典型、提素质、树形象”的形式，深化核心价值观教育。要组织干警对照“忠诚、为民、公正、廉洁”要求，查摆思想、工作差距和不适应问题，深入剖析原因，有针对性 地进行整改，努力争做践行政法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要总结提炼法院院训、法院精神，把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和司法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法院文化建设之中。

2、开展司法行为规范化建设活动。深入贯彻落实《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和《人民法院文明用语基本规范》，坚持专题培训与经常教育相结合、集中整治与经常督查相结合、典型示范与警示教育相结合，使全体法官进一步明确司法规范和行为规范，增强严格执法、严格规范行为的意识，尤其要加强司法活动的关键岗位和关键环节的司法规范化建设，建立长效机制，有效规范司法行为，提升司法公信力。

3、开展文化环境营造活动。要加强法院文化阵地和基础设施规范建设，特别是图书馆（阅览室）、院史（荣誉）室和文体活动场所建设，为广大干警提供良好学习和生活条件。要重点加强立案、信访窗口建设，精心设计“文化长廊”、“文化墙”，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积极营造法院文化环境氛围。要围绕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研究提出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规划和措施，进一步促进法院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4、开展创建学习型法院活动。要广泛开展“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举办理论讲座，组织干警演讲，进行学术交流，大兴学习之风、研究之风。要采取多种形式和载体，营造崇尚学习、全员学习的浓厚氛围，健全完善学习的组织推动、检查考核、激励约束、成果转化等制度机制，进一步提升 岗位学习的质量和效果。要针对干警审判任务重、工作压力大的实际，组织开展心理调适减压活动，加强对法院干警的人文关怀。

（二）开展全员岗位大培训活动，扎实推进司法能力建设 全市法院要围绕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提高司法能力的目标，坚持集中培训与岗位培训相结合、加强学习与强化实践相结合，着力提升法院干警履行职责的基础业务素质、基本审判技能、核心司法能力。

1、抓好集中培训。要认真贯彻落实《2011—2015年全省法院教育培训规划》，以提高司法能力为目标，努力实现向理论与实践结合、知识与能力结合两个转变。要以法院领导干部、一线法官、青年法官为重点，扎实抓好各级各类人员集中培训，确保全员培训任务落实。

2、抓好全员岗位练兵。要按照“立足岗位、服务审判、全员参与、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制定具体培训方案，采取案例讲评式培训、新老互助式培训、法官教法官式培训等形式，扎实开展岗位培训活动。要采取庭审观摩、优秀裁判文书评比、考核比武等具体形式，广泛开展司法业务技能大练兵活动。

3、抓好干警多岗位锻炼。要积极推行各部门干警轮流交替锻炼机制，选派一些中青年后勤干部到业务部门进行锻炼，促进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要对新招录干警下派基层进行锻炼，积累基层工作经验。要开展岗位体验式培训，选派法官轮流到 审判执行一线、信访接待窗口和人民法庭接受锻炼，提升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三）开展司法管理深化年活动，扎实推进审判管理 要扎实推进审判管理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办案质效，进一步深化司法管理。

1、深化“一个《意见》五个《规则》”的落实。以落实省法院统一制发的一个《意见》五个《规则》为重点，继续深化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案件质效评估、裁判文书制作和工作绩效考评，着力强化管理制度的执行力，最大限度发挥管理效能，全面提高审判管理水平。

2、深化层级监管。以强化监管责任为目标，切实抓好法院内部的层级管理，通过充分发挥审判长、合议庭、院庭长和审委会的职能作用，抓好层级监管，提高办案质量、效率和效果，防止办错案和瑕疵案。

3、深化便民措施。认真落实省法院制发的《立案便民指导意见》和《司法便民30条措施》；建立健全巡回审判、简易审理、司法救济救助、诉讼联络员和联络点、人民陪审员、信访接谈、诉中听证等“七项制度”；加强立案信访服务窗口、弱势群体绿色窗口、院长邮箱投诉监督窗口等“三大窗口”建设；开展法官下社区、下厂矿、下乡村、下学校、下军营“五下”活动。要认真落实司法公开、司法民主的工作措施，加强“司法公开示范法院”建设，广泛接受群众监督。

4、深化信息化管理。大力推进“天平工程”三级联网项目建设，使司法审判管理、司法行政管理、司法政务管理以及纪检监察、绩效考核等工作均依托信息网络技术进行，提高管理效能，防止和减少人为干扰、人为差错。

（四）开展涉诉信访重点问题化解年活动，扎实推进积案清理

以开展涉诉信访重点问题化解年活动为重点，对长期未结诉讼积案、公权力机关不执行人民法院裁判案件、行政申诉案件和涉诉信访积案，集中开展专项清理活动，逐项摸清底数，逐项制定方案，确保达到预期效果。

1、开展长期未结诉讼案件清理活动。继续跟踪督办尚未清理到位的诉讼案件，严格落实“定承办人、定结案时间、定清理方案、定督办领导”的“四定”要求，确保未结诉讼案件得到有效清理。

2、开展清理公权力机关不执行人民法院裁判专项活动。对于公权力机关不执行人民法院裁判案件，要超前做好案件数据统计和相关准备工作，为专项清理奠定基础。

3、开展行政审判上诉率、申诉率高、服判息诉率低问题专项治理活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争取上诉率、申诉率高，服判率低的“两高一低”问题得到有效缓解。要探索建立相对人诉权保护、行政纠纷实质化解、非诉案件审查、行政裁判实现、申诉立案审查处理和终结等长效机制，保障行政 审判工作健康发展。

4、开展涉诉信访重点问题化解年活动。要进一步落实“三位一体”和上下联动责任制，确保现有交办案件彻底化解，确保已经终结案件能够及时交出去、稳控住。要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采取定点接访、重点约访、专题接访、带案下访、领导包案等形式，认真接待来访群众，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要坚持周二院长接待日制度，主要领导要把化解涉诉信访问题抓在手上，亲自坐镇指挥，下决心清理化解一批，终结移交一批，协助救济一批，坚决把访案比降下来。

（五）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扎实推进党建工作

我院要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认真落实好省委组织部和省法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全省法院系统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围绕“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的工作思路，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严格按照中院党组和市委要求，认真抓好党组的人员配备、工作管理、制度建设等工作，要按照有关要求设置基层党支部，确保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在审判庭、人民法庭实现全覆盖。

2、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要设立“共产党员先锋岗”、“共产党员窗口”，着装上岗、挂牌服务、文明用语，努力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要发掘树立一批先进典型，深入开展优秀法庭、优秀法官评选和办案标兵、调解能手评比竞赛活动，以典型引路，带动我院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3、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扎实推进法官廉政建设工程，建立健全廉政教育长效机制、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机制规定，坚持纪律作风教育和警示教育常抓不懈，进一步筑牢干警公正廉洁司法的思想基础，确保法院队伍作风纯洁，确保队伍不出问题。

三、工作要求

开展基层基础建设年活动，是院党组从法院工作全局出发、深化“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作出的重要部署，是推动提升队伍素质、审判质量和司法公信力的重要载体。全院干警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入扎实推进活动开展，确保取得实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高度重视，切实把基层基础建设年活动摆到重要位置来抓，制定具体实施意见，与审判执行工作同步部署、同步落实，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班子成员共同抓、政工部门组织协调、业务部门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为了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我院成立基层基础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具体工作由政工科牵头总体协调推进，各项任务涉及到哪个部门是谁管，就由谁抓。

（二）强化检查指导。认真研究部署，积极落实好活动开 展。要开展“院长下基层、审判维稳定”调研指导活动，强化督导工作。在指导方式上，既要有宏观要求，又要有具体措施；既要有部署安排，又要有检查督导。我院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点和联络员制度，我院领导在抓好分管工作的同时，要建立与基层的联系制度。要采取明查暗访的形式，不定期地对各部门活动进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面对面地帮助解决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三）突出实践特色。要结合本院实际，抓住工作重点，突出实践特色，研究探索有效措施，既要按照上级要求部署做好“规定动作”，又要突出亮点、创造性地抓好“自选动作”，力求开展活动贴近审判、贴近干警、贴近实践，注重突出审判业务部门的主体地位，发挥审判业务部门的主观能动性，从审判工作实际需要出发安排活动内容，针对审判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设计具体载体，注重在增强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上下功夫，切实把活动成效体现在提升审判质效上，防止和克服开展活动与审判工作“两层皮”的问题。

（四）总结推广经验。要认真总结本院开展活动好的经验做法，着力抓好成果的转化与运用，更好地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要通过专题调研、专项督查、会议交流、编发简报等形式，推广交流好的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推动活动扎实发展。要充分利用《人民法院报》，黑龙江法院网，省院《龙法政工》、《主题实践活动简报》，黑河法院网、《黑河审判工作动态》以 及我院的《法院信息》、《法院工作简报》等载体，反映活动进展情况，交流工作经验，展示活动成效，营造浓厚活动氛围。

附：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主题实践活动组织机构

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主题实践活动组织机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于树军 党组书记、院长

副组长：姚明辉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成 员：杨公明 副院长

胡国葆 党组成员

袁 森 党组成员、执行局长 王振刚 政工科长 高言平纪检组长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姚明辉（兼）

副主任：王振刚（兼）成 员：李宝林 办公室主任

李文华 审监庭庭长

王佩君 监察室副主任

刘 颖 总支组织委员

李新秀 政工科干事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职能组

1、综合指导组

组 长：王振刚

职 能：负责组织指导我院活动开展，制定活动方案，起草阶段性指导意见，组织督导检查，总结检查验收，制定完善绩效考评机制，规范业绩档案等。

2、审判管理组 组 长：李文华

副组长：栾良玉 民一庭庭长；

刘 方 民二庭庭长；

魏 军 刑庭庭长；

李明川 行政庭庭长；

王福田 立案庭庭长；

马凤云 信访办副主任；

许峻岭 执行二庭庭长。

职 能：负责我院制度机制建设工作，重点抓好有关《意见》、《规则》的贯彻落实，推进审判管理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办案质效。深化司法管理，深化层级监管，全面提高审判管理水平。

3、作风建设组

组 长：王佩君

职 能：负责我院作风建设工作，扎实推进法官廉政建设工程，建立健全廉政教育长效机制，督促检查“四个一律”和“五个严禁”的贯彻落实情况。

4、文化宣传组 组 长：李新秀

职 能：负责我院文化建设和活动的对外宣传工作，编发活动专刊，推广典型经验，汇总、汇报活动情况，组织开展政 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和创先争优活动。

5、教育培训组 组 长：李新秀

职 能：认真贯彻落实我院五年教育培训规划，抓好集中培训，岗位练兵等调训、培训工作等。

6、基础建设组 组 长：李宝林

职 能：深化“两庭”建设，切实做好基建债务清理化解；搞好全市法院三级网络建设、信息化技术应用等保障工作。督导检查政务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等。

7、党建组

组 长：刘 颖 直属总支组织委员

职 能：认真贯彻落实“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总体工作思路，探索创新党建工作新机制和制度建设，负责党的建设工作，做好发展党员工作，选树优秀典型，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第三篇：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设计与实施

摘 要：本文主要论述在一体化教学的改革中，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开展与实施，并以车刀体设计制作为例，讲述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设计，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专业技能，而且也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社会能力。

关键词：“学”为中心 模式 设计 实施

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多数都是高考落榜或者中考成绩较差的学生，他们多数对理论课很厌烦，导致了在应试教育中的失败。他们来到职业技术学校后，学校如果继续用原来的教学方法，难以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使学习效果达不到教学的要求。

因此，职业技术学校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快速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的技能型人才，就必须改变教学方法，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专业技能，也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社会能力，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从而提高职业教育的教育质量。

一、以学生为主体，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教学的根本目的是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增长学识。这一过程，如果离开学生这个主体，便变得没有意义。正如宋玲在《建构主义学习设计》一书前言中说：“老师一直都是绝对的权威，而我们这些学生曾经做过的、最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聆听老师的谆谆教诲，当我拿着参考课程标准并以教科书为蓝本设计出的教学方案走进课堂时，整堂课几乎都是我在唱独角戏，提出的开放性问题时常引来一片难以忍受的沉寂。”这段话，是一个学生成长成为老师后，对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生动描述。

以“学”为中心，教师要树立学生是主体的思想，把规定的教学内容，对应教学对象――学生，进行创新性设计。正如萝卜白菜，既可以炒食，也可以煲汤，既可以切丝，也可以切片，最终目的是让我们能消化吸收营养。反之，如若学生对所学内容听不懂，且脱离实际，他们就会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课堂睡觉。曾有一位学者提出“职业技术教育教学改革首先要解决学生上课睡觉的问题”，这不无道理，解决学生上课睡觉的问题就是必须围绕学生去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挖掘其自觉学习的潜力。

二、以“学”为中心，教师要主动转变教学观念

古语云：“活到老，学到老”。老师也是教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教亦然。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加涅认为，所谓的教学，是为促进学习者内部学习过程而设计的一系列外部学习事件，教学是经过一系列设计的，旨在引起、激发和支持学习者学习的事件。

教师如何使“传递”的内容更有效，这是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部分，传统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忽略学生学习的接受情况，以“学”为中心能更好让学生掌握知识，如表1所示两种不同教育模式对比。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中的学习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教师应该认识到：学习必须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因此在课程改革中，必须以学生为中心来进行设计，而不是以教学为中心而去设计的。学生才是真正的主体，教学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做教育者首先要在思想上进行改变，这样才能在课堂上进行有效设计。以“学”为中心是以小组课堂形式，这种形式有利于学生形成自我学习，相互讨论的学习方式，如图1所示。

传统以教师为中心课堂 以“学”为中心课堂

图1 课堂组织形式

以“学”为中心形式的教学课堂与传统教学不一样，它更注重以学生为主体地位，利用行为导向教学，注重在“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方法。只有通过不断改变教学手法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积极地学习。图2所示是学生以小组形式在讨论问题的情景。

图2 讨论问题

三、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设计

一般的教学模式都是由教师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的方法。但若要提高职业技术教学的质量，就必须重视课堂教学改革，积极创新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任务驱动模式，小组成员先单独练习取得一定的学习效果，然后再以团队形式完成任务，最终以小组为单位展示作品。通过此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认真对待任务，就像在企业一样，尊重劳动成果，把教学方法的改革作为一体化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如表2所示。

在教学设计过程中，教师并不是以完整不变的形式来表达所有步骤的实施情况，而是根据任务的难与易以及学生的学习情况等进行合理的设计。通过合理的设计，使学生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新的情景中，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知识的迁移，达到更高层次的发挥。

四、以“学”为中心的教学实施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由分组，合作完成车刀体加工的任务，在拓展训练方面引导学生进行机夹式车刀体的制作，小组成员体现团结协作精神，实施时运用头脑风暴法，重视发挥集体的智慧，积极确定加工工艺。在得到老师的肯定和指点后，学生兴趣有了明显的提高，加工过程中能相互探讨、交流技术，起到了化被动为主动的学习效果。

教学安排开展的顺序不一定是机械刻板、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每一堂课都必须提供全部教学事件。现以加工车刀体任务为例，做出实施过程的安排，如表3所示。

五、实施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成效

1.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第一，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在以“学”为中心的教学中，学生在一体化教室中，以不同方式进行学习，教师不再单一把知识讲授给学生，而是让他们在课堂上出现“在做中学、在学中做”的过程中很好地完成实际任务，达到自主学习效果（如图3所示）。

图3 学生在进行操作 图4 学生讨论加工工艺

第二，学生适应共同学习。教师一般不提倡学生单独学习，而是在日常教学中，引导学生以小组形式合作学习。在学习活动中，学生一起学习，互相探讨、交流观点、提供反馈，促进彼此共同进步的学习机会（如图4所示）。通过小组讨论合作融为一体，提高了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为今后走向工作岗位增强了适应能力。

2.提高了学生综合能力

以“学”为中心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教与学的良好互动，学生能较好地掌握理论和技能知识，同时也能把理论与实践知识结合在一起（如图5所示）。

在实施过程中，教师要把握好课堂良好的秩序，让学生拥有良好的学习氛围。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能主动展示自己的成果。这样不仅能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和自信心，更能提升学生自我管理、自我学习、自主创新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团队的协作能力、交际能力和工作规划的能力，使学生体会到帮助他人的快乐，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3.多方面评价学生

在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关心、爱护、鼓励学生，并理解和尊重学生的人格，以此赢得学生的尊重和信赖，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在课堂上，教师不能只靠书面测试，应通过多种途径去评价学生，突破传统评价方式，重结果的同时更加注重学生学习过程，以学生自我评价、小组评价和教师评价三位一体的方式进行综合评定。图6所示为学生自检、互检和教师检测的情景。

图6 检测工件

评价中应尊重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图7所示是学生作品展示。让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充分地发挥本身技能，达到教学目的。

第四篇：以双中心为基础平台,创新基层社会服务管理模式

以综治工作和公共服务“双中心”为基础平台

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模式

近年来，鄞州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镇乡（街道）和村（社区）综治工作中心（室站）和公共服务中心的建设，始终把这两个平台的规范化建设作为筑牢基层基础、强化社会管理、完善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加以推进。截止目前，全区所有22个镇乡（街道）综治工作中心和省定村（社区、企业）综治工作室基本达到规范化创建标准，其中省级示范综治工作中心2个，市级示范综治工作中心14个，区级示范综治室200余个；所有镇乡（街道）都已建立了公共服务中心，71%的村（社区）建成了社区服务中心。但一些镇乡（街道）综治工作和公共服务平台也存在缺乏统一规划，运行机制不完善、力量整合不到位、作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为此，我区根据当前基层社会管理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转变工作理念，强化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并重的意识，对综治工作和公共服务“双中心”平台建设和运作情况进行了认真总结剖析，在反复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结合区委、区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镇乡（街道）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意见》，重新制定了《宁波市鄞州区镇乡（街道）综治工作中心规范化建设标准》和《宁波市鄞州区基层综治工作室规范化建设标准》，全面部署开展了新一轮的综治工作和公共服务“双中心”平台的规范化建设，实施“双中心”联动，开展“一站式”服务，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我们的主要做法：

一、转变理念，提高认识，把“双中心”平台建设作为强化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的实事工程来抓

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就我区来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区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物业管理、干群关系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持续多发态势，各类问题和社会矛盾集中发生在基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加快向“社会人”、“社区人”转变，人民群众的需求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大量非公有制企业、社会团体和民办机构等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落户，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大量涌入城乡社区。城乡社区日益成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各种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社会群体的“聚集点”、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城乡社区不仅成为城乡居民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成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反过来看，我区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基层。基层社会管理主体不健全，基层党政组织社会管理职能有待提高，群众组织、社区组织建设滞后，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责任不清，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渠道不畅。城乡社区还普遍面临资源匮乏，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问题，社会管理尚未实现全覆盖。面对当前新形势，区委、区政府充分认识到创新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区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提出了以综治工作中心（室站）和公共服务中心为基础平台，深度整合基层维护稳定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力量，有效提高政府对群众的服务能力、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能力、对社会情绪的掌控和调处能力，推动镇乡（街道）把工作重心转移 2 到社会管理和服务上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直接、面对面的服务举措，并通过试点，召开动员会、现场会等形式以点带面进行推进。

二、规范设置，方便群众，把“双中心”平台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品牌来经营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督促各镇乡（街道）转变观念，将综治工作中心（室站）和公共（社区）服务中心特别是硬件建设作为规范化建设的重点环节来抓，将两个规范化建设分别列入区、镇二级财政预算，已累计投入7000余万元，基本实现了综治工作中心与综治工作室上下联动、功能对接，努力打造了政府、社区“两级管理”，乡镇（街道）、社区、网格“三级网络”的基层综合管理和服务基础平台。

1、制定标准，分类管理。镇乡（街道）综治工作中心，我们根据镇乡（街道）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际需要，区分类型，明确标准，分类管理。人口超过10万、5-10万和5万以下，划分三个类型，综治工作中心专职人员和办公场所面积分别不少于10人、9人、8人和300、250、200平方米。采取“8+X”的模式，由综治、警务、司法行政、人民调解、信访、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禁毒、公共安全和劳动仲裁等部门入驻或派员集中办公，同时根据实际与需要吸纳城管综合执法、基层公共安全和基层法庭等力量。基层综治工作室按较大村综治室、社区综治（警务）室、企业综治工作室划分三类，由村（社区）、镇乡（街道）及政府部门派驻人员组成日常工作人员，落实办公场所，明确职责、责任到人。镇乡（街道）公共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我们按照“服务功能最大化、社会效益最优化”的要求和“能进则进”的原则，整合现有办公资源，采取租借、新建、改建、扩建等方式，实现公共（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与综 治工作中心（室站）同规划选址、同运作服务；镇乡（街道）公务服务中心一般设劳动就业、社会保险、民政、残联、派出所户籍、公共资源交易、党员服务、家电下乡等窗口。社区服务中心面积一般不少于350平方，提供基层党建、政策咨询、土管、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卫生计生、综治及流动人口等项目的社区化服务和管理，配备2名以上工作人员，目前全区已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 1107名，并统一设置开放式柜台，配备电脑、电话、桌椅、资料柜等办公设施。

2、明确功能，规范设置。从方便工作、方便服务、方便管理的实际出发，在镇乡（街道）综治工作中心，设置接待大厅（窗口）、矛盾纠纷（信访）联合调解（接待）室、联席会议室、集中办公区四个功能区。在村（社区）综治工作室设治保（警务）室、调解（信访）室、和谐促进工作室，并视条件设接待窗口，配备相应的办公设备，安装内部动态视频监控系统。在镇乡（街道）公共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也分别设置了便民服务大厅、办公区二个功能区。同时，在综治工作中心（室站）、公共（社区）服务中心大门统一悬挂牌匾，适当位置悬挂统一规格的功能标识、导示牌、工作制度、工作职责、工作流程等版面，让办事群众一目了然。

3、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在督促镇乡（街道）综治工作中心严格落实“三会一通报”制度的基础上，近年来，针对信访工作新形势，依托基层综治工作室，畅通群众反映诉求渠道，逐步形成了“日报、周汇、月分析”的情报信息分析研判工作制度，并在逐项细化完善原有“五联”机制的基础上，拓展中心（室站）的平台服务功能，新增 “便民实事联办”机制，实施“双中心”联动服务，将公共服务中心列入综治委成员单位，吸纳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为综治工作中心副主任，建立健全来访接待、首问责任制、考核激励、代理服务、情况报告、档案管理、经费保障等制度，通过直接办理、承诺办理、联合办理、上报办理、协助办理、代为办理等方式，实现“双中心”联合办公、并轨运行、联动服务，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服务管理效能。

三、突出四化，规范运作，以“双中心”模式引领我区社会管理创新

如何强化“双中心”平台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我区不断创新举措，突出“业务流程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多元化、参与社会化”，采取“双中心”联动，规范运作，着力破解管理难题，较好地发挥了综治工作中心（室站）、公共（社区）服务中心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综合服务功能，使镇、村两级综治工作和公共服务平台成为紧密联系群众百姓的一个主要窗口和纽带。

1、业务流程化。在综治工作中心（室站）和公共服务中心的大厅（窗口）统一设置受理台和候访室（候访区），值班人员根据接访事项，一事一案，逐一登记。对一些简单的信访事项、矛盾纠纷、便民服务当场进行办理。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由综治工作中心主任或常务副主任及时审签分流，开具办理转办单，交办入驻部门或转办其他职能单位限时办理。各镇乡（街道）明确了一名中心领导，对办理事项实行全程关注与督促协调，确保各类事项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对群众来电来信来访实行统一回复，定期进行跟踪回访，了解落实情况，确保问题的解决。

2、管理精细化。各镇乡（街道）依托综治工作平台，深入发动基层群众，逐一对重点人、重点地、重点时进行精细化管理。一是抓重点人员管理。对刑释解教人员、肇事精神病人、社区矫正人员、吸毒 人员、法轮功人员、农村留守儿童、流动人员、闲散流浪青少年等人员，分门别类建立起管理档案，坚持“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的原则，对每一个重点管理对象均明确管理责任人和责任，推出了四个结合管理：公开管理与隐蔽管理相结合、政府管理与群防管理相结合、人文管理与强制管理相结合、重点管理与一般管理相结合。二是抓重点区域管理。将网吧、城郊结合部、校园及周边、复杂场所、复杂地段、高危行业点列为重点定期管理区域，按照属地管理与职能部门相结合的原则，指定管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坚持一月一次的动态性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治、化解。三是抓重点时段管理。对各级两会、重要节庆日、重大活动期间等重点时段，畅通信息渠道，建立健全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排查稳控机制，落实稳控责任，实行了24小时重点稳控，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3、服务多元化。综治工作中心（室站），统一公开承诺服务项目，主动为居民、流动人口提供“一站式”服务。一是信访代理（陪访代访）服务。综治工作中心确定1-2名干部为日常陪访代访员，相关办所、村（社区、企业）也确定1名干部兼职陪访代访员，对本级解决不了的信访问题，由陪访代访员或陪同当事人到上级机关反映。今年3月16日，钟公庙街道一企业负责人到综治工作中心反映称其厂区后门被一大堆违章倾倒的渣土堵住并扬言解决不好就要带全厂职工到市里告状。中心专职代访员周利峰一边安抚当事人，一边迅速与相关部门联系。渣土很快就被清运完毕，企业负责人连声表示感谢。二是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聘请1-2名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轮驻中心（室站），每周定期开展法律咨询和困难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活动。三是外来务工人员（流动人口）服务。做好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的登记、做 证、建档、注销等服务工作。四是特殊人群管理维权服务。指导、协调做好归正人员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落实对精神病人、艾滋病人、吸毒人员和法轮功人员等高危人群的帮教和管控措施。公共（社区）服务中心，实行“心贴心”服务方式，从居民所思所需所急出发，推出特色服务、个性服务，设立“民情访谈室”、印制“民情直通卡”、“服务联系卡”，推出错时服务、“打包”服务、预约服务等措施。在条件相对较好的村（社）建立专门的工作网站，开设即时公告、网上咨询、办件查询、互动栏目、相关链接、QQ群等服务功能，并配备固定的网管员，开设“不下班”的服务窗口。2008年6月集仕港镇依托村综治室在全区率先建立了村民事务代理中心，帮村民和流动人口代表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残疾人证等18种手续、证件。近3年来共帮群众办事6300余件，满意率100%。

4、参与社会化。按照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大格局，我们将落脚点定位在社会管理参与主体的社会化、多元化。近年来，通过开展“基层和谐促进工程”建设、“一村一法律顾问”、“万人万岗一人双岗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等活动，依托“双中心”平台，广泛动员和谐促进员、法制促进员、农村指导员、律师、法律工作者、平安志愿者、优秀外来工人员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平安建设和社会管理服务。

通过深度整合综治工作中心（室站）、公共（社区）服务中心两个平台，开展“一站式”服务，实施“双中心”联动，使其基础平台作用更加凸显，工作成效显著提高，社会影响力明显增强。一是社会稳定形势进一步好转。我们努力构建综治工作中心（站室）全方位、多层次的调解工作格局，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全区镇乡（街道）综治 工作中心（（站室））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2845件，接受群众各类咨询1620余起，受理矛盾纠纷14924起，调解14924起，调解成功14809起，调解率和调解成功率分别达到100%和99.2%。二是治安防控进一步加强。有效整合社区保安队、流动人口协管员、物业保安、企业保安、护村队、和谐促进员、平安志愿者等群防群治力量，创新诸如“区域巡逻托管”、“小区物业联防”、“大巡控”、“ 警校联勤机制”等模式，构建完善了治安防范体系。2010年，全区刑事案件发案同比下降2.6%，治安案件报警同比下降12%，“两抢”案件大幅下降34.2%，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达到96%。三是发挥了“便民”和“联心”功效。随着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的推进和作用的发挥，与基层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政、劳动保障、计生、农技等职能部门及相关的服务项目都实现了“下乡、进村、入户”，在农村实现了“无缝服务”，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办事，得到群众的积极拥护。据初统计，截止今年5月，全区村级便民服务中心累计办件量达到8万余件。此外，在推进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建设过程中，我们积极推行村干部“轮班坐堂制”，接待群众办事。通过面对面地为群众服务，村干部与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在群众中的形象和认可度也大大提升。四是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和群众的满意支持。我区创新基层综治工作平台服务管理模式，今年以来，得到中央、省、市三级政法委领导的肯定，中央综治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动态第15期和浙江政法第29期分别刊登了我区的做法。此外，群众来中心办事日益增多，对中心的知晓率、满意率大幅提升，超过50%的综治工作中心的群众知晓率、满意率均达到85%、95%以上。

第五篇：以基层组织建设年为契机、全面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水平要点

以基层组织建设年为契机，全面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水平----关于农村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沁源县委党校 王国胜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农村工作越来越纷繁复杂，根据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的要求，要通过实施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要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书记素质要进一步提升；党员队伍生机活力要进一步提升；基层基础保障水平要进一步提升；基层党建制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使基层党组织工作更加规范化，活动经常化、决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为推动农村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农村也不断地暴露出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特别是比较贫困地区较为明显，这是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值得研究问题。在这里我谈几点突出矛盾和问题使在今后的工作加以思考。

一、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矛盾与问题

一是少数农村基层党支部在群众党员中的凝聚力、战斗力不强，群众基础差，党委、政府的决策在那里，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各项工作与其他村相比差距较大。

二是“能人型”村党组织书记所占比例偏少，据调查乡镇“能人型”村党组织书记只有行政村党组织书记的30%，比起发达地区村党组织负责人中水平、能力、素质存在差距。

三是少数村干部的工作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责任意识不强，有待强化。四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缺位，乡镇流动党员，虽然都建有信息卡，但对他们的管理仍然属“松散型”，缺乏创新管理机制，依靠他们本身提供招商引资信息，管理工作做得不够。

五是村级干部队伍后继乏人，从现状来看，村级干部年龄偏大，水平偏低，培养、推荐后备干部的渠道存在局限性，思路狭窄、思想不够开放，从推荐后备干部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村、单位、后备干部空缺，基层组织负责人对培养、推荐后备干部不重视。

六是村级干部报酬增长机制，社会保障机制有待完善和健全。虽然，党委、政府在每年初出台农村干部绩酬考核办法，但对村级干部的积极性如何发挥，后顾之忧如何解决，报酬增长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如何与绩效挂钩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完善。

七是村部规范化建设的成果，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连续几年各级党组织投入大量经费，进行村级组织工作规范化建设，虽然通过了验收，但村级组织的整体功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不能够坚持到日常工作中。

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要在创新管理模式和 规范化建设上，上水平

针对以上存在不足和薄弱环节，根据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要求，今年就如何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出工作思路及措施。

（一）、创新村干部工作模式和基层组织活动方式

1、创新基层党组织设臵。目前乡镇仍然沿袭自然村或合并村建立党组织，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各种协会、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这就要求我们创新方式，本着便于管理、开展工作、组织活动和发挥作用的原则，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中，合作经济组织和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

2、探索村干部工作模式。明确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干部工作模式，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实行村干部日记工作制度、例会制度、值班制度、总结制度来规范村干部的日常工作行为，彻底改变村干部“松散型”、“放羊式”的管理模式。

3、改进为民服务方式。在推进为民办事全程代理的基础上，建立服务群众的“五事制度”：即“干部问事、群众说事、集体议事、及时办事”。

（二）、加大村干部的选拔、培养和监督管理力度

1、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建设一支守信用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对做好农村工作至关重要，村级党组织书记是农村工作的“一战指挥员”，是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的领头雁，是

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主心骨”，实践证明，村党组织书记能力水平、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直接关系到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这项工作也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点，党委将围绕这一重点，采取不同层次、不同时期、通过测评、推荐、考察等途径，打破地域、身份、年龄、资历、职业等界限，拓宽渠道，选拔各类优秀人材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对阻碍经济发展的四种人，坚决予以调整，一是不想做事，能拖则拖，混日子，守摊子，保位子的；二是做事不动脑筋，畏苦怕难，接受任务提条件过于讲客观的；三是工作不想深入，浮于表面，遇事绕道走的；四是不求上进，得过且过的。

2、大力加强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突出村级干部源头建设，按照现职干部与后备干部不低于1：1的比例，采用组织推荐，分工干部举荐，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法，将本地复员退伍军人、致富能手、返乡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优秀年轻人才列入村后备干部人才库。党委要把推荐、培养后备干部作为考核、蹲点干部、村负责人的一项重点工作。同时，坚持备用结合，乡镇党委要加强对片、点、村干部，加强对入选人才库的后备干部的跟踪考察、动态管理和培养锻炼。

3、着力加强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教育培训村级干部在现形势下显得十分重要（俗语说磨刀不误砍材工），要把干

部的能力提升放在重要位臵，除参加县级组织的各类培训外，党委要制定全年干部培训计划，党政主要领导每年至少给村干部上一次党课，乡镇将依托本乡镇、教育培训资源，在不同季节、不同时期将开展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采取集中培训、开展经验交流，外出实地参观等形式，确保村级主要负责人培训不少于3天。同时，政府网站将在每次参现、学习培训后设立大讨论专题，开展学习交流活动，从而进一步提高乡、村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4、建立健全考核管理机制。要围绕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小康目标，结合村干部的职责，科学制定目标管理考核指标，党委出台了每年的农村工作考核意见要具体细化，采取阶段性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并将考核结果与报酬、评先、保障、任用直接挂钩，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任期目标“双学”承诺制，建立村党组织书记诫勉谈话制度，对年终考核结果排名后三名的，或平时阶段性工作完成不力的，要由纪委、监察室及时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对我行我素，不听招呼的，党员、群众满意度不高，民主测评不称职得票率超过三分之一的，并经组织确认不称职的，将提请党委会，采取组织措施，坚决予以调整。今年除正常考核评比外，将计划开展优秀村党组织书记评选活动，引导村级干部立足岗位，争作贡献，党委对优秀基层干部工资报酬、养老保险方面给予特殊政策，精神鼓励采取评先排位，外出学习参观等

形式，进行大力褒奖，在全镇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良 好氛围，极大地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建立和完善村干部的报酬增长、（三）建立和完善村干部的报酬增长、社会保障机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级组织对农业基层组织队伍建设越 来越重视，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在经济待遇、政治待遇上 前所未有，加之，工作压力难度比以往有所减轻，今后，村 级干部职位将会是一个热门职位，党委政府出台政策不断完 善，村干部报酬增长机制，直接关系到村级干部队伍的稳定 和积极性的发挥，村主要负责人工资报酬总额不低于上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2 倍，但基本报酬与考核报酬的比例要拉 大，更加注重考核报酬，坚决克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 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现象；对于村干部的社会保 障、采取乡镇村补贴和个人出资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保证 使全体在职干部均办理养老保险，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解 决后顾之忧。、优化流动党员管理服务体系

（四）优化流动党员管理服务体系、一是由乡镇组织科建立流动党员服务管理

网络，对全 乡镇流动党员进行统一管理、统一服务，村党组织负责本组 织流动党员的日常服务管理，动态、信息管理，建立“一人 一卡”登记制度，“一人多职”联系制度，每季度结合其他 工作走访回报制度，了解流动党员的具体情况；二是积极探 索创新方法，针对流动党员在外务工、经商分布情况，科学 6 地管理流动党员；三是流动党员在外的优势结对带动工作，利用在外党员来推介、宣传招商引资发展适合当地的发展项 目，带动当地发展。以上是本人对今年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一 些粗浅认识及思路，可能浅于表面，没有深层次思考，有关 措施，在操作层面上有待探索。三．加强村干部能力建设工作，引领他们在农村工 加强村干部能力建设工作 加强村干部能力建设工 作中把握“三个字” 作中把握“三个字” 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工作越来越纷繁复杂。我结合目 前农村的发展中出现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个人认为要做 好农村工作，教育基层干部主要把把握好三个字即； 明、“明。靠、洽”，“情况明，“明” 即情况明。大家都知道这样一句话： 则决心大”。全面、准确及时了解情况，弄清楚明白固中的 关系，才能牢牢地掌握工作的主动权，也就能创造性开展工 作。“明”，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明指示，吃透政策法规。农村政策法规是中央根据全国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对开展 农村工作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我们在开展农村工作前，必须要深入学习现时相关的农村政策法规。特别是新农保等 强农惠农政策的推广实施，更要胸有成竹。二是明村情，摸 清农村现状。由于地域、经济、信息等因素的影响，各条村 的具体情况也有差异。我们要通过村委会的干部了解村内整 体情况，知道谁在村内任村长，谁在村中德高望重，谁是村 7 中的“绊脚石”，掌握村在的问题，就能在工作中扬村之长，避村之短，有针对的创造性开展工作。三是明做法，理清工 作思路。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 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基层干部做工作，必须 要避免“老办法不想用，新办法不会用”的窘境，做到灵活 使用老办法，结合经验研究使用新办法，善于对群众使用说 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做工作，尽量改善干群 关系，提高工作效率。，即依靠。由于部分群众存在“不信任”思想，“ 靠” 乡镇干部如果离开村干部单独到到挂点村农户家中开展工 作是非常困难 的。很多工作最终还是要依靠村干部、全体党 员来组织开展和实施，而最主要的还是要依靠村两委干部。例如，召开会议要依靠村干部去召集，开展活动也要依靠他 们去组织等等。依靠村干部开展工作，要对他们信任、支持 和尊重。当然，依靠不是依赖。在依靠他们开展工作的同时，还要负责任地帮助他们提高素质，增强战斗力，这样才能有 效地完成党委交给的任务。工作中尽可能与村干部一起出主 意想办法解决如何开展工作，将自己有关工作的想法与他们 交流，与他们商量，接受他们的意见，并把需要交给他们去 完成的工作交给他们去办。用自己的诚信和实干和对他们的 信任、支持、尊重换取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与支持，确保工作 都能够顺利开展，并取得了良好收益。8，即融洽。与农民的沟通和交流，融洽干群关系，“洽” 有利于破除村民“重私心”“短目光”和“不信任”的障碍，、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干群工作氛围。与村民融洽相处，需要得 到群众的信任与认可。首先，我们必须会结合村的实际情况 与村民拉家常，通过不知不觉的交谈拉近与村民的距离，通 过交谈改观村民对政府和干部形象的看法，争取群众的支 持。其次，要学会站在村民的角度想问题，做到“民之有讼，如己有讼”，说话做事都为村民着想，积极为村民办力所能 及的事，争取得到村民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有利于工作的 开展。再次，破除村民对党委政府的错误看法与偏见，维护 党委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村民对政府看法好了，干群关系也自然更加融洽，工作也更容易开展。二 0 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撰稿； 沁源县委党校王国胜； 电话: ***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