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华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行政不作为案（5篇）

第一篇：钟华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行政不作为案

钟华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行

政不作为案

2013年12月27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以下简称通州工商分局）接到钟华的申诉（举报）信，称其在通州家乐福购买的“北大荒富硒米”不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属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违法产品，要求通州工商分局责令通州家乐福退还其货款并进行赔偿，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同年12月30日，通州工商分局作出《答复》，称依据该局调查，钟华反映的食品安全问题目前不属于其职能范围。钟华于2014年1月8日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复议申请，该机关于同年4月2日作出复议决定书，维持《答复》。钟华不服，以通州工商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通州工商局处理举报案件程序违法并责令其履行移送职责。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依据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的食安办（2013）13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机构改革期间食品和化妆品监管工作的通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等文件规定，目前北京市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由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担，故被告通州工商分局已无职责对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进行监管，且其在接到原告钟华举报时应能够确定该案件的主管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现所查处的案件属于其他行政机关管辖的，应当依法移送其他有关机关。本案中当被告认为原告所举报事项不属其管辖时，应当移送至有关主管机关，故判决被告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就原告举报事项履行移送职责，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通州工商分局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相同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通过裁判方式明确了行政机关对不属于本机关办理职责事项，如果有关规范性文件规定应移送有权机关办理的，应当及时移送。在行政管理领域，行政机关的职责既有分工也有交叉，法定职责来源既可能是本行政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也可能是其他行政管理领域的法律规范，甚至可能是行政管理需要和行政惯例。有关食品生产、流通环节的监督管理职责由工商机关改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承担，但职责调整的初始阶段，人民群众未必都很清楚，工商机关发现群众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举报事项属于其他行政机关管辖的，应当移送相关主管机关，不能一推了之。积极移送也是一种法定职责。

第二篇：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关于开展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关于开展

2011广告业基础数据调查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广告经营单位：

为了全面掌握本区广告业的主体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总量，反映广告业及其相关行业对本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为制定广告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广告业持续稳定发展，根据北京市工商局《关于开展2011本市广告业基础数据调查统计工作的通知》（京工商发„2012‟16号）要求，即日起至4月底开展2011昌平区广告业基础数据调查统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查范围及对象

（一）调查范围

包括广告业、文化艺术传播，文化影视传播、文化发展、影视策划以及其他商务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等与广告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国民经济行业。

（二）调查对象

1、本区工商部门核准登记注册，名称中含有“广告”属性的企业法人单位（专业广告公司）、产业活动单位（仅指外地企业在京设立的分支机构，本市企业法人单位下属的产业活动单位无需单独填报调查表）。

2、本市持有《广告经营许可证》从事兼营广告业务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企事业单位通过2012年广告经营资格检查进行调查。

3、本市工商部门核准登记注册，经营范围中含有“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一项或多项内容的从事与广告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文化艺术传播、文化影视传播、文化发展、影视策划咨询及其他商务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互联网传播服务等行业活动的企业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仅指外地企业在京设立的分支机构，本市企业法人单位下属的产业活动单位无需单独填报调查表）。

注：参加调查企业名单见附件5。

二、调查时间、内容和表式

（一）调查时间

1、此次调查的开展时间为2012年2月28日－2012年3月9日，调查数据的统计期限为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

2、广告经营资格检查开展时间为2012年3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

（二）调查内容

广告业及其相关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基本情况、经营情况、广告业务收入的分类情况和媒介分布情况等。

（三）调查表式

按不同调查对象分为：《广告经营单位（企业）填报表》（调查1表）、《广告经营单位（媒介）填报表》（调查2表）、《涉及广告业务的企业（个体）填报表》（调查3表）。

三、组织实施方法

请附件名单中的广告经营单位登录工商昌平分局网站

（/fjzd/cpfj）下载相关调查表格和广告业基础数据调查统计表，其中调查1、2、3表报送纸质报表和电子版报表，广告业基础数据调查统计表只报送电子版，填写并盖章后于4月30日前送交工商昌平分局商广科（207房间）。联系人：马竞、曹新宇，联系电话：69747043。

四、调查工作要求

（一）此次调查统计工作是为了全面掌握广告业的整体情况，为下一步政府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提供数据依据，对促进广告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各广告经营单位一定要提高认识，积极参加调查统计工作。

（二）各有关广告经营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调查，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统计数据。

附件：

1、广告经营单位（企业）调查表（调查1表）

2、广告经营单位（媒介单位）调查表（调查2表）

3、涉及广告业务的企业（个体）填报表（调查3表）

4、广告业基础数据调查统计表

5、参加调查企业名单

第三篇：姚有良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原分局行政不作为一案一审行政裁定书

姚有良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原分局行政不作为一案

一审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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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中行初字第186号

行政裁定书

原告姚有良，男。

被告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原分局，住所地郑州市中原区协作路18号。

原告姚有良诉被告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原分局行政不作为，于2009年9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09年10月21日，原告以被告已经作出处理决定为由自愿申请撤诉。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姚有良的撤诉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于自愿，没有规避法律的行为，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姚有良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姚有良负担。

审判长荆战武

审判员高青

人民陪审员程景府

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王会鸽

第四篇：A公司诉S市工商行政管理局C区分局工商行政处罚案

A公司诉S市工商行政管理局C区分局工商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原告：A公司。

被告：江苏省S市工商行政管理局C区分局。

江苏省S市工商行政管理局C区分局（以下简称C区工商分局）以涉嫌销售无合法进口证明的商品为由，对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立案查处。随后，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江苏省工商局）针对S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S市工商局）的请示，作出（2001）501号《关于对A公司经销无合法进口证明商品行为定性处罚的批复》（以下简称501号批复），认为对A公司经销无合法进口证明摄像机、CD随身听及相关配件的行为，应当按照《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投机倒把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定性，比照《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施行细则》（以下简称《投机倒把施行细则》）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处罚。C区工商分局遂对A公司作出（2003）第73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73号处罚决定）。该处罚决定认定A公司自2000年10月至2001年9月间，购进日本产“松下”、“索尼”摄像机及配件、CD机等进口商品，同期向S市人民商场等单位销售，销售额7648839.10元。然而，其经销的该批进口商品无合法有效的进口手续、合法经销单位的合法发票、合法的处罚决定书任何一种证明，据此，C区工商分局认为A公司上述经销无合法证明进口商品的行为属于《投机倒把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所指的“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以下简称“其他投机倒把行为”），根据《投机倒把施行细则》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A公司作如下（2003）第73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73号处罚决定）：

1、没收当事人所经销的无合法进口证明的商品“索尼”摄像机9台、“松下”摄像机15台、“松下”CD随身听60台；

2、没收销货款7648839.10元，上缴国库。A公司不服，向S市工商局申请行政复议。S市工商局的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73号处罚决定。A公司遂向S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理情况】

S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A公司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经销无合法证明的进口商品，其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应受到相应的处罚。C区工商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据此判决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

A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而C区工商分局73号处罚决定中，并未引用任何认定上诉人行为为“其他投机倒把行为”的法律依据，也未能向本院提供任何对经销无合法证明进口商品的行为应当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律、法规或规章。本案中，被上诉人C区工商分局认为江苏省工商局作出的501号批复对A公司的行为性质进行了认定，可以以此作为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对《投机倒把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和第二款，在适用时应当进行与其上位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有关原则和规定相符的解释，即依照上述条款作出的认定及行政处罚决定，不能与《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相悖或抵触，否则应视为违法或无效。《行政处罚法》第十四条规定：“除本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以及第十三条的规定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501号批复仅是工商机关的内部批复，并非《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可以设定行政处罚的规范性文件，显然不能设定行政处罚。参照《立法法》第九条、第十条第三款，以及《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等有关规定精神，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不可能通过转授权而获得行政处罚设定权。此外，《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501号批复是在上诉人A公司经销行为发生之后作出的，且未经公布程序，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综上，认定被上诉人C区工商分局以501号批复作为其作出73号处罚决定的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据此，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C区工商分局作出的73号处罚决定。

【点评】

这是一起工商机关适用《投机倒把条例》作出行政处罚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该案的判决体现了法治精神和时代特征，对我国市场流通领域行政管理的法制化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并推动了《投机倒把条例》实际失效的进程。

《投机倒把条例》是一部我国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制定颁布的，以保障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常发展为立法指导思想的重要行政法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政府对流通领域进行管理的“当家”法规，为国家加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保护合法经营和正当竞争、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投机倒把条例》“暂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其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其中的许多规定已经与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要求明显相悖。1997年刑法修改取消投机倒把罪后，有关撤销《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的社会呼声便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该条例第三条关于“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兜底条款规定，允许省级以上工商机关在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作出后，再决定其行为是否违法并进而决定如何处罚，与《行政处罚法》所确定的处罚法定原则、处罚公开原则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明显违背。这不仅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也使行政行为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为行政权力对市场行为的肆意干涉埋下了隐患。

本案被告工商机关就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仅依据省工商局的批复，便将原告的行为定性为“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并进行了处罚。法院在该案审理中，对《投机倒把条例》中与当前社会经济条件已严重不相适应的条款，依据《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和确定的原则，运用体系解释等法律方法重新进行了阐释，认为被告工商机关认定原告行为应受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撤销了被诉行政处罚。

该案判决后，引起了热烈的社会反响和广泛的社会共鸣，并间接推动了国务院于2008年1月15日正式宣布《投机倒把条例》失效。该案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法学理论界的高度肯定。根据该案编写的案例《〈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适用问题的法律思考--从一起经销无合法证明进口商品行政处罚案谈起》被评为全省法院优秀案例二等奖，被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中文核心期刊《人民司法》2005年第7期刊用，并被《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5年第10期转载。

第五篇：阮向辉诉被告深圳大学行政不作为案

深 圳 市 南 山 区 人 民 法 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04）深南法行初字第22号

原告阮向辉，男，1975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深圳市园岭新村21栋201房。

委托代理人李松东，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大学，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南油路2336号。

法定代表人谢维信，校长。

委托代理人宋为民，男，1953年10月13日出生，深圳大学法学院教师。

委托代理人丁南，男，1971年5月30日出生，深圳大学法学院教师。

原告阮向辉诉被告深圳大学行政不作为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4年7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阮向辉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松东，被告委托代理人宋为民、丁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1994年9月至1998年6月在被告深圳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四年制本科学习，遵纪守法，修完被告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毕业论文评定为良好，已准予毕业。此外，原告1997年9月1日已由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授予大学英语四级证书。这表明原告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应当授予学士学位。但是，被告对授予原告学士学位一直采取不作为的态度。既不授予学位，也不说明不授予学位的理由，完全漠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损害。二○○四年三月十二日，原告书面请求被告授予学士学位，被告于二○○四年三月十八日作出书面答复，以原告在校期间“军事理论、大学英语（1）、大学英语（4）”等三门课程是经重修通过为由，不授予原告学士学位。

原告认为，原告有条件获得学士学位，被告拒绝授予原告学士学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作出授予原告学士学位的具体行政行为；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提交的证据：

1、原告的大学英语四级证书；

2、原告的成绩表；

3、授予学位申请书；

4、关于“阮向辉授予学士学位申请书”的答复。

被告答辩称，一、原告诉讼请求已超过行政诉讼时效，理应驳回。原告于1994年9月至1998年6月在深圳大学法学院学习，并于1998年6月毕业。毕业时原告取得了《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下称《毕业证》）但由于原告不符合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被告没有授予其《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证书》（下称《学位证》）。被告不授予原告《学位证》的决定在与原告同届毕业的法学院94级的毕业生中已是周知的事实，故被告不授予《学位证》的行为在1998年6月就属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而原告在1998年6月到2004年3月长达5年8个月的时间，没有主张权利，也没有向法院提出过诉讼。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9条之规定及相关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二、被告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广东省政府规范及深圳大学校规作出不授予原告学士学位的行为是依法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下称《学位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对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见《学位条例》第4条及《实施办法》第3条）。为了保证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有效实施，国务院颁布的《实施办法》第25条还明确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此授权性规定，赋予被告有权通过学校规章的方式，明确学位授予的工作细则。

1991年，广东省高等教育局下发粤高教科（1991）42号文件，颁布了《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被告根据广东省政府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于1992年4月公布、1994年6月修订了《深圳大学授予学士学位工作条例》（下称《深大学位条例》），该条例第9条第4项规定：“在校期间，按教学计划要求有3门（含3门）的必修课（包括限选课）经过重修后才合格者”不得授予学士学位。此外，根据国家教委学位办及国务院学位办之教位办[1992]1号文件之规范“学士学位一般不予补授，学士学位证书一般也不予补发”，《深大学位条例》第9条第7项亦规定“毕业时未能取得学位者，以后一律不再补授学位”。原告的学业情况属于上述规范中规定不授予学位的情况，所以，被告依法不授予原告学位，也依法不补授其学士学位。

被告制定的《深大学位条例》是对国家《学位条例》及国务院的《实施办法》的具体化，不存在规则层面上的矛盾与抵触。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是被告实施学士学位授予权的基本规则。

被告所依据的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大学校规，均在原告入学（1994年9月）前已经生效。原告在入学之初，被告在针对新生的入学教育阶段，将上述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的内容向原告作过宣讲，并发放了印有上述规范内容的《学生手册》。原告应当知道上述规范的内容对原告具有约束力。

三、确定授予学士学位的具体条件属于教育自主权，也是教育者的职责所在，应依法受到保护。

关于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条第1、4、5项之规定，学校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有权对受教育者实施处分，并有权决定对受教育者是否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

被告提交的证据：

1、《深圳大学颁发学位（毕业）证书申报表》；

2、《深圳大学颁发毕业证书申报表》；

6、原告在读期间的94、96年颁发的《学生手册》；

7、原告在读期间的校历；

8、法学院对学位审查工作的说明；

9、学士学位申请表（样式）；

10、国家教委学位办及国务院学位办之教位办[1992]1号文件；

11、广东省高等教育局下发粤高教科（1991）42号文件及《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12、1992年4月公布、1994年6月修订的《深圳大学授予学士学位工作条例》；

13、1996年4月修订的《深圳大学授予学士学位工作条例》。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94年9月至1998年6月在被告深圳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四年制本科学习，修完被告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毕业论文评定为良好，被告于1998年6月20日向其颁发了《毕业证》。被告以原告所修课程中的军事理论、大学英语（1）与大学英语（4）三门必修课是经过重修通过的，不符合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而没有向原告颁发《学位证》。2004年3月12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授予学士学位申请书》，要求被告授予原告学士学位。2004年3月18日，深圳大学教务处作出《关于“阮向辉授予学士学位申请书”的答复》，认为原告按教学计划有三门必修课是经重修通过的，拒绝授予原告学士学位。原告遂于2004年6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以上事实，有原告的成绩表、《毕业证》、《大学英语四级证书》、《九八届国际经济法专业（毕业）生学生名册》、《授予学位申请书》、《关于“阮向辉授予学士学位申请书”的答复》、《深大学位条例》及庭审笔录等证明，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1）、（4）、（5）项之规定，学校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有权对受教育者实施处分、并有权决定对受教育者是否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校颁发学位证书的行为属于法律授权的组织行使的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此项规定授权被告制定《深圳大学授予学士学位工作条例》的行为，《深圳大学授予学士学位工作条例》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应予以遵守。根据粤高教科（1991）42号文件《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八条第4项，被告以原告所修课程中的军事理论、大学英语（1）与大学英语（4）三门必修课是经过重修通过的，不符合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而没有向原告颁发《学位证》。根据国家教委学位办及国务院学位办之教位办[1992]1号文件《关于制发学士学位证书的通知》第三条第5项：“学士学位一般不予补授，学士学位证书一般也不予补发”。因此，被告不向原告发放学位证书的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且作出不授予学位证书决定的程序合法，原告以被告行政不作为为由所提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在原告毕业时，被告没有即时书面告知原告不授予学位的决定，至2004年3月18日，才由深圳大学教务处作出《关于“阮向辉授予学士学位申请书”的答复》。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学校不授予学生学位的告知程序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不能认定被告在告知不授予学位的程序上违法。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负担（案件受理费原告已预交本院，不予退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 建 东

审 判 员 贾 迎 岚

审 判 员 钟 瑞 荣

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