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全国首例诉政府立法行政不作为案（大全五篇）

第一篇：案例分析：全国首例诉政府立法行政不作为案

全国首例诉政府立法行政不作为案

案情：南京江宁区美亭化工厂长杨春庭于2003年3月接到通知，该化工厂要拆迁，但在补偿数量上存在严重分歧，原因在于双方所依据的法律根据不同，政府根据1996年发布的《江宁县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应补偿130万，而原告杨春庭根据现行的《南京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应得到补偿是400多万。经研究发现，1996年发布的《江宁县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被媒体称之为地方政府规章）是依据1996年3月《南京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制定的，然而该办法已于2000年3月废止。上面提到的南京市的有关规章是根据2000年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的。

原告于2003年4月23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之诉，状告南京市江宁区政府不按上位法规及时修改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致使自己损失惨重。南京市中院依据有关规定将此案移交江宁区法院审理，2003年5月26日江宁区人民法院向原告发出受理通知书，并于2003年6月12日作出裁定，驳回起诉。理由是政府发布的1996年《江宁县城镇房屋差遣管理办法》是属于抽象行政行为，被行政诉讼法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同时向江宁区政府提出司法建议。

——该案例源于法制日报2003年3月－6月的相关报道

问题：

1、《江宁县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是否有效？

2、行政主体怠于行使立法职权的根本原因？

3、本案是否可以通过改变诉讼请求而胜诉有望？

第二篇：阮向辉诉被告深圳大学行政不作为案

深 圳 市 南 山 区 人 民 法 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04）深南法行初字第22号

原告阮向辉，男，1975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深圳市园岭新村21栋201房。

委托代理人李松东，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大学，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南油路2336号。

法定代表人谢维信，校长。

委托代理人宋为民，男，1953年10月13日出生，深圳大学法学院教师。

委托代理人丁南，男，1971年5月30日出生，深圳大学法学院教师。

原告阮向辉诉被告深圳大学行政不作为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4年7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阮向辉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松东，被告委托代理人宋为民、丁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1994年9月至1998年6月在被告深圳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四年制本科学习，遵纪守法，修完被告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毕业论文评定为良好，已准予毕业。此外，原告1997年9月1日已由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授予大学英语四级证书。这表明原告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应当授予学士学位。但是，被告对授予原告学士学位一直采取不作为的态度。既不授予学位，也不说明不授予学位的理由，完全漠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损害。二○○四年三月十二日，原告书面请求被告授予学士学位，被告于二○○四年三月十八日作出书面答复，以原告在校期间“军事理论、大学英语（1）、大学英语（4）”等三门课程是经重修通过为由，不授予原告学士学位。

原告认为，原告有条件获得学士学位，被告拒绝授予原告学士学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作出授予原告学士学位的具体行政行为；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提交的证据：

1、原告的大学英语四级证书；

2、原告的成绩表；

3、授予学位申请书；

4、关于“阮向辉授予学士学位申请书”的答复。

被告答辩称，一、原告诉讼请求已超过行政诉讼时效，理应驳回。原告于1994年9月至1998年6月在深圳大学法学院学习，并于1998年6月毕业。毕业时原告取得了《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下称《毕业证》）但由于原告不符合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被告没有授予其《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证书》（下称《学位证》）。被告不授予原告《学位证》的决定在与原告同届毕业的法学院94级的毕业生中已是周知的事实，故被告不授予《学位证》的行为在1998年6月就属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而原告在1998年6月到2004年3月长达5年8个月的时间，没有主张权利，也没有向法院提出过诉讼。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9条之规定及相关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二、被告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广东省政府规范及深圳大学校规作出不授予原告学士学位的行为是依法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下称《学位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对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见《学位条例》第4条及《实施办法》第3条）。为了保证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有效实施，国务院颁布的《实施办法》第25条还明确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此授权性规定，赋予被告有权通过学校规章的方式，明确学位授予的工作细则。

1991年，广东省高等教育局下发粤高教科（1991）42号文件，颁布了《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被告根据广东省政府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于1992年4月公布、1994年6月修订了《深圳大学授予学士学位工作条例》（下称《深大学位条例》），该条例第9条第4项规定：“在校期间，按教学计划要求有3门（含3门）的必修课（包括限选课）经过重修后才合格者”不得授予学士学位。此外，根据国家教委学位办及国务院学位办之教位办[1992]1号文件之规范“学士学位一般不予补授，学士学位证书一般也不予补发”，《深大学位条例》第9条第7项亦规定“毕业时未能取得学位者，以后一律不再补授学位”。原告的学业情况属于上述规范中规定不授予学位的情况，所以，被告依法不授予原告学位，也依法不补授其学士学位。

被告制定的《深大学位条例》是对国家《学位条例》及国务院的《实施办法》的具体化，不存在规则层面上的矛盾与抵触。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是被告实施学士学位授予权的基本规则。

被告所依据的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大学校规，均在原告入学（1994年9月）前已经生效。原告在入学之初，被告在针对新生的入学教育阶段，将上述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的内容向原告作过宣讲，并发放了印有上述规范内容的《学生手册》。原告应当知道上述规范的内容对原告具有约束力。

三、确定授予学士学位的具体条件属于教育自主权，也是教育者的职责所在，应依法受到保护。

关于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条第1、4、5项之规定，学校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有权对受教育者实施处分，并有权决定对受教育者是否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

被告提交的证据：

1、《深圳大学颁发学位（毕业）证书申报表》；

2、《深圳大学颁发毕业证书申报表》；

6、原告在读期间的94、96年颁发的《学生手册》；

7、原告在读期间的校历；

8、法学院对学位审查工作的说明；

9、学士学位申请表（样式）；

10、国家教委学位办及国务院学位办之教位办[1992]1号文件；

11、广东省高等教育局下发粤高教科（1991）42号文件及《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12、1992年4月公布、1994年6月修订的《深圳大学授予学士学位工作条例》；

13、1996年4月修订的《深圳大学授予学士学位工作条例》。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94年9月至1998年6月在被告深圳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四年制本科学习，修完被告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毕业论文评定为良好，被告于1998年6月20日向其颁发了《毕业证》。被告以原告所修课程中的军事理论、大学英语（1）与大学英语（4）三门必修课是经过重修通过的，不符合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而没有向原告颁发《学位证》。2004年3月12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授予学士学位申请书》，要求被告授予原告学士学位。2004年3月18日，深圳大学教务处作出《关于“阮向辉授予学士学位申请书”的答复》，认为原告按教学计划有三门必修课是经重修通过的，拒绝授予原告学士学位。原告遂于2004年6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以上事实，有原告的成绩表、《毕业证》、《大学英语四级证书》、《九八届国际经济法专业（毕业）生学生名册》、《授予学位申请书》、《关于“阮向辉授予学士学位申请书”的答复》、《深大学位条例》及庭审笔录等证明，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1）、（4）、（5）项之规定，学校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有权对受教育者实施处分、并有权决定对受教育者是否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校颁发学位证书的行为属于法律授权的组织行使的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此项规定授权被告制定《深圳大学授予学士学位工作条例》的行为，《深圳大学授予学士学位工作条例》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应予以遵守。根据粤高教科（1991）42号文件《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八条第4项，被告以原告所修课程中的军事理论、大学英语（1）与大学英语（4）三门必修课是经过重修通过的，不符合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而没有向原告颁发《学位证》。根据国家教委学位办及国务院学位办之教位办[1992]1号文件《关于制发学士学位证书的通知》第三条第5项：“学士学位一般不予补授，学士学位证书一般也不予补发”。因此，被告不向原告发放学位证书的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且作出不授予学位证书决定的程序合法，原告以被告行政不作为为由所提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在原告毕业时，被告没有即时书面告知原告不授予学位的决定，至2004年3月18日，才由深圳大学教务处作出《关于“阮向辉授予学士学位申请书”的答复》。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学校不授予学生学位的告知程序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不能认定被告在告知不授予学位的程序上违法。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负担（案件受理费原告已预交本院，不予退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 建 东

审 判 员 贾 迎 岚

审 判 员 钟 瑞 荣

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 明

第三篇：全国首例市场化MBO案例6368155

全国首例市场化MBO案例

2003年9月4日，湖北武汉市国资办宣布，武汉当地的著名大型国有企业武汉有机实业公司的全部国有股权由该公司管理层收购。

与以往国内众多的管理层收购案例显著不同的是，武汉有机的管理层的收购是在一次

完全公开的激烈竞价之后完成的，因此被武汉市党委机关报《长江日报》誉为“全国首例市场化MBO案例”。

另外与众不同的是，武汉有机是武汉市效益最好的国有企业之一，早在2000年以董事长周鸿墩为首的管理层就提出改制要求，理由是国有一股独大的体制将会最终拖死企业。但当时政府认为，既然效益这么好，没有必要急着改革。然而到了2003年，武汉市政府态度大转，提出“靓女先嫁”的改革思路，决定对武汉有机进行改制。

武汉有机“秀色可餐”，各路媒人立即踏破门槛，一场暗战异常激烈。同样与众不同的是，与那些声名显赫的“外来户”相比，一开始以周鸿墩为首的管理层竟是一个被武汉当地国资管理部门忽视的竞争者。但最后，却是这个被忽视的竞争者夺了标。

国企MBO曾因存在大量暗箱操作与合谋而广遭诟病，曾被指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主渠道”。也正因此，财政部在2003年4月以“防止一些当事人利用新的交易形式谋取不当利益”为由，对管理层收购的行为暂停受理和审批。在财政部“禁令”下达不到半年且未明确宣布解除的时候，武汉有机的MBO竟然成功！

解剖这个“范例”，对国内大量有待重组的国企及其管理者来说，饶有意味。

武汉有机MBO风云

经过一番激烈的暗战，全国首例“市场化MBO”在武汉诞生，管理层以1.5亿元的最高价格竞标成功

2003年9月1日，“火炉”武汉酷热依旧，一身白色工作服的周鸿墩焦灼地赶到位于汉口香港路的武汉市产权交易所。这一天，武汉有机实业公司3037万股国有股在此挂牌竞价出让，周鸿墩代表武汉有机实业公司的管理层前来竞标。周是武汉有机实业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破旧的交易所二楼大厅里挤满了五六十人。同另外三个竞争对手一样，周鸿墩坐在交易大厅的第一排，依抽签次序，他最后一个开标。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上海复星开价1.2亿元，浙江升华拜克开价1.15亿元，中国远大集团开价8180万元，当周鸿墩报出1.5亿元开价时，上海复星的代表金博士一声“哎呀！”，懊恼之情溢于言表，因为武汉有机几天前一次安全事故，使他们临时降低了3000万元价码。

升华拜克专门聘请的代表--浙江大学化工学院郑津洋教授的表情也极不自在，但他愣了片刻上前同周鸿墩握手祝贺。远大集团的代表匆匆退场，在电梯间依然不停地抒发怨言，直到两天后，负责操作此事的中国远大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钟鸣才特地打电话祝贺周鸿墩。

“价格标”在产权交易所见了分晓，但“发展标”还得经武汉市国资办组织评审，即标书中关于如何发展武汉有机的构想，包括发展规划、经济指标、员工安置、人才培养、环境保护等。只有连中“双标”，才能笑到最后。

由武汉市主管经济的李涛副市长挂帅，市国资办、化工行业协会、化工教授组成的10人专家小组对4家竞购方进行评审，武汉市纪检部门全程监督，以10分为基准，评审结果是：有机管理层9分，上海复星8分，升华拜克7分，远大6分。这似乎没有什么悬念，对于武汉有机的将来发展没有人比有机管理层更有发言权。

三天之后，武汉市国资办宣布竞购结果，武汉有机管理层成为赢家，武汉有机的MBO成功。

一笔好买卖

对于武汉市国资办来说，这是一笔好买卖。

在产权交易市场挂牌之前，武汉市国资办委托的评估事务所对武汉有机的国有股进行了资产评估，企业资产总额为1.72亿元，国有净资产为6350万元，每股2.06元，但国资办声明，这只作参考，最终售价“受供求关系影响”。

根据武汉市政府在2003年5月制订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66号文件，购买国有产权者，凡一次性交付股权款的优惠30%，安排职工90%以上的优惠10%，本地投资者再优惠10%，也就是说最大的优惠可打对折。但从出售国有资产所得收入中支出的员工的补偿、安置以及社保、医保等费用部分不打折。

武汉有机在岗职工1106名，30年工龄以下的职工约占75%，他们将以640元/年的价格买断工龄，30年以上的职工到退休年龄领取退休金，加上为职工办理社保、医保，有机安置职工费用，总计为1000余万元。

从有机管理层1.5亿元的报价中扣除这1000余万元的费用后再打对折，大约为7000万元左右，故有机管理层的MBO价格应该为8000万元。但最后实际成交价格是8187.5万元，购得公司全部国有股权，占公司股权的54.39%。

有机管理层的价格在打折之后仍高出评估净资产值的30%，“市政府从中净赚了1800多万元”。

一笔不得不做的买卖

2003年9月17日，周鸿墩将近6000万元首付款交到武汉市国资办，并代表公司管理层在国有资产转让协议上签字，待各种手续办齐后，补交余款。自此，55岁的他再也不是能够享受退休津贴的“市管干部”，摇身变为“周老板”。

尽管从三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手中成功地抢走了持股权，但周鸿墩实在无法轻松。为融资购买股权，月工资只有2500元的周鸿墩向信托公司贷款9000万元，然后管理层按职务大小量化股权和贷款，在每个人的头上都悬着一把巨额债务的利剑。

但对于周鸿墩与他的管理层来说，这是一笔不得不做的买卖。

武汉有机的前身是1966年成立的国营武汉有机合成化工厂，隶属于武汉市化工局，在化工局撤销之后，武汉化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成为其授权经营单位。

1994年，有机第一次改制，成立股份公司，总股本为5583.6万股，国有股东变更为武汉葛化集团，持有3037万股，占54.39%，中外合资企业武汉瑞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240万股，武汉市化工进出口公司占200万股，湖北省化工进出口公司占50万股，申银万国证券武汉青年路营业部持10万股。

此外，还有1000万股的职工股权，是以1994年前应付职工工资节余入股的。在198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标准需经主管部门审批，武汉有机效益较好，但超额完成经济指标的工资奖金不能下发，在成立股份公司时便以职工合股基金的名义持有17.91%的股份。

1996年，武汉有机在武汉市柜台股票交易市场发行股票，共筹集1046.6万元，但由于后来柜台股叫停，这18.75%的股份却仍在社会人士手中，这些持股者主要为武汉市化工行业人员。

自股份制改造以来，有机的效益节节攀升，年利润增长率在10%以上。2002年公司销售额4亿元，利税7000万元，是武汉市化工行业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其主打产品苯甲酸纳的产销量居世界第一，氯化苄产销量居国内第一、全球第四。

1995年时，武汉市化工系统有19家国有企业，到2003年初只剩下4家，其中规模最大的武汉葛化集团(为武汉有机的控股单位)多年业绩不佳，仅2002年的亏损额就达9000多万元。惟武汉有机一枝独秀，职工工资在1000元左右，远高于武汉市企业的平均水平。

但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武汉有机的问题也开始暴露，而且越来越严重。

首先是人才不断流失。

2000年，经上级核准，武汉有机总经理的月收入为1000元、副总经理800元。到2001年时，总经理的工资为1500元，副总经理1200元。到2003年9月改制前，总经理的工资增至2500元，副总经理为2000元。

据公司内部决定，公司科技人员底酬为每月1500元，项目完成后可有4000元至2万元奖励等，一般而言，中层干部和科技骨干最高的年收入可达4万元。

显然，武汉有机是一个价廉的人才富矿，每到年底，来有机重金挖人的企业比比皆是，他们开出的价码至少是月薪5000元、年终奖10万元，甚至还分配股份。

面对如此悬殊的收入差距，自2000年以来，从有机“跳槽”的科技和营销骨干近20名，大都跑到浙江、2 广东的民营企业。这些人还往往带走的一个新产品、一片市场，他们所去的企业逐渐成为武汉有机强劲的市场对手。

武汉有机的另一个痛楚就是屡遭“劫富济贫”。

1995年7月，武汉化工原料厂宣告破产，上级领导对武汉有机说：“他们与你们同属一个系统，他们没饭吃了，你们帮助背一下。”要求有机将该厂整体收购，恢复生产。当时，武汉化工原料厂有2086人，每月发工资就需60万元，启动生产每月将亏损100多万元。在上级部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压力下，有机被迫接管武汉化工原料厂。近年来，有机为此付出了3600余万元的代价。

1998年底，武汉市的一家上市公司通过有关部门出面，要求合并武汉有机，“进行资产重组”，其真实意图是将有机包装进去，为这家上市公司取得配股资格。

由于这家上市公司装备、技术及经营管理明显落后，有机上下坚决抵制，某上级领导对此十分恼火，对有机董事长周鸿墩说：“这个企业是谁的？是政府的，我们才是老板。你算什么？”幸好此时证监会出台了相关规定，“重组”才不了了之。

如果照这样继续玩下去，武汉有机的前途是十分黯淡的。在周鸿墩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改变企业的国有性质。

所以对周鸿墩的管理层来说，改制是一笔不得不做的买卖，哪怕付出血本也是在所不惜。

惜嫁

2000年5月26日，武汉市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工作会召开，会上通过的102号文件将改制目标定为“退”、“转”、“变”，即国有资本全部退出或退出控股地位，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

机会终于来临了。武汉有机副总经理胡忠心立即拟定改制报告申请，但市国资办的答复是，102号文件的范围主要指中小企业，武汉有机属大型企业，故不在考虑之列，“先放一放”。

2001年4月，武汉有机又找到市国资办、市经委、市体改委、葛化集团等主管单位，要求参照102号文件改制。一月之后，武汉市国企改革办公室同意立项，并进入资产评估等程序。同年9月，葛化集团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武汉有机改制问题，并基本同意了改制方案，但到年底也没有审批。

2002年下半年，武汉有机再次提出改制要求，但报告呈送到葛化集团后仍杳无音讯，至此，胡忠心起草的改制材料已经堆到一尺多高。

当时武汉市国资办的解释是，武汉有机是一个股份制的大型企业，且是上柜企业，涉及到国有资产处置、职工身份补偿、柜台股票的处置等一系列敏感问题，还是要“先放一放”。

事实上，总是“放一放”最重要原因之一是，武汉有机不是包袱，而是一家效益很好的企业，国有净资产在持续增加，为什么要急于改制？没道理嘛！

武汉葛化集团总经理林一铀承认，有机的柜台股、兼并武汉化工原料厂的历史包袱等，只是技术性问题。如果武汉有机是特困企业，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虑，倒可能会强令改制。而且困难企业国有净资产不多，操作起来也方便。

暗战

不赶在女儿最漂亮的时候嫁出去，等人老珠黄的时候恐怕就麻烦了，武汉国资办最终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决定对武汉有机改制。

但正因为是个年轻美貌的女儿，自然就要寻个好人家。2003年8月5日，武汉市国资办在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上发布公告，“公开竞价出让武汉有机实业公司全部3037万国有股权”，这一做法在国内是首次。

2003年8月25日是最后的截止报名时间，上海复星、浙江升华拜克、中国远大，有机管理层四家出现在名单之列。四家首先被要求向武汉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打进500万元保证金之后再参加竞标。由于准备标书的时间只有20天，还有许多投资公司因来不及做方案而作罢。

实际上，武汉有机国有股权要出售的消息早就传出去了。此前两个多月里，武汉有机公司的门槛几乎已被各路人马踏破，有前来考察的，有刺探情报的，还有挖人才的，单单是表达了收购国有股权意向的就 3 有近20家单位。但很多是战略投资者，只有少数涉足化工行业。

2003年6月，在天一证券投行部的牵线下，浙江升华拜克高层亲自到武汉考察，同行的是浙江大学化工学院的教授郑津洋，他们对武汉有机的盈利情况及产品销量均十分满意，并向有机方面坦诚地表达了收购意向。

作为1999年1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一家农药公司，升华拜克与武汉有机在产品上有很强的关联性，如能成功收购，可以拉长产品链和市场链。升华拜克对此蓄谋已久。

由于武汉有机的产品是医药企业的上游产品，所以从事高科技、地产、医药产业的上海复星更是用心良苦。2003年5月，复星为收购武汉有机成立了化工投资部，聘请化工专业的一位博士设计方案。自此，复星同武汉有机频频接触，甚至给中层以上干部讲课，介绍复星的业务、销售网络、资产状况、企业理念以及在业界的地位等。

事实上，在“大医药”战略下，复星正从销售、制造、研发三方面壮大医药产业链，并希望使每一业态位居国内前三名。2002年5月，复星受让武汉中联药业4000万股股权，其触角已经伸到武汉。

中国远大集团也同样志在必得。2002年10月24日，与武汉有机相距咫尺的武汉制药厂由中国远大集团注资6015万元进行资产重组，远大持有72%的股份。若远大能再控股武汉有机，不仅可以完成在华中地区的产业布局，还可以为庞大的远大药业提供原料。

据《经济》掌握的资料，总资产为40亿元的中国远大集团为国务院扶贫办下辖的大型国家计划单列企业，以前以农业为主业，但1980年代后，在国际贸易、房地产、科技、制药等领域迅猛扩张。消息人士透露，远大收购国有产权，通常会由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牵头，甚至还伴随有政策性批文。

中国远大的“特派员”也曾多次拜会武汉有机，他们还抛出丰厚的待遇“预订”有机的管理层。在他们眼里，收购阻力主要来自上海复星。

但真正的对手被他们轻视了。

实际上，早在2003年2月14日，武汉有机的第四份改制申请便递交到武汉市有关部门，他们的方案是管理层联合战略投资者收购国有股，将企业转为民营机制。一个月后，武汉市高层默许武汉有机由管理层收购企业，而在武汉市国资办等主管部门的安排下，武汉有机开始清理资产，对托管企业的处置、股权处置等均作了安排。

与此同时，有机管理层与多家战略投资者频频会面。事情刚刚有了眉目时，2003年5月底，武汉市政府召开的国有企业改制工作会议规定，国有股权的购买方“可以是战略投资者，也可以是业内龙头企业、金融机构和管理层”，但只能单独购买。这意味着由武汉华锐管理咨询公司设计的武汉有机的“管理层联合战略投资者收购”的改制方案必须做调整。

华锐管理咨询公司与武汉市产权交易所在同一栋办公楼上，二者均为武汉市国资办的二级企业。华锐管理咨询的董事长杨乐意以“跟企业有默契”为由，婉拒了《经济》杂志的采访请求，但武汉有机的副总经理胡忠心并不否认该公司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据知情人透露，在2003年8月25日决定竞标之前，武汉有机管理层为募集收购资金，已经同7家信托公司接洽过，最后敲定的是福建的一家。之所以选中这一家，一是该信托公司的老板是武汉人，与武汉有机管理层中的一些成员相交多年，知根知底；二是条件比较优惠，以8%的利息贷9000万元，8年偿清。

据武汉有机管理层的反复测算，1.5亿是他们能接受的极限，有几成胜算谁都不知道。不仅上海复星有可能也出价到1.5亿元，而且当时有传闻说，有关方面已经内定中国远大集团。远大当初能以“很划算”的价格收购武汉制药厂，说明它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非同寻常。

周鸿墩的神经绷到了极限。对那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来说，失手一次还有第二次，而对于他们管理层而言，这就是最后的机会，出1.5亿元的价格，“完全是被逼上了绝路”。

事后，武汉当地媒体以“清清爽爽买厂”的字眼报道有机国有股出让一事，因为管理层对企业及产品最内行，而报价又最高，成功收购合情合理。但周鸿墩向《经济》杂志概括这次收购是“一次艰难的历程”。

2003年12月中旬，《经济》记者致电升华拜克，公司董事会的唐小姐称，毕竟收购失败，没什么可说的，但当初报价1.15亿元，是公司“一个理性的市场行为”。

远大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钟鸣在接受《经济》采访时称，竞购武汉有机的过程持续了七八个月时间，但竞标落败的原因涉及公司“带有商业机密性的”操作策略，加之今后还要在武汉发展，涉及到与当地政府的一些关系，他不便透露太多。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狭路相逢的暗战。其惊心动魄之处，恐怕只有周鸿墩能切身体会。周鸿墩自1968年进入武汉有机，当上董事长后再也没有挪过窝，若按惯例，今年56岁的他该准备退居二线了。周鸿墩这个人是个有些刻板的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牌不跳舞，晚上一般9点钟左右睡觉，早上5点半就到公司，多年如此。

“全国首例”的市场化MBO

据知情人士透露，武汉有机管理层最初是希望拉一家战略投资者，携手协议收购国有股权，政府方面有关主管领导也有口头承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有机在行业内名声太响，消息很快就泄露出去，各方投资者蜂拥而至。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才做出决定，武汉有机国有股挂牌竞价，公开出让。所以最终的MBO才有“全国首例”之说。

武汉市国资办主任杨卫东对此的解释是，当时觉得市场化是国有产权出让的必然趋势，而有机进入市场肯定会引来不少竞购者，以此作一个尝试，可以给武汉市后来的其他改制企业带个好头。与此同时，购买者多了，转让价格的形成机制并不由某一方确定，实际售价远高于评估出来的净资产，国有资产流失的闲言碎语就不会出现。

但武汉有机公司设备部一位姓周的干部却认为，将有机国有股放到产权交易所的初衷不是为了多卖钱，而是为了利益平衡，因为不少投资者不仅携有巨款，而且背后都有各自的“关系渠道”，否则出让公告不会在各投资者与有机管理层接触了几个月之后才发布。

据比较了解内情的《楚天金报》一位记者说，武汉有机管理层出1.5亿元的高价是迫于无奈。如果他们跟别人出一样多钱，他们就拿不到股权，还并不是纯粹的市场价格。

改制两个月之后，武汉有机成了改革典范。“武汉有机是武汉市新一轮企业改革的亮点”等评语不断地从政府领导们的口中说出来，甚至市里一些部门还在武汉有机公司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解决其法人工商登记、企业人员医保费用减免及购买企业所占土地等问题。

在2003年的最后一天，武汉企业界十件新闻大事、十位新闻人物评选揭晓，周鸿墩和他的武汉有机实业公司双双入围，理由是“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挂牌竞价，4家收购方经过激烈竞争，武汉有机管理层以管理、机制、规划、价格优势胜出，购得有机全部国有股”，成为武汉市“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先行者”。

站在领奖台上，身穿蓝色棉质工作服的周鸿墩面带微笑。对于有机改制前后的种种说法，他似乎已经抛在一边。有机改制为什么花落自家，只有他知道；有机的未来会是什么，也只有他才知道。

新民营时代

武汉有机董事长周鸿墩说，如果有机是由外来投资者购买，厂子估计差不多已经垮掉。

武汉有机的“国有”这一层“皮”是从2003年10月9日起正式褪掉的，当天武汉市政府发文，批准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3037万国家股，“以818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武汉有机公司经营管理层”。

由于企业法人变更，武汉有机重新办理营业执照，需经省财政厅、市国资办审批，直到2003年11月底，在市领导过问之后，营业执照终于办下来。12月18日，武汉有机公司在武汉市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武汉有机新的民营时代开始了。

MBO内部的股权分配

武汉有机对外融资时，公司董事长周鸿墩以个人名义向信托公司借款9000万元，在国有资产转让协议上签字的，也仍是他一个人。但绝不是周鸿墩一个人购买。武汉市国资办主任杨卫东证实，他们掌握一份48个人的名单，这是经武汉有机职代会通过的收购国有股权的管理层团队。

2003年10月14日，武汉有机公司召开中层干部大会，主要议题是如何将购买的国有股量化到管理层个人，“按职责分担风险”。

这一由华锐管理咨询公司设计的股权分配办法是，从购回的3037万股中，安排1000万股由管理层个 5 人认购，每股2.70元。其中，高层管理者认购60%，中层管理者认购40%。在60%中总经理认购50%，几位副总共同认购50%；40%中每个中层管理者可认可3万-5万股。“认购采取自愿原则，按法定程序，以房产和土地做抵押，风险自担。”

公司对外统一的说法，公司内部股权分配大概是“7倍的关系”，即经理一级的持股额是主管一级的7倍。

尽管周鸿墩称自己为小股东，但通过简单的计算便可得知，作为公司“一把手”的他持有300万股，相当于7位副总经理的持股总额，占公司5583.6万股的5.37%，而他需要付出810万元的股权款。

与股权分配直接相连的是管理层人数，这关涉到还贷的压力。周鸿墩对《经济》说，购买股权的管理层团队包括公司中层以上的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及销售、供应等经营骨干，共180人左右，占公司总人数的18%，将这一核心竞争层通过股权绑在了一起。

公司宣传部长韩行耀透露，90%以上的武汉有机管理层将房产抵押给了银行，实际购买了股份的管理层员工大概共有80多名，由于按规定只能上报48人的名单，周鸿墩代表大家签字，但股权买回来之后，压力均担。

2003年10月底，韩行耀认购了3万股，以房产抵押获得的贷款8.1万元支付，在领到一张股权证的同时，他每个月1500元的工资单上又少了200元，用于支付贷款利息。

这一切均由公司出面操办，从联系两家银行，到统一办手续，除银行派人挨户评估以外，个人不用参与，管理层的抵押贷款共筹集到500万元，这些钱立即用来偿还部分信托贷款，因为信托的利息是8%，比银行高三个点。

据武汉有机的规划，因股权量划到个人名下，向银行还贷也是个人的事，但应当在三年内本息偿清。

在签订产权转让合同时，武汉有机管理层承诺三年之内保持员工队伍的稳定，但国企工龄将就此“了断”。

平滑转轨

按照武汉市政府的有关规定，武汉有机30年工龄以上的职工，工作到退休年龄时享受退休金；但30年以内的，一律以640元/年买断工龄(这笔钱到退休或离开时领取)，然后跟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一年一签，“大锅饭”不再有，不胜任者很可能面临下岗。

武汉有机还有数百名退休职工已经进入社保，30年工龄以上的老职工在退休之后也是同等待遇，公司或者是一次性给社保交钱，或者每月缴纳。此外，公司为在岗及退休职工每人出5000多元办理医疗保险。

“凡是国家规定的职工保障，我们一项不落。”武汉有机宣传部长韩行耀“拍胸脯”似地说，职工买断工龄后岗位不变、待遇不变，不会像附近一些企业那样因被外来投资者收购而引起震动。

武汉市政府要求武汉有机“平稳过渡”到民营企业，但产权关系变更不久公司在管理层就开始人事行动。2003年11月，“收购团队”中三名中层干部被免职，他们待遇不变，但工作交了出来。2003年12月中旬，公司召开新一届股东大会，先前8个高层干部精简为一个总经理、三个副总经理、一个总经济师。

原来是国企时，上级有几个部门，公司对应设置几个部门，党办、团委、工会、计生办、离退休办等一应俱全，但据透露，2004年春节之后，一些“不带来经济效益”的部门，要么合并要么撤销，“瘦身”之后的管理层将缩减三分之一。

2003年底，武汉有机的管理层取消了年终奖，今后三年的股权分红将用来偿还信托贷款，中层干部们纷纷以“就当多在国有企业干几年”来宽慰自己。公司内部计划形成一个按资分配、按业绩分配的模式。

武汉葛化集团宣传部部长钟生彪说，葛化集团以前是武汉有机的主管部门，在有机将党团关系、人事档案转走之后，两家就各不相干了。

但武汉市国资办仍对武汉有机有一项约束。在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之时，有机管理层的改制计划书也一并作为合同附件，对有机的发展规划、职工安置、环境保护及经济发展指标等都有相应的要求，如未能达到，市国资办可以提请实施制裁。

但这种监督一般最多3年，武汉市国资办主任杨卫东说，3年后怎么发展是企业自己的事，国资办管不了那么远。

省委书记的三问

2003年12月10日，武汉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花飞舞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来到武汉有机，坐在简陋的小会议室里，在拉家常式的“聊天”中俞正声说，他带着三个疑问而来，一是，如果有机管理层中不了标，别人中了标，你们这个厂怎么办？二是借了这么多钱，几年才能还清？三是税前能否还款？

陪同的武汉市副市长李涛回答了第三个问题，他说，关于此类投资减免所得税的问题，需同税务部门商量之后再拿方案。

对第一个问题，周鸿墩说，如果有机是由外来投资者购买，厂子估计差不多已经垮掉。在周鸿墩看来，管理层员工在一起奋斗了10多年，不仅对公司深有感情，而且彼此坦诚相见；如果被别人购买，很多人会离开。而在几个月前众多企业来公司考察时，职工们也担心像邻近一些企业一样，外来“老板”让工人买断工龄后就走人，因为更低廉的工资也能招来大量的劳动力。

俞正声最担心的是还款问题。

当初向信托公司借款时，周鸿墩他们对市国资办最终能打几折尚不清楚，他们估计在9000万元左右，周鸿墩在贷款协议上签字时说，这一下子身家性命全押上了。

尽管最后管理层实际支付8188万元，但这一笔利率8%、8年期的信托贷款，每年需付息约655万元，三年为2000万元，也就是说，即使按照管理层三年还清的计划，连本带息也在1亿元以上。

武汉有机2003预计销售额4亿元，利税6700万元，其中净利润为3020万元，扣除按10%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和任意盈余公积金共计900万元，可供分配利润为2120万元。此次转让的国有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4.39%，相应可分配红利为1150万元。

湖北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龚益鸣认为，若仅靠每年所分配红利，三年根本不可能还清。在巨大风险面前，不排除公司管理层有抽逃企业生产资金来偿还收购资金的可能，届时利益受损的不仅仅是公司其他几个股东，甚至还有持股数额不大的管理层成员，因为在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下，企业资金的往来及运用缺乏监督机制。

对于这个问题，周鸿墩说，他们实际上只“支配”了1000万股，并将其风险分解到了管理层个人，大家的房产抵押贷款500万元已还给信托公司。另外的2037万股质押在信托公司，三年之后可以转让2000万股，转让收益就差不多可以还清，这样对于管理层来说，三年里负担几百万元利息即可。即使在转让之后，公司职工持股会还有1000万股，也就是说，他们还持有2037万股，仍相对控股。

武汉证券一位投行人士据此分析，信托公司估计实际贷出7000余万元，但获取利息回报并不是真实动机，他们很可能以私下协议进行股权的约定，成为一部分股权的真正持有者，有朝一日武汉有机上市之后，他们获取的收益远比单纯的利息高。

周鸿墩也并未回避企业上市的话题，据他说，上市的想法由来已久，现在公司里有一帮人在专门负责，3至5年是上市的最佳时机，因为还清债务之后，企业将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武汉《长江日报》经济部主任李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管理层买厂，还不如说是信托公司买厂，8个利润点是对管理层真正的考验，低于8个点就可能挨饿。但不管怎样，他们出价1.5亿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改革的两大转折

武汉有机的MBO并不是一个独立事件，对湖北地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国企改革“新时代”的开端。

说它是一个“新时代”，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的重大转折。

离当初周鸿墩第一次申请改制3年多以后，事情发生了转折。2003年12月16日，湖北省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对2004年经济工作部署中，强调“要敢于'靓女先嫁'，拿出一批资产状况良好的优势企业，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改制重组”。

作为“靓女先嫁”的典范，武汉有机的董事长周鸿墩被钦点在大会上发言，当着全省经济界高层人士，周鸿墩汇报了武汉有机民营化3个月以来的成绩，“实现利润1160万元，占1-11月利润总额的42%”。

武汉“成建制”的国企改革应从2000年算起。依照市政府出台的102号文件精神，改革主要集中在中 7 小企业，目前基本完成，1900多家中小企业的产权得以转换。

从2003年开始，武汉市政府将改革重点转移到319户市属大中型国有企业上，总资产达730亿元。按照计划，到2005年，武汉90%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将实现国有资本不再占据控股地位，国有净资产总额占企业净资产总额的比重，将从现在的73%降到20%以下。

对于这些“武字头”的大中型企业集团，武汉市的思路是实行“高位嫁接”，即在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上，“武字头”企业将主要瞄准世界500强，如果是国内100强、国内行业前3位的企业和企业集团，也可以重点考虑。显然这是一个政府主导的思路。

武汉有机的MBO让武汉国企改制思路发生了另一个重大转折。武汉市政府规定，国有独资或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企业的产权均在市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挂牌出让，不管是外资、内资、民间的企业，有实力的都可以参加竞买。

2004年元旦后的第二天下午，武汉市国资办主任杨卫东到市委大院汇报工作，市委副书记张代重听后说，2003年武汉国企改革的亮点是武汉有机，武汉市今后只要是好的国企，只要有两家以上的购买者，均将启动公开竞价程序。

目前武汉市国资办二级单位武汉产权交易所已经收集了第一批酝酿出售的企业，涉及近20个行业，可采取整体出售、分拆改制、分块出售、企业经营管理层和职工收购、参股、控股等各种形式。

管理层收购

管理层收购后，粤美的的总股本没有变，各类股份的比重也没有变，没有涉及控制权稀释、收益摊薄等问题，只是股权在两个法人实体之间的交换，这种转变的好处：

这里面的“法人股”非别样的“法人股”可比，它们中的很大部分是由粤美的管理层控制的，这标志着政府淡出粤美的，经营者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

管理层在实质上成为粤美的的第一大股东。两次收购之后，尽管从表面上看股权转让的结果只是股权在两法人实体之间的变换，尽管看起来美托投资有限公司是作为一个法人实体成为粤美的的第一大股东的，但美托投资实际上是由粤美的的管理层和工会控制的，所以最终管理层确立了对粤美的的所有权。粤美的管理层通过美托投资间接持有了粤美的17．3％(78％×22．19％)的法人股，粤美的的工会则间接持有粤美的4．88％(22％×22．19％)的法人股。这时的法人股已经从简单的为一个经济实体所控制的股份，变为控制在管理层人员的手中。在粤美的的管理层中，法人代表何享健通过美托持有了粤美的5．5％的股权(25％×22．19％)，持股2690万股，按照2001年1月1日到6月30日期间每星期五的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13．02元)来计，市值达到3．5亿余元。虽然目前我国的法人股不允许上市流通，但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必然是一个发展趋势。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减少了代理成本。管理层收购实现以后，以何享健为代表的粤美的管理层具有了双重角色：从性质上来说变原来的代理人为现在的委托人，但同时他们又在充分了解企业内部的各类信息。虽然其他中小股东对粤美的的一些信息不是十分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不对称依然存在，但第一大股东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对整个股东集体来说已经比原来进步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代理成本自然也就降低了。

第四篇：李茂润诉四川阆中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案

李茂润诉四川阆中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案

原告：李茂润

被告：四川省阆中市公安局

一审法院：四川省阆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茂润请求判决阆中市公安局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阆中市公安局赔偿原告李茂润医疗费、鉴定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木门损失费、汽车损失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上访费用、精神损失、营养费、房租费、机油、汽车零件，电话机等财产损失。

1998年5月16日早上7时许，阆中市水观镇二村精神病人郑国杰在水观场纠缠该场镇居民李茂润，并将李木门砸烂后离去。时隔近一小时，郑又去纠缠并追撵李。李茂润跑至水观区工委院内，见水观派出所民警王挺在场，便向其求助。郑国杰随即赶到，手持一自行车链条逼李跪下，并用链条打李，王挺未制止。其间，水观派出所另一位民警张洪坤路过，吼了一句：“你两个在干啥？还不快起来！”说完就上区工委宿舍楼去了。事后，水观镇党委书记杨波来到派出所向民警王挺反映郑国杰肇事情况，但派出所当日未对郑国杰采取相应措施。5月17日，郑国杰又在水现场多处肇事，威胁李茂润及其他场镇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李茂润再到派出所请求保护。上午10时，水观派出所指导员黄卫向市公安局电话请示，局领导指示应正确采取约束措施。11时，郑国杰又跑至—饭馆，水观派出所接报后将其带至派出所内，收缴了携带的自行车链条，并给郑端了一碗面吃，但郑未吃完面便逃离。

5月18日上午，水观区工委召集水观镇政府、法庭、司法所、派出所、民政所一起研究有关郑国杰肇事的处理问题。会议决定若郑国杰再肇事，由派出所控制人，由镇政府出钱治病。当天，郑国杰先后又在李茂润、王仲谦（场镇居民）等处肇事。李、王二人先后到派出所要求给予保护。派出所长罗忠明叫其去找镇政府，李、王二人去找镇政府，镇政府又叫去找派出所，李再次去找派出所，但派出所未予出警，只是于当晚安排乡治安员余仁贵寻找郑国杰。5月19日早上午，郑国杰又去找李茂润的儿子要钱，李茂润便找到区委管政法的王维强书记，与其一同去找水现派出所，派出所叫李回去查看郑国杰的情况，李看后报告：“郑坐一农用车往金垭镇方向走了。”罗忠明所长当即给金垭派出所打电话，要求在路上设卡堵截郑国杰。二十分钟后金垭所回话，未发现郑国杰。当天下午，派出所民警向光双到郑家中寻找，未找到。下午六时许，郑国杰又出现在水观场惹事生非，派出所获悉此消息后，罗所长叫民警回家吃了饭后就立即到所里来，谨防郑国杰又要肇事。21时许，郑国杰手持一把长铡马刀去到李茂润家楼下打门，叫李拿钱。当时李茂润与其妻徐登碧、儿媳妇刘娟三人在二楼家中，当郑国杰将一楼门打烂并上楼梯时，李妻和李儿媳翻到邻居王元辉家中躲避，李茂润慌不择路，从二楼阳台上跳下，当即不能站立，被邻居宋林云背到了王元辉的商店里隐藏。因李茂润在楼梯转角平台处设置有电网，郑国杰未能上到二楼，郑下楼后，用铡马刀将李茂润停放在门口的一辆野马牌汽车的车灯、挡风玻璃、座垫等损坏后离开。李茂润之弟李茂奎跑到水观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全体民警出动，后在群众的协助下将郑国杰控制。当晚，李茂润家人租车将其送往阆中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5月29日出院。其伤情被诊断为：右足跟骨、距骨闭合性骨折。开支医疗费1764.70元，租车费40元，出院后李茂润自购液体在家中输液治疗。其伤情经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技术鉴定中心鉴定为八级伤残，为此开支鉴定费500元，放射费120

元。原告的野马牌汽车购于1996年，购价9000元，被郑国杰损坏前后车灯、座椅、玻璃等部位，修复价值为2415元。原告修复郑国杰打烂的木门，开支195元。

阆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7条第二款第（一）项、第56条

（四）项、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23号批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8条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条

（五）项、第4条、第六条

（四）项、第七条一款、第 27条1款

（一）、（二）项、第28条

（七）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阆中市公安局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

二、被告阆中市公安局赔偿原告李茂润医疗费（含鉴定费、护理费、就医交通费1921．88元；误工费1791．84元；残疾赔偿金14993．60元；木门损失费78元；汽车损失费966元，合计赔偿19751.32元。

三、驳回原告李茂润的其他诉讼请求。

第五篇：案例分析(行政立法)

《行政立法》案例分析

2003年5月14日，一份名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这个建议的提交者，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俞江、中国政法大学的腾彪和北京邮电大学的许志永3位法学博士。在建议中，3位博士认为，国务院1982年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因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问：三博士上书建议符合我国的行政法规的监督程序吗？

 参考答案：

 《立法法》第90条

 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规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请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的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

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委会的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 对国务院1982年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审查，三博士是以

普通公民的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意见的，是完全符合我国有关行政法规监督的法律程序的。

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

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可以予以撤销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

 事情结果是：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审查后，认为《收容遣送办

法》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由国务院自行决定撤销或修改。不到一个月，国务院就出台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另一种途径（学者最希望看到的）：《收容遣送办法》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

议然后被撤销（结果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