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伍迪艾伦的44句幽默名言
伍迪艾伦的44句幽默名言
伍迪艾伦这个名字,只要是稍稍熟悉美国电影的影迷.多少都会听说过这个传奇人物.而市场上能见到的伍迪作品也不在少数,甚至多达十余种,尤其他最近的一些 作品,更是一部不拉.说起这位鼎鼎大名的导演,影迷们大多只是用“天才”、“牛”,甚至“大师”来表达他们的尊敬,然后多半就缄口不言.对于一位美国犹太 知识分子,我们显然还很难彻底了解他的思想脉络和文化背景,从而他的作品显露出的特质和优异之处,我们很多时候也只是感觉到,而恐怕也不能象艾伦在美国犹 太知识分子圈内的那些忠实观众一样能够会心一笑.1,我不愿通过努力工作而永垂不朽，我想不死而不朽。
2,惯性导致了三分之二的婚姻。而爱情造成了余下三分之一的婚姻。
3,要是一切都不存在，我们都只是在别人的梦里的话，那可怎么办？或者更糟糕，要是只有第三排的那个胖子才真正存在，那可怎么好？
4,我参加了一次存在主义的考试。我一个答案都没写，结果得了100分。
5,我并不怕死，我只是希望死亡来的时候，我正好不在。
6,有比死亡更糟糕的事，如果你和一个保险经纪人呆上一晚上，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7,我因为形而上学考试时作弊而被学校开除了。我偷看了另一个同学的灵魂。
8,当奥斯卡评委会打电话给我，我慌张极了。我以为他们想要回他们颁给我的奥斯卡奖，而典当行歇业已经有一阵子了。
9,在比佛利山……他们从不扔垃圾。他们把它变成了电视剧。
10,我想我的父母并不喜欢我。他们把一只活的泰迪熊放在我的婴儿床上。
11,如果你想让上帝发笑，你就告诉他你未来的计划。
12,我怎么可能相信上帝？上个星期我的舌头还被卷进了电动打字机的滚筒里！
13,一个诗人说过：“只有上帝才能造出一棵树”——大概是因为很难想出把树皮贴上去的方法。
14,我不能听太多的瓦格纳。我都有了想要征服波兰的冲动。
15,我上了一门速读课，在20分钟内读完了《战争与和平》。这本书说的是俄国的事。
16,我为人们想要“了解”宇宙而感到吃惊，你在唐人街迷了路都难办得很。17,要是上帝能给我一点明确的证据那该多好！比如说，给我在瑞士银行存上一大笔存款。
18,有意思的是，现代天文学家们认为，空间是有限的。这一点令人欣慰——尤其是那些从来不记得把东西放在哪里的人。
19,世界上的人似乎可以分成好人和坏人两种。好人睡得踏实……但坏人似乎更享受他们醒着的时间。
20,人生可以分成两种：可怕的人生和悲惨的人生。
21,人生充满了痛苦、孤独和折磨——而且它结束得太快了。
22,有钱好过贫穷，这只是基于财务上的原因。
23,人类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面临十字路口的选择。一条路通往无望和绝望。另一条通往灭绝。让我们祈祷我们有智慧做出正确的选择。
24,大多数时候我没有多少乐趣。其余的时候我一点乐趣都没有。
25,我人生的一大遗憾就是，我不是另外一个人。
26,不仅上帝不存在，而且周末连一个水管工都找不到。
27,另外，死是很少几件躺下来就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之一。
28,美国有组织的犯罪一年收入超过四百亿，而且办公费用很低。
29,思考：为什么人类会相互残杀？人们为了食物而杀戮。而且不仅仅为了食物，还常常必须有饮料。
30,对于你，我是无神论者，对于上帝，我是坚决的反对派。
31,如果一切都是幻象，什么都不存在，那可如何是好？如果是这样，我肯定多付了我的地毯钱。
32,当我被绑架了，我的父母立即采取行动。他们把我的房间租了出去。
33,如果你放弃所有让你想要活到100岁的东西，你就可以活到100岁。
34,我的妻子很不成熟。当我在浴缸里洗澡的时候，她会走进来弄沉我的船。
35,我相信有谁在那里注视着我们。不幸的是，那是政府。
36,我不相信有死后生命，但我还是会带上换洗的内衣裤。
37,我为自己的金怀表感到很自豪。在我爷爷临死之前，他把这只表卖给了我。
38,我从来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我的长相就是这样。
39,在我家里，我是老板，而我的妻子只是决策者。
40,不可能旅行得比光速更快，当然也不希望这样，因为你的帽子老是会被吹掉。
41,生活并不模仿艺术，它模仿糟糕的电视。
42,这里的东西太难吃了，而且分量太少了。
43,时间是不让所有事情同时发生的自然之道。
44,传统是永恒的幻象。
第二篇：伍迪·艾伦电影里的人物困境[定稿]
伍迪·艾伦电影里的人物困境
将伍迪?艾伦四十余年的电影作品放在一起，很难将其归纳为几种固定的叙事模式。他以平均一年一部的惊人速度出品，却尽量地不重复。但他所有作品中的人物都饱含着重重矛盾。他不断地将这些矛盾因子细化、具体化，深入探讨人类的永恒困境。这种焦虑感蕴含着一种彻头彻尾的悲观，却往往以喜剧的样态表现出来。导演本人在生活中亦会陷入类似的困境，他对此有明确认知却不能彻底摆脱，一边挣扎一边自嘲。
一、精神与肉体
《曼哈顿》开头的画外音可以代表伍迪?艾伦所有电影对知识分子精神肉体间矛盾的基本观点，即：知识分子试图为自己的性本能寻求出路，又因为精神追求和肉体欲望的对抗感到煎熬。
画外音里，一个人在介绍纽约，念一次，改一次，念一次，改一次，总是都对自己的解说词不满意：太浪漫、太说教气、没深度、太愤世嫉俗――这个反复修改的过程为我们展示出人物心理的不断游移和艰难承认――最终定稿是“他是纽约的化身，黑框眼镜背后是他丛林猛兽般的魅力”。
“黑框眼镜”与“丛林猛兽”，前者代表知识，后者代表肉欲，这为《曼哈顿》中主要人物定出了基调，也成为伍迪?艾伦众多电影中的经典母题。
很多评论者都曾指出，性压抑是伍迪?艾伦电影的重要论题。[1]在人的童年时期，性压抑或隐或现。有的孩子用“盲文色情小说做摩擦”来排解（《香蕉共和国》），也有的直抒胸臆――小孩遇见死神，问了两个问题：一是有来世吗？二是彼岸有女孩吗？他还对着镜头说：与哲学相比，他更渴望的是表妹的肉体（《爱与死》）。
成年人没有这么直白，他们躲躲闪闪。
伍迪?艾伦有意让性压抑的人遭遇情色的侵袭。安妮修女每听到“同性恋”“花痴”之类字眼，脸上就抽搐一下（《呆头鹅》）。在妓院里，男主角高声谈论上帝与编剧、电影与真实、怀孕的哲学感，妓女们笑得春花荡漾，围上去问：“你要绑着我吗？”（《开罗紫玫瑰》）
在《非强力春药》里，男主角去妓女家，目光都不敢直视。鱼缸、挂钟、怀表„„处处装饰着人的裸体器官。那些人体形状肆无忌惮地暴露在空气中，每一个突如其来的面部特写都显示了男主角的惊颤。他给妓女在“正事”上帮了大忙，妓女要给他来一次前卫而周到的身体服务以示感谢，他吓得拒绝。影片从头到尾，知识分子说话拿腔拿调，妓女却满口赤裸裸的“行话”，你来我往，精彩极了。
在这样的人物对阵中，我们很明显能感觉到镜头对知识分子的讽刺。那个文绉绉的角色代表着迂腐、“异化”，代表着丧失天真，反倒是妓女直言直语，欢快活泼，还有些孩子气。
《爱在罗马》中，讽刺的矛头特别明显。一个妓女偶然进入上流社会交际场，衣冠楚楚的绅士和太太都抬高自己的下巴，对妓女流露出轻蔑和厌恶。真实情况则是，妓女在绅士中认出了许多她的常客。谁坦诚谁虚伪，导演的立场很清楚。
很多人面对性问题，推三阻四地压抑或者居高临下地指责。在伍迪?艾伦看来，他们还不如坦荡荡的妓女。他要人们直面“性”在生活中的重要。他直截了当地说：“自由是很伟大，但是如果你死了，对你的性生活影响不小。”“爱情就是答案，可是当人们等待答案时，性却提了几个很好的问题。” 他将一个人的性压抑化为一句苦命的自嘲：“糟透了，参观自由女神像是我最后一次进入女性的身体。”（《犯罪和不端》）
太多的人被性问题困扰着，他们压抑，他们背叛，他们苦于没有出路，四处寻求答案（如《曼哈顿》《汉娜姐妹》《遭遇陌生人》《人人都说我爱你》等）。在著名的影片《安妮?霍尔》里，艾尔维和安妮的关系遇到问题，艾尔维上大街去寻访陌生人，问幸福的秘诀。一个中年男子回答说自己用情趣用品来维持性生活。
这有些严酷，但也许更接近现实。来自肉体的困惑在伍迪?艾伦几十年来的电影作品中从未休歇。这里的肉体问题，除了包含性的困惑之外，还包含肉体所遭遇的疾病痛苦和面临的死亡。一旦肉体发生问题，人物无一例外地慌乱尴尬，根本无暇顾及精神问题。
在伍迪的电影里，有几个人曾被误诊疾病（如《汉娜姐妹》和《人人都说我爱你》）。在恐怖的疾病面前，那些精神层面的风花雪月一下子都成了轻飘飘的东西，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伍迪?艾伦常被人提起的一句名言就来源于此――“世界上最动听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
伍迪?艾伦本人很怕死，他毫不讳言这一点，他说他从童年起就常常感到人生的无常和荒谬，一想到人会死，就觉得生命没了意义。我们多次在他的电影里看见临阵脱逃的家伙和被疾病吓得半死的人，那都是他的影子。人对死亡的对抗徒劳而无力，没有什么比死亡更悲哀的事情。
我们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看到知识分子总在谈论各种各样的文化和艺术的形而上问题，但我们始终清楚，他们摆脱不了性欲的困惑和疾病的痛苦。导演提醒我们，这些来自肉体的纠结有时比心灵和头脑处于更重要的地位。肉体的问题是切肤的问题――也许这正是伍迪?艾伦哲学里现世的一面。
二、理性与感性
对那些过度理性的家伙，四十余年来伍迪?艾伦就没停止过对他们的讽刺。
在他早期的作品里，那些教条的人物夸张极了。一个人接受采访时说：“死亡是我的精神食粮，而危险是我的兄弟。”不不，错了，倒过来说一遍。又错了，又倒过来。反反复复，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怎么了老虎百合》）。
他们做事一定要依照某种外在的程序，即便遇到突发事件时也不变通。抢劫时彬彬有礼，还履行民主程序举手表决;被追捕时，一边猛踩油门逃亡，一边腾出手给车里儿子辅导功课，绝不违背日常生活的惯例（《傻瓜入狱记》）。总统在机场欢迎外宾，总统和外宾都讲英语，翻译还要在中间“尽职”工作。于是，每句话就以一模一样的单词，在“外交场合”被三个人响亮地重复三遍（《香蕉共和国》）。
这样的程式化行为发生在情爱中就更加荒谬。《傻瓜大闹科学城》里人们生活得相当“科学”。他们抑郁了就共同抚摸一个金属球，整齐划一地同步放松。他们想要性爱就统统钻进一个仪器，按设定程序按下按钮，整齐划一地到达极乐。《爱与死》里一对情侣对着镜头表演爱，眉目传情像教科书一样。《香蕉共和国》里我们更是多次看到模式化的调情，男主角一颦一笑都尽力夸张，在轰轰烈烈的《1812序曲》中，衣服和裤子以固定的节奏纷纷扬向空中，实现严格的声画对应。那个哲学专业的女大学生，做爱要严格的灯光、温度、通风„„分手要讨论一堆问题的可行性、必要性、矛盾所在。两个人在记者面前表演按部就班的性行为，并非常认真地谈论感受。
伍迪早年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制造一些过度教条的人引人发笑。那些人物是虚拟的，漫画化的。
而从《安妮?霍尔》开始，荒诞不再虚拟，开始实实在在地降落到普通人身上。早期电影里的滑稽者让人感到有趣，而这时的人物隐隐让人有点反感和排斥。这时引起的情感不只是大笑，还有稍微严肃的思考。这些人似乎就是我们的左邻右舍，他们更接近现实生活而让观众觉得讽刺的针尖正在刺向银幕前的自己。
辛格是《安妮?霍尔》里最理性的家伙，他连吻都要事先预约好。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证明，在某个时刻发生某个种类的吻会有这样那样的合理性。他用小说的术语谈论做爱，阐述自渎的哲学意义。
《曼哈顿》的两对儿恋人里，唯有17岁的翠西天真温暖，没有那么多的理论，只是用心去爱。除她之外，其他3个人都比翠西懂理论，但都陷入困境。特别是女知识分子玛丽，她看展览时热衷谈论雕塑中的完美一体性和超凡的自我否定力。伍迪扮演的伊萨克在一旁对翠西说：“我对她已经忍无可忍。”
影片的结尾，伊萨克历数生命中值得留恋的东西――福楼拜、白兰度、塞尚，莫扎特„„还有翠西的脸庞。他突然醒悟，奔跑着去挽留翠西。在此刻，生活的美比艺术的美更值得挽留。
时隔多年，拍摄于2009年的电影《怎样都行》又出现了一个极度教条的人物。一个大学教授完全按程序生活，洗手时必须唱两句固定的歌词，确保时长足够去除细菌。最终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会爱上一个简单得“像个草履虫”一样的姑娘。2013年的《蓝色茉莉》，女主角神经紧张时必须按照瑜伽老师教她的程序呼吸放松，大把大把地吃某种特定的药物。
这些人物把过度的理性、理论、规矩、程序加给了原本应该是非理性的，没头没脑喷薄而出的爱情。而伍迪?艾伦本人始终爱那种温暖的感性。在他所有作品的导向中，过度教条的人物都没有好下场，唯有感性的欢快柔美能够让人性更为亲和。
三、充盈与虚弱
在美国，大约没有哪个导演像伍迪?艾伦这样，喜欢一而再再而三地塑造狐假虎威的人物形象。那些虚弱的胆小鬼怀着一肚子幻想和抱负。小则谋杀抢劫，大则闹革命反政府。现实则是――肥皂做成的枪在雨中化成泡沫，抢劫宠物商店被大猩猩追咬，想杀死一个知情者却把自己烫疯，用雷管做蜡烛炸到自己，试图制造车祸结果失败，拿餐刀误拿成鸡腿„„一环接一环的失败（《傻瓜入狱记》）。谁都看得穿，这不过是一个装出一副勇敢模样的胆小鬼。
这些小人物不仅实现不了谋杀，连生活中小小的“浪漫”都做不到。在海边欣喜地抱起女孩，抱不动，摔一大跤（《傻瓜入狱记》）。在赴约会的途中，幻想各种浪漫情调的对话，一开车门恰好掉进下水道（《香蕉共和国》）。
如果观众看过卓别林和鲍勃?霍普的喜剧，会发现这些人物和桥段似曾相识。伍迪?艾伦非常熟练地塑造了一种类型角色――说大话、优柔寡断、想得多做得少的小丑。
这些人物都虚弱，但要伪装成充盈的样子。他们总是以虚张声势开始，又以狼狈不堪结尾。《傻瓜入狱记》里的主角，刚刚说过自己什么都能挺过来，转眼就哭出声。《香蕉共和国》里的主角，在游击队里排队打饭，明知道顿顿都是烂糊糊，却说：“我要一份柚子，两个荷包蛋，肉桂吐司和咖啡。”拿到烂糊，惊呼完美。《傻瓜入狱记》里的男主角在地铁里斗强盗意外成功，正得意地笑，歹徒返回，他撒腿就跑。跳进水潭侥幸逃脱，正乐滋滋庆祝，就挨了一枪托。
这时候的伍迪?艾伦给人物身上堆积各种荒诞的笑料，越离谱越好。他不断追加，浓墨重彩，同时也把这些人物推得离日常生活越来越远。他们只是小丑，是放大镜和哈哈镜里的人物，不是真实的人。
后来，伍迪?艾伦对滑稽人物的讽刺转移到对真实人物的解剖，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解剖。
他喜欢自己来饰演文气的胆小鬼。《非强力春药》里，妓女的皮条客要杀死他，他吓得腿发软。《人人都说我爱你》他有意晨练想和美女邂逅，自己的小心脏却承受不了运动强度，昏倒在街边。
伍迪不相信那种过分浪漫的东西。一些幻想五颜六色地浮在空中，看起来很浪漫。每每在主人公正要获得成功时，他去轻戳一下，气球就漏了。他总是先给知识分子一些机会让他们高谈阔论，然后再一不小心让他露出“皮袍下的小”。[2]
《香蕉共和国》里的哲学系女生和人讨论瑜伽、东方哲学、易经、克尔恺郭尔、梵蒂冈、斯堪的纳维亚人，到处募集革命签名，实际不敢为革命行动一步。《曼哈顿》里的玛丽跟人共同创建了“被高估者学院”，马勒、纳博科夫、梅勒、海涅、莫扎特、梵高、伯格曼。显示出她品味的过分挑剔。她却在感情生活上无所适从。《安妮?霍尔》中的教授，谈论费里尼作品的结构、其技术性、消极意象的运用，却掌控不了自己的爱情。
伍迪最为直截了当地展示了那些口齿伶俐的人们是如何制造和兜售观点，而在其他方面又十分无能的。[3]知识分子的脆弱不仅表现在实际行动的怯懦，有时还是更加做作的伪饰。正像《爱在罗马》里的女文青，喜欢谈论高迪、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是《群魔》中遭禁的三章）、克尔恺郭尔、里尔克、庞德，据说还是厨艺高手。可是，菜谱忘在洛杉矶，就烘不了饼干了。
这就是伍迪理解的真实生活，不是小清新。他开创了这种可以称之为反浪漫式喜剧的传统。他讨厌过分拿腔拿调的人，要跳出来拆穿他们的伪装。
伍迪?艾伦本人在精神与肉体、理性与感性、充盈与虚弱之间不断发现矛盾，也试图寻找平衡。他很真诚，从不假装自己精神高雅或知识渊博。在精神与肉体之间，伍迪不掩饰自己的俗世欲望。比如对于肉体消逝的恐惧，比如对于金钱的合理欲望。他说：“我不想通过努力工作而不朽，我想通过不死而不朽。”“要是上帝能给我一些证据多好，比如在瑞士银行给我存上一大笔存款。”
他很理性，每天用固定的时间写作、拍片，每周有固定的时间去演奏单簧管。他也努力使自己摆脱教条，常常因为要看棒球比赛而早早结束当日的拍摄。
他读书，不卖弄。他说相对于读书来说，他更喜欢篮球或棒球赛。只是眼镜让他看起来像知识分子而已。[4]
那他本人是否就完全摆脱了这些困境？没有。困境几乎是永恒的。他也像他影片里的知识分子一样絮絮叨叨，他本人几十年来都在看心理医生，甚至他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有一个专门的医生，他无法摆脱自己的过度神经质。
在他一次次对于人物困境的探讨与展示中，他强化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矛盾与荒谬的认知。他为他的悲观披上喜剧的外衣，在自嘲和挣扎中说出了自己对人类的理解。
第三篇：伍迪艾伦：我最大的毛病是懒
伍迪·艾伦：我最大的毛病是懒
你下载玲珑沙龙App了吗？你下载玲珑沙龙App了吗？你下载玲珑沙龙App了吗？……伍迪艾伦喜欢年轻姑娘，也招年轻姑娘喜欢。他每年都会至少接受一次较长的深度采访，今年他把采访权给了NPR。这次伍迪·艾伦并没有聊他的新片《无理之人》，而是坦率地谈论了他对电影的态度，为什么演员喜欢找他合作，还有之前冷饭再炒的“性骚扰”**，多产的他坦诚自己最大的毛病是懒，看看他还给出了哪些酷劲儿十足的回答。今天的文章来自是玲珑的好朋友、微信公号“阿富汗奸细”，每天分享不求有用但求有趣的个人趣味，微信id是：afghanspy。诚心诚意推荐，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After You' href_cetemp=''> After You've Gone Woody Allen;Eddy Davis;Greg Cohen;Eddy Davis, The Manhattan Minstrel-Wild Man Blues
（译自npr.org）Sam Fragoso: 你比很多人多产。伍迪·艾伦:但是多产算不上什么，又不是作品的质量。像詹姆斯·乔伊斯那样的人只会做几件事，但它们的影响比我所做所想的任何一件事都伟大。
你是说某种程度上，你的作品质量会因为数量的原因而下降么？一贯如此。当你拍电影的时候，你总有很大的期待，有时会离目标很近。当我在拍《赛末点》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接近。但你永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最佳效果。你总打算要拍一部《公民凯恩》或《偷自行车的人》，但这事儿不会发生。你不能冲着拍伟大作品去，你只能去拍，并且希望自己走好运。
你有没有想过要减少数量，每几年才拍一部电影？这不管用的。这不是我觉得，“哦，要是我有更多时间或者更多钱，我就能把拍得更好。”一个人的天赋和性格有不足之处，这需要妥协。
你最大的毛病是什么？我懒，并且不是完美主义者。斯皮尔伯格和斯科塞斯会为了作品细节一直熬到深夜，而我，只要到6点，我就要回家，我要吃晚饭，我要看球赛。拍电影并非我生活的终极形态。我还有个不足之处，那就是理解力不强，没深度，也没什么天赋。“杰出”这个词跟我无关。当你看黑泽明电影里的场景时……你会发现他在场景设置上是个疯子。他电影里会有100匹马，一切都必须很完美。他很疯狂。我一点都不。
你不觉得自己疯狂么？不，不。我的问题是我是个中产阶级。如果我疯狂的话也许会更好。我过着很清醒的生活：早上起床，工作，送孩子去学校，跑步，吹黑管，和妻子散步。通常每天的散步也是一样。如果我疯了的话，也许会有用。如果我在片场尖叫起来，并且狮子大张口，也许会更好，但是我没有。我说，“差不多就行！”这是中产阶级的品性，为促进生产而生。
你乐此不疲。瞧，我们都要过日子，或者做点什么。从一般工作的标准看，拍电影是个挺好的活儿。你会和很有天赋的人一起做事。我是跟美女还有绅士们一起。大多数演员都想跟你合作。有两个原因：1)我给他们好戏演。还有，他们是艺术家，不想总是拍票房大片。他们想真的演点什么。2)不过他们想跟我合作的时候也都是大片没找他们的时候。如果我想找他们的同时《侏罗纪公园》也在找他们的话，他们会选《侏罗纪公园》，因为钱。
你说拍电影首先是份工作，热情其次，那你从何处得到快乐呢？那不是一份苦差事，那是个讨生活的好方式。我喜欢玩音乐，我喜欢和家人一起，但我不会太High。我不像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我很享受工作。如果早上7点钟你在片场，那会儿斯嘉丽·约翰逊或艾玛·斯通也在场，而你有差不多一年时间都在跟服装造型和音乐打交道的话……那就像是艺术或者手艺，是拼贴的艺术。不过我不是那种吸海洛因的人。
你有没有因为消遣或者寻求创意的目的试过嗑药？我从没磕过药。我从没抽过一口大麻。我从没吃过一颗药丸。我顶多吃过两片止疼片。
一次也没有？一次也没，而且我一点都不好奇。人们总是说，“你不好奇么？”但我从不是个喜欢好奇的人。我对旅行也不热衷，但我会去，因为我太太喜欢。我对去别的地方旅游没什么兴趣，我对尝试新事物不感兴趣。我总是去同一家餐馆，我太太总说，“让我们试试别的！”我不太喜欢那样。当伊莲餐厅在纽约开张之后，我每晚都去，一周七晚，持续了10到12年。我还是很惊讶，你居然一次大麻也没抽过。而且在大麻最兴盛的时候都没。60年代的时候我会在芝加哥的Mr.Kelly's、旧金山的Hungry I还有一些音乐会上演出，演完之后每个人都抽大麻。不管是玩民谣的还是玩摇滚的。药物这东西从来都不会吸引我。我对很多东西不感兴趣。我对技术无感。我没电脑。我也不爱旅行和流行音乐。没什么动力。
但你正和亚马逊合作给网上的观众拍电视剧啊？对，可我一集还没看。我觉得它们会让人难堪。他们会后悔找我合作的。我尽力吧。我拍的是个六集的剧。
它们不好么？我对它们强烈怀疑。我本以为只是轻松地赚点外快。电影就不轻松，但那部剧也不是小菜一碟。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年轻时代的伍迪·艾伦
在拍了这么多年关于死亡（对死亡的恐惧，怎样战胜死亡，等等）的电影后，如今你79了，你是否感觉好些了？你是战胜不了那种焦虑的。你不会因为年纪变大了或者信佛了就轻松自如。
会更差么现在？不会更差，只是一样。20岁的时候，如果你在半夜醒来思考你的死亡，到60岁和80岁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为生活你不断地奋斗。你找不到什么有逻辑的理由，但你就是不断奋斗以期生存。你不想这样。你期望生活的故事是另一番景象，但它不是。
你看心理医生多久了？并没有一直持续。我在20岁的时候看过，但后来停了一阵，再后来年纪大些了又看了一个心理医生。总之时断时续。现在我每周去一次，不过只是为了“给电池充电”。
有用么？很有趣，有用的，但并非我想的那样。我记得多年前，我带着自己的黑管去了修理店，那儿的人花了两周时间，换了新垫片还有其他。后来我去了，我说，“多谢你，不过我吹的话听上去会不会更棒？”那人说，“对，会更棒的，不过不会像你所想的那么棒。”事实的真相是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
吹黑管的Woody Allen
你是想说人不会变得更好么？我的确认为只会好到一定水平。每个人不一样。这取决于你靠自己能努力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已经够接近了，心理医生会稍微推你一把，也许就成了。
你何时何地经历过这种“推一把”的？当我刚开始当喜剧演员的时候，我以前一直觉得他们都不喜欢我。我登台了但他们不喜欢我。问题其实是——心理学上来说，但我那时不知道——我其实是在担心自己不会喜欢他们。所以造就了我的焦虑，而我把这种焦虑变成了，“他们不会喜欢我。”那是解决我登台焦虑的重大发现。还有，我19岁的时候就结了婚。
那又是什么？没什么！那次婚姻让我得以搬出父母的屋子，并且让我来到纽约，面对现实。我的前妻是个善良聪明的人，但我有时候夜里会感到作呕，我一直以为是食物的原因。“哦，我不该在中国餐馆吃饭，还有那些意大利菜。”总之很让我焦虑，后来有人向我指出，并不是食物导致我的恶心，那真是莫大的帮助。
你不喜欢跟人相处？从不喜欢。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认为有些人很不错，但更多的人则不。我是少数支持彗星撞地球的人之一。统计学来说，越多人该死就越多人会死。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么？我认为自己……变老了之后还行。当我年轻的时候，20多岁那会儿不太敏感。但当我变老了，于是开始意识到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很艰难，我对其他人就有了更多的同情。我试过表现得更和气，更得体，更体面。但我不能老这样。当我20多岁时，甚至小30岁的时候，我才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很自私，对跟自己约会的女人野心勃勃，但却感觉迟钝。倒不是粗鲁和下流，只是不够敏感。
你当初把女人视作暂时的资产？是的，暂时的，但当我年龄渐长发现她们跟我一样是忍受痛苦的人……我改变了。这些年我学会了感同身受。
你有没有什么很大的遗憾？哦！我最大的遗憾——我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是我没能完成学业。我就这么让自己被赶了出来。我当初不该那样漠不关心。我后悔自己没能有个更严肃的人生，我开始拍的那些电影都太娱乐了。我希望成为英格玛·伯格曼。
但你通过笑声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快乐。对，那让我挺了过来。那拯救了我。在我起步时，喜剧是一条捷径，我选了一条捷径。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成为更专注的艺术家。我会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更加严肃。人们会对着我的作品说，“你这傻子。你拍的那些（喜剧）电影我们才喜欢。你只要一想变得更严肃或者更有意义，我们就退场不看了。”
那是你的电影《星辰往事》的台词。你说对了，也许那就是我仅有的深度，而我逗乐的才能，大概能排进前三，在那个位置我干得挺不错。
你这话说得好像你的生涯就要结束了。好吧，没几个月我就80了。谁知道我还能指望啥？我的父母活得很久，但那不能保证什么。要真的改造一个人的话已经太晚了。我还能做的只剩下尽可能多拍些好作品，这样人们就会说，“在他的晚年，在他的最后几年，他拍了一些最好的作品。”很好。既然说到你快80了，我很好奇：你是否依然相信“爱会褪色”，就像《安妮.霍尔》说的那样？爱几乎一直都在褪色。有时候你会很幸运，开始一段恋情并且持续挺长时间，甚至一辈子。但爱情总是在褪色。人际关系是人们所要处理的最难的事。他们要对待孤单，与人见面，维持关系。你总会听到人们说，“如果你要好好维持一段关系的话，你就得经营它。”但在生命中不会有什么东西是你真心喜欢并且享受，可你还要去经营的。我热爱音乐，可我不需要经营它。一个人喜欢周末出去划船，他不会想，“哦，我要经营它。”他恨不得马上停工去划船。这就是你看待人际关系的方式。如果你觉得自己还要经营它的话——这份片刻不停的工作得变换角度看问题，掩盖真相，妥协让步——这不会有用的。
1977年的《安妮.霍尔》是伍迪·艾伦的一部重要作品
你跟现在的太太宋宜相处也是这么觉得么？我这段关系真是交了好运。我（和她）已经结婚20多年了，一直很好。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一个奇怪的事实，我比这个和我结婚的姑娘老太多了。我比她大35岁，然而不知怎么地，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她的错，我们就在一起了。我像父亲一样。她也向对父亲一样对待我。我喜欢她的年轻和活力。她尊重我，而我很高兴能给她很多做决定的权利，让她管很多事。她非常开心。那是件很幸运的事。
运气是你在自己的电影经常谈及的东西。对，我对它深信不疑。
但当你认识宋宜，你什么时候觉得你们俩是可以相处的？我得说从外人的角度——对于公众而言——这还是有点难以理解的。我认为很可笑。
那和我谈谈80年代晚期你的想法吧。我和她起初的关系我以为只是闹着玩，不那么认真。但事情有自己的发展，我从没想过会变成什么样。后来我们就开始一起出去，再之后就住到了一起，我们很开心那样做。年龄差距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对我们双方都挺好的。她乐于被我介绍很多很多我所历经的事，我也很喜欢跟她说，她全盘接受，并且在某些领域还超出了我。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相信运气。我认为你无法精心策划那些事。两个人走到一起，他们有数以亿计的不同需求、神经系统和细微的差别，他们必须交融在一起。如果有任何一方不交融的话，就会产生很多麻烦。这就像是你体内的微量维生素一样，是些很小的东西，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会死掉。
教堂和政府，艺术家和他们的私人生活之间存在着隔阂——你认为舆论对你的控诉［注：养女Dylan Farrow在《纽约时报》写公开信披露伍迪·艾伦对其性骚扰］影响了观众对你电影的看法了么？我不这样认为。我的观众是小众群体。并没有很多人来看，现在也不，多年来我的观众群体没什么变化。如果评价糟糕的话，他们就不来。如果评论好的话，他们也许会来的。
宋宜（左一）、米亚·法罗（中）和怀中的Dylan Farrow
你真的不信他们是带着其他目的来影院的么？绝不相信。我拍电影也是一样。我从没看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在电影里有任何迹象的共鸣。如果我拍了一部人们想看的电影，他们成群结队去看，这意味着它达到了《曼哈顿》或者《安妮霍尔》或者《午夜巴黎》的程度。那是我的外围极限。如果我拍了部他们不想看的电影，他们不会去的。
最后问一句，你希望自己会如何被人铭记？老有人这么问我，可能因为我快80了，但我真不在乎。这对我无关紧要，除了能给我的孩子们版税——如果有人要拿走我所有的电影去倾销的话。你我都可以站在莎士比亚的坟上给他唱赞歌，但这没什么意义。你都死了。
（End）
第四篇：伍迪·艾伦访谈：“我最大的恶习是懒惰”
伍迪·艾伦访谈：“我最大的恶习是懒惰”
74岁的伍迪·艾伦仍在高效地拍电影。只不过在他看来，这份高效恰恰缘自于他懒惰的个性。他只在纽约、伦敦、巴黎等舒适的一线城市拍片，没有耐心重复拍一场戏，甚至为了看晚上的体育比赛，他会很快拍完当天的任务。接受《外滩画报》特约记者采访时，他很满足于自己的局限性：“如果我不是那么懒，那我的作品也许会更好，但也不会有多棒。我不可能一下子跃到黑泽明那样的高度。”
伍迪·艾伦有许多根深蒂固的习惯。每天起床后，他都会在跑步机上跑上一阵，然后去浴室冲澡。之后，尽管家里雇了厨师，他还是会亲自做早餐，就像童年在布鲁克林拥挤的公寓时一样。他的早餐通常是一碗Cheerios 燕麦圈，上面放满了葡萄干和7 块切得正正好好的香蕉。
他每天至少练习40 分钟以上的单簧管，而每周一晚上，他都会同曼哈顿的一个爵士乐团登台演出。
这些习惯，30 年来雷打不动。而艾伦最重要的习惯，是拍电影。自1969 年以来，被誉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的艾伦始终以每年一部电影的惊人速度工作着。曾几何时，每年他的新片上映时，曼哈顿的许多影院门口都会排起长队。然而自进入千禧年后，艾伦的票房号召力逐渐下降，尽管《赛末点》与《午夜巴塞罗那》票房不错，但他作品的主题和意义，却似乎随着他的年龄在萎缩。
艾伦今年已经74 岁了，但票房和评论并没有放慢老人的创作步伐。9 月22日，由安东尼·霍普金斯、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娜奥米·沃茨等一众明星主演的新片《遭遇陌生人》即将在北美公映，而明年上映的另一部新片《午夜巴黎》，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
艾伦所有电影创作的始末，都发生在一座名为曼哈顿电影中心的工作室内。当我在下午造访时，一位年轻的助手正坐在木制的前台后，桌上整齐地罗列着一大堆文件和参考书。进门后，我发现艾伦的书橱上贴着他分门别类而写的便条纸：《爱丽丝》—《罪与错》；《爱与死》—《星尘往事》；《甜蜜与卑微》—《西力传》。书橱边挂着艾伦那顶钓鱼帽——年轻时他曾用它来掩饰自己的身份，如今却已成为他的标志之一。
艾伦穿了一身熟悉的工作服——蓝衬衣、军装裤以及一双磨损了的旧皮鞋。他的头发如今几乎已经全白，但他看上去甚至比10 年前作品里的他还年轻。只有当他说到“让我戴上助听器，这样我好听清你讲话”时，你才会意识到他已74 岁高龄。谈话时，艾伦始终像电影中的自己那样，以一种犹豫不定的语调轻声细雨地“唠叨”着。
B=《外滩画报》
WA= 伍迪·艾伦 Woody Allen
“我从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
B: 人们通常最误解你的地方在哪里？
WA：他们总觉得我的电影是自传性的，这是最错误的。其次，就是觉得我是个智者，很学术，其实我根本不是。
B: 为什么？
WA：因为我完全不是啊。我年轻时从不读书，也没什么学术兴趣，大学第一年我就因为学分太低退学了。即使现在，相比读书来说，我更愿意看篮球或棒球比赛。我从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是这副眼镜（把它从脸上拿下）造成了假相。
B: 可你的许多电影都因为它们的形上意义而闻名。
WA：因为我一直很迷恋与道德相关的话题。相比时下的政治或社会话题，我碰巧更关注哲学，所以我的电影当然也就看似很关注存在主义等哲学命题。其实，我只是对政治和社会题材不感兴趣，当然不是作为一个公民，而是作为一个电影人的角度。我绝不会去拍关于同性恋权益或黑人自由的电影。吸引我看的、想去拍的，都是些有关哲学主题的电影，关于“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糟糕，我们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这不该被误解为有学识吧。
B：你的上一部新片《怎样都行》的剧本其实早在上世纪70 年代就写好了，当时是为泽罗·莫思泰（好莱坞著名喜剧演员）量身定做的，为什么隔了30 年后才决定拍摄？
WA：当泽罗1977 年逝世后，我便把剧本放在了一边。我一直都习惯把剧本放抽屉里，有一次我重新翻抽屉，找到了它，觉得写得还不错。当时我想，可惜泽罗离开了。后来有人向我推荐拉里·大卫。拉里是美国很有名的电视喜剧演员，我从未想过他会愿意出演。他曾在我早期两部电影里演过小角色，但我当时几乎不认识他，也没怎么说过话。在美国，没有谁比拉里更适合出演这么一个到处抱怨，却还能让观众喜欢的角色了。
B: 时隔30 年，你有没有更新自己的剧本？
WA：没有。我一直鼓励拉里改动剧本，但他什么也没改。我向来鼓励演员自由发挥——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自己的台词。你不需要遵从我的剧本，如果你是找太太离婚，尽管我在剧本里已经写好台词，但你大可按照实际情况即兴发挥。你可以说我准备的笑话，也可以不说，随便你怎么演，只要把婚离了就行。
B：演员们一般会怎么做呢？
WA：我总结了一下，基本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他们说，哦不，我不会动你剧本里的一个单词，就好像我的字句是金子似的。而通常他们也确实不会动。第二种，他们会说，那很棒。他们非常有创造力，即兴说了许多更棒的台词，事后则由我占了功劳。观众会说那场戏真好玩，导演不错。可事实上这都是演员现场即兴发挥的，是他们的功劳。第三种则让我很头疼。他们会说，谢谢你，我感觉很自由，你解放了我，我可以尽情发挥自我了！可真的开拍时，他们却依旧一字一句地背台词。我说，你们可以自己发挥的，他们就一个劲地谢我，谢我，再谢我。然后，照背台词。
B：您的剧本都是怎样产生的呢？
WA：通常，当我有了灵感后，我把它们写下来，放在卧室的抽屉里——因为卧室就是我的工作室。当我拍完一部电影后，我会想，该为未来几年写些剧本了。于是我打开抽屉，发现里面有100万张写满字的纸头和便条，我把它们全部摊到桌面，从中寻找素材。当然，其中许多都没有用，我会把它们一张张扔进垃圾筒。但有时也会发现几个不错的想法，我会接着继续写下去。
比如《午夜巴塞罗那》就是这样产生的。我曾经写了一个两个截然不同的女孩去巴塞罗那度假，遇到一对光芒四射的夫妇的故事大概。后来我在抽屉里发现了它，把它拍成了电影。
“《赛末点》居然是我拍的电影！”
B：听说你每次早餐都会把香蕉切成7片，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WA：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我把它撕成七条时，一切都很好。我不想把它撕成八条或者六条。七条时很好，为什么要改成八条呢？
B：你还真迷信。
WA：我对许多事情都很迷信。比如，我只在水渠建在角落，而非中央的浴室里洗澡。我不会事先说任何消极的话。如果我某天要乘飞机，那我不会说任何关于飞机坠毁的话。
B：你的意思是，用任何语言来
WA：用任何语言来暗示飞机会失事。这很有趣，因为我实际上完全不信任何宗教。如果我走在街上看见一部梯子，我会直接从梯子下走过去，因为我不想绕过去，我一点也不在意。不过我还是很迷信。这就跟我看棒球比赛一样：如果我喜欢的球队开始发挥出色，其间我就不会去上厕所，我会一动不动，所有的一切都要保持静止，就好像我家的某样东西会关系到千里之外球场上发生的事情。
B：那你每隔多久会出去看电影？
WA：我多数时间都在家里看。我也会出去看电影，大概一个月一次。
B：最近你看过的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WA：老天，是（想了20 秒）天呐，我不知道。最近没看到任何我喜欢的电影。我倒是看了挺多部影片的。
B：这倒像是一种控告。
WA：是的。通常，很多片子我都不喜欢。我不是那种很和蔼的评论家。不过我想在你走之前我会问问我的助手近几个月里我看了什么，看看其中有没有能回答你这个问题的。
B：你曾经说过：“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与我有关的电影中得到任何近似于满足感的感觉。”
WA：是的。因为我每次都抱着巨大的期望开始拍一部电影。在写剧本时，我会躺在床上构思。我会有一个想法，然后逐渐发展，逐渐成型。然而躺在家里的床上，你不会遇到现实的挑战。你在家里，觉得“这很好”，“那也很好”，或者“这一幕会很棒”，甚至“这简直就像《公民凯恩》”。但当你真正付诸实践的时候，就不这么简单了。你会发现你找不到你想要的演员，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搭设你想要的场景。当你拍摄的时候，你会犯错误。你会因为感觉不够敏锐，而把摄像机放在错误的地方。
而且，有些在家里写出来的场景，你认为那会很华丽，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华丽。它们经过演员的表演，即使他们是很好的演员，看上去也没有那么棒了。当你最后把它们都剪辑起来，你会发现，这完全比不上《公民凯恩》，完全比不上《偷自行车的人》。你会感到很失望。
当我走进这个房间，开始对影片画面剪下第一刀，然后第一次将它放到大银幕上看时，那感觉总是像迎头浇来一盆冷水。你所有宏伟的野心，比如说它会成为世界上最棒的电影之类的想法，会缩小为：“我要怎样收拾这一残局？我要怎样重新编辑它呢？我要怎样加进旁白？怎样改变音乐？最后一幕要怎么处理？我要怎样让自己摆脱这一尴尬的局面呢？”你完全忘记了自己最初的壮志凌云，突然间，你变成了要为你的生计而奋斗。
B：对于拍的每一部电影，你都会这么想？
WA：每部都有想过。《赛末点》是让我觉得拍得十分幸运的一部电影，感觉天时地利人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每个演员。如果我希望拍的那天伦敦是晴天，它就会是晴天；隔天如果我希望是雨天，它就会是雨天。我的意思是，我都没办法不拍好。在这部电影上我简直得到了全世界所有的好运。
所以它的结果也很好。我第一次看它的时候就在想，我的老天，这居然是我拍的影片。我在编辑室里考虑了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我们居然能拍出如此好的影片。不过这很少见。
B：既然你不断地感到失望，为什么还如此快速地工作呢？
WA：这是因为我只能做到这样。就是说，就算我放慢了工作速度，结果也不会变得更好。
B：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我花三年时间来拍这部片子，它可能会成为我的代表作”？
WA：就算你那么想，它也不会成真。首先，你可能无法得到你要的资金来为你做梦的时间埋单。不过我也有那么想过，结果事与愿违。
B：哪部电影曾让你那么想过？
WA：比如，当我拍《情牵九月天》的时候，我拍好了整部影片。然后我说，“我要重新开始把这整部电影再拍一遍。我讨厌现在的这个版本。”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拍摄之后，我打算把它全部抹掉重来。但第二个版本并没有比第一版好多少。
B：那你最后公映的是《情牵九月天》的哪个版本？
WA：第二版。要我说，它可能比第一版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只有那么一点点，并不能说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B：好吧。那你真的享受拍电影的过程吗？因为通常人们会对于你谈论厌恶拍电影的报道印象深刻。
WA：拍摄的过程还好，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它能帮你分散对于痛苦的现实生活的注意力，当你担心这个玩笑好不好笑，担心服装、假发、地点、日常事务的时候，你就没精力担心死亡和生命的短暂、残酷和无意义的东西。你只会担心一些可解决的琐碎问题。而且如果它们无法解决，也没有人会因此送命，所以一切都没那么糟糕。
另外，当你与美丽的女子、魅力十足又风趣的男子以及天赋异秉的摄影师和富有创造力的化妆师一起工作时，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谋生方法，所以我一点也不厌恶拍电影。这比起整天在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前要好得多。
“艺术的完美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B：据我所知，你过去从不用手机或电子邮箱，但我发现现在你也开始用手机了。
WA：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会用这只手机。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发过或收过电子邮件。我不知道该怎么使 3 用它，也没有兴趣知道。我没有电脑这类的东西。但是这只手机，好就好在有人向我展示过，当我去巴黎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时候，我可以在里面储存1200 张爵士乐唱片。因此当我要练习单簧管的时候，只要戴上耳机，就可以和所有新奥尔良乐队一起演奏了。关键是我不用随身携带那些CD 和扬声器了。
B：你看过3D 电影吗？最近看的一部3D 电影是什么？
WA：我最近看过的3D 电影是（咯咯笑）《恐怖蜡像馆》（2005 年）。
B：好吧。
WA：我听说3D 电影很棒。黛安·基顿告诉我她看了《阿凡达》，她说这部电影很棒。但是，它无法引起我足够的兴趣，不在我的兴趣范围内。上个周末我看了《预言家》，一部关于监狱中阿拉伯裔人的法国电影，那对我来说更有趣、更合心意。
B：你每天都要练习单簧管吗？
WA：是的，从15 岁起就开始练了。我最初学习高音萨克斯，因为我想演奏爵士乐，后来我转学单簧管，因为它更有趣。我不断地练习，不一定每天都练习一小时，但至少40~45 分钟。现在我每天都练习一小时，因为每个星期我都要表演。
B：就没有不练的时候？
WA：没有。因为我有点忧郁症，很轻微的——或者说，是神经质。我总觉得，掉到最差的状态是不对的。这就像如果我吃了一块肉，我会觉得摧毁了我整个身体系统，即使我很爱吃肉，我也不会去吃。
B：你是素食主义者？
WA：不是的，我会吃肉，大概两年一次。我会两年吃一次牛排，但吃牛排的欢乐抵不过吃完产生的内疚感。这跟练习一样。的确，有几天我会觉得今天不想练了，真的不想，但是那种不练习的内疚感无法排遣。
B：你的恶习是什么？
WA：懒惰。人们不会觉得我懒，因为我很高产，但实际上我很懒。我的懒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尽管人们觉得我是工作狂，但其实我有很多空闲时间。我会和孩子们一起度过很多时间，打篮球、看棒球、看足球、吹单簧管。我有很多不工作的时间，我会打开电视看体育赛事，我什么都看，我会看伐木工砍树竞速比赛，我也会看高中曲棍球比赛。你知道的，我就是爱体育运动。
另一方面，我在工作中也很懒。当我拍电影时，我没有足够的耐心。你看那些勤劳的导演，比如说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为了拍一部电影，他们有时候会在沙漠呆上一年，或者去一些荒芜的国家呆上几年。而且他们会从各个角度拍，把所有能做的都做好。
我做不到这样，我没有这种耐心。我喜欢在伦敦、纽约、巴黎这些城市拍摄，你也知道这些地方比较舒服。而且我喜欢很快拍完，不喜欢重拍那么多次。如果拍到将近晚上了，我觉得累了，我就会想回家。而换成那些勤劳的导演，他们会说，“你们还没有拍好这一场景，我肯定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则会想，今晚有一场篮球季后赛，或者有纽约扬基队的比赛，我都想看。
电影，或者说艺术的完美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只有我最初的几部电影是这样而已。
B：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的？
WA：我在拍了两部电影之后意识到：我在这里做什么？你知道，我想成为导演是因为我可以见到漂亮美眉，可以赚钱，可以维持生计。我并不想牺牲我的生命来拍电影，我只希望电影能成为我生命中锦上添花的东西。
我发现最初拍《傻瓜入狱记》和《香蕉》的时候，我没日没夜地工作，简直就是在慢性自杀，这会累死人的。这太疯狂了，我不想一生都这么做。
所以我退缩了。你会注意到，在我的电影里，我拍的场景往往不会覆盖很大的范围。如果我们拍一个场景，就只会拍我们两个人。也许摄像机还会有一定范围的移动。如果换成其他人拍，他们可能会花一整天拍这个场景，会拍我们，会拍你，会拍我，会越过我的肩膀拍你，越过你的肩膀拍我。
我不会那么做。人们认为这是我的风格，实际上是因为我的懒惰。我会让我们坐在这里，架好摄像机，指出怎样把我们都摄进镜头里。我会一下子就拍好当天的工作量，然后准备回家。人们经常会说他们喜欢 4 和我一起拍电影，那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傍晚6 点就到家，从来都不用开夜工。
B：但我听说你拍《百老汇丹尼玫瑰》的时候，一个镜头重复了50 次。
WA：是的，但这真的很少发生。当时拍的那个演员并不是真正的演员，他是个歌手。当时有一幕他怎么样都拿捏不准，我就只能一遍遍地拍。我和西恩·潘拍《甜蜜与卑微》时，他有一个很长的演讲，很难演的一幕，我拍了一次就过了。换作现在，其他人可能都会说，“我们再拍一次，以防错失你演得更好的场面。”但我不会这么做。我会说，“你不会再做得更好了，你已经演得很棒了。我们继续吧。”
我没有耐心一遍又一遍重拍，因此这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恶习。这就是懒惰。如果我不是那么懒，如果我能认真一点，也许我的作品会更好。但它也不会有多棒，不可能让我的水平一下子跃到黑泽明那样的高度。它只会略微好一点，不可能从刚刚及格一下子变成满分的。
B：但以前你似乎说过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达到那个高度的，不是吗？
WA：是的，我总是这样希望，同时仍然自欺欺人地想，好吧，也许我会走运，达到那个高度。但我现在已经74岁了，经过这么多年，我拍了40 部还是41 部电影，我自己也记不清了，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我是达不到的。我可以拍电影，我拍的电影也可以是很有趣的，也可以是不那么有趣的，甚至有些一点也不有趣，但是那种高度，它很早以前就摆在那里，至今也肯定还在那里，而我只能尽我全力做到最好。
“我应该满足于我的局限性”
B：你的父亲活到了100 岁，你的母亲也安然步入了90 岁的行列。你觉得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放弃现在的工作？
WA：只要我的健康状况能坚持，而且还有人资助我拍电影。我的电影虽然耗资不大，但还是需要别人出150 万左右美元来拍它。但就算是这150 万美元也很难凑到，他们宁愿投资给别人1500 万美元，也不愿给我150 万。所以如果我没了资助，我就得停止拍电影。或者是我的健康不允许了，比如我得了阿尔茨默氏症，把我在做的事情全都忘记了。
B：《赛末点》和《午夜巴塞罗那》这两部电影的票房，远胜于你过去10 年拍的所有电影的票房总和。
WA：这纯粹只是意外。有些电影，主题并不受人们欢迎。有些电影会比其他的表现好，是因为制作得好。有些电影制作得也不错，但人们因为某些原因，就是对它没兴趣。人们会对《午夜巴塞罗那》有着特别的兴趣，是因为有佩内洛普·克鲁兹和斯嘉丽·约翰逊两位出色又美丽的女演员在的缘故。这是没办法决定的。
B：对你来说，你的电影能赢得广大观众的欢迎有多重要？
WA：那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不会去拍那种以广受欢迎为目标的电影。我只会拍我想拍的电影，而我希望人们能喜欢它。
当我彻底完成一部电影的时候，大概会有六到八个人是我真心希望他们能看一看这部电影。我会邀请黛安·基顿和其他几个朋友来这儿看，一旦他们看过以后，其他的我就不在乎了。当然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还是希望它能成功。但对我来说，我的乐趣在于和基顿等朋友们坐在这里，向他们展示我的电影，用我的电影逗乐他们。
在那之后的事情，我都不在意。他们可以拿走它，在电影院中放映，我甚至不知道在哪家电影院上映。30 年前，他们常常会打电话告诉我能得到的利润。从第一部影片上映开始，我就说，“不要打电话给我，我没什么兴趣。”但在我头两部影片上映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在周末打电话给我，“头两场赚了6 万美元，照这样下去我们预期可以赚1500 万。”但他们总是不正确的。通常，他们估计的1500 万到最后只有30 万。
我和英格玛·伯格曼就此问题也谈论过，他说了完全一样的话。他说他们会打电话告诉他预期利润，但预期从来就没有正确过。不管怎样，他倒也不在乎。不过他们总是预期过高，与现实形成巨大的落差。
影片上映后，我从来不会去看评论，也不会在意它的票房。我继续去拍下一部影片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输的命题。当我公开一部电影，如果评价很差，那么没人会来看；如果它评价很高，也许有人会来看，也许也没人来看，但它永远不可能变成——如果评价很高，观众就真的会来看。
B：最后一个问题，你从自己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WA：那就是我应该满足于我的局限性。年轻的时候，我认为我肯定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但我现在并不是。我有我的局限性。但是你知道，即便你自身有局限性，只要你尽了全力，只要你不出卖自己，不被不值得的东西收买，你仍然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但如果你尽力了，你发现你做得很好，但称不上最好，可能只是很像样，那也没关系。这没有什么，你不必一生都鞭挞自己，你又不是达芬奇，我也不是。
(编译／火靓月 Edward)
第五篇：鲍勃迪伦
鲍勃〃迪伦Bob Dylan
生日：1941年5月24日 星座：双子
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
身份：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国唱作人，民谣歌手，音乐家，诗人。
代表：《答案在风中飘荡》《像一块滚石》《暴雨将至》《敲响天堂之门》《重访61号公路》
嘉奖：1988年入选摇滚名人堂，200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2008年4月7日获得美国第92届普利策奖。
今晚，被音乐圈和大小文艺青年期待许多年的鲍勃〃迪伦北京演唱会终于要在工人体育馆登场了。对于前去观演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显然不是一场普通的小长假后“压轴娱乐”，当然更不是什么K歌大合唱之夜，大家一本正经的态度足以用“朝圣”二字概括。尽管无法预期所“朝拜”的那个流行文化圣人将会戴着怎样的面具去演唱，即便是拥趸未必真正明白其面具背后的多重身份。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洞悉其神秘的轨迹，哪怕是迪伦的铁杆歌迷，抑或是拥有无数张他的正式专辑以及Bootleg的人，也没有人敢说自己懂得了谜样的他。这种“不明白”除了因为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具有丰富的人生体验以及他天生低调的性格以外，还因为他在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年代就已经被赋予了许多个纵横交错的标签。他是摇滚歌手，他是和平斗士，他是诗人，他是“垮掉的一代”代言人……就像每个人心里有一个哈姆雷特一样，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听过鲍勃〃迪伦声音和故事的人，都完全可以拼凑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鲍勃〃迪伦。
关于他的故事和歌词，你无需真的懂，因为那个时代的故事从来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关于今晚的演唱会，无论是“到此一游”还是“多年圆梦”，你只需坐在现场，从他不复当年的歌声里撷取到一点属于自己的感性认知，录一张属于你自己的Bootleg，已足以算是经过了宝贵的时光通道，弥补上一点“身不在此”的遗憾了。如果你还准备为自己的“朝圣”做些什么，不妨去做足功课，在http://www.hisbobness.info/参考一下鲍勃〃迪伦过去十多年的现场曲目单，让这个即兴的老歌手在转换调门的时候，不至于和现场其他人一样猝不及防。总之，他不在那儿，他在这儿，北京。没错，鲍勃〃迪伦，他来了。他来了
演出是怎么成行的？
滚石乐队、林肯公园和杀手乐队的北京之行都因为种种原因而宣布告吹，这让鲍勃〃迪伦的开唱在众人眼里从开始就是一个让人半信半疑的传言。前年，音乐圈里疯传迪伦要在台北和京沪开唱，后来被证实是个泡影。上海乐评人孙孟晋曾撰写博客称是因为台湾某演出公司要的“转手费太高”而未能成行，这使得迪伦的中国之行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月3日，北京歌华莱恩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微博宣布，70岁的鲍勃〃迪伦将于4月6日、8日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中国演唱会，消息瞬间被转发了上万次。歌华公司总经理魏明表示，迪伦的演出从未在报批上出现任何问题，而和迪伦经纪公司的接触也并没有通过香港和台湾的公司，整场演出都是歌华莱恩利用自己的海外资源促成。
消息一经发布，在媒体圈和摇滚乐圈都掀起了轩然大波，第一时间订票的歌迷有不少，各家媒体也都认为迪伦的北京行是个“绕不开的选题”，上海一家报纸甚至把另一位乡村歌王威利〃尼尔森的照片配以迪伦来华演出的稿子刊发，证明了国人对这位标志性的人物欠缺了解但又不得不作为议题去讨论的尴尬。他看到了
偶像是怎样炼成的？
鲍勃〃迪伦究竟是谁？所有的说法都把他捧上一个“里程碑”的高位，究竟该如何在他看似晦涩的歌词中触及他可被理解的实质？
要了解迪伦，首先必须沉下心思让自己回到50年前的美国。对于当时的美国年轻人来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去享受父辈梦想中的“美国梦”，但丰富的物质生活却带来了精神的空虚，不少中产阶级的年轻一代把目光投向了政治领域，积极参与反战、民权、女权、环境保护等社会活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反社会、古巴革命、民权运动和欧洲左派思潮影响下诞生的“垮掉的一代”的基础上，形成了新一代的思潮。
这个时代背景也影响了当时的音乐创作者们，他们以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为平台，写了大量针贬时事并且充满火药味的“抗议歌曲”，让流行音乐的娱乐功能，让位于文学功能。鲍勃〃迪伦开始以翻唱老民歌和布鲁斯起家，后来以领导者的语气告诉听众“时代变了，未来属于我们年轻人”。对于迪伦本人和他忠实的歌迷来说，领袖、斗士等“代言人”的身份只是他不断剥离的身份而已，他对自己的真正定位是“60年代的行吟诗人和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匠人”之类去社会化的身份。他征服了
瞭望台是怎样筑成的？
被歌迷们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他彻底对抗议民谣的背叛。出现在1965年新港民谣音乐节现场的迪伦，虽然依然还是在脖子上套了口琴架，保持着许多传统美国民歌手的演出特色，但在他的身旁，却出现了一支由吉他、贝斯和鼓组成的摇滚乐队。当一曲暴烈的《Maggie’s Farm》结束后，现场歌迷发出了经久不息的嘘声。即使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歌迷们都难以忘记迪伦的离经叛道，以及对传统民谣精神的背叛，为他取了个“犹大”的绰号。
从民谣到背叛民谣的摇滚乐，再到借助毒品的力量疯狂巡演。1966年，迪伦在伍德斯托克附近出了一场差点要了他的命的车祸，此后的他又一次背叛了之前的自己，他结婚生子，让自己回归家庭并贴近神性，一头扎进内心世界。同时他的音乐再次回归乡谣和情歌，火红的60年代在他后来的音乐里，不过是一场没做完的梦。年近七旬，迪伦又一次开始了他的巡演之路。当然你不可能从一场演唱会上窥视到一个人丰富的一生，甚至抱着“补课”的心态去看一个老人的吟唱也似乎有些太上纲上线，或许最好的对于他的观看方式，就是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吟游诗人，听他哼唱那些在岁月里模糊的字句，而他的人生有多么重或是多么轻，答案依然在空中飘。
【九人谈】
●郑钧(音乐人)
鲍勃〃迪伦对于喜欢摇滚乐的人来说，就像神一样。摇滚乐从猫王开始，但鲍勃〃迪伦却是真正赋予它灵魂的人，因为他的歌词探讨的都是关于人生、人文主义。他的音乐不仅仅是娱乐，而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反思的东西，他让音乐真正变成表达人生观和态度的一个工具。鲍勃〃迪伦的不少歌词已经写入美国的小学课本，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答案在风中飘荡》(blowing in the wind)。
●朴树(音乐人)
我眼中的鲍勃〃迪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老头，我推荐大家看他那本很有意思的传记《像一块滚石》，将他心里软弱的那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大家。鲍勃〃迪伦的这次中国行我肯定会去看，希望这些国外的摇滚大师来得越多越好。
●何勇(摇滚歌手)
我眼中的鲍勃〃迪伦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音乐家，他是我对整个上世纪六十年代最感兴趣的代表人物。我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听他的歌，最喜欢的他的作品和大家都差不多，都是他最有名的那几首，比如《答案在风中飘荡》(blowing in the wind)和《敲响天堂之门》(Knockin on heaven's door)。
●张楚(摇滚歌手)
鲍勃〃迪伦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他的歌词，非常朴素诚恳，在音乐上又去掉了很多花哨的东西，只有那个时代才能出现像他那样的艺术家和文学家。他的形象也是经典的，虽然是一个明星，却又不像一个明星，就像塞林格小说里的人物。
●左小祖咒(音乐人)
鲍勃〃迪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最具创作才华的民谣摇滚歌手和音乐家，他和猫王不同的是他对于政治的敏锐判断力，在他看来摇滚歌手必须为底层和弱势群体说话。他写歌的方式影响了同时代的很多人，像披头士、滚石乐队、地下丝绒等，这些人大部分也都不同程度地影响过我，我对他非常感恩。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敲响天堂之门》(Knockin on heaven's door)的“枪花”翻唱版。
●高晓松(音乐人)
鲍勃〃迪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在音乐上的意义，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影响，用“教父”两个字都不足以概括他的地位。他生而逢时，在那个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影响了千百万人，1994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就开始纪念他了，现在又过去了17年。他的歌也是我心中的大爱，特别喜欢《敲响天堂之门》(Knockin on heaven's door)，好多个翻唱版本都特别好，包括“枪花”翻唱的金属版本。
●张有待(DJ)
鲍勃〃迪伦是一个伟大的人，影响力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早期的音乐比较有批判性，后期的音乐更多的是自醒和反思人性。我最喜欢的一首鲍勃〃迪伦的歌是《再一杯咖啡》(one more cup of coffee)，这是他写的一首情歌，虽然他有名的作品都不是情歌，但这首情歌比其他的情歌更深刻地探索了人类的情感。
●孙凌生(果味VC主唱)
鲍勃〃迪伦对我来说是民谣音乐和摇滚音乐的鼻祖，他歌词的意义超越了他音乐的意义，当你深刻地理解了他的歌词时，他会指引你一条路，让你打开许多你自己意识不到的一些想法。我会推荐朋友去看他的演唱会，因为他能在这个岁数来到中国真的不容易。我最喜欢的他的歌应该和大家一样是《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
●杨樾(乐评人)
鲍勃〃迪伦是一个为20世纪世界摇滚乐树立了标杆和定义的人，他证明了摇滚乐首先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然后才是一种音乐类型。说实话，我觉得他的歌挺难听的，越老越难听。但他的创作自由度很大，即兴性也很强，中国人骨子里没有他所生存的那种社会与文化环境，所以并不容易融入到他的音乐里。最有印象的是他的两张专辑《重访61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和《帝国杂剧》(Empire Burlesque)。
对鲍勃〃迪伦而言，一生就似一场旅程，只有不断地出发才能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他当时毅然离家出走前往纽约，或是现在满脸沧桑地带着皱纹和回忆来到中国。
迪伦的大半生，追逐时代，审视时代，推动时代而终被时代所追赶，以至于我们常常只能看着他的背影，或是把他的一张张呈现在人前的脸孔分门别类，这种方式虽然是他所拒绝的，但这也许更方便我们理解他。
第1张面孔曾经青涩的民谣歌手
鲍勃〃迪伦的原名是罗伯特〃艾伦〃齐默曼，他在大学开始唱民歌时改名鲍勃〃迪伦。他取这个名字一半是因为模仿美国电视节目中的西部英雄马特〃狄龙，另一半是因为这个新名字实在好听又好记。
他的民谣生涯是从考上明尼苏达大学开始的。鲍勃和不少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厌倦枯燥无味的大学生活，他整天出入酒吧试图从音乐中找到自己。当时的摇滚乐还并没有成型，不少年轻人都嫌弃“三件套”式的音乐太简单，于是鲍勃把手里的电吉他换成了一把钢丝弦的吉布森民谣吉他，从扒流行民歌组合金斯顿三重唱(Kingston Trio)开始，到疯狂地模仿当红的民谣歌手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时间沉淀，鲍勃〃迪伦慢慢摸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风格。
1961年1月，鲍勃〃迪伦第一次以自己的这个“艺名”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酒吧登台献艺，用口琴和吉他模仿伍迪〃格斯里。他可爱的“伍迪模仿秀”吸引了不少陌生人的注意，于是他成了这个民谣工坊里的一个被人看好的新学徒。
他寄住在别的民谣歌手家，他和人组队去看望住院的偶像伍迪〃格斯里。后来他的偶像成了他的贵人。在签约CBS唱片公司后，迪伦崭露头角。1962年，迪伦在自己的第一张同名专辑的封面上略带羞涩地望着镜头，任由别人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年轻的民谣偶像，一个更为英俊的伍迪〃格斯里。
一年后，迪伦跟随自己的制作人改签哥伦比亚公司，随后的两年间他推出了收录在《答案在风中飘荡》的《放任自流》《时代变了》和《鲍勃〃迪伦的另一面》这三张专辑中，并且两次在全美最大规模的民谣音乐节新港音乐节上表演。当时，小马丁〃路德〃金刚刚组织了“华盛顿大游行”，随后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在迷茫动荡的1963年，彼得〃保罗和玛丽合唱团唱红了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荡》。迪伦在歌词里提到了九个问题，关于情感、关于世界和人生的走向，而他们的答案，也许时至今日仍在风中飘。专辑《时代变了》升级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政治宣言，专辑封面上迪伦紧蹙双眉的愤怒神情也成为那个时代最鲜明的脸孔。
1963年和1964年的演出使得他的名声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渐渐地从伍迪〃格斯里的影响中走出，成为独一无二的民谣国王。1963年的一场演出中，迪伦念了一首自己写作的献给伍迪〃格斯里的长诗，这既是致敬，也是告别。在这一阶段里，鲍勃〃迪伦的主要创作方向是抗议民谣，除了《答案在风中飘荡》之外，《大雨降至》以及《时代变了》《战争的主人》都是发人深省的抗议民谣歌曲。这个时代的迪伦是最为人熟悉的，似乎全世界的乐迷都愿意他沿着这个模式永远走下去。
第2张面孔不断改变的摇滚斗士
鲍勃〃迪伦迄今为止的生涯都是在“被贴标签”和“撕标签”中进行，用“斗士”一词来形容他也不为过。不仅因为他歌词中的批判和自始至终的摇滚精神，还在于他反复地否定自己，别人捉摸不透的同时却能感受到他的坚定。迪伦的转变和顽固在一段时期被很多人曲解，歌迷也屡次指责他“为了商业利益出卖自己”，但他认为：“只要能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我不在乎被标签，或者媒体怎么看，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在面对人们演出。”
迪伦对时代的主流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警惕心。他说，“我只是觉得主流文化很落后，是个骗人的把戏。它就像窗外那坚固的冰霜，你不得不穿着笨重的鞋子走在上面。”无论是出席格莱美或是参加义卖唱片《天下一家》时，迪伦几乎总是以一些孤僻、不合群的行为让他在活动组织者眼中成为大煞风景的人。
虽然当年他用民谣精神引领抗议活动，但迪伦始终意不在政治。熟悉他的民谣歌手Dave Van Ronk回忆说：“鲍勃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化的人。”当迪伦被紧急国民委员会授奖时，他发言公开表示拒绝，称自己只是一个独立诗人而已，不想做任何人的代言人。
1965年初，受到披头士等英国摇滚乐队的影响，迪伦用时髦的西装和尖头皮鞋代替了皱巴巴的牛仔裤和工装服，在接受采访时也越来越“没正型”。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谈及准备制作的新电影时，他回答说那将是一部牛仔恐怖片，当问及是否在片中扮演牛仔时，他回答说：“不，我扮演我妈妈。”
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迪伦在1965年的新港民谣音乐节上遭受了来自歌迷的敌对情绪。在演出前一天，迪伦突然擅自决定挑战民谣音乐节的惯例，决定要带一支完全电声化的乐队上场。当场的情况乱成一团，抗议歌手和歌迷认为他“背叛”了民谣，迪伦尊崇的民谣领袖Pete Seeger甚至愤怒得差点要用斧头把扩音器的电缆斩断。他和乐队只演了三首歌就在嘘声中匆忙下台。
此后的两年，迪伦开始沾染药品，而他的词作也越来越晦涩难懂。他在1966年的专辑《美女如云》，通篇渲染着让当时的美国人感到费解迷幻的色彩。同时他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巡演，每日在兴奋剂和药品的支撑下24小时地工作，像是一台插了电的机器。而他身边的人都看得出，这台机器不久就要彻底地损坏了。他的每一场演出总是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原声民谣，大家相安无事，下半场电声摇滚，观众便力图用嘘声盖过音乐。
1966年的一场车祸让迪伦开始远离聚光灯的中心，而他的音乐风格也再一次地发生了改变。1967年的《约翰卫斯理哈丁》专辑突然之间回归了温暖抒情的乡村民谣，而歌词也不再犀利地直指社会现象。关于车祸后自己的转变，迪伦曾说：“我不知道别人的幻想是什么，但是我幻想能够朝九晚五地工作，在绿树成荫的地方有一所带白色栅栏的房子，庭园里盛开着粉红色的玫瑰。那会很好。那就是我最深遂的梦想。”
第3张面孔天生的游吟诗人
民谣是迪伦成名和探索世界的方式，而诗意的歌词则是他作品中最核心的因素。他的歌词完全能够脱离曲调而被当做诗作来阅读，而他的文学成就也完全可以在他的传记里独立成章。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些主流评论开始推崇迪伦文学方面的造诣，有批评家称他为现代美国继卡尔〃桑德堡、罗伯特〃弗罗斯特之后最伟大的诗人；1976年美国总统卡特在竞选活动中引用迪伦的诗句并称其为“伟大的美国诗人”；1990年，法兰西文学院向迪伦颁发“文学艺术杰出成就奖”。外界的各种褒奖没有使迪伦沦陷，他对自己的评价调侃而中肯：“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游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匠人，一个从无人知晓的地方来的虚构的国家首脑。我处在被文化遗忘的无底深渊之中。”
1996年，在艾伦〃金斯堡的大力举荐下，迪伦被诺贝尔奖提名。自那之后，迪伦又数次被提名，诺贝尔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是：“他把诗歌的形式以及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融入到音乐当中，这一点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的关注。他的歌充满激情地表达了对民权、世界和平、环境保护以及其他严重的全球问题的关注。”迪伦最终也没得诺贝尔奖，不过却在2008年的第92届普利策文学奖上获得特别荣誉奖，得奖评语为“对流行音乐和美国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以及歌词创作中非凡的诗性力量”。
除了文学之外，迪伦在绘画方面的才华也为人所称道。2007年，迪伦在德国的开姆尼茨美术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出从1989年到1992年间迪伦在全球举办“永不停止的巡演”时用画笔记录下的所见所闻。巡演期间，他用素描、炭笔画的方式记录了冷寂的自然风景、旅馆的房间和萧瑟大街上的人，起名“憔悴的空白系列”。
策展人克斯廷〃德雷克塞尔说：“也许这些作品在技巧上还稍欠火候，但如同唱歌一样，迪伦在绘画创作上，也是全身心地投入的。”而德国评论家们更是不吝惜溢美之词：“即使鲍勃从未唱过一句，写过一行，正在展出的这些绘画也值得一看。
第4张面孔终究孤独的万人迷
从女性角度来看，迪伦年轻时的形象是“万人迷”的典型代表。卷发，深情双眼，才子内核……事实上他的私人生活并不如上世纪60年代其他摇滚歌手那么复杂混乱，每一段都有可以追究的故事感。
迪伦的第二张唱片封面上的女孩是他的初恋女友苏西〃罗图洛，他们在一个雨后的街头相拥而行，比起照片上甜蜜的女孩来说，迪伦似乎还要更羞涩一些。当时的迪伦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明星，倒是苏西的人脉更广一些，时髦美丽的她帮助迪伦进入了更广的文艺社交界，迪伦在回忆录中也毫不吝啬对她的美誉：“极其美艳，极其活泼，笑容可以照亮一整条街道，像是罗丹雕塑活了过来。”虽然两人很快分手，但苏西是被认为对迪伦影响仅次于琼〃贝兹的一个。
而当时的民谣歌后琼〃贝兹则是迪伦最重要的一级阶梯。1961年，贝兹已经家喻户晓，还登上过《时代》的封面，她喜欢上了迪伦创作的《Song to Woody》，还在几次大型的公开演唱中都带上了迪伦。
1963年到1965年期间，他们一同歌唱，一同反战，形影不离。“声音极其极其美好，可以把一切坏思想驱逐出人的灵魂。有着和我一样的孤独感，她像一个寄居在远方的埃及艳后，不可亲近。她毫无疑问是真正的民谣皇后”。迪伦这样形容贝兹。迪伦成名之后，两人的感情日益变淡。伤心的贝兹写了一首《Diamonds and Rust》送给迪伦：“我们都明白回忆带给我们什么，它带给我们钻石和铁锈，你向来擅长玩暧昧的文字游戏。是的，亲爱的，我爱你。如果你给我钻石和铁锈，我早已为之付出过了。”这首歌的歌词让迪伦为之感动，可惜好景不长，迪伦很快邂逅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萨拉。
迪伦和萨拉的婚姻从1965年一直维系到了1977年，萨拉陪他走过了车祸和之后的复原，并为他生了四个孩子。1976年，两人的婚姻濒临破裂，他的唱片《Desire》中有一首歌叫《Sara》，缠绵浪漫，每一句都是对妻子的依恋和挽留。1977年，他们还是离了婚。后来马丁〃西科塞斯的记录片中，迪伦在谈及和萨拉(Sara)的婚姻时，忍不住老泪纵横，可惜后来被马丁剪掉了。
此后，他又和一位叫卡罗〃丹尼斯的伴唱者有过六年的婚姻，还生了一个女儿。两次婚姻的失败给迪伦带来的伤害让他渐渐养成一些怪癖：他只愿意住在汽车旅馆里，喜欢狗儿们围着他转，窗户要大开，不使用空调。在他的孩子眼中，他也是个“疯狂、自闭、孤独的只关心自己的音乐的人”。
或许只有无休无止的巡演是让迪伦觉得更舒服的生活方式，直到现在他已经是个七旬老人，还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有人说，迪伦已经在26岁之前完成了自己所有的人生，后来他就和时代脱节，感到尴尬无事可做，但他从未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任何解释，只是在不停地上路，唱歌。
目前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在演唱会现场“可以完整地说出十首歌名”，正在家恶补鲍勃〃迪伦的老专辑乃至上世纪60年代的流行文化史。这份迪伦考卷就足以检测你“恶补”后的结果。如果你可以回答到80分以上，那今晚就可以放心地跟邻座普及关于鲍勃〃迪伦周边常识而不至于露怯了。
■ 迪伦考卷
1.以下关于《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的说法哪种不正确？
A.Rolling Stone的含义最初来自于谚语“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滚动的石头不会有苔藓)
B.Rolling Stone是一首歌曲，是一本杂志，是一支乐队，还是中国歌迷非常熟悉的一个唱片厂牌。
C。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的名字正是取自于这首歌名
D。上世纪60年代一批“在路上”的美国青年的精神力量之一就是这首歌 鲍勃〃迪伦刚刚“出道”的时候，曾经把谁当作自己音乐上乃至造型上的楷模？
A。安迪〃沃霍尔B。娄〃里德C。伍迪〃艾伦D。伍迪〃格思里 和鲍勃〃迪伦有过正式恋爱关系的女人不包括：
A.Suze RotoloB.Tina TurnerC.Joan BaezD.Sara Dylan 哪位女影星曾在电影《I’m Not There》里反串扮演鲍勃〃迪伦并登顶当年威尼斯电影节影后？
A。凯特〃布兰切特B。安吉丽娜〃朱莉C。娜塔丽〃波特曼D。朱丽叶〃比诺什 以下哪本畅销书与鲍勃〃迪伦没有关系？
A。《地下乡愁蓝调》 B。《像一块滚石》 C。《当我们谈论鲍勃〃迪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D。《老美国志异》 1966年险些让鲍勃〃迪伦丧命的车祸是在他驾驶什么交通工具时发生的？
A。自行车B。摩托车C。公交车D。小轿车 鲍勃〃迪伦最近的一张专辑是？
A。《No Direction Home》 B。《Together Through Life》 C。《Christmas In the Heart》 D。《Modern Times》 鲍勃〃迪伦大学在哪读的？
A。家里蹲大学B。明尼苏达大学C。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D。佛罗里达大学 鲍勃〃迪伦得过的奖项不包括？
A。诺贝尔文学奖提名B。格莱美奖C。普利策奖D。奥斯卡奖 以下哪部电影讲述到了鲍勃〃迪伦曾经的一段三角恋，然后激怒了他？
A。《工厂女孩》B。《北京宝贝》C。《农村女孩》D。《纺织女工》
■ 读懂迪伦的三种方式
鲍勃〃迪伦自传《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
这部著作是迪伦自传的第一部。他在这本书推出后曾接受了美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他认为这本书不算是一本真正的回忆录，它不是已经半截身子入土的人在叙述自己从摇篮到坟墓的过程，“而只像是我手上有一副纸牌，我把纸牌在桌上一字排开，我随便看到了哪一张就从哪一张着手，一直跟下去”。
在书中迪伦用了三个章节详述了自己1961年在纽约的头一年的生活，而对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事业顶峰几乎避而不谈。不过如果对迪伦以及60年代文化了解有限的话，读这本书有可能会像流水账一样无趣。
纪录片《迷途之家》(No Direction Home)
这部传记纪录片于2005年推出，由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执导，聚焦于迪伦1961年来到纽约至1966年遭遇摩托车车祸期间的故事。片中有众多重要相关人物和他本人的采访。作为对迪伦了解的入门级作品，值得一看。
影片《我不在那儿》(I’m Not There)
克里斯蒂安〃贝尔、凯特〃布兰切特、希斯〃莱杰等六位演员分别诠释鲍勃〃迪伦的六个侧面。如果你喜欢迪伦，当然一定要看这部影片。即使你之前并不喜欢迪伦，看后八成也会因为他的不同侧面的魅力而爱上他，不过另一个你会爱上的人是凯特〃布兰切特。
标准答案 1.C 2.D 3.B 4.A 5.C 6.B 7.C 8.B 9.D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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