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蔡定剑演讲
演讲主题：民主政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演讲嘉宾：蔡定剑
谈民主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反腐败的关系。中国近代以来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了“民主与科学”两个普遍共识的基本价值。在中国经济正在崛起和社会转型之际，我们如何对待民主？中国将向何处去？关系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命运？本次演讲试图回答并与大家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主讲嘉宾：蔡定剑，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
公益论坛，免费入场，请提前15分钟入场。
何雪峰：昨天阴雨绵绵，今天阳光明媚，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著名蔡定剑博士，我们欢迎他。今天蔡老师的演讲和民主有关，我们看到了，是“民主与社会经济发展”，民主这个东西在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中国的五千年的文化恰恰缺的是民主，民主在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近百年来民主可谓是“一路沧桑”，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去年有一篇文章，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在百年来的中国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奇怪的声音，有一种声音说“中国人素质不行，不能搞民主”，我前两天看一个节目《铿锵三人行》，说中国有这样的大雪灾，去年还是前年美国也有卡特里娜飓风，中国有这么大的雪灾，50万人在火车站，也没有发生抢劫等行为，这说明中国人的素质很高，那么中国人怎么追求民主呢？我们今天就有请蔡定剑跟我们阐述民主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反腐败的关系。下面我把时间留给蔡定剑博士。
蔡定剑：尊敬的各位嘉宾，非常感谢广州市民这么热情地对学术思想的渴望，在座有各种脸庞，有学生、干部、知识分子、还有农民和市民，我觉得非常感动。我在04年来广州做过一个讲座，两三年以后再有机会来跟大家讲民主的问题，这对国家的民主是很有希望的事情。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民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本来，民主是一个常识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就是为了民主而奋斗，民主写进了我们国家的宪法和许多重要的文件，民主从“五四”运动以来就被确定为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民主与科学”，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为什么近几年来反而在很多场合讲“民主”，就是因为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对民主提出了很多质疑，甚至是批判。一个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民主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不利于提高效率的，对民主有恐惧症，认为民主会影响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人说了民主会产生腐败，不但不利于反腐败。有的人说，民主，中国人搞不了，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了。这就对基本的素质信念提出了挑战，我就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讲一下，去年俞可平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在中国政治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以后，面对着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往哪里走，就这个问题我想跟大家做一些探讨。
民主的盛兴才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奇迹！阿玛蒂亚森说过，若要在20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不犹豫的说是民主的盛兴。我的第一个观点，我觉得民主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奇迹。第一点讲的是30年经济崛起不是奇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中国近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07年的GDP已经达到了世界第4位，我们很多人洋溢着骄傲和喜悦，这是很自然的。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奇迹，我不并认为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奇迹。我认为，一个社会只有不搞**，让人们休养生息，有一个安定的社会，这个社会就能发展，30年就能产生一个经济奇迹，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例子。给大家举个例子，用事实证明。
第一例子，我去欧洲做研究，欧洲的经济发展，在战后大概就是30年的时间，从战后的1946年到1975年(70年代中期)，欧洲的经济发展差不多也是9%左右，战后欧洲富强也就是30年的时间。第二个例子，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1955—1973年，大概是18年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其中在日本的1961—1971年的10年间，国民收入的倍增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翻番计划”，GDP达到了10%以上，最高的达16%。所以，当日本1955年的GDP不足美国的10%，到95年达到了4万亿，达到了美国的73%，人均的GDP达到了4万多美元。日本差不多在70年代以前，基本上就是像我们这边的发展速度，“翻番计划”。第三个就是韩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1962—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23.6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2800多亿美元，人均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6498美元，年均增长率是16%。
我们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的国家，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经济高速增长期都在10%以上，我们的速度也是这样，我们大概就是相当于日本的70年代水平，相当于韩国跟台湾80年代的发展水平。从人均GDP上来讲，我们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这是我说的第一个观点，就是30年的经济发展是可以创造奇迹的，这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这一点我们不要过于骄傲。我还想补充一点，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有所谓的汉唐盛世、乾隆盛世，一个盛世的创造，我看了一下历史，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古代战乱，汉武帝的盛世，汉武帝在位是50多年，但是前几十年基本上都在跟匈奴打仗，评定匈奴以后才发展经济，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唐太宗在位才20多年的时间，所以你看到一个社会如果不打仗，不搞斗争，安定下来，安安心心的搞生产，给人民提供宽松的政策，这个社会就会发展，经济就会发展，为什么呢？经济的发展，不是政府的职能，经济的发展是社会，是每个人他为了创造幸福，为了追求财富，他一定要努力的工作，去推动经济的发展。只要政府不阻碍经济，给他提供一个适当的环境，他就会有很高速的发展。奇迹是谁创造的呢？奇迹是民主制度创造的，我这里举一个例子。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创造经济的速度不是很困难的事情，问题是怎么能够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增长和稳定的发展，这才是最为困难的事情。我们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盛世，中国古代五千年创造的那些财富到哪里去了？我们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国家穷困、贫困，怎么到了那么惨的地步？历史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就是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制度供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
为了说明民主制度的稳定发展，我举个例子，前两年有个电视连续剧轰动了国内，《大国崛起》，这是一部探索历史兴衰的电视剧，评论说得好“让历史照亮未来”，确实我们应该从历史剧中看看怎么样照亮我们的未来。片子里讲了9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这些国家的崛起。我们看到一个大国崛起的因素包括专制强权、战争掠夺、奴役殖民，经济贸易，科技发明等等，都可以使一个国家崛起。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历史，有的是靠殖民掠夺，有的是搞霸权，有的是搞科技发明，像荷兰这个小国是靠海上贸易等等，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但是，哪些国家在崛起中有趴下去的呢？我们看到像葡萄牙、西班牙，包括德国和日本、俄罗斯都崛起过，但是他们都没有站起来。只有那些民主的国家，在崛起以后通过民主的改革，制度的改革，才持续地站起来了。从宏观来看很清楚，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支撑一个经济发展以后的国家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只有民主才能使强盛的国家不再趴下，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多的思考。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观点：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真正的奇迹是民主制度能不能把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持下去。我们一块儿要讨论、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应该怎么走？如果不实行政治制度的改革、转型，就有没有可持续性。
民主是由全体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政治体制 第二个我要跟大家交流的问题，就是讨论一下什么是民主，民主为什么会创造奇迹？我之所以要阐述这么一个很常识性的东西，什么是民主？在头两年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是《为民主辩护》，那是一篇理论文章，讲得比较理论化，像我和俞可平先生都是在呼吁“民主”，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包括有一些所谓的学者在批判民主，但是他们批判民主的理论，我认为是比较拙劣的批判。他说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少数人服从多数，所以民主不是好东西，是坏东西，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就曾经出现过多数人的暴政，他就举例希特勒上台，希特勒不是靠政变上来的，是议会选上来的。古希腊民主处死了苏格拉底，又讲文化大革命是民主的问题，就说民主是很有害的东西，但是我们觉得学者这个理论是比较肤浅的，对民主基本的原理、概念没有弄清楚。所以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谈一下什么是民主一些基本原则。民主是由全体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政治体制，它有八项原则：
1、民主国家必须是由公民定期产生政府的统治，这种选举是由全体公民平等参加的、自由、公正、差额竞争的选举。
2、民主不仅仅是一种选举，它还是一种公民可以广泛参与政府决策和与自己利益相关事物的过程。这就是我们近来说的民主是一种公共参与，或者是叫协商民主。这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在西方国家民主发展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早期的民主，比如二战以前的民主，基本上民主就是一种选举，但是在二战以后，人民发现光选举政府是不够的，还要人民能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参与自己身边事务的过程。我去年在欧洲做了三个月的研究，主要是做公众参与在欧洲的发展。民主保护人民组织和充分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机会，它不仅仅是让人民参与，还要让人民有组织、自我组织地参与，才能保障他们的权利。
3、民主政府避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有广泛的自治和自主的权利。
4、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的职能是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平等权，以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
5、民主正确遵循法制，权力依法行使，确保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通常实行独立的处理事情权力。
6、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原则，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观点和人民的文化生活特点予以充分尊重。民主社会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民主社会认识到，达成共识需要妥协，而且时常无法达成共识，但人们必须等待，而不是强制，民主社会极少采取强制。比如我们说你家里比较有钱，我们大家都没有钱，我们大家表决，可不可以把你家里的钱分给大家一点，民主社会不允许这样的，不是少数可以强迫多数人，它应该容忍、合作，民主社会。我们要干一个事情，说我是多数，可以决定了，这个地方要拆，我就拿挖土机去拆了。北京九仙桥要拆迁，开发商来组织投票，60%多的人同意拆，30%的人不同意拆。你不能说有60%多的人同意就拆我的房子，这个时候就不是用表决的方法，就不是讲少数服从多数了，需要谈判和妥协。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拆迁的问题上，在国外确实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当然如果确确实实为了国家、公共的利益，政府首先是跟居民沟通，有少数人不拆，那就用法律的手段。不拆，政府到法院起诉他。
7、民主社会的新闻媒体不受政府控制，不应实行事先的新闻检查，新闻自由受到法律保护。
8、民主制度实行多数决定，但是同时要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就是我刚刚说的民主社会，不是讲我有多数人就任意宰割少数人，不是这个原则，多数决定是没错的，但是经过协商妥协，我们要做出决定的时候，才用这个原则，我们要尽量保护所有人的利益。这是我归纳民主的八项原则。
民主是进行政治改革的必然选择
我们看看民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因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我说了一个前提，一个社会经济要有持续的发展，经济发展需要稳定，这个我们这些年都没有变，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但是，我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出现社会的矛盾，这是必然的。我们过去的制度就在于在出现新的社会矛盾的时候，没有制度能够解决它，使发展的成就前功尽弃。民主制度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社会稳定环境。我要批判的就是“民主不利于稳定”，把民主与**联系起来。民主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制度，这本来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真理，但是在中国，很多人把民主和**联系在一起，这是错误的。
哈耶克说过“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民主社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权力斗争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我们看到历史古代为了争夺权力而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不可名状的。我这里引用了古罗马诗人查维纳说的一句话，“几乎没有一个专制暴君能安享天年”，古代皇帝有70%的人是因为王位的争夺而非正常死亡。人类社会走向民主，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而作出的选择。尽管民主制度有各种弊端，但在人类发展史上，它被证明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是抑制独裁暴力最适当的工作，专制社会里的权力角逐，常常要以死亡为代价，引起政变、起义、革命，因为我们无法维持统治。反民主论者常常以一些威权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明威权统治的必要和好处，但是，他们研究忽视了威权通知带来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我这里有两个例子，韩国的例子，大家知道上世纪的50年代和80年代，韩国独立以后经历了威权统治的事件，我们知道韩国这个民族确实是充满了灾难的民族，特别是在过去十几年。在朴正熙时代是独裁统治，在促进韩国经济发展方面成就斐然。在其统治的18年间，韩国经济以年均9.2%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但是因为政府过渡干预经济的发展，使韩国的经济进入了不利的增长状态。
军人独裁统治造成社会极其动荡，不仅是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有无数的民众被逮捕、关押和处决，仅光州事件就有5000多人被屠杀，1.44万多人受伤。在专制统治的30年中，韩国历任总统中，李承晚被流亡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饮弹身亡。我们看韩国在实行民主以后，1997年金大中被选为总统，在韩国实行了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移交政权的政府。现迹象表明，韩国的民主制度已趋于成熟。事实证明，是民主制真正带来了韩国的社会稳定，也给政治领导人带来安全。自199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打击，2004年卢武铉总统上台不久后立即遭弹劾案和迁都**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任何**。所以说，我们从韩国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到底是民主制度有利于稳定，还是不平等制度有利于稳定。这里就有非常明确的答案。
我们再看一些反对民主的人，经常拿印度说事，经济发展缓慢，也还有贫民窟。我想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讲一下印度的特点，我们知道从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府没有经验，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兴，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
我们看一个国家不能简单地拿一个情况不同的国家跟一个国家来比，我们要拿一个国家跟她自己的历史相比，我们想想如果印度没有民主，她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印度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暴力不稳定以外，政治领导层的暴力冲突和政变没有发生，这在同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像南非、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的情况相比，简直是一个奇迹，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这充分说明民主制度对社会矛盾的缓解和调节能力。
我们再拿与印度相同的国家比。我查了一下数据，印度的经济发展差不多是巴基斯坦的一倍，印度现在的经济状况比巴基斯坦好多了，巴基斯坦人民遭受了多少的苦难，一会儿政变，一会儿街头谋杀、**，所以我认为印度民主是一个奇迹。
我们分析一下，有的人把社会的不稳定归结为民主，这是错误的，后发展的国家搞民主是不太稳定的，但不稳定不是因为民主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后发国家从一个专制的制度，到向一个民主制度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之中会出现不稳定，而不是民主制度本身的不稳定。我认为，专制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就像飞机和卫星的发射，我们都知道飞机在起飞和落下的时候比较容易出事，卫星发射在开始容易出事，一般在飞行的过程中是比较稳定的。我们说现代人要不要坐飞机，我们要不要搞航天，我们要不要搞民主，想大家都不会迟疑地回答。但是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会有危险，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怎么避免这个危险，我们说不要搞，就在原始社会里面徘徊吧，我想大家也不会同意。所以，我们不是讨论要不要搞民主，而是要讨论通过怎么样的途径来实现民主。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应该怎么避免向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经验教训是，不要等社会矛盾和危机重重的时候再来进行民主，而是应该经济发展到较好的时候，即使进行政治改革，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要等到被动的时候再来搞改革，等社会矛盾冲突很剧烈的时候，贫富差距很剧烈的时候，再来搞民主改革，等腐败很严重的时候，人民对政府都失去信心的时候，你再搞改革，政府对社会控制能力弱的时候，就会出现危险，我们从近代历史上得到这样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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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当时如果搞一个君主立宪制，所有的人民都支持清政府，康有为等知识分子都支持，但是他都不搞。中国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到1860年，那个时候是被迫进行经济改革，被迫进行“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到了1894年以前，中国也是经济发展。那以前，大家都认为经济发展就可以强国，包括经济、军事现代化，可是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被小日本打败了。中国人这时候检讨，仅仅有经济强国强不了，更要有制度强国。这个时候中国人民才反思，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知识分子才提出建议，要进行政治改革，但是保守的统治者，大清王朝的那些老臣不干，就把改革压下去了，最好的机会错失了。等到后来八国联军，等到义和团运动一搞，慈禧太后从西部回来，这个时候她才开始接受政治改革的思想，问当年康党讲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政治改革，还不放心，是不是民主制就会强国？派五大臣出去考察，回来才下决心，要搞预备立宪，但是革命等不得，人民等不得了。
到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才抛出宪法搞改革，这个时候不行了，慈禧在的时候还能控制局面，但不搞改革，你把这么大一个任务交给一个小孩和一个没有主见的太后，社会一定会崩溃的。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改革，错过了最好的时期。在社会发展好的时候正是搞改革的最好时期。我们不要重演历史，我们50年的经济改革，从“洋务运动”也有30多年的经济改革，最后也是毁于一旦，就是没有及时地进行政治改革，历史的镜子我们应该照一照。
民主有利于创造更多的财富 我要批判的谬误之三：民主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权威体制有利于发展经济。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一个被历史证明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都是经济发达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但民主的国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会比较好地避免这种危机。
这里我引用陈志武教授的一些观点，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他分析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
1、制度(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
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
3、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
4、土地。
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快一些，经济产出函数针对四变量中任何单项的偏导数都是正的，同时这四大要素相互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他要素差一点，它照样可以获得较快的发展，人民的收入照样可以提高，民主和法制的制度因素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我们这样来看问题，就可能比较全面、科学一点。
民主制为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这点大家都有体会。广东之所以这样发展，就是在过去计划经济的时候，制度束缚稍微少一点，人们跟闯一点，所以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力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在中东、俄罗斯等国家没有太多的制度资本，劳动力资源也有限，但靠石油、天然气、矿资源致富。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没有什么资源的优势，她靠制度的资本，靠法治的因素，靠自由市场贸易的这些规则，她也能够获得比较高速的发展。美国社会具备了四个要素，所以经济最强。所以威权统治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它可以把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尽量地用，用到极限。但是这种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通过政府力量，可以提高劳动力的价值，提高资源和土地的使用率。不讲代价成本，也可以促进高速发展。
我想跟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也是陈教授算的一个帐，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靠人们辛勤而挣出来，而有的国家整天放假也很富。像你去瑞典、丹麦，人们都是非常安逸的生活，这里有个数字，中国人平均大约2200小时/年，美国人1610小时/年，英国人1489小时/年，荷兰人1389小时/年。中国人每年工作的时间可能超过了人家的1/5。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没日没夜的工作，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制度成本太高了，需要有很多的劳动为我们的制度付出代价，挣了半天才是自己的。民主和法制自身不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收入，让社会事半功倍，让同样多的努力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用比较少的劳动就可以得到比较幸福的生活。
在不民主的制度下面，也能够有效地发展经济，但是，如果这个政府是一个缺少廉政的政府和法治不健全的社会，这种发展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和贫富不均，可能引起社会的**，甚至崩溃，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是可以避免这种危险的。我们看到了，比如新加坡、香港，也是经常被用来说明“不一定要民主，经济依然可以发展得很好”。但是我们忘了这两个特例，制度资本是相当丰厚的，我们知道香港，香港原来是在一个民主制度框架下的城市，它法治的资源，公务员的资源，制度的资源，经济贸易规则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同时在这种制度下面的政府一定是好政府，廉洁的政府。新加坡也是这样，其他的资源很贫乏，但是制度资源很充足，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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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我想批判的谬误是：民主导致拉美化和贫困。
我们看到并不是那样的。我们知道“拉美化”现象的出现，不是民主政府，而是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时期。拉丁美洲的Edgardo Boeniger说，在拉丁美洲，很多最有效和最有前景的改革计划，都是由后权威的民主政府所实施的。阿根廷军事统治的时候经济一团混乱，阿根廷1983年结束军人统治，开始建立民选政府向民主制度过渡，到94年才知道建立国际社会认可的民主政府。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民选总统方辛开放民主，90年代第二届民选的改革，经济型政府才有效。我们知道拉美国家大概是在18世纪中期独立，就是在专制政府向民主政府转型中滚打。到50年代，在古巴，卡斯特罗当政，因为美国怕共产主义的蔓延，在拉美就支持独裁的军人政变，推翻民选的政府，军人上台以后没有什么资源，就靠跟权贵结合，所以拉美的军人上台之后，拉大贫富差距，才造成了经济的不稳定。所以“拉美化”的贫富差距是在上世纪50年代军人独裁政权以后形成的。到冷战结束(90年代)以后，美国人也放心了，美国人就不支持拉美的军人独裁政权，所以拉美才走向民主化。民主化之前的经济很多是非常糟糕的，实行民主制度，现在拉美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乐观的，而且民主政治发展也是非常乐观的。
据联合国统计，2005年拉美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平均是4.3%，其中委内瑞拉达到9%，阿根廷8.6%，智利和乌拉圭为6%。所以，民主是解决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为什么？一些国家的贫困使固有的，不是民主引起的，只是民主没有能解决贫困问题，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比较专制的政府，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民主并不凭空创造社会经济发展。为什么我说民主是解决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呢？任何一个社会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都是追求利润的，自由发展的结果一定是产生两极分化，资本、利润越来越多，就是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劳动者的福利会越来越少。经济危机以后，在上世纪的20年代，比如在美国实行经济政策，政府干预这个社会，一方面遏制资本，然后进行重新分配，政府加入到社会的干预，包括劳动力、教育、社会保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民权运动的推动，进一步加大了普选权，从上世纪初到二战以后是普选权的实现，就使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只有有财产的男性才能投票，后来变成全民都能投票了，又加上民权运动的促进，使普通的市民在政权中有说话的权利，政府政策才向大众倾斜。所以正是因为有民主的发展，才有今天国际社会比较长时间的稳定，这就是实行民主人权制度的结果。
为什么会这样？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结果使社会不稳定，导致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在二战以后有这么持续的稳定？就是遏制资本的力量。政府权力要靠金钱，资本喜欢靠权力来支撑、保护，如果没有第三种力量，没有民众的力量，一定会结合的，权钱结合。没有一个民主的力量，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贫富差距、权钱勾结、腐败。民主的力量就是靠投票来决定这个政府的权力。我们看到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就是这样，民主党代表更加大众一点的利益，共和党代表资本那部分的利益。所以，当一个社会发展速度慢一点的时候，大家支持共和党，减税减少社会福利以利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小的时候，支持民主党的人更多，希望更多加强税收再分配，就是通过投票的机制、民主的机制，来平衡资本跟劳动者的关系。
现在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劳资的矛盾，劳动者与资本的力量比总是弱势，就只有靠民主的力量平衡。所以如果没有民主的力量，贫富差距一定会拉大，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我们国家过去出现的暴富，都是跟权力与资本结合有关系。我们很多暴富是因为房地产，我看了一下中国富豪榜，有一半以上的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系。房地产为什么会暴富？在我们国家很容易。因为土地是国家的，政府把土地拿过来给开发商，政府也赚一些，开发商也赚一笔，赚的是谁的？赚的当然是居民和土地使用者的。老百姓对当地政府这样做没有办法。所以这是不平衡的分配，不是通过市场谈判的机制，而是没有制约的权力规律在起作用。
我们看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民主制度在中间应该起到一个很重要的调节作用，一个经济有没有可持续发展，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建立这个制度，产生一个资本劳动平衡的社会。
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民主与反腐败。批判的谬误之五：民主不能解决腐败，也会导致腐败。
我们知道，民主是要钱的，而且容易也导致金钱政治，如果搞民主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则，是很容易腐败的。但是，民主国家的实践证明，金钱的政治是可以通过法治加以控制的，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这是我的观点，我们也用事实来说话，到底是民主导致腐败还是政府专制导致腐败。我们看一下2005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全球排名，廉政指数前20名国家和地区，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英国、卢森堡、加拿大、中国香港等。廉政指数后20名的国家和地区是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利比里亚、乌兹别克斯坦、刚果、肯尼亚、巴基斯坦、乌拉圭、索马里、塔吉克斯坦、安哥拉、象牙海岸、尼日利亚、海地、缅甸、土库曼斯坦、孟加拉国、乍得。这是很明显的。
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主要是在选举中的金钱政治，在政府中的腐败有，但是是比较少的，偶尔有暴动，像什么部长免费坐人家的飞机，卖一点军火拿回扣，都被迫下台了，这个是有的。但是主要的腐败是金钱政治，资金的来源不正当。非民主国家的腐败，就不是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的问题，是你一入这个国土就充满了腐败。我2005年去印尼，人家就说你身上多带一点钱，要不然你进海关的时候，就不让你进了。我去雅加达的中心广场参观博物馆，本来票是7000，他要我10000，我说你为什么要10000？他说就是这个意思(给钱)。我参观伊斯兰的教堂，是不收门票的，但要脱鞋才能进，门卫说他帮把鞋子放上架子，是要钱的。所以在腐败的国家，腐败包围你是没办法摆脱的。
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往往是需要统治者倒台以后，像马克思倒台以后才可以揭露出来，一个国家1/5的资产就成了他个人的。许多在非民主时期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以后被揭露，民主化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我们知道，亚洲国家的民主也会比较腐败，比如像日本的腐败，议员选举中的金钱腐败是比较严重的，但是现在也在慢慢转变。原首相小泉，在国内是很有支持率的，那年跟议会对抗的时候，提出一个邮政法案。为什么邮政法案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邮政储蓄是最大的财团，他们的钱是流向议员的，所以这个草案遭到了议员反对，但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人民支持他改革腐败。再一个通过法律的途径是可以规范的，因为它是很少的地方才有，普遍都是。每个人都很腐败，这个就很难办了。历史上尽管也有一些专制的政府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以后，没有不是被腐败所葬送的。一旦腐败以后就治不好了，会随着腐败而断送掉。
这里面本来有很多，因为时间快到了，我就不多讲，本来还想讲新加坡和香港的例子，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2005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研究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向新加坡学什么》，有三个观点，其中一个就是新加坡不是“高薪养廉”。新加坡在建立人民行动党的时候就是以廉洁为目标的。新加坡廉政的理念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人民行政党的服是白色的，代表廉洁。
我们从新加坡带来的经验，官员告诉我们的是新加坡是“高薪养廉”，我对新加坡学者说，我们中国人很欣赏你们的“高薪养廉”，他们说我们没有，我们新加坡的高薪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实行的，在这之前我们的官员收入很低的，李光耀的收入一个月也就是3000多新加坡元。80年代因为经济高速增长，国家比较富裕了，加上李光耀主张的是精英治国，所以他采取“高薪养廉”，他说我们新加坡在实行“高薪养廉”之前就已经非常廉政，我们“高薪”不是为了“养廉”，是为了吸引优秀人才的。新加坡部长级以上的收入是他们国家5个最好的职业，律师、会计师、医生等5个最好的职业平均年收入的3/5大概(我忘了)。我去的时候，李光耀约220万新加坡元/年的年薪，他说这是我全部的收入，我没有司机、园丁、保姆，保险都要自己投。他们这些人还要自己投保险，这是全部的收入，没有任何的再有特权。所以我们把暗的收入和明的收入比较，我们恐怕一点也不比人家少，我们只看到显型的，没看到暗的。
没有民主，我们还能走多远？
最后有个问题给大家的：不实行民主化，经济可不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向民主转型，我们向哪里去？世界上很少有30年的经济发展，所以一定要转型，也是我们广东现在面临的问题，一些台资、港资要转移，他们说这是《劳动合同法》带来的，我认为中国的法律没这么厉害，能够带来这样的作用？制订一个法律就见效了？如果中国制订法律，就有这么厉害，那就很好了。1995年就有劳动法，多少企业执行了。本来到了产业转移的时候，就说是劳动合同法的问题，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个，没有民主，能不能解决民生？中国社会弱者是能力缺乏还是权利、机会缺乏？我想更多的是机会的缺乏，如果给他们权利，我想很多人会改变命运，特别是农村人。第三个问题是：没有民主能否实行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中国贫富差距巨大难道不是金钱的结合的结果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主导社会的公正？平等、公正靠什么？
第四个问题是：没有民主，可不可以消除腐败？我们的腐败是用人的腐败和用钱的腐败，如果用选举，就能解决用人的腐败，公共预算民主公开就能解决用钱的腐败。
这些问题我希望我们大家能一块儿来进行思考和讨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不要太得意，如果我们制度不转型，走向民主化，也许我们的危机在后面。谢谢大家。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何雪峰：首先，感谢蔡定剑教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也感谢广东温氏集团对公众论坛大力的支持，蔡老师的演讲给我的感觉、最大的收获就是经济崛起不是奇迹，民主崛起才是真正的奇迹，只有民主的崛起，才能让经济的崛起能够长久的保持下去，让我们崛起之后不再叭下，能一直站起来。这也是中国现在从上到下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去年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在哈佛大学庄严地宣告：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在座各位以及网友和蔡老师互动。提问：蔡先生，您好，民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没有法治和民主，腐败就会永远存在下去，如果中国的宪法得不到普遍的落实，得不到中国人民普遍的认同，宪法就如同一张废纸，也就是说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中国在未来的某一天，发生了一场以维护宪法的法律为最高的、以宪法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以及落实宪法、普及宪法，废除地方性不平等的法规，这样的一场运动，蔡先生，作为一名法学者，您是如何看待的？谢谢。
蔡定剑：你说得很好，法制是民主的保障，法制是民主的轨道，我常常比喻，我说民主好比一列火车，法治就是轨道，如果没有这个轨道的火车是很危险的。当然，中国怎么进入法治的轨道，法治跟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在西方国家路子是比较清楚的，法治到了民主国家以后，它只不过是给它注入了新的因素，使法治变成了民主的法制，就是我们法学界常说的刀制变水制，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现代社会法治就变了，变成了水制，就是平等的治理，过去的法制是官府治老百姓的，到现代社会，法不光是政府管理社会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人民来管理政府的手段，来限制政府官员行使权利的手段。比如说行政法的出现，比如《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等，这些就好比是给牛、马加上了鞍，这就是现代法制跟传统法制的区别。我们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至于说用什么途径来建立，社会运动也是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靠制度建设不断完善。还有民主制度的建立，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转型，法制很难做到真正公平、正义。这是我的想法。
提问：谢谢蔡老师的演讲，你的观点我都认同，自由民主、法制宪政这些都是常识。我提一个这样的问题，就算是没有这些宪法，没有条条框框，许多人做出来的事情违法、腐败的也是很多，就算是没有法的情况下，人的良心、道德这些，蔡老师怎么看待？中国虽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每个朝代，暴君、奸臣都有恶性循环，像我们的毛泽东，他也不喜欢讲真话。我的观点就是，除了法制之外，怎么样从道德伦理，甚至是宗教的角度来看民主法制的关系？
蔡定剑：这个很清楚，维系一个社会良好的持续，最好有三维，不可以只有一维、二维，如果完全靠法制维系，这个社会就相当糟糕了。第一维，是信念理念上，社会应该有共同的价值理念，这是维系人心的基本维度。第二个是道德和宗教的维度，道德和宗教的维度是靠内在规则维系人民的行为的。第三维是法律，法律是通过外在规则来让人们遵守社会秩序，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转，最少要有这么三维。这三个维度同时起作用是最好的，如果有某一个维度比较强，这个社会也能够有比较好的运作。这个社会有宗教的维系，在中国古代，中国没有宗教，但是我们知道，儒家文化，实际上起到一种道德、宗教的作用，它也对社会的行为起到很好的维系作用，它有一套伦理道德的规范，最好三种维都有。谢谢。
何雪峰：这里有一个听众递上一个纸条，这个问题我也想向蔡老师请教一下。据我所知，蔡老师在全国人大也工作过很长时间。这个问题是您认为中国在民主法制建设上，有没有什么具体建议的措施？像我们现在提得很多的中国下一步怎么走？ 蔡定剑：如果自己给自己定位的话，我是一个制度改革学者，就是希望通过渐进的制度变革推向中国走向民主法制，在这个制度范围内，有很多事可以做的。具体来讲，我们的制度怎么完善？从我选举开始，有人说有些地方的村委选举很糟糕，有家族势力的干预，这个不是民主的乱，是政府不管赞成的乱，没有法律跟上。我们多次呼吁，什么贿选的法律都没有界定一下，并且对是否贿选有一种有效的处理措施。比如我们一个市可不可以让老百姓选我们的市长？完全可以做到。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另外，我们的党要执政、统治国家，任何一个党都是这样的，这个很合理、很正当，但是不必站在国家的宪法、制度以外来领导国家，可以到制度内领导。我写的文章《向新加坡学什么》就讲的这个，我说一个是学新加坡的一党执政，我们有没有仔细的看新加坡的一党执政是怎么样的，我们能做到这样也不错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工作人员一共有12个，我说你们的党在哪里？他们说，我们的党在基层。人民党要执政，我们就推荐最优秀的人去竞选，选上了就为基层服务等等。我的意思，党要真正通过议会来执政，真正的是为人民服务，通过为人民服务获得老百姓的投票来支持他。不必在国家外有一个中央。这样来执政也很好，人民执政党执政了这么多年，就是这么一种方式做的，可以从党以人大执政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现在的执政方式。
还有发展基层参与、公众参与。比如我们在一些地方做一些改革的事业，包括在深圳，城市规划应该有公众参与，而不是像过去，一个地方要拆迁，我们的政府出面，国土资源局把这个地批给开发商，开发商来拆你的房子，所以都是等老百姓墙上写了“拆”字，老百姓才知道我这个地方要拆了，如果早让老百姓知道，就可以避免很多矛盾。否则政府和开发商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好像重庆钉子户，开发商付出了代价，政府也付出了代价，老百姓集会、抗议，没有一个赢家。公众参与民主是很好的，也没有危险，我在欧洲的时候做这个研究，他们80年代也是市民抵抗，欧洲也是城市化、现代化，后来公众参与了，没有问题了，没有这个矛盾了。
谢谢。
第二篇：蔡定剑：聚焦中国选举制度
蔡定剑：聚焦中国选举制度
作者: 蔡定剑
今年是人大政协换届选举的重要一年，万众瞩目的“两会”也正在北京举行，在这种 情况下，公民的选举权越来越为社会各方所关注。
民主选举是我国民主制度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选举权，是每一个公民拥有的管 理自己国家的至高无上权力，与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因为它不但是一种政治行为，而 且是广大人民切身经济利益的体现。
中国选举状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存在哪些问题，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全国人大常 委会秘书处副局长蔡定剑博士对此问题作了深入地分析，足以使我们每一个人对我国民 主选举的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蔡定剑，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供职，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 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国家行政学院法 学部研究员、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特聘教授等。
新中国选举制度的变迁
马克思主义关于选举的民主理论有所谓四原则：即选举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 则。选举是否民主，一般用这四原则来衡量。蔡定剑教授说：搞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在 新中国建国初就提出这个问题。由于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好多人还不识字，人民的觉悟程度还不高，国家这么大，一下子搞普遍、平等、直接 的选举有困难。所以1953年的选举法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民主选举制度。文革后，经历了 没有民主和法制的惨痛教训，这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做了一些重要的改革，其中有一项改革是选举的改革，它包括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将直接选举从农村乡一级 扩大到县一级；规定进行差额选举，代表和选民可以联名提名候选人，并可以以各种方 式宣传候选人。
在过去20年，民主选举总的是在不断前进。1986年中央提出搞政治体制改革，1988年 前后的选举，通过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进一步推进差额选举和完善介绍候选人的 制度。在选举的普遍性与平等性方面，我国都已基本做到。现在问题比较大的是直接选 举，我们直接选举的程度是非常低的，现在老百姓只能直选村长，只能直选乡人大代表 和县人大代表，所以我国的直接选举的程度是很低的。从世界范围看，全世界180多个 国家和地区，国家议会(有两院制的下议院)不是直接选举的占到少数。
在提到国家机关领导人差额选举的问题时，蔡定剑说，法律规定，国家机关领导人的 选举，副职一律都要搞差额，正职是可以搞差额，也可以搞等额。那么这样一规定各地 提名的正职一定是等额的，不可能提差额候选人；1988年前后。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不少地方的选举，包括正副省长、国家机关领导人，组织部门提名的都落选了，我的统 计是有11个地方这种提名都落选了，而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当选了。这是以前从来没 有发生过的事情。同时，蔡教授坦言，地方选举中尊重民主是经过很艰难的斗争，全国 人大一步一步地在法律上将选举程序民主化，但实施中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高投票率背后的问题
选举会有副作用的，选举带来的副作用如果不能很好的抑制，很有可能被人利用来破 坏选举和扼杀选举，比如在农村里用金钱来控制选举、家族势力和暴力行为等等已经出 现，有些人不主张搞选举就是以这个理由来反对选举，说这样把农村搞乱了。选举肯定 是有副作用的，问题是如何来看待利弊，问题是我们是否有措施把它的弊端限制在最小 的范围内，这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蔡定剑教授提到，中国选举还存在一个高投票率的问题，据了解，最近20年，中国参 选率从总体上不断攀升，居高不下，一段时间，个别地方甚至接近100%。很长时间，高 参选率一直被称作中国民主的一个成果。分析其成因，专业人士认为有几方面：首先是 举国动员体制。在我国过去集体主义体制下，政府对全体民众有一种强大的动员能力，而这种动员能力在选举中得到最好的体现。
其次是委托投票被滥用。委托投票在总投票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少则占百分之十 几，多则百分之三四十。“委托投票从立法本意上说，是少数个别的变通处理办法，但 一些地方为了单纯追求高参选率，把委托投票变成了一种主要的投票方式。而委托投票 有的成了一人代写一大把选票。在这种情况下，参选率失真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是流动票箱的作用。流动票箱的本意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为方便选民而设，但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它却成了参选率没有达到要求时的一种应急措施。在一些地方，每 当选举快结束、而回收的选票还难以达到上级要求时，工作人员就拿着票箱走街串巷收 票。“问题正出在这里，由于没有一套严格的程序限制，回收上来的选票很多是由工作 人员填写的。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对此，一位研究者指出，高投票率并不完全反映中 国选民的参选积极性，也不完全反映民主发育程度的高低。
选举与利益脱节导致厌选
与我国选举的高投票率相对应的是我国选民厌选情绪的日益浓重。“参选率不单单是 一堆简单的数字，相反，它已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内容。在我们国家，选举已成为一项 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而任务往往和具体指标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性质的驱动下，神 圣的公民选举渐渐形式化，可以说，厌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成为选举工作的最大 难题。
令人忧虑的是，这种厌选情绪已经蔓延到搞选举的干部和机构。蔡定剑曾采访过一位 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法学博士，蔡定剑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他说，“ 从理论上讲，我会对选举感兴趣，但说实在话，如果不是领导提出要求，我不会主动去 投票。”这位博士进一步说，“我们的人大代表都是按单位组织选举的，虽然也允许大 家联名提候选人，但不管你提了多少候选人，最后协商的结果往往还是按领导的意图确 定正式候选人，这样的选举很难引起大家的兴趣，其实谁当选也无所谓。”
“我们通常以为的精英群体，如知识分子、公务员、企业家等，也都有厌选的情绪。我在北京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专门作过调查，他们当中一些人对待当前选举的冷漠态度 让我吃惊，更让人吃惊的是，人大系统有相当一部分人也对选举感到厌烦。”蔡定剑说。
为什么会厌选?相关人士指出，公民是为了利益才参加选举的，而不是基于对政治感兴 趣或是对民主所做的善意的理解才参加选举的，他们参与愿望的强弱取决于利益的大小，而不是取决于政治觉悟的高低和民主意识的强弱。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选 举和利益脱节。首先，选民和代表之间没有形成一种稳固的利益关系，虽然宪法和法律 规定代表是由选民选举产生，必须对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但并没有一套衔接细
密的程序设计使之成为一种有效的机制。其次，由于人民代表大会 的决策作用还不够大，所以，他们无法主宰选民的利益。
此外，在中国现行官员选举中存在的形式化问题也是选民积极性不高的一个原因。比 如，国家规定差额选举为基本原则，特殊情况可进行等额选举，但在实践中，却往往等 额选举成为常例，差额选举反而成为特例。而在一些地方，有些副职领导人员选举搞“ 陪选”；候选人介绍简单、不透明，缺少实质性的内容，问卷调查显示，77.9%的代表 只了解国家机关候选人的“一点简历”，另有12.4%的人对候选人“很不了解”，只有6.4%的人表示“很了解”。这些也都制约着选民的积极性。
文化素质不能决定参政能力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民主，扩大直接选举就碰到了一个很大的理论障碍。这种理论说： 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的素质太低，不能搞扩大直选，这是中国的国情；如果搞得 不好会把中国的社会搞乱。这种理论在知识分子、政治家包括在老百姓中都有市场。中 国的这个理论不是现在才产生的，近代史上我们的许多精英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这么认为的，有过这方面的讲话。
在这个问题上，蔡定剑教授用自己的调查报告，以事实说明了：文化素质与民主选举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当我看到当时竞选和投票的录像时，我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蔡定剑说，“当中国农民在为了自己的选举权利不顾阻扰、四处奔走，冒着被打击报 复的危险时，我们的一些理论家还在指责他们素质太低，不配搞民主选举呢!”
这次调查证实了大量问卷调查的结论，即民主选举与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平没有直接关 系，相反，只有利益才是决定选举的动力，有利益才有激情，才会去投票。在安徽、在 四川、在河北，蔡定剑不只一次地发现中国农民的民主热情。“说农民素质太低，搞不 了选举，完全是一种主观想象。“民主实践是最好的民主教育，”一次直接的民主实践 超过100次的民主教育。利益因素是选举最有力的动力。”
蔡定剑得出的结论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种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要使个人利益 得到充分表达和体现；一种好的选举制度就是能使选举行为与人们的利益建立联系。选 举制度的真谛在于通过公民广泛的参与，选出代表某种利益的人来。每个智力健全的公 民都能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关键是我们相不相信群众，是不是真正尊重公民的民主权 利。
调查结果也证明，“公民的文化素质并不能决定他的政治参与能力。”蔡定剑教授补 充说，从调查分析来看，有的与想象的是一致的，而有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比如公民的 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与选举意识和行为的关系。还有政治身份，如党员、国家机关的 干部，一般来说选举的积极性表现得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对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几乎所有的调查表明，农民的选举意识比城市的市民的选举意识要高，比大学生要高。无论是选举意识，选举参与程度，选举改革的态度，农民都比城市居民和学生都要高。另外很多数字都表明：大学生的选举参与程度比农民的要低，还包括知识分子、科研人 员。他们对选举的民主程序和政治环境感兴趣，对他们认为不感兴趣的选举是很冷淡的。而农民对选举有很高的热情，这是因为利益因素在起作用，无所谓素质高低。所以不 能说大学生的选举素质就比农民高。也许文化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在一定 程度上起作用，但是最终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利益。在利益的作用下，其他因素都会排 到次要的地位。
“什么是政治素质、政治觉悟?”蔡定剑说，“如果大家把政治看成是政治知识、政治 理论，那确实是知识分子的政治素质高。但为什么实践中知识分子比农民还不愿去投票 ?什么是政
治，说明白就是公众参与自己事务的管理就是政治，如果这样来看政治素质，那么只要是一个健全的人，一个能够意识到他的利益所在的人，就有能力参与政治。对选举来说，人们看到利益所在就会积极投票，看不到利益所在就不会积极投票，任何 人都一样，无所谓素质高低。关键是你让不让他们参与和给不给适当的途径参与，在制 度设计上能否把政治行为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农村“草根民主”渐成气候
谈到当年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这个超前举措是怎么搞起来的问题时，蔡定剑教授谈 到了当年彭真委员长对这个法的首创之功和大力支持。他说，是彭真委员长提出要搞村 民自治，民主选举，力主要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当时讨论这个法律时，很多人不同 意，常委会就讨论了三次，代表大会还讨论了一次，那时一个法律一般在常委会上讨论 一次就通过。为什么讨论这么多次?就是反对的人不少。没有彭真这个法是不可能通过 的。
当时为什么彭真会提出这个问题?蔡定剑说，彭真是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主管政法的一 位领导人，他是当过北京市委书记，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是第一批 受害者，被投入监狱好象是有8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在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彭真 是在老一代的领导人里面在民主法制方面反思比较深刻的一个。当时他为通过这个法，专门有个讲话，他说：中国搞民主，要有两个方面，在上面，从我们中央来讲，是要发 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下面要搞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让农民能够直接管理自己 身边的事情。九亿农民如果自己身边的事都管不了，谈什么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他提出村民自治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法会把我们党和政府在基层的基础都搞掉。
蔡定剑说：“这个法律虽然在1987年勉强地通过并颁布，因为有一些不太赞成的投票，就在这个法后面标了一“试行”。这个法通过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默默 无闻。当时我认为，这个法先制定了再说，先实施不了也没有关系，总有一天会有人把 它捡起来当作一个武器来使用的。我在1988年写过文章，谈如何实施村委会组织法。村 民选举制度确立以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民政部在个别地区从搞试点开始将这个 法逐步实施开来。首先是在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通过试点、推广，村民选举制度得 到承认、发展。到1998年，民政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总结村民民主选举和自治的经验，全面修改《村委会组织法》，将一些好的制度又加了进去，这个制度已经作为中国的“ 草根民主”逐步扎根开花。当然大家也不要太乐观，这种很嫩的花也会很容易被人践踏。”
中国选举制度改革应从何处入手
通过对中国选举现状的分析，就中国民主选举制度改革的问题，蔡定剑教授也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搞民主选举会把社会搞乱，影响稳定，这 种观点是长期以来拒绝扩大直接民主选举的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实际上，民主选举不但 没有把社会搞乱，相反，很多地方都是通过选举，实现了由‘乱’到‘治’。”蔡定剑 说，“选举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但在向着这一理 想奋斗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我们的路还很长。”
蔡定剑教授指出，1949年后，我国建立了民主选举制度，但是，我国选举的民主化程 度仍不很高。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政治制度的文明将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而选 举制度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和核心问题。这就是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选举改革 的原因。对于民主选举制度改革的问题，许多专家作了有意义的探讨。有的专家强调国家机关 领导人员选举机制的改革，要求保障代表提名权，将法律规定的代表提名权落到实处，代表提名不应受到任何不合法的限制。此外，还要建立非对抗性竞争机制。“在选举安 排上，必须为候选人开展竞争活动留出必要的时间；竞争选举活动也应当在本级人大常 委会或者单独组织的选举机构主持下有秩序地进行。”
在如何发挥候选人自身作用的问题上，专家认为，候选人主要以自己的力量开展宣传 活动，应该可以在公共场所和广播电视上进行演讲，在允许的公共场所张贴宣传品等； 同时允许组织义务后援班子；候选人也可以投入一定费用，用于印发宣传品、打电话等 必要开支，但应当有最高限额。通过这样，尽可能的杜绝变相等额，完善和扩大差额选 举。实践证明差额选举是可以成功进行的，应当从法律上做出明确规定。
从选举的技术角度，有专家分别对省级人大代表和较大的市的人大代表直选进行了假 设分析，认为从这个角度上，中国先在省级和较大的市一级扩大直接民主选举是可能的。并有相关人士对中国进行乡镇长直接选举改革的条件是否成熟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论证。
第三篇：读《蔡定剑访谈录》
读《蔡定剑访谈录》
近日来读了关于已故知名宪政学者蔡定剑教授的一本访谈集《蔡定剑访谈录》，感受颇多。
这本书由蔡定剑教授的妻子、同事、同学编录而成，汇集了蔡定剑教授近几年在公共讲堂的演讲与接受采访的精彩内容。通过这些演讲和访谈，通过其中一个宏大议题或细微个案，我们看到一个四处讲学启蒙社会的蔡定剑，一个在媒体上频频发表真知灼见的蔡定剑，一个泣血呼号为民主辩护、为宪政呐喊的蔡定剑。作为宪法学者，蔡定剑教授在专注于宪政、民主和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学术研究的同时，在身体力行地组织与推动有关社会改革和法治进步的制度性建设实践项目的同时，亦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机会，向社会各界传达理念、观点和立场，不遗余力地呼吁、呐喊，推动制度的进步。
通过这本访谈录，我看到蔡先生对社会问题反应敏锐，往往能先见人所未见，先思人所未思。他的思考方向，常常能揭示当时潜在的重要社会问题或是某一热点问题中被人忽视的重点。例如，当社会在呼吁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时，蔡教授即敏锐地指出：“解决暴力拆迁的问题，需要从土地制度改革、经济制度改革、所有制改革问题上根本来考虑。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恐怕暴力拆迁问题还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除后仍然频发的暴力征地拆迁事件不幸印证了他的说法。
蔡先生提出了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他不想推翻一党制，不质疑现政府的权威，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希望在这个制度框架内，真正做到执政党的承诺：“三个代表”。为了真的“代表”，而不是“被代表”，他呼唤民主的精神，也即公民能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参与决策和行政的过程，以维护其利益。
他并不说高深的理论，都是大白话，诉诸常识，像我这种头脑其实很笨拙，看不懂抽象理论的人，看他的书也能很容易就明白。他对中国现状的判断，也不是基于空想，而是花费 了两年时间在各地调查农村基层选举，并从中看到在中国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以及真正的问题所在──在于缺乏制度保障，而不是民众素质不够或者民主制度不好。
作为一个法学家，他有着如今公共知识分子中非常少见的现实操作感，尤其强调良性的制度设计，而不是理论上的正确性（normative rightness)。他对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立法过程、各类政务公开制度和民众参与制度的评论和建议，让我看到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如何寻求在付出社会成本尽量少的情况下创造最可能大的民主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是所谓的“异见人士”，而是“体制内改良派”。然而，我觉得中国现在正需要他这样的人，以理性而有建设性的方式，为政府提供更好的制度设计，让民众的利益有所表达和保障，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维稳”的问题。
斯人已去，但我想他开辟的道路不应该荒废。正如蔡先生指出的，中国近现代史给我们足够多的教训，激进的革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还有能力、有权威、有时间的情况下主动做出改革，会是一条更良性的道路。
最后引一段蔡先生的话，我觉得这是他对民主理解的根本所在：
“其实我个人觉得共产党要改变执政方式，要解决社会矛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不同利益的要求，不同利益的要求就应该有不同的利益代表。。要不然结果就会压制不同的利益要求，社会矛盾就会尖锐。政治代表要在不同政治层面上谈判妥协，没有你利益的代表你的利益就很难表达。多元化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过程。”
把民主的普适性建立在利益诉求的多元性，是我非常赞同的观点。但我们的政府要承认“利益诉求的多元性”，恐怕还是不容易啊。
第四篇：蔡定剑先生是我们时代的尺子和镜子
蔡定剑先生是我们时代的尺子和镜子
有的人走了，他还活着，并且以一种更为深远和让人刻骨铭心的方式，永远活着。他们没有什么权力，究其一生，也不追求和留恋那种旨在凌驾于他人之上，通过命令他人而获得快感、安慰与私利的权力。在权力面前，他们通常是无能为力的弱者，但并不因此放弃努力的权利。的确，除了道德的正直，对良知的坚持和对社会的关怀，以及恪尽职守的工作，他们看起来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影响他人了。
但就是这种微弱的、坚韧不倒的努力，维系着世道中的正义和真理，让文明的血脉和人道的理想代代相传。而且，他们的形象和英名，总是会远远超拔于那些易碎与速朽的权势，超拔于那种把安逸享乐当作生活目的的“猪栏的理想”，而在星空闪耀，在大地深植，在人心永驻——虽然，这种超拔并非他们的追求。
蔡定剑先生，英年早逝的学者、教师，宪政民主的传播者、实践者，就是一位依靠自己的思想、著作、行为和人格永远活着的人。他的一生，是真正践行了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为了自己的最高愿望而活着的一生，是为了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而殚精竭虑地求索她的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的一生，是用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温和、宽容、理性、韧性与社会不断互动、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生。所有这一切，不仅使他成为中国迈向民主宪政道路上的杰出代表，而且成为当代学人和教师的伦理学楷模。
没有谁在良心的天空中拥有管辖权，不管怎样的教条，都难以真的浸润人心。而蔡定剑先生不经意中就深深感染和打动了我们，如同清水芙蓉，毫无雕琢，唯余赤诚。正因为如此，当他离开的时候，无数相识的朋友和不相识的读者听众，蓦然发现，在他们最为看重的精神地带，出现了一片空白，而且很长时间都难以填补。这是一种怎样的损失，又是一种何等的痛惜。
今天上午，蔡定剑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这是告别，也是拥抱，拥抱他的思想人格，拥抱他留下的精神财富。
蔡定剑先生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理想的人，这使他的人生一直有着明确的方向感。在中国的官员中，退休从教者并不少，但弃官从教者则少之又少。退休从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光荣而体面的事情，他们也大都继续拥有院校之长一类的头衔，相当于“官本位”的一次夕阳化平移。而蔡定剑先生放弃全国人大副局长之职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时，是纯粹去做一个教授，并主持宪政研究所的研究，时年不过48岁。如果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他就想回到学校，后来先联系了北京大学算起，他决心弃官从教、从学的时间就更早。没有一种超越性的价值追求，这很难做到。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开篇写道，“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选择职业时“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
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蔡定剑的选择，就是青年马克思式的选择。对国家、社会、民族的责任感，对民主、宪政、法治的使命感，使得他决意告别流俗，不再循规蹈矩，而是回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之中，以天下为怀，任重而道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生命历程，在蔡定剑看来，才是一个更为真实、也更值得珍视的世界，即使呕心沥血，焚膏继晷，辗转反复，负重前行，但在内心深处，他却是快乐的，骄傲的，幸福的。恰如爱因斯坦所言：“照亮我的道路，并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是美、是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是不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么在我看来，生活是空虚的。”这也是蔡定剑的道路和生活。
蔡定剑先生是严肃而诚笃的学者、教师，也是不满足于书斋，在大地上探索真理、切实行动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告别仕途，是为了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政治是“众人之事”，因此需要众人参与。爱因斯坦说，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他因此反对那种“科学家对政治应当默不做声”的看法。在给朋友的信中，爱因斯坦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在另一封信中，他说，“我从来没有作过系统努力去改善人类的命运„„我所做的仅仅是：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表示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和爱因斯坦的政治参与方式相比，蔡定剑的选择，是更为积极、主动和有创造性地参与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他直面矛盾，承受煎熬，但并不消极，他思于此，哭于此，歌于此，呼于此，也有为于此。他长期在全国人大工作，既看到了民主法治在中国的蹉跎与进步，更看到了人民心中孕育的民主要求，并视之为中国民主化的宝贵资源。他曾经感慨，“是什么力量把百岁老人在寒冷泥泞的冬天从温暖的家中吸引到投票站去？是什么力量让一位全身瘫痪的病人叫人抬到选举大会会场来竞选村官？又是什么动力驱使这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怀揣着法律文本四处奔走，苦苦寻找着民主权利？„„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是对自己命运的关注。”民主、法治、人权、宪政，这是蔡定剑先生的信仰，同时，他也在现实中看到了希望。当他的心灵和人民的心灵同频共振后，当他的工作和人民的意愿深切地融为一体后，公民蔡定剑的大脑和脚步就再也没有停止过，直到他安息的那一刻。
从普及法治知识到参与地方政府改革的制度设计，从呼吁预算公开、以“限钱”促进“限权”到推动地方党代表直选和全委会改革，从为城市小摊贩鸣不平到反对就业歧视，蔡定剑先生无时无刻不在实践他所提出的“人人都是改革者”、人人都可以为民主法治建设出一分力的理念，并由此成为公民权利的坚定捍卫者和社会改革的建设性推动者。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公民”。
蔡定剑先生是思想者，也是教书育人的传播者。距今70年前，蔡元培先生故去后，他的学生蒋梦麟在《蔡先生不朽》一文中总结了蔡先生留下的四大不朽精神，即学术自由之精神、宽宏大度之精神、安贫乐道之精神、科
学求真之精神。在作为教师的蔡定剑身上，这些不朽的精神也都熠熠可见，光照万千学子。他是在传道授业，也是在传播一种以民主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如同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所说的，“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对这一点，举凡受教于蔡定剑先生的学生，无不感同身受。
今天，2010年11月26日，我们和蔡定剑先生那平静如洗的面容做一个永远的告别。他如同时代的尺子和镜子，让作为生者的我们经受了一次难以释怀的洗礼。这个高尚的灵魂离我们远去了，但他那把宪政民主作为毕生使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声音，必将激励我们更好地活着，让生命活出更高的意义和价值。有这样的公民，是中国的骄傲；必有一日，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的进步，定会让蔡先生的英灵感到欣慰和光荣。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个主动承载了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的生命，必将被历史铭记。
蔡定剑先生不朽。
第五篇：蔡定剑：公众参与：撬动风险社会的日常民主
蔡定剑：公众参与：撬动风险社会的日常民主
作者：蔡定剑 来源：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09-11-5
本站发布时间：2009-11-5 10:04:28 阅读量：650次
■编者按：近年来，公众要求参与政府决策，维护自身权利以推动社会进步的行为越来越常见。孙志刚事件中的“三博士”与厦门PX事件中的“厦门人”，成为公民参与的典范。近日，广州市政府回应公民申请在网上公布财政预算，广州番禺区居民对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可能引发环境污染的关注，可谓公众参与的最新案例。（图片说明：别急，慢慢来）
究竟什么是公众参与？这种新型民主的现状、运作方式以及对中国民主进程有什么影响？南方周末就此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先生。
■公众参与的方式不仅是听证，还有社区会议、公民评审团、公共调查、公众辩论、焦点小组、乡镇电子会议等，国外公众参与的方式达数十种
公众参与式民主刚起步
南方周末（记者戴志勇）：近年，深圳“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成员李德涛向财政部等十多个部委及十几个城市政府发出财政预算的信息公开申请。终于，广州财政局近日把各部门预算在网上全部公开。怎么看待李德涛的这种努力？
蔡定剑：这是公民对预算公开的一种主动参与，是典型的公众参与式民主。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如果与民众形成互动，开放决策，以各种方式听取、采纳公众意见，就是公众参与。
公共财政预算是当前公众参与开始活跃的领域之一。其他还包括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如乙肝病毒携带者维权、艾滋病防治等；城市规划；公共事业管理，如价格听证等重大听证制度等。
在立法领域有立法听证和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基层治理也有公众参与。
南方周末：公众参与主要靠民众的觉醒？政府起了什么作用？
蔡定剑：推动公众参与的主要力量，有非政府组织、公共知识分子、律师、媒体。主要是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在推动，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开放决策。
南方周末：但是，价格听证逢听必涨；立法听证，刚开始各级人大都挺积极，搞了两次，并没形成互动机制。是否说明当前的参与不容乐观？
蔡定剑：以前的城乡规划法一个字都没提公众参与，2007年修改就在好几处写了。全国人大的立法也说，以后法律都要在网上公布，有些要征求公众意见。公众参与不仅政治上合法，在法律上也开始成为制度。
不过，总的来说，中国的公众参与很初级，甚至是假参与。不少部门只是简单发布信息，或拉专家做戏，治老百姓。我去调研城乡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地方官员说，图纸只在规划大厅和工地展示。
公众参与大致有八个阶段：操纵，训导，告知，咨询，展示，合作，授权，公众控制。公开公示、听取意见、听证，只是最初阶段。最后是一种对话性的决策转移，由政府决策变成公民决策，或共同决策。这种民主已经很精细。
在中国，2003年是公众参与的标志年。政府被“非典”触动，走向开放。传统的方法是这类问题当机密对待，后来发现不利于危机解决，反造成恐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前年颁布，为公众参与创造了条件。
2003年后，公民也开始要求参与政府决策和治理过程，部分人争当人大代表，以更有力地维权。这跟一些西方民主国家的历史发展非常相似。
非代议制民主，也不是政协
南方周末：争当人大代表这类代议制民主形式能算参与民主吗？
蔡定剑：参与民主是为弥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而产生的，与代议制民主不是包含或取代的关系。
二战后，发达国家政府给人民很多承诺：解决住房、就业等。后来里根主义减少了政府责任，社会运动随之兴起。布热津斯基等检讨代议制民主的不足，写出了《民主的危机》。也有人反思，民主为什么选出了希特勒？民众参与意识越来越强，政府也慢慢开放公众参与。
1990年代中后期，公众参与引入中国，中共十六大就提出“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十七大更要求“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南方周末：最近一二十年，中国的民主进程都比较慢，为什么参与式民主很快就变成主流政治话语？
蔡定剑：有人认为政协也是参与民主、协商民主。
两者其实并不一样，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共领导的一种政党协商制度。参与民主强调政府与民众在平等基础上对话后做出决策。
南方周末：有点向直接民主靠近？
蔡定剑：也有区别。直接民主是民众直接投票决策，参与民主还是政府或其他决策机关在决策。有的公众参与不是政府主动开放决策，而是一个事件引发，公众提出意见，跟政府互动后使决策改变，但政府还是起主导作用。
孙志刚事件后，许志永等三博士提请对收容遣送条例做违宪审查，就是很典型的由民众推动的公众参与。厦门PX事件也是。
有学者认为选举、维权、示威、罢工、上访都算参与式民主。我觉得，上访、街头抗议等公民单方的行动，在中国比较敏感，不作为参与式民主的形式更好。其实，世界上除法国等少数国家，也是如此划分的。
两个案例：棚户区改造与社区治理
南方周末：就公众参与式民主来说，比较有进展的领域有哪些？
蔡定剑：目前主要是在环境保护领域有比较大的动力和进展，也不那么敏感。
城市规划领域的需要也很迫切。现在出现了“推土机前的抵抗”。老百姓看到墙上写拆字时，住处已在两年前就被规划和土地部门拍卖了，没有知情权、参与权。“规划规划，图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规划和开发商取得开发许可证是一个封闭过程。国外有公众参与的法律规定，当政府决策涉及利害相关人时，一定要请他们参与，否则决策没有合法性。
比如一个地区的改造。政府做方案，区议会批准。做方案时，议会就要求政府报告怎么做公众参与，要征求哪些利害相关人的意见，参与的程序怎么做。
起草规则时，到小区里征求意见，不仅张贴布告发传单，还召开利害关系人的会议。规划图画好后，要公开展示六十天，规划部门收集意见，定方案。然后，规划进入到政府的委员会，通过听证等方式听取意见。
英国还设置了一个独立的规划监察员，处理民众意见没得到重视之类的投诉。他可向议会、规划委员会提交独立报告。
制度要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有公众参与的程序保障。保证公民意见得到反映。规划一旦批准，就有法律效力，可以动用司法手段起诉钉子户。法院根据规划，就可以判违反规划的当事人败诉。
南方周末：在社区治理方面，公众参与又是什么样的程序？
蔡定剑：举个例子：伦敦的商店卖酒要政府许可，原来只能卖到晚上12点，公司要求政府改成24小时许可。三个官员举办行政听证会，邀请四方代表：负责发许可的政府代表，社区警察代表，公司律师代表，社区代表。
先是政府代表讲申请的程序，公司代表陈述申请的理由。警察和居民代表提出反对的理由，说有很多酗酒的青年闹事犯罪等。公司代表应采取什么措施防止居民和警察提出的问题。政府官员决定，不给延长卖酒的时间。当然，公司还可以申诉。
硬程序，真参与
南方周末：这种清晰的程序之下，各种问题都可以得到妥善解决。为什么在中国却往往被认为是假参与？
蔡定剑：地方政府的动力是发展经济和政绩。深层原因，是不愿削减关门决策的权力。规划领域的腐败窝案，连连曝光。重庆、海南的规划部门、深圳的前任副市长等都倒在规划腐败问题上。规划部门稍微做一点手脚，容积率加上零点几，楼就长高一层，有多少利益？
南方周末：如果对政府部门或官员本身没有好处，开放决策过程怎么可能？
蔡定剑：权力总是不愿放手的，但迫于压力，也会让步，很多改革也是为了解决社会危机而产生。
比如，有时规划部门左右为难。领导说变就变，但责任是规划部门承担。有的地方积极地要改革公共预算，要主动削减权力——因为前面几任局长，都被判了重刑。受害者无法抵御不良领导的指示。主动开放参与式改革可以转移风险。
领导也可以借此防止下面腐败。权力太大了，一个规划员都可腐败，怎么管？要是公众参与，就好解决。
南方周末：现在，在规划审批中，公众实际上还不能参与，这种局面怎么改变？
蔡定剑：一是必经程序，一是实质参与。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制定城乡规划实施条例，应规定，规划审批的过程中，没有利害相关人意见，只请专家，规划部门就不能发许可证。
参与的方式不仅是听证，还有社区会议、公民评审团、公共调查、公众辩论、焦点小组、乡镇电子会议等，国外公众参与的方式达数十种。而且有专门帮助弱势群体的参与制，如规划中的规划援助制度，让NGO参与。这些NGO有的还由政府补贴。
在土地开发时，开发商要拿方案出来，审批部门得把方案告诉受影响的民众，否则就违法。
南方周末：具体如何推动公众参与的立法？
蔡定剑：我国在不同的法律里面有些参与规定，比如立法法，环境评估、行政法中的听证制度，城乡规划法也有新规定，在地方的城乡规划条例里应规定得具体些。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没有这个理念，政府树立公众参与的理念就可以在很多地方进行公众参与。由于权力和利益上的考虑，政府一般不愿意放权让公众参与。这样政府在公众走向权利的时代就成了被动的角色，很多社会矛盾由此产生，等公民用激烈的方式表达意见时，政府就受到很大的损害。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高危期，公众参与正是解决社会冲突和矛盾最好的制度建设。
建立信息反馈制度
南方周末：最近一次医改，各方搞了十个方案，公众参与的程度很广泛。但哪些意见听了，哪些没听，民众是不是也有权利知道？
蔡定剑：所以，有效的公众参与还得有信息彻底公开原则及反馈原则。
在参与中，老百姓的意见，甚至多数的意见，不一定都要听，毕竟是政府在负责决策。但是，信息要彻底公开、全面多种方式输送，对公众所有意见要给出负责的答复。政府采纳哪些，哪些不采纳，都要给出详细的理由。这是公众参与的生命所在，只公开听听意见，怎么处理意见不告诉公众，这是假参与，政府最后会失信于民。
南方周末：如果有些政府部门就是搞虚的又怎么办？
蔡定剑：以公众参与欺骗民众，最终会被民众抛弃。
我问国外民众，你们提意见，政府不理怎么办？答：找市长。又问：市长一定见吗？答：当然要见选民。不见？——下次就不投票给他了。说到底，公众参与要靠政治机制做保障。中国还没有这个机制，但政府也需要合法性和顺从民意，民意最终也是要起作用的。
很多事情只要公开，就会改变。预算公开比所有监督都有效。官员招待客人，把费用和菜单公布，不需专门监督和发布那些禁令，自己就不敢乱来。
参与式民主未必无效率
南方周末：利益相关人会形成压力场。还有人认为公众参与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拉慢了中国的发展速度。这些障碍怎么克服？
蔡定剑：的确，民主要费很多时间和金钱。但如果不搞，付出的代价有时不可计量。
任何民主都要付出时间和金钱。一场争夺权力的战争或政变和花几个亿搞选举，哪个值得？厦门PX事件，看似市民胜利了，但政府付出两百个亿要迁厂，还是老百姓兜里的钱。在这场公众发动的参与中，由于政府在决策时没有公众参与，商家、政府、老百姓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政府决策时老百姓就参与，就不至于有这么多损失。参与越早，效果越好，这是国外公共参与的一个重要经验。
也要反思中国发展的效率。发展快，就真的好吗？资源、文化遗产，还有劳动者生命和健康的损失，一个错误的决策对未来的损失，难以估量。如果有公众参与，平衡各种利益，慢一点发展，未必是坏事。
南方周末：万一错了，在错误的方向上越快越糟糕。
蔡定剑：对。如果赚了100块，花150块来治理环境和治疗人的疾病。谁是赢家？
南方周末：会创造更多GDP。短期来看，官员是赢家？
蔡定剑：很多领导还没有解决政绩观问题。在云南、四川、贵州、江西这些地方，发展得慢，但资源在。青山绿水，价值很高。温州人知道，早期发展的土地，一两万就卖出去了，现在一百万也不卖了。如果按梁思成的意见将北京古城保护下来，现在的价值将难以衡量。
政府可让公司做方案
南方周末：这种参与是否也需要社会有足够的成熟度？政府开放决策，公众总得有能力参与进去才成吧？
蔡定剑：国外公众参与已经专业化、社会化了，有很多私人公司专门进行公众参与的具体操作，政府买服务。公众参与已经变成一种技术，跟律师和会计师的工作一样，英国有个公司叫对话设计公司，专门设计政府如何跟公众对话。
深圳也有个专门做公众参与的公司，叫公众力。我参观了他们在深圳福冈一个社区进行的公众参与活动，显然借鉴了一些国外的先进方法。这个地区有很多外来工居住，政府想改造，要做规划。规划局委托公众力把老百姓的意见收集上来。周末他们在社区摆了一些台子，有社区规划图，做了些学校、医院、社区活动站的图标；至于哪里需要医院，学校等，老百姓可以自己贴在上面，很形象。还可以填表、画图等。
我们最近出版的《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和《公众参与：欧洲的制度和经验》等书，有公众参与理论和实践的详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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