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打造命运共同体
----德鲁克大会演讲稿----
打造企业命运共同体
----动态系统合和的企业文化建设思想简介
开场白
首先非常真诚地感谢德鲁克学院、博达惠恩公司能够创造今天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领会和深入地实践德鲁克先生的真知灼见,并且通过今天上午这么多专家的演讲,我也深深感觉到相互学习是多么地重要。接下来就由我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学习探讨德鲁克的思想。
从今天已经进行的内容里面,不知道大家进门之前所带来的困惑有多少已经化解,我们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我们都一致领悟到,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组织,在外部要不断去创造价值、创造市场、创造客户。那么在内部,如果我们的成本越来越低,就可以使我们最终的利益增加,那么什么是企业组织内部的成本?哪些是变动的成本?我们说人是人,人不是机器,人有情绪,人的情绪在里面所起了一定的作用,人有一些自我为中心的看法,尤其是在座的各位企业家都面临着一种现实,企业更多的去合并、去扩张、进行跨地区的经营,不断地吸引多种文化背景的人员进来,同时又不断地有人离开,这样,团队不断地需要融合在一起,就需要我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之间去形成新的组织共同体,这就是今天我希望借由德鲁克先生的真知灼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如何打造企业内部的命运共同体”。
一、基本假设
德鲁克在很多著作里面都提到过 “我们可以把设备引进来,我们也可以把技术流程引进来,我们可以上很多新软件,但是来使用这些技术,使用这些流程,使用这些方法的中国人能不能真的理解这些西方的设备和流程设计者背后的思想,或者是理解并配合先进国家引进来的技术专家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只能基于自己的成长。” 另外,德鲁克先生也谈到“管理虽然是一门学科,但它并不是一种超乎价值的科学,因为管理一定要植根于一种文化,一种社会传统,这群人的习性和信念,甚至植根于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管理受到文化的影响,而我们的管理者也不断在影响新文化的形成。”那这里面我们就需要思考的是,当我们在学习德鲁克先生的真知灼见的时候,要如何把一些思想经过一个过程变成我们的行为,也就是在知行合一之间如何演变?这使我想到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现象叫“劣币驱逐良币”,各位你钱包里面有很多100元钞票,当您去花的话,假设您有一定的时间选择,您是花旧一点的还是新一点的?以前是金币、银币更是要选择性地使用了,经济学发现更多的人优先花出去的是磨损的金币,而那个崭新的金币人们留住它,最终失去了流通的价值,仅仅变成了财富的替代品而储存起来,埋在地下的金罐子里。比如说烟草集团公司全体都非常热衷于吸烟,因为吸的烟越多,证明对组织越忠诚。来了一个大学生不吸烟,那么他会如何面对他的同事?如果他坚持不吸烟的下场将会是什么?我们明明知道不吸烟是好的,是良币,可是为什么要面临这样的现实?因此说,我们面临的现实就是我们在领导大陆的人来做管理,甚至在烟台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我们会发现台湾背景的管理层和大陆背景的管理层很自然地分成两个队伍,200人在上课时没有任何规定,大陆管理者自然地走到后面坐,回头还要抱怨。所以说有非常多的现实提醒我们,真正尊重自己所生存的土壤,才能让一棵优良的种子种下之后得到阳光雨露,吸收养分,真正长成参天大树。
基于这样的假设,如何能够在学习优良文化的前提下,在尊重跨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并且在尊重我们本身团体现有的素质的前提下,发展我们的企业组织。有多少打工者在烟台,在富士康,一个月挣一千多块钱的工资,还要省吃俭用寄给家里。没有摆脱基本贫困线的人还比比皆是,甚至有一些工人要在种地期间到工厂短期打工,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团结这样的群体呢?我们说组织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组织需要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如果花园里都是相同的花,那花园就没有意义了。而这种大型组织如何才能够让它有系统、有动态的结构,让每个人都能够领悟到自己独特的价值、在合适的位置发挥自己独特的能力,给自己正确的定义,这就需要在组织维系上做工作,可以包括事业上的维系、情感上的维系、利益上的维系,这三方面的维系。
二、百年名企的典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型企业怎么样锻造?德鲁克先生说,“组织的目的靠的不是领导人,而是靠平凡人在一起做不平凡的事”。如果组织依赖天才,可是天才凤毛麟角,就很难产生非常持久的成果出来。所以联想集团提出了非常有意思的口号“瞎子背瘸子”,哪一个都不是完整的,可以是瞎子背瘸子,一个看路一个走路,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样让每一个平凡人发挥长处,德鲁克先生反复说“用人所长”。虽然今天有很多专家谈到做百年企业太难,中小企业平均生命只有2.9岁,可是我们内心甘心吗?看一看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百年老企业,据《财富》杂志统计,50年代的500强到90年代基本消失了一半,70年代的500强到90年代消失了1/3,大多数平均寿命40—50岁,可是瑞典的stara公司,却让人非常钦佩,因为这家公司到现在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而现在中国大陆能够买到很多产品来自跨国公司,这些我们身边的品牌很多拥有超过200年的历史,比如劳力士创立于1795年,杜邦创立于1802年,高露洁创立于1806年,宝洁创立于1837年,麦当劳创立于1845年等等。
假如一代领导者退休之后,如果它关门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伟绩。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世界500强企业的生命周期平均是40-50年,和一个人创业到退休的年龄差不多。所以我们要更深地思考,在一个组织里,究竟是什么让人前仆后继地去传承一个品牌,我们需要揭示这个秘密,那就是一个企业必须有一种灵魂,有一种精神,也只有这种精神的传承才不至于使某些人上台之后去全然否认前一辈领导的业绩,只有传承、继承中发展,让精神不朽,才能创造百年老店,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死而不亡者寿”。这些大型组织,如果以前我们靠的是政治团体或者是家族力量,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更多是经理人和大型组织构成的这个社会的经济主体,我们也会发现日常生活哪能离开这么多的品牌呢?我们一出门开上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到石油公司加油、去餐饮企业吃饭,那么多的快餐店全球遍布,品牌公司已经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和经济组织已经不能分割。
三、理清企业的宏观系统关系
德鲁克先生说“人们期望担当起领导的角色,并且承担起社会问题和社会课题的责任,这是必然,也是应该的。而这种大型组织的凝聚无一例外靠人,那么人如何才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呢?”所以德鲁克先生又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我从培训的角度解释这段话,培训指的不是一项,而是两项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任务,一项是管理集团培训,它的目的是企业的健全存在和发展。而另外一项是这个企业大网中的每一个结点,每个岗位上独立的人,我们要使每个人作为组织成员和作为人这两个方面都要健全、发展并且取得成就。”一个从总体宏观的角度,一个从个体微观的角度,我们先从总体宏观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企业动态系统的结构关系,德鲁克先生给了这样的论述,我概括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好的组织,在他的宗旨和使命的指引下需要相应的规模。而有了相应规模的,无论是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在不同的生命周期的企业又受制于它存在的地域、所面对的地方亚文化和客户市场和供应商所对接的文化。当这样多的因素在一起又能够使一个企业组织跟外界保持一种动态的信息、能量的交换,又能够使内部快速地消化和转化这些信息和能量,这需要内部的系统起到支撑作用。
像刚才谈到的这么让人慨叹的“韩国金佰利和宝洁公司”的案例一样,我们如何能够使一些经营思想、先进的管理模式在企业内部快速变成现实,如果人们之间缺乏互相信任,如果人们对最终的共同愿景缺乏信念,那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所以对于动态系统的整体结构关系既要考虑非常多的影响因素,同时也要借助于一些系统的管理工具,例如今天早上我们见到的学习型组织的倡导者和大师、专家彼德•圣吉,他和他的团队借由麻省理工学院创立的“系统动力学”而创建的学习型组织所做的系列研究,可以用一些方法和软件把企业管理方面复杂的问题放在一直,帮助我们进行系统思考。
四、微观的角色认知与扮演
一旦一个系统的关系确立,让我们知道在一个系统组织运转当中的关键点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才可以透过量化知道究竟哪些瓶颈因素在制约着我们。我们经常着“短板效应”,短板效应里面最短的那一个究竟在哪个环节?这就需要我们在整体观望的前提下看个体。我们有多少人在自己职位上扮演着某种的角色,可是他每天关注的不是本岗的工作,而是更多地议论其他岗位的问题。比如营销部门、市场部门、财务部门、生产部门在一起开会的时候,那都会发生怎样的争吵呢?问题无一例外都是类似的。销售的团队会说“公司的产品质量不过关”、生产部门会说“工艺部门有问题”,而工艺部门会说“研发部门的设计本身存在缺陷”,研发的人又说“在我们当前的材料和样机制造水平下又怎么能做得更好呢”,每个人似乎愿意把责任推给其他相关的部门,我们如何能够在认可其他现实情况的前提下坚守住自己的本职,所谓老子说的“本立而道生”。从自己的行动开始,而不是更多议论,这就需要我们在成长历程中缺乏信仰熏陶的管理群体当中再进行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启发,提升独立自主、责任意识,并进而通过公司的制度保障促进这种意识的提升。当然,这也是中国转型期的必然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的主导思想造成了现在的这种矛盾,因为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听国家、听上级主管部门的,生产多少、销售多少都不用我们思考。可是现在的市场经济让我们自己去寻找机会、自己去设计、自己去销售,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的。为什么中国的创新能力弱,我想答案跟这种文化背景不能说不无关系。所以增加角色认知,增加角色的内涵认知,并且在系统的关系当中把自己扮演好,守住自己的立场和角色。怎么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Bill •Pollard先生跟我们分享的,那个人在擦地板,可是如果她仅仅把工作当成一个应付的过程、只是在完成一个程序,而不是她想去做的,她并不会关心结果好不好。任何一个工作假如不是由人内心自己渴望去做的,不是自我激励而等待别人激励,等待发钞票、发工资跟他做交换的话,那么企业家很遗憾,没有调动人作为生产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这是创造利益弹性最大的资源。五、三个共同体
其实想让人自主地工作并不难,需要了解他、激发他内在的动机。一个人态度正确了,动机正确了,其他的学习不是问题、工具不是问题、方法也不是问题。只是他不愿意的时候,不想做的时候,其他问题才是问题。对于人来讲,人的需求层次决定了能够激励人的核心动机无外乎就三种,它们是成就动机、亲和动机和财富动机。财富动机保证人的低级需求、生理和安全需求,亲和动机保证人的归属感、人际关系和情感需求,成就动机保证人的成就感、创造自我价值的需求。这三者相辅相成,如果没有激发人的亲和动机和成就动机,而只是满足人的财富动机,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更多地计较。因此,组织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的时候,就要通过相应的制度,打造出事业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理解。
首先,看一下事业共同体。大家很熟悉海尔,在海尔集团有一个创新论,说的是假如这个企业的创新是一条大河,每个员工就是流入这条河里的涓涓细流,要想这条组织的大河是创新的,每一条涓涓细流就必须是创新的。他们为了激励这种创新采取了两种制度,任何一个员工如果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想法,并且经过论证可以推广的话,这个想法用这个员工的名字命名,从此这个员工的名字就载入本企业的发展史。同时他们对创新成果进行量化管理,这种创新究竟能产生多少价值,在员工的工资卡上就能够兑现。海尔把员工的创新用一种机制让一个普通工人的名字能够跟企业的发展史捆绑在一起,他满足的是人最高层次的需求,因为人人都渴望能够体验到最高层次的自我超越的满足。无论今天我们看到的德鲁克学院的投资人在做的光华慈善基金会,还是李连杰做壹基金,更多的基金在成立,这说明当人们有力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做一些自己能够更多的分享事业。我们会经常见到马云在飞机场演讲,我们都知道马云第一份工作是英语教师,当他可以把企业管理很好的时候,他愿意拿出时间把自己的思想分享给更多的人,帮助和启发更多的人。而且,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会场,无论是杜先生还是黄先生、王先生、曹先生,大家都把管理的实践经验拿出来,这种内在的深层次的动机已经脱离了作为一个个体本身的利益需求,是人性的高层次需求,即成就动机,是自我超越、实现自我价值的心理力量。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反面的例子。青岛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业务就是帮助大日本油墨株式会社进行一些新产品的实验数据收集,产品的市场调研和未来的销售全部由日本来做,只把中间的数据实验、数据积累、数据分析、数据统计这些特别枯燥的工作交给中国这家企业来做。而这项工作实在太专业了,企业的员工都是高级的知识份子,要么硕士和博士,要么就是大学里的教授。这个企业的总经理还不到40岁就已经头发花白,因为他一直在努力去改善这些人的抱怨,可是这些人仍然在抱怨,总是说老板你凭什么赚那么多钱,而我们这种高级知识分子赚得那么少,想通过绩效改革来改善,结果没有用。像这样一群人如果只是用绩效考核的方式以金钱作为回报来激励,给他很好的薪酬、福利政策就能让他满足了吗?我们都非常清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内心非常强烈的动力来自于他要有成就感,他需要有成就,不单单是挣钱回家。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在龙口服务的企业做得非常好,就是公司真正地在专家队伍和管理团队上投资,给核心的工程师们去参加行业协会、专业会议、国际国内专题考察、交流会议,激励他们发表论文,给他们机会来体验强烈的成就感。
其次,除了成就感我们说人,尤其是中国人,我们非常强烈的需求就是亲和力,尤其是缺乏社区宗教服务、社团身份的大陆员工。想象一下同事在一起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比回家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人的亲和动机、情感需求、归属感,工作场所,人际关系没有摆平的话,人也会很郁闷。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看新闻,菲律宾上演了离职的警察绑架香港游客的事件,到现在为止死亡人数已差不多10人。其实他提的条件很简单,第一个要求是希望能够给他复职;第二条要求是能够补偿被辞退这段时间的报酬。就这么两条要求,跟他谈判的人没有谈判好,然后他就开始发起了攻击,结果菲律宾警方开火,导致了十几名香港游客的死亡。我们说富士康跳楼事件,员工每天高强度工作,缺乏交流,甚至同一个宿舍的员工之间竟然都叫不全名字!那段时间富士康到处请专家、采取多种方法来解决,烟台富士康公司请我过去给他们的管理层做辅导,到了公司的时候,情况已有所改善,在公司的休闲厂区已经成立了员工心理援助中心帮助解决员工的心理问题。
我们的企业是不是认为员工的这种心理上的归属感跟自己没有关系?不用去管?不是的,德鲁克先生说“我们雇佣的不是人手,而是整个人”。我们知道在美国世界500强企业的80%都已经购买了EAP服务,而且跨国公司到了中国大陆,相应的EAP服务也成长起来了。一般的企业会给员工买身体保险(三险一金),但还需要给员工买心理保险,也就是EAP(即Employee assisstant program员工援助计划),买了EAP之后的企业员工每年有六次心理咨询的机会,事实上员工的问题不单单包括心理问题,甚至包含一名外籍员工到大陆来,他怎么样去租房子、办户口、小孩子怎么转学,一律帮助解决,目的就是解决影响员工工作效率的其他事件,简称为员工的心理保险。所以满足员工的亲和动机,关心员工的生活,关心员工的心理健康,关心员工的情绪,这些也是生产力,如果一个人不用心工作,人来心没来,心不在焉,事故率、流失率都高。因此,企业要在亲和动机方面采取一定行动。
第三,经济人的假设说明人在经济上的欲望只能是变本加厉,没有满足的时候。但经济学同样说明,当人的收入在某个界限之下,收入和幸福感成正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但当收入超过一定额度之后,幸福感和收入就没有关系了。如何才能够满足全体员工在财富方面的需求,就需要打造财富共同体,满足员工的利益需求。比如惠普公司刚刚到大陆来投资的时候,他考察了大陆人的心态,出台了“五子登科”政策,他说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让我们的核心骨干层、管理层做到有房子、有车子、有票子,有了这三样就可以有妻子,有儿子。这些低级需求,也就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满足后,才能更大地发展中级需求和高级需求。我们都清楚,当一个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怎么样去讲求尊严?南京市政府为了便民,拿出钱来买800个打气筒放在南京市不同的路口,让骑自行车的市民可以很便利地充气,不超过一个星期就剩下两个气筒,是在政府的门口有警卫给看着的。我们要面对现实,要实事求是,肯于谈出自己缺点的人才有更大的优点,我们的现实不是要面子,而是要解决问题,如何尊重现在一大把中国人每个月就1000块钱的工资,在烟台、在青岛,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无法生存,不要谈买房子,租房子都租不到,加上交通费、吃饭,生活在贫困线。尤其是有些农民工,在城里生活了一些年,喜爱城市的生活环境不愿意返乡,在城里挣扎也比回乡过得好些吧。当基本经济没有解决的时候,人如何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呢?所以我们的企业家朋友们,当你们拿着年薪几十万,而你很轻易扣掉下属10块钱的时候,请你想一想,10块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你的员工来说10块钱多么重要!如果人不能换位思考,不能注重现实,那么怎么才能让人心甘情愿地跟着走。我们要了解员工、理解员工,才能引领他们,众望所归、一呼百应。有一家台湾木材公司的老板30多岁,头发基本都白了,他来咨询,我问他要解决什么问题,他说他要解决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让我晚上睡得着觉。我问为什么睡不着觉?他说不知道员工为什么总是从他的政策里面找漏洞,想方设法拿到更多的补贴。我说这个问题我也解答不了,先去现场考察一下吧。到了他们的工厂,工人没有超过30岁的,很多刚18岁、二十几岁,如果30岁的人在这干一年,早就趴下了。工人一天工作12小时,站在机器面前粘各种木条成为木板,被浓重的胶质味道成天包围着,中午半小时吃饭的时间,上午一次茶歇时间,下午一次茶歇时间。我问他你真正把员工当人了吗?如果我们不能够满足员工的事业动机、情感动机,而一味以绩效考核只是满足员工的财富动机,只是以提高效率为唯一目标,只是以交换的方式在金钱和人的体能之间、劳动力之间进行简单交换,那么谈何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好企业呢?
尊重人,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的现实,尊重当地的情况,能够真正了解人的需求。通过我们的政策、制度来维护内部组织和外部市场之间的平衡、来维护企业内部的平衡,成为一个动态的合和的系统。
最后我希望能够号召大家一起来朗读一句话,让我们能够真心感受一下鲁迅先生在若干年前所谈到的一种倡议,当年鲁迅先生到日本仙台医学院学医,后来弃医从文,他说“当天最需要拯救的不是国民身体,而是国民精神”,这句话到现在仍然有效。
“愿中国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地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亮了人类,连我都在内。”衷心祝愿我们各位甘心当萤火虫,努力尽我们的社会责任,也许有一天你真的会成为太阳,成就自己,利益他人!谢谢大家!
第二篇: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专题七: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专题导入】
联合国成立70年以来,国际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和调整,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并不太平。局部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毒品威胁、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和平与安宁的生活对于世界一些地区的居民来说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共同探讨如何建设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主席首次登上联合国讲台,向世界阐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为世界和平发展提出了中国路线图。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进程加速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世界格局加速调整和变革,却也在调整和变革中遭遇必然的分歧与碰撞。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响应时代呼唤,顺应时代潮流,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建设性方案。
【热点呈现】
2015年,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重要理念。随后,又提出了打造政治、经济、安全、文明、生态“五位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这是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势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大潮流的前瞻性思考。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大主张一脉相承,互为补充,展示出中国对建设健康国际关系和美好世界的理想与追求。为此,2015年中国外交活动遍及世界七大洲,双边与多边外交齐头推进,全面开花,成果累累,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大幅提升,充分展现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与风采。
中国外交活动遍及世界七大洲,全面开花,成果累累。
据统计,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总共出访了巴基斯坦、俄罗斯、美国、南非、英国、越南等11个国家,接待了26个国家元首以及越共中央总书记来访,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亚非领导人会议、20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中国—非洲合作论坛、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等九场重大国际性活动。出席这些活动期间,习主席还争分夺秒,开展了大量的双边活动,会见了约70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尤其在访问非洲期间,习主席除了出席各种会议外,还单独或集体会见了45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基本实现全覆盖。
2015年,我国还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活动、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拉美论坛首次部长级会议、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会议、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会议等许多重要“主场外交”活动。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包容的旗帜,主张“结伴不结盟”,同世界多数国家结成各种战略伙伴或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又有7个国家加入到中国“伙伴”的行列,不少国家提升或深化了同中国伙伴关系的规格和内涵,使许多双边关系上了新的层次。
积极推进大国外交,互利合作不断扩大和加深。
习主席成功访问美国,为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两国元首继庄园对话、瀛台夜话后,又进行白宫秋叙,再度确认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两国高层领导人频繁会见,就两国各项合作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及时深入磋商,国际事务中相互配合与支持,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和提高。
中欧关系也展现出全面深入发展的新气象,英德法三大国同中国的关系都有崭新进展。中英两国同意建立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创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成为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深化互信与合作的标杆。法国总统、总理先后访华,为中法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德国总理再次访华,开启首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双方将共同打造中德合作“全面升级版”。在华首次举办的中国—中东欧会晤,16个国家的总统或总理来华,共商合作,确认共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和六大重点合作领域。另外,中国同欧洲21个国家开展高层往来,密切了双方合作关系。中欧关系已呈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共建“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展示出良好势头。
中国同发展中大国关系也在持续发展,特别是与金砖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与深化。在第七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习主席提出金砖国家构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弘扬多元文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伙伴关系倡议,受到各国领导人的称赞。
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平稳发展。
一年来中国坚持睦邻友好政策和“亲、诚、惠、容”方针,促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平稳发展。习主席访问巴基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越南四个邻国,14个邻国中有12个国家领导人访华或来华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其中9个国家元首参加了中国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
2015年,中国成功接待印度总理访华,增进了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的互信与合作。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后,中国第一时间提供援助,尼泊尔人民亲身体验到中尼友谊的温暖。中国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邻国密切交往,各种合作显现喜人成果。中俄蒙三边合作步入良好发展阶段。中国同中南半岛各国首次举行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合作外长会议,开启了这一新型次区域合作进程。
中韩、中澳(大利亚)自贸协定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完成谈判,中—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准备和中日韩自贸谈判的进展,都是中国推进自贸战略和打造立足周边、辐射全球自贸网络的重大收获。
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拓展互利合作的新领域、新模式。
2015年,中国同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都取得全面深入的崭新发展。在亚洲方面,一是习主席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提出新形势下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的倡议。二是坚持与东盟增进互信、融合发展、求同存异的发展大方向,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保持健康发展。三是利用双边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渠道,大力推进同中亚诸国互利合作,使双方关系日益充实和密切。四是积极开展与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与务实合作,促使中国南亚关系迈向新的水平。
在非洲方面,除了近20个非洲国家领导人正式访华或来华参加各种活动外,2015年对 2 非外交最出彩的活动,则是首次在非洲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习主席与南非总统共同主持这次论坛,同非洲50国领导人及非盟委员会主席共聚一堂,全面规划中国与非洲未来各个领域的合作,把中非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提升到崭新的水平。
拉美方面,在构建“五位一体”中拉关系新格局的基础上,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华召开,达成构建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共识,全面启动了中拉整体合作机制。
总之,2015年,中国以崭新面貌活跃在世界舞台,由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开始向积极引领者转变。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等一系列重要国际和区域会议上,中国都成为会议的主要角色,其发出的倡议也都获得热烈响应,展示了发展中的中国始终不渝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积极承担自己肩负的国际责任的决心和信心。
【热点解读】
一、习近平为何屡次提出打造“命运共同体”?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已有十余次在公开场合提及“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已成为习近平外交的一抹亮色。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重要信号。打造“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战略,意味着各国需要求同存异和休戚与共,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心态谋求共同发展,以不断对话与协调来增加凝聚力,以不断建设和完善机制性合作来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外交新理念。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利益日益多元的国际背景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为国际公平公正秩序构建新的蓝图。
(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1个月后,在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亚信)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又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化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我国对外交往中一直践行的重要主张。
2013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做主旨演讲强调“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的8月、9月,习近平分别明确提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他在会见老挝国家主席朱马里时指出,中老关系不是一般意义的双边关系,而是具有广泛共同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他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指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东盟共同体、东亚共同体息息相关。
2013年10月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又强调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中国“命运共同体”外交色彩鲜明,目的就是将中国放入世界,同世界具有不同传统和观念的国家相互沟通,建立合作,争取理解。共同发展的前提,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而这一点,同样包括在“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体现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
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非洲展开首次海外出访。他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非双方始终有着共同历史遭遇、发展任务与战略利益的命运共同体。
5个月后,习近平同肯尼亚总统肯雅塔举行会谈时再次指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2014年7月,习近平会见南非总统祖马,第三次提到中非是命运共同体,并进一步表达中国愿同非洲国家分享发展经验,促进非洲和平发展和一体化的意愿。
此后,“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重洋,落脚于南美,逐渐走向世界的其他版块。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 3 类命运共同体。从双边命运共同体,到地区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从时代潮流的大视野审视中国、亚洲和世界,全面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并勾画出了如何建设这一共同体的路线图。这一理念成为中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的又一面重要旗帜。
(二)维护和平,谋求发展,构建公平公正国际新秩序。
“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一贯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外交战略。长期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因地域、历史、经济等因素紧紧联系在一起,“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习近平对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考,也给国际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带来了新气象。
现今西强东弱、北富南贫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在国际事务中,发达国家仍然掌握着更多的发言权。“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对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和理念,其中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都应该是平等的。中国积极构建“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而只有互相把命运紧紧相连,携手共进,才能做到这一点。
“命运共同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战略判断,是中国基于国家安全认识和人类共同安全认识的新实践,也将开启世界外交的新模式。
“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共识和稳定合作预期,能够经受一定程度压力考验的关系。它在政策层面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双方不机会主义地利用国际环境变化中出现的机会,不通过向对方施压以获取利益作为优先的政策手段。比如“新亚洲安全观”,就体现了亚洲意识和亚洲责任,也就是亚洲各国应该加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利益与共、安全与共,共筑安全、共谋发展,以集体之力、合作之力,来共同应对危机和挑战,携手维护亚洲的和平和发展。
携手并进,命运与共。21世纪,经济全球化空前拉近了国与国的距离,互联网则进一步拉平了这个世界,人类命运日益休戚与共。
打造“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走向作出的战略思考,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如何相处这个宏大课题制定出的中国方略。
打造“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基于全球安全形势和当前国际格局,做出的外交战略新部署。
这一新论断、新理念,必将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国际格局新秩序产生深远影响。知识链接: 1.共同体:“共同体”的本义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共同体真正为人熟知并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概念,是在1965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时。此后,共同体逐步成为一种较高形态的区域经济合作形式,一体化程度介于关税同盟和经济联盟之间。
共同体可分为四个层次。分别为基于利益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实现利益的同时强调权责对等的责任共同体、追求在互利合作中共同进步的发展共同体和最高形态的命运共同体。
目前,世界范围内以共同体形式存在的区域合作组织,主要有欧亚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这些组织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了自身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外部性问题日益增多。因此,对共同体的理解和认识也应超越区域经济合作的范畴,追求更高层面、更深层次的共同发展。
2.命运共同体: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也是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其含义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它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亚洲一体化机遇与挑战并存,任何国家在亚洲都不可能脱离其他国家单独发展。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倡导用“一带一路”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
着力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当务之急。国家之间应加强沟通,充分利用现有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实现国家间基础设施的对接。
其次,需要大大提升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能力。优化现有贸易结构,因地制宜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深化人文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以丝绸之路精神为纽带,深化与沿线各国的人文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大互派留学生、联合办学、举办大型文体活动的力度,联合开发文化旅游产业。
最重要的是构建生态环保协作机制。推进沿线各国生态环保领域的协调协作,共同保护人类美好家园。
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已逐步获得国际共识,但是由于目前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价值观仍主要服务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仍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思想的丰富。面对日新月异的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外交思想与实践不断开拓创新,呈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大国关系上,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国与国相交上,要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与各国广结善缘,打造覆盖全球的多姿多彩的伙伴关系网和越来越大的朋友圈(见下表);在地区争端上,中国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必须处理好与其他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一)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传承了亚洲传统历史文化的精髓。亚洲文明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为推进人类文明进程做出了卓越贡献。亚洲国家山水相连,友好交流源远流长,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联系。发端于中国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承载亚洲经贸人文往来的友谊之桥。600多年前,郑和率领全球最强大的舰队七次远航,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执行“以德睦邻”的和平对外政策,输出的不是殖民掠夺,而是瓷器、丝绸和茶叶。西方学者统计,到工业革命之初,亚洲约占世界经济总量2/3。亚洲历史上也不乏战争,但和平与合作始终是地区繁荣的坚实基础。
近代以来,亚洲错失工业革命浪潮,落后挨打,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和殖民之苦。亚洲国家同声相应,书写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壮美篇章。大批精英人士开始从近现代国际关系视角审视本国和亚洲的定位,探索亚洲合作路径。两次世界大战创剧痛深,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留下了无以复加的惨痛记忆,为霸权侵略张目的“大东亚共荣圈”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二战后,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举起区域联合的旗帜,万隆会议有力鼓舞了亚洲各国联合自强。但由于亚洲处在美苏冷战前沿,分属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亚洲区域合作直到冷战结束以后才真正开始。历史经验表明,亚洲各国和则利、斗则损。亚洲复兴来之不易,联合自强才是正道。
(二)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顺应了世界和地区发展的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各国利益交融、休戚与共。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断调整,世界的长期发展不可能再建立在一些国家厚敛财富、一些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必须走共同发展之路。欧洲一体化走在世界前列,北美、拉美、非洲等纷纷推进一体化建设,深化亚洲区域合作是大势使然。
二战结束后60多年来,亚洲克服各种风险挑战,摆脱积贫积弱,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亚洲奇迹”,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地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5年间,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2/3。同时,区域合作为亚洲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各国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区内贸易从8000亿美元增长到3万亿美元,贸易依存度超过50%。亚洲开发银行报告称,亚洲已成为全球自贸区 5 建设最活跃的地区,自贸协定数量由2002年的70个激增至2013年初的250多个。中韩、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不断取得新进展。以东盟为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为地区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深化地区国家利益融合,实现共同发展,是地区国家的普遍期待。
(三)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和平与发展既是当前亚洲形势的主流,也是各国的共同利益和民心所向。亚洲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仍是解决重大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各国头等大事。亚洲被公认为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复苏不稳,亚洲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美国主导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美欧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全球贸易版图面临巨大调整,亚洲要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稳定的第三极还有待努力。亚洲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内部经济改革任务繁重,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谈判难度增大。抱团取暖,共推亚洲方案,才能在规则制定中争取主动,赢得长远。
亚洲地区快速崛起,吸引世界主要力量加大对亚洲的战略投入,为地区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地区合作与竞争同步上升。亚洲在安全上面临不少麻烦和困扰,既有二战残余、冷战积怨、海上争议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网络安全、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军事同盟呈强化之势,一些国家间互信赤字严重。亚洲国家普遍希望通过加强对话协商解决矛盾分歧,以互信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在和平有利的环境中谋求发展。
(四)倡导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昭示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方向。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完成了西方国家历时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也促进了亚洲的稳定和繁荣。中国发展与亚洲地区整体崛起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睦邻友好政策,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为亚洲繁荣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2013年中国与东亚和南亚国家贸易额超过1.14万亿美元,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半数来自亚洲,对外投资约七成投向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已成为许多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投资来源地。中国是亚洲区域安全机制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是维护亚洲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随着中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国和亚洲的利益联系将更加密不可分。
面对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地区国家的心态悄然变化。一方面期待上升,希望更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由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担忧加剧,害怕中国在亚洲“一家独大”,挤占别国发展空间,走国强必霸的老路。
历史经验表明,强国之路始于周边。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首先要得到亚洲国家的认同和支持,要把中国人民的梦想同亚洲人民的梦想连接在一起。中国越发展,同亚洲和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就越需要巩固在亚洲的战略依托。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睦邻友好周边外交政策的传承和创新,旨在把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寓于亚洲整体发展和共同安全之中。这不仅是中国对亚洲前途和命运的责任和承诺,更是中国实现自身长远发展所必须作出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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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朝以德睦邻的外交政策: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在大多数时期内均采取儒家传统思想,作为制订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采取以德睦邻的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和政权发展友好关系,互通有无,互相了解,增进友谊,竖立起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大国的形象。明朝初年的对外交往可以说是历代封建王朝中,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中最为成功的时期。其中以德睦邻与劝和息争成为这一时期外交的两大主题。
明初的以德睦邻,主要体现在广交邻国,以诚待人,与邻为善,全面发展与邻国关系。明朝建国以后,在外交上的首要举措是“遣使四方”,宣传明王朝以德睦邻外交政策,全力改变由于元朝时对外频繁用兵,与周边国家矛盾尖锐达到“四方遐远,信不好通”的局面,积极恢复元代以来与周边国家断绝的官方关系。永乐年间继承了洪武年间的以德睦邻政策,并且表现得更为开放。郑和下西洋,远航亚非30余国,宣传明王朝的德政和睦邻友好政策,同时健全和完善会同馆、四夷馆、市舶司等涉外机构,积极招徕外人,最多时一年接待外人竟达万余人之多,不仅建立起以明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同时也开创了外交新局面。
明初通过遣使四方,接受外国朝贡,给周边国家统治者册封,封山、颁布信诰、印章,赠送冕服、书籍等,树立起在周边国家中的威望。明朝皇帝作为大国君主,虽不免有让四夷称臣入贡的帝王思想,但并非要从政治、经济上控制那些自愿申请作为明朝藩属、朝贡国的小国,对这些依附于明朝的小国,是以诚相待、以邻为善、以德睦邻,完全有别于元代那种扩张政策,也有别于近代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奴役控制,因此很容易得到周边国家信任,成为发展中外之间和平友好交往的政治基础。
明朝在外交上采取以德睦邻的外交方针,但并非以软弱示于外人。明朝期望与周边邻国和平友好相处,但在自身受到外来威胁之时,则并不排除使用武力对付外来威胁。明朝在反击外患的同时,也十分注意维护周边地区的和平环境,对一些恶意侵略邻国及危及周边和平局面的政权,明政府先是劝导,劝其与周边国家和好,但对以强凌弱、危害邻国以及自身利益安全者,也不得不使用武力。
明初时期推行的以德睦邻外交方针,对于国内经济发展、政治稳定、边疆安全及反击外患的胜利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大东亚共荣圈:1940年7月26日日本提出的所谓构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妄图在亚洲、澳洲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建立殖民大帝国的侵略计划。早在1936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就决定了作为长期国策基本方针的《国策基准》,把确保日本在东亚大陆的统治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作为“帝国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这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最初设想。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麿政府发表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这一声明的实质是表明日本要独霸中国东北及更广大地区。
日本对东南亚丰富的大米、橡胶、锡、石油等战略资源垂涎已久,早就渴望夺取南洋作为支持其侵略战争、独霸亚太地区的基地。1940年法西斯德国在欧洲占领荷兰、法国等地,7 并威胁英国本土。日本政府认为形势对其有利,便加快推行“南进”战略和殖民侵略计划。1940年8月,近卫内阁正式宣布了《基本国策纲要》,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为“大东亚新秩序”的口号蒙上一层“皇道主义”色彩。同年,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上台后的演说中首次正式提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政治上以“共存共荣”为幌子,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主宰的,“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基础的”,囊括印度以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北的所有地区和国家的殖民大帝国;在经济上由日本垄断“共荣圈”内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在军事上通过占领南洋地区,利用其资源和战略基地,与英、美进行争夺亚太地区霸权的持久战,建立日本的势力范围。
日本“南进”战略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加剧了它与英、美的矛盾,因此日本加紧与德、意法西斯勾结,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40年代,日军很快地侵占了印度支那、马来亚、泰国、缅甸、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广大东南亚地区。日本侵略者以为“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可以得逞。但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使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彻底破灭
三、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当今世界虽仍有不少矛盾冲突,但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潮流,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是主导性趋势。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未像今天这样与外部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联。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着眼于全球化时代人类发展进步的崇高事业,立足于国家长远发展和周边繁荣稳定,为亚洲乃至世界未来福祉打出的中国方案。中国倡导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依托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及地区国家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共识,强调以命运共同体意识处理好国家间关系,实践目标更为高远,理论内涵更加丰富。
(一)以共同发展作为核心要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每个国家的核心任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深度交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发展是唯一出路。各国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宜推动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对接,在维护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合作共赢。
(二)以互信协作维护安全环境。各国要实现共同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地区环境,这需要各方共同作出努力,共同承担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责任。在新形势下,宜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零和博弈,努力实现全面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
(三)以开放包容推进机制建设。亚洲地区多样性突出,发展道路多元化。每个国家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当得到尊重,地区多样性可以转化为互补互促的发展活力和动力。亚洲应继续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发挥本地区各种合作机制的协同作用,欢迎域外国家参与亚洲地区合作,为亚洲的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各方应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分歧,构建维护亚洲长治久安的区域安全新架构。
(四)以文化互鉴凝聚理念共识。亚洲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多种文化共存于全球化世界当中。应摒弃文明冲突的思维,促进文化交流交融。亚洲国家应传承和发扬讲信修睦的文化传统,坚持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鼓励不同国家文化交流互鉴,和谐共存。
(五)以和衷共济强化感情纽带。守望相助是亚洲各国的宝贵精神财富。地球村时代的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问题,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合作应对,扶贫济弱应得到提倡。大国扶持小国、富国援助穷国,休戚与共,同舟共济,方是人间正道。
亚洲命运共同体是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关 8 乎亚洲各国利益与发展方向,将决定崛起的亚洲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和内容,其内涵和外延将随着历史进程不断丰富和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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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共同体三大内涵:利益命运责任。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出了构建亚洲共同体的三大观点:第一,坚持共同发展的大方向,结成亚洲利益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各国的发展,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利合作,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甚至是“二加二大于四”的乘数效应。亚洲国家要继续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把经济的互补性转化为发展的互助力,不断扩大利益交汇点,实现互惠共存、互利共赢。第二,构建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实现亚洲共同发展,根本出路在于经济融合。创造亚洲的美好未来,要靠各国的自身发展,更要靠地区的共同进步。中国有句谚语,“单丝难成线,独木不成林。”地区国家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开放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系牢经济联系的纽带,抓住创新发展的机遇,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融合发展的基本条件。地区各国应携起手来,加快推进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基础设施建设。第三,维护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亚洲的进步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和平稳定是亚洲发展的基础保障。远亲不如近邻,近邻可成友邻。实现亚洲的和平与稳定,需要地区国家凝聚共识,积极作为,共同担当起应尽的责任。各国应推动安全对话与磋商,加强灾害管理、海上搜救、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积极探讨建立亚洲区域安全合作框架。
四、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机遇
亚洲的发展正在全方位地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很多人认为“亚洲半球”正在崛起,“亚洲世纪”即将到来,世界权力重心正在东移。从世界和亚洲发展的大趋势看,亚洲在新时期面临着实现整体崛起的机会之窗。
1.亚洲经济继续领跑全球。亚洲有望长期担当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重要引擎。一些研究机构预计,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板块的亚洲,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超过欧盟和北美。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35年亚洲占世界经济比重将从2010年的28%上升至44%,2050年增至52%,人均GDP将达到欧洲当前水平。
2.和平稳定是大势所趋。和平是发展的基础。亚洲国家虽有矛盾分歧,但普遍重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致力于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分歧,热点问题处于有效管控之中。亚洲地区安全秩序日益向合作安全、共同安全方向发展。
3.机制体制支撑有力。亚洲地区各类合作机制蓬勃发展,东亚地区建成了10+3合作、多个10+1合作、中日韩三国对话与合作、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六方会谈等一系列合作机制,涵盖南亚八国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多领域机制相互补充,协同发展,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4.亚洲意识不断增强。亚洲国家各领域交流相得益彰,利益深度交融,崛起势头强劲,各国对亚洲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不断上升。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亚洲大多数经济体80%以上的入境游客来自亚洲内部。区内交流交融为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打造了日益牢固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二)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在看到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机遇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历史和现实的障碍,不能失去忧患意识。
1.亚洲多样性突出。各国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差异明显,增加了地区一体化的难度。
2.地区局势仍有不确定因素。热点和敏感问题集中,朝鲜半岛、东海、南海、阿富汗等一系列问题敏感复杂。日本领导人悍然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挑战二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造成地区国家关系紧张。
3.地区架构建设滞后。短期内难以建立类似欧盟的单一治理机构,现存各类合作体制将长期并存,协调各方利益难度较大。诸多地区自贸协定的“面条碗”效应明显,经济一体化推进路径博弈突出。本地区安全合作长期滞后于经济合作,尚未建立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
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困难和障碍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各国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本身就是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总之,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机遇与挑战交织共生。展望未来,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把握机遇、化解挑战、化危为机的运作难度同样前所未有。这需要亚洲各国精心谋划、戮力同心、共创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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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条碗”效应:又称“意大利面条碗”效应(Spaghetti bowl phenomenon)。该词源于巴格沃蒂(Bhagwati)1995年出版的《美国贸易政策》(U.S.Trade Policy)一书。是指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区域贸易协定(RTA)下,各个协议的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这种现象贸易专家们称为“意大利面条碗”现象或效应。例如,在每个双边自贸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中,有关“原产地规定”的条款越来越多,也变得更加复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汽车原产地规则就是一个典型。
五、中国是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亚洲国家的共同事业。中国保持自身稳定和持续发展,促进睦邻友好合作,这将为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正能量。中国应该也能够发挥带头和示范作用,在地区事务中更多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促进地区国家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把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作为共同目标和自觉行动。
(一)以高层交往促进睦邻友好。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本,发展繁荣之基,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起航之港。中国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周边外交。2013年,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密集开展外交活动,基本实现与亚洲国家高层交往全覆盖。中国全面深化同亚洲国家关系,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与文莱、斯里兰卡合作关系,同巴基斯坦实现在一个多月内两国总理互访,同印度实现半个世纪以来两国总理首次年内互访。中国建国以来首次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了新形势下周边外交的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中国将首先身体力行,还将与亚洲国家通力合作,使和平、合作、共赢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
(二)以自身发展促进亚洲共同发展。近年来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已成为亚洲整体发展的重要牵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中国新一轮改革符合自身利益,也将促进中国的对外合作。中国推进经济转型,挖掘市场潜力,扩大对外投资规模,将给全世界带来新的机遇。“近水楼台先得月”,亚洲国家无疑将首先受益。
中国把握亚洲发展脉搏,找准地区国家的利益契合点,提出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与东盟“2+7合作框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重要倡议。中国将与亚洲国家密切协作,确保这些倡议落到实处、早见成效,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造福亚洲各国人民。
中国将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加大对亚洲国家的帮扶。将继续增加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帮助他们实现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鼓励有实力 10 的中国企业扩大对亚洲国家的投资,积极参与亚洲国家的发展建设。在亚洲国家面临自然灾害等困难时,中国也将一如既往地伸出援手。
(三)以区域合作促进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合作。亚洲现有的东盟、10+
3、东亚峰会、南盟等合作机制各有发展特点和重点方向,应发挥各自优势,互补互助,形成合力。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提出中国—东盟“2+7合作框架”,同东盟国家商签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这将有助于实质性提升与东盟的合作。中国打造中国—南亚博览会合作平台,愿深化同南盟的务实合作。
中国加快实施周边自贸战略,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中韩、中斯(里兰卡)、中蒙、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我们还将与亚洲国家加强协调,共同探讨建设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合作体系和信用体系,促进地区经济融合,增强亚洲国家共同抵御外部风险挑战的能力。
(四)以安全合作维护亚洲和平稳定。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追求全面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致力于同周边国家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中国积极与亚洲国家拓展防务与安全交流,全面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做区域多边安全机制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将努力为亚洲乃至世界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
中国致力于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在朝核问题上,积极开展劝和促谈工作,为推动局势稳定作出了不懈努力。有关各方围绕重启六方会谈互动增多,半岛局势逐渐趋于缓和。中国支持阿富汗推进广泛和包容性的民族和解,积极参与阿富汗重建和涉阿地区合作。
中国将继续妥善处理同有关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在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中国将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中国也从来都是从大局出发,以最大诚意和耐心,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五)以人文交流丰富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近年来,中国与亚洲邻国人文交流空前活跃,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交流规模持续扩大。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代表了中国的友邻之道。亲是指要巩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友好情谊,诚是指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相处之道,惠是指践行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容是指展示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我们要同周边国家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认同、更支持。
中国将继续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文化、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中国将根据亚洲国家的实际需要,继续向他们提供奖学金和培训项目,帮助亚洲国家培养更多专业人才。中国也将同亚洲各国交流治国理政的经验,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努力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不断谱写人文交流新篇章。【问题思考】
面对南海领域的争端和邻国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中国政府应该这么做才能推动亚洲更好地“迈向命运共同体”? 【资料扩展】
1.《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网,2015年9月28日。2.《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广西人民出版社。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
第三篇:合作共赢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合作共赢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解读习近平系列讲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第70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并就维护世界和平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举措,为进一步完善当前国际秩序注入了新的中国动力。
今年以来,习近平多次在国际重大会议中提到要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舞台引起强烈反响。
从“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到“弘扬万隆精神”,再到拒绝“零和博弈”、“强权独霸”,这些外交话语都体现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外交理念,以及对于地区及国际社会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习近平主席首次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坛,在演讲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观,并以符合时代潮流的大视野审视世界、亚洲和中国,呼吁各国携手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世界新的未来,进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以全球视野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了中国理念、中国力量。习近平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人类进步与和平发展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是达到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
习近平在讲话中给出“中国方略”,明确提出要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就是希望各国都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呼吁各国携手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世界新的未来,进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总揽世界大势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既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和创新,必将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提出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中国也在通过与更多的国家构建战略伙伴关系来强化共同体意识。要大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改变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功利主义思维”,破解那些不利于世界共同发展的杂音。由此可见,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提升全球合作,确保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有序、繁荣发展。生态恶化、臭氧层受损、生物多样性下降等全球问题的治理只有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我们人类的未来才有保障。这一新型的中国观念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理念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充电。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心声,他们代表了时代发展趋势,是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同时应该看到,习近平在讲话中始终紧扣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反复强调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谋求和平,实现发展。
面对全球各种矛盾纷争不断的现实,习近平以超越前人的思维和胆识,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前瞻性倡议,这一国家间的关系原则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今国际关系的根源问题。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五位一体”前后相互呼应,相辅相成,形成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从这里可以看到,习近平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国际关系的崭新思考,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
在2015年博鳌论坛年会上,习近平强调,亚洲是世界的亚洲。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领导人系统全面地阐述'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传递的最重要信息是,构建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亚洲的需要,中国的需要,也是人类的需要。习近平以更加高远的视角审视亚洲和世界、中国和世界,阐述“命运共同体”观,发出了超越过去、赢得未来的亚洲好声音。“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就是:合作共赢。”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是中国领导人总揽世界大势提出的一个新思路。习近平指出,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不仅适用于地区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同地区外国家开展合作。由此可见,“亚洲命运共同体塑造的是多元化的区域共同体,是向世界开放的区域主义。”
今年是亚非会议60周年,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极大地激励了当时正为民族自决和反殖而战斗的广大亚非人民,促进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进程,为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发挥了重大历史性作用。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要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主席系统全面地阐述中国关于亚非合作、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原则主张,并提出三点倡议,引起亚非国家广泛共鸣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万隆精神并未过时,我们要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它地区人民。
习近平在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时明确指出,中国倡导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核心是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不干涉内政和尊重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对世界和平承担的首要责任,开展对话和合作,而不是对抗;实现双赢和共赢,而不是单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恪守各国对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承诺,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思考。习近平此次在联合国再次呼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回答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并以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更坚定的政治意愿,致力于建立利益相融的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此次访美增信释疑,开创了中美大国关系新格局。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美两国间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在此情况下,美国国内围绕中美关系走向出现一些杂音。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超越两国本身,关乎到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习近平说中美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会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由此看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是世界的期盼。正如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指出的那样,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要携手并肩,沿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不断前行。习近平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引领了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开辟了中美合作共赢的广阔前景,并给全球带来广泛积极影响。
习近平关于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系列讲话,充分体现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重行动的建设性大国,是中国对世界发展方向、联合国未来走向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中国新世纪特色大国外交的集中体现,必将在21世纪国际格局演变和中国外交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赵虎启)返回要闻首页>>
第四篇:命运共同体 谈感受
“离心力”巧化“向心力” 同呼吸才能共命运
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汹涌澎湃,一棵树只有拥抱森林才能蔚然成荫。每名职工是企业的一部分,只有依靠企业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企业就像是承载着职工命运的航船,只有每名职工都恰到好处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才能让航船在浩海上乘风破浪。
在助推企业发展的路途上,大多数的能够保持乐观上进的态度,而想要“同心同力共向前”的理想状态,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只是正向推动的“向心力”,更应该关注的是少部分负向阻碍的“离心力”,只有将“离心力”逐一转化为“向心力”,才能让拧成得一股绳更加有劲儿。
当企业关注到这些“离心力”的时候,重点要做的不是追责,而是深入职工,多方了解,掌握职工思想动态,从而对症下药。
职工可能受到身边人的消极怠工的影响,认为“卖命付出”还不如“不劳而获”。作为企业可以采取利用激励和奖励机制,职工感受到了“干与不干”、“干好干坏”、“干多干少”绝对不一样,偷懒耍滑头的小聪明自然无处遁形,踏实肯干的“老黄牛”自然备受推崇。
一些职工可能道听途说了一些不实的言论,而对企业的政策产生了不一样的解读,造成了怀疑与偏差。这时,企业应该让职工看到一个阳光下的企业,利用官方渠道向职工发布公司的讯息、政策、办事流程和管理制度。有了公信度和透明度,才能让职工对企业全面准确的了解,让职工最企业放心,充满信任感。
岗位的调整、设备的更新、制度的变化等因素,都会使职工自身的业务知识和能力难以随时满足企业的需求,从而遭遇瓶颈,这时难免心生困扰,对工作失去信心。企业可以针对不同职位的职工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以职工喜闻乐见、易于理解接受的形式来为他们“充电”,满足职工的学习需求和发展需要。
现代企业于职工而言,不再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更应该像一个可以依靠的“大家庭”。哈尔滨站北站房建成后,每一名哈站人都在为这个焕发生机的“大家庭”奔波忙碌着,这些贡献者们就是哈尔滨站密不可分的家人,只有让每个家人都始终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才能让职工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从而让职工感受到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形成推动新哈站勇往直前坚不可摧的向心力。
张莹
第五篇:习近平为何屡次提出打造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为何屡次提出打造“命运共同体” 2014年07月24日09:15 来源:人民网-时政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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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巴西利亚,开始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这是中国驻巴西大使馆代表到机场迎接。
7月17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巴西利亚举行。“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习近平主席在题为《努力构建携手并进的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表示只有坚持平等相待,始终真诚相助,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梦”和“拉美梦”才能共同实现。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已有十余次在公开场合提及“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已成习近平外交的一抹亮色。
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重要信号。打造“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战略,意味着各国需要求同存异和休戚与共,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心态谋求共同发展,以不断对话与协调来增加凝聚力,以不断建设和完善机制性合作来发挥建设性作用。
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外交新理念。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利益日益多元的国际背景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为国际公平公正秩序构建新的蓝图。
互利互惠 共同安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1个月后,在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亚信)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化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我国对外交往中一直践行的重要主张。
2013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做主旨演讲强调“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
此后的8月、9月,习近平分别明确提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他在会见老挝国家主席朱马里时指出,中老关系不是一般意义的双边关系,而是具有广泛共同意
义的命运共同体。他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指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东盟共同体、东亚共同体息息相关。
2013年10月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又强调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中国“命运共同体”外交色彩鲜明,目的就是将中国放入世界,同世界具有不同传统和观念的国家相互沟通,建立合作,争取理解。共同发展的前提,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而这一点,同样包括在“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体现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
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非洲展开首次海外出访。他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非双方始终有着共同历史遭遇、发展任务与战略利益的命运共同体。
5个月后,习近平同肯尼亚总统肯雅塔举行会谈时再次指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
2014年7月,习近平会见南非总统祖马,第三次提到中非是命运共同体,并进一步表达中国愿同非洲国家分享发展经验,促进非洲和平发展和一体化的意愿。
如今,“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重洋,落脚于南美,逐渐走向世界的其他版块。
维护和平谋求发展
构建公平公正国际新秩序
“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一贯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外交战略。长期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因地域、历史、经济等因素紧紧联系在一起,“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习近平对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考,也必将给国际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带来新气象。
“现今西强东弱、北富南贫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在国际事务中,发达国家仍然掌握着更多的发言权。” 前驻厄瓜多尔、智利、古巴大使刘玉琴说,“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对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和理念,其中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都应该是平等的。
刘玉琴表示,中国积极构建“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而只有互相把命运紧紧相连,携手共进,才能做到这一点。
“命运共同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战略判断,是中国基于国家安全认识和人类共同安全认识的新实践,也将开启世界外交的新模式。
“‘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共识和稳定合作预期,能够经受一定程度压力考验的关系。它在政策层面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双方不机会主义地利用国际环境变化中出现的机会,不通过向对方施压以获取利益作为优先的政策手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周方银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原驻越南大使齐建国说,比如“新亚洲安全观”,就体现了亚洲意识和亚洲责任,也就是亚洲各国应该加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利益与共、安全与共,共筑安全、共谋发展,以集体之力、合作之力,来共同应对危机和挑战,携手维护亚洲的和平和发展。
携手并进,命运与共。21世纪,经济全球化空前拉近了国与国的距离,互联网则进一步拉平了这个世界,人类命运日益休戚与共。
打造“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走向作出的战略思考,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如何相处这个宏大课题制定出的中国方略。
打造“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基于全球安全形势和当前国际格局,做出的外交战略新部署。
这一新论断、新理念,必将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国际格局新秩序产生深远影响。(人民网记者曾伟 实习生舒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