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 再思考

第一篇：三农问题 再思考

领导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穷人 就不懂得政治

-----温家宝

19日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看望师生，参观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后，他在该校作了长达50分钟的即兴演讲。

当晚8时34分，温家宝走进地大西区教一楼第二阶梯教室，200余学子全体起立鼓掌，掌声和欢呼声持续约半分钟。晚上约9时30分，演讲结束，温总理和前排学生握手，所有师生起立鼓掌。温家宝以祝贺地大登山队登顶珠峰为演讲开场白。温总理说：“今天的新闻联播播出了我们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珠峰登顶成功的好消息，我向他们表示祝贺。这告诉我们，不畏艰苦和挫折，一定能到达光辉的顶点；而且，这也是我们的传统。”

温家宝说：“我在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学习了近8个年头，很早就想回学校看看。我本想准备演讲稿的，但想着，回家跟家人谈话不需要准备演讲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温家宝说，他在担任领导工作后，还一直关注地质问题研究。他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很关注二叠纪和三叠纪的界限问题，这是一个古生物的问题。“刚才，参观了学校的一个实验室，现在用新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感到很高兴。”

“2008年，在接受《科学》主编布鲁斯-艾伯茨的采访时，我说过，要是我不从政，很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地质学家。” 温家宝说，地质学不是一门简单的科学，是一门深奥博大的科学，需要有志青年为它献身，需要有志青年利用地质学造福祖国，造福人民。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有地球存在，只要人类发展，只要地球变化，地质学就不会枯竭！温家宝说，从政后，没有忘记对科学发展的关注，仍在思考地球发展方向。对于地球科学的发展，在冰岛考察火山和地热时，与学习地热的学生座谈时，讲了地质科学发展的六点方向。

一是地球科学应研究地球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还应包括天体。二是地质构造，特别是板块变化对地球带来的变化。三是矿产资源和能源，特别是需要新的实践和理论。四是地质灾害防治是涉及人类利益的重大问题，应该做到有效预报、预防和治理。五是现代科学在地质学的应用。六是地质科学要开发新领域。

温总理举例说，在内蒙古煤田勘探时，发现钼矿与煤共生，大型煤矿的成长中很少见的。煤层气的发现和开发，在我国起步较晚，开发实践比较落后。一次在巴厘岛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谈到，美国的煤层气开采与使用技术成熟，煤层气开采已经到了实用的地步。我国具备煤层气开发条件，对开采技术应用和管道输送要求很高，我国在矿产和能源方面要不断探索新的实践和理论。

他说：“这告诉我们，矿产和能源上不要只局限在书本知识，要不断探索。”

温家宝说，“1960年，我在校期间，很热爱地质课程，除书本外，还曾钻研过河流走势变化和力学原理，还有北方磷矿成因。在工作之后，我还自己研究地质力学。作为科学工作者，思维应该是开放的，而不应是禁锢和封闭的，要只承认规律和真理，不屈服于任何权威”。

“一所学校最重要的，是要倡导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青年学生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这是最宝贵的。”

温家宝说，“在母校的学习，使我养成了从不迷信权威的习惯，遇事总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通过自己，探寻追求真理的脚步。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是母校教给我的。现在，许多老师、同学也是这样的。地球太大、宇宙更大，自然处在变化中，人类和社会存在发展，要不断地探索，这才是科学精神。” “今天，我们学校登山队登上珠峰了，相信地质工作也会登上高峰，母校又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

温总理讲起自己的学生生涯，读大一时，他一进校就生病了，需要隔离。生病期间，不能去上课，他还是认真钻研。那一个学期，加上最难的结晶学在内，每门课程仍然得了优秀。

从那以后，他坚持锻炼，刮风下雨都没间断，从开始争取4小时上课、到后来8小时上课时间，一直到大学毕业，脱掉了病痛这顶帽子。

参加地质工作，就要跋山涉水。在祁连山工作，常常是带一个馒头，一路上遇到柴火就捡起来，在山上烤馒头吃；没有柴火，晚上回住地，吃一碗面条、一个馒头。参加工作后，生活条件艰苦，恶劣环境下，他告诫自己，人要有愿意吃苦、而毫无叫苦的精神。只要努力，不畏艰难，不怕挫折，总会进步。

温总理说，当时他从来没有测过遥控点，每一次，都是爬到设定地点，做好素描，填好图，定好点。有时，下山还要背一包石头回住地，累得不能坐下。在工作的时候，曾经有过几次危险经历：在祁连山主峰，夜遇暴雨，深夜搬了三次家，总是先转移设备和数据资料，之后才是自己的生活用品。

“还有一次是在过疏勒河时，走到水中间，突遇河水暴涨，水流很急，我紧紧抱着牦牛的脖子，半个身子已经浸泡在水里，这样过河。”

温总理说：“跟大家讲这些，我是想说，吃苦可以锻炼人，不仅磨练一个人的性格，而且能造就一个人的精神。对于任何工作，能担起来就勇敢的担起来，不怕任何困难，甘受任何打击和委屈，把工作做好，不把困难丢给别人。这种精神也是母校给我的。”

不懂得穷人 就不懂得政治

“上大学后，我开始思考社会、思考人生。除学好专业外，还大量阅读历史、哲学、经济等方面的书，一心想着为人民做点事情。”

温总理说，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想得最多的，是要和人民在一起。母校给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1963年、1964年在湖北、河南进行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经常到农村参加劳动，吃在老乡家、住在老乡家。假期到农村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炕，利用这样的机会了解群众，认识他们的思想、感情，学习他们的品质。

在地质队工作时，交了许多农民和牧民朋友。当时看到他们为了买瓶酱油、买点盐要跑很远的山路，拿几个鸡蛋到地质队换钱，他就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这是最根本的，为国家和人民献身的人生观也是在母校期间形成的。担任领导职务后，走遍了全国的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矿山、油田，住过山村、下过矿井。工作繁杂时间不多，但在周末还是下乡视察，觉得和人民在一起非常亲切。温家宝说，这些年，实行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免除了农业税，结束了推行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建立了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

他说，一个领导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占全国大多数的穷人，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经济。一方面推进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努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我们的目标。“同学们在学习时，一定不要忘记树立远大理想，把今天学习与今后工作结合在一起，练就本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工作。母校培养了我，铭刻在心，牢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用自己的工作成绩回报母校。努力做一个永远让母校记得的优秀学生！”

过去政府欠农民欠的太多了-----温家宝

人民网北京3月9日电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消息，8日下午，温家宝总理看望政协经济、农业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宋丰强在发言时称：“实践和事实证明，党中央、国务院果然没有让农民朋友失望，两年来农民收入保持了高增长。”宋丰强说，去年两会，他见到总理时说，当年农民的“九盼”已经变成了“九喜”。

对此，温家宝说：“这些年，我们在农村实行强农、富农和惠农的政策，农村的面貌、农业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对于“九喜”，温家宝坦言：“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过去政府欠农民欠的太多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称，今年两会前，宋丰强根据自己的调研和追踪发现，在当前农村的好形势下，农民朋友又有了新愿望、新期盼。他把这些愿望总结为新“九盼”：一盼粮食“九连增”，二盼进城扎下根，三盼土地不强征，四盼收入再提升，五盼技术送上门，六盼有病能看成，七盼养老有保证，八盼校车放心乘，九盼乡村环境美。温家宝听后说，在朝着现代化目标迈进的时候，特别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农业现代化，“三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上，都要认真完成。

温家宝特别强调说：“中国经济出问题，很有可能出在农业上，对于这点不可掉以轻心。我们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扶植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在任何时候，都毫不放松的抓好三农。”

链接：宋丰强总结的“农民九盼”

2010年3月4日，温家宝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经济界别和农业界别的联组讨论会，听取八位委员的发言。宋丰强排在第五位，他发言的题目是《农民增收与“九盼”》。具体来说，“农民九盼”就是一盼党的支农惠农政策保持稳定并继续下去；二盼农业补贴标准继续提高；三盼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再提高一些；四盼农资价格跌一点；五盼学到实用的农业技术；六盼学到进城务工的一技之长；七盼创业有门路；八盼由农民合作社带领闯市场；九盼融入农业产业化链条。（中新社）

第二篇：三农问题再进言

三农问题再进言

土地产权矛盾为何重现

今年以来，全国有8个省市自治区基本取消了农业税，全国大多数省农业税率一般都减到5以下了，农民种地的负担相对2000年减少了70；而另一方面，粮食等农产品又大幅涨价。以稻谷为例，每公斤由1元涨到了1.7元，涨幅70。而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幅度只有20～30。这样一来，种1亩地的收入

相对2000年增加了500元以上。由此诱发了一系列潜在的矛盾：

一是大量的农民工返乡种地，一时间广东、福建出现了招工难。这既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

二是过去的抛荒地，由村委会转包给其他农户承包，现在外出打工的人回来要自己的土地，而占用地的人以合同没有到期为由不同意给地；

三是1997年第二轮承包时，由于当时种地收益微小，所以很多地方没有按照中央规定调整土地。20多年没有调地的地方出现了土地占用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占地少的农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或分享土地收益，理由是土地集体所有，我是集体成员；占地多的农民认为，农民负担政策中央有规定，调整土地必须遵守30年不变的政策，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化。在贫困地区，占地越多的人，越有能力进城，越是占地少的人越没有能力进城，这样就出现了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佃户是村集体成员，却没有集体土地；而进城人不是集体成员（有的成了国家干部），不尽村民义务，却拥有集体土地，还成为村里的“地主”。《土地承包法》无法解释和处置农村发生的社会实践；

四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民种地不交钱了。那么，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在哪里？村集体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其权益如何体现？土地是村民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村民作为集体成员，在处置共同产权方面如何体现权利？土地实际上还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在国家没有提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情况下，集体的土地有无必要承担社会保障功能，该如何实现？农村内部的公益事业和农业基础设施怎么办？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

取消农业税不如“税转租”

政府不要种地的农民交钱了，村委会和村民可不可以说不呢？

农民种地再不要交任何负担，这似乎成为学者专家的共识了。笔者最近到贵州、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北等地，接触了很多乡村干部和农民，他们对取消农业税是赞同的，对种地不交钱一说是非常不赞同的。笔者认为基层的不同声音是很有道理的，农民种地一定要交费。第一，土地承包一定30年或5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农民占用土地极不平衡，不收费就无法体现公平。特别是贫困的地方，土地依然是生存的唯一资料，不占用土地的农民如果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就等于他们的基本生存权被剥夺了，这是违反宪法的（《土地承包法》必须尽快修改）；第二，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不收费就无法体现所有者的权益；第三，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必须要有自治的财政基础和财产权基础；第四，村集体经济组织要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水利、道路、技术服务、合作互助、发展基金、五保照顾等，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源；第五，农民放弃土地的权益进城发展，必须要拿一笔钱加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这笔钱从哪里来，应该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转移支付—从地租或承包费中支付。

时下在减农业税的同时，要研究“税转费”或“税转租”的相关政策。种地的农民一定要向村集体交纳承包费或地租，租金或承包费收多少、怎么收、怎么管、怎么分配，以及未来的农村养老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义务教育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合作互助制度、农村人口转移制度等等，都必须加紧研究、统筹安排。

税转租后，民间会获得很大的一块经济资源—每年至少500亿以上。用好这500亿就能解决以前想解决而又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这500亿，农村也许会派生更多的问题，更难以治理。

还土地权益于民

对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来说，土地是村民自治组织的唯一公共财产。如果村民自治组织对土地没有任何的掌控权利，其自治功能就无法实现了。国家规定土地承包必须30年不变，像贵州等地本来就有20年没有变了，再来一个30年不变就是50年不变了。贵州好多的村子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20％的家庭基本没有地，20％有地的家庭进了城，没地的村民成了城里人（进城村民）的佃户（一般每亩交300斤租子），城里“地主”有些还是国家干部。进了城的“地主”既不参加村内的公共事业建设，也不参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一切事务；20％的佃户名义上是村民，但实际上不是村民—既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也不是法定的承包人；村委会根本没有任何自治功能，只是承担一点政府管制村民的职能（如计划生育）。

问题就出在《土地承包法》，它剥夺了村集体的村民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也剥夺了村民组织的自治权利，《宪法》、《村组法》和《土地承包法》必须统一到“土地集体所有—村民共同共有”和“自治组织成员是土地的主人”的原则上来。任何

人一旦不履行村民义务，不再是村集体成员，其土地所有权应有条件归还村集体（可补偿3～5年的土地收益）。要修改《土地承包法》，还权于民。

信用社：官办不如村办

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经济发展作用重大，国家很重视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但现在官办的农村信用社缺乏农民的参与，怎么改都难以解决信用服务远离小农（所谓的信用低）的本性。

让农民的土地成为信用资本，是增加农村投入、活跃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最现实的选择。国家应该成立土地银行，村一级应该成立土地信用社。村级信用社可以以村民的土地作抵押在国家土地银行贷款，村民可以用自己的份额土地作抵押在村土地信用社贷款。村级土地信用社由村民民主管理，利息收益用于村内公共事业和补贴社会保障，村民进城放弃土地所有权，村土地信用社可以垫付资金。

让土地产权实现社会保障功能

随着国家财政对三农的倾斜，农民的社会保障开始纳入议事日程。这当然是好事，但靠政府财政建立覆盖全体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似乎也是难以实现的。比较现实的选择是：主要靠农民土地的产权收益建立覆盖全体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辅之以国家财政补贴。土地产权的三大块收益完全可以建立起覆盖全体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农业用地改为非农业用地的增值收益（每年不少于1000亿，拿出500亿搞农村社会保障）；二是农村土地承包收益（5％每年也有500亿以上，拿出200亿搞农村社会保障）；三是土地银行和土地信用社的经营收益（每年不少于500亿，拿出200亿搞农民社会保障应该不成问题）。这三笔加起来，每年是900亿，如果国家每年补贴500亿，那就是1400亿。相当于每个农民每年约200元。如果重点解决养老保障问题，人均年可用资金在600元以上。应该说用农民的土地产权实现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完全可以操作起来的。

农民的土地是当今中国价值最大的财产，其显性和隐性的巨大产权收益如果被社会强势瓜分，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就将寿终正寝；如果用来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还会扬帆远行。

慎言私有化

现在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国家，如六小建设、教育和合作医疗补贴等；另一个是农民集资—所谓的一事一议。国家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教育医疗的投入是必要的，但村内的公共服务（道路、水利、文化、体育等建设及其维护），国家短期内难以提供，必须依靠村民自己解决。如何解决呢？对绝大多数村庄而言，现实的选择当然是用村民共同共有的土地产权收益解决，国家可以适当补贴。

如果土地承包费按5收取，每年是500亿，可以从中拿100～150亿做村内的公共服务（取消一事一议），国家可以拿出50亿进行补贴。

现在主流的改革思想就是私有化，就像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革一样——一卖了之。用这样的改革思路指导农村改革是非常危险的。企业改革将数千万的人推向社会（实际上交给政府），企业家倒是轻装上阵了，可是累死了政府。如果再将数亿的农民推向社会，那就是将中国推向危险的深渊。

第三篇：梁兆国:关于三农问题的再思考

2003年最畅销的新书之一是《中国农民调查》，该书一经出版，几乎所有关心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知识分子人手一册。虽然它是一本文学作品，专业性学术性并不高，內容流于感情化，里面一些数据和评论失实，但它再次引起了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中国农民调查》偏重于从政治的眼光看待现代中国农村的改革，现在，让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一些问题。

一

农村中的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

根据《中国经济年鉴》，2000年中国城市居民年可支配收入为6279.98元，农民年纯收入为2253.42元。根据这些数据，许多学者估计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3：1。而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若把城市居民享有的补贴算进去，城乡居民收入比例高达5：1。这就是农村存在的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而这正是一些农村社会问题的根源。我们许多人只停留在表面，高呼农民增收，而极少有人进一步考虑这一点。

我们以山东省为例，2000年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2659元，但达到这一平均线的农户不足40％，高达60％的农户人均纯收入在平均线以下。下面是我对各层次农村家庭的分析。

在农村中，有一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他们能够利用手中的资金购买先进的生产工具，能够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也可以从事其他非农业的行业，如从事农村的运输业、服务业。有些人甚至进入城镇从事劳动和经营，但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他们仍属于农民行列。这些家庭一般拥有高于普通农户的年收入。

而普通家庭缺乏必要的财力，不能采用先进的机械和技术，一般只能靠天吃饭。这些家庭属于普通收入的家庭。当然，这些家庭也有劳动力进城务工以获得收入的。

还有一些家庭，他们缺乏劳动力。我们知道劳动力主要是成年男子是农业生产中的最重要的因素，缺乏劳动力，就意味着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无法取得正常的收入以维持家庭的支出。这些家庭一般属于低收入群体。

而且即使在收入均等的情况下，由于农户日常支出的不同，也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条件差异。

根据持久性收入假说，由于农业的市场风险和气候因素引起的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性，以及农村农民为养老和一些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如婚嫁、建房等）的高储蓄,农民一般保持低消费的倾向。但有两种在现阶段比较特殊的家庭群体，他们的支出较高于普通农户，造成其经济状况的拮据。一种是存在老弱病残的家庭，一种是有较高教育支出的家庭。

我们知道，由于农村养老制度的严重不健全，农民自己承担着赡养老人和养育子女的巨大负担；由于农村医疗保障体制的严重不健全，农民无法享受正常的医疗卫生保障，自己承担着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因此，那些存在老弱病残的家庭通常是特别困难的。同时，农村中子女受高等教育的农户并不占多数。以山东省平均年纯收入2659元为例，一个三口之家的年纯收入为7977元，而中国人民大学普通本科生一年所缴费用一般在6800元以上,而一年的生活费用最低在3000元以上，这样仅教育一年支出9800元以上，这已经是入不敷出，家庭还要支付日常的水电等生活费用，以及春节等节日的开支。所以，这种家庭一般是十分困难的。

这两种家庭往往是经济状况比较差的。

以上是关于农村中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问题的分析。由于农村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按人口同比例征收农业税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是农业税的弊端，它不仅没有给予困难家庭相应的扶持，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而且，相对于城市，农村中缺乏调节缓和社会矛盾的机制，所以，农村中的收入差距比城市中更能引发矛盾冲突。《中国农民调查》中发映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这一深层原因引起的。

二

户籍制度对经济发展利与弊的权衡

我国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高达1亿多，农业的无利可图以及城市的高速发展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农民工。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农民工的处境。

大批的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从事劳务，其中很多人，他们长年工作在城市中，甚至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所以，他们从根本上已不是农民。但由于户籍制度这一无法逾越的障碍，他们无法得到同城市居民一样的工作和生活的待遇，得不到城市的认同。这些人的子女本应在城市接受教育，但由于城市无法提供这一条件，他们只能将子女送回农村。这些子女接受了一定教育，又回到城市，从而又开始又一个循环。这种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同样生存在城市中的人，无法享有同样的居住、受教育、医疗卫生等福利待遇，是如此的可笑，不可理解。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人开始反对户籍制度，而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且我相信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户籍制度依然不会被废除。原因我将在下文中分析。

上面我们分析了户籍制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现在我们系统地分析一下其对经济发展的利与弊。

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种田几乎成为其收入的唯一途径。家庭为了生存，就必须拥有一个成年男子，从事农业劳动。拥有的成年男子越多，成人后分到的土地就越多，从而得到更多的农业收入。令农村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即他的成长、抚育等生活费用）为mc，边际收益（即他所分到的土地创造的收入）为mr，只要mc≤mr农民增加劳动力就是理性的。事实上，这个式子或许不成立，因为很可能是mc＞mr.但由于农民判断能力的有限以及其主观的期望，农民往往是增加劳动力供给。这就增加了生育，增加了人口，从而扩大了粮食需求量，政府进一步努力通过行政政策加强对农民种田的控制，农民又开始增加劳动力供给，于是形成了下图所示的恶性循环。

强化驱使

农民种田

生育

增加劳动力

户籍制度

人口增加

强化对农民控制

粮食需求量增加

那么我们因此就废除户籍制度吗？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就业形势。

就中国城镇而言，最近几年，每年大约需要为2400万人安排工作。其中包括800万的失业人员，600万的下岗人员（包括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是1400万；另外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包括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和转业军人。这显示了城市就业形势的紧张。

况且，我们现在的失业是结构性失业，普通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而农村劳动力恰恰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术。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废除户籍制度，农村1亿多剩余劳动力中即使只有一半流向城市，也会加剧城市本来已经紧张不堪的就业局面。结果只能是增加城市失业人口。我们知道，城市居民一旦失业，就失去了所有收入来源，维持生活都很困难，只能依靠政府救济。中关村大街街头许多办假证件、发票的人都是城市失业人员，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处境。因此，废除户籍制度，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不仅不会增加社会财富，反而加重了社会负担，造成社会混乱，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而如果使这些劳动力暂时不涌入城市，留在农村，依靠土地和农业，是可以自力更生地维持生活的。

所以，综合考虑户籍制度的利弊，在现阶段情况下，我不赞成废除户籍制度，虽然它是《中国农民调查》的主要矛头所指之一。当然，当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时，我们就会毫不犹豫的废止户籍制度，因为它的确违背了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巨大的社会资源，不能让其白白浪费在农村。我的折衷方案是暂时保留户籍制度，引导这些剩余劳动力，依靠中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就近就业，创造财富，增加收入，推动经济发展。国家加大对中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财政和技术扶持，通过技术教育等手段提高这些劳动力的素质。对于农民工，国家保护其权利，保障其生活条件和福利，安置其子女在城市中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绝对不允许他们受到任何的歧视待遇。

人生来是平等的。我们的社会所追求的不应是某种统计数字或者某种外在形象，而应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使每个人都能享有与生俱来的平等、自由和尊严的权利，无论其身处何地，无论其地位高低。这应是我们的理想。

第四篇：三农问题新思考

三农问题新思考

目前我国三农领域的新问题主要是：新剪刀差、城乡二元分割和对农民利益保护不够引起了一些农民的焦虑和不满；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和小而分散的经营方式制约了农业健康发展；乡镇政府职能扭曲和部分村组织软弱涣散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等。此文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三个方面阐明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提出了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开放城镇户籍、完善家庭土地承包等一系列具体建议。关 键 词：三农 问题 工作研究

有幸参加今年河北省委组织的加强基层建设年驻村帮扶活动，这是我继1977年驻村学大寨和1986年驻村扶贫之后，又一次驻在村里与农民近距离的接触。在帮扶工作中，我与其他两名河北省农信联社的同志坚持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得益于省委重视和省联社支持，出于对农民的真挚情感，我们为村里办了修水泥路、电网改造、建村民广场等十多件实事，受到村民的认可和赞扬，所在工作组被评为省优秀驻村工作组。应当说今年是我近年来最接地气、最感充实、最有成就感、最难忘的一年。但是，荣誉和赞扬却加重了我驻村期间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担心和焦虑。这就是，虽然改革开放尤其是2003年起党中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扶持力度逐年加大，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三农事业已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但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比，当前农村出现了农民物质生活改善相对缓慢、农业再生产条件恶化、部分基层政权软弱涣散等新问题。对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办法，我做了近一年时间的调研，经过了反复思考，现结合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体会，把我的所见、所思整理如下：

一、农民的焦虑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问题

我高兴地看到，农民是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他们是我党执政的依据和坚实基础。农民感谢党帮他们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感谢改革开放和免征农业税为他们带来福祉，尤其是年龄大一些的村民，是绝不允许别人说共产党坏话的，即使现实生活中有一些现象使他们看不惯甚至引起不满，但他们认为“共产党的‘经’是好的，只是让下边的‘和尚’给念歪了”。这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国农民的主流意识。

但我也确实看到了在一些农民中目前日益增长的焦虑和不满，看到了党的执政基础面临削弱的危险：

1.农民的物质生活改善相对缓慢。虽然国家已经和正在采取措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城镇居民和农民之间的收入比仍由1985年的1.53︰1扩大到2011年的3.13︰1(《中国收入差距正迎来缩小的拐点》赖德胜 陈建伟 人民日报 2012年4月10日)。城镇居民和农民间收入和生活质量差距逐年拉大，日新月异的城市、拔地而起的高架环路、城镇居民日渐增长的公共服务与日渐冷落、基础设施落后、较少得到公共服务的农村形成强烈反差。虽然农民收入和生活质量这些年已有很大提高，但是农民由于没有同步享受到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成果，被遗忘、不平衡的心理普遍存在。

2.新的“剪刀差”客观存在。这主要表现在农产品价格提升幅度远远低于化肥、农药等工业品涨价幅度和对农民工、劳动派遣用工实行不平等工资福利待遇两个方面。我国有13亿人口，目前的城镇化率接近50%，但“目前中国城镇化如果按照户籍城镇化口径来计算，那么会下降1/3”（引自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东方网 2012年3月25日），这就是说我国目前仍大约有9亿农民。9亿农民为4亿城镇居民提供低价农产品和廉价劳动力，促成了城镇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这就是新的“剪刀差”。由于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尚未形成，目前的农产品最低保护价虽然保护了农民利益，但尚不能反映真实生产成本，加上作为粮食市场主体的国有粮食收购企业很难做到敞开收购，不仅使得国家对流通环节的补贴远高于对农民的补贴，还富了一批倒买倒卖的中间商。

3.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对农民利益关注保护不够。由于信息渠道不畅,农民的诉求很难直接反映到决策层，使得农村本已薄弱不该撤并的机构撤并了不少，农民享受到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在某些方面比上世纪八十年代更少，出现了农村上学难、看病难、贷款难、买真货难。在我们与农民的交谈中，许多农民表现出了他们对过去村供销社、信用代办站、合作医疗点、村小学及当时经常驻村的农业技术服务人员的怀念。我个人认为这些机构的撤并应当讲都有其合理因素，但当时毕竟应当听一下农民的意见且不要操之过急搞一刀切。这些年国家虽然加大了对农民的补贴，但是实惠农民并没有全部得到，比如对农机具和家电补贴后，不少农民在购买时遇到了质量下降或价格攀升的问题。

4.部分农民对建设新农村信心不足。家庭土地承包的红利已渐消失，一些村庄随着农田水利设施失修损毁，小农经济靠天吃饭、信息不畅、抗风险能力弱的弊端开始显现，加上种田不挣钱，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尤其是农村年轻一代“务农无地、上班无岗、进城无户、低保无份”，村里待不住、打工受歧视，大部分已常年不在家，处于农民工或流浪工的状态。

5.一些农民道德观念出现滑坡。与上世纪的驻村经历比，我有一个不好的感觉，就是现在一些农民表现出更多关心自家利益却很少关心集体或关爱他人，集体主义互帮互助观念十分淡薄。今年刚驻村时，已看不到过去村民欢迎上面来村干部的热情，他们普遍认为我们不可能住到村里，不可能为村里办什么实事，他们说：“十多年了，就没见过省干部能在村过夜的，乡干部来也就是待一会儿就走”。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比上世纪八十年代更为贫乏，除由过去的听广播变成看电视外，基本没有别的文化生活。“从土地承包后，村里就没开过全体村民会，也没组织过大家学习”村民如是说。先进思想文化在农村得不到广泛传播，封建、迷信、赌博现象趁机抬头。更为严重的是目前个别村民小偷小摸问题突出，玉米和蔬菜尚未完全成熟，村里的农民就抢着收回家，否则很可能全部丢失，为此，我们还专门为村里安装了11个摄像头和电子监控系统，这也算驻村期间所办的实事之一。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 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方面的论述，是我们解决一切农民问题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依据我个人的思考和理解，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要确立农民是党和国家执政基础的地位。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口头报告中指出：“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对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张加磊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年第06期）。我国农民人口数量目前仍远超过城镇居民，且城镇居民大部分为解放后迁入的农民，农民理应成为国家主人，国家意志应体现农民的诉求。我个人不赞成把农民称作“弱势群体”，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其基本权利当然包括与城镇居民一样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权利，而不是救济和施舍的对象。确立起农民是党和国家执政基础的地位，是我们解决农民问题的立足点、出发点，理念达不到这个程度，就很有可能再次做出损害农民利益的决策或行动。

二是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形成体系。理顺农产品价格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基础。应当利用当前互联网已高度发达的条件，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清除市场壁垒，利用市场来及时发现和校正农产品价格并反过来指导农业生产。国家应制定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通过建立工农业产品间合理的“平价”比例来保护农民的利益。农产品最低保护价应以瘠薄土地农产品生产成本为基础，否则不能解决土地撂荒问题；最低保护价还应逐步包括通货膨胀和缩小城镇与农村间收入差距的因素，否则在基数悬殊的情况下，同样或者农村略高的增长比例仍会使城镇居民与农民间生活差距越拉越大。从经济学角度看，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都小于1，农产品单方面提价有利于社会总供给，对社会总需求不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国家还应利用好WTO关于农产品的“绿箱”、“篮箱”规定，继续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扶持，从多个方面入手来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三是加快开放城镇户籍。农民进城是任何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必备条件，还没听说过哪个国家因为农民进城而对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危害的。因为中国农民的情结在于故土难离，所以只要农产品价格能做到随着工业品和居民收入水平同步提高，就能够有效抑制农民盲目进城的冲动，就完全可以让农民自己选择是否进城，而没必要做指标、缴税年限等方面的限制。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在于解决好农民问题，最大的内需也在9亿农民，尽快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加快直至全面放开户籍限制，并逐步做到进城农民可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基本住房、子女就学、养老医疗、社会救助和工资福利等保障权利，将会有力地拉动内需，并为我国工业化提供充足劳动力资源，弥补因进入老龄社会而减少的“人口红利”，很可能会给我国经济提供一个长时间较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四是要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政治清明和干部敬业公正清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着重要影响。各级党政机关和涉农部门应当认真贯彻落实“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引自十八大报告）的要求，做到凡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农民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多谋农民之利，多解农民之忧，解决好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主动化解矛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要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社会思潮。“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毛泽东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不能干什么只盯着钱、想什么都从自家利益出发，否则农村的和谐稳定、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均无从谈起。在农村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农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上，各级党组织尤其是乡镇党委、村党支部应当发挥更大作用。

二、农业基础薄弱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这几年农业向社会提供的商品确实在逐年增多，这主要得益于两条：一是籽种和种养方式带来的变化。籽种要感谢袁隆平等科学家，玉米、水稻、小麦等大宗农业作物由于种子革命，产量较上世纪八十年代翻了一番；种养方式变革的效果也十分明显，过去养一头猪到出栏需要八、九个月，而现在时间缩短了近一半。二是农民自身消费的减少。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农民自己吃的比过去要少得多，基于缺少人手和卫生安全等原因庭院养大牲畜及猪羊鸡兔已很少，加上外出务工人员吃商品粮菜等原因，农民自身消费部分大幅缩减。

农业提供商品增多并不等于农产品产量有了大幅提升，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然是党和政府需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我所看到的是，目前农业基础薄弱和不可持续发展问题在部分农村已表现得比较突出：

1.农田耕作粗放。我所驻的村有163户、655人，常年在外打工的劳动力近200人。由于农民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还当农民，村里绝大多数青年不愿也不会种地，所以在家务农的基本是老人和留守妇女。部分土地撂荒，有些土地不搞初耕复耕，积、送农家肥已很少见，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剂、农药使得耕作浅层化、土壤毒素化、土地板结化问题已十分突出。如果没有新一轮种子革命很难想象产量会大幅提升，同时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问题也十分令人担忧。

2.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一些村庄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修建的水利设施因使用多年已经或接近报废，当年的灌渠、林网已大部分平做农田，土地缺乏蓄水保水能力，地下水位连年下降。老本已吃殆尽，新的尚未修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欠账太多，已影响到了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3.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因为农民承包的土地同时承担着农村贫困人口生活保障的作用，所以国家规定家庭土地承包长期稳定不变。但30多年过去后新的矛盾出现了：死亡和迁走户口的人有地，新出生的一代农民没地；已外出打工的农民既不种地又不愿把土地转包出去，想种会种地的人却没地或缺地。土地利用率不高还表现在废弃闲置宅基地使农村空心化的问题上，我所在的村目前废弃和闲置的宅基地已超过1/3，而且还在呈加速扩大趋势。从互联网上查，全国农村宅基地为16.8万平方公里折合2.52亿亩，这还不包括村内道路等占地。我国村庄建设长期缺乏规划和管理，已建房的地占就占了，新建房还在不断占用耕地，对农民过多宅基地占用过去曾搞过治理但收效甚微。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确保不低于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迟早将被突破。

4.农业金融服务缺失。农业贷款存在点多面宽、额度小、频率高、运营费用高、受自然灾害影响大、缺少抵押物等不利因素。出于盈利最大化考虑，国有商业银行自改革以来已纷纷撤并在农村设立的网点，农村信用社也撤消了村一级代办机构，取消了乡一级机构的法人地位。目前金融“脱农”和“抽水机”趋势十分明显，使得农业生产较上世纪八十年代更难得到资金支持。

综合以上在投入劳力、资金、土地及生产条件等农业生产要素方面出现的问题，怎能不引起我们对农业发展前景的担忧。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关系人民温饱、经济繁荣、国家安全的根基产业，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为此，依据我本人的思考提以下建议：

一是要确立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导向。农业的出路和可持续发展在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机械化和科学种管，也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而我国目前的家庭承包经营可称得上是世界最小的规模农业，小且分散的经营方式不支持社会化的大生产，限制了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名优品牌产品生产及其价格优势的形成，更无法应对国际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我认为需要同时解决好三个相互关联的难题，即提高农产品价格、放开户籍限制和实现土地合理流转。因为，只有提高农产品价格，才能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实现农村资源的重新整合，防止农民盲目进城；只有放开户籍限制允许农民进城落户，才能解除农民生活、养老等后顾之忧，减轻农村土地人口承载量，为农业规模经营奠定基础；只有实现了土地合理流转，才能扩大生产规模，实行机械化作业，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其中，土地流转包含着政治因素可谓是难题中的难题，毕竟中国历史上几次较大规模农民起义都与土地兼并有关，即所谓农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应当看到，我国现在已整体进入工业可以反哺农业、城市可以大量吸纳农民的“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黄群慧 新华社 2012年2月28日），工业经济发展已经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如果仍一味地担心犹豫，反而会延误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家庭土地承包已延续30多年，我个人认为已到了应完善的时候，在放开户籍管理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迁徙、销户农民的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应当收回，年青一代在村务农的农民应当分到土地。新一轮土地承包应当将农村人口减少而闲出的耕地和宅基地由村集体集中起来，优先有偿承包给产业龙头企业或种田能手。要尽快建立土地流转市场，让市场发掘土地的真实价值。要提供优惠政策，引导农户组织起来以专业合作社的方式互帮互助，实现产、供、销的有机衔接，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步伐。二是要加强农业发展的科学规划。从大的方面看，哪些区域适合发展什么产业、适合种植什么品种、适合打造什么品牌？需要用科学的规划来引导农民；从小的方面说，灌区、林网、道路、村庄怎么建？都不是一个村自身能解决的，也应当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农业发展规划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千万不要搞成一个模式、一刀切，否则很可能出现既劳民伤财又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问题。比如对人口急剧下降很快就会消失的村，主要应当帮助农民解决面临的生活、生产困难，而不要帮助修建水泥硬化道路，否则还将增加未来恢复耕地的费用。三是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由于农业自身存在弱质性，各国政府对农业都给予必要扶持。我国对农业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加，但由于欠账太多投入力度尚显不足。目前农业投入的体制、机制也存在问题，农民对资金的分配、使用过程知情不多，层层提取管理费、服务费以及屡见不鲜的截留挪用，使得一部分国家的农业投入真正用到村一级已是大打折扣，解决问题时杯水车薪。所以，除了需要增加农业投入，当前更需要尽快解决支农专款的拨付渠道和管理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到凡是对村的农业投入,能直接与村民见面、能把项目款直接拨付到村、能让“村两委”参与选择施工队伍或自己组织施工、能接受全体村民和上级主管部门共同监督。为说明这件事情的必要，举一个我本人遇到的事例：按照省委要求，工作组所驻村今年要建成一个60平方米的合格卫生室，国家和省财政补助4.2万元，按照当地农民的建房标准基本够用，这确实是一件好事。但在实施中，有关部门要求要由有资质的单位勘探、设计、预算、组织招投标、卫生部门认可的有资质施工单位组织施工，竣工决算要经权威部门审计，然后财政方予拨款。至于费用，县卫生局给出一个预算初步需要10万元，要求工作组或村民出5万元。几经反复最终是村自己找施工队建了卫生室，还垒了院墙、铺了砖路、建了花坛，共开支5.1万元。目前卫生室已顺利通过了市、县验收，财政补助资金尚没到位。让人不理解的是盖几间平房为什么程序要搞得这么复杂，如果是不如此不能保证质量，那么农村现在的房子还能住人吗？

四是要加快发展农业信息和农业科技。目前农民获得信息的来源很不充分，使得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往往陷入价格上升时一哄而起、价格下降时一哄而散的轮回。打开互联网，推销致富项目的、兜售生长素之类产品的信息不少，但大多是从企业自身利益出发，其中还不乏虚假诱骗成分。现在有必要成立一个站在农民角度的全国性协会组织，从事农业信息的采集、整理、沟通、发布、反馈工作，及时向农民提供权威公正的农业信息，以减少农民在决策上的失误。我国耕地有限，多种了蔬菜就要少种粮食，蔬菜多了就会降价，粮食少了就会涨价，所以从根本上看单纯的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并不能为农民增加收入，农业增产增收主要还得靠农业科技发展和现代耕作技术的推广。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县级农业科技机构一部分由全额开支变为差补或自收自支，乡镇好多农业技术人员已改行他业，基层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普及的力度有所下降。希望国家能高度关注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加快完善适应农业产品和农业技术的产、学、研、实验、推广、普及为有机整体的农业科技体系，以求提高我国农产品产量、内含价值和国际市场竞争力。

五是要成立专门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既要解决农业欠账问题，又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量的资金需求仅靠财政投入显然远远不够，绝大部分资金还需要金融部门来提供。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少、农业在国民经济所占比例不大，却大都设有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为农民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而我国严格讲目前还没有一家这样的金融机构。目前的金融改革过多强调金融机构利润最大化，出现了金融业单一市场化取向和组织结构趋于雷同、经营模式趋于雷同、业绩考核趋于雷同的状况，各金融机构从农村资金市场“抽水”再流向收益有保证的大企业大项目，直接面对农业和农民的贷款普遍都在逐年下降。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势必会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为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缺失问题，陈薇同志和我曾经写文章，呼吁把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为农民、城市低收入者和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详见《加快推进面向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人民日报内部参阅第35期『总第1076期』 2011年9月9日），希望能引起关注。

三、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问题

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指乡镇和村两级党、政组织，是国家行使权力的末梢，是联系党和政府与农民间的桥梁。从整体看，目前农村基层组织是尽职的，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多数;基层干部工资收入低、工作条件差、分担事物杂、十分辛苦，总体上应当肯定。但不能否认“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引自十八大报告）的问题，在农村基层组织中的表现还是相对突出的。先说一下乡镇政府面临的问题：

1.乡镇政府职能扭曲。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那时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组织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征收农业税公粮和“三提五统”、组织和管理本乡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履行计划生育管理职能等，工作比较“实”。现在这些职能大部分已不存在，仅剩下管理计划生育一项，但目前大多数农民已不愿多生，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难度下降；新增加的职能主要有维护社会稳定和招商引资，但严格说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应当主要属于公安派出所等政法部门工作，招商引资属于市场和企业行为，不能算乡镇政府真正应当承担的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乡镇政府有七项职权，现在逐条看来真正能履行的不多。“实”的工作虽然少了，但由于县级机构越分越细，乡镇“虚”的工作却是越来越多，开会、应酬、接待、汇报、数字、报表以及完成各类文字材料已成为乡镇的重要工作。2.乡镇机构残缺不全。我国绝大多数法律授予的执法权在县级及以上单位，乡镇政府执法本来就无法可依，所以机构也必然会残缺不全。从本世纪初开始，乡镇有执法收费权的站所已大部分陆续收回县级主管部门，但实际工作中乡镇政府却在缺少执法权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越权执法的任务。

3.乡镇财政有名无实。乡镇财政没有自己的地方税种和税收分成，经费来源全部为县财政拨款，前几年为完成上级税收任务不乏空转、买税，又形成了隐性赤字。开支不小，财力不足，根本谈不上提供公共服务和履行公共管理职能。依我驻村所在乡为例，全乡干部73人，有22人属于财政全额工资，51人县财政只给每人每月540元的补助，公用经费少得可怜，但乡里几乎每天都需接待各方来客，还养了三辆小车，确实十分困难。

4.个别乡镇干部作风散漫。财政全额开支的乡镇干部月工资也就一千多元，差额工资的挣得更少，一些乡镇干部就自己或让亲属另谋生计。县乡干部谋的生计中又有一部分与农业专款有了联系，加上县主管部门和乡镇因为经费不足有时也难免在农业专款中做些文章，就使得部分农业专款在使用时无论找有资质的单位企业也好、集中采购公开招标也罢，都只会增加造价而且降低质量。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再加上上级对乡镇不切实际的过多要求和数不清“一票否决”高悬利剑，使得个别乡镇领导采取欺上压下的做法，用乡镇干部的话叫起到“防火墙”作用。在这面“防火墙”下，下级的真实情况上级了解不到或睁只眼闭只眼；上级的精神和要求也很难贯彻下去。垒“防火墙”的干部工作靠写、数字靠估、经验靠编、荣誉靠吹，其危害可谓大焉。再说村级组织存在的问题：

1.村干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村干部补贴不多又基本没有上升的渠道；当干部时管事就难免会得罪人，得罪了人惹出了事，乡级一般撑不了腰，尤其是被得罪人上访到市、县，如果不是原则问题，村干部一般会“坐蜡”；在职时得罪人多了，退下来后上级不管、本村人责骂。所以一部分村干部认为没理由和必要去管事。2.村里没钱办事。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绝大多数村的集体财产早已分光卖尽，原有村办企业或倒闭或卖给了个人，前些年村里办事主要靠向村民收取提留款。国家“费改税”取消村级提留后，提留转变成农业税附加，因为不再用村干部去收钱了，村财务也就上收到了乡镇，实行“村财乡管”。取消农业税后，留在乡镇的农业税附加又变为上级财政对村级的转移支付。这部分钱除给村干部个人补贴外有一部分被乡镇截留，多数村干部甚至不知道还有这么一笔应当属于村使用的资金。一些村庄即便想办点修路打井方面的实事好事，因为没钱也无法实施；

3.村级没有办事自主权。上级下来的专款很多需要农民“一事一议”自筹资金来进行配套，“一事一议”款从农民手里收齐后要把钱交到乡镇或县主管部门指定账户，由乡镇或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使用，至于怎么使用村干部和农民一般很少能够参与，却要承担资金使用和报账主体的责任。且往往交的钱不少办的事不好、受上累挨上骂、事倍而功半，使得一些村干部也没什么积极性去办事； 4.部分村干部没精力去管事。村干部一般都有承包土地，有的还或搞养殖、或种大棚、或开小卖部，自家活太多的自然没功夫打理村里工作。这些年又兴时企业家兼任村干部，想法是让其带领群众一同致富，而实际上其中一些企业家当村干部无非是为了自己和县、乡领导混个脸熟，以利于自己企业的发展，精力并不在村。

由于这四个方面的原因，部分村级组织确实作用发挥得不好，有些村说它瘫痪也不为过。

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目前的现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自然不能全怪乡村干部。但是，目前这种局面也确实成为农民对社会不满和一些地方党群干群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并认真加以解决。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要正确把握加强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科学内涵。党对农村的领导是党运用自身极高的政治权威配给社会资源，引导农民实现政治目标和社会发展的过程。而党在农村的极高的政治权威来自于农民的信任和拥护、是农民赋予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我认为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实质上是党不断在农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凝聚力量，进而实现对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变革和完善，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农民愿望的过程。其遵循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其基本方法，一条是宣传和发动农民，即通过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培育农民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来凝聚农村社会力量；另一条是相信和依靠农民，即通过农民当家作主起来负责、监督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来确保权为民所用。“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引自十八大报告）是党的根本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线和生命，也是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律”永葆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青春的政治法宝。

二是要理清政府对农村社会管理的边界。一方面要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落实好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要尽量缩减政府对农村经济社会的直接管控。充分发挥市场自我调节和农村社会自治机制的作用，重新梳理县级政府的职责，“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引自十八大报告）

三是要把村级组织建成坚强的战斗堡垒。村级组织稳则农村社会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认为改变当前村级组织软弱涣散现状需要多措并举，切实做到村级组织有职、有责、有权、有钱和村干部有理想、有精力、有能力、有保障：“村财乡管”不符合村民自治原则应交权归村，国家对村级组织的转移支付、农业专款补贴应直接拨付到村；实行“一定三有”，在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确定任期目标和工作责任的同时，做到村干部在任有待遇、干好有希望、老年有保障；落实《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各项规定，实行村务公开，办事要符合村民意愿，工作要接受村民监督；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党员的质量和素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教育党员群众，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热爱家乡建设新农村的美好前景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需特别提出的是，基于当前村级组织面临的问题，从县、乡选派优秀党员干部脱岗驻村担任村支部书记，我认为确实是个行之有效办法，一些地方已经实验并取得显著成效，建议有关部门在及时总结完善的基础上形成制度，普遍推广；此外，从各级党委、政府抽调优秀干部组成驻村工作组对落后村帮扶，既是维护发展农民利益之所在、也是密切党和政府与农民群众血肉联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现实需要、还是锻炼培养干部的育人工程，我认为很有必要，关键是要抓实并取得实效。

四是要减少农村的行政管理层次。我本人曾多年在县政府工作，下村扶贫时兼任过一年乡党委副书记，对乡镇有着深厚情感。撤销乡镇这一级政府是我最难说出口的一个建议，但是，既然目前乡镇政府既没有多少符合公共行政要求的职能，又不具备履行公共行政职能的能力，那么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适应信息时代和专业化管理的要求，现代企业已普遍实行扁平化管理，其成功经验应当引入行政管理之中。现在农村的交通通讯已很发达，县级政府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和部门办公网已普遍建立，现代化办公已进入机关，将乡镇政府承担的行政职能收归县级政府归口管理、扁平运作，应当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况且中国历史上各朝代都实行“政不下县”、“王权止于县政”，外国也大都为三级行政管理，我国由目前的五级行政管理改为四级行政管理，应当说也未尝不可行。如果乡镇政府撤销，乡镇人大、乡级财政也应同时撤销；直接为“三农”服务的站所尤其是农业科技人员队伍应当保留和加强，并归口县有关部门管理。从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现实需要看，乡镇党委不仅应当保留、在一定时期内还需加强，并加快实现其向“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内容”（引自十八大报告）的服务型基层党组织转变。实行县级行政扁平化管理，可以缩短决策层与农民之间距离，提高管理快速反应和行政效率，加快上下之间信息流速，增强对“三农”事业的服务和管理能力，抑制因行政繁苛可能带来的寻租行为，重新找回和增强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进而促进县级政府由大政府向强政府的转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我是个有3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以上对新三农问题的思考出于个人内在党性要求，且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压力。但由于本人接触面和能力水平所限，一些观点建议肯定有不妥之处，还望批评、谅解。最后鸣谢一些县乡村干部为此文的形成提供资料和提出的修改意见。

第五篇：申论热点：三农问题再解析

三农问题再解析

本文主要观点：

1、在学者和官方眼中，存在着三种分别基于发展概念、稳定概念和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

2、现有的三农解决方案，均表现为每一个具体措施面对数不清的具体困难，无法推行，因而必须寻求全盘解决的方案；

3、应该从捆绑起来的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农业和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才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4、农村是中国的第三世界，农民问题相当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

5、农民民权运动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户口管制，而是要实现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平等的权利和利益；

6、农民平权已经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并将有益于城市的发展和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

一、学者和官方眼中不同的三农问题

近几年来，三农问题受到了学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有学究式的探讨、有实证性的研究、有情绪化的呐喊、也有政策性的建言。比较罕见的是，不论是站在农民立场上仗义执言的，还是站在当局立场上忠言极谏的，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危险性的认识，学者们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到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即使是一直为农村政策和农业形势唱颂歌的人，也加入了三农问题的大合唱。这与他们在政治体制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产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是明显不同的。

梁漱溟先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农民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的学者。梁先生一句“农民处于九天之下”的大实话让毛泽东勃然大怒，毛用极具侮辱性的语言当众斥责这位毫无恶意的学者：“你以为你比杨贵妃还美？其实你比臭大便还要臭，你臭不可闻！”梁先生从此厄运连连，没有救出农民，连自己也跌落到九天之下。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受此惊吓，只好把表述农民问题的专利权交还给党中央，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重新鼓起勇气表达对农民和农村的同情。梁漱溟的时代，执政当局正陶醉于“八亿农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的绝妙感受之中，梁面对一个把自己当作农民再生恩人的政党，面对一个与“朕本农民”的朱元璋一样自封为农民问题专家的中共领袖，即便梁先生宅心仁厚、忠诚无二，他却忘记了“圣主之下绝无忠臣”的道理。朱元璋和朱棣的理论是：如果你是忠臣，莫非朕是昏君？所以，在太平盛世，正确的思想只能由领袖亲自来发布，错误的政策也只能由领袖亲自去纠正。

曾经备受摧残的知识分子阶层表现出迟到的正义和良知，对农民之穷、农村之苦、农业之险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温铁军、秦晖、何清涟、党国英、胡鞍钢、张英红、曹锦清、于建嵘等人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深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梁漱溟先生。不仅如此，以李昌平、桂晓琦、熊国剑、马银录为代表的一些官员身份的准学者，也勇敢地站出来“向总理说实话”、“向农民道歉”，虽然最后一个个从官场上悲情出走，却赢得全社会的由衷赞赏。但学者终究只能说说而已，忧其民也好、忧其君也好，理性分析也罢、警世危言也罢、泣血陈情也罢，无非尽一点匹夫之责。

诚然，三农问题绝非是学者们“发现”出来的。那些在信访办门前下跪的人、赶着黄牛进北京城找“青天大老爷”的人、被“鸡头”组织起来卖身致富的人、扛着锄头打砸乡政府的人，其实他们一直在用另一种语言，向人们叙说同一个问题。他们不懂得“绝大多数与极少数”、“主流与支流”、“暂时阵痛与长远利益”、“前途光明与道路曲折”的官方辩证法，他们也不懂得产权界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国民待遇的学术语言，然而，在中国，常识往往比学理还难得一闻，农民的故事并不亚于学者的宏论。

直到共和国的总理也用“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官逼民反”来形容农村的状况，并因为没有增加农民收入的良策而“头痛”的时候，三农问题终成铁案，讳疾忌医者们也很难再推翻总理的判断。但是，尽管总理头痛不止，也还是有口头上承认但行动上不承认三农问题的人们。各省的高官要员虽然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照讲不误，但他们的行踪却永远偏爱发达的异国他乡和先进的沿海城市，很难走到代表落后生产力的穷乡僻野去体验三农情怀。那些亲自执行“三铁政策”（铁面孔、铁心肠、铁手段）的几千万基层官员更迟迟不能认同三农问题，他们认定农民除了太懒、太笨、太刁以外并没有其它的问题。岂止越级上访的农民要抓要关，编印减负手册、张贴国务院文件的人都能成为**分子。所以，实属无奈的中央，只能颁布没人情愿落实的“好政策”，“歪嘴和尚”们仍然执行“以恶法对刁民、用重典治乱世”的既定方针，因此农民的收入愈增愈少、负担愈减愈重。

三农的论述已经是汗牛充栋，“三铁政策”的执行者们并不需要本文来给他们提神醒脑。本文也实无必要再列举已经尽人皆知、而且无人否认的中国农民收入几许、人均负担几许、自杀比例几许、基尼系数几许、乡村负债几许、流动人口几许、民工缴纳进城费几许等数据，也实无必要再列举欠费农民如何被虐、上访农民如何受难、离乡农民如何受欺、无告农民如何反抗的实例。温铁军、李昌平、马银录的著述，足以让有良知的国人感动到泪流满面、忧虑到夜不能寐。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我看来，朝野各方的认识中有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种概念上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发展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稳定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如果说人们对三农问题存在与否已经形成共识的话，那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要如何解决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则是大异其趣的。好在不管是关心全面小康的人，还是担心农民反抗的人，还是主张宪法权利的人，终于有机会走到一起来了。

二、现有解决方案概述

农村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发祥之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之地；农民曾经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次领导阶级”；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来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我们曾言之凿凿地声称农民和农业生产力被“解放”过“两次”，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三农问题？为什么被两次“解放”的农民和农业总是赶不上已经被“推翻”的官僚资本主义和一直被穷追猛打的贪官污吏，为什么被遗忘与被抛弃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总是他们这一群？

曾几何时，中共中央固定地以每年“一号文件”的形式象征性地表达对农村政策的重视，也暗示了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共的强项和优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国人志得意满之态，仿佛还在昨天。难道三农问题是刚刚冒出来的所谓“发展中的新问题”？

几年来，三农问题的药方已经开出一大堆。对开药方的御医和江湖朗中来说，需得三思：药方是否有效？此其一思；药铺里可配得齐药、买药的可出得起价？此其二思；即便是济世良方，当局者可愿采用？此其三思。

李昌平甚至设想如果我是“钦差”将如何如何，大有经世济国之志、怀才不遇之慨，恐怕正如他在向总理上书时自喻的，显得“政治上不太成熟”。学者们成熟不了多少，也是热面孔经常往冷屁股上贴。而幸亏有这些不成熟的言论，否则三农问题将万劫不复。非官方学者和民间的方案能否进入官方的视野，能否影响到高层决策的思路？大概学者们必须学会讲那种官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亦即“讲政治”的语言，方有参知政事、行走军机、言听计从之效，然而，那些学会了“讲政治”的学者，当他们摆弄出“高举、落实、全面贯彻”、“加强、深化、积极推进”的时候，我们只怕又听不懂他们成熟到和尚念经般的玄妙策论了。

我们见识过许多出自朝野多方的药方：增收，到哪去增？减负，谁去减负？裁机构，人往哪安？费改税，谁补窟窿？结构调整，启动资金安在？国民待遇，农民冒充老外？农不养政，几套班子谁养？村民自治，有何实质意义？发展小城镇，谁来投资建设？向农民还债，九亿人的债还得起吗？废户口制度，城市可愿承受？农民社保，保险基金何来？从经济的视角、从人口与资源的视角、从财政的视角、从城乡关系的视角，三农问题到底还是个死结。一方面要依*基层官员去安抚农民，一方面又想堵截基层干部的粮米外快；既要给农村以利益，又不想让城市受拖累；一句“中央财政有难处”，足以让开药方的人万丈豪情立刻烟消云散；一句“下面干部两头受气”，更让你皇帝反不得贪官也不能反。

如果我们设定这样的前提：中央和省级财政不打算掏大把钞票，城市强势群体不打算为三农买单（而且还想继续从民工身上揩油），*农村“吃饭财政”养活的大部分官员不打算另找饭碗，最要紧的，如果政治体制不打算彻底改革，农民仍然不能成为平等的公民，国家与农户的关系、农村政权的组成方式和运作方式没有彻底的改变，那么，所有的药方，到了农民农村农业那里，都会水土不服。现时的许多办法如税费改革或村官民选，据学界考证，早已有唐朝版本、明朝版本和清朝版本，足证托尔斯泰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了。至于土地承包和所谓双层经营体制，不管如何继续完善，其功用似乎已经发挥到了极限。

把思路局限在诸如土地产权、高效农业、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兴农、公司加农户、乡镇企业、撤乡并镇、机构调整、税费改革、村民选举等等这些具体方案上，结果总会让人失望，所有的方案都缺乏可行性和推广价值。每一个具体措施都会遇到数不清的具体困难，困难之大，足以让任何措施无功而返，或是上下不同心，或是官民难协调，或是财政要崩溃，或是制度不配套。举例言之：一个处于国家强权严密包围圈中的村委会，对农村大政方针毫无发言权，根本不可能与党权政权形成半点分权制衡之势，即便是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又何来村民自治？一个负债累累、不盘剥农民不足以维持生存的乡镇政府，怎么可能指望它去推行减负政策？一群连基本生活也顾不上、简单再生产尚且要*打工收入来帮助维持的农民，他们拿什么资金去引进农业科技、发展规模农业？

李昌平和于建嵘关于“替农民说话”和“让农民自己说话”的区别，实无实质意义。有良知的学者和官员，未必说不出农民想说而未说的心里话，亲近农民的官产商学愈多则愈好；另一方面，农民自己说的话，怕也只能在那一亩三分地上有点回音，即便他们用脚投票、用拳头说话了，只怕又被人误读，终不成还得有学者和官员们去翻译。替农民求情哀告也罢、农民自己说话造反也罢，只是手段而已，其本身自然都还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行方案。

就现状而论现状，就三农而论三农，东鳞西爪、小打小闹、零打碎敲、步步为营的解决方案，必然一步也走不出去。即便走出去了，不见得就不进一而退二。郭飞熊提出，“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这几句话，实在精辟之至，本人高度认同“一步到位”、“一揽子解决”的全盘解决方案，窃以为没有这种大彻大悟、大智大勇，便完全没有三农问题解决的可能。三、三农问题必须剥离开来

邓小平曾经有两个预言，其一是：共产党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党内；其二是：中国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村。对于第一个预言，本人没有资格去谈它。看这第二个预言，自然，邓小平所关心的“问题”并非我们所谓的三农问题，而是三农问题恶性发展以后的政治后果。

秦晖教授发出“什么农民？什么问题？”的智者之问，让人耳目一新，“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高论更引导我们放眼历史的视野、国际的视野来观照三农问题。找到三农问题的症结、认清三农问题的性质，才能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

在我看来，所谓“三农问题”是一个捆绑起来的问题，并不适合于笼统论之。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问题，效益低下大面积亏损、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工人贫困化和社会保障不到位，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国有企业的问题、国企职员的问题和国企人员社区社群的问题合起来称为“三国问题”；同样，如果采煤业出问题，不会有“三煤问题”，钢铁业出问题，不会有“三钢问题”，银行业要是出了问题，更不会有“三银问题”。

中国有按血统划分的农民，但没有世袭罔替的煤民钢民；有分散隔绝的农村，但没有人为隔离的煤民社区钢民社区；有被层层叠叠的国家强权严密管制、只抽血不输血的农业，但其它产业要么自由多一些、要么照顾多一些。这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三农问题”被捆绑着提出来有其合理性，但要解决它，却再也不能在三个被捆绑在一起的问题中间兜圈子，那是完全没出路的。试图通过农业的结构调整、产业化发展和科教兴农来振兴农业，从而改善农村的落后状况和改变农民的命运是天方夜谭。即使中国的农业创造出不可能的人间奇迹，但是很明显，占总人口70%的国民是不可能通过给另外30%的人生产粮食和果菜来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农业是农业，农民是农民，农业振兴不一定农民“解放”，反之也是一样，农民的“解放”也不必与农业的振兴扯到一块。农村问题与另外的“二农问题”的关系亦复如此，毋庸赘述。

如果我们仅仅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农业，可以说农业确实有问题，但我以为其问题的性质并不比钢铁业或银行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甚至可以肯定农业比银行业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不同的只在于中国的制度和政策。之所以农业的问题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面貌，只是因为我们把农业不是当作一个产业来管理，我们用国家的强权构筑了一道道对三农的包围圈。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特殊在土地有限、小规模分散经营因而不经济、特殊在*天吃饭、剩余很少因而不能抗御自然风险、特殊在价格弹性低因而增产不增收，特殊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必须给予农业以大量补贴。而中国对农业生产资料（种子农药化肥等）的垄断使农民丧失讨价还价权，对农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垄断使农民丧失市场交易权，对农业产出的过度盘剥使农民丧失扩大再生产能力，这些并非农业之特殊，而是中国之特殊。在三农的外围，有一道类似于邱吉尔所称的“铁幕”，以便控制铁幕内部的一切，以使农民只能种地，而产前产后的事由国家包办。而构建这个铁幕，据说是因为民以食为天、农业关系国计民生、要确保粮食安全，所以国家必须把主动权抓在政府手上。

但是，把农业这个产业看得太特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把进口粮食看得比进口石油要严重十倍更无道理，毕竟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互通有无的世界，农业的全球化也并不一定就比工业和信息产业的全球化更可怕。说农业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难道能源、交通、外贸不也都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而且这句话对所有国家都一样，却不至于引发其它国家的三农问题。美国人布朗先生“谁来养活中国”的提问是带着偏见的，这一问自然可以推及谁来养活日本、养活台湾、养活新加坡，国家大小并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大的中国不也是由一小块一小块日本那样大的地方组成的吗？何以见得小一点的国家就不必民以食为天？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就必须是一个农业大国或农民大国的说法是荒谬的。

中国的农业大概比中国的金融业要乐观得多，也至少不会比国有工商业更让人担忧。我们这样来设想，如果国企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员剩余必须由企业自己包养，政府也对国企职工开征人头税和三提五统，也要求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办理三证、收取再就业费和非国企增容费，也控制国企的外围领域，那么，国有工商业十之八九赶不上农业。如果政府把农业当作一个普通的产业，以农业占GDP的比例之小，不值得让人们耿耿于怀，但前提是，不可指望用解决农业问题为突破口来解决全部的三农问题。

不是说农业没问题，而在于农业的问题并不来自于农业本身。把农业问题从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去，有利于我们抵达大本大源。至于农村的问题，作为行政单位的县、乡、村，当然有很多问题，在农村教育、环境保护、社区公共服务、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官员食民禄而不为民办事，就是最大的问题。中缅边境的小学生因学费的差距都跑到贫穷得多的缅甸“留学”去了，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但若谈到什么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了、政权根基动摇了，却不是真正的问题，只是收苛捐杂派不顺利者们的抱怨。至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村，即作为自然聚落形态的农村和文化风俗意义上的农村，比之城市，也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也需要将农村问题从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去。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那么，农民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我们已经和尚念经般地念了十多年，因为政府对“增收”提不出行政解决的方案，目前的政策多围绕“减负”这个主题。看起来，“减负”的难题正在考验当局的政治智慧和对农民的诚意。三令五申也罢、发放负担卡和减负手册也罢、费改税也罢，效果都不甚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过重的负担是如何形成的？是村官乡官贪污了，那不是减负，而应该首先反腐败；是搞政绩工程糟蹋了，那也不是减负，而应该先搞政治改革；如果主要是用于开工资、日常办公开支和农村义务教育，那更不是减负，而是要首先解决基层政府的财政拨款和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问题，不然，就得按农民的意愿而不是按政府的意愿去裁撤农民不需要的机构。费改税以后，如果贪污照旧、政绩工程照旧、县乡镇财政状况照旧、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照旧，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减负终不过是一句空话。四、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

必须把三农问题剥离开来，并且绝不能仅仅用经济的眼光找答案，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三农问题的实质。三农问题中核心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主要是人权问题。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三农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来表述他的国际观，作一个简单的类比，在中国内部，也存在着“三个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科技资源，左右中国命运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从全国搜集的大量的财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广大农村则是第三世界。作为中国之第三世界的农村基本上受“类殖民统治”，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弱势、文化上落后，其对城市的功用被定位为提供原材料和供应廉价劳动力。各个世界之间壁垒森严，“国籍”以血统主义为主。这个第三世界与前两个世界的关系，除了按后者有定价权的原则建立起产品交换关系以外，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投资移民和智力移民的门槛很高，“绿卡”价值不菲，劳务输出中完全背离WTO的国民待遇原则。

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曾实施排华法案，与中国国内的户籍管理条例极其相似。比如加拿大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向华人征收人头税，对其他地区移民却没有这项税目，这相当于中国农民的税费现状，而中国的市民或城市企业都是按收入为计税依据而不是按人口数目为计税依据的。加拿大当局长期不允许华人居住在中国的配偶及子女加入加拿大籍，二战后才予以废除，这些不人道的做法难道在中国国内的户口条例中不是仍然堂而皇之地写着吗？

在社会主义中国，农民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也不单是一种身份。职业可以改变，身份也可以调换，炼钢的可以去挖煤，教书的可以去经商，律师也可以去考公务员，国家本无权去干涉这样的改变和调换，凭什么对“农民”搞双重标准？我看对中国的“农民”这两个字的含义，要做出恰当的理解，最可比照的是印度的“低种姓”，或者是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黑种族”。

印度的种姓代表社会地位，是世袭的，也与职业身份挂钩。婆罗门是僧侣和贵族，刹帝利是武士，吠舍是农民和工商业者，首陀罗是无技术的体力劳动者，还有一种人不可在大路上行走、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庙朝拜，称为“不可接触者”或“*民”。在印度，高种姓的人不屑于从事低种姓的固有职业，正如中国的城里人不屑于做农人一样，低种姓的人从事高种姓的职业会受到强烈的排斥、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但印度的种姓制度并不象中国的户口管制一样，它不是*国家发布一纸“种姓登记管理条例”之类的东西来维护的，印度人民的苦难与印度教中的毒素有关。

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社会与白人社会相互隔绝。普通黑人只能从事农业、手工业，以及到白人的金矿做苦力。黑人的身份自然是世袭罔替的、就写在脸上，这比中国的“农民”还糟。白人政府在管理黑人进入城市时用一套“通行证”制度，在各地实施的有“居住许可证”、“月度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行证”等，这与中国“农民”进城所用的暂住证、务工证、未婚证或计划生育证相似。警察抓住无证的黑人可以收容、强迫劳动和遣送。1960年在纽约百老汇上演一台反映黑人通行证制度的南非戏剧，演了五个月场场爆满，当美国观众听到剧中人说“一个黑人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们的皮肤就是麻烦！”时，人们不禁对万恶的通行证制度加以无情的谴责。我很想把这句台词改为“一个农民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们的出身就是麻烦！”

然而，印度人可以将种姓制度归咎于宗教，南非可以将种族隔离制度归咎于白人种族主义，而我们中国却一直在搞“工农联盟”、“向贫下中农学习”，“农民”确实不应该是一个低等的“种族”。况且所有的中国人上溯三四代，他们的祖先全都来自于“农民”这一“种族”。

我很不愿意把农民问题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比，作为中国人，这让我感到羞耻。但想要说明白中国的“农民”是一类什么地位的人群，实无更恰当的比照对象。中国不仅有“农民工”，还有“农民企业家”、“农民商人”，何曾听说过“钢民企业家”或“煤民商人”？在中国，农民根本就不是指“农业生产者”或“农业经营者”，他的确是指那些依血统而成立的农民（除非成为城市的投资移民或智力移民）。用国家的力量来维持这样一套隔离制度，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罪恶的、万恶的！将来的中国人必然会象谴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一样地谴责中国的农民隔离制度。

五、农民问题的解决

既然我们分析了农民问题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指出了其解决的办法，农民问题的解决需要一场农民民权运动。既然三农问题的形成应该归咎于农民隔离制度，那么，只能无条件地解除隔离，让农民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中国人。这应该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也不能够从经济学或财政学上寻找拖延解决的理由。正如南非不能够因为黑皮肤的人口太多而担心白人社会容纳不了就必须种族隔离一样，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政府的困难或城市的困难而隔离任何中国人，哪怕他只是一个农民的后代。中央财政和省一级财政花多少钱去开奥运、办世博，兴建多少爱国主义工程，给后人留下多少“优质资产”，在我看来，实在比不上把钱花在废除农民隔离制度上更意义深远、更公正、更正义。这是比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更加伟大、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它不应该比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更困难。南非的白人曾经恐惧过黑人将涌入他们的城市乐土、增加他们的就业压力，但这绝不能构成剥夺别人同等权利的理由。

石家庄、宁波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尝试改革户口制度，让农民有合法的投资移民、迁居移民、就业移民的通道。这比建设小城镇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方案要现实得多，劳动力跟着资本走，而不可能让资本到莫须有的小城镇去寻找劳动力。这是有限地解除隔离的一项措施，它更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无条件地实施（任何入籍收费都是无理的、歧视性的）。完全彻底地改革户口管理制度，也还远远不够，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那些权利和利益才应该是农民真正的目标。各类企业、各色人等按同样的税则纳税，各地的学生按同样的分数线考大学，所有中国人都享有从政、务工、经商、务农的同等机会和平等权利，有同样标准的福利保障。这样一个改革目标，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否决这一目标的前提，任何推搪、敷衍都是历史性的错误。

诚然，城市的教育、就业、交通、环保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压力无疑会增大，但我们不应该把农民先天地想象成“盲流”。农民可以而且能够按市场的法则做出他们的选择，当城市没有可供自由选择的职业时，“农民”不至于会执着到为了一纸已经与农村户口完全相等的城市户口而放弃故乡的一切。因为他们和城里人一旦有了一样的自由，无论在乡村和在城市都是同样权利的中国人，有一样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没有回到农村和下一次入城的制度障碍，从事何种职业、居住在什么地方，只取决于自身的劳动技能、教育背景和市场选择，他们为什么要去破坏城市的稳定呢？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隔离制度所起的作用只是加剧了这种状况。农民反感计划生育、农民重男轻女，其实这主要是家庭农业的特点，因为独生女儿出嫁就意味着农户经济后继无人，意味着家庭经济事实上的破产，农村计划生育的困难正在于此。所以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农村两性比例失调正是城乡隔离的后果。长期实行城乡隔离，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还会加剧，三农问题必将进一步恶化并使解决的难度与日俱增。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刚刚实施户口管制的时候，城市是缺少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没有自由地调节劳动人口的能力，不可能按市场的功能吸纳农民中的剩余。九十年代以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为废除农民隔离制度创造了基础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农民隔离制度松动。不幸的是，政府在这个松动过程中又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政府面对三资和私营企业对农村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面对城市市民主动放弃粗活、脏活、累活、低收入活所造成的空缺，虽然不再用行政命令对农民进城加以限制，却改用收费、盘剥的办法来表达歧视，人为地干涉城乡居民平等竞争的劳务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隔离会造成痛苦，歧视将播种仇恨，政府如不改弦更张，势必为未来的社会冲突埋下祸根。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城市人口老龄化、市民职业白领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城乡已有融合和劳动力互补的需求，农民自由入城不仅是农民的需要，也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需要。如果政府以市场力量为主并引导得当，应该可以再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与资本融合、城市与乡村融合的需求。

把农民进城想象成一场灾难，这是一种“种族”偏见。不能忽视的是，当今中国的经济增长，国企、私营和外资已三足鼎立，而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农民出身的工人是主体。在广东，农民工维持了珠三角的繁荣，同时还维持了他们故乡的农村政府的税费收入。把三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仅当作负担，这是一种弱智和短视的观点。英国人、葡萄牙人可以让中国的农民把渔村建成香港和澳门，江浙的农村移民可以造出一个大上海，中国的农民自然也可以扩大若干个城市、再造若干个城市。将过多的人口从太少的土地中解放出来，用市场的力量重新将劳动力资源洗牌，让民间的资本、外来的资本与城乡劳动力自由组合、优化配置，如果人口和资本都有是自由的话，浙江龙港那样的农民城市将会更多地被创造出来。浙江的龙港是完全由农民创建的城市，可以设想，农民的劳动力和精英们的资产和智识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相结合，是可以再造一批深圳、东莞和顺德的。

应该指出，农民的权利缺失并不仅仅体现在户口簿中。户口作为记录公民出身地或居住地的证明，本是无可厚非的。体现在户口簿中的权利也还远不是城乡人民权利的主要部分，中国人还有很多权利是写在党证、官证、资产证上的。

我们的愿望是，中国的农民得到一张无差别的户口簿的时候，户口将仅仅成为“户口”而不是一张“权利等级证书”。所以，关键的问题绝不是户口簿上面取不取消“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这几个字，而在于户口簿上的任何一个字都与人的权利的多寡、身份的高低不相干。如果我们用改革的办法实现了人民的真正平权，不再因血统、因居住地、因职业的不同而按不同的税则纳税和按不同的名目缴费、按不同的就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活，如果出身于乡村居住于乡村的公民不仅可以成为工人商人和普通公务员，也可以成为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当主席退休时体面地回到他的农场旧居去，谁会在乎他户口簿上写着什么居住地和什么血统呢？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农民的身份革命作为一场人权运动，要完成它，必然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重大改革，那么它所解放的就不仅仅是农民自身，而必将导致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以此而言，废除农民隔离制度、推进农民人权运动，是值得学者们大讲特讲、大书特书的。

新当选的十六届中共中央于2002年12月底和2003年1月初分别召开了以农村工作为主题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将农村工作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胡书记、温常委、曾常委上任之初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关怀弱势，这是值得我们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