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历史中国近现代史经典讲稿（最终版）

第一篇：高三历史中国近现代史经典讲稿（最终版）

第一讲 导 言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特征

近代，只是一个时间范畴，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的历史科学名词。在世界史中，从欧美国家来说，近代时期是指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标志着西欧各国近代史开端的，是这些国家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如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英国近代史的开端。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法国近代史的开端等等。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这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在1840年进入近代的时候，不是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内部自然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旧的封建的生产关系，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由于外来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才把中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社会。所以，对中国来说，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是中国社会开始步出中世纪，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近代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840年到1949年，一百一十年，所不同的只是以1919年为界，分为新、旧民主革命时期，所以中国近代史的断限，应到1949年止，1840年到1919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期。1．性质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几乎成为共识。

“半殖民地”这一概念首先是列宁提出来的，1915年《社会主义与战争》，首次提出中国为半殖民地国家；1916年以后又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进一步阐述：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不仅有殖民地占有国、有殖民地，还有各种附属国，其中包括“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的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等。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半封建”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1），分析德国1848年革命前的状况，是“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的压迫”。后来，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中将这一概念用于分析中国社会：中国是“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特征：“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同时在农民身边已有一个资产阶级成长起来并在向上发展”。

在经典作家那里，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是作为两个独立概念来使用的。将两半联系起来并用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本世纪20—30年代。

中国共产党中，较早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是蔡和森，1922年9月，《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

1926年，《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及德英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

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完整的概念：“六次大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关系和数年来农民宝贵经验，指出农民运动的路线，其主要精神是争取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农村中反地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的领导。”

1934年1月，张闻天在《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分析了中国的土地关系，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这种经济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与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动力”。1934年6月，史学家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明确断定：鸦片战后，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36年12月，毛泽东开始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此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特点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从而使这一概念得以确立。

80年代至90年代初，学术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进行过热烈讨论。讨论中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其内涵是什么？两半是“同步共生”还是时间上有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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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趋向怎样？

比较重要的是李时岳《论洋务运动》（1981.3.12《人民日报》）、《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1）等文，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统一的整体，它们内涵不同：半殖民地是就国家地位而言，半封建是就社会形态而言，另一半是资本主义。

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不是同时进行的，半殖民地化开始于1840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为半殖民地化的确定时间；半封建化开始于19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产生，形成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君主制度。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不是一个趋向而是两个趋向：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一个独立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这是向下沉沦的过程；由于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化，是向上发展的过程。

这些观点提出的意义：①在思想方法上，由一点论进到两点论，扭转了历史研究领域中长期存在的简单化和绝对化倾向，是一进步。

②在历史观方面，观察历史发展，已将视线从单纯的阶段斗争移注于社会经济发展，即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放在主要位置上。

李的观点并没有完全被学术界所接受，但认识毕竟又向前进了一步。应如何理解半殖半封建社会？

（一）两半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内涵。半殖民地涉及的是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问题，近代中国，就国家地位而言，既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又没有完全（至少在形式上）丧失独立，故称半殖民地半独立；就社会形态而言，虽然发生了资本主义，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在形式上），但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仍然保持着，故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

（二）两半在表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时，又是一个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整体。①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同时又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使中国成了“半封建”社会。②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侵略利益，保持和支持中国的封建主义，扼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半封建”；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的封建主义的存在又成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基础和支柱，所以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基础上的半殖民地。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向下沉沦和向上发展两种发展趋向

我们同意李时岳的观点：近代中国存在向下沉沦和向上发展两种趋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从独立国家变成半殖民地，并向殖民地演化，这表现为向下沉沦的趋向；另一方面，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解体，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表现为向上发展的趋向，在这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近代中国人民为追求自由民主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2．特征

是一过渡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中间状态。其含义包括两点：①1840年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发生，中国已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②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阻绕，中国资本主义始终难以成熟并健康发展，没有成为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近代社会是一特殊的畸形的过渡社会。第一，近代中国是强迫型过渡

世界各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存在两种比较典型类型的过渡模式：社会内部因素自然演化的自发型过渡，在外部力量的促动下被迫进行的强迫型过渡。后者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被迫中断自己的历史发展进程，移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使原有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变化。较之自发型过渡，这种外力强加的过渡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这种外力是以枪炮与战争开路的，是以本国人民遭受侵略和凌辱为代价的。

第二，近代中国是未完成型过渡

日本是强迫型过渡，但通过自身的改革，成功地摆脱了西方列强强加给它的不平等条约，迅速地成为工业国家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中国虽差不多与日本国同时起步（洋务运动），但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始终未能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政治体制变革滞后，自己丧失了多次大好机遇，未能完成这一过渡。第三，近代中国社会结构长期处于新与旧并存的多重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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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经济上：小农经济、传统手工业、旧式商业与资近代工业、金融及商业并存，同时还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近代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因素（1894年，外国资本在中国全部资本中占60.7%、1920年占70.4%；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1920年，近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仅为4.9%，农业占95.1%）。

政治上：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体制是控制中国的强有力因素。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是民主形式下封建专制的复合政治结构，1928年后，是军阀专制，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制。帝国主义在华政治势力是“看不见的手”，通过不平等条约等特权左右中国政府，成为中国政治结构中不可分离的因素。文化上：以儒家伦理观和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依旧存在并长期占统治地位，而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意识的新变化也逐渐兴起，表现为各种新思潮及近代文化教育的出现。在输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中，既包括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也包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想与文化。

总之，近代中国的社会运动表现为双重演化趋势：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与中国封建主义相勾结，不断地加深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与此同时，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并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进步社会力量经过一次次民族战争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阻止了中国社会更进一步殖民地化的势头。其中既有历史的沉沦，又有历史的进步。

近代最有影响的宣传家，也是戊戌维新的领导者之一梁启超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江汉赴海，百千折以朝宗，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苍，雄心 皇，其现在之势力圈，矢贯七札，气吞万牛，谁能御之？其将来之目的地，黄金世界，荼锦生涯，谁能限之？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过渡时代乎？（《过渡时代论》1901.6）梁启超看到了中国近代比封建社会向前迈进的一步，这是一个孕育着新时代的生机与希望的时代。过去，讲中国近代史，常常产生偏颇，好像中国近代只是一部受欺凌屈辱的历史，有人称之为“耻史”，当然，受侵略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这个阶段，旧的封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被打破，新的因素成长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新因素，中国社会才向前跨进了一部。总的来说就是：近代中国是这样一个过渡时代。

二、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 1．史学界有关讨论和代表观点

此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教学工作中的一个具有全局性的问题：关系到如何理解和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客观规律，如何评价中国近代社会各阶段的作用等问题，一句话：如何确立近代史体系。西方史学，英国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以冲突时期（1834—1860），屈服时期（1861—1894），征服时期（1894—1911）为线索，其标准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发展。

1954年《历史研究》第1期，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主张以阶段斗争为标准，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中心来确定近代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它认为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的历史任务，就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完成这一任务，就谈不上发展资本主义，在旧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比资产阶级有更高的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只有农民的斗争，才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

这一表述，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主要任务，突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主要推动力量，曾为史学界广泛接受。

缺陷：失之笼统，难以具体体现现近代社会特点，突出政治斗争，其中又突出人民反抗，一部历史被写成了人民反抗的历史，难以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作出全面概括。

1980年，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1）：阶级斗争还应密切联系社会经济的变动，即资本主义发展趋向来进行考察，中国近代经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四个阶梯。（逐级上升，具有内在联系），针锋相对指出：三次高潮说突出农民运动、贬低了资本主义政治运动，五四前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推动力量是洋务派、资本主义改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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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和革命派，在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目的只能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李观点的提出，注意到生产力标准问题，为我们从新的角度把握近代中国线索打开了思路。

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3），提出以民族运动作为主要线索的观点，指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近代民族运动是一种“兼具民族独立和社会革新双重要求的混合型运动”。近代民族运动以1900年为并分成两个阶段，前期的民族运动以农民为主要社会基础，后期则以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领导力量。

此观点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特点：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运动。每一条概括都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2．新角度——近代化

近代化，在英文里就是现代化，现代化研究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现代化含义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各有自身特点，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模式”。“近代化”，指中国近代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变迁的历程，也即“转型”。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侵略者的侵略下被迫展开的，是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紧密结合的，是在中西文化的冲撞和冲突中展开的，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从空间看，包括经济技术、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三个层次，从时间序列看经过三个阶段：

①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鸦片战时，林、魏及太平天国的洪仁玕，都提出了学习西方的问题，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这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阶段，是在机器技术方面向西方学习。

②戊戌——辛亥革命，一批批思想家不仅提出“以商立国”，而且还进一步提出政治上向西方学习，提出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主张，并通过政治运动谋求政治改革，这一时期是近代化的深入，在制度方面学习西方。

③辛亥失败——五四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提出人格独立，精神解放，重新塑造国民人格，批判封建的道德思想文化，提出了建立新时代的新文化的问题，这是近代化的深入，思想心理层次。

中国近代化是沿着技术——制度——文化的路向层层深入的。当然，中国近代化充满了艰难、曲折和失败，但正是在这一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近代社会终于摆脱了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之中。所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如何脱离传统社会，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近代化（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也是我们把握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基本线索。

需要分清的是：近代化不等于西化。这是二个不同的概念，近代化是以我为主体的社会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历程；而西化则是以西方为本体的机械照搬，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近代化的思想来源，则是西方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学习西方，又是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近代，洋务、戊戌、辛亥、五四都不同程度地提出学习西方问题，但我们也将看到，他们既学习了西方，又融和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因素，中国的近代化又是在自身历史文化土壤上的近代化，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独特道路。

第二讲 两次鸦片战争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第一节 商品与鸦片——中西冲突的开始

鸦片战争是英国统治阶级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战争虽然爆发在中英两个国家之间，但英国实际上是代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向东方古老的中华封建帝国开战。英国背后是一群虎视眈眈的西方殖民者，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遭遇，代表着亚洲国家的共同命运，所以这一次战争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亚洲各国历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那么，战争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如何来分析这一问题？任何战争都与产生它的政治制度或政治斗争分不开。战争，就是通过暴力继续执行交战国的统治阶级在战前就已经执行的那一个政策。也就是说，发动战争的统治者在战争中奉行的政治路线和所执行的政策，就是它平常奉行的政治路线和所奉行政策的继续。鸦片战争是殖民主义者侵略政策和英国殖民者鸦片政策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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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续和发展的结果。

一．西方殖民者东来和英国的鸦片政策

早在鸦片战争前三百多年开始，西欧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葡萄牙（1514）、西班牙（1575）、荷兰（1601）、英国（1637），先后来到中国，他们是海盗与商人一身而二任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海盗式的掠夺者。葡萄牙于1557年以“借地晾晒”为借口租借了澳门；荷兰于十七世纪初期两度强占彭湖岛，还占据了台湾，直到1661年收回；英国在1637年第一次来中国时，因为请求在澳门与中国贸易没有得到允许，就带着兵船闯进了广州的省河，击毁了虎门炮台，击沉了三艘兵船。1792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就提出了开放通商口岸，建立商馆，将舟山群岛划一岛屿给英国等无理要求。

从十八世纪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战争前夜，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古老的中华帝国进行较量时期。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从十八世纪初开始，英国对华贸易已占中外贸易的首位。十八世纪初，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需要进一步扩大市场，那么，当时英国对华贸易的主要政策是什么呢？这就是以鸦片这种毒品打开中国大门的政策。

为什么英国要向中国推销鸦片？直接原因就在中国处于中英贸易的有利地位，1781到1790年，十年中，中国输出到英国的商品，仅茶一项就达九千六百万元，而同期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棉布、毛织品、棉纱等，只有一千六百万元（六分之一）。对西方国家来说，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国家，广大农村对外国工业品没有什么需要，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有着顽强的抵抗力，因此英国不能用工业品来换取中国的传统商品，必须用白银来购买。许多他们认为廉价的工业品，在中国找不到销路，因此，他们开始大力推销鸦片。

向中国推销鸦片是英国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1773年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1797年，又取得了鸦片制造的垄断权，英国用强制或垫款的方法，在印度推广种植鸦片，由政府官员在加尔各答市场标价拍卖，交走私商人贩往中国。这样，通过推销毒品，换取的是它们所需要的中国茶丝的购买资金。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到1840年，鸦片在中国的销售量直线上升，最初每年二百箱，1790年突破四千箱，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平均每年四千箱以上，价值四、五百万元，二十年代以后，销量恶性膨胀，到鸦片战前，达三万五千余箱，价值两千万元。英国商人从鸦片贸易中获取的是巨额利润，据估计，这种贸易在鸦片战前的半个世纪中，为数为五亿元，其中三亿元是利润。更重要的，是通过鸦片输入，解决了他们长期无法解决的贸易平衡问题。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鸦片走私已超过中国丝茶出口价值的总和，中国白银外流。中国白银外流，至晚从1817年开始，1833年一年的白银出口，就将近一千万两。

对英国本国工业资本家来说，通过“三角贸易”扩大了市场，鸦片贸易是东印度公司进行的，与英国政府有有密切关系

英国强迫印度生产鸦片，换取白银，借以扩大英国工业品在印度的销路。印度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纺织品，英国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运销英国和世界各地，形成三角贸易：

英国一箭双雕，把自己的纺织品在印度推销，又从中国取得了茶丝，1814—1835年，英输到印度的棉纺织品，从不到 一百万码 增到 五千一百万码，1793—19世纪30年代英国购进中国的茶叶，从 一千六百万磅 增到 三千万磅 以上，1833年英国的茶叶税收高达三百三十万镑。鸦片走私对中国人民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

总之，从双方政策可以看到，战前，古老的中国正面临着有三百年殖民经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中国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形势，单纯采取闭关政策进行抵抗。1833年，东印度公司专利权取消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增长，他们除了推销鸦片外，还希望扩大市场，他们恼火的是：市场对他们是关闭的。1830年，驻广州的英国商人呈递下院的请愿中说：对华贸易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现在该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之上”，“马嘎尔尼出使中国的失败也许能有力地提醒贵院，任何高尚的外交手腕，在中国都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希望进一步通过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可见，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也是英国资本主义扩张发展的客观要求。二．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与禁烟政策

1、闭关政策：一种观点认为闭关政策虽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却有自卫作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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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五四运动》：闭关政策起了民族自卫作用，因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规定在对外贸易上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这一政策是当时中国方面所可能采取的必要的自卫措施。汪敬虞《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2）：它有防止外国侵略的一面，在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必要性，不应一概斥之为愚昧无知和妄自尊大。

上述观点立足于它是独立国家对早期殖民者侵略行为的一种回应，肯定了它的正义性，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上场来看的，但忽略了这一政策产生的基础和影响，我们应从历史的发展中认识这一问题，从具体内容和环境出发，看看它底有没有起自卫作用：（1）内容：

A．海禁：清初，因东南沿海郑成功等领导的反清斗争，清于1656年实行“海禁”，沿海人民不许航海贸易，不准下海捕鱼，不准耕种濒海田地，还有“迁海令”：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1684郑氏败亡，清廷开放海禁，1685年开放广州（粤海关）、漳州（闽海关）、宁波（浙海关）、云台山（连云港、江海关）四口进行贸易，1757年乾隆又封闭三关，只开放粤海关一口贸易。

清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出于一种防范猜忌心理。正如马克思所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清）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B．防范外国人

清政府曾多次颁布条例、章程，对来华贸易的外商进行限制，1831年公布的《防范外夷规条》、《防范夷人章程》，对外国人的商人活动，居贸期限、场所、行动范围、华夷交往都作了规定。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每年阴历九、十月份必须回国；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行商为之，特别建造的“夷馆”里，其生活、行为由行商负责照管，外商不得任意外出闲逛，不许民人出入夷馆，外商置买货物必须外出者，须有行商或通判（翻译）亲自伴随。

这些内容，具有保护外商安全和监督其行为的双重用意，保障国家安全和保护外侨安全，是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职责，但如此过分的办法，则反映了清政府的专制和无知，缺乏有效的管理的手段，它的核心是维护天朝体制。（把外国人一律视为“蛮夷”）

当然，章程中也有一些正当内容：如夷船到中国后，不入口纳税、走私漏税的，立即予以驱逐，禁止偷运枪炮到商馆，夷船停泊的地方，派兵丁加强巡查等„„

C．限制对外贸易：一是体制上的，在广州设立公行制度，公行是经清政府登记认可，由专营对外贸易的行商组成的垄断性组织（承包），有包办一切进出口贸易的独占权，同时向清政府承担义务，担保外商缴纳税饷，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起居行动，充当清政府与外商间一切交涉的中国人，通称“十三行”。但不固定，1720年成立公行时，有16家，最少时4家，最多时26家，只1813、1837年是13家，公行制度是一种官商垄断外贸的制度，其作用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有政治的。

D．商业和文化的限制政策：粮食（包括豆类）、铁、硫璜、硝是严禁出口的，丝和丝织品、茶叶、大黄的出口是有限制的，即必须通过行商卖给外国人。如果直接出洋贩运，就是“通夷”，商人治罪，茶叶入官。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只能双桅，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舵、水人不得超过28名，不许租给他人或租用他人之船，严禁在外国打造船只，带回中国，禁止华商到南洋贸易，禁止中国史书出洋，禁止中国人教授外人汉文，否则即视为“奸民”、“汉奸”，严肃治罪。

从上述内容来看，闭关政策本质上与独立国家通过对外贸易的管制以保护本国经济的政策是不同的，它不仅限于对外贸易，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带有与世隔绝和盲目排外倾向的封建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产生的基础：

自然经济是它的经济基础，在自然经济下，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盐税）、工商税收只占极少部分，所以使统治者感到对外贸易可有可无。1793年，乾隆皇帝给英王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反映了这种自然经济下产生的封闭心态。

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天朝上国”观点，是这一政策的思想基础，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与邻国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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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往，是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外人是“夷狄蛮貊”，使者来到中国，是“输诚向化”，“万方来朝”，在这种心态下，不仅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野心视而不见，而且在对外打交道时也斤斤计较于“礼仪”问题，把“通商”作为一种施于“蛮夷”的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1834年，英国派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第一监督，负责通商事务的两广总督卢坤，末究诘其来华目的，却震怒以“平行款式”递交文件，1838年，英驻华商务监督义律递交文书，封面上无“禀”字，两广总督邓廷桢即“原封掷还”。

（2）从后果看，闭关政策并没有起到抵制侵略的作用，但对内产生了恶劣的影响。①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使中国真正落伍。

中国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国内外市场，需要原始积累，清的闭关，把中国封闭在自给自足的圈子里，控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原始积累不可能，中外科学文化交流更不可能，把外国的东西一律视为“奇巧之物”，不屑一顾。②助长了妄尊自大、盲目排外的心理，拉大了与世界的距离。

以中国最为自豪的农业为例，到1840年，千年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 200公斤 左右。而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纺织业，中国手工纺织，纺纱女日产五六两，高的不过十两。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看管200个纱绽，日产1000绞棉纱。

182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却还不知铁路为何物。2．禁烟政策

道光年间，烟毒泛滥，白银外溢，清统治集团提出各种对策。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一派人主张弛禁，对鸦片妥协；一派人主张严禁，彻底消灭烟毒”。此后，人们都沿此说法，把清统治者分成弛禁派和严禁派。

近年来，有人撰文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他们根据清官档案进行分析，讨论有29份奏折，（1838年）认为当时在禁烟问题的讨论中，认为鸦片造成银价之昂贵，基本上都同意严禁鸦片，只是在如何更有效地禁绝鸦片的政策措施及打击重点方面有分歧，并不是禁烟与“反禁烟”的争议，也没有形成严禁弛禁二个政治派别。当时有的主张禁贩烟者，有的主张禁烟船入口，有的主张严海口之禁，有的主张严惩官吏中的吸烟人犯。1836年，许乃济则提出允许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允许内地人民种植的方案，这是一弛禁方案。除两广总督邓廷桢有赞同意向外，没有得到其他响应者。（所以没形成派）

道光皇帝是主张禁烟的，1821年（道光元年），处分了夹带鸦片的广东洋商，道光二年严谕广东及各省督抚查禁银两出口及鸦片进口，1824（道四年）严令两广总督妥议严禁外商以货易银及进口鸦片的章程。十八年（1838）发布“著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贩烟吸烟人犯”，决心进行综合治理。

此后，除西藏外，全国掀起了查缴烟土、烟具的高潮，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广东收缴鸦片烟土、烟膏83.5万两；除广东以外的各省区内，查获了鸦片烟土八十多万两，处理了一批烟贩和吸烟犯。屡禁不止的原因：

①鸦片是通过走私进行，在鸦片战争前夕的这场禁烟斗争中，主要矛头是针对贩烟、吸烟，事实上，当时走私进来的鸦片就达8.1万箱，每箱一百至一百二十斤，收缴的只是一个零头。

②统治机器贪污腐朽。京官中有十之一、二，地方官中中有十之二、三，县衙门中有十之八九吸鸦片，军队官兵也吸鸦片，广东水师不仅吸鸦片，而且还受贿，缉私船成了走私船，不从根本上改变统治机器，鸦片难以禁绝。

马克思：“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仃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第二节 鸦片战争时期的“和”、“战”之争 一．关于林则徐和琦善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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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在影片《鸦片战争》最后：琦善也被罢免，他对林则徐说：你将被后世称颂，我将背一世骂名。„„这实际也正是对二人的基本评价：林则徐坚决禁烟和抵抗，受到称颂，被誉为民族英雄，琦善因打击林，主张妥协，在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背卖国罪名。

实际上，史学界很早就有人为琦善做翻案文章了。30年代，蒋廷黻 先生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为琦善的“主和”辩护，说他对英人的认识（兵力、能否战胜）“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说战争第一个阶段，义律向琦善提出“穿鼻草约”，蒋认为这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完全割香港，《穿》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开五口通商，《穿》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赔款600万元。蒋称赞琦“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缺陷是他没有提到中国自强问题，使他不能取得与曾左李同等地位，还说林则徐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

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开篇就是从“琦善的卖国”说起的，作者否定了定琦善为卖国的几个证据，说明琦善主张安协，但责任并不在他个人，只是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而且还做了中国旧有道统的替罪羊。”

也有人撰文否定林则徐，说林则徐坚决抵抗是盲动，明知中国弱还要打，结果越打英国索价就越高。

二、关于“和”、“战”的评价

这是涉及到人物评价问题（历史环境和个人承担责任的问题），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和与战的问题，这里仅谈“和”、“战”问题。明知是弱国要失败，是“打”还是“和”，为什么？历史上有战而胜的范例，也有先“和”后胜的成功例子，“战”是一种民族自卫，反侵略的手段，“和”只是一种策略，不是目的，对战与和的评价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环境。

（1）对于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来说，当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抵抗是无可非议的，只有通过抵抗，才能动员民族精神，团结民族力量，这个民族才会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精神和力量正是日后内部革新自强的动力。如果不抵抗，开门揖盗，只会造成民族的涣散，丢去民族精神，一旦失去这，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日后振兴的能力。

（2）讲“战”并不排斥“和”，但求“和”一定要讲时机，要在真正知乙知彼的基础上讲和，“妥协”、“和”不是目的，而只能是一种策略或手段。琦善在中英交战一开始就主张妥协，是不是对英国充分了解了呢？是不是当时讲和就能争取有利时机呢？并不是如此，英国的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大门，开辟扩大海外市场，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义律向琦善提出“穿鼻草约”，但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义律因而受到巴麦尊的斥责，可见英国的野心并不仅于此，在这种情况下，琦善的讲和、妥协，实际上是“畏敌”。

60年代以后，有一位洋务思想家郭嵩焘，也主张对西方讲和。第二次鸦片战后，各国对华采取“合作”政策，洋务运动开始，时机对中国是有利的，郭主张利用时机学习西方，走自强之路，今天看来，不能不佩服他的眼光。

（3）人无完人，评价人物不要一味拔高和贬斥。林则徐在当时面对强敌是主战的，他比别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立即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了当时西方国家已与蛮夷不同，要向西方学习。当然，林则徐也因不了解敌情而犯错误。比如：林要英国鸦片贩子交出鸦片，英商务监督义律代表鸦片商人交出，这并不意味将遵循中国的法令，而是将鸦片商人的货物变成英国政府的财产。另一方面，义律马上向英国外相巴麦尊写报告，呼吁武力报复。1940年10月1日，英内阁会议作出派舰队到中国的决定，1940年4月议会讨论。对这些，林则徐当时没有觉察，他在虎门销烟后虽也意识到可能会开“边衅”，但是认为他们“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技于内港”，“粤省重重门户，天险可凭”，对敌早有预谋，且早有计划之事估评不足。

这一切，实际是当时官僚的通病。

（4）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战败屈辱，其责任决不在“战”，而在政治的腐败、软弱，在统治者味于世界大势，将责任归结到一人身上是不对的。（个人行为离不开环境的制约）（5）不要脱离时代环境评价“战”与“和”

日本在中国的鸦片战后，主动开关，避免了战争，同时又派出庞大的使团到西方游历，开始了开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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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强的历程。

一鸦时，清统治集团对西方一无所知，统治集团中除林则徐等少数人外，均没意识到自强、向西方学习、开放的问题，所在这时少数人提出“和”，并不是一种策略，只是对船坚炮利的一种恐惧，如果不战而降，中国也只会陷入被奴役的深渊，成为完全的殖民地。

对中国来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英国人看来，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广大的市场，又非常顽固，只有用战争才能轰垮。从马戛而尼来华起，英国经过数次交涉失败，也感到不用武力打破这种“天朝体制”，英国对华关系就不能发展。战是不可避免的。30年代，英已绘制了地图、胡夏米提出了作战方案，在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垄断权后，工业资产阶级上台，主张对华作战，打破天朝体制是现象，实质则是为扩张扫平道路。在这种局面下，林则徐的“战”，表明了中国不屈服的气概。1873年，马戛而尼来华，就提出6点要求，不是一般地谋取商业特权，要求给舟山附近一独立小岛以存贮货物、居留，禁止对英商任意征税。

第三节 战争的性质与失败原因

一、如何分析鸦片战争的性质？ 几种主要观点：

通商战争论：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原因是由于“贸易的扩张超出了旧的广州制度所限制的范围”。

鸦片战争论：丁韩良《觉醒的中国》：“是为了迫使中国人同意继续进行不道德的贸易而发动的。”（鸦片贸易）（美国传教士，1850年来到中国，同文馆教习，在中国50多年）

当时清政府的看法：道光皇帝1840年9月把林则徐和邓廷桢撤职，上谕中说是由于林禁烟无效办理不善，使英国军舰反而到中国沿海进行侵略。把战争的责任推给林，“禁烟引起”。

西方影响最大的是“通商”战争说。在这种观点中，认为英国的最初目的仅仅是为了扩大贸易，而这种目的在中国受到了极大地阻碍：这就是清政府实行对外贸易的限制政策（行商制度），认为这是中外冲突的症结所在。这种观点是站在英方立场上说的，是不公正的，事实是：清政府采取闭关政策，实行行商制度，对来华外国商人实行约束，但这一制度并没有真正限制住外国人，外国人大多通过走私贸易，来摆脱公行制度的束缚。从行商来看，对外商进口商品采取“承销”方式，但往往卖不出去，再加上官府的勒索，所以从18世纪70年代起，行商破产者开始增多。所以当时与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说：“从1829年起，除了东印度公司以外，没有一个外国商人是照着中国人的告示做生意的”，他们“早在1842年条约被迫开放口岸以前，就将中国对广州对外贸易的限制大部分破坏了”。

当然，这种突破还是不合法，对英国资产阶级来说，对任何扩大商品输出的事物，不管阻碍作用大小，都必须除之，“闭关”的约束是他们发动战争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是否“鸦片贸易冲突”引起：

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的最大问题是中英贸易的不对等，英国逆差，工业品难以打开在中国的市场，鸦片贸易是英国作为平衡中英贸易逆差，使贸易得以持续进行的一种手段而出现的，印度种植鸦片，流入中国，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从中取得专卖收入，印度成为英国工业品的市场。

中国的禁烟，引起鸦片走私商品的恐慌，他们积极鼓动英国政府对华宣战，鸦片战争有保护这些鸦片利益集团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意图，但不是全部。鸦片贸易冲突只是中英战争的导火线，因为它并不能解决一个核心问题：英国工业品在中国滞销的难题。

当时的英国，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扩张、争夺殖民地，取得特权，在特权的保护下，扩大市场，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中期发展阶段的显著特点。18世纪60、70年代—19世纪30、40年代的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获得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棉纺织业，通过1832年国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在国会中占主导地位，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运用国家力量为其利益服务。在同一时期，（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了一系列对外扩张战争，占领新加坡、缅甸，阿富汗，还在印尼、印度、伊朗与荷、法、俄进行争夺。鸦片战前，英国曾三次遣使团来到中国，提出领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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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1792年，以补贺乾隆八十寿辰为名，派马戛尼使团来华，提出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通商口岸。在北京设商馆，把舟山群岛一海岛划给英国等，遭乾隆驳斥。马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1816年，派阿美士德使团，要求驻使北京，开放北方通商口岸，但由于觐见的礼仪问题，与清廷争执不下，阿美士德等人坚持不行跪拜之礼，被清廷逐回。

1832年，英东印度公司又派了一只船——阿美士德号，船主林塞，化名胡夏米，由武装保护，70多人，从澳门北航，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刘公岛、朝鲜、琉球，前后一年零七个月。他们以贸易和传教作幌子，调查了沿海驻军情况，绘制了航海图，探测了长江和黄埔江的水道。实际是为战争作了准备。鸦片战争的实质，鸦片冲突是现象，是英国资产阶级实行殖民侵略和扩张的结果，是以“暴力为基础对殖民地进行原始掠夺的战争”。

二、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

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落伍并不就一定失败，落伍加上政府腐败，才一定失败）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多种因素：战争的正义性，人心的向背，军事的实力，国力和地理条件等，指挥战争的人不能够超越这些客观条件的许可的限度去乞求战争的胜利，但是，人们可以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胜利。

中国有取胜的条件：战争对英国来说，是侵略战争，当时的中国是处于被侵略、自卫的地位，清政府从决定严厉禁烟到须导组织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战争在中国本土进行，占了地利，易持久，英军是远途作战，易疲劳，因此是希望速战速决。中国本土军队有八十万，英军七千，战争结束时，兵力增加至二万。

不利因素是武器，当时清军使用的是鸟枪，是明代引进的“佛郎机”等火炮样式制作的（射程 100米），当时英军已使用前装滑膛击发枪，射程 300米，武器落后了200多年。

船：英军均为木制，风帆动力船，但英军战船为远舰需要已用钢片等金属材料包裹，防蛀、防朽、防火，船上装炮10至120门不等，同时也开始有少量蒸汽动力的铁壳轮船，当时清朝有福建、广东水师，目的是对付海盗（海岸警卫队），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因此船小，正在服役的船150艘左右，但船小，炮少，不超过10门。

武器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领导这场反侵略战争的是清政府，它无法真正担负起领导与组织反侵略战争的任务。

首先，表现在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昧于知己知彼，表现之一：对英国早就准备对中国采取武装侵略的阴谋毫无警惕。

清政府所以决定厉行禁烟，主要是从两方面考虑：（1）由于鸦片走私、白银外流，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黄爵滋说：“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2）由于烟毒泛滥，使包括清政府的士兵都有吸鸦片的，丧失了战斗力。军队是统治者的支柱，如今军队都被鸦片腐蚀了，就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了。林则徐说：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为此，清政府决定禁烟。清政府采取厉行禁烟的措施是正确的，但清政府当然不可能知道，鸦片政策，是英联邦驻印度殖民政府制定的，也是英国政府所制定的，战争前夕，中国每年有一千一百万元的白银流入英国，英印政府的财政总收入至少有十分之一来自对华鸦片贸易。当清政府禁烟之时，英国是不惜为此进行战争的。其次，实际上是早有迹象，英国多次派船只在中国沿海测量航道，绘制地图，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最突出的，就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胡夏米”事件，这艘船的侦察对英国发动战争起了极重要的作用。第一，胡向英国政府提供了中国沿海重要情况，上海、厦门、福州、宁波，为《南京条约》英国提出五口开放提供资料；第二，胡主张对中国使用武力，以打开中英贸易的僵局。1835年给英国首相巴麦尊的一封私人函件中说：中国内部非常腐朽，软弱可欺，“依我看，只用三个多月就可以武力解决中国”；第三，胡还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提出英国本土和印度舰队联合行动，提出利用季风，二月时集结舰队，四月中旬开始行动，路线上主张先打天津，因天津离北京近，可以早日逼迫清政府结束战争。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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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后来基本就采取了胡的建议。所以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是早有准备并决心打到清政府投降为止，不过是在寻找时机与借口罢了。禁烟问题就成为他们挑动战争的导火线。

表现之二：由于不了解世界，不了解英方，致使许多将领根本不懂得近代战争，他们既盲目虚骄，一旦遇敌又畏敌如虎，在具体战略战术上，缺乏通盘策划。而造成统治阶级和大多数士大夫昧于世界大势的原因，就在于闭关自守政策，以及由此造成的盲目自大的心理，他们完全不认识近代英国已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蛮夷”，由这种认识导致了历史错误，只能承受现实冷酷的报复。领导战争的统治集团在这种心理与认识支配下指导战争，如何能胜利呢？

“知己知彼”，是战争取胜的重要条件，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清政府是在不了解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的。

表现之三，清政府不是一个团结抗战的政府。在敌人侵略面前，清政府内部分成抵抗和投降两派、抵抗派多是清政府内声望较高的大臣，而投降派派多是清政府的权贵，政治势力雄厚，道光皇帝则动摇于抵抗与投降派之间，使战争呈三起三落状态。

抵抗派的代表是林则徐，闽浙总督邓廷桢，壮烈殉国的爱国将领、死难虎门的关天培，定海的总兵葛云飞，吴淞的陈化成（江南提督）。面对侵略者，他们一是积极组织抵抗外来侵略，林到广州后，料到禁烟可能会引起外国的武装侵略，因此他在禁鸦片的同时，就着手整顿水陆官兵，他积极设防，从外国购买西洋大炮，购买外国船只，准备组成一支海军；二是能够依靠群众，他相信“民心可用”，招募渔民、蛋户、丁壮几千人，编为水勇，他们有一种清醒的对比。

投降派：以穆彰阿为首（首席军机大臣），再有一些亲贵权臣：直隶总督琦善、奕山、伊里布、耆英等，他们是抗英斗争中的媚外投降派。琦善从1840年9月在天津口外和英国接触以后，就形成了一套投降理论，他为敌人的船坚炮利所吓倒，反对抗战：“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边衅一开，兵结莫释”，认为作战会“费饷劳师”。在大角和沙角战役中，说“我不撤兵，必为彼所败，不如姑退，收兵入城，以为讲和地步。”其次，他们不仅不相信群众力量，而且与人民为敌。琦善到广州以后，“一切反前任之所为，谓可得外洋之欢心”，军事上撤防，裁减水师兵船三分之二，还把人民看成汉奸。

抵抗派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他们占主导地位的时间从1840年4月战争开始，到1840年8月，也就是英军占领定海到天津后。1840年8月，琦善跟义律在大沽口会谈以后，投降派开始抬头。1840年10月林则徐、邓廷桢被撤职，林离开广州以后，投降派占了上风，以后，虽然也有过命令坚决抵抗，统治阶级中也还有抗战的爱国官员，不少爱国将领也还继续组织抵抗，但始终不能阻止投降的逆流。

总之，掌握战争领导权的人昧于世界大势，不仅盲目虚骄，而且畏敌如虎，和战不定，被动挨打，压制抵抗派，使中国最有利最积极的因素无从发挥。具体战役上，清朝军队武备废驰，昧于近代战术。加上一些将帅临阵仓惶，造成许多场合望风即溃的可耻现象。

第四节 第一次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联系与区别

A、第二次鸦的目的是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权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

B、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动者是英、法两国，美、俄则以调停人身份从旁助战，获取权益。

C、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扩大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特权：扩大通商口岸，免纳内地税，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由英人“帮办税务”，各国公使驻京。

D、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有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道光还曾“宣战”。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高领导者咸丰的指导思想是：“因势利导，相机措词，暂为羁縻”，英方一动用武力，马上妥协，惶惶不安的，不是主权丧失，国家危亡，而是公使入京，有损自己的尊严，想为此而“罢约”，甚至以“全免课税”为条件修改，统治集团中也没有出现抵抗派。僧格林沁虽进行抵抗，但是从盲目自尊心理出发的排外行动，因而八里桥一仗，他首先逃跑。其他与英法办理交涉的桂良（大学士）、花沙纳（吏部尚书）、户部侍郎文祥等，都有一套投降理论，认为英法“船炮迅利”，国家内匪未净，（心腹之害），只能投降。E、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第二次鸦片战争则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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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是一强大冲击，但中国社会对这一冲击表现了顽强的抗拒能力，经过大的冲击之后，似乎又很快恢复了平衡，英国工业品的输入并没有什么变化，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就一定要破坏中国的自然经济，这不是一次战争就完全能力到的。一鸦并没有从根本上能动统治者，不寻找原因，采取驼马政策，战后十年清政府没有采取什么新的措施，国内没有采取什么很大变化，白白过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商品输入增加，地区扩大到中国北方，1877年后，入超成为一种趋势，开始了早期资本输出，自然经济解体加快，洋纱代替土纱，使传统棉纺手工业遭到打击。统治集团发生分化，洋务派出现，中国开始了早期工业化。

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它使中国从天国中心的主宰位置，变成了另一个体系（资本主义体系）中被主宰、被控制的国家，中国将面临着整个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强度催化剂，迫使中国在民族危机和内部政治危机的情况下走上了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制度与如何理解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问题

一、不平等条约制度

近代共签定了多少不平等条约？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列入条约1182件。《中国对外条约辞典（1689——1949）》（1994年吉林教育出版社），补充了王书所遗漏的，新增了174个，总数1356件，但未说明有多少是不平等的。

不平等条约的标准：条约内容侵犯了、损害了我国主权和国家民族的具体权益。

有学者估计：历届政府于22个国家签定了745个不平等条约，其中清政府从1841年5月——1912年2月共70年，签定411个；北洋政府1912年3月——1927年5月，签定243个；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9月——1949年6月，签定91个。

“不平等条约制度”是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提出来的，也就是把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之所以称“制度”，包括二层含义：①这些条约所提供的法规和各项权利，使列强在华特权得到了保护；②它打破了“天朝体制”，通过它，列强在中国建立了皇权之外的“准统治权”。

不平等条约制度形成于19世纪40——6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开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真正形成。第一次鸦片战争签定了一批不平等条约，确定了后来整个条约制度的基本内容：割地、赔款、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租地造屋、五口通商地传教等，这些内容为后来的种种延伸准备了前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定，列强的特权得到扩大，并增加的新的特权：外人管理中国海关权、内河航运权、鸦片贸易权、苦力贸易权、内地传教等。不平等条约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内地、北方，实现了马戛尔尼来华时提出的要求，意味着列强消除了对华进行殖民侵略的障碍，中国则被全面地置于条约制度的约束范围之内。

马士所著（曾长期在中国海关做事）《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一书中说：“直至1939年为止，使西方国家听从条件方可允许双方关系存在的是中国；自从1860年以后，把和中国共同来往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却是西方国家”，“条约中的各种原则，半个多世纪成为支配中国对外关系的常规。” 不平等条约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标志。

二、如何理解西方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

历来存在尖锐的观点上的对立，有的西方文人歌颂它，说它是“到东方传播文明，开化野蛮人，为东方人民造福”。我国学术界出于政治上对侵略者的痛恨，在很长时期中，对它是以简单的否定代替科学分析。近年来有了变化，较多人认为它有“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的一面，具有“双重历史使命”（参考郑家馨：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如何理解？

(1)．我们所讲的历史范畴，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发展，使其具有扩张性，这时殖民者的东来，是为了推销商品、掠夺原料和财富、扩大市场，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完全总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西方殖民者往往采取卑劣的手段，或用暴力，或者强迫被侵略国统治者签订不平等条约„„给被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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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2)．马克思在深刻揭露殖民罪恶的同时，还指出了伴随着这一进步的是西方殖民统治客观上对东方社会的改造作用，并对这种改造作用作了科学的界定：“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3)．殖民主义统治为什么会对被统治国社会起改造作用？因为伴随其而来的是资本主义文明，这种文明高于东方国家的封建主义，因此会对它产生影响。在人类历史上，落后文明常常要接受先进文明的影响，“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如果征服者文明高于被征服者，结果就相反。这是一条规律。

(4)．如何理解破坏性使命？被侵略国家往往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根基比较牢固，生产力发展受到束缚。西方殖民者把这些亚洲国家变成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在摧残亚洲国家现有的文明、财富的同时，会瓦解这些国家的自然经济的根基，迫使这种桎梏经济发展的旧结构解体。“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这就是破坏性使命的含义。

(5)．如何理解建设性使命？殖民地宗主国家侵略落后国家之后，为了开拓市场、掠夺原料产地、降低成本，获取更多利润，往往会在被侵略国家投资办工业和交通、电讯事业，这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等等带到了被侵略国家，使这些国家产生了工厂、铁路„„马克思称此作用为“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基础。”

(6)．无论是“破坏性使命”还是“建设性使命”，都不是西方殖民者的主观愿望，而是它的部分行为和政策措施的客观效果，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西方殖民者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7)．从后果和影响来看，①西方殖民者对落后国家的侵略，促使那里封建经济结构解体，刺激了那里资本主义的产生，从而使打破了这些国家封闭落后的社会结构，为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条件。②西方列强的侵略，又使落后国家的经济呈现依附性的畸形、片面的发展，单一产品制，出口加工，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还扶殖和保护落后国家的自然经济，使落后国家的经济呈现先进工业与落后农业共存的二元结构状况，使被侵略国家民族工业难以独立地发展壮大，这又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困难重重的根本原因之一。就近代中国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经济解体，刺激了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同时，又通过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内市场，掠夺了中国大量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掠取了巨额货币资本。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在一头为其自身积聚了资本，在另一头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贫困。其结果，是小农经济虽然分化但终因贫困化而未能彻底瓦解旧的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虽然产生但又终因市场、原料、资本的种种困难而难以迅速发展。

全面理解马克思的话。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来讲，提供的只是“物质前提”，只是“刺激作用”。这就涉及到更深一步的问题。中国现代化是否仅仅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到底是怎样出现的？

外部影响仅仅是提供前提，提供条件，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如何发展，归根到底还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这就是近代中国人民的社会革新以及为寻求民族独立与富强而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与奋斗，这才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真正推进力量。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印度人民要根本改变自己的地位，必须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三讲 太平天国运动（上）

一、研究概况

在清未就开始了，最早的是张德坚：《贼情汇纂》，把太平天国作为敌情来研究。

韩山文（瑞典传教士），1847年来华，在广东东部和南部的客家人中传教，1852年在香港结识洪仁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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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回家乡教书，起义时未能赶上太平军，1852年到香港），根据洪仁玕的口述写成《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起源》（译成中文《太平天国起义记》，1854年在香港出版），后洪仁玕从香港到上海，再到天京，其路费就是韩提供的。

呤唎（英国水手），1860年进入太平天国，在李秀成手下做事，写过一部书，译成中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清革命时，也从自己的斗争需要出发，探讨太平天国，较早的是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专门为其作序，称洪秀全“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突出其反清思想。20世纪30年代，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包括印书、文告、文书、时人记载）大量发现并出版，其渠道一是来自国外，由一些学者、留学生抄回，另一是档案文献，故宫博物院出版了《太平天国文书》，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影响比较大的有：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史丛考》；简又文《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此外，范文澜于1945年撰写《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用阶级斗争观点探讨太平天国，即将其视为农民反封建斗争的第一部著作。

建国后，太平天国研究深入发展，1951年，太平天国100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1956年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后广东花县成立洪秀全故居纪念馆，广西桂平建立了金田纪念馆。还后出版了一大批资料（一千多万字），研究成果（专著，通俗读物）一百多种，研究文章几千篇。

其中主要的有：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1979年），吸取各方研究成果，详细而清晰地论述了太平天国的全过程。

茅家琦：《太平天国兴亡史》（上海人民1981年），运用资料比较准确，考订了一些史实，在注意研究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又提出自己的见解。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中下三册（199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多万字，是目前国内最完备的一部太平天国史学术著作。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四卷本（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代表了太平天国研究的最高学术成果。有人估计：有关讨论太平天国的问题有50多个，其中比较主要的有：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和政权性质、太平天国的各项制度和政策、军事斗争、《天朝田亩制度》和平均主义评价、天京事变、《资政新篇》、洪秀全及太平天国主要人物、失败原因和意义等。

太平天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预设了它是一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的性质，于是出现了评价过高，歌颂过烈的颂向，形成了一套特定的话语：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是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主力是贫苦农民，提出了革命纲领，不仅打击了封建势力，而且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上述评价只强调了其打击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的一面，是长期以来在阶级斗争史观指导下所形成的“农民造反天然合理“观念的反映（沈渭滨：《太平天国研究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所以，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是我们学习中应该努力思考的问题。

二、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五个阶段

（1）

1851年1月金田起义至1851年8月。

战略上是内线作战，作战地区是紫荆山区，直到8月，官村一仗打败向荣，才摆脱被动局面。为什么金田起义后，起义军没有很快冲出去？主观上，是起义军对采取什么战略，还没有成熟的考虑。客观上，力量对比悬殊，太平军一时还打不开局面。太平天国起义后，对战略决策没有成熟的考虑。失利时，洪秀全冯云山曾一度产生“到广东花县去安身”的想法，但多数成员是广西人，洪的想法当然无法实现。所以这个阶段是处于内线作战，被包围、被追击的态势。官村一仗，是突围中的反击，使太平军转危为安。

（2）

1851年9月—1853年3月。

从战略上看，是流动作战，胜利进攻，大踏步向前，从广西一直打到南京。

永安，是太平军夺取的第一个重要城镇（州城），促使太平军从此把兵锋从农村转到城镇。太平军在这里封王建制，整顿队伍，半年，1852年4月，突围，之后进入湖南，攻克道州、郴州。在道州时，太平军内部对战略问题进行过一次争论，洪秀全仍有入粤之意，但很多人要回广西，杨秀清则主张循江向东，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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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陵为本，经过讨论，洪接受了扬的主张，挥师北上。1952年12月岳州——1952年12月底武汉——1953年2月九江——1953年2月安庆——3月芜湖—— 3月19日 南京（改称天京）——3月底，镇江。这一时期太平军军事上取得很大成功，除了群众拥护，人心齐以外，主要在战略战术上表现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当清军包围时，能抓住适当时机突围、退却，而到另一个地方进攻，清军虽紧紧尾随，但始终吃不掉太平军，也阻当不了它的前进，太平军在流动中发展壮大。（3）

1853年3月—1956年6月。

战略上以保卫天京为中心分兵出击，开辟了三个战场：北伐战场：从1853年5月出发，采取流动作战的方法，经过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山东六省，直到天津附近，目标是北京。于1855年3月失利。西战场，西征，目的是确保天京，战场在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争夺武汉、九江、安庆、控制长江中上游，以达确保天京的目的。历时三年，取得了重大胜利。

东战场，1856年4月，大破江北大营；6月，大破江南大营，使太平天国进入军事上的全盛时期。（4）

1856年10月—1861年9月。

战略上的相持阶段。1856年9月，天京事变，太平天国整个军事形势发生变化。江南、江北大营重建。1858年5月九江失守，江西战场完全丢失。安徽也退到巢湖边上，1858年9月，召开枞阳会议，（陈玉成，李秀成联合，与捻军联合），战争有了一些转机，1858年9月，打破了江北大营，11月，取得三河之捷，歼湘军六千多人，此后三年，太平军在西战场采取防御姿态，在安庆设防，在东战场则采取进攻姿态。1860年5月打破江南大营，进兵江浙，兵临上海，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安徽省、苏州省、浙江省）。为什么内江以后，会出现一个相持阶段？

A 形势：全国各地起义，最重要的是北方的捻军（起于清初，最初是抗粮、吃大户、杀富济贫，没有政治纲领，数十人、数百人为一股，谓之一捻，捻是皖北方言，没有统一组织），1855年，张洛行称盟主，建国号“大汉”。并在1858年以后与太平军联合作战。此外，两广有朱洪英的“升平天国”（天地会的一支），陈开，李文茂的“大成国”（也称红巾军，在广东、广西活动），贵州有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云南杜文秀的回民起义，山东有宋景诗，浙江平阳温州一带有金钱会，上海小刀会，西北回民起义。此外还有石达开在广西、贵州、四川一带活动。起了牵制敌人的作用。

B 主观上的努力。提拔重用了一批后起之秀：陈玉成（英王）、李秀成（忠王）、洪仁玕（干王）、赖文光（遵王），形成一个新的领导核心。还为东王杨秀清恢复名誉，洪于1859年下诏规定天历 7月27日（公历 9月2日）为东王升天节，把自己的第五子洪天佑过继给杨，封为“幼东王”，起了维系人心的作用。（5）

1861年9月—1864年7月。

从战略防御阶段到失败。1860年，湘军包围安庆，为救安庆之围，太平军曾制定了又一个西征计划（二次西征），约定兵分二路，于1861年4月会师武汉，通过打武汉以救安庆。但陈、李二人对此认识不一。加上英国干涉，二次西征流产。1861年9月安庆失守，陈牺牲。从此西战场一蹶不振，南京以西全被湘军所占，湘军顺江而下，太平军只剩下天京与江浙根据地。这时，形势发生变化，1861年，北京政变，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外国侵略者公开出面干涉太平天国。1862年初，太平军逼进上海，英法联军1700多人与太平军作战。而太平军内部领导力量削弱，各地将领的地方势力滋长。（李世贤、浙江；李秀成：苏福省）内部在权力、财富问题上的矛盾尖锐，1856年后，一段时间内没有封王（只有洪仁达，洪仁福被封王），1859年，洪仁玕到天京，不到半个月就封为干王，引起不满，天王又封陈、李为英，忠王，随后又陆续封王。1863年90多个，1864年失败时，有2700多个王，原来每个王都有封号，原来只称“列王”，列王越来越多，就在“王”上加„（点）以示前后之别。各地将领“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交国库以固根本”，内部不利因素滋长，军事上也就一落千丈。1863年，北方僧格林沁统辖冀晋鲁豫四省军务、捻军的张洛行被捕，捻军走下坡路，6月，石达开在大渡河失败，整个形势不利。1863年12月，苏州失守，1864年3月杭州失守，1864年5月包围天京。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守。之后，李世贤一支在闽粤，赖文光一支在北方与捻军联合，坚持到1873年。

三、洪秀全与拜上帝教 1．洪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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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洪，广东花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十六——三十一岁，应科举四次，均落弟（同时在家乡做塾师），1836年在广州得到一本书《劝世良言》（中国传教士梁发所写），1843年在落第后极苦闷的情况下读了此书（内中鼓吹，只有神天上帝才是真神，上帝是“造化天地万物之主”，还说儒家所崇敬的文昌和魁星不能保佑士子“联捷高中”，所谓佛法无边的佛祖也不能普渡众生。因此只有敬拜上帝），其中说教正中洪秀全不怀，使他感觉茅塞顿开，因而决心拜上帝，并说服洪仁玕（族弟）与冯云山同拜上帝。他们的举动引起家乡人的不满，洪冯因而失去塾师的职业，1844年，他们开始出门传教，开始到广西贵县，后冯又进入桂平紫荆山区。洪则回到花县，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原道觉世训》等，宣传了教义。2．农民为什么要利用宗教作为反封建的斗争武器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发生联系，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唐太宗时（公元七世纪），有传教士来中国，出现了景教，公元九世纪排佛运动中受到株连。明代（1580年）万历年，意大利利玛窦来中国，传播了数学，历法等科学知识，但清朝初年闭关政策后，实行禁教（康熙）；直到鸦片战争战败，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允许传教士在五口通商地区建教堂，上帝第三次东来。洪秀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基督教的。

太平天国的农民为什么会会以宗教形式作为发动起义的武器？因为宗教有人民性的一面，能够激发人的狂热情绪，而这正是发动农民战争所需要的。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生活中支配人的一种虚幻力量。它所以能够支配人，是因为它具有“抗议”现实苦难的宗教革命性，又有属于“被压迫生灵”的人民性。在“对现实苦难的抗议”这一点上，宗教与农民起义有共性，所以农民起义很容易用宗教作为反抗旗帜。

再从农民阶级来看，利用宗教，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封建社会的农民长期处于分散、闭塞、落后的状态，在政治、经济、思想上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奴役，他们不可能科学的认识世界。小生产的生产方式，使他们信天命，迷信偶像。农民领袖由于阶级和时代的限制，无力提出科学的理论。而没有一种适合农民思想的理论形式，是很难把农民从沉睡中唤醒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宗教就成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武器。再从基督教看，其中有适合农民要求的成份——平等思想

恩格斯：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基督教教义中认为：上帝创造人类始祖亚当最初是正直的，并具有自由意志，但他滥用自己意志，和夏娃吃了伊甸园树上的禁果而得罪了上帝，从此有了原罪，并且遗罪于后代。它的引申，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只要信仰上帝，都是上帝的子女。

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仅是《劝世良言》，了解并不全面，但他利用了基督教这种形式与内容，加以改造，创造了拜上帝教义。3．拜上帝教的特点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的教义体现在他写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中，（当时写了50多篇，大部分都已散失），洪秀全把他所了解的基督教教义进行了一番改造，提出一个具有战斗色彩的、中国化的拜上帝教，主要特点：

①平等思想。拜上帝教以“皇上帝”来统摄人们的思想，“皇上帝天上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皇上帝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但洪秀全又强调，所有的人都有权敬拜上帝，“上帝当拜，人人所同，何得帝王私自专”，不是皇帝的特权。他强调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弟视之皆赤子”，所以应平等相助，“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②提出建立“地上天国”的社会理想。基督教宣扬“天堂”，寄托了人对虚幻的幸福生活的追求，而洪秀全则把“天堂”搬到地上，“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在这个地上天国之中，人与人养和为贵，各自相安共享太平，在经济生活上，“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在道德上则“正人正已”，以尧舜、禹、周文、孔丘为道德楷模，都应使自己道德完善。这种建立地上天国的说法在当时有着极大地号召力。③把宗教与政治目标结合起来，树立皇上帝的对立面“阎罗妖”

基督宣传顺从和忍耐，教人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洪秀全则强调“皇上帝”与阎罗妖的对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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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些是阎罗妖呢？他特别把矛头指向皇帝：“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帝僭越于其间哉？”„„这些僭帝称号的“天子”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应下地狱，以诛久。他还把官吏、民贼、地主老财称为“阎罗妖之妖徒鬼卒”，他号召天下凡间兄弟姐妹奋起“击之”。这就为反清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使拜上帝教很自然地成为反清的工具。

拜上帝教是中国化的宗教。为了使拜上帝教在一个没有信仰基督传统的国家传播，洪秀全著书立说，阐发教义，手法就是把中国的传统理想、伦理道德观念、风俗民情熔铸进去，使拜上帝教易为中国人接受。《原道德世训》：“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民一体，皆教拜上帝也”，说明上帝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现在只不过是恢复对上帝的信仰而已。他还证明：上帝是他的父亲，耶稣是他的哥哥，他是奉上帝之命来拯救世人的。说明他同上帝、耶稣是同一家族，他代表上帝传教，不仅是合法，而且是神圣的。呤唎：“太平政府是采取了一种族长封建制”，这种创造，与中国宗法社会相合，农民愿意参加。总之，拜上帝教的特征：中国化、现实化、政治化。4．宗教在天平天国前期和后期的历史作用

前期：成为团结教众的重要精神凝聚力。拜上帝教提出了新的思想观念：建立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国，使原来处于封闭生活的农民感到了希望。组织上：拜上帝教有十款天条：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抢劫，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它平时作为教众的生活原则，战时作军事纪律，加上宗教仪式，对加强纪律性，发挥太平军的战斗力起了一定作用。

提高了领袖的威信：为了使来自异国的宗教形式更容易为一般农民所接受，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还用托梦、转生的形式加以比附，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口为天口，言为天言”，杨秀清托称代天文传言，萧朝贵则托称代天兄传言。借助于上帝的宗教权威，建立和维护农民领袖的世俗权威。

但作用是有限的。宗教本身具有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消极作用，它仍然保留着精神鸦片的作用，所以当利用它作为反清武器（政治斗争）时，作用必定是有限的，洪秀全在利用它反清的同时，也把封建的皇权主义、伦理纲常的内容塞进了拜上帝教，使它为建立和巩固洪氏王朝，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服务。表现为：洪秀全自命真命天子，以维护太平天国内的等级关系；定都天京后，他把大量的时间放在宗教活动上，批注圣经，撰写宗教诗文，拆字造字，制造迷信隐语，为了神化幼子，他还泡制了幼主的教义他杜撰上帝和他的对话，实际是在圣经中寻找王权神授的根据；他把一切胜利记在上帝的份上，说从金田到定都天京，是“天父早已安排”的圣迹，是“托赖天父天兄之权能，夫岂人力所能为哉”，以神的意志排斥人的努力；当太平天国面临危局之时，洪秀全幻想以宗教上帝保全危局，把太平天国改成上帝天国，幻想上帝与天国同在。甚至当天京粮尽，饥饿蔓延之时，他竟以野草作甘露，将此作为上帝的启示和恩赐；——这就走向宗教迷信。

太平天国进行的是与清王朝对峙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洪秀全走向宗教迷信，从而使拜上帝教逐渐与军民思想、行动脱节，成为洪秀全神化自己的宗教。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太平天国的政权

1、太平天国政权形成的过程

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有一个发展过程，1851年金田起义后。3月，洪在武宣称天王，建立军师和五王主将制度，五军主将杨秀清——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肖朝贵，右弼又正军师，前军主将；冯云山：前导副军师，后军主将；韦昌辉：后护又副军师，右军主将，石达开：左军主将。9月攻克永安后，洪又晋封五军主将为五王，杨东、肖西、冯南、韦北、石翼。颁布《太平礼制》，明确宣布：“贵贱宜分上下，制定必判尊严”，规定了尊卑严明的等级制和礼仪制度，颁布了天历，天国政权初具规模。定都天京后，政权完善了，在各王之下，形成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级区别，朝内军中也出现各种典官，如典圣库，典铁匠，簿书，刑罚等等。

为什么天国称王不称帝？与教义有关，他们认为能称上帝的只有一人，就是皇上帝，其余任何人都不得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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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2．太平天国中央政权体制

政体形式是君主制，天王是最高主宰，是神天上帝的代表，采取“一姓一家”的嫡长世袭制，洪天贵为幼主。

军政合一，官制文武不分，各王既管军又管政，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居内办政务，出外统军民，地方行政受军事长官控制，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实际是当地的军事长官。天王是天下真主，最高领导，其余是东大于西，西大于南，南大于北，北大于翼。这种体制便于一线指挥，但也埋下不利因素。杨、肖假借天父、天兄下凡，成为实际生活中的“天父”、“天兄”，使洪、冯受牵制，加上洪、冯是广东人，群众基础不如家居紫荆山区的杨、肖，所以洪不得不把本来应属于自己的节制诸王之权和统帅军队大权交给杨、肖，也排到杨、肖之下。

形成若干小朝廷。天王临朝不临政。天王府不设六部，主要是负责礼仪、警卫和服侍生活起居的人员，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部）设于东北翼各王府：。由于杨握有军政大权，所以东王府的办事机构最为庞大，东殿六部每部有十二尚书。在天国前期，东王府成了总理军政国务的领导机关。军机政务，均由杨裁处后转天王，或者由杨、韦、石三人共同商议，大事登朝面奏天王、小事则具本章入奏，实际决策人还是杨秀清，群臣上奏天王，也由杨盖印后转奏。这使杨权力过于集中，引起其他各王不满，埋下分裂的种子。

3．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

分省、郡、县三级，由中央任命丞相、检点，指挥担任。郡设总制，县设监军。郡县官称“守土官”。他们有的是中央任命，有的是当地统军将领委派，呈报中央批准。县之下按太平军组织体系把农户编制起来，建立地方基层政权，设立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等官，均由本乡人充任，称“乡官”。担任乡官的，有劳动人民，无业游民，也有地主士绅。

4．太平军。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编制以军为单位，最下一级为伍，设伍长一人，领兵四人，五伍为两，设两司马一人，四两为卒，卒长一人，五卒为旅，设旅帅一人，五旅为师，设师帅一人，五师为军，军帅一人，每军官兵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军帅之上设监军，总制，军队指挥权集中于军师（杨秀清）。

5、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几种不同观点

争论最多，因为太平天国革命一开始矛头是对着封建统治阶级的，但他们建立的政权，一方面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一面又建立了封建特权的等级制度，打击封建主义与自身封建化相伴而存，从而使这个政权的性质不能使人一目了然。

A．封建政权。孙祚民《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太平天国史学讨论会论文选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认为从天京政权构成的形式、从职官制度、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看，“基本上是沿袭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在土地制度方面，太平天国管辖区内，“始终是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支持地主收租的”，从掌权者看，洪、杨等进入南京后，已完全按帝王的规格生活，对待臣民的。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在北上反抗清王朝统治革命斗争进军的同时，沿着历史规律所规定的方向，走完了转化的道路，天京政权已是新的封建王朝了。

B．农民政权。张革非、陈贵宗《也谈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北方论丛》1980年第1期），理由：天京政权在经济方面力图按照“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政策，“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和劳力平均分配给农民”。在政治方面，“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农民领袖手中”，他们制定的法律是“保护人民利益”的，对外政策则是“反对外国侵略，保卫民族独立，严禁鸦片”。

C．从农民政权逐步转化为封建政权。林庆元《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及其封建化的趋势》（《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重要的是它究竟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为了达到什么基本目的，保护什么样的所有制。”根据这个标准，认为太平天国政权一开始掌握在贫苦农民手中。但是，农民政权建立后，由于农民领袖的皇权思想，滋长了封建特权思想，当农民领袖的封建特权观念恶性发展之后，这个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化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到后期，这种封建化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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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显。也有的指出，“照旧交粮纳税”是“这个农民战争的烈火中诞生的新政权开始向封建政权演变的象征和标志”。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演变，到太平天国后期，“基本上已完成了这个历史转化”。

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摆出来了，但谁也说服不了谁，目前有关的论文少了，讨论所运用的材料差不多，观点则大不同，分歧的原因并不在资料，而在如何分析。我们不同意封建政权说与农民政权说，应该将其看成是带封建性的农民政权。有三个理论问题：

①政权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封建政权论认为，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农民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那么，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只能是封建政权？

我们认为政权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政权不等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等、决定关系。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可以是多种成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原理在实践中是需要修正的。因为任何基础都不会自发地产生国家政权，政权总是由一定的阶级、集团，就是由人来创造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之中，当被压迫的人起来反抗统治者时，当统治者依靠政权及军队对他们进行镇压之时，他们也就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进行反抗，于是就会有短时间的被压迫者政权出现（巴黎公社）。②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天国政权形式，是君主制、等级制，是否可以据此判断它为封建政权？政权有政体与国体之别。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即统治阶级用什么形式进行统治的问题，同样性质的政权（国体）可以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反之，一种政体，也可体现不同的国体。所以判断政权性质，主要应依据国体即那个阶级掌权，为哪个阶级服务。从这方面看，不可否认，太平太国政权政体是君主制，但从国体来，天京政权是农民阶级建立的，这个政权主要地是作为封建政权的对立物而存在，是农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工具。《制度》尽管是空想，但必竟反映了农民要求与愿望，在军事斗争中，天国实行了打先锋，没收地主财产的政策，也是反映维护农民利益的。

③封建社会中建立的农民政权必定是短暂的。因为农民阶级本身具有两重性，作为劳动者，被剥削者，有反抗剥削、压迫的一面，但农民又是小生产者，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制约了他们，使他们提不出科学的口号与纲领，封建社会的农民不能不受到皇权思想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家国同构，从国家到家庭、家族，都是家长制统治，农民无法超越客观条件的制约，所以他们的政权不能不沿用封建的政治形式——君主制。君主制的特征是权力集中，不受制约、世袭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这种制度和整个社会的思想影响下，必然会导致领导者的思想蜕变。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政权或者被镇压，或者不可避免地向封建政权转化，“封建化”

第三讲 太平天国运动（下）

五、《天朝田亩制度》及其平均主义的评价

曾一度给予极高地评价，说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就是给资本主义萌芽开辟道路，具有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太平天国农民在《制度》中所追求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平均主义？ 首先，平等、平均思想的历史来源。

中国历史中，有二个层面的平均思想：一是留在思想史中的，二是反映在农民起义中的。

建立一个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古已有之，《礼记·礼运篇》就描述了这样一种大同理想：人人劳动、平均分配，选贤与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种思想从何而来？任何思想意识学说的根源都深藏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这种政治理想，实是原始社会理想的一种反映，表达了现实中的人们对一种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现实黑暗的一种反抗。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同理想，成为二千年来许多思想家借用的思想资料（孙中山、康有为），思想家们所宣扬的大同理想，常常是无法实现的空想。这种空想，只有在它们作为反抗现实社会的武器时，有进步作用，一旦实践，必然带来混乱。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多次提出平均主义的口号，北宋初年王小波起义“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南宋时，钟相发动起义时宣布：“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起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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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提出了“均田免粮”。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主要不是来自思想史，而是来自农民的小生产地位。小农的经济基础是产生平均主义的土壤，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小生产者遭受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低下，他们憎恨这种贫富悬殊的现象，具有强烈的改良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愿望，但他们只能按照小生产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所以平均主义是农民反抗的武器。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当农民用平均主义作为反对封建剥削的旗帜和武器时，它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其次，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是农民起义平均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怎样的平均主义？

①提出了分配土地的方案，指导思想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分配土地的标准则是“田分九等”，根据产量，上上田一千二百斤，下下田四百斤，然后按等级平均分给天下臣民百姓，原则是“好坏搭配”。

②提出产品和生活物资的分配方法，分配原则：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收成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人人无私财，物物归上主”，凡麦、豆、藏麻、布帛、鸡犬等各物及银钱亦然。

③制定了以平均为基础的社会基层组织制度：以二十五家为一两，既是行政单位，又是经济单位，设国库一，礼拜堂一，设两司马负责管理本两的行政、生产、分配、宗教、教育、治安、诉讼等。

④整个农村社会，则按军事组织体系建立，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为一军，下为师、旅、卒、两司马。每家设一人为伍卒，平时立足农业生产，战时从事军事活动，“军”实际成为兵农合一的行政单位。⑤文化教育，25家子弟到礼拜堂，由两司马教读遗诏圣书、真命诏旨。礼拜日，两中男女到礼拜堂听讲圣书。由师帅、旅帅、卒长更番至所统属两司马礼拜堂讲圣书教化民。

《制度》反映的平均主义是一种绝对平均的思想。《制度》建立国库制度，规定物物归上主，人人无私财，不仅生产资料私有权废除，生活资料的私有权也废除了，凡婚丧嫁聚等事皆从国库分配，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家里养的鸡鸭猪，都是统一的，每家五只母鸡，两头母猪„„任何人手中都不可能保留任何剩余产品。在人类历史上，只有极端贫困的原始社会，生活资料才是平均分配的，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落后的社会制度，所以制度勾画的这副兰图，并不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是历史的倒退。制度所设计的社会，还是一个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没有社会分工，没有商业交换，每个“两”只是一个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理想国，其结果只能造成生产的落后，社会产品的极端贫乏，绝不会是“人人饱暖”，只能是普遍的贫困。

《制度》是从农民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出发制定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分析过农民的另一面：由于小农生产的分散性，使农民不能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不能形成一种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封建社会的农民虽有共同的理想，但不能形成科学的思想体系，所以他们不能不受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封建思想的影响。这使《制度》和太平天国的实践表现为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方面要在经济生活中实现平均主义，宣扬有福同享，天下太平，但又确定了在政治制度、在实际生活中以天王为代表的等级制 和 君主制、世袭制，制度和太平天国实践的矛盾性决定它根本无法实行。

在评价《制度》时，还涉及评价标准问题，如果仅仅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标准，就会认为《制度》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但如果从是否附合历史发展趋势，即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我们认为，制度及其平均主义理想是根本违背历史发展的，甚至是反动的。关于制度的实践问题：

部分内容短期内实行过，如在天京废除私有财产、建立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统一供给；废除商业、建立统一的手工业官营体制（如诸匠营、百工衙），但很快导致经济萧条，怨声不断，1855年初就废除了这一平均主义生活方式。

《制度》的核心内容，即分配土地方案没有实行，天国保存了既有的土地制度，并没有将地主田充公为“天王之田”。1854年，为了战争和民食需要，杨秀清提出“照旧交粮纳税”，维持清政府的田赋制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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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主完粮”（业主（地主）是田赋的交纳者），而“佃户交租”，原有的租佃关系并没有改变。

六、《资政新篇》的内容和评价

1859年洪仁玕总理朝政后，向洪秀全提出一个使太平天国强盛起来的计划《资政新篇》，他说自己写《资》的原则是“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也就是要审时度势，制定政纲（资政，为政的凭借、根据、参考）。

内容，有四部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也就是用人，革除腐朽风俗，建立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采取新的刑法。中心是法法类。法法类，即以法法之，即以良好的社会经济政策来规范国家、社会。前一法是名词，后一法是动词（效法）。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①政治方面，一方面提出要加强中央集权，“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另一方面，又主张把西方某些民主精神灌注于太平天国 君主制度之中。所以又提倡创办报纸，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和意见箱，使“民心会议”，“由众下而达于上位”，“上下情通”。特别指出“禁明党之弊”。注意立法，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宜立法以为准。当然，他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他做的，只是欲把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手段来补 充 君主制而已。②提出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方案。主要表现在：

主张保护私有财产，鼓励私人投资。《新篇》中多次出现“富者”、“富民”、“有财者”、“商贾士民”、“百万家财者”等字样。对于他们，不是限制，而是鼓励他们投资兴办实业，认为地下矿藏应允许私人投资开采，邮政、金融都应准许富民兴办。国家则通过税收对工商业进行管理。为保证发展工商业所必须的劳动力，《新篇》反对奴隶劳动，还主张雇佣制度。“准富者请人雇工，不得买奴。”

主张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本国生产力。洪主张迅速发展近代工矿业生产，“兴宝藏”，“兴器皿技艺”，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制造火车和轮船。他认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和技术交流。“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提出与外同进行自由竞争，“如开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贵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

鼓励发明创造，实行专制制度，“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当罚之”。如能造火车和轮船，准其“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

③要求学习资本主义文化，改革本国的文化、社会风俗及司法制度。发展文化方面，奖励人民开办“学馆”、“新闻馆”；社会福利方面，主张组织士民公会和慈善团体，设立医院、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和育婴室等；在社会风气方面，主张禁溺子女、禁鸦片、禁庙宇寺观；在司法方面，主张建立不殊连家人的严明刑律，“罪人不孥”，允许改过自新，“法外辅之以法而入之以德，刑外化之以德而省于刑”，“善待轻犯”。

《资政新篇》的评价：

《资政新篇》是一个包括政、经、文化等各方面内容的具有鲜明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方案，是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纲领，是洪仁玕为了挽救天国危亡，推行新政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二个文件的比较：在反对清王朝统治，巩固政权方面是相通的。

《制度》的重点，是建立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王国，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无法行得通的。《资》的重点则在于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

《制度》要建立的社会，实质上还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封闭社会，而《资政新篇》则冲破了小生产的狭隘眼界，主张保护私有财产，建立以资工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用资本主义代替平均主义。这实际上是当时挽救国家民族免于衰亡的唯一正确道路。

在政治上，《制度》确立和巩固的实质上是君主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资政新篇》虽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但他也注意到并强调学习西方“国法宏深”，用某些民主制度改造天 国的 君主制。

所以，《资政新篇》比《制度》“新”，它体现了时代精神，反映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来临的征候。二个文件反差之大，同时出现在太平天国中，这件事反映了农民理想与追求的二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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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一方面，基于小生产的地位，向往一种平均的封闭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他们也有对新生活的迫求与向往。这是保守与进步的二重表现。

启示：在现代化中，农民理想的二重性在合适条件气候下时刻都会有所表现，对农民必须重视并加以引导。

《资政新篇》无法实现：A、洪仁玕前期没有战功，不负众望。B、没有触及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难以得到农民拥护。C、战争时期没有精力考虑这些问题。

七、如何评价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

太平天国文化斗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反孔色彩。洪秀全拜上帝后的第一个举动是砸了孔子的碑位。在太平军进军途中，也是广泛开展了捣毁庙宇、偶象的活动。他们还把一些儒家经典斥为“妖书”，“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但是另一方面，在太平天国的布道书里，仍然保留着相当的儒家传统观念，如《幼学诗》，时人评论说：“《幼学诗》一本，后俱教人孝第语，惟前一二页系天主教语。”在《太平礼制》等书中，长幼尊卑问题尤为突出。1861年，太平天国又公开声明：“天父前降有圣旨云：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这种对立的现象如何解释？ 我们知道，孔学成为中国一大显学，但实际上，历史上的孔学，都是后人解释和利用孔子的产物。地主和农民作为对立的两极对孔子利用的方法和内容都有所不同。统治阶级掌握着与论工具，因而是形式化、理性化地塑造孔子，强调孔学的伦理纲常，君臣父子等级思想，在此基础上阐发孔子的仁、义、忠、恕。通过校释经典，使之成为经学，兴办科举，修建孔庙、祭孔仪式等，把孔子打扮成一个威风凛凛的偶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反对的，就是这种被统治阶级打扮成偶象的孔子。太平天国是在鸦片战后，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背景下发生的。洪秀全接受了基督教，并加以中国化的阐述，成为中国的基督教——拜上帝教，也给农民带来了新的信仰，农民本身就存在着对官府的不满。加上教义中不事偶象的说教，引导农民打碎孔子牌位，砸孔庙。这些举动打击了孔学的权威，在上层士大夫和下层庶民中造成巨大的震荡，产生极深远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

但是，农民的这一反孔斗争仅是形式上的，农民反对的是被统治阶级打扮成的那个偶象。实际上，除了这个偶象之外，还有一个农民所理解的孔子。农民接受的孔学，主要地不是通过诗书经义的正规教育，而是《三字经》、《女儿经》等初级读物，通过随处可见的忠孝贞节牌坊、家法族规等。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产生和形成的具有儒学倾向的心理特征。儒学授之于百姓的是道德准则，人格、良心等等，正因为如此，封建社会的农民总是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他们可以在形式上反对偶象化的孔子，却反不掉心中的孔子。这就是他们既反对儒学，又不自觉地把儒学的一套保留下来的真正原因。太平天国农民的反孔，对封建文化有一定的冲击作用，但不可估计过高，洪秀全砸烂的，仅仅是孔子的牌位而己，它和五四时期新文化战士自觉的反孔斗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农民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也是太平天国政权不可避免封建化的根本原因。当天国领导人依照封建 王朝 君主制等级制度建立政权的时候，儒学也就很轻易的借尸还魂，这种君主制等级制是以三纲五常为支柱的，因而更加剧了天国“兄弟”之间的猜忌和隔阂，使他们逐步蜕化变质。这一切，又与惯常的农民战争的附生物：分散主义，争夺权力，内江火并等纠缠在一起，导致天国的天亡。

八、天京事变

简单经过：1856年8月中杨秀清逼洪秀全给他加封“万岁”，洪表面上同意，答应等到9月下旬杨寿辰时正式加封。另一方面，洪又下密诏，召在江西的韦昌辉立即返回天京救驾。9月1日，韦率三千多人回到天京，当夜就与秦日纲包围了东王府。9月2日凌晨，对杨及亲属、东王府的官员、部将、士兵进行屠杀。第二天又在天京城内进行了大搜捕，死于韦之手者前后达二万余人。9月中旬，石回到天京，劝韦仃止滥杀，但遭拒绝，韦又想杀石，石当夜逃出，韦杀了石全家。石逃出天京后，在安徽集结十万多人的队伍，上奏洪秀全，要回师“靖难”，韦也引起天京城内外官兵的不满，11月初，洪杀死了韦昌辉。石达开回京辅政。但洪又对石产生猜忌，让其兄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同石共掌大权，牵制石，并要加害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带队伍十余万离开天京。围绕内讧如何引起、由谁负责的问题有几种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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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①由于杨秀清飞扬跋扈，野心太大，逼封万岁，意在纂位。他是咎由自取。

②韦昌辉要负主要责任。韦出身地主，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阶级异已分子，“阴柔奸险”，心怀叵测，他伪托洪的密旨进入天京，擅杀东王，血洗天京，内讧由他一手造成，实属反革命叛乱。

③洪秀全身为天王，进入天京以后，深居王府，不理政事，沉迷宗教，致使大权旁落，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又密诏韦昌辉，对事变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④石达开虽身处危境，对平定韦的屠杀起了重要作用，又遭猜疑，但他不顾大局，分裂出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也应受到谴责。

以上从不同的角度，指出四人应负的责任，也有各自的理由。造成意见对立的原因：事件本身的起因、过程比较复杂，二是史料史实的引用问题。

一是逼封万岁。它是天京事变的导火线，是事件的起因，但缺乏直接材料。一种意见认为：是杨伪称天文下凡，逼洪秀全封其万岁，图谋纂夺洪秀全的领导权，（罗尔纲），根据是《李秀成自述》：杨要洪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这是事变的起因。但也有意见认为，从现有材料看，“逼封万岁”事实的根据不足，《石达开供词》：“韦请洪诛杨，洪不许，转加杨伪号，韦不服，便将杨杀死”。好象是洪主动加封杨“万岁”，事变是韦昌辉擅杀杨秀清引起的。还有的分析认为，“逼封万岁”是为了制造杀杨的借口而来自天王府的谣言。

二是“密诏”问题。韦杀杨是奉洪的密诏，还是擅杀？一般记载说韦是奉诏，并论证说，如果没有洪秀全的命令，韦昌辉不可能擅自从前线回京，也不可能进入防范很严的天京城。但也有人认为没有密诏，最有力的证据是石达开供词，说韦昌辉“伪诏”，即假托洪的命令回京擅杀，李秀成的供词也没有提及（石的供词是录供，别人代笔，李秀成的供词是亲笔，但事变时他还不是最高将领），到底谁是真的难以断定，到底有无密诏，又是一悬案。

由于对“逼封万岁”和有无“密诏”存在异议，因而对洪、杨、韦在事变中的责任便存在不同评价。历史上许多事件的细节，由于缺乏史料，可能很难搞清，我们在思考事变的原因时，可以暂时抛开对个人责任的追究，探求事变发生的阶级原因和社会原因。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必然与偶然的关系：

从现象上看，天京事变是偶然的，上述对洪、杨、韦、石个人的分析，都说明了这种偶然：如果没有密诏，韦到不了天京：如果洪猜忌心不那么重，重用石，就不会发生石达开出走事件。这都是一种个人因素造成的历史偶然性（个性心理、经历等，这种情况历史上很多见：如项羽因骄傲而失败，刘邦因善用人而胜利）。往往一个人的政治地位越高，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就越大。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一些历史偶然性的背后，还有历史的必然因素在起作用。必然因素是反映历史发展的一种总趋势，是个人活动环境中不可避免的制约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内讧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农民起义内部矛盾发展成对抗性矛盾的典型，是旧式农民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农民是小生产者，小生产的地位使他们在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的同时，还具有保守性、狭隘性、分散性、落后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即使在革命时，都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权，但这个政权又不得不沿袭了封建政权形式，沿袭了封建等级制度，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天国政权的逐渐封建化和伴随这种封建化而来的思想蜕化，导致了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和矛盾的激化。表现：①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发展：洪要建立洪氏王朝，定都天京后，他领布诏书，宣扬自己为真命天子，君临天下，永掌河山，宣扬“兹我天王，口为天口，言为天言，诏书颁发，天下咸知”。在天国内，杨秀清具有代天文传言的资格，杨的身份，是一人（洪）之下，万人之上。定都天京后，他虽大权独揽，但也不满足。东王府东试中出的试题是“四海之内有东王”，树立自己的权威，对其他王则“威风张扬，不知自忌”„„造成洪杨，杨与其他王之间的矛盾。韦昌辉虽然没有杨那么大的权势，但对杨不满，“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韦的哥哥与东王妾兄争宅，东王怒，欲杀其兄，发北王议罪，韦请对其兄五马分尸。这些矛盾的实质：争权夺利。

②生活上追求享乐，进入天京后，各王府大兴土木，建造宫室，以奢侈和排场来显示自己的权力和威风，“各王面盆溺器俱系赤金”，各王府都有千人以上的各种属僚官员和侍从服役人员。“东王每出，仪仗队千数百人，如赛会状”。他们还制定了一套繁锁的礼仪制度，高级官员出行，下级官员和士兵必须回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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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下跪，违者杀头；洪秀全颁发诏书，如臣下叫出他妃嫔的姓名，或者抬头看一下她们的面容，也是犯了大罪，要杀头。

③用 封建的 君臣关系代替“天国无兄”平等关系。天国内部，不仅有森严的等级制，而且有世袭制，确定诸王世子“皆是管理世间者也”。还有九族同升制，即不仅诸王的妻子儿女，就是他们的旁系亲属，也“一体同称国亲”，前辈为国伯，同辈国宗，后辈为国相。他们还制定严酷的刑罚，鞭打、枷杖、斩首外，还有点天灯，王马分尸等。燕王秦日纲帐下一个牧马人因礼节不周触犯了杨的一个“同庚叔”，卫国侯黄玉崑处理此事时，以为只要鞭打就行了，但东王大怒，不仅罢了黄玉崑的职务，杖三百，说秦日纲管教不好，杖一百，牧马人则被五马分尸。他们用这些刑法，维护自己的特权。

历史说明：在革命风暴中建立的农民政权和封建政权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民小生产的平等平均思想与封建专制思想之间，也没有不可通过的万里长城。农民在不堪忍受时，会揭竿而起，并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农民摆脱不了封建专制思想（帝王思想，等级思想，皇权神授，三纲五常）的影响，无法克服政权的封建化过程，无法克服内部的消极因素。内讧就是政权封建化及天国领导人思想蜕化的必然结果。内讧对天国带来的影响：从领导集团来看，金田起义时的领导核心，除冯云山、肖朝贵已先后在全州和长沙战死，至此，杨秀清、韦昌辉死于内讧，石达开离京出走，首义诸王只剩下洪秀全，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初期那种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从军事力量上看，内讧的结果，失去了最有威信的军事统帅，太平军的骨干力量至少损失在两万人以上，石达开出走时又带走了大批精锐部队，使军队元气大伤。军事形势恶化，1856年底，放弃武昌，1857年，江西大部丧失，1858年，湘军攻陷武昌，1857年12月，南北大营重建。

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用以维系人心的理想的破灭和精神的崩溃。过去人们奉为万能的至高无上的“天父天兄”、“天王”、“真命主”和具有极大权威的“圣神风”，都由于兄弟相杀而失去威灵，过去一再宣示的“同扶真主”、“永享天父大福”等政治诺言，也几乎完全破产。人们看到，被“天父上帝次子”洪秀全称为“清胞”的杨秀清和称为“正胞”的韦昌辉，都在自相残杀中死去，起义之初誓同生死的老兄弟都惨遭杀害，还说得上“共享天父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么？内讧使“天国”的理想光辉黯然失色。内讧使天国由高潮走向低潮，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和防御。

九、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与历史评价 1．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性质的不同观点

多以 1951年1月11日 《人民日报》社论提法为准，“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一些不同意见被打成异端。就此社论的观点看，也应属于学术观点，但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一篇社论或一位领导人的观点，都可以被用来左右学术讨论。这种情况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改观。

A单纯的旧式农民战争。人民日报社论，牟安世《太平天国》：主要依据即“在当时条件下还没有无产阶级”，“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中最普遍、最突出的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

B市民革命或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郭毅生《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2期），理由是：太平天国爆发于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崛起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中西交通频繁的两广，在上述社会条件下，“社会各阶级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民已不是中世纪的封建农民，他们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点，此外还有市民等级加入，杨秀清、肖朝贵、秦日纲等人可以说是萌芽的无产阶级分子，他们是太平天国的骨干和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就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单纯农民战争的许多特点，如政治纲领中提出的平等观念，否定专制神权和专制政权的思想，带有较为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 C 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章开沅《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几个问题》（理论战线1958.2）从革命任务和革命动力着眼，把当时社会历史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范畴进行考察。认为在十九世纪50、60年代，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已在客观上呈现出来，尽管在当时还没有成熟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参加、领导革命斗争，可是任何人民群众的反抗行动只要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中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它便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便必然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从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苏双碧《试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太平天国史新探，江苏人民版，1982年）认为太平天国发生的时代毕竟与以前不同了，从而必然和以前的农民战争具有许多不同的特色，表现在纲领、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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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政权形式、革命对象，《资政新篇》等方面，结论：“这次革命运动是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农民战争。” 判断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主要依据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基础。虽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但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直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仍然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存在，但这没有突破自然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中不能起决定作用，中国社会中还只有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还没有形成新的先进阶级力量。当时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力量，从对抗走向结合，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但是与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农民阶级，所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能不是一场单纯农民战争，或者说不能不是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旧式农民战争。

2．关于太平天国的失败——败于自身 领导集团的腐败造成了其政权的自毁完结。

建立政权后，随着权力的膨胀，经济地位变化，领导人向封建统治者转化，“其腐败在某些方面与封建王朝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①确立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

从天王到两司马，共16个等级，朝仪、称谓、服饰、旗帜、仪仗各有严格规定，燕王府牧马人因为坐在门前见了东王的同庚叔而没有起立，就被处以五马分尸。②大兴土木，追求腐朽生活方式

各修宫室，李鸿章称李秀成宫室：“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洞窟”；天王，东王出行仪仗，千百人之多，讲历代帝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而洪秀全则八十八妃。③争取夺利导致“自毁长城”的内红

定都天京，洪不思进取，把权交给杨，杨则“威风张扬，不知自忌”，逼封万岁，北干韦“阴险奸诈”，不满意于杨大权独揽，导致“天京事变”元气大伤。④任人唯亲，滥封王爵

洪大搞家天下，子洪天贵为幼主，石出走后，洪曾宣布永不封王，但马上又封洪仁玕为干王，引起将士不服，于是又封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后期为了收拾人心，大肆封王，共封王2700多王，当时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各王拥兵自重，称霸一方，出现天王不能控制主将，主将不能指挥军旅的局面。

其他原因：宗教迷信。对传统文化予以严厉批判，使本土文化严重扭曲，激起知识分子反目（捣偶像，折孔子牌位，焚书）。曾国藩书《讨粤檄文》，打出卫道的旗帜，许多读书人加入湘军。3．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拔高农民起义的作用，认定农民起义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近年来，有人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对历史起了破坏作用，这场战争导致千百万人死去，生产力遭到破坏。关键在评价标准问题，不同时代标准取向有所不同，在近代，应该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态度为标准。以此为标准，太平天国对资本主义不是抵制，而是接受，当然它自身也受到封建主义的掣肘。

（1）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起义的矛头是清政府，坚持了14年，范围达18省，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在太平天国攻克之区，“官宦人家，呼之为妖头，杀之必尽”，经过太平天国的打击，清中央集权统治大大削弱。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并促使清统治集团分化，催生了洋务派。

（2）主张对外开放，太平天国表示愿意与各国友好交往。1853年5月18日，英使文翰到天京，杨、韦、石亲自接见，申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表示允许英人“自由出入”、“经商营业、悉听其便”，文翰路过镇江时，守将罗大纲，吴如孝给其信中，一方面，警告英人不要“借助妖胡”，“不应再卖鸦片”，另一方面表示“惠外和中，商旅不禁”，共修友谊。发展正当的外交、外贸关系，这是太平天国的一贯政策，这与清政府态度是不同的。

（3）赞成发展资本主义，洪仁玕《资政新篇》，洪秀全表示赞成，在“兴舟辑之利”，“兴器四技艺”，“兴银行”，“兴宝藏”等旁都批了“钦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等，表明太的领袖们思想深处是有接受资本主义的要求的，尽管这种思想倾向很微弱，还不可能左右当时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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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太平天国有一定的进步性，反清、反封建，但也受到封建主义的制约影响，作出违背历史的事，如政权封建化，以粗暴的态度反孔（焚书、砸孔牌位），所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地位具有二重性，反映了农民本身保守与进步并存的二面性。第四讲 湘军的兴起与晚清政局

一、湘军的兴起与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

蒋方震（民国时期军事学家，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著有国防论、新兵制、新兵法等书）曾说：“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

1、湘军产生的历史背景

与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衰落，八旗绿营相继丧失战斗力分不开。

清八旗建于入关前，23万左右，主要是满人，大部分驻京师，小部分驻各省主要城镇。绿营建于入关后，主要是汉人，驻各省。兵制，世兵制，即一人在任，全家编入兵籍，由兵部掌握，父死子为兵，世代相承，主要官职是满州人。总督巡抚，节制一省绿营，带兵是武官，以文治武，总督巡抚加提督衔，可以节制本省绿营，防止武官拔扈。绿营在清初是很有战斗力的，但随之而久，战斗力下降。绿营的弊端：一是调遣方法，平时分驻各地，战时零星征调（抽选数营），统领之将并非平日本管之官，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必然造成部队的散漫。二是差操不分，承担解送、守护、缉捕、缉私、承催，致使绿营全力应付差役，置操练于不顾，“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嘉庆皇帝检阅）。三是内部腐化，钻营、奉迎、取巧、油滑、偷惰、剋扣、冒饷、窝倡、庇盗、开赌场、吸鸦片（可参考罗尔纲《绿营兵制》）。太平天国兴起后，绿营没能阻止起义的爆发，统治者为了控制局面，下令各省举办团练。1853年，清任命十省在藉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任务是团练乡兵，镇压土匪。湘军就是在此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团练是依靠地方乡绅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嘉庆时曾依靠团练镇压了白莲教。其方针是坚壁清野，组成堡垒，使白莲教得不到给养，其粮饷取于民。曾国藩，湘乡人，字伯函号涤生，进士，理学家，任过礼兵吏刑工部侍郎，1852年因母殁回籍守丧，第二年即受命督办湖南团练。曾国潘在湖南办团练就提出，以前的办法不行，应把团丁（团练）改为官勇，粮饷取之于公家。另一方面，要独立于官军之外，而以明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为准。这样，曾以原来罗泽南的“湘乡练勇”千余为基础，加上江忠源的“楚勇”扩编成湘军。1854.3，建成水陆两军，陆军十三营，水师十营，一万七千余人。

2、湘军的特点：

①兵将的素质和来源：不要兵痞及守备以上的绿营将领，强调要用偏僻地区的山乡居民，凡是有市井气，衙门气，油头滑面的，概不收用。他们有强壮的身体，比较落后，易于驱使，将领主要是士绅地主，选将的标准“忠义血性。”无论士兵将领，主要都是湘南人，将领都有同乡、同学、师生，亲友等关系。士兵则以一乡一村同在一伍，每一营都是语言相近性情相通的同县人。召募士兵时，互相之间都要承保，打上手印，造成花名册。形成层层封建关系互相连结。

②编制实行“兵为将有”制度，按戚继光的编制，五百名士兵为一营，营官上为统领，控制二至十几个营。曾国藩先设官，然后由官召兵。如果统领或营官换了，其军营就全部解散，由新统领营官重新招募，这种编制，使各军、营之间互不相通，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部矛盾，增强了战斗力。湘军以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权归兵部的世兵制，改变了兵与将、军队与国家的关系。③强调军事训练和思想控制。曾国藩本人是一个理学家，所以特别强调对军队进行“忠”、“诚”的教育，认为“凡得忠诚者，可视死如归，无所顾忌”，收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效果。曾国藩制定军礼，把长幼尊卑的一套贯彻到军营中，营官可称为“父老”，哨官称为“小兄弟”，士卒则被称为“子弟”，以协调内部关系。还禁止吸食鸦片、聚赌及侵犯妇女。就这样，湘军成为战斗力较强的军队。到1856年，湘军达六万人，几乎尽为湖南人。

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安徽合肥人），1853年2月，太平军占领安徽省城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清廷派工部右侍郎吕贤基往安微办团练，吕奏清李随营帮办，李赴安徽办团练，5年有余，作战多不利，1859年投靠曾国藩。曾国藩要李在安徽召募扩大军队，李鸿章按湘军的建制建立了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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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包围安庆、天京、江浙（淮军））。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清政府对曾怀有戒备心理，因为他是汉人。1854年秋，湘军打下武昌，咸丰帝很高兴，说想不到曾国藩这样一个书生能建立这样大的功劳（曾只是侍郎），想提拔他为湖南巡抚。旁边一个大臣提醒说，曾是一在藉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而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直到1860年，曾仍是在藉侍郎。1860年5月，江南大营被打破，清廷不得不在军事上主要依靠曾国藩。8月，不得不任命其为两江总督，1861年11月，又任命他为统辖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务（四省巡抚提督均由他管辖统一调度，原来曾国藩只能指挥湘军，不是地方官，受到牵制，粮饷、住房都有困难）。曾国藩推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就这样，这些人逐步地控制了一些地方行政和财政。

3、湘军与晚清政局

湘军的兴起，标志着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经世派的崛起。他们的崛起，使清封疆大吏由权贵当权变为经世派当权。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的变化，1861年到1890年，任命的44个总督，汉人占34个，其中大半是杰出的乡勇领袖。巡抚117人，汉人104人，半数以上为勇营出身。就是说，他们中多数是通过军功取得权力的。他们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刘坤

一、郭嵩焘等，都成为晚清政治有影响的人物。

这些经世派与权贵派的大官僚有很大的不同。权贵派安富尊荣，“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而经世派则原来的社会地位不高（有一部分是小官吏，小绅士，训导，知县，知州等），常常有身家性命的现实危险。左宗棠就说，他以“独富之家，处众贫之地”，只要“一夫狂呼”，自己就必“先为祸首”，所以他们从关心自己身家性命出发，进而关心本乡本土的安全，进而关心整个地主阶级的命运。他们对清的腐败不满，但也不失去信心，要扶这将倾的大厦，所以他们以“不要钱，不怕死，不恋官”相号召，“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他们比起腐朽的权贵来，确有一些新的精神。他们运用中国地主阶级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镇压了太平天国，结束了清朝土崩瓦解的危险局面。由于他们比较注意现实，所以在他们中出现了最早的洋务官僚。

另一方面，在清朝借助湘淮军渡过危机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危机：地方督抚力量的强化与离心倾向的加强，高度中央集权权力开始下移，“外轻内重”的局面开始出现。

过去，皇帝严格限制和分散督抚权力。表面上，督抚统掌一省军政、民政、财政、司法诸大权，但督抚必须在皇帝和中央机构的严格监督下行使权力：重大政务奏请皇帝，请旨后方能行事，督抚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要由皇帝选派，这些人又各自向中央主管部门负责，可以有不经过督抚的上奏权，兵权、财政权、司法权仍在中央。

而现在，随着湘淮军将领被任命为地方大吏，督抚自己控制一部分军队，这些军队“兵为将有”，非经本人同意，中央难以调遣，兵部除绿营之外，各省勇数不能知。各省督抚借口弹压，多招勇营。

财政：原由户部总经管，地方将收支作预估，送户部，然后由户部在春秋两季拨款，省布政使司是户部的派出机构。战争中，国库无款可拨，清政府不得不同意督抚“便宜行事”，各省自己截留税收，自己等饷，厘金成为督抚的重要财政收入，督抚专门设局筹防，直接控制一部分财政权。中央被迫承认地方这种权力，把尽数报拨改为“按年定数指拨解部”。

司法：原死刑案一律上报刑部审批，中央掌生杀大权，太平天国时，清不得不同意地方办案可先斩后奏，“就地正法”不必报中央审批。

行政权人事：清中期以前，行政人事权统于中央，总督综制文武，但其属下的布政使（掌行政、财政），按察使（掌刑名按劾）都是中央派出官员，而非省总督巡抚的属官，各自对上负责，互相牵制。咸丰以后，由于财政权、军权下移，布政使、按察使成了督抚的属员。原来，总督保举官员只能是文职道府以下、武职副将以下者。曾国藩担任四省总督以后，保举一批湘淮军出身者为巡抚总督，督抚扩大了官吏的支配权。外重内轻的局面逐渐出现。此后，清廷的重大决策都必须征求重要督抚的意见，上下磋商对话后才能作出决定，督抚们也从自己利益出发，影响和干预中央决策。清政府曾几次振作，希望收回督抚权力，一直未能如愿。——它是20世纪初军阀割踞的先兆。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日记记载了他与曾国藩的一段对话：“曾言京中来人说，（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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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日：“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这里深刻反映了上述变化的影响。

二、关于曾国藩的评价问题：

百余年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从“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卖国贼”，观点相差很大。

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视曾为“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

近年来：一种观点主张对曾采取分析态度，既反对全盘否定，也不同意全盘肯定。对其倡导洋务运动方面给予肯定，不再把汉奸的帽子戴在他头上，但由于曾国藩镇压过太平天国和捻军，所以又认为他“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顶子，他将永远为革命人民所唾骂”。总体评价上仍给予否定。

另一种观点持基本肯定态度，认为以镇压太平天国和在办理天津教案中向帝国主义妥协作为理由，对曾冠之以“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是不符合实际的。曾国藩是为清朝效忠，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并且在外交上，他也不是一味委曲求全、妥协投降，也进行过一定的抗争，强调对洋人要据“理”（条约基础）力争，是有一定道理的，力求妥协退让的是以慈禧为首的朝廷主政者，曾不过是替罪羊。

在镇压太平天国问题上，提出太平天国本身也有过失，它并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种名义把农民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没有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曾国藩打败了太天平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自序》）

也有的认为：太平天国与清王朝两个政权都是封建政权，所以消灭或巩固哪一个都是一样的。不必因它源于农民而予以特殊同情，“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徐泰来：《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湖南师大学报》1995.5）

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面论、阶段论）不要绝对否定，也要避免一味地拔高，价值判断的尺度应是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多层面观察曾国藩

1．从传统观点来看，曾国藩是一个把封建道德和政统结合得比较好的人物。他是地主阶级经世派的突出代表，注重社会现实问题，注意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是洋务活动的倡导者。在实际工作中，他注重整饬吏治的腐败，注重引导、考察和培养人才（他的幕府就是汇集人才之地），懂得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会用人；他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性，多次颁令禁止军队骚扰民众。这些，使本不会打仗练兵的曾国藩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湘军。他还注意个人道德修养，曾说：“君子有三条：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憩息，三乐也。”他一生注重做人，具有导师气象，不仅影响了同时代人，而且影响了几代人，薛福成：曾国藩“持已所学，陶铸群伦”。

2．从中国近代化角度看，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不足之处。值得肯定的是他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率先筹设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并设翻译馆，1872年，采纳容闳建议，派幼童赴美留学，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曾也有局限，以他的地位、能力，他当作出更大的贡献。当时他是有成为作出象日本维新派那样的功绩的实力和条件的，这不是对他的苛求。1868年，日本结束了幕府统治，确立天皇体制，但如何发展，仍处于十字路口；1871年，日本曾派出了一个大型使团到欧美考察，成员包括政府重要成员，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经过考察，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兴办工业，殖产兴业，推行地税改革，依靠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近代教育，实行文明开化，设立政体调查局，考察宪法，宣布渐次召开议会等，正是在这些主张的推动下，经过30年左右的努力，日本由弱变强。这一切与当时维新派起的努力分不开。

60年代，以曾国藩为首形成了洋务派，中央掌握总理衙门，地方上掌握重要省的政权，他们提出设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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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厂，但却始终没有制定出一套工业化的计划，他们兴办教育，但是却只是着眼于实用、局部需要，他们派幼童留学，但自己从未想到要出去考察一番，他们建立海军，但最终变成增强个人实力的砝码。支配曾国藩思想的始终是重新振兴清朝，他主张求富求强，讲究的是“铢积寸累”的方式，固守于“中体西用”的范围之内。

所以，如果从当时中国社会来看，即客观形势已使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时候，中国正一步步近代化就不能自存自立的时候，他的局限，又一定程度上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是洋务运动成效不大的重要原因。3．在外交问题上，当然，制定对外政策总方针的是清政府，曾国藩主要是一名执行者，但是，曾国藩个人承担的责任也不应忽视。因为清朝传统体制，是督抚办外交，后来有了总理衙门，但这种体制仍未完全改变，南北洋大臣由两江、直隶总督兼任，在办一些外交问题上，具有独立于总理衙门之外的权力、直接向皇帝负责，在这种体制下，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曾国藩个人的作用不可低估。他的办外交的指导思想是“忠信”原则，即强调应以对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准则，凡条约上有明文规定的，决不去争。如有争端怎么办？他认为要“据理”去争，并认为“凡小事苟无大悖，且以宽舒处之”、“皆可置之不论”。这种外交思想的最大失误，是只考虑平息事端，而根本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国家、民族利益是外交斗争的最基本原则，况且近代条约都是不平等的，都是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办外交，只会妥协、损害中国利益。

4．镇压太平天国问题，前提是，太平天国是否有正义性，是否逆近代化而动。尽管太是单纯农民运动，走向封建化，乃至失败，但不可否认，它作为清政府的对立面，作为农民不堪压迫和剥削起来反抗，具有正义性。处在近代社会条件下，太平天国并不完全与历史潮流而背，而是一定程度上顺应这一要求，如主张与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往来，进行平等贸易，严禁鸦片，《资政新篇》的提出和洪秀全的批示，表明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新倾向：主张学习西方长技、教育、司法体制等。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完全是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出发的，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我们不应盲目肯定。

三、晚清政治体制的局部调整

1、辛酉政变

1861年11月，那拉氏勾结恭亲王奕讠斤，在北京发动宫廷政变，杀了载垣、端华、肃顺，夺取了最高统治权，这一年是辛酉年，称辛酉政变。

二鸦后，外国侵略者取得了大量特权，也认识到可以利用扶持清政府，达到自己目的。而经过二鸦，清政府内部分化成二派，肃顺一派和以奕讠斤 为首的一派。肃顺一派（载垣、端华），主张镇压太平天国，对外不愿放下“天朝”的架子，害怕侵略者与国内反清力量结合，有一种疑忌心理，故而对外国侵略者不那么容易驯服，如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御前会议上肃顺主战，反对沙俄对东北领土的侵略要求，斥《瑗珲条约》为“一纸空文”。而奕

讠斤 通过与侵略者的接触，认识到侵略者并不想取代清朝，所以在《北京条约》签字后，提出一系列主张，中心是对侵略者“待以优礼”，以借助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二派在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肃顺集团是惧夷结民，奕讠斤 集团是“借夷剿民”，中心是维护封建统治。当时咸丰在热河，周围是肃顺等人。1861年8月，咸丰病死，立六岁的儿子为皇太子，命载垣、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这样，肃顺等掌握了实际权力。

那拉氏，懿贵妃，载淳继位后，被尊为皇太后，“圣母皇太后”（皇后为母后皇太后）。那拉氏想干政，肃顺等人常用“祖制”、“家法”进行干预，所以发生矛盾，于是想策动政变。她拉笼东太后同意了垂帘听政，并与奕讠斤 联络，利用把咸丰帝的灵榇运回北京的机会，设计逮捕了肃顺、载垣、端华等，分别斩决肃顺和赐令载垣、端华自尽，其余王大臣或免职或充军。命奕讠斤 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夺取了权力。1861年11月11日，为载淳举行登极大典，即皇帝位、改第二年为同治年。12月2日，在养心殿垂帘听政。辛酉政变，慈禧——奕讠斤 集团战胜了肃顺，此后，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开始发生新的变化，这就是“借师助剿”政策的确定。

原来，列强就曾多次暗示或正式提出过可以以助剿换取修约，但清廷认为不能引狼入室，当作毒饵而拒绝。天津、北京条约签订后，列强在一系列权益到手后，改变对华政策由“中立”改为“合作”，通过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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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清政府以使纸上的条款得以落实，一再表示愿意“助剿”。清统治集团内部，奕讠斤 等人同意，但也有不少官员反对。辛酉政变，使奕讠斤 一派得胜，“借师助剿”真正得以实现。1862年2月发布上谕：“上海实属万分危急，借师助剿一节，经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商酌，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护。”1862年，英法联军与太平军在上海激战（一千一百余英军，法军五百多名），清政府与列强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局面形成，标志清政府被迫改变闭关拒夷的传统政策，开始了中外勾结。

2、成立总理衙门：

一鸦前，清政府没有办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主要由礼部和理藩院兼任。具体对外交涉事宜由两广总督兼理。一鸦后，设立“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或两江总督兼任，专门管理对外通商、交涉事宜。因此，在1861年以前，外国人与清政府打交道，只能与总督巡抚进行，不能与中央直接打交道。外国侵略者对此十分不满。

1861年1月，恭亲王奕讠斤 适应这一要求，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1862年1月正式批准设立。其大臣，就是奕讠斤、文祥（户部左侍郎）、大学士桂良，后增加，最多时达12人。总理大臣是由皇帝指派的，其职权范围主要是管理外交，但后来不断扩大，经管了通商、海防、军务、关税等事务，成了和军机处平衡的机构。其下属的南洋通商大臣，掌握长江以南对外交涉、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管理北方通商口岸关税及海防等，实际权力重于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主要是李鸿章操纵。所以清后期许多外交事务，都由李鸿章担任。总理衙门的成立，对中国社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总理衙门管理的事情不仅是外交，还包括了一系列洋务活动，（矿务、机器、铁路、电线、购置军械、枪炮）被称为“洋务内阁”。总理衙门成立后，即奏请设立北京同文馆，成为第1个外语学校，1866年，又奏设天文、算学馆，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应容闳的请求，联名上奏清廷，主张派幼童赴美留学，1872—1875年，主持了四批幼童赴美留学工作。

总理衙门成立不仅仅是成立一个新机构的问题，也代表了清政府对外体制的变化：变拒斥外国人为不得不与洋人打交道。自总理衙门成立后，清政府结束督抚兼办外交的局面，才开始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活动。

1876年，清政府在伦敦建立了第一个驻外使馆，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到达伦敦（驻英法公使）。接着相继任命常驻美、西、秘鲁，日、德、法、俄各国公使，80年代增设驻意、荷、奥地利、比利时公使。1976年，总理衙门制定出使章程十二条，规定了驻外人员的品级、薪俸和年限等，使中国遣使驻外制度化、正规化。同时又使中外关系在一个方面实现了对等化，即打破了多年来只有外国使领常驻中国而没有中国代表常驻外国的局面，中国外交从单向变为双向，相互间完全的国家关系至此建立。第五讲 中国工业化的发轫

一、近代化第一步——洋务运动

1、研究状况

洋务运动发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引起不同的看法。

最早将洋务运动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来考察是从梁启超开始的，他在《戊戌政变记》中，肯定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把它看成是维新运动的先导，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在顽固派的阻挠及洋务派学习西方没有学到根本上，“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 二三十年代，少数史学家如蒋廷黻、萧一山、钱穆等对洋务运动作过考察，把洋务运动视为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如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称洋务运动是“自强运动”。但也指出他们不能救国救民。原因在他们不彻底：“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需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他们不仅自己做不到，时代也不允许。

四十年代，范文澜、胡绳在《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提出：当时的中国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实行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路线，一条是从起义到辛亥革命的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路线。洋务运动属于反动路线，是反动的卖国的运动。这一观点曾长期统治史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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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何干之、李达：中国经过洋务运动“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近代社会方向运动”（李达文等：《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论》），何干之：洋务运动是“封建上层分子目击民族的危机所提出的改良政策，是由对内的改革以达到对外的独立，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中国启蒙运动史》）。五十年代，史学界承袭范、胡的观点，把洋务运动视为反动的运动，所以没有什么研究。向传统观点进行挑战的是60年代的姜铎，61~62年在《文汇报》发表三篇文章，提出一些重要看法：洋务运动和外国侵略资本之间存在矛盾，对民族资本有促进作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业已超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范围，实际上是关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斗争，他认为洋务活动具有两面性，在当时有它的积极作用的一面。姜的观点引起强烈反响，先后发表了十多篇与姜商榷的文章，这场讨论，提出了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问题，但到1964年，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讨论终止了。

80年代，洋务运动研究成为热点，全国召开了六次洋务运动史的学术讨论会。论文数百篇，一批学术著作和人物传记，对洋务运动时期的政、经、文作了多侧面的探讨，对过去被否定的人物曾、李、张、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就研究本身而言，仍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基本肯定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揭开了封建制度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尽管有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

持相反观点者认为：洋务运动从总体上是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需要，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阻碍了中华民族资本的发展，不属于历史的进步潮流。

出现上述不同学术观点的原因，是评价标准不同，前者的标准是近代化，是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后者是从统治集团的目的出发的。我们应从洋务运动出现的历史条件及其影响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

2、洋务运动的历史背景

（1）．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和部分士大夫的危机意识

马、恩《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中国面临着西方文明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中国要不灭亡，只有学习西方。面临着这一挑战，特别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使一部分封建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是象顽固派那样起因于太平天国，而是起因于对西方近代化的军事实力的忧惧心理。（如湘军胡林翼在夺取安庆时，猛然看到两艘游弋于长江上的洋人的军舰，迅如奔马，逆江而上，胡立即变色不语，勒马回营，并在中途呕血，几乎堕下马来。他原有病，经这一刺激病情加重，数月之后郁郁而死。）这说明这类封建士大夫已敏锐地直觉到西方列强的军事实力已远非中国清廷军队所能比，他不能不为大清帝国的未来担心。

这种忧惧意识的深化，就是危机意识。

《剑桥中国晚清史》考察了鸦片战争以后部分封建士大夫对时局认识的变化过程：1840—1860年之间只有杨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1861年之后至1900年，至少有43个人评论了这种巨大意义的变化，最早的一个人是王韬，他在1864年对于西人之杂处中国感惊讶。1865年，广东巡抚黄恩彤认识到，中国已面临着几百年来最大的变化。1867年，丁日昌说：中西接触的扩大是一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变化。1872年，李鸿章：西人东侵是三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变化。稍后，曾纪泽称这是五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则说是亘古未有的奇变。——这反映了对西方及中西差距认识深化的过程。

在他们那里，变局的内涵包括：中国面临西方的侵略，而西方已不再是夷狄，而是海上强国，他们有船坚炮利，有先进的技术，他们到中国来不仅为贸易，而是“阴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中国已处于四面八方备受外敌入侵的境地，他们在“变局”中有了紧迫感。

如何应付变局，他们自然要到儒家传统中寻找理论根据，这就是“自强”（源于《易经》：易穷则变，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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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则通，通则久。宇宙是不断变化的，君子也应仿效天的运行不止，刚建自强。《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李鸿章在一封信中说：不得已舍陆登舟，用夷变夏，„„图在后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奕訢：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利器为先。

曾国藩：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自强”的内容主要是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承认“变局”、寻求“自强”，反映二鸦后，中国官僚士大夫对西方挑战的反应。

（2）．中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困难

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一方面是自然经济解体，另一方面是商品经济有所发展。50—60年代，中国已出现外资工厂50—60家，一批华商在外资企业附股，60年代初，华商也提出自己创办轮船公司等企业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萌动之中。

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要经历一段由萌芽到原始积累的准备过程。要求一定的条件，在欧洲，14—15世纪，就已有资萌芽。15世纪末（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19年麦哲伦开始环球航行）地理大发现，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刺激了西方国家对新的世界的贸易需求，使西方资本主义摆脱了萌芽时期那种蜗牛般爬行的进度，他们开始用暴力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征服殖民地，从事争夺海上霸权的商业战争，在英国则出现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经过这样一个“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原始积累，促使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各国建立起来。

但是在近代的中国，历史条件已不允许中国出现这样一个原始资本积累。首先，因为国际条件发生了变化，中国所处地位也发生变化，中国已是一个被侵略被宰割的对象，外国资本主义向中国输出商品，同时开办洋行，航运、工厂、银行等，掠夺了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分解和小生产的破产，主要给外国资本主义提供了积累资本的条件，而给本国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所准备的财富是极其有限的。

其次是中国专制统治者历来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直至甲午战前，资本主义萌芽始终得不到充分发展，中国缺乏象西欧那样强大的市民等级，缺乏原始积累的主体力量。假使要建立工厂，也要遇到极大的阻力。在上述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可能走由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近代机器工业这一正常发展道路，于是就有一班封建官僚出来讲求自强之道，倡办新式工业，因为他们有权，可以利用封建国家的力量，助长新式工业的发展。所以洋务运动出现，是中国社会历史决定的，历史决定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是由一部分官僚来承担的。

3、洋务派和洋务运动（1）．洋务派

洋务，也称夷务，泛指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务，如外交、通商、传教及引进机器技术等。晚清把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事情都称为洋务：讲制造也，言交涉也，办教案也，言通商也。

洋务运动所兴办的洋务，狭义地说，主要指清朝一部分当权的官僚所进行的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科学技术及武备的活动。他们此项活动从六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告一段落，其活动中心，六十年代以购置西洋船炮枪械、建立近代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为主；七十年代后，在进行上述活动同时，还兴办工矿、轮船、电报铁路和纺织等民用企业，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从事这些活动的人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在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户部侍郎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1872年死时任两江总督），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闽浙、陕甘总督，收复新疆），张之洞（两广、湖广总督）等为代表。洋务派并不是一个严密的集团，这些人在洋务思想和活动方面各有所异。奕訢，除“坚船炮利”外，对其他洋务工业兴趣不大，为了防止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曾企图让满旗贵族控制军事工业。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创始人，50年代就在湘军中使用洋枪洋炮，六十年代初（1861年），从安庆内军械所开始仿造洋枪洋炮，还组织了一批人翻译西书。左宗棠的洋务活动则以造船为中心，渐次举办枪炮制造，创办新式学堂，他的反侵略色彩比较浓厚，他主张办洋务重在造船，就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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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到列强船只横行海上，从海防需要出发的。李鸿章办洋务最多，成绩最显著。包括第一个大型军事工业（1865年，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第一个大型煤矿（开平煤矿，1877）、第一个电报总局（天津电报总局，1880）、第一条铁路（唐山胥各庄，1881）、第一个机器织布局（188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最大的海军北洋海军（1873-1888历时十五年），但他在对外活动方面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

张之洞（1837-1909），清朝廷为防止李鸿章势力过大而扶植起来的后期洋务领袖，八十年代任两广总督期间，办了军事工业和新式学堂，1889年任湖广总督后，在湖北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创办两湖书院、武备学堂，建立湖北的近代学制体系。

洋务派活动各有所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开创了一个在器物方面向西方学习的运动。

有人认为：洋务派是地主阶级中带有买办倾向的政治派别。理由就是：在洋务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封建地主官僚，这批地主官僚在办洋务过程中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勾结在一起，逐步变为带买办性的封建官僚。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国近代初期的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依据是，洋务派的许多人物都兼有地主官僚和资本家的双重身份，而资产阶级性则逐日增大。因此，他们正在变为带有资产阶级性的政治集团。我认为：称洋务派为清政府中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型官僚集团比较好。洋务派主要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批掌握实权的官僚，他们从事洋务活动，但本身并没有资产阶级化，判断一个人阶级转化的主要标准是经济收入以何为主。从收入来看，他们主要是官俸和地租。但他们与一般官僚不同的在于，要求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要求兴办资本主义企业，在封建统治集团中他们是比较开明的一批人，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型官僚集团。

洋务派是不是投降派，要具体分析，洋务派中有抵抗派，如左宗棠1875-1880年收复新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左、张是坚决的抵抗派。就是投降派，也不是一味投降，如李鸿章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他也说过一些抵抗外国侵略的话，他创办军事、民用工业、建设海防，组建北洋舰队，都有对付外国侵略的意图。

总之，对历史人物不要轻易定性，要具体分析。总结中西近代化启动时的不同特点

西方：十一世纪出现了独立的城市和市民等级，随着市民文化出现，十四至十六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城市市民等级（新兴资产阶级）以新的世界观推翻神学、经院哲学、僧侣主义的世界观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世界观内容就是人文主义：歌颂世俗、蔑视天堂，标榜理性，肯定“人”是现实社会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中古的宗教桎梏。

十六、十七世纪，出现了要求改变束缚人的中世纪宗教的宗教改革运动，把宗教从封建王权的奴仆的地位下解救出来，把某些人文主义贯彻到宗教中，不反对从事经营致富，还简化了宗教仪式。在思想文化中资产阶级文化成长的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和阶级力量也在增长，当市民等级成为与封建王朝抗衡的一种力量时，便发生了政治变革，建立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中国：当中国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时，中国国内只有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资产阶级，更没有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了。但当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以后，已经面临着一种严峻的考验，要么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走近代化并使国家富强独立的道路，要么被奴役，以致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所以走近代化的道路已是中国面临的不得不从的抉择。中国的近代化不是起因于一种“内发”的力量，而是源于一种“外发的压力”。也即是中国近代化的主要动机，并非发自社会之内部，而是发自社会之外部，为了保卫自己，免于西方优势的政治经济的侵袭，非求得国家的安定与力量不可。当中国进入近代化时，内部既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没有发达的市民等级，更不要说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了，这是一方面情况。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没有强大的市民等级，也不可能出现西方那样的原始资本积累。近代化的第一步是如何迈出的？这就是出现了洋务洋务派。它是由一部分上层官僚所从事的引进西方技术，在中国设立工厂、学校、海军的活动，从而引导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2）．洋务活动与洋务企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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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洋务运动从六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日甲午战争宣告失败（但张之洞在九十年代末还创办过几个企业，但收效甚微，失败并不等于结束），其主要内容包括：

①创办军事工业：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和农民起义的冲击，洋务派逐渐认识到，中国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一套政治措施已不能应付新的形势，所以主张改弦更张，学习西方长技以自强。最初，他们所看到的西方国家的长技，仅仅是船坚炮利，所以他们谋求富强的活动，首先从购买和制造船炮开始。1861年，曾国藩在攻陷安庆后，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还造了一艘小轮船，但采用手工生产，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它还不是近代军事工业。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枪炮、炸药、轮船，为最大的军火工厂。从1865—1890年代，洋务派创建了21个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

这些企业创办形式为官办，即开办费用和经费由官款拨充，经营上带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性质。其资本主义性主要表现在：A.从生产力状况看，都采用机器生产，工人是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工资是按技术的高低而决定，天津机器局“中外匠役量才给值”，福州船政局“工资由每天两角五分到三元不等”，这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特点。

B.经费最初完全依靠清政府的财政拨款（海关关税和军费中提取），但80年代以后，为解决经费来源问题，一些局厂开始将产品转换成价值，计算价格，买方筹款付款，以取得的赢利解决经费来源，清政府以“计价”方式调拨军火。

封建性主要表现在：体制上采取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设总办、会办、提调若干人、类似官场，并且受总督、抚巡的监视和总理衙门的节制，使企业成为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必然引起机构臃肿、冗员充斥、贪污中饱等等现象。

②创办民用工业。军事工业创办中遇到经费、原料、燃料、运输等困难，洋务派进而认识到，在西方坚船炮利的背后，还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所以他们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除继续经营军事工业外，还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从七十年代开始，创办了航运（上海轮船招商局）、煤矿（开平煤矿）、金属矿（漠河金矿、大冶铁矿）、电讯（天津电报总局）、铁路（唐山—胥各庄）、纺织（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纺织四局、兰州织呢局）、冶炼（汉阳铁厂），合计20余家。

民用企业的经营方式：官办（汉阳铁厂）、官商合办（洋务运动后期出现，官商双方出资，各举代表参加企业管理，湖北织布局）、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漠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官督商办企业采用股份制形式组建企业，主要由商人出资认股，官方也借垫部分资金。“官督”指二方面：A、企业经营大权由官方控制，即派总办、会办、代表官方管理。B、这些企业在某些方面可以受到官方保护：招商局取得运送漕粮的特权，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十年专利权（不许别人设厂），还有减免税厘的权利，电报局获得巡路津贴等。

企业的特点：A..经营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工业产品直接投入市场、交通、运输、电报等业均以盈利为主。

B.采用机器生产、雇佣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厂内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

C.吸取了大量商股、投资者主要是买办、商人、地主、官僚，他们通过投资新式企业转化为资本所有者。D.具有一定的封建性，企业主管人员必须向官府负责，政府虽对企业有一定的优惠政策，但要企业负担名目繁多的“报效”，内部“官权”不断压制商权，致使企业难以发展。这些企业虽然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但从总体上看，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③编练新式陆海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861年起，开始以购置西洋枪炮，操练西式阵法为主的活动。1862年，奕訢在天津组建洋枪队，聘外籍教练，选派八旗兵到天津训练。湘军、淮军也大量采用西式枪炮。1865年起，淮军“尽弃习用之招，鸟枪变成洋枪队”，全部用西式武器和阵法，人员也从六千增到五万多，成为武备最精良的一支军队。1866年，奕訢在直隶又选练了六军，15000人，称“练军”。

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台湾，震动了朝廷中的部分官僚，12月丁日昌（广东人，福建巡抚，曾国藩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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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提出“海洋水师章程”，提出建立北、东、南三支舰队的建议。187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并向英、德等国购船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譞主持，到1894年中日战争前，清政府初步建成三支水师：福建、南洋和北洋。

福建水师：闽浙总督统辖，防卫福建、台湾，船二十艘，十四艘为福州船政局造，其余外购。中法战争中，被击沉9艘，几乎全军覆没，后难以成军了。

南洋：由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节制，防卫江浙，船二十三艘，外购九艘，自造十四艘，参与过中法战争。北洋：最大的一支，1888年成军，李鸿章节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二十五艘船，大部分购自国外，两铁甲舰定远、镇远，由德国购进，巡洋舰济远、经远、也远购自德国，超勇、杨威（巡洋舰）购自英国。北洋海军覆灭后，海军衙门于1895年裁撤，随着北洋海军的失败，清政府已无海军可言。④兴办教育事业

洋务派在办洋务过程中，感到急需外语人才，六十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继设立了第一批外国语学堂——同文馆：北京同文馆1862年设，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设，1864年设广州同文馆。以学习外语为主，也学习天文、算学，这是第一批学堂。

第二批学堂是学习技术的学校，如1866年福州船政学堂，1874年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操炮学堂，学习制炮工程，1880年广东实学馆，学习航海和造船，此外还有1880年的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上海电报学堂。近代陆海军的建设又推动一批水师学堂的设立：1885年天津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1892年湖北采务工程学堂，1893年北洋医学堂，1890年江南水师学堂，1887年广东水陆师学堂等。到甲午战前，洋务派创办了大约24所各类学校，大部分属中等专科性质。

此外，还派遣留学生，1872年，第一批留学生到美国，到1875年先后派出四批，每批三十名，最幼者十岁，最长者十六岁，先入中小学，后入耶鲁等大学学习法律、工、矿、路、机。后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和馋言，1881年清政府下令撤回，回国九十四名，幼童留美夭折。其中大多数在美接受基础教育，只有2人得学士学位，其之一即詹天佑。仍留美不归的十几人中，后来有的成为著名工程师，有的成为外交家。从1877、1881、1883、1885年，福州政局也先后派学生赴欧洲考察、留学（主要是英法），学习驾驶、制造，其中有严复，还有不少回国后成为海军的骨干。如：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等。

4、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洋务派是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个派别，他们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达到“图强”、“求富”的目的。而封建顽固派则死抱住封建教条，坚决反对学习西方和兴办洋务。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与顽固派经常展开争论，最激烈的有二个问题：（1）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同文馆的争论。

北京同文馆于1862年由总理衙门设立，最初的目的是训练中外交涉需用的外语人才。但洋务派很快发现仅有语言人才是不够的，学习西方的制造技术，必先学习基础理论，于是在1867年提出设天文算学馆，学习外国史地、数理化、机器制造等课程。招生方面，奕訢和文祥上奏建议鼓励有举人、贡生甚至进士资格的人报考，并说，学习之后还可“格外优保”，得到升官机会，但同文馆很快招致了顽固派的反对，认为有伤国体，招致了一场论战。顽固派的一个著名代表倭仁上奏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在他们的眼光里，科学与技术简直就是异端的“术数”，还说学习技术是“奉夷人为师”，是卑鄙之至。慈禧太后当时是站在顽固派一边（与奕訢有矛盾），公布了倭仁的奏折，在北京士大夫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有不少人顾虑会被耻笑而不报考了，还有人在门口贴对联讽刺同文馆要“孔门弟子”向“鬼谷先生”学习，“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后来虽也招了第一批三十名学生，但素质较差，仅五人毕业。（2）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

1880年，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奏请修筑两条铁路，一由清江经山东至北京。一由汉口经河南达北京。认为“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用兵。”此主张一提出，立即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侍读学士张家骧上奏指斥铁路有“三大弊”：①洋人可乘铁路到处往来；②毁坏田亩、房屋、坟墓；③会使轮船倒闭。李鸿章上奏反驳，支持刘的意见。这样，立即遭到京官、御史的群起反对。他们把修铁路说成是“嬉戏无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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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举”，会“误国殃民，莫大于是”，总之，认为修路害多而无利。1889年，李鸿章着手筹办津通（天津到通州）铁路，顽固派更是坚决反对，要把铁路修到北京附近，那怎么得了，“举朝骇然”。顽固派更是“交章谏阻”，各地将军督抚中反对修路者十居八九，遂使津通路不能修筑。

洋务派进行的其他一些活动，无不受到顽固派的攻击。他们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他们攻击的理论便是“礼义廉耻”、“天道人心”、“用夏变夷”、祖宗成法不可变等封建教条，说什么“立国之道，尚孔义不苟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说洋务是“败坏人心”。有些语言是很愚昧可笑的。洋务派反击的言论：

当时的时局是“开千古未曾有之局”，因而“中国不能闭门不纳，束手而不问”；“中国当此强邻四逼，必不能闭关独守”，所以他们是从国际形势和时代变迁的角度来说明中国不能闭关，必须向世界学习。这是洋务派面向现实后得出的新观念。

他们也揭露顽固派的嘴脸。曾纪泽将顽固派分为三种：① “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除事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②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结论，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③小人，“视洋务为络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他们还揭露顽固派表现上反对开放，禁用外国货物，而实际上“钟表玩具家皆有之”。

洋务派与顽固派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不同派别，洋务派对顽固派的揭露只停留在表面，这是因为他们在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二派的具体做法很不一致。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在改变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促进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方面，不能不在客观上起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主观上没有意识，但他们的经济活动，已经会触犯旧文化、旧传统而遭到顽固派反对。

而顽固派则相反，他们反对采用近代生产方式，主张继续保持封建落后经济的现状，因而害怕一切新事物，拒绝一切新事物，他们反映和代表着当时中国封建落后的经济势力。所以二派争论绝不仅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反映着中国社会发展方面，是继续保持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还是效法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近代生产方式的斗争，是守旧与革新的斗争，也是洋务思想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洋务派是以引进西方长技为标志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而顽固派是反对变革生产力的地主阶级守旧派。

5、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1）．评价的标准问题

历来有注重主观动机还是注重客观效果二种看法，前者强调他们的目的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后者强调他们办洋务的客观后果是促使中国出现了近代工业。

这实际是道德评价和价值评价的问题，是史学评价的老问题。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座标是什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改革——自强是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重要条件与前提，所以，我们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座标应是近代化。

从近期看帮助清王朝渡过了危机，但从长远看，则是积累了促使清王朝灭亡的条件（资本主义因素）。（2）．洋务运动与中华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的关系，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前期促进作用是主要，后期阻碍作用则日益明显，分界：60—80年代初，80年代后。为什么：是中国客观历史环境有关。

中国没有强大独立的市民等级，没有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先天不足。近代以来，又有外国资本主义的竞争，封建专制制度和习惯势力的阻碍（厘金剥削，政府对私人企业创办采取不支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企业创办困难重重，阻力很大（60年代上海民间要求创办轮船公司，被压制）。在这种情况下，洋务企业的创办，引进了机器技术，在封建主义的坚冰上打开了缺口，为中华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为中国商办企业的创办起到了摧生的作用。郑观应曾说：“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等，兼集商赀则众擎易举，全归商办则士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就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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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事实上，如果从后发外生型国家工业化道路来看，工业化的启动者往往先是由政府承担的，日本初期也是以官营半官半民的企业为主，这是一个较为普通的现象，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从中国近代而言，也正是如此，正是在洋务企业创办以后，中国商办企业才陆续发生。

为什么又说80年代以后，也就是当商办企业发展起来以后，洋务企业的阻碍作用日益明显？这是与洋务企业的体制有关：官营、官商企业。即使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管理权也由官方掌握。“官商本相隔阂”，官要集中、控制企业的各种权力，而商则要自由发展。企业作为经济实体要依市场需要而发展，二方面必然构成矛盾。表现在企业内部，如轮船招商局要发展远洋航行，李鸿章不同意；上海机器织布局亏损，强令股东三个月内每股加银30两，愈期不交，则3股并为一股。这样，必然使企业内部广大股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企业在官的控制下难以发展。

就以洋务企业与商办企业之间而言，由于洋务企业受到某些权力保护（七年专制，减税，开平煤矿），难以形成平等竞争。所以，必然产生压制、阻碍作用。80年代中期以后，原来支持官督商办的郑观应反过来持批评态度说：官民视投资公司为畏途了。

为什么会这样？与主持洋务活动的官僚指导思想有关？

1874年，太久保利通《关于殖产兴业建议书》：“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在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政府创办企业的作用是“诱导奖励”，目的是“振兴民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880年，政府颁官营企业条例，果断地采取廉价出卖官办企业，发展私人企业方针。80年代中，出现产业革命，仅十年左右时间，工业便在国民经济中占了统治地位。

洋务派虽然也讲自强求富，但着眼点只是清政府、官的利益。李鸿章预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分”。私人资本任意发展会“漫无钤制”，与洋务企业争利，所以要“官为控制”。

两相比较，一个着眼于长远，一个着眼实际利益，一个明确发展工业的出路在振兴民业，一个始终担心民业“争利滋弊”。

（3）．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关键问题在：洋务运动是与外国侵略者勾结的产物还是矛盾的产物？

洋务运动兴起之初，有对抗人民斗争的一面，共同勾结镇压太平天国，而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国内阶级矛盾缓和，民族矛盾则是主要矛盾。七十年代以后，洋务运动主要是作为外国侵略者的对立面而发展的。洋务派在这些企业的经营上，有一定的独立打算，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以商制敌，大要两端，外国所需于中国者，自行贩运，中国所需于外国者，自行制定”、“与洋人争利”，所以与外国资本不可能不存在矛盾。具体表现：

A、练兵：李鸿章《筹议海防折》：“盖发、捻、苗、回诸贼，皆内地百姓，虽有勇锐坚忍之气，而器械不及官军之精备，可以剿抚兼施。外洋：专以兵力强弱角胜，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

B、造船，强调自造，“各样兵船、铁甲船及精式利用之洋枪，为目前计，只得购之洋人；为久远计，必须自我制造，以期精益求精，用不胜用”。左宗棠明确提出自造轮船的两个目标：“以防外侮，以利民用”。C、开矿：“用彼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李鸿章谈到采煤时说：“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应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D、用洋人，认为：器械精巧，洋人为最，殚精竭虑，精益求精，可以用洋人。但强调：“能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一些重要部门，如“驾驶不用洋人”等。可见在创办洋务企业中，“御侮”，即矛盾一面是主要的。

洋务企业重用洋员是否具有买办性？所谓买办性，指企业基本上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其业务是为外国资本服务的，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起着破坏作用。洋务企业显然不是这样。洋务企业购买外国机器，但并没有投靠外国资本，它雇佣洋员，但也没有造成洋员控制企业的局面，所以它虽然有一定的依赖性，但不是买办性。在当时，引进外国技术，聘请洋员，进口原材料，借一点外债办企业，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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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理性，就是不少私人企业也是如此。（4）．洋务运动与近代化

从性质上看，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救亡运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立足点还是封建主义，并不想触动封建主义的体制和根基，但在不可抗拒的世界资本主义潮流面前，为了免于灭亡，他们采取了顺应的态度。他们主观上只是想引进某些西方的物质文明、增强国家实力以应付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但引进的西方物质文明却不可避免地伴随而来了封建主义的对立场——资本主义，从而客观上挖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墙脚。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可以三方面来看：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第一步： ①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第一步。

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中国，不同阶级、不同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的探索和斗争。因为中国没有市民等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方资入侵后，又遭到摧残，所以这个从西方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事业在其始初阶段便不能不依靠从封建阶级当权部分分化出来的开明派来承担。在当时，只有这些人有条件、有力量从西方引进新式的军事装备，引进机器生产，引进科学技术，从而在封闭的封建殿堂打开缺口。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维新与辛亥革命的第二步、第三步。历史是一环紧接着一环的。

②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私人资本企业的发生建立了基础。

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始终没有发展到具有独立性格的程度，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又扼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独立发展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洋务运动首先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冲破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堤防，它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洋务派的引进和提倡，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这些先进设备，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所以洋务运动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清除了某些障碍。③洋务运动冲击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

近代化是一社会过程，资本主义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洋务运动引进了机器和技术，但随着这些机器技术的引进，是使传统价值观点发生变化。洋务派提出学习西方“以制器为先”，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承认自己不如西方了，这对中国传统的“坚夷夏之防”的价值观念是一巨大的冲击。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还有一个观念是“贵义贱利”，轻视技艺、工商，洋务派要求把义利联系起来，认为对国家有利就是正当的，开化了社会风气。

我们肯定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就是肯定它在工业化及文化变迁方面第一步的作用，但洋务运动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从世界近代化的角度看，社会变革是一个包括社会各个方面的整体变迁过程，当物质层面的变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要求体制和制度的变化，要求第二步，第三步，洋务运动难以做到，所以完成不了近化化的任务。（5）．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 根本原因在洋务运动的变力不足。

社会变革是一个包括政、经、文三个层次的整体变迁过程。洋务运动仅在器物、技术方面学习西方，想在中国封建制度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本身有不可克服的封建性，窒息了洋务运动的生机——贫污、任用私人，必然使成本高质量低劣，“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新其貌而不新其心”，只变动经济而不变动封建专制政治之本，这决定其不可能持久。洋务运动时中国是没有可能再向前跨进一步实现全面的近代化呢？有一定条件：

从世界史角度看，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一次新的科技革命时代，内燃机（1876年）发明提供了新的动力，英法等国发明了转炉炼钢及平炉炼钢法，电动机、电话、无线电通讯技术等都发明出来，交通运输铁路、轮船等的发展，使地球的距离缩短了，在新技术革命的带动下，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上的垄断，政治上民主化、军事工业现代化、文化生活世俗化的潮流。

一些原来落后的国家也开始了近代化过程，最典型的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推行“振兴实业”政策，办了一批工厂，这批工厂以官营与半官半民（类似官督商办）为主，可见在本国资本不发达的情况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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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期兴办企业由官出面方面有相似性。在这些企业的创办中，也遭到批评“费用颇多，损益得失相当”，因而在明治十四年以后，明治政府果断地采取了一个行动：把官营及半官半营工厂出卖给民间，扶植资产阶级，以后又颁布宪法，开设国会，在国家体制上进行变革，所以迅速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

处在这样世界大潮中，中国已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必须近代化，否则就没有出路，这是形势之迫，当时要迈第二步是可能的。

首先：外国资这时调整了对华政策，“合作政策”，相对有一段“和平”时期，有利于内部励精图治，加快改革步伐。

其次，洋务运动开展过程中，已经有一批人包括文祥，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郭蒿焘、郑观应、王韬等都程度不等程度提出了学习西方、进一步变革政治制度的要素，郭蒿焘写信给李鸿章，要求“采西国之政”期望他朝着“立国之本”的方向再进一步，淮军将领，后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临终的《遗折》中，批评了洋务派，说中国改革应“议政于议院”。

但洋务派并没有朝这方面走下去。相反，后期洋务领袖张之洞还在《劝学篇》中进一步发挥“中体西用”思想，反对维新变法。

当时中国缺乏真正有远见卓识的领导核心。

[美]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11984.6）提出日俄近代化的经验：“有两个基本的革新过程在变革时期起作用：一是转化，即改造在现代化以前时期已经存在的特质；二是借鉴，即按照别的社会的模式建立新的制度和价值标准”。

现代化改革是一场环环相扣、互相影响的运动。洋务运动虽然迈出了经济近代化的第一步，但他们没有也不想走第二步，没有社会政治的重大改革，经济建设的点滴成就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就使这场运动不可能成功。它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第一次腾飞的机会。

二、近代私人资本企业的产生

1、关于中国近代私人资本企业产生途径的学术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鸦片战争前的资本主义萌芽密切相关。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既然产生、便不会夭折，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清前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在鸦片战争后，大部分维持下来，其中有的向机器工业过渡，说明明清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未完全是从西方移植来的（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术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出版）。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主要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刺激下发生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发展很微弱，西方殖民者入侵后，不少行业相继萧条。而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输入西方机器，把西方的已有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当然，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起来的也有，但不是中华民族资产生的主要途径，由手工工场向机器工业转变是在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发展以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但为数不多，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主要部分是从西方引进的。

近代企业：并不在是否采用雇佣生产方式（手工工场就有），主要特征是采用机器（使用原动力的）生产，并采用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管理方式。

如何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应从中国私人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入手。

2、中国私人资本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

近代私人资本企业主要不是在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激下发展起来的。

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主义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自然发展成资本主义？

要有条件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论述过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提出：14—15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但是，如果不是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摆脱萌芽状态那种“蜗牛般爬行的速度”，导致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胜利。马克思写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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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州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动机：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基本力量：中世纪晚期出现的自治城市和市民等级。但市民等级还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还需要激发力量：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它是靠地理大发现激发起来的。

马克思把地理大发现、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资本的积累等作为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条件。然而，如果观察一下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则会产生了一个疑问：许多国家都具有相类似的因素，为什么只有英国首先成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

顾准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文中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探讨了这一问题：“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商业本位国家，荷兰有过，产业革命未发生于荷兰。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遗产，而产业革命只发生于英国。航海、商业、殖民的扩大所造成的市场扩大，是欧洲诸国的共同利益，唯有英国才促成了产业革命。”所以，“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

顾准还补充：促成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除了马克思所说的条件之外，还有“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以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意识。”

“工业革命”只发生在英国，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都是“输入”的结果。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是必然的，但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成为过渡的起点，却是偶然的。作为原创性的工业革命只发生在英国。（孟彦弘：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

——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相关诸问题研究的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2.4）“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交流，会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

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也说：“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原因：中国是大陆型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夺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体制，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生长的。

①没有享有自治权的城市和与此相联系的市民等级。西欧自治城市是反封建斗争的产物，市民等级是早期资产阶级的产生的基础。中国封建社会存在教为发达的城市，但多数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在封建专制王朝统治下，城市从未发生过统治权的转移。城市手工业商业的很大一部分直接被官府控制，城市中不可能产生与欧洲一样具有独立意识的市民等级（市民等级与市民不同）。没有市民等级，就缺乏与封建统治者分庭抗礼、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力量。

②中国封建工商业的很大一部分不是属于商品经济，而是从属于官府需要，官府工业、官府商业、官督商办，这种官营和官商体制长期存在，控制了和制约了市场的发育，它极大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使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极为缓慢。

③中国的专制主义源远流长，体制完备，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一直有力地维护着封建经济基础，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桎梏。尤其是17世纪中叶后清政府推行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使资本主义萌芽基本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境地，不能与新的世界贸易的需求相接触，以致没有得到使自身摆脱“蜗牛般爬行速度”所必备的条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有了新的变化：（1）表现为耕织分离，这个过程真正开始是第二次鸦片战后，一方面，促使中国内部自然经济分解，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也打击了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使中国原有的手工业和商业衰敝。正如福州将军闽海关监督在奏折中说：“福建民间之买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很快陷入枯萎凋谢的境地，除极个别以外，大多没有长成枝叶繁盛的树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主要不是从原有的手工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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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2）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外国资本者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就中国自身来看，原来与资本主义萌芽相伴而生的那些手工业主和商人，大部分随着萌芽的被摧毁而陷入破落的境地，他们没有可能发展成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而另一部分，一些与外国侵略者关系比较密切的买办和买办化的商人。一些利用封建权势乘机搜括聚敛的官僚和地主，则看到外国资本在中国办厂取得的优厚利润，于是将他们手中的资金或到洋务派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投资，或自己办厂，于是转化成近代资产阶级。由此可见，中国没有条件出现欧洲国家那样的“原始资本积累”，决定中华民族资本资金不足。

中国私人资本企业的主要部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即直接移植西方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建立的。

3、中国私人资本企业的发展阶段。

（1）．兴起阶段：19世纪七十年代——1895年甲午战争

1869年，上海一家打铁作坊使用机器（车床），是为发昌机器厂。

1872年，广东南海华侨商人陈启源在简村设立机器缫丝厂，定名继昌隆，在它之后，南海、顺德继起仿效，甲午战前达88家。

根据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统计：甲午战前，民族资近代企业170家，其中矿厂

22、小火轮公司

3、其他工厂145，主要分布：缫丝、纺织（轨花、纱厂）、火柴、定纸、印刷。

（2）．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即1895—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原因：A、19世纪后期中国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扩大，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

B、甲午战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高涨，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抵制外货，自保利权”成为当时筹办企业的口号，20世纪初收回路矿利权运动，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

C、清政府解除对民间设厂的禁令，1896年清政府要各省督抚分别在省会设立商务局，1897年3年又明令“准各省广开民厂”，1898年制定《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据统计，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企业460余家。其中，发展较快的是绵纺织业，460余家工矿业中，棉纺业19家，缫丝厂141家，资本数30,246千元。在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下，中国棉纺织业处境并不顺利，但这种企业所需投资较少，盈利较快，近代一些著名实业家张謇、严信厚、荣宗敬等都是靠办纱厂发迹致富的。

其余：面粉60,火柴58，机器制造86家。采矿：采煤新设私人企业31个，金属矿18个，还有玻璃，造纸、榨油、印刷、食品、水电等。

交通运输业中：商办轮船公司大兴，据海关登记，1894年，轮船140只，1912年897只，增长数为541%，总吨位则增长225%。其中主要是小火轮公司，每轮不到100吨，往往一二只小火轮就成为一个公司。其中较大的（平均资本33万元以上）有35家。

另外，在收回路权运动中，各省筹办商办铁路公司，集股自修铁路，1903—1907，有15个省开设铁路公司，到1911年，铁路公司自行修成的铁路总长度422公里。（3）．1914—1919年，私人资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原因：①辛亥革命给封建制度的打击，推行振兴实业的政策。

②主要是帝国主义忙于战争，向中国输入商品减少，相反，中国出口产品增加，加上国内市场的需要，刺激了相关资产阶级投资办厂。1912至1919年新建厂矿企业470多家，1911—1913注册设厂的，平均每年24个；1914年—1918年注册设厂，平均每年近三十七个，其中以纺织和面粉工业发展最快。1913年前，全国纺织厂231个，资本三千二百五十四万七千元，1920年增加到四百七十五个工厂，资本八千二百七十五万元；面粉业，面粉1913—1921，全国新设123家厂，民族资本经营的105家，1915年起，面粉大量出口。其他还有火柴、皮革，制纸、卷烟、玻璃、陶瓷、榨油、肥皂等轻工业。重工业出现：1914年开始兴建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1916年建成河北龙关铁矿公司，1917年上海建成和兴钢铁公司，1918年建成石景山钢铁厂，其他还有一些电力及运输业。金融业发展：1913年全国共有银行十七家，资本一亿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元，到1919年六年间新增银行四十二家，资本一亿零二百七十六万元。一些大资本集团出现，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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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1919年资本百万元以上的大资本集团二十五个。1919年增加到四十三个，如上海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申新九个纱厂。周学熙：华新纺织（天津、青岛、唐山、安阳）四个纱厂，是北方最大的纺织集团。徐荣廷等人创立的裕大华集团，包括武昌裕华、石家庄大兴、西安大华等纱厂，雄踞华中，此外还有郭东、郭顺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四个厂。

4、私人资本企业的特点

（1）．工业结构不合理。主要是轻工业、轻工业主要是缫丝、轧花、棉纺织、造纸、印刷出版，重工业只有少数机器修造厂和采矿业，而机械修造厂只能从事船舶机器的修理和仿制一些小型机械，无独立制造部门。采矿业大多是试办，使用机器办有成效者不多。这种不合理，与资本积累的不足有关。

（2）．分布不平衡 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有学者统计1872—1894年私人企业75家，上海38家、广州9家，两者合计63%，其他则分布在在福州、厦门、汉口、天津，这种工业分布不合理情况，反映了中国发展的不平衡特征。

（3）．投资少、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除少数资本十万两以上，大多数以几万两和几千两，在与外资竞争中处于劣势。如外商怡和丝厂资本50万两，宝昌丝厂80万两，中国最早的公和永丝厂10万两，最大的坤记丝厂20万。由于资本少，私人企业规模一般都不大，机器设备不足或者陈旧简陋，生产技术落后，有些还够不上近代工业的标准。

（4）．它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既相矛盾又依赖的关系。私人资本企业的落后，导致了它们对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的依赖，在机器，技术上资金（贷款）上依赖外国，有的甚至在生产方面都只是依赖洋行出口商品的加工业务。有的企业为了自己求得生存，依靠官府，请求减免税厘，有的还挂上“官督商办”的招牌。

但是，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它们是一种新的，进步的生产关系，商办工业与官办工业不同，主要是中小资本主义企业，代表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近代化的生产技术，组织了一定规模的社会化生产，采用了某些科学管理制度，代表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第六讲 思想领域与社会阶层的变化

一、思想领域的变化

1、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致用思潮

经世思想是经邦济世的简称，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特点是在遵守儒学根本信条的前提下，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中，它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或隐或现，其强弱显隐程度直接受到外在历史环境的左右。一般来说，当社会稳定，封建专制统治强颈有力时，经世观念就隐而不彰，藏而不露；一旦社会危机四伏，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际，经世意识就活跃。明清以来，经世思想二度活跃，一次是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抨击封建专制统治，斥责君主为天下祸害，百姓才是国家主体，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经邦济世为已任。（之后是考据，复古之学的兴盛，乾嘉）。

第二次活跃就是鸦片战争前后，嘉道以来，王朝江河日下，末世的衰象日渐显显露，西方殖民者东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部分读书人走出象牙塔，把目光投向社会，力图匡济天下，力挽狂澜，经世之学又兴起。其前后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20—30人，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其余还有姚莹（《康輶纪行》，嘉庆年进士，按察使），包世臣（嘉庆13年举人曾任知县），梁廷柟（《海国四说》、《夷氛闻记》副贡生、曾任内阁中书），徐继畬（《瀛环志略》，道光进士，道台，布政使，巡抚）。

思想特点：（1）、批判现实。对社会现实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批判朝政腐败，斥责当权官僚士大夫，最深刻的是龚自珍。1831—1832写成《明良论》，这是一组“古今病”的时论文章，开了“慷慨论天下事”的先风。他揭发专制帝王用柔性和刚性两种手段，达到“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独制无所制”统治，是“霸天下之民，霸天下之统”的统治，指出在这样的专制统治下，人才被摧锄殆尽。他痛骂官僚的无耻：“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揭露那些有权势的官僚只知车马、服饰、巧言令色，没权势的官，只知练书法、作诗词、官越大，向皇帝献媚取宠的功夫越深。他说，官僚无耻到这种地址，这是“辱国”、“辱社稷”。他认为，这样的时代，是一个衰败的时代，在这个世界里，没有颜色、声音、道路、议论、举世昏昏闷闷，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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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一旦清醒者——才士、才民出现，就会被软刀子杀害，这个社会是扼杀人才，窒息生机的世界。他们的批判，目的是藉此唤醒统治者，催促他们改革。

（2）．倡言变革。他们竞相提出“补偏救弊”方案，如刷新吏治，惩治贪污，整饬军备。

重点在漕运、盐运、河工、农业等关系封建王朝切身利益的方面。如漕运一直是封建王朝之“正供”，以河道为主，但长期以来，河运“层层有费，可不得不索之官，官不得不索之民”，成为一大苛政，经世思想家们为了改变这些弊端，积极倡导以海运代河运。在河工方面，提出“以治为主，以防为辅”，御坝、浚淤并举的办法。

农业是他们讨论的重点，包世臣提出“天下之富在农”，“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长官之职在兴利除弊，劝课农桑”。魏源认为：由于国家对农民的过度征发，“遂改邑开成墟”，农业衰败，因此，国家必须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敢顾家业”。龚自珍认为，缩小贫富差别是改革的主要目的，他写了《农宗》，设计了一套按血缘宗法关系继承财产，分配土地的方案。四个等级：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大宗分田百亩，小宗、群宗分田二十五亩，闲民不分田，做大宗的佃户，一个大宗可役使五户闲民，小宗、群宗可役使一户，且只能用同姓，同姓不足，才用异性，并必须报官府批准。

（3）．提出御夷、制夷思想。这主要是在鸦片战争后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在这些经世派中出现了新的民族意识和改革意识。

民族思想的本质是注重自我的体认。这种民族自我意识感受最强烈的时期，往往是一个民族遭受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之时，民族意识的强烈程度、与民族遭受的外在困扰成正比。但其表现在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中是不同的。封建顽固派表现出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以排外为特征，以华夏为中心，或者是无视事实单纯的闭关，当国门关闭不住时，又纠缠于礼仪之节。它的发展，实际就变成了一种变态的民族虚骄自大心理。而地主阶级经世派就不同了，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他们把民族观念由传统趋向近代，形成近代开放的民族观念。林则徐严厉禁止鸦片、但他不象道光帝那样，在禁烟的同时禁止一切贸易，而是把禁烟与通商区别开来，主张只要不运鸦片，即可友好通商。同时，他还从民族的自我体认进到对世界的体认，他不赞同保守派对西方世界的闭日塞听，主张了解西方，所以他“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编写了《四洲志》草稿，介绍各国历史、政治、疆域情况。林则徐了解西方的策略思想是：“必须时常操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知夷为了制夷。魏源则在《四洲志》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把林则徐的思想概括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林、魏的民族意识，立足于制夷，即民族自强，而自强的途径，则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课题，他们是一种近代开放的民族思想。

改革意识本也是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思想意识。表现：每当社会矛盾尖锐，他们就提出改革措施，以缓和矛盾延缓统治，主题是“兴利除弊”。

地主阶级经世派从鸦处战争的炮声中感受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并开始朦胧地认识到处在世界体系之中的中国，不能再按老样子继续下去了，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命题，强调“小变而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的主张。这是他们变革思想的哲学基础。

具体：A、引进西方技术、自设造船厂、火器局。B、仿效西法养兵练兵，增设水师。C)、允许沿海商民自愿仿设厂局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魏源主张师夷长技，鼓吹中国创办民用工业以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他也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作了初步介绍。在《海国图志》中，他以赞赏的口气谈到美国总统由选举产生，“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议会“三占从二”，“事无大小，必须各官会议，然后推行”。他还赞扬“不设君位”、“不立王侯”的瑞士是“西土桃花图”。他的认识是很肤浅的，但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介绍，已开始冲破“夷夏大防”的祖训，这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变化。

《海国图志》1842年初刻50卷，1847年增为60卷，1852年为扩为100卷，88万字。但在当时，却为当权者忌讳。50年代初，由商船带到日本，前后带了十五部，被官方征用七部，社会中马上翻译、训解、评论、刊印，出现了许多翻译刻本（原文翻印），训点本（加训读符号和假名），和解本（日本译本），估计1854—1856年日本刊印的各种版本20余种。《海国图志》给日本维新志士以重要启示。

从总体上看，经世思想并没有突破儒家的范围。但是，他们面向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在西方侵略面前，他们勇于承认战败的事实，力求知己知彼，探讨抵抗侵略、报仇雪耻的办法。他们敏锐的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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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不是用夷夏之防观念可以应付得了的，因此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思想史来看，他们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继承了古代思想家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又提出了新的思想与观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

2、洋务思潮

洋务思潮是在第二次鸦片战后出现的。1858年《天津条约》51款：“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事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以后，夷务改成“洋务”，与此相照应的是，人们也不再耻谈“洋务”了。王韬在《洋务上》中说：咸丰初年，“讳言洋务”，“若在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丧心病狂”，但不及数年，其局大变，“以识洋务为荣”，认为“所谓时务急务者，孰有过于洋务者哉”。洋务思潮是中西文化初步接触初步融合的产物。

代表人物是洋务派官僚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

内容：①认识“千古奇局”，力求把握机遇。“变局论”是洋务思潮的时局观，是其求强求富的理论依据。“变局论”出现在一鸦后，1861年，冯桂芳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1864年，薛福成《上曾候相书》：“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后李鸿章、曾国藩、王韬、郑观应等都说过。他们认为时局已经变了，中国已不再是天朝上国，而是面临着虎视眈眈的西方侵略，过去“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薛福成语），中国不可能再倒退到闭关自守的时代中去了。中国怎么办？他们提出“变弱为强，不患彼西人日来，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王韬）。②提出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的自强之道。首先系统提出此是冯桂芳，认为既然天下之局大变，诸国同时并域，且能独致富强，而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人，诚为可耻，然耻之，莫如自强。自强之道，在于借鉴各国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变人之利器为我之利器”。左宗棠：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须“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抵御外侮，造器自强，是他们办洋务的出发点。

③洋务思潮的理论核心是“中体西用”思想 对“中体西用”的评价：

以往论著多把它作为一个反动的思想，认为它把封建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揉合在一起，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中西杂揉不伦不类的，反映洋务运动把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的反动特点。80年代以来，出现新评价：它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中西文化冲突第一个阶段的结合形式。首先，“中体西用”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初，1861年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本”。之后，王韬：“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弢园尺牍》；郑观应：“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未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就是从事洋务的人也有类似的探讨：李鸿章在派学生出洋的“应办事宜”中说：“考查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兼讲中学„„”，也就是要“以中学来护其本”。较早把中学西学关系明确概括的，是1896年《万国公报》（美传教士林乐知主编 1865年 刊）“中西学问本身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比较系统地阐发此思想的则是张之洞，1898年《劝学篇》：“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上述过程说明：中体西用不是出自张之洞一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里承认为那一时期的“流行语”，是举国以为至言的。

一种流行语的出现，必定反映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心理，中体西用是那一时代的产物。此时是中西文化接触的第一个时期，反映了当时中国对西方认识的第一个阶梯。从当时的认识发展来看，以前是完全排斥西学，现在承认西学的学术地位，并认为足资辅翼中学。它代表中国士人对西方态度的一个新的阶段。从当时的时代来看，中体西用是当时可行的学习西方的方法。因为封建统治占统治地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还仅仅是开始。所以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新文化，如果没有中体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在中国是落不了户的。

此表述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对中国最早一批向西方学习者的影响，儒学思想千百年来树立的权威，它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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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们心中所积淀的情感因素和维护力量的确是巨大的，所以这一时期的士人，虽然意识到要学习西方，但不可能触动传统，只能用“体”“用”关系把中西学调和。因此，中体西学说是那一个时代的产物。中体西用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其作用也仅在那个时代本身，这个理论的提出有着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心理基础，这就是文化优越感和由此产生的“自尊”，鲁迅说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爱国的自大”。洋务派讲中体西用，反复强调维护中体，想在不变“本”——封建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在封建制度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芽”。这是“中体西用”的实质，它也必然会带来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严复：“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中西之为异也。如某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3、早期维新思想：

它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至九十年代初，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而出现的。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1868—1870曾游历英法俄等国。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任主笔，代表作《弢园文录外编》。

容闳：广东香山人。早年在澳门教会学校学习，1847年随校长赴美，耶鲁大学毕业，在美国公使馆、上海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任职，1863年入曾国藩幕，1872—1875，主持幼童留学，后参加过维新活动。薛福成：江苏无锡人。1867年充任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1889年，任清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马建忠：江苏丹徒人。1876年赴法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回国后为李办过洋务，《适可斋纪言纪行》，还编写过第一本汉文之法书《马氏交通》。

陈虬：浙江乐清人，举人。1892年撰成《治平通议》主张设议院，兴制造，奖工商，开铁路。甲午战后，以公车入京会试，与康梁交往，1898年参加康有力的保国会。后回温州行医，办报馆，设学堂。陈炽：江西瑞金人。任刑部郎中、军机处章京等职。曾到香港、澳门考察，主张学习西学，有《庸书》百篇。

胡礼垣：广东三水人。自幼居住香港，创办粤报。

何启：广东南海人。香港中央书院毕业后，留学英国十余年，长期居住香港，1887年创办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西医书院，是香港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参加1895年兴中会与胡礼垣合著《新政真铨》。郑观应：广东香山人。1858年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当过买办（英 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又自己经营贸易，投资轮船公司。1880年后，任过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代表作《盛世危言》。

他们的出身、生活道路和政治经历不尽相同，但他们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刚从地主阶级中逐渐分化出来的，具有初步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早年曾是封建士林的新秀，但后来没有沿袭封建正统士大夫道路走下去；有的人曾跻身于晚清官僚的行列，更多的人和洋务运动发生过联系，但他们思想比较趋时，后并与洋务派别分两途。他们对社会发展，民族命运，政治前途比较敏感，有强烈的爱国意向。与龚林魏相比，他们对西方的了解更多一些，他们更重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实用知识及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他们开始反映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要求摆脱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争取民族地位、自主、繁荣、强盛的要求，他们中某些人，当时就已明确提出了君民共主的纲领性主张，为戊戌变法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经过两个阶段：中法战前，处于萌芽、酝酿阶段。这时他们大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有的还直接参加洋务运动。一般也没有明确提出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中法战败后到九十年代初，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客观形势变化，他们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开始公开抨击洋务运动，积极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君民共主制度，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维新社会思潮。他们思想特点：

A.主张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他们“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清政府的媚外卖国表示不满。他们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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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要求取消外国在中国的特权。薛福成主张取消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收回领事裁判权“实为中国安危之机”。陈炽主张取消协定关税条款，收回关税自主的权利。郑观应强调，要将海关收回中国人管理，“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朝国体，所得全者为尤大也。”他们还告诫人们在注视从东南沿海进犯中国的英法侵略者的同时，还要特别警惕从北方陆路威胁中国的沙俄侵略者。陈炽认为沙俄是中国的心腹之疾，必须早作准备。郑观应也认为御外侮“防俄宜先”，指出：“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南、北、东、西几成四逼矣，„„是以防边之道，虽以防俄为急，而英法亦不可不妨。”这些认识是合乎实际的。

B.要求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他们认为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华经济掠夺，从而把发展中华民族资作为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论”，薛福成提出“商握四民之纲”，马建忠主张“富民”，陈炽提出“富国策”，郑观应则提出“商战”口号，形成“商战固本”思想。

郑的“商战固本论”的基本观点是：为了抵御外侮，要注重兵战，更要注重商战。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本目的，在于掠夺中国的资源、工业原料和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制服之法，是兴商务、习“商战”，“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在郑观应看来，“制西人以自强”是政治目的，“振兴商务”则是为了达到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自己有了实力就能“制西人”。他们认识到，要发展商业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发展工业，要发展工业，首先要兴办机器制造业，“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郑观应）他们还反对清政府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主张听民间自办。他们提出“官办不如商办”（王韬），“独任商民勿加官督二字，商之必不可以办，官之必不可以督”（何启、胡礼垣）；郑提出：“一律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这种思想，反映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要求。

C.主张革新中国政治制度，实现“君民共主”。王韬最早提出要在中国实行西方政治制度，1883年就提出：西方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类型的政治制度，以君民共主为最优越。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中法战后，郑观应对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作了比较，认为君民共主最适于中国。他认为洋务运动“遗其体而求其用”，必然达不到富强目的，而“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因此要开设议院，以“达民情，张国威，御外侮”，同时，还要制定宪法“宪法乃国家之基础”，使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展。

早期维新派的“君民共主”思想值得深入探讨。他们“君民共主”思想的来源，就是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形式。

王韬：“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

但他们就“君民共主”如何实施方面却又是大大中国化了的。他们着重强调议院使“上下通情”，通过民权参与议政而对君权有所限制。但他们还不懂得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实质，即议院作为民权与君权的根本对立关系，和作为独立的立法机构对君权的限制乃至取代关系。因而他们设计了一些中国式的议院方案，如何启提出县议员在秀才、府议员在举人、省议员在进士中选出；陈炽则提出下议院要由朝廷认可的“乡官”组成；陈虬提出议院由书院或寺观归并改设。他们设计的议院，在立法机构的性能上就大大地打了折扣了。这与当时资产阶级尚未成熟、新旧阶级之间的直接冲突还不明显和尖锐，因而不能给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发展以有力推动有关。他们的这一思想，还谈不上是完全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思想，只是这一思想在近代的最初酝酿。

早期维新思想，是当时初生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是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前奏。当然，他们的思想也有局限性，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对西方政治思想介绍很少，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也很少批判，缺乏坚实的理论后盾。

二、社会阶层的变化

1、中国近代的民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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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1）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

来源：一部分商人，买办、地主和官僚是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

1872—1913，中国资本开办的25家纱厂，在41个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有地主和官僚26人，商人5人，10人为买办。

面粉工业，1895—1913：28家面粉厂，43个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有地主和官僚11人，商人15人，买办15人，华侨2人。其他行业也如此。

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出身于商人、地主和官僚，或由买办转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来源有很大的不同。《共产党宣言》中说：“中世纪的城关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

中国明代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也出现了市民，但是，在封建专制政治下，他们没有发展成独立的市民等级，没有形成自己的意识，鸦片战后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横遭摧残，使得与这个萌芽相联系的（市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大部分衰落下去，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可能。而另一部分商人买办和地主官僚则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这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发展的两种不同类型。由此来源不同而带来中国资产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性格的差别：

《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级，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

这说明，西方资产阶级的发展，从初期的资产阶级的分子起，就与封建统治者处于对立的地位。它是在反抗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取得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而得到发展的。

而中国资是从商人、地主，官僚直接转化而来，因而缺乏象西方资产阶级那样的一番与封建势力的斗争经历。这就决定他们具有不可避免的弱点：

转化而来又缺乏与封建主义长期斗争的历史，因而与封建主义之间就必然存在着拖泥带水、藕断丝连的种种关系。表现在身份上是双重身份：他们有的保留以前的功名地位，有的则花钱向封建官府捐得职衔，以“绅”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商的活动，这些人是绅一商一身二任的。也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在向资产阶级转化之际，还表现了对地租和高利贷利润的兴趣，将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土地投资，这些人是地主一商人一身二任的。这使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更突出地表现出了一种过渡色彩，即已向近代资产阶级迈出步伐，但与封建生产关系还保持种种联系。

表现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革命性与软弱性，在戊成，辛亥中都作了充分表现。他们一方面要求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另一方面由于来源上藕断丝连的关系，又表现出极大的软弱性。在外国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夹锋中，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的一面，有反抗的要求。但在反封建斗争中，他们大多数追随立宪，谋求渐变的温和道路，而只有少数人追随革命。（2）、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

传统的观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A．是否存在官僚资产阶级

洋务派并不是早期官僚资产阶级，因为经济地位没变，他们只是具有某些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集团。中国近代存在一批官僚资本家，严格说来，是靠官权聚敛和膨胀起来的官僚私人资本，是官、商一身二任的人物，近代第一个官商是盛宣怀（两栖人）。

北洋政府时期，一部分官僚军阀同时投资近代企业，张作霖、阎锡山、曹锟、袁世凯、梁士治等，这些是一身二任或一身三任，从某一意义上说，他们是军阀兼官僚资本家。但他们是否形成官僚资产阶级，则很难说。因为阶级形成的标志：共同的经济来源，阶级意识。而当时，并没有所谓官僚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从政治地位和思想意识来看，他们并没有脱离军阀官僚的行列；从经济来源（拥有私人资本）这方面看，他们也获得资本家这重身份。他们是官商双重人物，是中国近代社会中特有的中介性社会集团。B.关于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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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近代买办只是一个阶层，只是一种职业。他们受雇于外国公司、行号，是专门为外国人推销商品，收购物资的“销客”或代理人。学术界有二种用法，狭义的用法，指充当外国公司、行号、银行、工厂的华经理或专门推销外国商品的经销人。广义的用法、泛指为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服务的，与他们的利益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如买办政客、买办文人、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等等。我们讨论中国资的结构时，应是指狭义的用法。

“买办”一词，在明代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葡萄牙殖民者东来后，把那些在广州商馆中的办事人员称为“采为”，中国人则把这种为外商服务的采办员或管事称为“买办”，这就是“买办”一词的来源。鸦片战后，公行制度取消，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深入，外国在华商行的增多，买办队伍也也有发展。十九世纪末，外国在华洋行（推销商品、收购中国货物、原料，投资银行、开矿、筑路）达九百三十三所，加上在各地区各城市的分支机构，有上万个单位，买办已有万人以上（上海、天津、厦门、汉口），如英怡和洋行在上海直属机构有二十九个单位，设正副买办五十余人。还形成了一套买办和外商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契约规定，双方签订的契约向外国领事馆备案，买办如业务上的过失而造成损失，须照契约规定限额赔偿。买办的收入、除薪金外，主要是以经纪人而取得的佣金和回扣，或者作为外商企业的合伙人分沾一部分利润。不少买办就是依靠这些收入，在短时间内聚敛起丰厚的财富。报纸说他们：“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起家巨万”。如徐润，1861年充当宝顺洋行买办，1883年财产达500万两左右。随着买办队伍的出现。自六十年代开始，他们还有了自己的组织，如买办公会，买办联谊会等，逐步成为一个社会集团。

问题在，买办是否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买办资产阶级？

回答是否定的。作为一个独立阶级的标志，经济上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来源，独立地占有生产资料，参与社会财富分配；政治上有代表自身的利益要求的政治主张与见解。

近代买办的特点：一是其依附性。买办是依附于外国势力而出现的，其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附于外国资本，政治上依附于外国利益。他们以洋行雇员身份享有治外法权，可以不受中国政府的审讯和拘捕，在帝国主义从中国取得的赔款中，他们有的还分享“赔偿金”。二是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买办不断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一些买办原来附股洋行企业，后来则自办企业，如徐润，私人投资开办同文书局；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办源昌缫丝厂、碾米厂、面粉厂等多个企业，这样，就脱离了与洋行的关系，转化为民族资本家。他们还没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

根据买办的特点，我们认为辛亥革命前的买办远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买办资产阶级，只是一个中介性的社会阶层（或集团）（阶层是社会结构中比阶级更深入的一个社会层面。阶层分化的依据，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收入方式与收入多寡的同一性，即地位职业、权力、教育、收入诸方面的统一）。买办的评价：

近代买办点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华势力而出现的，所以在历史中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由于充当买办能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取很大利益，所以他们都小心谨慎竭尽全力为洋行效力。他们利用洋商在华经济特权，建立了一个由口岸城市通向内地市场的洋货推销网，他们在为洋商收购茶叶、丝等土产的过程里控制收购价格，有的还参与毒品生意，协助外商从事走私偷漏、诱骗华工的活动。

但仅从这一方面评价是不够的。买办是近代最早懂得资本主义知识的一批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破门而出，创办的私人企业。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在对中西文化作了深入了解以后，写下了《盛世危言》，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著名论断。

所以买办在引进西方技术、管理，乃至文化方面都起到桥梁作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一种社会关系，就会有某一方面的表现，所以人是具体、复杂的。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说：“只有具体才能再现具体，因此，阶级性、民族性、个性、甚至人性都应当成为论人的视角”，这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有一定的启发性。那么，我们如何分析资产阶级的构成？可以从如下两个角度：

C．从资本职能形成看，即从经济利益集团角度划分，有产业资本集团、商业资本集团和金融资本集团。中国的产业资本家（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公用事业）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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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1913年前，民族新式工业共约创设了各类工矿744家，产业资本合计为303,862千元，制造业（包括公用工业）153，812千元，占50.62%，矿业69,744千元，占22.95%，铁路48,282千元，占15.89%，航运业（包括电 业），32,024千元，占10.54%。

随着这些企业的兴起，1911—1913年出现了93个产业资本家实业团体，兴起了一个产业资本家集团。中国商业资产阶级出现比产业资产阶级要早。可以说，随着鸦片战后洋货的涌入，在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通商口岸就开始出现一些与进口贸易相关联的新式商业，如经营百货、洋布、西药的商店，还有的从事丝、茶的收购，还有大批传统的字号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向近代商业过渡。中国的商业资比工业资产阶级要多得多，如武汉，辛亥革命前，企业41家，商号则有70000余家；二十世纪初各地纷纷成立的商会中，中小商人占绝大多数。

金融资本家 是随着新式银行业的崛起而产生的，1897年，盛宣杯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辛亥革命前，全国新式银行共设立了17家，其中有纯粹商办的3家，其余有督商合办、官办的。1909年，他们曾提议成立上海银行公会。近代金融资本中大多数是钱庄和票号。票号、钱庄，鸦片战前就有，鸦片战后他们也开始向近代企业发放贷款，开始有了近代借贷。上海票号1875年 有24家。几年后达到40多家。钱庄的性质变化更快些，汉口有钱庄120多家。但票号、钱庄留有不少封建因素，票号主要结纳官府，汇兑的主要为官款。

但中国的资本集团分化不充分，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旧因素往往捣和在一起。C．从占有（生产资料）资本的多少来分，有上、下层：

过去的近代史论著中，一般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和政治态度的不同为标准，将民族资产阶级划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上层一般占有规模较大、数量较多的企业。主要由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大商人转化而来，在政治上拥护立宪改良、反对革命。中下层一般经营资金和规模都比较有限的小厂矿和工场手工业，主要由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转化而来。政治上，中层同情革命，但具有较大的妥协性，下层的革命要求则比较强烈。

但是，上述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就辛亥革命来看，倾向和支持革命的并非都是中下层，一些上层代表也曾支持甚至参加革命活动，如虞洽卿，荷兰银行买办，担任过上海商会会长；沈漫云，上海信成银行创立人，加入同盟会，资助《民立报》。

1905年反美运动中，破坏和反对抵制的，也不一定都是上层，当时经营美货的中小商人一般都反对抵制。所以在很多的时候，资本家的政治态度，不是依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来决定，更多的是以“利益”来决定。这说明，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不能划等号。所谓上层、中下层划分的标准不是政治态度，而是依据资本多少、社会地位高低和影响来分。

从资本数占有量来看，有大资本家或小资本家。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些拥有几个企业的拥资百万数百万的“上层”资本家，主要集中在上海，江浙。如南通人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起家，直接创办参加投资的企业已达27个，资本额累计四千五百多万元，范围包括纺织、面粉、榨油、垦牧、轮船、肥皂、盐业、渔业、瓷业、电灯。

浙江人严信厚，由盐务起家，后又办轧花、纱厂、面粉厂、通商银行等，资本八百多万元。江苏东海沈云沛，资本四百多万元。许鼎霖：资本五百多万元。武汉有宋炜臣，经营水电公司、汉口燮昌火柴厂等八个厂矿。

与这些大资本家同时存在的，是绝大多数中小资本家，在武汉，一般商人资本最多几万、几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是资本多寡的不同，资本的多少与政治态度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倾向革命的，并不仅仅是中小层，如上层人物虞洽卿，都倾向革命；同时，中下层也并不都倾向革命，就事实来，大多数也倾向立宪，这是这个阶级过渡特点和软弱性的表现。(3)、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

随着私人企业出现，产生了资本家，作为独立阶级形成并登上政治舞台，则是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近代化的主体和推动力量，代替农民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

由于近代化是从传统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进程，这一进程必然应由新兴阶级资产阶级来承担。

用心

爱心

专心 在西方，资产阶级是近代化进程的主角，如英国，1640年以前，新贵族（农业资本家）、实业家（羊毛制造商）、小商人和自由民构成的中产阶级，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全部社会力量。他们控制下院，信奉同一清教，与代表封建贵族、垄断大商人利益的君主专制政府对立。通过1640年革命，中产阶级终于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以新贵族集团和工商资本家的联盟为基础的立宪君主制。在其后一百年中，工商资本家不动声色地发起了一场工业革命，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面貌，实现了经济的近代化。再通过1832年议会等，真正实现了政治上的近代化。资产阶级在英国近代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他们以其特有的活力，实现了阶级自身和国家的更新。

A.在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是由一批洋务官僚承担的，事实证明，他们完成不了中国近代化的任务，资产阶级的出现，使近代化有了它的主体和推动力量。中国资产阶级曾在民族危亡的推动下，几次掀起创办企业的高潮，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B.提出了改造中国的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并通过政治斗争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是近代反封建的领导力量。

C.领导了多次反帝爱国运动：拒俄、拒法、反美爱国、收回利权运动，显示了中华民族资也是近代反帝斗争的主动。

D.引进西学，促成近代思想解放潮流，创办近代文化教育事业。是新文化的推动者。

E.在近代反帝反封斗争中发展自己，组织起来，建立了政党或类似政党的组织，表明正逐步走向成熟。

2、早期新知识分子(1)．从士到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一个近代词汇。有的认为它是俄国作家彼得·鲍保雷金于19世纪60年代首先创造出来的。当时的俄国，有一批从西欧留学归来的青年学生，这些人把西欧社会思想、民主政治介绍到俄国，与沙皇专制发生冲突。他们希望俄国通过强有力的改革进入现代化。

也有的认为它也出自法国，是法国1898年采用的，当时法国发生“德雷福斯”案件（法军官、上尉，1894年被指控向德国武官出卖军事机密，被判终身监禁，但裁决证据不足，于是一批有影响的政治家、艺术家、教授、作家掀起了一场要求释放他的群众运动，代表就是作家左拉。他们针砭时弊，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风潮的中心。知识界的压力迫使法国当局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这批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有广义与本义两种解释，广义：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从事文化教育、科技工作的人；本义：有社会责任感、独立精神、原创能力、追求真理、批判社会现实的人。我们从历史角度评价，主要是在后一种定义上进行。

“知识分子”出现在汉语中是二十世纪五四时期，是从俄语和日文中翻译而来的，“知识阶层”、“智慧阶级”。

在此之前，中国把读书人称为“士”，士为四民之首，但政治上是封建官僚队伍的后备军，是封建政权在地方统治的基础；在思想意识上，以阐释、发展儒家思想、即以“教化”为已任。所以，中国古代的“士”是依附封建统治集团的，从社会学角度看，他们是社会中的一个阶层，但他们缺乏独立人格，不是独立的社会集团。

从“士”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发生在近代。60—90年代，即洋务运动时期，出现了转型中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冯桂芳、容闳、郑观应、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陈虬、何启、胡礼垣等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也包括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一批科技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多数与洋务运动有关系，但他们思想敏锐，又先后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成为中国第一代新知识分子。（2）．早期知识阶层的来源

来源：一是从封建士大夫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如王韬、薛福成、冯桂芳、陈炽、陈虬等都是。他们早年基本上受完全的、正统的封建文化的熏陶，在时代的感召下，逐渐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故而批判社会，追求新知。如王韬，50年代初到上海，是一落魄书生，生计无着，每到年关，苦于应付债主追逼，厚着脸皮向官吏乞讨赏钱，为解决饭碗问题，到墨海书院任文字工作，太平天国发生，他想一展才能，上书给太平天国，受到清政府的迫害。为逃避揖拿，到国外、香港，流离颠沛近20年，直到任《中国日报》

用心

爱心

专心

第二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讲稿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实践教学实施方案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年8月）

一、指导思想和教学目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是2005年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实施方案》确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4门必修课之一。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本质要求，也是进行“纲要”课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之一。在教学中开展并加强实践性活动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形式，也是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拓宽教学渠道、改善教育教学的方式和方法，提高教学实效性的重要环节。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为此，有必要制订实践课教学大纲，以规范“纲要”课的实践教学。

根据国家对“纲要”课教学的基本要求，该课的实践教学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紧密配合课堂教学，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随着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人民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帮助学生不断增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主动性，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学习、锻炼成长的责任感，以利于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基本要求

1.“纲要”课教师是“纲要”课实践教学的指导者和具体组织者。要依据国家对“纲要”课教学目的的规定，紧密结合教学内容，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实践教学。

2.“纲要”课的专兼职教师都应对学生参加实践教学进行指导。应计算此项教学指导活动的工作量并纳入对教师的业绩考核。

3.学习“纲要”课的学生，必须参加该课的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参加该课实践教学活动的情况应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考评体系。

4.考核学生参加实践教学的成绩，应坚持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以结果考核为主。过程考核主要以学生参与程度、实际表现为依据，结果考核主要以

学生的读书心得或论文写作、国情（历史和现实）调研报告、参观访问心得体会等结果材料为依据。

三、实践教学的具体内容、学时分配及进行方式

“纲要”课的实践教学可以与课堂教学同步进行，也可以相对集中进行。在此，主要考虑与课堂教学同步进行的安排。

由于“纲要”课的教学，是根据教材上、中、下三编，分三个阶段进行的。因此，该课的实践教学也可据此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上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1840—1919）的实践教学

（一）教学目的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中国的国史、国情（历史实际）。特别是了解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认识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主义压迫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及在这一过程中积累的基本历史经验和教训。

（二）教学重点、难点

调查、了解与阐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与其相联系的重要历史人物和社会群体；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人物探索中国出路的思想和实践历程。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系；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深刻道理。

（三）学时：2课时。

（四）实践教学内容

本阶段的实践教学可分为五个模块进行。每个学生任选并完成其中一个模块中的任何一项即可。

模块一：

指导学生研读一手历史文献和经典名篇，并写出读书心得报告。阅读篇目见教材中该编综述和各章后所列示的内容。

模块二：

指导学生实地考查“青岩教案”遗址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后，写出观后感。以认识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模块三：

指导学生阅读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相关文献内容，或利用节、假日参观本地或外地有关博物馆、纪念馆，并撰写心得体会。具体题目由任课教师拟订。

模块四：

指导学生查阅相关资料，撰写评析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先进人物探索中国出路的主要思想和奋斗事迹的论文。具体题目由各任课教师拟订。模块五：

指导学生观看正确反映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文献片（如《幼童》、《孙中山》等），并写出观后感。

第二阶段：中编“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1919—1949）的实践教学

（一）教学目的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中国的国史和国情（历史实际）。特别是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时代条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三个选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二）教学重点、难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状况；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取得胜利的原因、基本经验及其意义。

（三）学时：4课时。

（四）实践教学内容：

本阶段的实践教学可分为五个模块进行。每个学生任选并完成其中一个模块中的任何一项即可。

模块一：

指导学生研读经典名篇和一手历史文献，并写出读书心得报告。阅读篇目见教材中该编综述和各章后所列阅读文献。

模块二：

指导学生阅读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反抗“三座大山”压迫的相关资料，并利用节、假日考察、参观相关遗址、遗迹、博物馆、纪念馆等（详见备注3），并撰写观后感或调查报告。具体题目由各任课教师拟订。

模块三：

指导学生搜集、查阅相关资料，撰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烈和前辈、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人民群众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斗争中的英雄事迹。具体题目由任课教师拟订。

模块四：

指导学生利用节假日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红军烈士墓、红军纪念碑并写观后感。

模块五：

指导学生观看正确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情况的文献纪录片（如《李大钊》、《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抗战》、《解放战争》等）并写观后感。

第三阶段：下编“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49—2008）的实践教学

（一）教学目的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史和国情，进一步认识“三个选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促使学生更加坚定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和奋斗。

（二）教学重点、难点

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及其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独立自主的艰辛探索，逐步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及其启示；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发展。

（三）教学时数：2课时。

（四）实践教学内容：

本阶段的实践教学可分为四个模块进行。每个学生任选并完成其中一个模块中的任何一项即可。

模块一：

指导学生研读一手历史文献和经典名篇，并写出读书心得报告。阅读篇目主要见教材中该编综述和各章后所列阅读文献。

模块二：

指导学生查阅相关资料，撰写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各个时期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人物、英雄人物及其事迹；先进集体及其事迹。具体题目由任课教师拟订。

模块三：

结合对《纲要》教材第十章“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学习，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调查活动。如到花溪区近郊或具有典型意义的企业、社区等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新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感受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巨大历史进步。调查活动主要是利用节假日或其他课余时间进行。调查活动主题任课教师拟订。

模块四：

指导学生观看正确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文献片（如《国庆纪事》、《周恩来外交风云》、《邓小平》、《走进西藏》、《横空出世》、《复兴之路》等），并写观后感。

四、实践教学成绩考核与评定

该课的实践教学活动要与该课程考核结合起来：

1.学生实践教学的成绩主要由任课教师核定。

2．实践教学活动考核成绩计入该课程总成绩中。

3．实践教学分数占总成绩的20%。

备 注:

１.“纲要”课实践教学课时为2＋4＋2＝8课时，占本课程总学时的1／4。

2．考虑到“纲要”课下编与“概论”课内容有若干交叉，第三阶段的实地考察（如到花溪近郊等）可协调到“概论”课的实践教学中。“纲要”课实践教学可选择第三阶段的一、二、四模块。

3.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岩教案遗址，遵义会议纪念馆，熄峰集中营、开阳县张学良幽禁处旧址、玄天洞杨虎成将军囚禁处、贵州抗日英雄纪念碑，贵州省工委旧址，习水县红军四渡赤水纪念馆，修文县阳明洞，遵义县苟坝会议会址，湄潭县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瓮安县冷少农烈士故居，独山县深河桥抗战遗址，德江县枫香溪会议会址，沿河县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镇远县“和平村”旧址，毕节市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晴隆县“二十四道拐”抗战遗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讲稿

伟大的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就曾说过：“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还有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我记不清名字了）说过：不学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以前的伟大，不学西方历史不知道中国现在的贫弱。

何清涟开出的药方是，在《历史的吊诡：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再思考》结尾时需要提出，补充一点的是：必须从现在起开始培养人们的公民责任意识。这责任意识的核心点就是：每个人都必须真正地将中国当作是自己的国家，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与民族的前途有关。不要纵容自己往社会上倾倒垃圾，却指望有“救世主”来打扫清场。只有从我做起，不期望有救世主出现，中国才有希望。“国际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而我们却在热情讴歌“大救星”。什么是文化差别？这就是文化差别。

人类历史从来就是一个不断出现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尊严，发挥创造力。至于每一时代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则需要仰赖那一时期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与社

会责任感，以及政治家的操作能力与兼容性。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与社会责任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思想高度，政治家的操作能力与兼容性则决定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篇：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讲稿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讲稿》

王成礼

同学们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门课。《纲要》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称“原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简称“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另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选修课，一起构成高校思政课的完整课程体系。《纲要》科目的增加，是2010年考研内容上的重大变革，其分值为 %，《纲要》占总分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也是广大考生非常关注的问题。目前，广大考生中，有一部人（往届考研）感到焦虑不安，因为以前没学过这门课，不知从哪里下手，对这部分考生来说，这次辅导课实际上就是门新课，需要从最基本的概念、定义、基础知识学起，实际上对于大部分应届毕业生来说，学得也不怎样，因为，这门课的内容相当丰富，10章3篇（共13章），课时仅有32学时，掐头去尾，中间再加上实践课，大部分学校能讲到抗日战争就不错了，有的学校仅讲到上篇就结束了，所以许多应届毕业生学得知识并不扎实。另一部分考生，对这门课不以为然，认为，初中、高中都学过《中国近现代史》，确实大家翻开这本书，看一看都不陌生，几乎每个内容都熟悉，如果有这样想法，你将会误入企图，对你本门课的考试极为不利。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以为，首先要准确把握要《纲要》课的性质，它到底是历史课，还是政治理论课。尽管考生知道是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复习时，把它作为历史课来学，来复习。《纲要》是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2005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这一文件）及实施方案的精神而新设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2007年1月11日，教育部长周济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纲要》课教师培训班的讲话中指出：“纲要”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新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教育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我认为，《纲要》既是一门历史课，又是一门政治理论课。尽管“纲要”是思政课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实质上讲，“纲要”课并没有超越“历史”学科的范畴，它仍然具有历史学科借鉴性或服务性的基本特点或功能。“纲要”首先是一门历史学科，要体现历史学科借鉴性或服务性特征或功能，同时，“纲要”还是一门政治理论课，还要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与效用。也就是说“纲要”课扮演着双重身份，承载着双重功能，即“纲要”的史学功能，是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讲授，论证“三个选择”的必然性、科学性与进步性；“纲领”的思政功能，是通过对“三个选择”论证，坚定大学生在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精彩一课”获奖说明。我曾前后参加了三次教育部组织的《纲要》专家教材讨论会）

其次，要把握这门学科设置目的，这决定了你复习的方向。

《大纲》明确强调“纲要”课的教学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可简称为“二个了解”、“三个选择”。“二个了解”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三个选择”，“三个选择”是用史实论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再次，把握《纲要》课的逻辑结构。本门课由三编组成。上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1840—1919）。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前面主要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后面主要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编：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1919—1949）。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仍然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是，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了。下编：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49—2006）。这个时期，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

我把整个教材内容作如下概括：

一个主题。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作了总结：“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而斗争，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

二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发动侵华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主权等，并一步一步地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同时，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这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条线索是：中国人民为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最终使中国富强起来，进行了不断地斗争和探索

三次巨变。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第三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三次巨变是中国人民为完成二大任务，在探索救国救民和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三大成果，也是中国近现代史进程中的三个里程碑。

四大环节。四大环节主要指：第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是新旧民主义革命转折点，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第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起点。第三，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第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起点。

五种结合：一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这是近现代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根源，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产生了二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是国共合作。在近代中国，存在着二次国共合作。四是工农联盟，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根本保证，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力量。五是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六次挫折。一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二是洋务运动失败。三是资产阶级维新改良与革命的失败，这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造成的。四是大革命的失败。五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是教条主义导致的恶果。六是“文化大革命”十年，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犯的错误。

七大问题。主要是根据大学生的情况、“纲要”的特点及现实问题，重点讲授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的什么；二是近代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什么找不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三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四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地位；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六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七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的困难与挫折。

下面让大家思考（表述）：

1.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演变过程。

2.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主要任务。

综述 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本章重点把握：

1.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2.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3.认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及其关系，并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的两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实际是介绍鸦片战争的背景）

（一）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

我们伟大的祖国疆土辽阔，人口众多，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统一国家，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灿烂的中华文明具有显著的特点： 一是源远流长。约在五六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地区已经出现早期文明社会的要素。四千多年前，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时代。公元前21世纪开始形成王朝国家，早期的王朝是夏、商、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后经历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夏辽金、元、明、清等朝代。两千多年来，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交流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时间最长、未曾中断的文化系统。它不像埃及、巴比伦、印度等文化那样无以后继，更不像古希腊、罗马文化那样中经蹂躏以至荒芜。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

二是博大精深。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丰富多彩、灿烂辉煌。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杰出科技成果。中国生产的丝绸、瓷器闻名世界。万里长城、秦陵兵马俑、大运河等宏伟工程，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古代中国的文学艺术高峰迭起，美不胜收。如瑰丽璀璨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笔墨造化的书法，以神似取胜的水墨绘画，神秘精美的石窟雕塑，巧夺天工的宫殿、园林。还有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以及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

三是影响深远。唐朝时期，各国派至长安来学习和经商的人数很多，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到中国，每次都有留学生，最多一次达651人。元朝来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回去后写了一本游记，介绍中国风土人情，令欧洲人羡慕不已。

中华文明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精神，使这个文明既有刚性又有韧性，能够适应内外条件的变化，兼容各种不同的文明，不断丰富自己，顽强地生存发展。

中华民族有过光辉灿烂的过去，但近代以来逐渐落后了，所以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了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主旋律。

（只要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勤劳的民族，中国古代文明非常丰富多彩，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具体内容不需要把握，不会考）

（二）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

自公元前475年的战国时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社会前后延续了2300多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出现过一些所谓“盛世”，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清代的“康雍乾盛世”（1662年康熙继位—1795年乾隆统治）等。清朝中叶，即康乾与嘉庆年间，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下坡的不归路。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决定的：

1.经济上，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地主制经济（经济制度）。清朝中期，土地兼并严重，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贵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土地。乾隆、嘉庆年间大学士和珅 占有土地达80多万亩，甚至他的两个管家也各占有土地6万亩。道光的大臣琦善一家，占有土地竟达256万亩。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交纳高额的地租。大地主往往利用政治特权和通过暴力手段兼并土地。对农民剥削的加重，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经济生产形式）。农民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收取的地租也主要用于自己享用，而不是作为商品用于交换。这种保守、封闭、僵化的经济结构有利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但又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加上古代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尽管明末清初，中国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蓝牙，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可以预期的是，如果没有外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直接冲击，这个“可延长微乎其微”的“蓝牙”其自然成型、成熟的过程将遥不可期。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这三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商人不仅没有像欧洲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市民那样成为对抗封建生产关系的独立力量，反而常常把财富转向购买土地，从事风险更小的地租剥削。而地主除对农民收取高额地租外，也常常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以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封建政府还要向农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和摊派徭役。社会生产成果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地主奢侈消费和皇室挥霍、政府开支、军费支出等方面。农民生活贫困，没有能力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失去生产的积极性。在社会内部，缺乏促使工业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有效机制，造成封建经济发展的迟滞。

2.政治上，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自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的“公天下”嬗变为袭制的“家天下”。从夏商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理想孵化为秦汉、隋唐、元明清“大一统”的政治现实。其“大一统”的 “主人”是汉族也好，是少数民族也好，其基本的政治选择都是君主专权制、中央集权制以及官僚政治中。

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开始，历代王朝统治者不断加强皇权，称皇帝为“奉天承运”的“天子”，以维护“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加紧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和监督。隋、唐以后还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使官僚阶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流动性。这种封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维护了封建统治和国家统一，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在这种专制统治下，统治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大小官吏无官不贪。当时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从和珅家中竞抄出8亿两白银的家产，相当于当时约10年的国库收入（有说是2到千万两白银，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白银）。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3.社会上，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制度。其核心是宗族家长制，突出父权、夫权、君权。宗法制度在封建社会前、中期起过稳定和规范封建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其保守性日益增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放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来的各封建王朝。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称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后来，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

4.文化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学本是孔子倡导的民间私学。进入汉王朝以后，以汉武商采“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成为影响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不可违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进入宋以后，古代中国封建社会那曾经为“百家争鸣”和中外文化交流所激发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勃勃生机，逐步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八股文和宋明理学所阉割。明清之际，又大兴文字狱，思想界和文化界万马齐喑。自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以三纲五常为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仁政，提倡经世济民，以助君王，明教化。儒家还与佛教、道教相互吸收、融合，共同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封建统治者还通过种种方法，笼络和控制知识分子，并采取镇压异端、兴文字狱等手段，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5.对外政策上，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顺治十三年（1656年）开始，皇帝连续发布两道命令：一是禁海令，规定片帆不得下海，片帆不得出洋；另一道是迁海令，规定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沿海军民，一律内迁五十里。当时实行这些措施，目的主要是对付以郑成功为首的反清势力。到平定了反清势力后，清政府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决定部分地开放海禁，实行对外贸易。起初是开四关贸易（广东的澳门，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云台山），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只留广州一关而封闭其它三关。“一日无茶则滞，二日无茶则病，三日无茶死”。闭关自守政策作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产物，具有一个的自卫作用，但这种沉湎于“天朝上国”的梦幻之中。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严重阻碍了国内科学技术的发展，拉开了中西之间的综合国力的对比差。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一方面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另一方面也使其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几乎每个封建王朝都跳不出这个从初期兴起，到逐渐昌盛再到后期腐败、衰亡的“周期律”。

（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

当清朝上上下下为盛世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方，即西方，一批在古罗马的废墟上诞生的国家，逐渐摆脱教会统治，从停滞与混乱中走出来。16世纪至19世纪初，正当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兴衰更替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产生、发展，西方殖民主义也随之向外扩张。东西方的历史走向出现巨大的反差。

14世纪至15世纪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城市里，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者的手工作坊主、控制家庭手工业的包买商等。

1．思想上。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冲破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的精神束缚，为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文艺复兴于14世纪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于15逐渐扩展到德意志、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于16世纪达到鼎盛。文艺复兴是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他们提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是无所不有”的口号。他们以人为中心，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要求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提倡科学文化知识。所以，人文主义的理念，其重点是“人”，是“人”的本能的发挥，是“人”追求真、善、美的动力。文艺复兴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一个前奏曲

2.经济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需要两大前提，即一方面少数人积累大量货币财富，另一方面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变成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为此创造了条件。如英国的圈地运动：15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叶，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封建贵族使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这种情况在英、德、法、荷、丹等国都曾先后出现过，而以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所谓圈地，即用篱笆、栅栏、壕沟把强占的农民份地以及公有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大批 丧失土地和家园的农民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贩卖黑奴：从15到19世纪，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从事奴隶贸易。从事奴隶贸易的是葡萄牙人，其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都先后卷入这种惨无人道的奴隶贸易活动中。从欧洲港口出发，航行到西非海岸，称为出程；在西非海岸用货品交换大批奴隶，然后横渡大西洋，驶往美洲，称为中程；在美洲用奴隶换取殖民地的原料和金银，运回欧洲，称为归程。一次三角航程需要6个月，奴隶贩子可以做三笔买卖，获得100%到1000%的利润。运到美洲的黑奴，在种植园主或矿山主的非人待遇下，有1/3的黑人在移居的头三年死去，大多数人活不到15年。每运到美洲1个奴隶，要有5个奴隶死在追捕和贩运途中。在长达400年奴隶贸易中，估计从非洲运到美洲的奴隶大约为1200万—3000万。整个非洲大陆因奴隶贸易损失的人口至少有1亿多，相当于1800年非洲的人口总数。欧洲国家实行国债制度、税收制度和保护制度以积累财富；等等。

3.政治上。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历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及此后葡萄牙、西班牙、美国、法国、俄罗斯、德国先后发生了类似的革命或改革，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摧毁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专制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政治上的前提和保证。（1566—1609年荷兰的尼德兰革命，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要早；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力量不断增强，对封建王权日益不满。国王查理一世在1629年解散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1640年4月为筹集军费重开议会，议会拒绝征税而被再次解散，11月召开新议会，议会和国王的矛盾激化，1642年1月国王逃离伦敦，纠集保皇党军队于8月22日挑起内战）

4.外部条件。而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更为欧洲开拓世界市场、发展海外贸易、推动殖民扩张提供了条件，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在西欧，葡萄牙首先发起了大规模的航海探险活动。15世纪早期，航海家亨利亲王创办地理研究机构，为取得黄金、象牙和奴隶，组织了多次非洲西岸的探险活动，先后发现了马德拉岛、佛得角群岛，并从直布罗陀沿非洲西海岸到达几内亚湾。葡萄牙人探寻新航路的同时，西班牙统治者也极力从事海外扩张。哥伦布发现美洲，就是这种扩张的最重要收获。1492年，他携带着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致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船队从帕洛斯港出发，经加那利群岛后向西航行，先后到达巴哈马群岛和古巴、海地等岛。但是，哥伦布误以为巴哈马群岛是印度的辖地，把当地土著居民称为印第安人，并误认为古巴是中国的一个省。1493～1496、1498～1500和1502～1504年，哥伦布又进行了第二、第三和第四次航行，先后发现了多米尼加、波多黎各、牙买加、特立尼达等岛屿，以及由洪都拉斯到巴拿马的海岸。第三次航行中在帕里亚湾首次登上美洲大陆。哥伦布至死也没意识到，他发现的这些地方并非中国和印度，而是一块新大陆。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的支持下，1519年麦哲伦率船队，从西班牙的桑卢卡尔港出发，1521年船队到达菲律宾群岛，麦哲伦在与当地土著人的冲突中被杀。1522年麦哲伦船队剩下的“维多利亚”号返回桑卢卡尔港，完成环球航行。发现新大陆后，欧洲至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和美洲的最有利的通商航路都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占据。荷兰、英国等为发展海上贸易，开始在高纬度地区寻找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并探险世界其他地区。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从英国开始然后迅速推广到欧美各国的工业革命，使大机器生产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终于在欧美确立起来。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①殖民主义正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而发展，是西方强国对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人民的剥削、掠夺和压迫、奴役。它是为资产阶级剥削国内外人民、建立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服务的。

15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的环球航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主义的产生。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掠夺土地、财物，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攫取巨额财富。而在西方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向世界急剧扩张。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

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资本主义强国所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并出现瓜分世界的狂潮。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

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使人类历史成为了世界历史。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和交通的极其便利，西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但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来到东方，并不是为了使东方国家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了把它们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自己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附庸。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使古老的中国遇到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

二、外国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

19世纪初，英国已经基本上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19世纪中叶，这个只占世界人口2%的岛国生产的工业品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5%，并占有世界商船舰队数量的1/3，拥有世界出口总额的1/4和进口总额的1/3。为了对外扩张、掠夺殖民地、扩大商品市场，英国先后挫败了西班牙、荷兰、法国，成为“海上霸王”。在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建立了号称“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国。在亚洲，英国占领了印度，并入侵阿富汗、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它的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中国。

中国与外国的贸易有悠久历史，即使清政府实行闭知自守政策，也没有完全中断对外贸易。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外贸易，主要是中英贸易。英国的资本家和商人们对庞大的中国市场寄托了极大的希望，认为只要每个中国人的衣服下摆稍稍长出一寸，那就足够他们忙活几十年，当然金钱也就会随之滚滚而来。然而，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也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所以，英国输入中国的纺织品、布匹长期滞销，英国商人只能携带大量白银换取在西方畅销的中国生丝和茶叶，从而给英国留下了巨大的贸易逆差。显然，这是英国资本家不愿意接受的。英国商人发现鸦片是改变贸易逆差的好东西，通过最恶的介绍三角贸易，都获得了巨额收入。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前40年间，英国运入中国的鸦片约有40万箱，从中国掠走了3亿至4亿银元。这对于当时年收入只有8000万元左右的清朝政府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漏洞。鸦片贸易不仅摧残了大量吸食者的身心，腐败了东南沿海的官僚队伍，而因为大量白银外流，导致银贵钱贱，国库空虚，物价飞涨，民生淍弊。正因如此，林则徐才大声疾呼：长此以往，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响之银”，呼吁严禁鸦片，被道光皇帝采纳，并派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中国人民强烈反对鸦片贸易，是理所当然的。清政府实行禁烟措施，特别是钦差大臣林则徐1839年6月在广东虎门销毁收缴鸦片的行动，完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行动。结果，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

1825年和1837年英国发生了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商品滞销，工厂倒闭，银行破产，工人失业，人民不满。为了摆脱危机和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英国政府迫不及待地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

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蓄谋已久。1832年，东印度公司派林德赛化名胡夏米由澳门乘船北上，测探中国沿海港湾及搜集情报。1835年，他以私人信件方式向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建议对中国发动战争，而且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和所需的兵力及时间、路线等。在华鸦片贩子、“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曼彻斯特商会”和“利物浦印度协会”等，都曾经上书英国政府，要求动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1839年10月，英国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中国出兵。1840年6月，侵华英军由40余艘舰船和15000余名士兵组成“东方远征军”发动对华战争。

（思考题：英国为什么要发动侵华战争：这是次战争的起因，本来一清二楚，是因为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并借机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英国发动战争并不是为了鸦片贸易，而是为了保护正常的贸易，也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不能平等对待西方，英国是为保护英国和西方国家的尊严，争取与中国平等的地位要，才发动这样一场战争要。注意几下几点：第一，战争起因是英殖民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见前面。第二，鸦片贸易原因。第三，文明、平等、自由、正义等是殖民主义扩张的借口。从《南京条约》丝毫看不出“文明、平等、自由、正义”影子。）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在停泊于南京长江江面的英舰“康华丽”号上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接着，1843年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4年7月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10月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主要内容及影响：

①割占香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②赔偿巨款，相当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清政府为此加强了对人民的压榨，人民的负担空前沉重；开创了侵略者对中国勒索赔款的恶例。同时也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资本积累。③开放五口，即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为通商口岸。使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洞开，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便利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货物，包括鸦片，大量涌入中国，使中国经济日益半殖民地化。造成中国东南沿海手工业者大量破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贸易主权。《虎门条约》里规定，英国人可以在这些租地建屋，长久居住，这为日后在许多口岸建立外国租界设置了借口。④协定关税的规定，协定关税的规定，是一种片面的协定关税税率。它只规定英商对华进出口货物的税率中国要同英方商量，而未规定中国对英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英方须同中国商量。其结果便形成了中国单方面的减让关税税率。因此，这是对中国关税主权的严重侵犯，是一项影响极深远的经济侵略措施。使中国开始丧失了海关自主权，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中国的进口税成为世界上最低的。自此中国自己不能调整税率，海关不能起保护本国工商业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侵略者用之以倾销洋货和掠夺中国原料出口的工具。协定关税，不仅破坏了中国关税自主权，有利于西方国家倾销商品，而且使得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失去了关税的保障。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南京条约》附件规定

《虎门条约》主要内容为：①“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英国取得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它通常指的是缔约国双方在通商、航海、关税、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相互给予的不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特权或豁免待遇。条约中规定这种待遇的条文称“最惠国条款”。）。②英国可以在五口租地建屋。这项规定成为日后“租界”制度的开始。《五口通商章程》主要内容为：凡中国人与英国人“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人（即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馆）照办”，即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 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侨民，不受居留国法律管辖的特权。根据法律管辖原则：属地原则、属人原则、属地与属人相结合原则）的规定，是说英国的侨民、商人同中国人发生冲突，犯了法或成为被告，只能由英国驻中国的管事官--领事去裁判，中国政府不得过问。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时攫取的一种司法特权。自此一些外国烟犯、不法分子得以在资本主义列强官方的保护下，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破坏。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国际交往，最惠国待遇是可以有的，但必须是双方对等的。但从这一批不平等条约开始，规定了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就是外国要求中国给予最惠国待遇，但是它们并不以最惠国待遇来对待中国。另外，它们还提出了利益均沾问题。自此，中国和任何一个侵略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就不仅是对一个国家丧失主权问题，而是对所有与我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资本主义国家丧失了权利。

《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使列强双攫取了军舰可到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破坏了领海航行权）、建立教堂、传教自由等特权。

随着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打开，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从一个享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国家，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发展的道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就成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鸦片战争首次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资产阶级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欣喜若狂，他们以为从此开辟了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代表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回伦敦后在英国议会曾得意地宣布：倾兰开夏全部纺织厂析产品，也不能满足中国一个省日常需要的布料。（销售钢琴）。但这只不过是急于发大财的英国资本家的主观想象。从1846年—1856年的10年间，英国输华商品，始终徘徊在150万镑下下，这是英国资本家始料不及的。因此，英国绝不能满足于《南京条约》所已获得的权益，不仅不满足于其商人被限制于五口通商，而且也不满足于其使臣不能名正言顺地在京城设立使馆，堂而皇之地就近影响、恫吓、控制皇帝。1856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12年后可根据具体情形对贸易等条款进行适当修订的要求，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英国联络法国，鼓动美国，向清朝政府提出全面“修约”要求，英法亦同时提出同样要求，清政府拒绝（当然不会同意）。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此后，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挑起了新的侵华战争。

(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初，一艘100吨的中国商船“亚罗号”，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黄浦。船上水手全是中国人，船主苏亚成也是中国人。该船曾被海盗夺去。为了方便于走私，该船曾在香港英国政府领过登记证。10月8日，广东水师船捕走窝藏在船上的2名中国海盗和10名有嫌疑的中国水手。不想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领有执照，硬说是英国船，甚至捏造说中国水师曾扯下船上英国旗，侮辱了英国，无理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立即释放被捕人犯，向英道歉。但是当22日，叶名琛把12人全部送还时，巴夏礼仍然拒收，连叶名琛送去的信件也拒绝拆阅。23日英驻华海军悍然向广州发动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非通商口岸的中国内地——广西西林县传教，因其胡作非为，1856年2月在当地被地方官处死。此案当时未议结。法国为了换取英国支持它在越南的“自由行动”，并取得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合法”保证，便接受英国建议，派葛罗为全权专使，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与英国联合出兵。）

1857年10月，额尔金和葛罗所率由5600余名士兵组成英、法舰队到香港，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侵略军炮口的威胁下，清政府先后被迫签订了英法俄美《天津条约》，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此前，沙俄还乘机胁迫清政府签订《瑷晖条约》，此后双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这批条约，西方列强在中国又得到一批权益：（1）将香港岛对岸的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割让给英国；（2）开放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和天津为通商口岸；（3）外国公使常驻北京；（4）鸦片贸易合法化；（5）掠卖华工合法化；（6）外国人可以入内地“游历”、经商、传教；（7）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8）洋货运销内地，只纳货物价值2.5%的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9）邀请洋人帮办海关税务；（10）向英法各赔款800万两白银；（11）沙俄通过上述各条约，先后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叶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理的领土全部吞并。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程。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结果是中外反动势力由相互对立发展为相互勾结。《北京条约》以后，中外反动势力握手言和，列强并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办理洋务。

日本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上沦丧的又一个重大关节。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外“开疆拓土”的野心。同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犯台湾，吞并琉球（今冲绳）。至1893年，日本基本完成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准备。

1894年5月，朝鲜发生了东学党起义，朝鲜统治阶级求助于清政府。清政府派叶志超率2000余人赴朝。日本政府得讯后，急派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军10000余人赶赴朝鲜，揭开了对中、朝侵略战争的序幕。东学党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日本拒绝撤兵，并于7月25日，日本军舰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中国运兵船和护航舰，正式挑起战争。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又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当时，清派一品大员到关岛，结果被拒绝，伊腾博文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恭亲王奕要，一个是李鸿章。奕的年龄大，不能去，而李鸿章已被革职，慈禧不得不重新起用李鸿章。李说，去了肯定割地，慈禧赋予他的割地权。慈禧太后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远赴日本议和。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率大批随员到达日本，在马关春帆楼先后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进行了7次正式谈判。根据《中日甲午战争史》中记载，李鸿章当年在日本与伊藤博文进行了7次谈判。但当年清朝驻日使馆发送电报的密码在甲午战争前一两年被日本情报机关破译。李鸿章赴日谈判时，日方对光绪和李鸿章之间的联系了如指掌，对光绪给李鸿章的赔款2亿俩白银的底线也十分清楚，于是在谈判中寸步不让，就是3亿两白银，最终获取了最大利益。在一次谈判结束返回住地途中，曾遭到日本浪人的行刺受伤，子弹从左眼穿出，昏迷不醒，险些丧命。李最后提出能不能再少几千万两，看到我的老脸，作为我回去的路费。结果伊威胁，如果再不签，你能不能回去，我也不能保证呀！关于割让台湾，传说李鸿章曾上书慈禧太后“台湾乃蛮荒漳疠之区，蛮荒之岛，鸟不语，花不香，山不清，水不秀，岛上化外之民，男无情，女无义，弃之不足惜”）

其主要内容及影响：（1）中国承认朝鲜是“自主独立国家”。这实际上为日后日本吞并朝鲜铺平了道路，变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2）中国将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予日本。（3）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7年内还清。这笔巨款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是当时日本全年收入的4倍，从而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资金。同是，进一步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清政府不得靠借款茍延残喘，列强则通过贷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4）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使列强的经济势力得以深入到中国内地和长江上游地区，加深了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化。（4）允许日本人在清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这也为列强各国夺取了在中国投资设厂的特权。此后，中国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地，也成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场所，这就更加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5）中国给予日本和英、美等国一样的最惠国待遇。《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之后又一个影响至深的卖国条约。它不但规定中国割地、赔款、增开商埠，还使中国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敞开大门；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大大加深。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1899年我国北方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是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深入和发展。1900年6月，以英、德、法、俄、美、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先后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德车人瓦德西为统帅，发动镇压义和团和侵略中国的战争。义和团和清朝官兵共同作战，给侵略者沉重打击。（慈禧太后想教训那些在维新变法对帝党支持的西方列强，所以开始支持义和团的抵抗）。随着战争失利，清政府积极向帝国主义妥协，与外国侵略者联合，血醒地镇压义和团运动。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主要内容及影响：（1）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就是说，除田赋外，中国所有税收皆由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几乎陷入绝境。（2）拆除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帝国主义列强可在自山海关至北京沿铁路的12个地方驻扎军队。（3）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在区内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使北京城完全处于外国军队的监视之下。（4）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的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必须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不叙用。凡发生反帝斗争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5）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牌坊。（6）惩治附合过义和团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被监禁、流放、处死的官员共百多人。（7）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便于清政府能够按照外国侵略者的意旨实行卖国的外交政策。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确立了清政府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忠实走狗的地位，从此，清政府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思考问题：有人认为：“鸦片战争是在执行一种历史使命，它使用侵略手段来达到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认为，“殖民侵略虽然给中国等落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苦难，但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打破了这些国家长期停滞落后状况，把它们拉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答案见练习第四题分析题）

（二）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什么不说成：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

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也就是说，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就是认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认识中国近代一切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那么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呢？

产生的总根源：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及其与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的社会形态。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其一，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其二，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早是由我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提出的。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理论界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参加的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讨论，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得到多数人认同。1938年和1939年，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以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著作中，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主要矛盾、革命对象和任务进行了系统阐述。

为什么说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

从社会状态看：这是因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并一步一步地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中国已经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

从动态看：（1）帝国主义不能完全统治。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主要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大国，由于人民顽强、持久的反抗，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协调，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无法单独征服中国，也不可能共同瓜分中国。这样，它们才没有能够如英国在印度那样，对中国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其代理人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2）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因此，近代中国尽管在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的地位，但是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与形式。由于它与连名义上的独立也没有、而由殖民主义宗主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尚有区别，因此称作半殖民地。

为什么说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

（1）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把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之中。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洋纱、洋布等商品在中国大量倾销，逐渐使中国的农业与手工业分离，从而破坏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流入城市，成了产业工人的后备军。一批中国官僚、买办、地主、商人开始投资兴办新式工业。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

（2）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西方列强并不愿意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利用获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国倾销商品，经营轻工业和重工业，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而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资本及依附于它的官僚资本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农村中，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依然占着显然的优势。这样，中国的经济既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了。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体现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两者是密切结合、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

思考题：将半殖民地半封建改成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可以吧？。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这六个特点实际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的）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析决定性力量。（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及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

帝国主义者长期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和各地海关税务司的职务，掌握海关行政、用人和财务大权。例如，英国人赫德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整整半个世纪（1861年－1911年）。列强以战争手段勒索的中国赔款。到1901析，中国对外8次主要赔款及利息，总计约合19.53亿银元，相当于清政府当年收入总额的16倍。清政府无力赔偿，被迫举借外债，附加种种条件（例如德国山东半岛修路）。外国资本还在中国设立银行，控制中国金融。

第二，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仍占据优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与中国的反动阶级结盟，竭力保护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土地高度集中在官僚、地主、高利贷手中。据统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全部农村人口中，占农村人口总数14.4%的大中小地主及富农占有土地总数为81%。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收取地租，实物地租依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地租形式。地租占收佃农收获析5成以上，有的高达8成，甚至9成。中国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20年为89.2%，1936年为79.5%，1949年为67.9%.第三，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联合专政）

中外反动势力的公开勾结始自它们联合对太平天运动的镇压。清政府认为外国侵略者是可以“信任”的，而人民的反抗则是“心腹之害”。义和团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干预。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也公开叫喊“以华制华”，培植伪政权以建立殖民统治（满洲国及汪卫政权）。

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生，但不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中国民占优势族资本主义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甲午战争后到1913年得到了初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但相对封建经济而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代表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起着很大的作用。不过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一是由于封建剥削制度仍然，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处于微弱地位。据统计，近代工业在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20年为4.9%，36年为10.8%，49年为17%。二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分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两部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比重更加弱小。这种弱小还表现在同外国资本与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略）。

第五，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后来，列强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极端不平衡）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一批又一批通商口岸，这些通商口岸一般都成为外国商品输入和中国农副土特产品输出的集散地。随着帝国主义在各通商口岸开办工厂，这些城市成为全国性的或区域性的经济中心。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析兴起和发展，也往往瞩目于沿江沿海大中城市，亦给这些通商口岸注入了新活力。所以，中国经济在东南沿海地区比较发达，在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则非常落后（现在也是）。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形成“三座大山”），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举世少见）

大量赔款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日占区“三光政策”；国统区，物价飞涨。前1947年7月的物价较之抗战前夕，上涨了6万倍，年底更达到14.5万倍。在农村，要交纳各种苛捐杂税。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首创“预征田赋”。在很多地区，一般都预征几年，有的竟预征至民国70年即20世纪80年代。农民群众除了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还得忍受神权、族权的欺凌。工人更惨了，除了三座大山，还受把头、包工头、军警宪特的层层管卡和欺榨。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其特征，是随着外国侵略的扩大，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结合的加深而逐渐形成的。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有所差别。在某些时期，中国的某些地区甚至沦为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随着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不仅旧的阶级发生了变化，还有新的阶级产生出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有两个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有两个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地主阶级依然存在，仍旧利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阶级。农民阶级，主要指贫农（毛泽东分为九个等级）、雇农和中农，占全国人口的大约80%.旧的封建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继续占有大量的土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不过，地主阶级本身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比如，晚清时期，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出现了一批因军功而升迁的官僚地主。他们在兼并土地和剥削农民方面，比一般地主要厉害得多。如曾国藩的湘系集团、李鸿章的淮系集团的将领，回乡后都大量霸占土地。民国时代，大大小小的军阀也都直接用武力兼并土地。又如，由于近代城市的发展、农民战争的冲击和乡村社会的动荡，有些地主从乡村迁往城市成为城居地主。一部分地主将土地剥削获得的货币投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的附股外资企业，有的入股洋务企业，有的直接创办或参股民营企业，转化为资产阶级。不过，大多数地主仍是主要依靠地租剥削生活的，一些城居地主也往往是兼营土地、高利贷和工商业。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更加激化了。

旧的被统治阶级即农民阶级，仍是近代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向贫农或雇农转化。有些农民破产或失去土地后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后备军。近代中国的农民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剥削严重，生活状况极度恶化，所以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其作为小生产者的保守、散漫、狭隘等阶级局限性，农民单凭自身的力量不可能求得解放，更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斗争引向胜利。

近代中国诞生的新兴的被压迫阶级是工人阶级。它的来源主要是城乡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中国工人阶级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至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中，如船舶修造业、出口加工业和口岸码头等。因此，它是先于中国的资产阶级产生的。在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创办的大型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中，和70年代以后的中华民族企业中，又雇佣了一批工人。早期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它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受剥削最深，革命性最强，而且它还有组织纪律性强、集中、团结、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联系等优点，因此是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也是近代中国新产生的阶级。它不是像欧美国那样，在原有手工业工场比较发达的基础上，由手工工场主和包买商等演变而成，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和刺激下，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成。买办是半殖民地的特殊产物。他们最初是充当通商口岸外国洋行的雇员和代理人，在帮助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过程中，通过获取佣金、分红、利息等手段积累财富，并利用与外国侵略势力及封建势力的密切关系，提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由于同外国资本主义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他们有的投资附股外国洋行，有的则投资洋务企业或协助洋务派官僚创办和经营企业，也有的直接创办和投资于民族工业。部分中国旧式商人如一些盐商、沙船主、钱庄老板、票号商人等，或经营资本主义商业或投资于洋务企业与民族企业。还有一些华侨商人，也在国内投资或回国创办经营新式企业。一些地主、官僚，也开始把从地租剥削和贪污、搜刮积累起来的财富投资于工商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华民族资本兴办的新式企业逐步发展起来。

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本家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腐朽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是由地主、商人、买办、官僚和手工作坊主转化而来的。他们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有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或多左少的联系，又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小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他们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同盟者。其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近代“中国革命中常常起到先锋的和桥梁作用”。

三、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和历史任务

（一）两对基本矛盾及其关系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其中有：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派系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本上是在与中国封建主义结成同盟的条件下实现的。除了帝国主义直接管理的租界、租借地以外，它们主要是通过中国反动政府和各地的官僚、军阀来统治中国人民。

一般来说，当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中国内部各阶级，除一些叛国分子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民族矛盾特别尖锐，阶级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例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时期，都有过这种情形。而当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结成同盟，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封建主义统治特别残酷的时候，中国人民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盟，而斗争的矛头主要直接地指向中国的封建政权，这时阶级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例如，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辛亥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这种情况。当国内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时候，帝国主义往往直接出兵干涉镇压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援助中国的反动派。这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完全公开站在一条战线上。例如，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向外国侵略者“借师助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1927年的蒋介石叛变革命，就属于这种情况。

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是上述两对基本矛盾互相交织和交替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

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是与社会主要矛盾紧密相连的。帝国主义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中华民族最凶狠的敌人。地主阶级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为了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富强条人民的富裕。这是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也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紧密联系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因为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改变它们控制中国经济财政命脉，利用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压迫中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面；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扩大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就不可能达到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从而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富裕。

近代以来，不少善良的人们提出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并为此作出过努力。他们的努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一些贡献。但是，在民族不独立、国家不统一、人民无权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主张并不能给濒临危亡的中国指明正确的出路。由于这些良好的愿望在实践中不断碰壁，许多爱国者终于抛弃了这些幻想，而毅然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道路。

怎样才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必须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决不会自动放弃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封建主义势力也决不肯自动放弃自己控制的政权，所以，以改良的方式是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统治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近代中国曾有不少人希望通过改良的途径挽救中国的危亡，如维新变法运动以及立宪运动等，但统统行不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等，也是在进行改良的努力归于失败、对当权者幻想破灭的情况下，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事实上，只有通过革命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才有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从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者为之献身的理想真正成为现实。

思考题：有人认为，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反侵略斗争，都是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既然反抗以后仍要失败，而且失败以后还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那还不如放弃抵抗，先搞现代化，并把日本作为这一方面成功的典型。

摘自林华国《近代历史纵横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一章 外国侵略与反侵略斗争

本章重点把握：

1.认识帝国主义到底给中国带来什么？

2.认识近代中国人民抵御外国侵略斗争的意义。3.了解近代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为什么要称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过去我们一般泛用广义的帝国主义概念，这一概念实际上包括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而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完成的，因此教材对1840-1919年的外国侵略，使用了更为确切的资本—帝国主义。

近代中国受到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决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重要依据。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产生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条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本章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认识资本—帝国主义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有人引用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谈到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他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766页。）在谈到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 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同上第768页）

请把握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关系的角度。英国侵略印度的目的是把印度变成其殖民地，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观动机也是要掠夺、压迫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决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帮助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但同时，它在实现其利益和目的的过程中不得不带来的客观效果，如瓦解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并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

第二，从正义与非正义、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它们向另走私鸦片，贩卖人口，发动战争，运用各种手段掠夺、屠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这都都是极其野蛮的、可耻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决不能以客观效果而替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美化甚至评功摆好。

第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即使殖民主义为中国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但这也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牺牲和痛苦的代价，使中华民族遭受了“流血与污秽”，蒙受了“苦难与屈辱”。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正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源，也是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富强和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资本—帝国主义为了其自身利益，在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的同时，又有意保留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扶植中国封建势力，阻碍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并使中国走上半殖民地经济畸形发展道路。更重要的是中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所产生的成果和利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享受不到的。因此，中国人民必须首先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独立和民主，否则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的。下面从四个方面说明帝国主义侵华的方式。

一、军事侵略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近代过去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

1.发动侵略战争，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它们依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直到直接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扰、蚕食中国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到企图瓜分全中国。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在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较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就有十多次（其中五次：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国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并通过战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特权，劫掠中国的财富，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类不平等条约达数十个。如果再加上它们用武力或欺诈手段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其他各种不平等的条约、条款、条规、协定、章程、合同等，总数达几百个之多。成为套中中国人民头上的一道道沉重的枷锁。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与英、法、俄签订的《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1871年，俄国出兵伊犁地区，清政府被迫签订《伊犁条约》（1881）；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南部地区，胁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1883-1885年，法国发动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中法战争，战后签订《中法新约》（1885）；1888-1889年，英国出兵侵犯西藏边境，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和《续约》（1891年）；《马关条约》；《辛丑条约》；1903-1905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一度攻占拉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1904），后又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1905）

2.屠杀中国人民。

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例如，甲午战争中，1894年11月日军攻陷旅顺后，即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他们在4天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约2万人。最后全市只剩36人，而这些幸存者及是尸体的。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和杀死义和团团民和平民1 700多人。有一队侵略军竟把一群中国居民逼到一个死胡同内，用机关枪扫射15分钟，“直到不留一个人为止”。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东北时，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沙俄军警把中国人居住的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

3.破坏中国领土主权。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和进行武力威胁等，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强占中国租界，强租中国港湾，并且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割让土地。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1860年，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去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南端的九龙司。1849年，葡萄牙武力强占澳门半岛（葡萄牙实际控制澳门，在明末就已经开始）。1887年，胁迫清政府订立《中葡会议草约》，允许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沙俄利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于1858年通过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之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1860年，通过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186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领土。1881年，通过《伊犁条约》和5个勘界议定书，割去中国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

划分势力范围。1898年，德国强租山东的胶州湾（青岛），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沙俄强租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和大连湾，以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山东的威海卫和香港对岸的整个九龙半岛（新界），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1899年，法国强租广东的广州湾（湛江），把广东、广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声明把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设租界。帝国主义列强还运用武力或欺诈手段，霸占中国通商口岸内的土地，设立完全由外国直接控制和统治的租界。1845年，英国租得上海外滩附近837亩土地，设立上海英租界。以后直至1911年，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租界里的一切都由外国殖民者管理，中国的法律在这里不发生效力，俨然是“国中之国”。它们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和外国侵略中国的据点。

驻兵特权。通过侵华战争，帝国主义列强还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驻兵的特权。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等12处“留兵驻守”。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得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有关权益，在旅顺设置“关东总督府”，并派兵驻守上述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作“关东军”，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突击队。

在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蹂躏下，中国已经没有独立的领土主权可言。“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是当时爱国志士发出的悲愤呐喊。

4.勒索赔款，抢掠财富。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来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却要中国人民加倍地承担其战争费用。它们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造成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破坏和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如，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就强迫清朝地方政府交纳广州赎城费600万元。战后，更通过《南京条约》攫取赔款21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英、法各得赔款8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再加上赎辽费3 000万两，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2315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多的财政收入。而八国联军战争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应支付的赔款额竟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近10亿两之巨。这种赔款，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实行的公开掠夺。

不仅如此，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还公开抢劫中国的财富和珍宝，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前，首先抢劫和焚烧了清朝皇帝的离宫圆明园。他们进园后就大肆抢劫金银珠宝、瓷器绸缎、文物古籍，拿不了的就加以毁坏，最后还放火焚烧了圆明园和附近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殿阁建筑。参加抢劫的英国军官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仅圆明园一地的金银珠宝相当于整个法国的总和。09年闹的沸沸扬扬的鼠首和兔首就是由法国侵略者掠夺走的。）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皇宫以及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禁苑里的无数金银财宝、珍贵文物古籍遭到他们的肆意劫掠。日本侵略军还从户部银库掠去300万两库银。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坏之损失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这些自称“西方文明传播者”的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地暴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的不文明的野蛮的本性。

二、政治控制

为了统治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

1.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的控制是逐步实现的。

在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还只是通过中国内部的妥协派贵族大臣如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人，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不少权贵大臣仍对外国侵略者抱有疑虑、恐惧乃至敌对的态度。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在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同时，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终于使清政府基本屈服。

《天津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实际上，当时西方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清政府的“太上皇”。美国公使田贝说过，他们经常教训清政府的大臣，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一定不许做。这就是说，外国公使可以在北京直接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

在外国公使驻京前后，中国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即“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对外国侵略者持强硬态度的肃顺等大臣被清除，恭亲王奕和慈禧太后掌握政权。奕等人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列强进行交涉并签订卖国条约而受到侵略者的赏识。设立了“总理衙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从此可以方便地牵着清政府的鼻子走。1868年，刚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竟导演出一幕直接“代表”清政府出使西洋的丑剧。中国政府的外交使团竟然以前美国公使为团长，还给予其“大清国大皇帝乱特派钦差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头衔格大权，并且还配上一名英国人柏卓安（英国使馆翻译）和一个法国人德善（海关法籍洋员）为左右协理，加上两名并无实权的中国官员作为点缀，手软凑一个不伦不类析“中国代表团”，前往欧美各国。代表美国利益的蒲安臣擅自配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给予美国掠夺华工及在中国设立学堂合法化等特权。这是国际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奇闻怪事，充分说明西方列强控制中国外交到了极其惊人的的程度。

英国公使普鲁斯向政府报告说：“其表现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前面已讲过）。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更规定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即所有美国人在华之一切民事、刑事诉讼，“均由本国领事等官询明办理”。从此，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

把持中国海关，是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政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近代中国海关的职权范围，除了征收进出口关税外，还管理港口，主办邮政，甚至涉及与外国人交涉的各种事务。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海关总税务司俨然成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顾问，而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则成了各地地方政府的高级顾问。由于他们的任期长、熟悉中国情况，因而往往比外交官所起的作用还要大。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任总税务司开始，直到1908年回国，掌握中国海关大权达40余年之久。他曾向清政府提出所谓《局外旁观论》，教训中国政府必须遵守不平等条约。他还帮助英国诱迫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中法战争期间，他指使其亲信英籍海关税务司金登干充当中国政府专使，到巴黎与法国签订和约。其后，金登干又代表清政府到里斯本与葡萄牙当局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在关于《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赫德起过重要的作用。

2.镇压中国人民的斗争

帝国主义列强还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爱国运动。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他们不但向清政府供应军火、船只，而且派外国军官指挥“洋枪队”（后面讲到），甚至直接动用陆海军，对太平军作战。当中国人民掀起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即发生所谓“教案”时，外国侵略者指使清政府屠杀中国人民，惩办对人民镇压不力的地方官员。如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清同治八年(1869)，天津法国传教士在繁华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拆除了有名的宗教活动场所崇禧观和望海楼及附近一带的民房店铺，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望海楼教堂建成以后，法国传教士网罗了一批地痞恶霸、流氓无赖为教徒，为非作歹，欺压百姓。1870 年 6 月，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教堂将之葬于河东盐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引起群众愤恨。适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被捕案犯供称系受教堂指使，一时民情激愤，舆论大哗。6 月 21 日天津知县刘杰同拐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教堂门前聚集的民众与教徒发生冲突，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到场向刘杰开枪，打伤其随从，激起了天津民众极大愤慨，致使天津全城鼎沸，引发了 “ 火烧望海楼 ” 教案这场大规模的中国民众自发地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 7 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 “ 抗议 ”，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杀 16 人，流放 25 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派崇厚去法国 “ 谢罪 ”，向各国赔银 50 余万两。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美国公使康格公开出面，要求清政府立即撤换镇压义和团的山东巡抚，而派所谓“强有力”的人物袁世凯去山东进行镇压。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后，立即采取血腥手段屠杀义和团团民。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列强还强迫清政府作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的承诺，并规定清政府各级官员如对人民反帝斗争“弹压惩办”不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3.扶植、收买代理人

为了控制中国的政治，把中国政府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得到列强支持的奕、文祥等满族贵族掌握了负责对外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中外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们又扶植曾国藩、李鸿章等湘系、淮系军阀，并帮助他们购买、制造洋枪、洋炮和练兵、办军事工业。这些洋务派大官僚后来分别担任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及各地总督、巡抚，掌握地方的军政大权，实行媚外、妥协方针。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甚至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末，帝国主义列强看中握有军权的袁世凯，支持他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建立北洋军阀政权。袁世凯死后，又分别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冯国璋、奉系军阀张作霖等各派系军阀首领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支持他们割据地盘与进行混战。

三、经济掠夺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主要是商品倾销与资本输出。它们在用军舰、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利用其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开始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

1.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南京、九江、汉口等10个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又规定增加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2.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南京条约》却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由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这就开了所谓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1843年制定的协定税则，竟把进口税率压低到“值百抽五”，即5%左右。1858年的《天津条约》还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需要重新课税。洋货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就可以在中国内地通行无阻，不必像中国商品那样“逢关抽税，过卡抽厘”了。外国廉价商品依仗特权和低税，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工业品和手工业产品，并获取高额利润。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3.外国资产阶级凭借种种特权，对中国开展了以商品输出为中心的经济侵略，把中国变成了他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外国资产阶级凭借种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这些都是在中国丧失了独立主权因而处于与外国不平等地位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从1865年开始出现入超，在这以后除1872年至1876年这5年曾一度小量出超外，一直是入超，而且逆差数额越来越大。据统计，1865年至1868年间，每年平均入超750万海关两。1890年至1894年，每年平均入超更增加到3 400余万海关两。洋货的大量倾销，使得中华民族企业的产品和传统手工业品受到排挤。直到1883年，毒品鸦片一直占进口货物的首位。

外国资产阶级还直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洋行，带垄断性地经营进出口贸易。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类洋行已达50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英国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沙逊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德国的礼和洋行等。它们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4．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操控中国的经济命脉。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中国自由开工厂、办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以获取超额利润，压制中国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操纵中国经济命脉。1895年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总数约有100多家。1895年以后，由于《马关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外国资本家争先恐后地涌向中国投资。1895年至1913年间新设立的外资大型厂矿就有130多家。其中英国最多，其次是日本、德国、俄国、美国。外国资本家经营的工厂资本雄厚、规模大、技术先进，民族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无力与之竞争。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很大部分并非由国外输入中国，而是利用战争赔款等方式掠自中国。

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进入中国的英国丽如银行（又称英国东方银行）。以后陆续开办或在中国设立分行的重要外国银行，还有英国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这些银行不仅经营存款汇款业务，而且进行商业投机、工业铁路矿山投资、高利贷贷款、发行纸币、操纵汇价等。它们凭借各种特权及雄厚的金融实力，逐步地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

对中国政府贷款，是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又一种重要形式（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进行了三次大借款）。帝国主义通过向中国贷款，取得了多方面利益。第一，可以借此扩大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第二，可以取得对中国海关和财政的控制权。如清政府1895年向俄法集团借债1亿两白银时，曾以海关收入为担保，致使俄法得以插手中国海关行政权。这就引起已经控制海关的英国的不满，它威胁清政府声称如果第二次不向英国借款，它将不惜诉诸武力。1896年，清政府向英德借款1亿两白银，仍以海关收入担保，并使英国获得了控制中国海关行政36年的保证。1897年又向英德借了1亿两白银。1895至1910年，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借给清政府的外债2.7亿白银，还款本息7亿两以上。第三，还可以获得高额利息。这类年息一般是4%-7%，并有83%-95%的折扣。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主要是以关税和盐税为担保的。这两项收入，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清政府的这两项税收每年约4 000万至5 000万两，大部分用于偿付外债，自己只能得到一点“关余”、“盐余”。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控制了这两项税收，就等于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

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修铁路、开矿山和经营交通运输业。中国境内的铁路绝大部分由外国资本经营。1911年，全国9 618.1公里铁路中，由外国控制的达8 952.5公里，占93.1%。而中国自主修筑的铁路只有665.6公里，仅占6.9%。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对中国铁路的控制，不仅攫取巨额利润，获得铁路沿线的许多经济权益，而且还由此从政治上、军事上取得对这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的控制权，确立和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外国资本还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主要航道的航运业。据海关报关，在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的总吨位中，1877年，中国占36.7%，外国占63.3%；到1907年，中国只占15.6%，外国占了84.4%。1911年长江航线轮船吨位中，外资的太古、怡和、日清三个轮船公司就占了83.8%，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仅占16.2%。至于远洋航线，则几乎全部为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不仅阻碍中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也造成严重破坏。由于外国向中国倾销过剩农产品，中国的一些传统出口农产品如茶叶、生丝等遭到打击，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销路，在国内市场上也遭到外国同类产品的排挤。同时，外国商人依仗特权，低价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作为其工业生产的原料，如生丝、茶叶、棉花、大豆、烟草、羊毛、皮革、猪鬃等，还通过垄断价格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行不等价交换，获得超额利润。这一切，加上中国封建地主残酷剥削，导致了中国传统农业的萎缩和衰败。

总之，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

四、文化渗透

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中国实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其目的是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1.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比如，1832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致使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各地城乡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教会在另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条约依据。

19世纪60年代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来到中国，并进入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压价购买、强占垦地等手段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出租房产。有的还包揽词讼，包庇教徒中的不法分子，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礼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这些传教士从事的不法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19世纪60至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

2.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外国教会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较早的外文期刊是《中国丛报》（1832—1851年）和《北华捷报》（1850—1864年，后改名《字林西报》）。这些报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态度和要求。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是广学会，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大本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的指导思想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也就是说，要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搬到中国来，即“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广学会翻译出版的书刊，也常常美化帝国主义侵略。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

帝国主义者为了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和“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它们攻击诬蔑中国人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19世纪末，欧美帝国主义者还炮制了所谓“黄祸论”，宣扬中国人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的威胁。在西方人看来，高加索人种（包括它的各种类型）被赋予了超越所有其他人种的最高尚的心灵和最美丽的身体，它受造物主的指派去支配全人类的命运，中国人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有智慧的动物中是最低劣的民族。中国人口非常多，如果不对中国移民进行控制，一旦和其他民族通婚，那就是在创造退化的混血儿。另一个证据，是明朝成吉思汗的铁骑蹂躏过欧洲，西欧人人都为黄色人种的举动所震惊，因此，必然对中国人进行控制。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甚至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让画家克纳克福斯画成油画送给俄国沙皇，把中国看成是“东方的巨大危险”，诬蔑中国野蛮、好战，胡说大批中国人不仅将充塞整个西伯利亚，还将越过乌拉尔，直抵伏尔加河，等等。英国人邦德（不是007）在《我们在中国的一份责任》一书中竟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将会重演过去哥特人、汪达尔人蹂躏罗马帝国的悲剧”。（拿破仑1856年曾对他手下说的，中国是一头沉睡于东方的雄师。）说中国是世界不稳定或危险的根源。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有理。孙中山、鲁迅等人曾给予猛烈地抨击。

第二节 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它们的侵略、压迫的过程。救亡图存，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面临的神圣使命。为了捍卫民族生存的权利，他们在长时间里进行了不屈不饶、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在外部敌人发动侵略战争时，除了少数叛国分子外，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各民族、各派别以进行民族战争的形式，共同抵御外敌。

1.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1）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中国人民即奋起抵抗。其中广州郊区三元里乡民抗击英军的规模最大。1841年5月，英军在三元里一带的淫掠暴行，激起当地乡民的义愤，“不呼而集者数万人”，“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与英军展开激烈战斗。英国侵略军在三元里遭到中国人民痛击，损失惨重。（1841年5月29日，英军劫掠队窜到三元里一带抢劫，并侮辱菜农韦绍光的妻子。韦绍光等人忍无可忍，与敌力搏，当场打死几名英国士兵，并将其尸体投入猪粪坑中。为预防英军报复，三元里人民在北郊三元古庙集会，决定立即武装抗击，以三星黑旗作指挥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三元里附近103乡人民闻讯后“义愤同赴”，组成一支反侵略的武装力量。5月30日晨，数千名义勇军逼近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四方炮台，诱敌军至预设的包围圈牛栏岗，经一天激战，打死英军200多人(其中有两名校官)，英军逃回四方炮台。牛栏岗一仗，三元里人民大获全胜，英军惨败。31日，番禺、南海、花县、增城、从化等县400余乡的义勇也闻讯赶来助战，达10多万人。英军以废除《广州和约》和攻城相威胁，奕山吓坏了，马上派知府余保纯带领南海县令和番禺县令前往解围。英军这才得以脱险。从此，民间流传着“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歌谣。）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2）太平军抗击“洋枪队。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后期，太平军曾多次重创英、法侵略军和外国侵略者指挥的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江北大营。当时清朝上海守军薄弱，面对太平军凌厉的攻势，上海官绅惊恐万状，他们先乞求英法联军“派兵助剿”，在遭到拒绝后，清朝地方官员只得自己筹饷招兵买马。于是华尔的洋枪队应运而生。华尔开始招募一批在菲律宾和印度的黑人组成雇佣军，同时招募了3000中国人，编成3个团，接受西洋的军事训练。一番训练之后，洋枪队战斗力大增，数次打败太平军，洋枪队也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尽管洋枪队人数不多，但这些人都是亡命徒，其中尤以黑人雇佣军作战最为勇猛，成为洋枪队中的核心力量。1862年（同治元年）7月，浙江巡抚左宗棠与驻宁波的法国舰队司令勒伯勒乐、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等相勾结，募集中国士兵约千人，派法国军官教练，用洋枪洋炮装备，在宁波组成“常捷军”，由勒伯勒东任统领，日意格为帮统，伙同清兵对太平军作战。军饷由宁波善后局供给。后扩充至1500人。此外，还有“常安军”与“定胜军”。）1862年5月，太平军在江苏奉贤击毙法国侵华海军司令卜罗德。6月，在青浦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9月，又在浙江慈溪击伤“常胜军”统领、美国人华尔。1863年1月，在绍兴打死“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塔提夫。

（3）台湾人民的反侵略斗争。1867年，美国派海军入侵台湾，副舰长马肯基率陆战队在琅峤登陆，高山族人民英勇抵抗，击毙马肯基，打退了美军的进犯（1867年3月9日，美国商船“罗佛”号在台湾南部海域触礁沉没，船长亨特夫妇和14名船员乘舢板在台湾琅峤地区登陆，他们没有进行任何联系就侵入高山族科亚人部落居住的地区，结果遭到阻击，亨特夫妇等人被打死。美国驻北京公使蒲安臣闻讯后，立即命令驻厦门领事李仙得赶往福州处理此事。李仙得率美国军舰抵台进行威胁，遭到台湾人民抗议而未敢上岸。6月，美国政府命令海军少将培尔率领海军陆战队180人，在台南登陆，企图趁机侵占台湾。然而，同仇敌忾的高山族人民埋伏在深山丛林中，将美军引诱上山，从后面包抄，发动攻击。美军伤亡惨重，指挥作战的海军上尉马肯基被击毙，其余侵略者不得不仓皇逃到军舰上。）。1874年，日本在美国帮助下，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日军侵犯台湾琅地区，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迎头痛击。（1871年，琉球渔民因船遇风浪，漂流至台湾琅峤（今恒春）附近的八瑶湾，66人得以登陆。渔民上岸后遭到牡丹社等原住民的袭击，其中54人被杀，12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脱险。后经台湾官府转送福州，遣返琉球。1874年5月2日，日本侵略军3000多人，在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的率领下自日本起程。7日，抵达台湾南部的琅峤并实施登陆，随即就向附近的牡丹和高士佛等社发动进击，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迎头痛击。在英国公使的调停下，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或称《台事专约》或《北京专约》））1895年《马关条约》规定割让台湾给日本。台北人民闻讯后鸣锣罢市，表示抗议。台湾绅民还发布檄文，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表达了誓与台湾共存亡的决心。台湾人民与台湾总兵刘永福所率领的黑旗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吴汤兴、徐骧等指挥的台湾义军及吴彭年、杨泗洪指挥的黑旗军在新竹、彰化、嘉义、台南等地与日军激战，许多人英勇牺牲。从1895年6月至10月，台湾军民浴血奋战，抗击了日本两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日军死伤32000多人。日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也被击伤、击毙。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此后，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未间断过。（在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与清军及越南军民配合，痛击法国侵略者，取得了辉煌的战绩。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任命刘永福帮办台湾军务，率300人黑旗军入台。1895年4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台湾等地给日本。消息传来，台湾人民群情激愤，誓死与台湾共存亡。1895年6月初，日军占基隆、台北，台湾巡抚唐景崧等相继逃跑，而台湾人民纷纷组织义军奋起抵抗。6月28日，台湾军民推刘永福为首领，统率防军和义军共同抗日。刘永福团结各部义军，进行了保卫台中、彰化、嘉义、台南的战斗。由于清政府断绝了一切接济，台湾抗日军民缺乏粮饷、武器，处境艰难，日军却不断向台湾增调兵力。10月中旬，日军夹攻台南，在危难时刻，刘永福经不起考验，它抛弃抗日军民，偷乘英国轮船逃往厦门。黑旗军将士则坚持与日军血战，绝大部分壮烈殉国。）

（4）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义和团与部分清军与之展开殊死战斗。6月，英国海军中将西摩指挥的八国联军2 000多人，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在廊坊遭到义和团的阻击（廊坊保卫战）。撤到杨村又遭到当地义和团和清军的围攻，死伤近300人（杨村阻击战）。义和团和清军一起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紫竹林租界等地与八国联军拼死鏖战。义和团与清军还在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

2.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

在历次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爱国官兵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并在一些战役中取得了胜利。1859年6月英法联军大举进攻大沽炮台，守将直隶提督史荣椿率兵应战，击沉、击伤敌舰多艘。（大沽口炮台位于塘沽区大沽口海河南岸，是入京咽喉，津门之屏障。自古以来即为海防重镇，素有“南有虎门，北有大沽”之说。1859年6月，英法军队出动舰船30余艘，兵力5000余人集结大沽海面，在坚船利炮的掩护下，乘虚在北塘登陆，先占领北塘炮台，后包抄大沽炮台。侵略者遭到惨重失败，敌舰除一艘逃走外，四艘被击沉，八艘被击破，登陆进攻炮台的英军一千多人死伤近半，英军舰队司令贺布也受重伤。在这次战斗中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英勇为国捐躯。中国军队取得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反击外来侵略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胜利。）

英勇抗法。中法战争期间，1884年8月法舰进犯台湾基隆，10月又进犯淡水，都被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击退。1885年初，法舰炮轰浙江镇海炮台，也被守军击退。3月，在中越边境镇南关（今友谊关），70岁老将冯子材身先士卒，率部勇猛冲杀，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当敌人逼近长墙时，冯子材持矛，率领两个儿子与亲兵跃出长墙，冲入敌阵，全军为之感奋，其部下以排山倒海之势跟着一齐冲出，与敌白刃格斗。肉搏中，法军的枪炮已不起作用了，清军的“先锋煲”（土炸弹）却在法军队伍内频频开花，刀矛齐施、法军无法抵挡。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振奋了民族精神。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

在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中，许多爱国官兵英勇献身。如：鸦片战争期间，副将陈连升父子（土家族），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总兵葛云飞、郑国鸿（回族）、王锡鹏，江南提督陈化成，副都统海龄（满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提督史荣椿、乐善（蒙古族）；中日甲午战争时，致远舰管带（舰长）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直隶提督聂士成等，都以身殉国。

近代中国人包括统治阶级中的爱国人物在反侵略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铸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才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尽劫难、屡遭侵略而不亡。那些不畏强暴、赴汤蹈火、血战疆场、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乃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二、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1.边疆危机和瓜分危机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终目的，是要瓜分中国、灭亡中国。

19世纪70至9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出现了列强夺取殖民地的狂潮，成为“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在这个世纪的最后30年里，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殖民地，从占非洲土地的10.8%扩张到占94.4%，基本上把非洲瓜分完毕。亚洲也大部分被列强瓜分。中国这个还保存着名义上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成了尚未被瓜分的“仅有的富源”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列强展开了对中国的激烈争夺，并酝酿着瓜分中国的阴谋计划。

（1）边疆危机。19世纪70至8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从侵占中国周边邻国发展到蚕食中国边疆地区，使中国陷入“边疆危机”。英国从印度侵入西藏，又从缅甸入侵云南。法国则从越南侵犯广西。俄国从中亚入侵新疆。日本吞并琉球、侵犯台湾。列强侵略中国邻国、蚕食中国边疆地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在进一步侵略或瓜分中国的争夺中，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东南台湾危机：早在1867年春，美国派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率领军舰侵犯台湾，被高山族打败；9月，又在台湾琅峤登陆，企图侵占台湾，被台湾人民击退。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派兵在琅峤登陆，台湾军民坚决抗击，日军进退两难。最后，日本向中国勒索白银50万两，从台湾撤军（前面讲过）。西南英国侵犯滇藏：1874年，英以探路名义，派二百远征军，对云南进行军事探测。遭到云南人民的抗击，击葬翻译“马嘉里”（马嘉里案）。英以此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允许英国人调查滇、缅边界和进入西藏。1888年，英国两次进犯西藏，藏族军民英勇抗击。但清政府妥协，签订了《藏印条约》与《藏印条款》。西北新疆：1865年(清同治四年)，中亚浩罕汗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率兵侵入南疆，建立“哲德莎尔”伪政权，进而占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实行殖民统治。1871年，俄国又乘机出兵占领时为新疆军政中心的伊犁地区，加紧与英国争夺中国西北边陲。1875年(清光绪元年)，清廷采纳左宗棠等人当务之急是出兵收复新疆的主张，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8年1月2日，清军攻克和阗。至此，整个新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定，中国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西南法国侵犯广西：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法国为了占有越南北部，打开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并进而深入中国西南腹地，发动了中法战争。中法战争不仅是援助越南,也是中国自卫的战争,也就是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战争。东北朝鲜：谁控制朝鲜,谁就握有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主动权,百余年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满清晚期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努力都是在挣扎。光绪十八九年，日本想夺取朝鲜，中国只能单独面对日本。甲午风云以及马关条约后，中国丧失了宗主国的位置。）

（2）瓜分中国狂潮（前面已经谈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的图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达到高潮。1895年4月即《马关条约》签订前半个月，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藏与德国外交部参事米尔堡会谈时，提出将南满给日本，北满归俄国，舟山预定给英国，而“德国完全有权在东南要求一省”的瓜分方案。中日《马关条约》规定把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更大大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野心并激化了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俄国认为，日本割取辽东半岛损害了俄国在中国的侵略利益，便联合法国和德国共同干涉还辽，迫使日本放弃了割占辽东半岛的要求。日本则以再向中国勒索3 000万两“赎辽费”作为补偿。俄、德、法三国又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要求租借中国港湾作为报酬。（俄认为，日本割让辽东半岛，直接威胁俄在东北的利益，日俄之间迟早要发生冲突，与其日后这样，不如现在趁现在日本力量薄弱，对共施压，交出辽东半岛，还能成为“中国的救星”，于是暗中与德、法联系，要求采取一致行动。德国支持俄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沙俄的注意力引向东方，减轻自己在东部的承受压力；二是可以感激中国，想得到一块地方海军基础。法国支持，主要想进一步发展同德俄的同盟，借沙俄在远东的势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三国干涉还辽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开端。）由此，德、俄、英、法、日等国于1898年竞相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宁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①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图谋更加露骨。欧美报刊纷纷公开讨论如何瓜分中国，有的国家中甚至还成立了所谓“和平瓜分中国会”等团体。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奏议中认为 ：“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现在“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俄国迫不及待地出动十几万大军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日本驻台湾总督则加紧策划派兵在厦门登陆侵占福建。连一直标榜“保全中国”的美国政府也发出准备占领中国福建三沙湾的训令。

2.义和团运动与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破产

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能够实现瓜分中国的图谋。其原因何在？

（1）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互相制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说：“英国极不愿意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日本方面对于德国之据有山东，则认为危险万分。各国方面对于英人之垄断长江，认为势难坐视。”俄国独占东北三省，更使英、日等国强烈不满。因此，要实现瓜分中国，“彼此之间必将发生无限纠葛”，甚至会爆发战争。正因为如此，列强经过反复争吵、协商，最后认定，还是暂缓瓜分中国，而采取保全清政府为其共同的统治工具，实行“以华治华”，对自己更为有利。（例三国干涉还辽；门户开放；日俄战争。）

不过，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妥协，并非是瓜分中国的阴谋破产的根本原因。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时，都存在着利害冲突，瓜分非洲和东南亚时，都是如此。它们或者通过协商，或者直接采取战争的手段，还是把非洲、东南亚地区等瓜分了。

（2）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

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时期，中国人民以其不畏强暴、敢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打击和教训了帝国主义者，使它们不敢为所欲为地瓜分中国。这一点，即使帝国主义分子自己也是不能否认的。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因此，他得出结论，“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天下此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①法国议会在辩论对华政策时，一位法国议员指出：“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韧。”“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②

由此可见，正是包括义和团在内的中华民族为反抗侵略所进行的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战斗，才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灭亡和瓜分中国的图谋。

诚然，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义和团运动存在着笼统的排外主义的错误；由于不认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阶级以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义和团曾经蒙受封建阶级的欺骗；由于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义和团运动中还存在着许多迷信、落后的倾向。这些历史教训，是应当记取的。但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不容抹煞：义和团运动在粉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孙中山后来说过：义和团“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籍，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这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①。（义和团的局限性：义和团的局限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口号上。最初，义和团的目标是“反清复明”，后来，因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矛盾上了主要地位，由“反清复明”转向“扶清灭洋”，作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扶清灭洋”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这个口号不是科学分析出来的，是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结果，是大多数中国人民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认识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认为要保国，就要保清政府，将中国与清政府混为一谈。这表明，当时义和团不反清政府，也没有反对封建制度。灭洋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国主题，但它对洋人、洋教和外来思想统统排斥，包括洋人的先进技术，具有盲目排外性。义和团有神秘的宗教色彩。信奉各种各样的神，信仰不统一。他们咒语画符，认为这样可以“诸神附体”，可以做到刀枪不入。当时流行的咒语“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路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凡，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路、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

第三节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的觉醒

一、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

从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历次的反侵略战争，都是以中国失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的。（鸦片战争中，一个堂堂的封建大国，竟被一个小国打败，这件事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强烈震动，当时，中英力量对比，中国军队绿营军60万，八旗兵20万，共计80万人，还有水师，而英军开始只有4千人，后增加到1万5千人，而在中国本土打的，就近取得补偿，可以以逸待劳；而英军远离他国，补偿线较长。结果令人想不通。）其原因，如前所述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一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前者则是更根本的原因。因为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才使得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下面概括为几条：

1.社会制度的腐败

政治制度方面，实行高度专制的集权统治。皇帝至高无上，大权独揽。清朝政府的内阁，只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机构。中央的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帮助皇帝处理政务。一切喜爱凭皇帝的喜怒好恶独裁决定。鸦片战争，道光皇帝优柔寡断，时和时战，捉摸不定。（说战没有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法，稍受挫折，立即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鸦片战争中，时和时战，摇摆不定。禁烟抗英有功的大臣如林则徐、邓廷桢等被革职查办，甚至发配充军；而主张对敌妥协的琦善等人反而受到重用。钦差大臣奕山到广东，竟然把人民群众诬蔑为“汉奸”，主张“防民甚于防寇”。清政府特别害怕战争持续下去，会引发农民起义，因而急于向英国侵略者谋求妥协，为此不惜割地、赔款。

在中法战争后期，1885年3月，爱国将领冯子材指挥清军在中越边境前线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使法国侵略者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茹费理内阁还为此而垮台。可是清政府当权者却力主避战求和，竟以此为和谈资本，加紧妥协求和活动，接受法国条件，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并下令前线清军停战撤兵。中法战争最终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而告结束。

中日甲午战争时，当时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是光绪皇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而军事外交大权和战争指挥权则掌握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手里。1894年，清廷为筹办慈禧太后60寿辰庆典，除要求各级官员捐纳外，还提用户部饷银和边防经费，甚至挪用海军军费。战争爆发后，大小官员考虑的头等大事不是如何抵抗外敌，而是给皇太后送什么礼物。11月7日慈禧太后寿辰，恰好是日军攻陷大连之日。慈禧太后却照样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还让皇帝与大臣们陪坐听戏3日，不问国事。指挥战争的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控制的北洋海军和淮军的实力，消极避战，积极求和。清政府还下令不许接济和支援台湾军民的浴血抗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甲午战争最后只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开始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守旧派虽然一度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与列强讨价还价及排斥异己，实际上却一直在背后牵制、破坏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与八国联军的战斗。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亲贵大臣们西逃。1900年9月17日，她在逃亡途中发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并命令清军对义和团要“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同时，她又派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向八国联军乞降求和。此后，清军便公开与八国联军勾结起来，一同屠杀、镇压义和团团民。义和团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的反侵略战争，就是这样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的。）

而清朝的吏治腐败，官僚昏庸无能，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当时流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的民谚。不少将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当时民谣讽刺道：“文官受财又惜命，武官惜命又爱财”。执掌大权的满族只知道吃喝玩乐，汉族官僚阿谀奉承，“多叩头，少说话”成为他们做官的诀窍，官府声名狼藉。

1911年以前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从皇帝到权贵，大都昏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15世纪以来，西方走出了中世纪的阴影，不仅科学知识快速增长，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大规模扩张活动的展开，西方人的地理知识也由欧洲一隅逐步扩展到全世界，为其对外往、贸易乃至侵略活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便利条件。相比之下，中国在长期与外国的交往中，并未有意识、有组织、系统地去探取有关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等状况。敌人已经打上门来，但清朝上下却不知道敌人自哪里来，距离有多远。道光二十三年，朝廷命钦差大臣奕经，向被俘的英军询问英吉利国“距离内地的水程，以及来华途经几国？”“克什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该女王年甫廿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英吉利至回疆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与俄罗斯是否接壤？等等。）

文化制度方面，清政府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推行愚民政策，用传统的封建专制思想束缚和禁锢人民的思想，反对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思想文化，妄自尊大，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上落后于西方。（马拉火车：慈禧垂帘听政，命大臣唐廷枢开发唐山开平煤矿。唐廷枢建议修铁路，从唐山运到上海。慈禧不同意修铁路。她认为，火车噪音太大，经过东陵府，会惊动地下皇陵，破坏风水。先皇九泉有知，必定泪飞如雨。再说煤烟和蒸汽会污染庄稼。但是李鸿章执意要修，慈禧便提出火车不能用火车头带只能用马和驴拉火车。1881年，9.7公里的铁路铺成后，用驴子和马拉火车的事发生了。这震惊世界的笑话持续了几个月，由于唐廷枢的坚决反对，不得不由马拉火车改用火车头。）

军事制度方面，八旗兵和绿营兵是清朝封建政权的基本支柱。然则自乾隆年间后，八旗兵和绿营兵逐渐腐败。道光年间，军队里吸食鸦片、聚众开赌场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八旗兵和绿营兵缺乏操练（骑兵不知马怎么骑的），军官不懂战术，士兵漫无纪律，这样的军队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保卫国防的能力。

经济制度方面，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束缚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下，各地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广大失地的农民无法生活，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民纷纷揭干而起。

很明显，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

2.经济技术的落后。

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经过工业革命，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封建的中国已被远远抛在后面。

以鸦片战争为例，当时，清朝常备军包括绿营与八旗兵有80万人，而当时英国全国军队不过20万人，侵华远征军最多时仅2万人。但是，双方的武器装备、军队素质、综合实力却相差悬殊。

（1）武器装备落后。就武器装备来看，多数清兵尚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火器也不过是用火绳点放的鸟枪、抬枪，炮台所用大炮有些还是明代仿造西方的滑膛炮。而英军则普遍使用步枪，大炮则可打霰弹、开花弹，杀伤力强。中国水师的战船都是木船，吨位小，载炮少，经不起风浪，难于在海上作战。而英国舰队帆船吨位大，载炮多，还拥有少量蒸汽动力的轮船，船速快，并可在逆风搁浅时牵引帆船。（中国是最早发明和使用火药与管形火器的国家，但历代统治者并不重视这些发明的军事价值。清朝的军队用的枪是“鸟枪”，枪身太长，无法将枪刺，点火装置落后，射速慢，射程短（1百米左右），枪管厚薄不一，命中率低。就这些也不能全部保证，刀矛弓箭之类的冷兵器的使用比例各占一半。火炮技术更低，制造极不精确，造成弹道紊乱，极不安全，放炮有时能把自己火炮炸裂。鸦片战争后期，清政府节节败退，道光二十一年，道光皇帝将主和的钦差大臣琦善撤职换成奕山，还派去了一位善于作战的果勇侯杨芳当钦差参赞大臣。杨芳到广州，当他看到英舰英炮很邪门，认为他们可能用的是妖术，所以他要以邪避邪。马上下令，在广州城遍收女人尿盆，弄到木筏上，让尿盆口集体朝着敌人的大炮方向，还在城隍庙做法事，将符水装入坛中埋在地下。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存在歧视妇女的偏见，那尿桶更是污浊不堪了。）

（2）军队素质极差。再就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来看，清军军官不通兵法，不谙近代军事指挥。相对而言，英军训练有素，指挥统一，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各兵种协同作战，战斗力较强。（中国讲究见面结仗，拍马向前，互报姓名，拳脚相加，往往又是主帅决斗，主帅战死，战争结束。而英国，是10里之外，就开炮，人没见，炮弹已到。中国人很不理解，认为西洋人不按规矩出牌。）

由此可见，在鸦片战争中，虽然中国军队在总兵力上占优势，但在局部战役、战场上并不占优势。加上军队素质、武器装备等诸方面的劣势，中国军队的综合实力、战斗能力远远低于英军。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败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的情况是这样，其他反侵略战争也有类似的情况。

指出经济技术的落后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并不意味着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就不应当进行反侵略战争或在战争中一定打败仗。因为武器固然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武器装备等很落后，而且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这样，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再遭到失败，才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但是，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的觉醒。

1．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早期维新思想

鸦片战争像晴空霹雳，惊破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迷梦。受到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他们通过收集、翻译传入的外国报刊、书籍、地图，以及战争中审问英军俘虏和向外国商人、传教士直接询问等各种方式，来获取世界知识。

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林则徐可以算得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被道光皇帝派到广东领导查禁鸦片和进行抗英斗争时，就组织人翻译各种西方书刊。1841年，他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书中叙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还率先介绍英、美等国的议会政治和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

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书籍。林则徐后来遭到投降派的诬陷，被道光革职流敲竹杠到新疆。北上途中，他把自己收集的资料和《四洲志》书稿交给好友魏源，嘱托他进一步研究外国史地编撰新书。魏源不负所托埋头著述，终于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其内容除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这是当时东亚国家关于世界知识最丰富的一部巨著。《海国图志》冲破了“天朝上国”等传统旧观念，树立了中国并非世界中心而只是世界一员。在书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长技主要指“战舰、火炮、养兵练兵之法。他告诫国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但其主张仍然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并未跳出维护封建主义的框框。

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他们与洋务派不同的，或他们的共同特点：一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二是具有一定程度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如主张，效法西方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政治改革地。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这些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的意义。为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变法维新运动做了若干舆论准备。

2.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还只是少数精英开始有了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全民族就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1）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救亡图存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中国人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吴玉章曾回忆道：“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么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更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整体民族利益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感。

康有为1898年4月在保国会的演说中把这种民族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还在1895年，严复就写了《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他在该书按语中指出，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负者日退而进者日昌”，中华民族也不能例外。中国如果不能自强，就会“弱者先绝”，亡国灭种，失去民族生存的权利。《天演论》对中国人无异是一副药力猛烈的清醒剂，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警世钟。1898年绘制的一幅《时局图》，更是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中国面临的瓜分危局。

（2）孙中山喊出“振兴中华”口号

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和升华。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由此，他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的。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进一步的觉醒。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随着外国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从农民群众，到地主阶级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方案。

本章重点把握，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析历史地位以及失败的原因。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一）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建立

1.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原因（1）地主与农民矛盾的尖锐化。一是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拼命搜刮百姓。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为支付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同时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政府加重了赋税的征收科派。各级官吏在征收钱粮时往往浮收勒扣，横征暴敛，农民的负担更为加重。正如天地会的《万大洪告示》所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二是土地兼并加剧，地租剥削率日高。太平天国前夕，不到10%的地主、官僚和贵族，占全国土地的70%-80%。地主利用土地剥削农民比战争更残酷，农民实在无法生活。在广东出现吃观音土，吃完全后肚子发涨，最终导致死亡。

（2）外国的侵略激化了阶级、社会矛盾。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鸦片输入引起白银外流、银贵钱贱。鸦片贸易在战后进一步泛滥，白银外流更加严重，导致银贵钱贱，又额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曾国藩奏折中有一段话：老百姓“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田赋负担实际增加一倍以上。这些负担归根到底，仍然落到了农民的头上。

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了严重的天灾人祸。1850年，在两广地区，出现了“村村饿莩相枕藉，十家九家无炊烟”的悲惨局面。终于爆发了中国近代史的上大规模的农民运动。

2.简要过程

（1）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组织群众

1843年，洪秀全为了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撷取原始基督教教义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和某些宗教仪式，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出发，加以改造，创立了拜上帝教。随后，他从家乡广东进入广西，利用拜上帝教发动和组织群众。（洪秀全(1814-1864)，花县客家人，私塾教师。1837第四次赴穗应试不第后，经受不了考试失败的打击，一病不起，在昏迷与梦幻中，在床上躺了40天。他梦见一华美大轿抬他到了一个光明美丽的地方，有无数男女迎接，下轿后有一老妇人引导他洗净身子，在宫殿内被 剖开身体，挖出心肝五脏，又被放进新的，伤口随即愈合。随后他被引见给一个金发皂袍析老人（上帝耶和华），老授剑让他斩杀鬼魔，并给也一印绶和金黄色美果要，洪秀全吃后力量大增，和一中年男子（耶稣）一起斩妖杀敌，还大骂孔子。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参加考试，结果仍是名落孙山，遂决定不再参加考试。拜上帝教是洋教，是基督教的另类。）

（2）金田起义及太平天国政权的建立。

1851年1月，洪秀全率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随后，太平军从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直打到江苏，席卷6省。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定为首都，改名天京，正式宣告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至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与北京清政府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太平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反对清政府腐朽统治和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正义战争。太平军在进军的征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门、粮册、田契、借券，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太平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以衣物散给贫民„„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这使太平军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先后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芳等统兵2万自杨州和六合出发，进行北伐。北伐是以攻占北京，推翻清政府为直接目标。4月，派胡以晃、赖汉英率军溯江西征，攻占安庆、九江、武昌，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又击破了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失利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和天京附近等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控制了大片地区，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二）《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巩固政权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是西方的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阻止中国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

1.《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及评价

《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太平天国整个社会的纲领性文件，而不是仅仅指“田亩制”，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用农民的平分土地的制度，代替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二是用绝对平均的观点重新组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并作了具体的规定，可以说“天国”试图进行改革的宏伟战斗纲领。

（1）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

原则与方法：它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即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9等（上、中、下），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这是一个伟大创举：男女平等经济上的平等，是对中国传统男女不平等的否定，如三纲五常。对于财产、物品，也是按照平均和人人饱暖的原则，进行分配。）

（2）建立农村基层组织“两”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农、副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都以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每25户为1“两”。（每五家为一伍，伍有伍长；五伍为一两，两设司马；四两司马为一卒，卒有卒长；五卒为一旅，旅有旅帅；五旅为一师，师设师帅；五师为一军，军设军帅。军帅以下称为“乡官”，军帅以上有监官、总制，称为“土官”，“守土乡官制”是太平天国的基本制度。其中，两司马这是基层组织的各项权能析体现者和执行者。它不仅是行政、军事的领导者，生产组织者和财产的管理者，而且主持文化、教育、司法和宗教的各项活动。可见，守土乡官制是兵农合一、军政合一的农村公社组织制度。）

（3）设立“圣库制度”

对劳动产品等财产管理、分配的原则与方法，就是实行“圣库制度。每二十五家为一圣库，当收获时，除留足食用外，全部上交圣库，当人们生活需要时，由圣库配发。生产所得，“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圣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鳏寡孤独废疾者“皆颁国库以养”。

（4）目的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施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所以，《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5）意义及局限性

《天朝田亩制度》的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 是对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超越和发展，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等级制度的根本否定，也是太平天国的伟大创举。它在当时曾起了极其伟大的革命动员作用。（它象一支战斗的号角，激发条鼓励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去为争取劳动与生存的权力而英勇战斗。）

不过，它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它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仍然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平均主义想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违反规律的落后性）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实际没有得到实施贯彻，相反，为了解决当时天京的粮食问题，仍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表明太平天国，仍然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

2．《资政新篇》的内容及评价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资政新篇》的制定者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也是“拜上帝教”的创始人之一，金田起义时，曾组织又一队人马起义未成功，逃到香港，在香港7年间，广泛接触外籍人士，开阔了眼界。1859年到天京。到天京时，正是革命处于危难之际，1856年“杨韦事变”后，洪秀全排斥异已，任人唯亲，石达开出走，革命力量受到破坏，洪仁玕到来，洪秀全非常高兴，封他为干王，总理朝政。他根据掌握的世界知识，针对太平天国存在的问题，草拟了《资政新篇》）1859年，干王洪仁总理朝政不久，即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1）它的主要内容是：

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订法律、制度。（提出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反对搞宗派，闹分裂。“要自大自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只有禁朋党，才能保证政权统一。）

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金融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实行专利政策），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其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这是文献的中心。）

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主张建立学馆、医院、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礼拜堂、育婴堂，禁溺女婴及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等。）

在外交方面，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但严禁鸦片入口，强调外人不得干涉天朝内政。（提出“内修国政，外示信义”的外交原则，显然，洪仁玕已具近代意识和开放思想，拥有世界眼光。）（2）评价

《资政新篇》是一个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比维新派早得多，从学习西方的角度看，也比洋务派要早。）《资政新篇》，不仅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和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重要政策，是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比起农民中原有的平均主义理想是一个大进步。《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历史中的一个光辉的亮点，使这次农民战争鲜明地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农民战争，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向西方寻找真理探索国家出路的努力。

但《纲领》并没有提到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既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未能直接反映农民的愿望，加之当时紧张的军事斗争，又缺乏实施的条件格和阶级基础，未能付诸实施。

（三）从天京事变到太平天国败亡

太平天国起义者们想要建立一个以“天王”为首的农民政权。但是，在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分散的小生产的基础上，虽然可以建立暂时的劳动者的政权，但它最终还是会向封建专制政权演变的。

1．天京事变的发生及危害

（1853到1856年，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时期，表现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说明政权的巩固，相反起义军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弱点越来越明显了。）在太平军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太平天国内部潜在的矛盾和弱点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思想在蜕化，一些人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在政治上争权夺利。太平天国诸王在建都后不久就大兴土木，建立豪华府邸。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及其他诸王“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诸王与部将及广大士兵关系逐渐疏离，诸王之间更是“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在天京盖天王府，动用成千上万劳动力，还为萧朝贵、冯云山建造西王府、南王府；还进行选妃子，多达几千人；他“僻处深宫，从不出户，把精力用于研究宗教神学。伺候杨秀清的人多达1764人，64台骄子，和洪秀全一样。杨秀清专横跋扈，对上逼迫，树立威信，当时出考试题题目：“四海之内有东王”。）农民小生产者不能克服自身的保守、狭隘的阶级局限性，无法保持领导集团内部的牢固团结，终于在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初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宗教信仰。但是，也正是这种信仰从一开始就预伏了巨大的危机。在创教之初，洪秀全采用民间传统的神怪降凡附体的手法，把自己弄成了“上帝的次子”，说其地位仅次于“天父”上帝本人和“天兄”耶稣基督，从而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意想不到的是，杨秀清等亦仿效洪秀全的例子，请“神”附体。1847年洪秀全赴广州未归，冯云山又被逮捕时，杨秀清假装“天父”上帝下凡，稳定了会众，却从此埋下了祸根：杨秀清从此在宗教上取得了高于洪秀全的地位，每到关键时刻，杨秀清都要假装“天父”上帝降凡附体，行使“天父”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1856年8月，杨秀清生日这一天，又假托“天父”下凡，把洪秀全叫到东王府，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万岁”的称号可以世代相传。洪很恼火，于是密召在江西督师的北王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翼王石达开速回天京诛杨。9月1日，北王韦昌辉率三千精兵赶回南京。杀东王及东王府内数千男女，包括东王妻妾五十四人同被杀尽。之后北王以搜捕“东党”为名，大捕异己。太平天国干部将士及平民同样被诛。一日一夜被杀者两万余人。石达开稍晚到天京，指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遂准备连石达开一起杀掉。石逃至安庆。并想加害洪秀全。这样洪秀全不得就应将士们的要求，诛杀韦昌辉等人。诛杀韦后，洪请石达开回京，命他提理政务，但经此事变，洪秀全已经不敢信任异姓王，专任自己的哥哥安王洪仁发和福王洪仁达，事事牵制石达开，石一怒之下，于1857年夏率精兵十万出走，后转战至四川大渡河，全军覆没。石本人则在成都受酷刑而死。）

在天京事变中，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石达开出走败亡。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太平天国的一些成员唱出了如下的歌谣：“天父杀天兄，总是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去，还是做长工。”）

2．进行力挽危局的苦斗但无力回天（1859年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洪秀全封他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初到天国即无功封王，自然引起众将领的不满，洪秀全杯得不任用一批年青人。封陈玉成、李秀成为王。）为重整纲纪，挽救危局，洪秀全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具有军事才干的青年将领，在1859年又封洪仁为干王总领朝政，形成新的领导核心。但是，这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挽回败局。将领们都“各顾自己，不顾大局”。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未能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却采取滥封爵赏的办法，大肆封王，从而使矛盾更加尖锐复杂。洪秀全本人的保守和迷信思想也越来越严重。他信天不信人，处理军政事务强调“认实天情”。当天京被湘军包围时，他拒绝了李秀成提出的“让城别走”、另辟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坚持死守天京。（联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王，何惧之有？„„。联铁统江山，尔不抚我，有人抚。尔说无兵，联有天兵，多过于火，何惧曾妖者呼？）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7月，天京被湘军攻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如何评价太平天国运动）

（一）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1.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这次起义历时14载，转战18省，并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如南方和东南沿海各省有天地会及其支派的起义；北方有捻军起义；西南、西北有各族人民起义。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余部仍坚持斗争达4年之久。这些斗争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在此之前，清朝的正规军为八旗和绿营，在鸦片战争中即已表现出十足的腐败无能。太平军兴起后，八旗和绿营更是不堪一击。在广西象州战役中，七名太平军战士进攻清军绿营，竟出现了千名绿营兵弃营溃逃的场面。太平军所到之处，几乎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以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由在籍官员和地方绅士为主体的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团练”的兴起，才逐步改变这一局面。但从此，清政府的军事大权渐转入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僚的手中，人事权、财政权等亦渐落入地方封疆大吏手中，清政府想退回到此前的中央大权独揽的局面，已经不可能了。)

2.太平天国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寻求出路的一种新努力。（这是已经超越小生产者眼界的设计）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3.太平天国还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在进军过程中，太平军毁掉孔庙，砸碎孔丘牌位。太平天国还设立了由洪秀全亲自主持的“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它为以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开创了先例。

4.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由于农民政权，与外国人打交道无经验，太平天国前期，帝国主义打着“中立”的幌子到天京访问，目的是窃探太平天国的情况，试探太平天国领袖对他的态度，以便确定他们侵华政策具体措施。当时洪秀全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不允许鸦片贸易。由于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他们因宗教形式相同而错误把侵略者当成“洋兄弟”。显然帝国主义不会同意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当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向太平军举起屠刀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同英、法军队和由外国军官指挥的“常胜军”、“常捷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使侵略者“呼救无人”，“梦魂屡惊”，给了他们应得的教训。（屡败清军的洋兵洋将，却屡屡被太平军战败，大长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志气，鼓舞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志和决心，也粉碎了西方列强迅速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企图。）

5.最后，太平天国起义鼓舞和推动了当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马克思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而来的交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象1857-1859年印度的士兵起来；1894年朝鲜的东学党起义；1868-1878年古巴人民争取独立的十年战争都有直接影响。）

（二）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曾以暴风骤雨之势，席卷大半个中国，并在南京建立政权，同清政府南北对峙达十余年之久。但是这个震动全国，闻名世界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最后被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镇压下去了)1.太平天国失败的客观原因，是中外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可以说，太平天国革命是被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绞杀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势力，同时也直接威胁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利益，尽管他们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但在共同镇压人民革命这一点上，利益是一致的。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联合起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远远超过太平天国，因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太平天国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2.失败的主观原因（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1）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制定出科学的革命纲领。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旧时代的农民，本身是小生产者，具有愚味、落后、狭隘和保守等无法克服的弱点。这就使太平天国领导者，在革命过程中，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根据革命的进程需要，提出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简单评价《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2）不能克服领导集团的腐败，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

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这主要是领导带头违背教义和破坏纪律。在太平天国初期，根据“拜上帝教”的组织原则和教义，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组织原则和教义，领导带头杀敌，同甘苦共患难，所以开始能以小胜多，以弱胜强，很快建立了天京政权。但是定都天就后，天王、东王大兴土木，挑选美女，等级森严，奢侈腐化，深居后宫，使役成群，出行依仗排列，前呼后拥，用人唯亲，培植亲信，打击忠良领导集团不正上行下效，产生连锁反应。加之，太平军人员庞杂，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这样太平军初期官兵一致，团结战斗，纪严令行的良好作用，丧失殆尽，广大群众对革命心灰意冷，远离革命。）

（3）太平天国指导思想局限性。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发动、组织群众的，（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是上帝教的教义。可以说，太平天国用上帝教的教义来发动农民是有成效的。拜上帝教主张人人平等，反对等级制度，“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其目的就是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社会。在当时，确实具有一定号召力，起义军在金田起义时，仅有2万人，到53年定都南京，发展到50万人。）但是，拜上帝教教义毕竟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它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斗争，而且给起义农民的事业带来了危害。（宗教导致领导集团的分裂，引发内讧；宗教不是对客观事物和世界的科学解释，导致太平天国威信的丧失。如为了激励广大士兵奋勇作战，提出“天父天兄略显权能，即可扫荡妖魔，四海升平“。然而在许多战役，如西征、北伐多次损兵折将，不能不引起人们对神灵产生怀疑，1856年的天京事变，上帝怎么没预见到这种事件的发生呀。宗教对军事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接后面。）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甚至认为“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梦想以虚幻的力量代替农民起义者自身的努力。

（4）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保留了封建纲常伦理原则 开始时，他们把儒家经书笼统地斥之为“妖书”。后来，他们对儒学的态度有所变化，主张将《四书》、《五经》删改后加以利用。不过，删去的主要是与太平天国宗教不相容的内容，而把儒学中的纲常伦理原则保留了下来。（洪秀全要发动太平天国起义，从西方“请”来了上帝，认定上帝是唯一“真神”，其余一切都是“妖魔鬼怪”，必须打倒，被“神化”了的孔子当然也不例外。他命令太平天国的将士砸孔子牌位，推倒孔子神像，焚烧孔庙，还将儒家经典全部烧毁。在南京，太平天国将孔庙改为屠宰场，把孔子牌位扔到马厩、猪圈里。凡私藏和阅读儒家“妖书”者，斩！时人描述当时情景时称:“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如此严厉地对待孔子，无非是要树立上帝的绝对权威，从而确立洪秀全这位上帝次子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这和汉武帝等历代封建皇帝利用孔子的思想权威来确保自己专制独裁的合理持久一脉相承。）

（5）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承认不平等条约，这是正确的。但他们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而是笼统地把信奉天父上帝的西方人都视为“洋兄弟”，这说明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缺乏理性的认识。（例如，太平天国后期年青的将领李秀成，是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场上英勇无畏地冲锋陷阵。李秀成一直有疑问：太平天国与洋人的宗教信仰是一样的，为何发生“基督教打基督教”奇怪现象呢？他质问到“太平军和英国人崇拜同一上帝和同一救主，有着同教的兄弟之谊，为什么英国人要帮助共同敌人满妖？”当时许多人有这样的疑问。）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衰

对于多少知道一点中国近代史知识的人来说，“洋务运动”这个词是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但这个词不是历史上所固有的。“洋务运动”在当时称之为“同治中兴”、“同光新政”等。在台湾与香港学者一般不采用这个名词，他们叫“自强新政”或者“自强运动”。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

（一）洋务派兴办的洋务事业 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使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批当权官员感到一种危机感。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同资本主义国家交涉的过程中，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切身体会，认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才能有效地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应付列强侵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1.洋务派阵营的构成。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中央有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所谓清王朝的“四大中兴名臣”，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2.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购买和制造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也有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意思，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这一点，在奕等人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奕䜣认为，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俄国是“肘腋之忧”，英国是“肢体之患”，所以“灭发(指太平天国)、捻(指捻军)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李鸿章的主张与奕䜣基本一致。他认为，“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而“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3．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校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书中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间，先后举办了一系列洋务活动，如编练新式海陆军，制造枪炮船舰，兴办近代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举办同文馆，设立学堂和派留学生等，这些活动，史称“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

1.兴办军用工业以自强

（在洋务派看来，清朝两次反侵略战争均失败，主要原因是中国武器远不如西方，因此，要想“自强”，就必须首先“练兵”、“制器”。）

1890年以前，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0多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主要制造枪炮和修造轮船）；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次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这些都是官办工业，以制械、造船为中心，配合操练新军，购买炮舰。)

2．建立新式海陆军

（鸦片战争感受西方洋枪洋炮的威力。）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军队纷纷改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也用洋枪装备的军队。（曾国藩在清朝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如学生李鸿章）

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筹办海防、建设海军之议随之兴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奕准备筹建舰队，他派当时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即英国人，去英国购买舰船。1863年，这支般队采购完成，由英国人阿斯本率领来华，阿斯本宣称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只能由他本人担任，谓之阿斯本舰队。结果引起朝野哗然，这怎么可行呢！中国花钱买来一支外国舰队。具说，总理衙门与阿斯本订立了分脏协定：如阿斯本舰队协助攻陷金陵，抢得太平天国的财物，三分归清政府，三分半归阿斯本分赏外国兵，三分半中国兵。如系阿斯本克复，并无官兵的事，其七分归阿斯本充赏。但这时，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所部湘军已经包围了南京，根本不希望阿斯本舰队抢了攻占南京的关功，分开反对组成阿斯本舰队，清政府不得不赔了不少银子，最终遣散了阿斯舰队。过了十年，发生了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事件以后，清政府感到一个小岛国也竟然侵略我大清帝国，原因就在于没有自己的舰队要。再次决心建设海军，决定每年从关税和厘金项下拨出400万两白银由南北洋海防大臣掌握。另外加上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造的一批小船。）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舰船八九十艘。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世界第六位，亚洲第一位）3．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中遇到资金奇缺，（到1871年，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实际已经维持不下去，）原料和燃料供应不足，以及交通运输落后等困难，需要解决，因此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和新式海陆军的建立，需要巨额经费，洋务派多方筹集，仍无法满足要求；后期方面跟不上，所需要的煤铁供应，以及运输、电讯等事业滞后。洋务派在向西方学习的认识也较前深入一步，认识到向西方学习除了船坚利炮以外，还在于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铁路、电讯等事业。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方式外，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这些民用企业，虽然受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4．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清政府在洋务运动初期，三管齐下，培养选拔急需的新式人才：一是重金在全世界范围内雇募“洋才”。当时洋务所办的各局厂及编练新式陆海军的过程中，几乎都聘用过外员。但外员的工资非常高，他们月薪都在1000两白银左右，而中国只有8两白银，是中国的125倍，另外年终奖金还有2500两要，所以清朝政府难以承受。二是兴办新式学堂。三是选派留学生。)为此，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创办新式学堂，中国旧时代的教育场所主要是私塾和书院。直到洋务运动兴起以前，在中国还没有近代新式学校出现。洋务派为适应中外交涉和开展洋务运动的需要，开始创办新式学堂。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它以培养外语翻译和外交人才为宗旨。）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为了培养人才，洋务派还有计划地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于1872-1875年间先后派遣四批留学生，每批30人赴美国留学。这些留学生不但学到了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军事技术以及某些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得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以后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文化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严复，詹天佑等。）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以往因为洋务派首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是地主阶级的当权人物，所以，洋务运动被完全否定。近年，有些学者对洋务运动以及洋务派代表人笨拙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予以溢美的评价，关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小说、影视作品出版、播放，有人对其全盘肯定。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应该做实事求是地评价，我们即不应全盘否定它，也不能全盘肯定它，我们应该加以分析，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中国近代化开启了道路。但是其本质还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不可能真正担负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使命，也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

（一）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1．对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发展若干民用工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但是，洋务运动的主流，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促进了中国新型阶级，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成长。）

2．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与此同时，京师同文馆、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还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虽然其中大部分是有关近代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的自然科学书籍，内容浅近，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3．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等观念都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僚和士大夫，不但比以往更注重工商业，而且亲自投身于官督商办企业或商办企业。）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作“奇技淫巧”受到排斥，而是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不再是立于世界“中央”的“天朝上国”，也不再是在文化上远远高于其他民族的“华夏”之帮，而只是世界万国中的一员，而且在富强程度上远远不如西方列强。）

（二）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工业，为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也就是说，洋务派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一思想实质上是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科学技术等生产力因素嫁接到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母体上，使其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有力手段。）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外壳中发展起来的。（不是先进生产力失去生机，就是封建秩序被适应先进生产力的社会秩序取代。）他们既要发展近代工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从军事工业上看，(1)这些企业所产生的船舰、枪炮、弹药，概由政府直接调拨军队使用，不计产品价格，更不作为商品参加市场交换；(2)生产经费全由国库按规定支付，企业本身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金内部积累；(3)其兴衰决定于政府拨款的多少，不取决于市场需求或企业的内部管理；(4)从企业管理来讲，每个工厂像一个衙门，大小官吏成群，他们分别掌握经营管理权。有的工厂的工人由士兵充任，沿用着军队中的管理制度。从民用工业看，(1)从经营管理来说，它们都由洋务官僚倡办和操纵，经营管理权都被洋务派所委派的代表，以总办、会办、帮办的名义把持。洋务派官僚代表官府掌握了企业的支配权。(2)在企业中，“官总其大纲”，一般商股并无发言权，每有亏损总要商股承担。(3)产品又往往服从于清政府的调配，首先满足官方或军事工业的需要，从而使企业很难积累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

其次，洋务运动对西方列强具有依赖性。（注意不是用“买办性”一词。买办性是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外国资本家在我国设立经济侵略的机构，雇佣中国人充当他们的中间人和经纪人，或叫掮客。他们领取佣金，为外国资本家所豢养。他们按照外国资本家的意图，经营各种经济业务，直接为外国资本家服务。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立场和活动，都附属于外国资本家，成为外国资本家的附庸。）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它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而洋务派官员却一再主张对外“和戎”，其所兴办的企业一切仰赖外国，他们企图依赖外国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1)这些工厂在技术和机器设备等方面处处仰仗外国，设备大多陈旧落后，产品多半质量低劣。(2)企业主要聘用洋员主持，洋务派时时依托洋员，处处求助外国。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成了英国军火厂的附庸，而福州船政局则成为法国残旧机器的装配厂。法国人日意格被聘为福州船政局监督，由他监造的舰船，中法战争中全被法军击沉。）

再次，洋务运动具有腐朽性。（腐朽性是由封建性决定的。）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却仍是封建衙门式的。（就组织而言，每个局、厂不是独立的企业单位，而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在上面有总督、巡抚，主持局务者为总办；下面有提调、委员、司事。负责生产又有另一套人马，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质量低下。（1875年1月，金陵制造局制造的七门海防大炮，在大沽炮台试放。轰隆两声巨响，开头试放的两尊大炮爆炸了，霎时血肉横飞，炸死官兵七人。这个局的监督英国人马格里受到责难后，硬着头皮跑到大沽，亲自验看试放。当第三门炮发出第三颗炮弹时，炮身炸裂了。余下的四门，就再也没人敢去放了。）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其管理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并无发言权，往往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盛宣怀曾历任几个主要洋务企业督办，他的家族势力杝就充斥于这些企业中。仅在电报局各地及分支机构中，就有他的叔父、堂侄、外甥、女婿、姻亲等30多人分任负责人。）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徇私舞弊、贪污盗窃、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企业中到处存在着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等腐败行为。）大小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

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维新变法是刚诞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干的第一件大事，它的产生首先是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政策造成的，同时也是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资产阶级有所壮大的结果。

一、戊戌维新运动

（一）维新运动的背景条件 1．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有学者统计，从18世纪70年代初到1898年，商办近代企业有250家。中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这些近代企业，主要由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投资而来。此外，在通商口岸出了一些新式的商业、手工业，或者原来的手工业企业采用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这样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新兴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而中华民族资本主义既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打击要，又受到中国的封建主义的压制与摧残，所以，新兴的民族工商业举步维艰、困难重重。民族资产阶级迫切希望中国独立富强，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顺利发展提供条件。维新派通过接受西方的政治学说，提出了变法的理论与主张，并为此进行宣传和政治活动，这首先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要求，所以，他们就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维新变法运动集中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要求，代表了这一部分人的愿望。这里要求大家注意一个问题：维新派几乎没有人投资近代企业，同工商界的联系也不是多，就个身分来说，维新派的领袖和骨干人物多数是有科学功名的士大夫或清朝的中下级官员，为什么说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呢？这主要是理论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而站在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前列的，正是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地高涨起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并在1898年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2.民族危机加深

（甲午战争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战争失败所不能比拟的。吴玉章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没有结束。甲午战败后隔了两年，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起点，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再隔两年多，又发生了八国联军的对华战争。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进攻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的先例。）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面对这种威胁，每个爱国者无法保持沉默。）所以说，维新运动作为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兴起，是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下的产物；而戊戌变法高潮的到来，是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激化的产物。

3．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强国 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变成了一个强国，而且打败了中国，日本的强国之路的成功经验成了他们效法的榜样）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并于1898年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二）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了下列行动宣传维新主张，即：

1.向皇帝上书。如康有为曾先后7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1895年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的“公车上书”。（1894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到清政府要与日本鉴订《马关条约》，自动以各省为单位，到都察院请愿公推康有为起草请愿书。康有为用一天二晚起草了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万言书，并在上面鉴字。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汉时，凡被征举的士人入京，概由官府备车接送。后来，人们都用“公车”作为入京应试的举人的尊称。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项大计，包括“富国”“养民”“教民”之法，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这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运动的开端。）

2.著书立说。如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新学伪经考》刊于1891年，这是一部利用曲折形式，否定“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宣言书。当时朝野下下，都大叫“恪守祖训”，康有为在这部著作中，采取了菳底抽薪的办法，去回击顽固派。说你们说“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从经书上来的，而经书都是假的，被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根本不是孔子的真经，而是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立“新”王朝，捏造出来的理论，是“伪经”,与孔子无涉。康有为采取这种手段，在当时对那些对经书迷信至深，甚至连头不敢摇的风气下，确实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孔子改制考》是《新学伪经考》的姊妹篇，写于1892年。康有为把孔子打扮成主张改制的教主，认为他一贯托古改制，即用古圣先王的言论，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说《诗》、《书》、《礼》、《乐》、《易》、《经》都是孔丘为了“改制”而创作出来的。本来是保守的孔子现在是一个满怀进取精神的改革家，当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但意在说明：我提出改革是符合至圣先师之道的。这两本书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梁启超说，如果把《新学伪经考》比作“思想界之一大飓风“，那《孔子改制考》便如同“火山喷发”。《变法通议》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严复在《天演论》中，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伦原理，在该书后半部分宣传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是反动的，但是当时在中国倒起了催促人们起来救亡图存析作用。）

3.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如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

4.办学会。著名的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强学会于1895年8月，在北京成立，具有维新思想的户部主事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每十天集会一次，会上讲都是国家兴亡、变法图强问题，会员各色人物都有，如张之洞、袁世凯、李鸿章、英国李提摩太等人，11月，康有为来到上海，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强学分会）；南学会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开明官吏的支持。筹议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冬，正式开会则在1898年2月21日。主要活动是讲演，由谭嗣同、陈宝箴、皮锡瑞、黄遵宪、邹代钧等轮流主讲。1898年4月12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它不仅具有群众性性质，而且具有政党性质。）

5.设学堂。重要的有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主持的长沙时务学堂等。（一方面宣传维新思想，另一方面培养维新骨干）

6.办报纸。影响最大的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时务报》是强学会办的报刊，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国闻报》，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家日报，1897年10月26日在天津创刊；《湘报》是南学会办的报刊）

维新派以各种方式宣传变法主张，制造维新舆论，培养变法骨干，组织革新力量，而重点则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上，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

（三）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反动势力开始对维新派猖獗进攻。）当时，封建守旧派和反对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洋务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维新思想发动攻击，斥之为“异端邪说”，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无父无君”的乱党，扬言要把他们千刀万剐，“处以极刑”。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一场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

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宣扬：祖宗之法，是古圣先王留下的治国之道，不可改变，否则是违背天理，中国的纲常伦理名教至善至美，不可废弃。）顽固派大学士徐桐公开咆哮：“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一书中反复强调封建的纲常伦理不可变。（《劝学篇》是张之洞于1898年3月写成，是这一时期对抗维新思想的代表作。全书宗旨，不过是重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

而维新派则根据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们提出，“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任何事物“无时不变，无事不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是滞”）只有维新变法，革除积弊，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局面，以图求存和自强。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民权实质就是君主立宪，其特点既保留君权，又要实行民权。认为：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拿“君臣之义”、“君臣之纲”来钳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对此，守旧派与洋务派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诈），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维新派则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批判。谭嗣同指出：“君，末也；民，本也。”严复甚至认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专制帝王则是“窃国者耳”。君是由民共举出来的，民既可以“共举君”，也可以“共废君”。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为实行政治制度变革提供了理论根据。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这种变革只能一步步来，“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即首先要为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新绅士争取政治地位。只有君主立宪制度才是当时中国理想的政治方案，“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是“治国之大经”。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守旧派反对西学，称之为“奇技淫巧”。洋务派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封建的政治制度、科举八股，尤其三纲五常绝对不能触动。而维新派则痛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指出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讽刺八股取士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识中外，不通古今，都是傻瓜，甚至有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入翰林时，而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严复大声疾呼：“民智者，富强之源”，“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针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口号，维新派一针见血地驳斥道：“牛体安能马用”？即体用是不可分的，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把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凑在一起，就如同要让“牛体”产生“马用”一样荒谬。（这里维新派认为，中国要实现君主立宪，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废除科学，举办学校，培养维新人才。）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论战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进一步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长期受到束缚的思想。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维新变法政治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局限性：改良派主张变法，但反对革命。改良派的变法思想主要接受了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只求渐进，反对飞跃，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提倡民权，但又认为“权生于智”，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是不配享受的，只有资产阶级和一部分绅士有资格参与政权；还认为中国“民智未开”，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实行“民主共和”.）

（四）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维新变法，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应当包括从甲午战争之后到1898年这一段时间。但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它只 1898年变法活动，特别是“百日维新”。因为这一年是旧历戊戌年，所以这一改革运动，史称“戊戌变法”。）1.维新变法的主要内容

由于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富有爱国心、想要有所作为但又无实权的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救亡图存，并从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大权。1898年6月11日，他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在此后的103天中，他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百日维新”。其内容归纳起来，包括下列数端 ：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闲散重叠机构，撤销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鼓励创办报纸，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他们享有国家供养的特权。

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与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注重农业发展，提倡西法垦殖，建立新式农场；广办邮政，修筑铁路；在上海、汉口等大城市开办商学、商报，设立商会等各类组织；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

军事方面，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练洋操，习洋枪等。

文化教育方面，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在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派人出国留学；奖励新著，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

“百日维新”中颁布的各项政令是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而制定的，旨在开放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使资产阶级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是，在光绪皇帝发布的新政诏令中，并没有采纳维新派多次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制宪法等政治主张。这些政令和措施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本质，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改良方案。

2.维新运动的失败

第一个行动，剪除光绪帝的羽翼。“明定国是”颁布第三天，迫使帝，光绪免除翁同和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赶回原籍。翁是光绪帝的老师，主张革新，这样不孤立了光绪，而且对改良派沉重打击。

第二个行动，夺回了用人大权。在免除翁同和的同一天，慈禧逼迫光绪，授新任二品以上大臣，必须到慈禧太后面前谢恩。实际上新任二品以上的大臣必须有慈禧的批准，这对光绪改良派的又以打击。

第三个行动，把军权抓在自己手中。同一天，逼迫光绪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并统帅三军，而且北京的警卫也被慈禧等人控制，这对改良派的打击是致命的。

第四个行动，发动政变。维新派经过光绪皇帝试图推行的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光绪皇帝所颁布的新政命令，由于中央和地方守旧官僚们的抵制，大多未能付诸实施。一批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守旧势力还试图对维新派进行反击和镇压。（面对顽固派的反扑，光绪和改良派感到问题的严重，一方面乞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以阻挡顽固派的政变野心，而帝国主义看到改良派已无成功的希望，不愿出面干涉。变法前，日本首相伊滕博文、英国李提摩太都曾表示支持的承诺。另一方面，想利用正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并把这个人看成是自己免灾保难，起死回生的救命星。9月18日，谭嗣同见袁时，要袁杀荣禄。袁信誓旦旦，“杀荣禄如杀狗尔”。20日，光绪再一次召见袁。但袁连夜跑到天津，把事情经过全部告诉了荣禄，荣禄星夜赶回北京。9月21日，发动政变。）经过密谋策划，守旧势力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重新“垂帘听政”，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同时下令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国外。谭嗣同则拒绝了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坦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谭嗣同等6人同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前，谭嗣同引颈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表现了为改革维新以死相拼、勇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扼杀维新变法的举措,史称“戊戌政变”。

1898年的“百日维新”如同昙花一现，只经历了103天就夭折了。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被保留下来以外，其余一切新政措施都被废除，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或同情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革职，或遭放逐。戊戌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一）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①爱国救亡是维新变法的直接原因。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康有为不厌其详地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御侮图存。（康有为一介书生，能揪起一场轩然大波，就是国为他的主张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在康有为的上书中，每一次都是先讲形势，后提出救国方针，呼吁挽救民族危亡。）光绪皇帝赞同变法，也主要是因为面临列强侵逼的巨大压力，感到不变法自强，中国就没有任何出路。②爱国救亡是维新变法的主要内容格直接目的。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例如，变法内容。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运动）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张改革君主专制制度。他们鼓吹民权并提出开议院的主张，也就是要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未能成功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其颁布的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措施也未能生效，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原因：一是这场政治运动反映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二是维新派不赞成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清王朝，要求在保留清王朝的前提下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改革；三是“改良”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梁改良道路，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阻力。）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从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破了一个缺口，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在文化领域，由于维新派的推动，“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而起，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以维新运动为起点，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打破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在教育方面，维新派主张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端。维新派不仅在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且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做了大量工作。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梁启起创立了“试办不缠足会”）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反跪拜等。其移风易俗、开启社会新风的效用不可低估。（作用：清政府更加孤立；八股地盘开始减小，许多人放弃求官得爵的仕途追求，开始关心国家命运；西学开始深入人心，出现了“举国若狂，人人竟言西学”的局面。）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历史作用是积极的，其影响是深远的。

（二）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弱点和遇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全国数以十万讲的举人、秀才绝大多数都站在守旧势力一边；掌握实力的洋务派也与改良派为敌。）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他们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军队，更不懂得应当去发动群众。（毛泽东曾这样描述：资产阶级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是个畸形儿。）这样，他们就只能把自己实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从中央到地方支持光绪帝的廖廖无几，光绪成为孤家寡人，说话无人听，做事无人帮，等待他的只能是失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怎能不失败？

维新派本身的弱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只是幻想依靠光绪皇帝“以君权雷厉风行”，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让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政权，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光绪帝的变法应该肯定，但他的目标与维新派仍是有别的。维新派提出的设立议院、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百日维新并没有这些主张。）在变法步骤上，他们主张渐变、缓变。在经济上，他们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上，他们虽然提倡学习西学，却仍要抬出封建思想的权威孔子的旗帜，借古代圣贤之名“托古改制”（在学术上缺乏依据，也反映出维新派在思想文化上的局限性。）。

其次，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列宁说：“幻想是弱者的命运”。改良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代表，既恨帝国主义，又想依靠帝国主义。）他们虽然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认为是学西方模式进行改革，必然会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维新派尖锐地揭露了沙俄侵华的事实，却幻想依靠与英、日结成同盟来抵抗沙俄。康有为甚至建议聘请日本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来中国任维新的总顾问。英、日帝国主义虽然表面上同情维新派，但实质上只是为了乘机扩大在华侵略势力，并寻找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也是为了与沙俄进行争夺。因此，在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分别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持，结果都落了空。

再次，害怕人民群众。（维新派本身多数人也还兼有地主、官僚、士绅的身份发，同工农群众是天然隔膜的。）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害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康有为在每次上书中，都反复提醒光绪皇帝不要忘记人民反抗的危险，（要注意防止陈胜、吴广及太平天国这类民众造反。）强调“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如果不实行变法，将有可能再现“金田之役”，使皇帝及其大臣们“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因为没有人民力量作为后盾，所以当他们得悉守旧派要发动军事政变时，只得打算依靠掌有兵权的袁世凯，结果反被袁世凯出卖。而一旦守旧派操刀反击，维新派也就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谭嗣同慷慨就义前的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正反映了这一点。“回天之力”存在于亿万民众之中，这是维新派的志士们所没有认识到的。

戊戌维新作为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竟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戊戌维新的失败再次暴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顽固，“戊戌六君子”流血的教训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一步发展起来。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封建帝制的终结

前面我们讲了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探索，结果都失败了，下面我们继续看看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否找到一条拯救中国的道路呢？1911年，在我国发生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谓革命，就是在政党的领导下，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代之而起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辛亥革命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在三民主义学说指导下，以推翻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因而辛亥革命既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和高潮。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评价辛亥革命时有过一段重要的论述，他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的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本章主要把握：1.辛亥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及进步性；2.把握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3.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4.辛亥革命失败极教训。

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一）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1.民族危机加深

（1）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它们在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以后，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大量高息贷款，而铁路、矿产的利权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投资铁路，不仅包括修路权，而且还包括对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甚至还囊括对铁路沿线的矿产开采权。在修路过程中，还千方百计地扩大权益。如俄在修东北铁路时，以枕木需要木料为由，取得了24.5平方公里的森林采伐权。日本《朝日新闻》曾说：“铁路所布，即权利所及。及其他之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之权；有一切权，则凡其他官吏，皆我颐之妈，其地之民，皆我刀俎之肉。”所以，铁路不仅是帝国主义对华输出“过剩资本”、榨取巨额利润的极好途径，而且是它们伸展势力范围，扩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重要途径。）

（2）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在中国的争夺。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竟然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经过一年多的厮杀，日本战胜俄国，俄国将所攫得的中国东北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邻邦朝鲜以中国为主要战场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长期以来，日俄各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强烈的领土野心，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割让辽东半岛,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由其控制。沙俄看到日本在亚洲大陆积极扩张势力，于己不利，于是纠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日本被迫屈服，引为奇耻大辱，决意扩军备战，伺机报复。俄国随后引诱清政府订立密约，取得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的权利，接着又强租旅顺、大连。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沙俄乘机出兵占领东北全境，企图据为己有，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世界舆论的指责。日本借机与英国订立反俄军事同盟，要求俄国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占领军，双方谈判没有结果。日本便依仗英国的军事支持和英美等国的经济援助，于1904年2月8日派遣海军偷袭停泊在旅顺港外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并击沉在朝鲜仁川的俄国军舰。日俄两国遂于2月10日同时宣战。清政府不顾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将辽河以东划为战场，自守“局外中立”。战争结果，日本战胜俄国，双方订立《朴茨茅斯条约》，俄将我国旅顺、大连租借地及相关权益转让给日本，沙俄势力退出东三省。）乘日、俄相斗之机，1903-1904年，英国派兵侵入中国西藏地区，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试图把西藏变成英国的势力范围，遭到人民的反对，英国割西藏的阴谋没得逞。）德国则企图将势力延伸到原属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2.人民的反抗，社会矛盾尖锐化。为了对外支付巨额赔款等，10多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开支激增4倍之多。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各种旧税一次又一次追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从中中饱私囊，致使民怨沸腾。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了。正是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从1902年至1911年间，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其中包括各阶层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农民、手工业者的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等。（规模较大的有1906-1910年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爆发了农民的抢米风潮。）同时，还发生了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1903年盘踞东北沙俄拒不按期撤退，上海、北京、武昌学生罢课，留日学生组成“拒俄义勇队”；1903年春，广西发生了会党起义，清朝军队镇压无效。广西巡抚王之春打算向法国借款借兵来“平乱”。消息传出，留日学生首先起来反对；1905年，全国各地针对美国虐待华工条款事件，爆发了“不定、不买、不卖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从1903年开始，中国人民掀起了一场收回被帝国主义控制的路矿利权的运动。1905年，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从美国资本家手中收回粤汉铁路主权。保路运动，1911年“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国有，实际上把全国商办的钱收为国有，而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这样就招致了湖南、湖北、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为线。）在一些运动中，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

这些情况说明，随着晚清政局的演变，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二）清末“新政”及其破产，导致清政府政治危机 1．清末“新政”的推行

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特别是1905年，日俄战争，俄败，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趁机以“俄以专制败，日以立宪胜”为由，提出立宪要求，以便能参加国家政权。）清王朝为了取得帝国主义扶植，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并欺骗人民，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颁布新的学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

新政的内容大部分只是延续了洋务派和维新运动时的做法和主张，很多人认为“新政不新”。（说明）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不得不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这个大纳一面给人民言论、自由等权利，但又以借口“预备立宪”为名，在九年内不预实行；另一方面仍保留君主专制特权，皇帝永远世袭，皇权不可侵犯。）

2．清末“新政”的破产（骗局）

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正如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1905年12月11日，被清廷委派出洋考察西方政治的镇国公载泽、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锋，离京启程前往日本、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另2位出洋考察大臣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已于12月2日启程，前往美国、德国和奥地利考察。五大臣出国的路线是由德国驻华公使代拟和安排的。）这正是清政府立宪的指导原则（从大纲内容也可以看出欺骗性）。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不断借改革之名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裁撤军机处，改设内阁，任庆亲王亦劻为内阁总理大臣）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相隔一天先后死去，不及3岁的溥仪继位，由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亲任海陆军大元帅，并力图收回地方总督、巡抚的军权和财权。以袁世凯“足疾”为名，开去袁世凯本兼各职，回河南老家“养病”。）（清政府“预备立宪”既没有起到笼络人心，软化资产阶级上层的作用，也没有达到维持封建统治的目的，其丑恶表演，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极端腐朽反动，促进了各阶级的群众的觉醒。同时加剧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速了它走向消灭的步伐。）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一点，连有的在华外国人也已经觉察。1911年5月，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信中写道：“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发展的原因：一是甲午战争失败以柏，民族意识觉醒和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直接推动了设厂热潮的到来；二是这一时期清政府调整了经济政策，允许和奖励民间设厂。）据统计，1895年至1911年间，新设立的民族资本厂矿达416家，资本额超过8000万元。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个群体的出现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兴办学堂，1904年，清政府进行了学制改革，建立了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学堂的新学制体系。到1911年，全国兴办的各尖学堂52500所；二是奖励留学。从1898年始，湖北、江苏、浙江、直隶等省派学生到日本学习，有六七十人。1903年达1300人，1905到906年达8000人。到辛亥革命前夜，全国已有2万上下的留学生和200万左右的新式学堂的学生。这些人身上有许多特出优点：了解世界大势和中国所处的地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西方教育，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中国留日学生最多时达近万人。有些人还远渡重洋，赴欧美留学。他们在国外更多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思想，而且对世界大势与国内民族危机有了更敏锐的认识。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如何认识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主要是通过不同的信念和趋向，反映某个阶级、阶层和利益和意愿，用自己的知识为这个阶级、阶层服务。从这个角度来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纲领、思想，以及他们的社会实践都代表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是与孙中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在1866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14岁的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当时他的长兄孙眉为该地华侨资本家，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激起了孙中山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他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联络有志之士，准备创立革命团体。孙中山并非天生的革命家，在成为革命派之前，对封建统治者抱有幻想。1894年，孙中山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提出了改革的主张。）

（一）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尝试采取和平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与进步。1894年，孙中山本人就写过《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治国方略，并北上天津，希望能将上书递交李鸿章，但被拒绝。（这实际上是孙中山的治国主张：也就是要改良教育制度、选拔人才；发展农业生产力，改良耕作方法，提倡农业科学；采用机器生产；振兴交通运输事业，扩大国内商品市场。孙中山把这几条称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6月到天津投书。当时中日战争正在进行，李得到孙的上书冷冷地回答了一句：“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拒绝接见孙中山。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洋务运动中曾经寄于厚望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给孙中山上了生动的一课，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清政府的不可救药，始走上革命道路。可见革命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愿望，不取决于任何人的爱好与否，它的发生与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根本上说，近代中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者逼出来的，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斗争及其尖锐化的结果）这对孙中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后来谈到，自己原本也赞成“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的，但经过现实的教育，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1894年，他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筹划发动反清起义。（这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总部设在香港。最初入会有20人，后发展到126人，其中大部分是华侨资产阶级商人。它的成立，标志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诞生。）1904年，他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二）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斥光绪皇帝为“载小丑，未辨菽麦”，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全文8000余字，文章旁征博引，笔锋犀利，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他说革命不只是破坏，也是建设：“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邹容出版了《革命军》，（被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是在他18岁时写成的。全书两万字，分为七章。“我中国今日欲脱离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阐述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出版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文章通俗易懂，影响很大。1905年为反抗日本取缔留学生的斗争，投海自杀。）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次第成立。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10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是黄兴、陈天华等人于1904年在湖南长沙成立的，由黄兴任会长。其宗旨“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科学补习所（于1904年在湖北武昌成立，领导人是张难先、刘静庵等人，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光复会（于1904年成立于上海，会长为蔡元培，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岳王会（于1905年在安徽芜湖成立，陈独秀为会长。）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这些组织一般规模不大，处于秘密状态，还没有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活动范围也有限，但有共同目标，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都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组织。这样需要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革命。）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同盟会采取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机构，分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

第四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导言讲稿

●导 言

新课导入：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一门新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学习一门新课，一般我们要弄清楚这几个问题：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

一、为什么要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历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可以从多个角度回答的问题。比如可以从本身含义解释，1.过去的事2.对过去的事的了解和记载(文字、图象、语言、遗物、现实生活中历史的东西）3.对过去的事的认识。可以从我们个人来讲，个人也有历史，以前讲这个人历史清不清白，我们家庭或家族也有历史，现在很流行修家谱，这个家谱就是对家庭的历史了解和记载。还可以从历史的功能去讲，有很多关于历史的名言警句：战国策中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西汉刘向《战国策》）；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说到：“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英国哲学家培根“读史使人明智”。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历史可以让我们了解过去、认识现在、把握未来。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更多的从这个历史的功能来讲，不是就史论史，而是通过学习帮助大家了解我国的国情和国史，理解历史和人民的四个“选择”。钱穆在的《国史大纲》前言中说：国民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并且对本国历史存有温情和敬意，这样国家才有希望。何雄飞在《一半是冰山，一半是火焰》中说：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学什么？

首先我们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具体指的是哪一段历史？指的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一直到现在，包括了170多年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变化与发展、演进与更新的历史。

这么长一段历史我们显然不需要面面俱到，要把握重点学。重点学什么呢？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一个主题：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曾经创造了独步世界的农耕文明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曾是雄踞东方的强大国家。然而，当世界历史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以后，中国便开始落伍了。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使中国由一个封建大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那以后，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就成为中

华民族奋斗的最大目标。

2.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者的关系：前者要通过革命才能实现，后者要通过现代化，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前一任务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条件，二者共同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

2020年达到全面小康，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伟大复兴。在建国100年，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全面小康的表现是什么？

（1）人均GDP3000美元（根本标志）；（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4）恩格尔系数低于40%（5）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6）城镇化率达到50%（7）居民计算机普及率20%；（8）大学入学率20%（9）每千人医生2.8人；（10）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

3.三个历史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救亡图存)；1919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走向解放)；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奔向富强)。★伴随着三个历史阶段，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标志性的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一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高潮的辛亥革命，它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其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

从这三次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胜利，才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4.四条主线

一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以及步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进程。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两半社会的进程，也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一步地加深的过程。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用血与火谱写的、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史。

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求强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一主线的展开中，要着重考察和比较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力量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选择。近代以来，通过国家的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的梦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化的正确道路，才使中国的现代化由梦想开始变为现 2

实。

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和实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和艰难探索。这一条主线的展开，着重围绕近代以来，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民主政治模式的比较。戊戌变法维新派选择了日本模式，辛亥革命选择的是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之后各种民主政治模式被讨论和实验，比如省自治、联省自治、联邦制、邦联制、好人政府、制宪政府等等（邦联是国家的联合，比如欧盟、东盟；联邦是联合的国家，比如美国、德国、印度；好人政府是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成立政府，以改变政府的腐败现象，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民主政治的选择要和国情相适应，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四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找真理、选择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发展的历史进程。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成为中国革命新的理论武器和指导思想。

●

三、怎么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首先我们掌握特点：

1)该课程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而非纯粹的历史课；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全国高校和军队院校各个专

业的本科生的必修课程。这门课程虽然讲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但目的是进行政治教育。

2)以时间为纬，以各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为经织成“纲”；

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不能管中窥豹，不能碎片化，要有总体的认识，大历史

观，特别是对一些历史事件，不能单纯就事论事，要横向联系，纵向比较。

3)重在分析、理解问题而轻描述。

小学我们讲的是历史故事，中学说的是历史事件，大学是从宏观上讲的大历史, 我们不是重复以往的学习，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树立唯物史观，提高辨别历史是非，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我们要掌握知识

1)涉及到的时间、地点、事件、人物等要素；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不是说让你单纯去背时间、地点、人物，这个没必要。

但是对一些基本史实至少要清楚，不能张冠李戴。

2)从历史实践分析得来的理性结论。

中国近现代史很复杂，很多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评价不一，众说纷纭，但是

从历史实践分析得来的理性结论，这个结论性的东西是要我们掌握的，比如文革的性质等等，这些党已作出结论的。

最后我们要掌握方法（四个结合）

★1.把学习历史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

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我们要在读懂弄通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把握。同时，要自觉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真正理清历史发展的逻辑，领会历史蕴涵的真谛。

★2.把了解历史与评价历史结合起来，重在评价历史

评价历史要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去学习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要真正理解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理论体系本身，避免简单化、片面化和绝对化，坚决排除历史虚无主义错误历史观的侵蚀影响，坚决抵制在重大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思潮的影响。如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论；社会主义失败论；殖民有功论。

★3.把了解历史和总结历史的经验结合起来，重在总结历史经验。★4.把了解历史与认识现实结合起来，重在认识现实

历史既是昨天的纪录，又是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依据和向导。学习历史必须注重以史为鉴，学以致用。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今天发生的事情、取得的成绩、发生的问题都能在昨天找到答案。★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可见，讲历史是为了认识现实。★胡主席也曾经讲过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还有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希望大家多读书，读好书，下面一段话与大家共勉。

读书的收获有两种。一是通过读书知道了自己原来不知道而且也没有的东西，这样收获到的东西叫知识。二是通过读书知道了自己原来已经有但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自己感悟到的，但好像一直沉睡着，现在被唤醒了，激活了，并且因此获得理论生长、开花、结果的机会。这样收获到的东西，我称之为智慧。

——当代著名哲学家、作家 周国平

●上 编 综 述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80年间，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凭借坚船利炮耀武扬威地叩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大量权益，同时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使中华民族一步一步地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封建主义势力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剥削与压迫，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极端贫困。

★那么请学员们思考：

1．强大的封建王朝为什么会由盛转衰？

2.列强的侵略到底是是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是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

（一）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

中华文明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在经济、政治、哲学、科技、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内，创造了许多领先于世界并影响其他国家的重要成就，并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了许多民族英雄和农民起义领袖。

课堂互动，请同学们列举：

文学方面：《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艺术和建筑方面：敦煌莫高窟、兵马俑、万里长城、兵马俑、大运河★（视频）科技方面：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认为，在公元3世纪至13世纪之间，中国保持了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遍及科技领域的各个分支，每一个领域几乎都有着惊人的成就。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起源中心之一，是最早利用蚕丝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唯一生产丝织品的国家；中国以瓷器的祖国而著称于世；中国最迟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已经发明了铸铁冶炼技术，商代青铜器司母戊鼎，在世界青铜史上独一无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北宋时开封就有“猛火油作”炼制石油，美国在1859年才凿成第一口石油井；在天文方面，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最早的记载，到1682年哈雷发现这颗彗星的周期时，中国已有28次准确的纪录。（观测机构：钦天监）；数学方面，圆周率，祖冲之确定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这项成果领先于世界同期各国；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四大发明对推动世界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四大发明传到欧洲后，成为推动欧洲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资料：《统计表》）

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及其作用 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时间比欧洲早800余年，延续时间至少有2300年以上。中国 5

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与其特殊结构有关。综合看来，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有四方面的特点：

1.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地主经济为统治力量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属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类型，农业与手工业在自然家庭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所谓“男耕女织”。其优点在于结构简单、自然，极易构建与延续。其缺陷是个体家庭孤立、分散，以自给自足为目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产规模，通常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这种自然经济结构主要是由土地占有形态决定的。地主和自耕农占有的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占有形态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土地是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象征，它不断吸引着社会游动资本，于是土地兼并和集中就必然会发生，它规定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缓和，导引着社会的治乱交替。

2.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体系

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处于顶端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他借助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官僚机构统治社会全体成员。这个权利结构有效地把分散、孤立的小农在政治上连为一体，并使中国很早就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它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地域、民族，甚至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使全国范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大规模的工程得以较顺利地进行，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有利条件。

但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政治体系，是凭借着小农经济一片散沙状态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因此它必然要极力使整个社会继续处于散漫和民众主权意识的严重缺乏状态，这又反过来从政治权利方面限制了中国文明的发展。

3.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结构

宗法原则是封建社会政治的组织与操作的基本原则，它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过程，成为封建政治的亚结构。

宗法制度以血缘亲疏为原则，通过繁复的伦理关系，把孤立、分散的小农聚结成一个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群体（如家族、宗族等），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其成员的活动，对小农经济的发展、繁荣及社会次序的稳定，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宗法制度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的社会地位建立在血缘身份的基础上，而不是个人能力的强弱上，人成为家族的驯服工具和血缘规则的奴隶，个体发展被严重压抑；另一方面，它把多层次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加以绝对化、合法化，使尊君卑臣、尊父卑子、尊嫡卑庶、尊男卑女等观念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深处，并成为他们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时所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

4.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道、法等其他学说而形成的旧式农业文化。

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它是在前述三个特点的基础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其他多种学说，特别是道家、法家学说而形成的，它包含以下几种主要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a.崇古敬老的认知价值取向。b.重农轻商的经济价值取向。

c.崇拜皇权和追求权力的政治价值取向。d.以“仁”和“礼”为中心的道德价值取向。e.内圣外王的人生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思维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庸之道（即讲求平衡、和谐、调和）。

中国封建社会四大特点的综合作用，曾使中国古文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雄踞世界文明的高峰。当整个世界由古代向近代迈进之时，这些特点中既蕴藏着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潜力，又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阻力；成为旨在使中国实现近代化的社会革命的主要历史基础和沉重的历史负荷

中国的强盛和繁荣曾使外国人惊叹不已，但是从17世纪中叶起中国却逐渐失去了先进地位，落在了后面。为什么会这样呢？

强大的清王朝 当然，清朝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衰落了，★在清朝统治的268年间，自康熙(1661—1721)经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的130多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

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

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和任何历史时期。★据统计，到乾隆终年1799年，全国耕地面积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数量从1700年前后的1.5亿增加到1794年的约3.13亿，占世界人口的1/3.从手工业来看，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迅速增多。手工劳动的分工进一步精细，如江苏吴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照产品种类，分成蓝坊、红坊、漂色坊、杂色坊。

市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育。粮食、布匹、棉花、丝、绸缎、茶、盐成为主要商品，其流通值为白银3.5亿两，如果加上烟酒糖油煤铁瓷器木材，则不少于白银4.5亿两。

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其中茶叶出口占第一位。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从中国购买茶叶价值达白银400万两。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主要商品（毛织品、金属、棉花）的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运出的茶叶的总值。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国商人必须运送大量白银到中国。康熙年间，清朝征收的关税正额为白银4.3万两，实际上关税收入大大超过“正额”，乾隆末年，每年“盈余”（即超额部分）已达白银85万两。为了平衡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把大量鸦片运 7

进中国，并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

中国的城市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全世界共有10个拥有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其中中国就有6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

★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在该书“中国”条目中，盛赞“中华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但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限制工商业：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所以，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

★2．蔑视科学技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洲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谗言，将戴充军关外。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康熙帝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加以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3．闭关锁国、拒绝交流：这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 8

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对外交往的排斥态度。当西方竭力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之际，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线的不宁而焦躁不安。对于远道涉洋而来的西方国家，莫不以“夷狄”视之，把构筑一道坚实而绵密的藩篱，将最危险的西洋人隔绝于国门之外视为基本国策。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打道回国。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100多年，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这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4．加强集权：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纲绳，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巅峰。这种体制避免了历代王朝经常发生的宰相、外戚、宦官擅权和武将跋扈、文官植党以及士人非政的现象，但更加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

★5．禁锢思想：同政治体制相适应，在文化上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

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极端的闭关，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

科学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明朝之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当时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约175项，占57％以上。总体上说，到明中晚期，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介绍到中国。关于清王朝的衰落，推荐大家看北大历史系教授茅海建写的《天朝的崩溃》。●

（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当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资产阶级革命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科学革命 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盛的动力。

★工业革命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引领着世界的发展。这个只占世界人口2%的岛国生产的工业品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5%，并占有世界商船舰队数量的1/3，拥有世界出口额的1/4和进口总额的1/3。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2。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殖民扩张空前加剧，中国邻国多被殖民者抢占，缓冲地在减少所以，中国就成为了关注对象。因此，鸦片战争瞄上了中国。

推荐《大国崛起》英国【第一个把我们国门打开的国家】、日本【我们是它的第一个老师，西方是它的第二个老师，结果它把我们打败了】、美国【当前最发达的国家】。

第五篇：中国近现代史复习资料第六章历史

第六讲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一、单项选择题

1．（）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A．九一八事变B.华北事变C.卢沟桥事变D.一 • 二八事变

2.抗战时期，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是（）。

A.淞沪会战B.豫湘桂战役C.南昌战役D.武汉会战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的时间是（）。

A.1932年4月15日B.1935年8月1日C.1935年12月9日D.1937年7月8日

4.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举行，中国解放区代表（）出席了会议。

A.董必武B.林伯渠C.周恩来D.王若飞

5.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

A.《停战议和一致抗日》B.《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C.《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D.《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6.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是指（）。

A.1935年华北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

B.1935年华北事变到1940年百团大战

C.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

D.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40年百团大战

7.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最高将领是（）。

A.佟麟阁B.赵登禹C.张自忠D.左权

8.（）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A.台儿庄战役B.平型关大捷C.百团大战D.忻口会战

9.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土地政策是（）。

A.没收地主土地B.保存富农经济C.减租减息D.没收一切土地

10.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任务的会议是（A.中共二大B.遵义会议C.中共六届六中全会D.中共七大

11.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反侵略完全胜利的战争是（）。

A.中法战争B.甲午中日战争C.中国人民抗日战争D．抗美援朝战争

12.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的政策是（）。

A.大陆政策B.中立政策C.均衡政策D.门户开放政策

13.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

A.《对华政策纲领》B.《反共产国际协定》

C.《昭和十二对华作战计划》D.《大陆政策》

14.日本开始实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事件是（）。

A.“九一八”事变B．华北事变C.皇姑屯事变D.卢沟桥事变

15.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的借口是（）。

A.诬蔑中国军队炸毁柳条湖铁路一段B.士兵失踪

C.大山事件D.保护侨民

16.日本制造的策动华北五省二市“防共自治”运动的事变是（）。

A.“九一八”事变B．华北事变C.皇姑屯事变D.卢沟桥事变

17.标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人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的事件是（）。

A.“九一八”事变B.华北事变C.卢沟桥事变D.淞沪抗战

18.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标志是（）。

A.“九一八”事变B．华北事变C.皇姑屯事变D.卢沟桥事变

19.1932年日本在东北地区扶植的傀儡政权是（）。

A.中华民国临时政府B.伪“满洲国”C.中华民国维新政府D.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20.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的抗日队伍是（）。）

A.东北抗日义勇军B.第十九路军C.东北抗日联军D.察哈尔抗日同盟军、21.被国民党杀害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指挥是（）。

A.冯玉样B.杨靖宇C.吉鸿昌D.蔡廷揩

22.1934年4月，由共产党提出、宋庆龄等签名发表的号召中国人民自己起来武装驱逐日本侵略者的是（）。

A.《论持久战》B.《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C.《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D.《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23.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的是（）。

A.十九路军抗战B.卢沟桥抗战C.华北事变D.一二九运动

24.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

A.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B.抗日义勇军C.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D.抗日同盟军

25.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是（）。

A.朱德、彭德怀B.林彪、聂荣臻C.叶挺、项英D.毛泽东、朱德

26.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后，任新四军正副军长的是（）。

A.朱德、彭德怀B.林彪、聂荣臻C.叶挺、项英D.毛泽东、朱德

27.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的标志之一是（）。

A.红军主力和南方游击队接受改编B.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C.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D.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8.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是（）。

A.台儿庄战役B.淞沪会战C.平型关战役D.豫湘桂战役

29.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的国民党将领是（）。

A.佟麟阁B.张自忠C.赵登禹D.戴安澜

30.在入缅作战中为国牺牲的国民党将领是（）。

A.佟麟阁B.张自忠C.赵登禹D.戴安澜

31.1942年初成立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是（）。

A.蒋介石B.毛泽东C.朱德D.史迪威

32.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大溃败的战役是（）。

A.长沙会战B.豫湘桂战役C.淞沪会战D.武汉会战

33.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关于抗日的基本主张的会议是（）。

A.瓦窑堡会议B.中共七大C.洛川会议D.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34.体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以及人民战争路线的彻底的抗日纲领的是（）。

A.《抗战建国纲领》B.《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C.《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D.《论持久战》

35.抗战以来，国民党取得第一次重大胜利的战役是（）。

A.平型关战役B.淞沪会战C.台儿庄战役D.武汉会战

36.1940年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大规模破袭进攻战是（）。

A.百团大战B.平型关战役C.阳明堡战役D.忻口会战

37.太原失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最先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

A.陕甘宁B.晋绥C.晋察冀D.山东

38.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实质是（）。

A.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以取得抗战的胜利B.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

C.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D.独自抗击日本侵略者

39.为了度过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采取实施的李鼎铭的建议是（）。

A.“三三制”原则B.大生产运动C.精兵简政D.减租减息

40.中国共产党内反复出现“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是（）。

A.经验主义B.宗派主义C.教条主义D.主观主义

41.1945年，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的会议是（）。

A.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B.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C.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D.中共洛川会议

42.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是在（）。

A.德黑兰会议B.雅尔塔会议C.波茨坦会议D.联合国制宪会议

43．中国东北全境沦陷为日本殖民地的时间是（）。

A.1932年2月B.1931年10月C.1937年7月D.1935年6月44．1936年11月，日本同德国签订（），欧亚两个法西斯国家打着“反共”的旗号结成了反动同盟。

A.《对华政策纲领》B.《反共产国际协定》C.《昭和十二对华作战计划》D.《大陆政策》

45．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当时日本军队炮轰宛平城的借口是（）。

A.诬蔑中国军队炸毁柳条湖铁路一段B.士兵失踪C.大山事件D.保护侨民

46．“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比较，共同点是（）。

①由中国共产党领导②背景是面临民族危机

③以青年学生为先锋④始于北京后扩大到全国

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

47．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A.都有共同的政治纲领B.均采取党内合作方式

C.都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D.皆有各阶层广泛参加

48．1938年12月，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投降日本。

A.汪精卫B.胡汉民C.陈诚D.李宗仁

49．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其主要内容是（）。

A.政府与军队共同努力作战B.在一切日本占领区都进行抵抗

C.海外华侨也要参加抗战D.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进行人民战争

50．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A.冯玉祥B.汪精卫C.孙中山D.李大钊

51．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人民在华北给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的一次军事行动是（）。

A.百团大战B.平型关战役C.凇沪会战D.台儿庄战役

52．皖南事变发生于（）。

A.第一次反共高潮B.第二次反共高潮C.第三次反共高潮D.第四次反共高潮

53．下列关于皖南事变的表述，正确的是（）。

①它是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行为②英美支持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

③中国共产党坚决回击顽固派的进攻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完全破裂

A.①②③B.②③C.①③D.①③④

54．下列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表述，不准确的是（）。

A.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B.实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C.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D.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55．下列文献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是（）。

A.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B.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

C.中共“八七”会议的决议D.中共遵义会议的决议

56．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政权民主建设主要体现为（）。

A．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B．实行“三三制原则”

C．开展整风运动D．推行精兵简政政策

57．下列关于抗战胜利的意义评述不恰当的是（）。

A．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外来侵略的完全胜利B．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

C．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D．结束了半殖民地的历史

58．最早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援助的国家是（）。

A．苏联B．美国C．德国D．印度

59．抗战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美国志愿队名称是（）。

A．洋枪队B．飞虎队C．爱国救亡队D．国际主义精神队

60．为中国抗战牺牲的国际友人诺尔曼白求恩是（）。

A．美国人B．印度人C．加拿大人D．日本人

61.1936年2月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的抗日武装陆续改建为（）。

A．东北抗日联军B．东北人民革命军C．抗日义勇军D．东北抗日先锋队

62.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口号，第一次公开把蒋介石作为联合的对象。

A．“逼蒋抗日”B．“反蒋抗日”C．“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D．“联蒋抗日”

63.在国民党（）文件上第一次写上了“抗日”的字样。

A．五届一中全会B．五届二中全会C．五届三中全会D．六届二中全会

64.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派出（）等到西安参加和平谈判。

A．朱德B．毛泽东C．邓小平D．周恩来

65.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参谋长。

A．朱德B．左权C．叶剑英D．任弼时

66.在淞沪会战中，（）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据守四行仓库，被上海市民誉为“八百壮士”。

A．蔡廷锴B．谢晋元C．张自忠D．赵登禹

67.1938年6月，（）成立，它虽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但还是为各党派、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发表政见的讲坛。

A．国民参政会B．国民大会C．政治协商会议D．抗战建国论坛

68.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A．瓦窑堡会议B．洛川会议C．西柏坡会议D．延安会议

二、多项选择题

1.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后，开始实施的对华策略是（）。

A.以华治华B.以战养战C.速战速决D.持久战

2.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如果国民党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包括（）。

A.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B.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C.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D.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3.1937年 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的师包括（）。

A.第一一五师B.第一二Ｏ师C.第一二九师D.第一六八师

4.中国共产党提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是（）。

A.发展进步势力B.争取中间势力C.孤立顽固势力D.坚持独立自主

5.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各占1/3。

A.共产党员B.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C.国民党员D.中间派

6.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是（）。

A.土地革命B.统一战线C.武装斗争D.党的建设

7.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组织了（）等一系列大战役。

A.淞沪会战B.徐州会战C.长沙会战D.武汉会战

8.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势力包括（）。

A.民族资产阶级B.开明绅士C.城市小资产阶级D.地方实力派

9.关于1927年“东方会议”表述正确的有（）。

A．由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B.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

C.提出满蒙与日本利益相关D.日本可以采取断然措施维护在满蒙利益

10.1938年10月后日本侵华政策的调整是（）。

A.实施“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策略B.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C.在占领区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发展汉奸组织D.逐渐加强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扫荡”

11.1933年11月，在福州举行抗日反蒋事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是（）。

A.蔡廷锴B.蒋光鼐C.李济深D.陈枢铭

12.关于《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的表述正确的有（）。

A.中国共产党面临新形势提出的新政策

B.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C.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

D.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3.以下对瓦窑堡会议的表述正确的有（）。

A.提出了在抗日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B.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倾向

C.为迎接全国抗日新高潮的到来做了理论和政治上的准备

D.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14.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在国民党定五项要求为国策的前提下实行的保证是（）。

A.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

B.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黔

C.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D.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5.在北平南苑战斗中，阵亡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将领是（）。

A佟麟阁B.张自忠C.赵登禹D.戴安澜．

16.在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抗战态度趋向消极体现在（）。

A.实行保守的收缩战略以便保存实力

B.打击限制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

C.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

D.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

17.中国战区成立的背景是（）。

A.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B.美英等国对日宣战

C.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D.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

18．关于中国远征军的表述正确的有（）。

A.1942年由国民政府组成人缅甸作战的军队B.在东吁保卫战中歼灭日军5000多人

C.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缅北殉国D.1942年4月，解救出被日军围困的英军7000多人

19.敌后战场为国捐躯的八路军、新四军高级将领有（）。

A.左权B.张自忠C.赵尚志D.彭雪枫

20.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高潮有（）。

A.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B.阎锡山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和八路军

C.皖南事变D.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21.中国共产党主张要实行全面抗战必须要做到（）。

A.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B.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C.必须改革政治机构给人民以充分的民主权利D.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

22.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为此要采取的措施有（）。

A.党必须保存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B.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努力发展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

C.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D.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23.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的重要会战有（）。

A.淞沪会战B.忻口会战C.徐州会战D.武汉会战

24.抗战初期，八路军刚开赴前线时，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行动包括（）。

A.115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B.120师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日军

C.129师以一营兵力夜袭阳明堡机场D.八路军主力发起百团大战

25.在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他们包括（）。

A.左权B．赵尚志C.彭雪枫D.戴安澜

26.关于大生产运动的表述正确的有（）。

A.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B.首先在陕甘宁边区进行

C.口号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D.三五九旅改造南泥湾

27.各地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效果是（）。

A.克服了经济困难B.团结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爱国人士的抗战

C.解决了部队的粮饷D.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28.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是收回了（）。

A.琉球B.澎湖列岛C.台湾D.南京

29.关于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事件有（）。

A.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B.9月2日，日本方面的代表在美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

C.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

D.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